父亲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五月初四,属牛。按传统说法,这个周日是他的六十二寿辰。父亲爱读书,就将这篇粗糙的小文章献给我的父亲——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
我的祖父是远近闻名的灵透人,虽然家里穷,没读过书,单凭记忆,竟能说整本的《三国》,打得一手好算盘,长得又帅,(我见过祖父年轻时的照片,土布衣裳裹不住的英气,像张丰毅。小时候看《骆驼祥子》,我们姊妹曾叽叽喳喳的议论过多少回:张丰毅怎么那么像我的爸爸?)媒人给说了一位城里小姐,有丰厚的妆奁。可惜这位小姐是抽鸦片的,祖父实在养不起她,就好说好散了。我感觉这位祖母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她把嫁妆留给祖父,幸存到七十年代的茶碗还是被我砸掉的。
我祖母嫁给祖父时也很风光,那时小城已经解放,祖母跟着祖父住在县政府里,当“官太太”。父亲出生应该给年过不惑的祖父带来莫大的欢喜:一个漂亮、聪明的独生儿子。爱书却不能阅读的祖父在这个儿子身上寄托了许多希望,也收获了许多欢乐。
欢乐总是短暂的。六零年自然灾害,国家号召干部还乡生产,祖父带头回到家乡,积劳成疾,病饿而终,撇下虚岁十二的父亲,十四的姑姑,三十出头的祖母。家里没有壮劳力,父亲没有选择,只能辍学。没有叔伯,孤儿寡母,在农村备受欺凌。父亲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从一个耽于幻想的文弱书生,变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拉帮结伙,打架不要命的愣头青(父亲是著名的又横又愣,那只是在外人面前,浑身长刺儿的动物往往是弱小的,它的刺是为保护自己而生的,不是为扎人。在家里,我从没听见过父亲说粗话,父亲也没动手打过母亲和我们姊妹)。我能想象得到这个过程中父亲心里的苦,也许他会在午夜梦回时哭湿了枕头,但白天他还要给自己柔软的心裹上铠甲,继续人生的战斗。
十七八岁,到了说媳妇的时候,父亲还和祖母、姑姑住在两间矮小狭窄的土窝窝里。我想父亲准是在心里发过誓:要以最好的条件,娶最好的姑娘。虽然父亲从没有说过。父亲开始在出工之余,用一辆独轮车推土,垫一个大坑,他要在这个大坑上建一所宽敞的新房!我不能想象,这座高出公路两三米的将近三百平方米的宅院是父亲多少个晨昏,多少滴汗水一寸一寸,一分一分堆积起来的。
宅子有了,父亲开始脱坯(这是一种退出历史舞台的活计:赤日炎炎的早晨,和熟一大堆掺了麦秸稻草的泥,选一块平整的场地,用长约半米,宽一尺,高十几公分的木框作模子,一大铁锨熟泥“啪”的一声甩进坯模子,两手一抹,模子轻轻抽掉,一个土坯就脱出来了)。父亲赤着脚,赤着背,背已经晒得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汗水顺着脊梁沟流下去,溻湿了破旧的短裤。太阳吸走土坯的水汽,炎热让人高兴,父亲将半干的土坯竖起来,加速它们干燥的过程。等它们干透了,就是父亲新房的一部分了。可是天公也有不作美的时候,一场暴雨,往往使父亲多少个中午的劳动付之流水,真正是付之流水啊!
自己用苇子编笆,自己和泥砌墙,上梁的事一个人干不了,他高高兴兴请人上梁,放鞭炮,我想,父亲应该喝了酒吧,红红的脸膛,大嗓门的吆喝着,证明他成为一个铮铮的庄稼汉。
母亲是支书的女儿,用姨姥姥的话说,像个“大戏子”(就是青衣)。母亲穿了女伴极力借给她的花袄,清清纯纯、羞羞答答的样子让父亲心动了吗?我们怎么引诱爸爸,他都笑而不答。还是母亲“老实”,不屑地说:“不知哪来的小穷小子儿,棉裤都是绑腿带子砌的。嘁!”“那你怎么看上我爸了?帅吧!”研究父亲年轻时唯一的照片,还是他的好朋友当兵之前四个人的合影,平心而论,清瘦的父亲表现出庄稼人难得的文气、灵气,我们都说:“比张丰毅帅多了!”母亲搪塞:“傻呗!”要么就说:“那时候懂得啥?你姥娘姥爷说行就行呗。”姥爷是上过私塾,读过洋学堂的秀才,姥娘是充满生活智慧的老人,他们最喜欢的姑爷是父亲,虽然几个姨父都是吃公家饭的。
母亲小名“三儿”,外祖母家都这么叫。父亲很少叫母亲,他俩说话很默契,虽是没有称呼的秃头句,都知道在跟谁说。很少情况下,或者跟别人提起母亲来,父亲叫母亲“小花”(“小”字说得极轻快,不留神,简直就是省掉了,我想这是父亲刻意把握的火候),现在想来,这一个称呼里包含着父亲怎样的深情啊。
一年母亲节,我给母亲买了一束花,母亲高兴得像个少女,我们起哄的问父亲:“爸爸,你给妈妈的花呢?”母亲也嗔怪的说父亲:“花?那回给我买了个顶针,就说是给我的金戒指。”父亲笑笑,冲着我们说:“你妈不就是我的花儿吗?”妈妈虽骂爸老不正经,但脸上分明是笑意满满的。
父亲在生产队没卖过多大力气,凭着他无人能比的聪明,父亲干过所有农村高精尖的技术活。当宣传队,当赤脚医生,我的童年大多时候是跟父亲在医务室的瓶瓶罐罐中度过的。看父亲中药书中的插图,父亲告诉我这些野草都是宝,有时候我们也去采“宝”;父亲打针著名的不疼,父亲针灸著名的管事,直到包产到户,取消医务室后很多年,还有人到我家找父亲扎银针。、
大概到我七八岁时,我们村通上电,爸爸责无旁贷,成了第一位电工。我多次作为喽啰跟爸爸去查电表,扛着梯子,到一户的电表下,父亲爬梯子到半截墙上去看,念出电字,我记好,扛起梯子再去下一户,查完一次,累死了。父亲也不胜其烦,不知道他怎么捣鼓的,最后是发明了一种类似潜望镜的东西代替梯子,也把我解放出来。
父亲的发明不止这些,用搂钩改制的简易播种机,在我们那一带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我家的写字台、地柜都是爸爸亲手打的,虽然他没学过木工活;我家的大红鱼台灯是爸爸亲手做的;甚至传说中,我小时候,爸爸还给我刻了一个木头娃娃,可惜到我懂事时,那个木头娃娃已经不在了,不然,真应该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在他研究医学、电学,在他动手做这些“新奇淫巧”的东西的时候,他是快乐的,因为他的智慧在这里得到了释放。父亲的追求是形而上的:他爱读书,爱能够表现他智慧的一切形式——他认为最高行式就是把孩子个个教育成大学生。我是长女,颇有我父之风,比较聪明,也能发狠苦学,十三岁考上重点中学,要住校,对一个有四个女儿的家庭来讲,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好心的乡邻劝父母:一个闺女,下那么大本干嘛?认个字,早点找个婆家,帮你们拉扯小的是正经。父亲拍着胸脯说:“只要孩子考得上,我砸锅卖铁也供!”母亲破例买了一块粉地小碎花的的确良布,为我缝了一条里外三新的被子,剩下一条儿,做了枕套,精心滚上牙,掐上花边,那是我家最豪华的卧具,这床被子我一直盖到上大学,学校统一发被子,不用带家里的被子了。
乡亲们说的一点不错,我若是个小子,在农村早娶妻生子,父亲就安心做了老太爷;我如果不读那么多书,嫁个庄稼人,半子也可以帮父亲很大忙,地里卖力气的农活父亲就可以少干。可我现在住在城里,家里的事多半帮不上忙,又找了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僚子弟,即使跟我回家,也多半像观光旅游,象征性的干个一星半点儿,还呲牙咧嘴的,我瞧不上他这个样儿:“你就不能有我爸那狠巴劲儿?!”
可是,要强的父亲受了伤。三年前的中秋,父亲去看姑姑,挺晚了才回来,满头满脸都是血,母亲吓坏了,父亲只说是天晚了,对面车的大灯晃得看不清路,父亲一下拐到路边的道沟里,头刚好撞到一块石头,兴许是昏过去了,还好只是皮外伤。过了有两个多月,父亲开始头疼,他不让母亲跟我们说,也拒绝去医院检查,只是吃点止疼片,。后来发展到,止疼片无效,疼得睡不着觉,才到医院作CT,结果吓死人了,父亲的脑室里积了400毫升左右的血——那次撞击导致的脉细血管破裂,血液慢慢渗出导致的——把脑子都挤扁了!医生决定在颅骨上打一个小孔,把积液置换出来,虽然知道现代医学很发达,手术风险并不大,我也很镇定的劝母亲,劝妹妹,但自己还是吓得睡不着觉,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看见个卖冥衣的小店,脑子就“哄”的一声。
今年春天,家乡划为开发区,父亲决定把临街的小房翻盖一下,可以作为门市。我说:“多余受这个累!姐妹几个谁来给您开门市啊?”父亲说:“谁也不要,将来拆迁,赔了钱,我给你们分了。”还是象小伙子一样,自己拆。不料,老旧的砖墙倒塌,把父亲压在底下,母亲、小妹发疯的找人把父亲刨出来,给我打电话,我买了药,回到家,父亲还在一瘸一拐的拾掇这拾掇那,我生气了,不管不顾的说:“爸!不能自己弄了,你还当自己是小伙儿啊,雇人的工钱我来出,再自己捣鼓,可就挨斥咄了!”
“人老了,都挨斥咄。”父亲的一声叹息里,有虎老了的的落寞,有鹰老了的无奈。端详着父亲,真老了:浓密漆黑的头发白了,露着头皮了;曾经粗壮油亮的胳膊瘦了,满是皱皱皮……这就是我的父亲,坐在谷堆旁,指点着给我讲星座的父亲;坐在火炉边,幻想着给女儿做一条火焰一般的丝绸裙子的父亲;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带着我去赶集的父亲。
我想,一定给父亲好好庆这个寿。父亲生日正在过麦期间,母亲说:“你爸就是头受累的牛”,说得没错。父亲不嗜烟酒,不讲究吃穿,我们偶尔给买件像样的衣服,高兴的就像个小 孩子。母亲责备我们乱花钱,可有一回妈无意间说:“你爸,看见新衣服,恨不能睡觉也穿着!”说的我心里这个酸啊。我们可以一节课几十块钱让孩子学小提琴,对父母的关心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往年父亲生日,我们会买个蛋糕,给父亲买件衣服,或是给几百块钱,雇机器收麦子用。寒假里,逛街,看见漂亮的十字绣,发誓绣一幅百寿图当作生日礼物送给父亲。上星期五绣完了,送到最好的装裱店,老板娘为难地说:“我们的活都压着一个月的,下周要,可做不出来!”我央告:“都是当闺女的,您就紧紧手,成全我一片孝心吧!”“放下吧,别给你耽误事,你过两天打个电话,给我提个醒儿。”
现在,红底金字的《百寿图》喜兴气派立在我面前,我衷心的祝愿我的父亲,经历六十二年风雨的共和国的同龄人,百福百寿,万事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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