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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斗的青春 第八节:苦难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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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瘦骨寒梅
时间:
2010-10-5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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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斗的青春 第八节:苦难的战友
本帖最后由 知音 于 2010-10-5 10:04 编辑
第八节:苦难的战友,
战 友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又亲切的称呼。在我军旅生涯中,我有许多许多的战友,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沉浮。在那众多的战友中,李正文同志算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与我相处时间也不长,但他不幸的人生是与战争紧紧相连,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和政策紧紧相依。今天追记,一是对他的哀思,二是希望读者对这些人有所理解和尊重,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1982年的夏天,连续多日的晴朗天气,使早晨的微风也失去了凉意。饭后单位派车送我去什邡县办点公务。很早很早就盼有机会去什邡县看望我那命运不济的战友,用车代他往乡下家里送点蜂窝煤。今天如愿以偿,心中感到一股甜甜的期盼与满足。夏季的天,好似娃娃的脸,说变就变,过了广汉,刚才的万里晴空,突然乌云滚滚、闪电雷鸣、狂风暴雨,公路旁边的树也拦腰刮断,似乎人生命运就是这样难以预测。
到了什邡处理完公务,急匆匆地奔向什邡县川剧团宿舍。一进那个老式庭院的门,就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高呼:“李正文!”“李正文,,,,,,”,但没有一丝回应。相反,这一呼叫迎来了许多惊愕的眼光,弄得我十分茫然。见我这个外地的来客,一位好心的老太婆悄声地告诉我:“李正文死了”。我真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一年前我们还见过面,他的身体虽不是很好,但也不会死得这样快。“他死了?什么病死的?”我条件反射地追问了一句。“他自杀的,用铡猪草的铡刀抹喉自杀的”老太婆补充了一句后再没有多的话了。在那改革开放的初期,过去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还很深,人们对这样死了的人,虽然在心里有深深的同情,但在表面上还得划清界线,不能有所议论。我的心凉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站在那里。最后还是驾驶员叫我上车,才使我从凝固中苏醒过来。在返回的路上,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中。那国字形而又清瘦的脸颊,那宽宽的肩膀而又瘦弱的身躯,昔日的往事总在眼前跳跃浮现。
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然而却是在人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战争岁月。1950年的3月,刚刚解放的川西平原,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土匪暴乱,时局相当混乱。我在父母的支持下,随剿匪的538团参军走了,被分配到团宣传队。宣传队共有20多人,除六、七个是从连队挑选的文娱骨干老兵外,其余都是本县刚参军的学生。我被分配到乐器组,恰好李正文也在这个组,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从此我们便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地铺上睡觉。他比我大两岁,新婚不久便同亲弟弟李正华一块参军了。他很少说话,但乐于助人,特别对我这个他心目中的小弟更加关怀。行军时分担点负重,演出前主动承担一切准备工作等等。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协同地方建立基层政权。因此随时深入到连队和乡下宣传演出。演出中屡屡遭到土匪的冷枪袭击。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上级给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支手枪。我们虽然不太会用,但别在腰间还顶神气呢!起码可以壮壮胆,吓唬吓唬敌人嘛。7月的一天中午,李正文在擦拭手枪时不慎走火,一枪打在我的腿上。由于贯穿未伤筋骨,很快就痊愈了,我也没当一回事,但在他的心里,却埋藏着深深的歉意。从那时起,他更以一种赎罪的心态来关照我。年底剿匪任务结束,部队奉命出川到河北省泊头镇结集。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换装(将各式各样的武器统一换成苏式装备)后,于1951年3月22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当时朝鲜战场的第四次战役刚刚结束,战线已推进至三八线附近。为了避免敌机的袭击,我们新入朝的第三兵团,经过半月的夜行军,到达前线结集地区。由于敌人占据着空中优势,我军的补给十分困难。出国时每人携带的粮食和炒面早已吃光,部队的供给一方面盼后勤供给,一方面在当地朝鲜群众中征借一点苞谷和小米,但数量甚微,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四月中旬五次战役打响,部队不得不以扫帚菜、灰灰菜等野菜充饥,敌机打死的战马更是不可多得的食品。五月中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部队奉命由中线转移到东线,负责越过北汉江向敌纵深穿插,切断美、李军的联系。5月22日五次战役结束,部队又奉命孤军掩护全军伤员转移,在艰苦严峻情况下,部队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被敌重重包围。我们宣传队的20多全同志除九名幸免外(包括调到军师的三个女同),李正文等10多位同志不幸被俘。虽然后来我们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无法改变他们在敌人集中营里那种屈辱悲惨的命运。停战后他们被遣返回国。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集中营的斗争,不亚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为了祖国和我军的荣誉,为了争取回国的自由,不少战俘献出了生命。我师英语翻译、四川大学参军的学生林学甫同志,由于表达誓死回国的决心,被叛徒李大安当众挖心杀害。1954年初,李正文同志从遣返人员学习处给我来过一封信,简单地告诉一些学习情况和归国的激动心情。后来由于部队的转移和他们的复员再也没有联系了。直到1956年初,突然收到一封写着部队真实番号的信,看后才知道是李正文写的。他告诉我他复员回家后经过努力,终于考上了广汉师范学校,也就是说有了生活出路,新的生活开始了。当年六月我第一次休假探亲,离家六年多了,思绪比车轮还快,早已飞回到生我、养我、日思暮想的故乡。虽然返乡心切,但路经广汉时我还是下车专程去看望他。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背着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大家的心情不免有一些酸楚。但他不断地表达对我的成就高兴和祝福,我知道他对我的祝福是真诚的,同时也为了冲淡彼此伤感的气氛。
我们同进了午餐,我叫了几个既普通而又上口的菜,但在他看来已是一顿丰盛而又奢侈的午宴。当我问到他的家庭时,他只说现在一人无牵无挂。离别时我再三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迟疑了许久许久才说:“有没有多余的衣服给我一件”。我当即将随身携带的换洗衬衣给了他一件。他的个子比我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节,显然很不合体,但他却连声地说:“很好,很好!”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眼泪几乎流了出来。毕业后他分配到广汉县(现广汉市)中兴镇小学教书。困难时期,他给我来信说学校是个清水衙门,多日不沾油晕,只是每天六两米很难维持,川剧团借他去搞乐器伴奏,到那里随时可去各地演出,吃点招待,勉强渡过难关。后来我转业到温江地区机关工作,什邡县属温江地区管辖,因此去什邡的机会也就多了。但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革命”高于一切,各地大揪牛鬼蛇神,什么特务、叛徒、走资派满天飞。我真为他被俘的经历而担心,专程去什邡看望他,他们川剧团早已停演闹“革命”,好在每月40多元的工资照发。
他住在一个老式庭院的偏房里,那是名富其实的斗室,长不过3米,宽不过2米,高高的瓦屋没有顶棚,更显得空荡荡的。一间小木床,用几根竹竿歪歪斜斜地支撑着一床蚊帐,白色的蚊帐早已变成灰色,床上铺着一张破旧的草席和旧被盖。靠门边的窗前摆着一张小条桌,桌面横七竖八地留下许多刀痕,显然那是小学生用过的旧课桌。桌上存放一些剩菜剩饭,上面盖上一张报纸以防蚊蝇抢食。门口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看来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和生活了。我们相约到了一个小吃部,要了两份三合泥,他边吃边告诉我,他已在邻近的绵竹县农村安了家,离这儿有20多里,现在有了一个小男孩,了却了人生繁衍的大事。虽然现在闲得无聊,但不能乱走,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可回去,有时还得从什邡县买点蜂窝煤拉回去,农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热情相约我去他家作客,我欣然应允。在谈到当前形势时,他苦苦的一笑:“我这不光彩的历史,还不是人家随时想抓就抓的辫子,前不久也有一个和我一样在朝鲜被俘过的,拉上街挂上叛徒的牌子,游街示众。少惹点事情,看能不能躲过这一关,唉!听天由命吧!真的到了那一天,我算活到头了。”他那无可奈何痛苦的眼神,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安慰他。我只好低下头默默无声地、机械地、无味地吃着三合泥。许久许久我不经意地问了他一句:“在集中营你是怎么渡过的”。也许这句话更刺痛了他的心,他避开我的眼光,两眼看着天花板:“穿的是犯人穿的红衣服、红裤子”,似乎在回答我,似乎又是对往事自言自语的回忆。我不敢也不忍心再问了,我怕触动他心灵的创伤。好不容易盼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切都逐渐变得美好起来。
我再去看他时,他的精神面貌好多了,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除了排练演出外,晚上没事就掏上五分钱到那茶馆里去看看电视,当然那是没资格喝茶水的。后来听说,由于被俘那段历史,长期在他精神上的压抑,最后导致精神分裂,经医治有了好转,中央对他们这批人落实政策的文件下达后,县武装部通知他去一趟,意思是向他宣读文件,使他精神上得到解脱。但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精神上极度恐惧,精神病突发,大喊大叫以为有人来抓他,便挥刀自刎。他的死算不上什么,本来这世上对他就是可有可无。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人生轨迹却在我心里永远也抹不掉。
编外五类分子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不知道这是最“可恶”的一个群体,也是被人看不起的最低层的人。也许现在年轻人还弄不清楚啥子叫“五类份子”呢?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历史的,现行的),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种人的总称。认真说起来也确实有些意思,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怎么反而越革命阶级越多了呢?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大大小小加起来九种人,这些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先抛开文化大革命不说,因那个时期太不正常。就说五类分子吧!地主你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当然该整;富农呢?谁叫你要富,比别人过的好些;反动派的确也该整,谁叫你给国民党办差事?而且还杀死过江姐这些烈士;坏分子我想总是坏呀,整也活该;右派么?我就弄不清了,也许这些人说话唱歌声音不左。凡是入了册的五种人,那就要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不准乱说乱动。改造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劳动,所谓劳动改造世界嘛。因此凡有公差,如修路等义工,少不了这五种人打头阵。我想这些人入册事出有因,多多少少想不通也不敢去想,谁叫你过去享受过呢?我现在要讲的是更离奇的一个编外五类分子。
山西省临猗县薛家庄,有一个翻身农民姓薛无名,排行老三、大家就叫他薛三娃。观其名可想而知,一定是地地道道的放羊娃。不错,的确如此,1948年解放后,为了保卫翻身成果,戴红花,骑大马参了军。此人中等身材,一脸麻子,好在皮肤白净,麻脸还不太明显难看。入伍后补充到六十军一八零师五三八团当战士。祖祖辈辈靠与地主种地放羊过日子,现在而今当家作主人,你说能不高兴吗?除了睡着,整天高兴地笑呀唱呀!成了连队的文艺骨干,先后参加了运城、临汾、太原、西北、西南战役,立了功,入了党。1949年团里成立宣传队时,便调到队里当一名宣传员。战时带领民工担架队,平时抹个红鼻子扮个小丑,扭扭秧歌打打快板还挺能干。1951年入朝作战前提为付排级宣传干事。但好景不上,官瘾才尝到一点儿味道,5月26号负伤不幸当了俘虏。在敌人集中营表现也不错,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被遣返回国。被俘回国人员,无论你表现多好,反正一刀切:一律开除军籍党籍,营以上转业,连以下复员回家。当不当官对他来说也无所谓,因他参军就不是为了当官。开除党藉的确心痛,反正想,没党籍也照常革命,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行。回到农村也行,反正自己从小劳动惯的不怕。谁知他料想不到的事来了,在一次火烈烈的劳动中,打赤膞时不慎暴露了在集中营时,被敌人强行刻在手臂上的反动口号。这下可说不清了,也未经过那级公安或司法机关审批,就不明不白地滚到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了。
从此,每次治保主任向五类分子训话,他也乖乖地拿上一个小板凳去与他过去斗争过的地主婆坐到一块。那些五类分子也挺“欢迎”他,一个笑呵呵地用眼神说:“哈哈!你来了!”,开始他把头埋的低低的,差点钻到裤当里去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真有点帐多不愁、虱多不痒。脸皮虽然长厚了,但心里呀血却在流呀!
伟大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专门对在朝鲜战争中被俘回国人员落实了政策,他呀比地主份子摘帽子还高兴。可是见人家一个个地宣布某某揭掉地主帽子,某某揭掉右派帽,却没人给自已摘“帽子”呢。跑到乡上一问,乡上也糊涂傻眼了,不知咋办。他该落实政策摘啥子帽子呢?不清楚就不敢乱来,万一摘错了又叫戴上去才不好办呢。只好来个一推二拖。我这个战友老兄呀也有办法。干脆来个装疯卖傻,每天拿上一付竹快板,抹上一个红鼻子,拴上一根红布腰带,到乡上去唱快板。他老兄记性真好,多少年前的什么“解放区的天”“嗨啦啦啦啦”“军歌”“志愿军战歌”等一点也不忘。他就这样天天敲起竹板唱呀唱呀。反正唱革命歌曲又不犯法。弄得呀乡上哭笑不得,求他说:“你不是地主富农叫我给你摘什么帽子呀!”,他也说:“每次五类分子开会都有我哦!你们咋忘了?”。
这事真的不好办,不解决吧?他天天到乡上唱,解决吧?又解决啥呢。右派摘帽属于错划,他又没有划地主、右派、反革命。最后反映到县上,市上(运城市),按他伤残等级,给他补发了残废证,当众宣布为复员军人,承认了过去处理对待他的错误,撤消圧在他头上的“编外五类分子”的无形帽子。
1984年我到运城找到他,他带着儿子在城里摆个修自行车的地摊,以此维持生计。我请他吃饭时他给我讲:“有一次遇见一个老板,在饭店里要了可能一斤多饺子,才吃一点点儿就嫌不好吃,把钱付了走啦,我和老婆可拣了便宜,上去美美吃了一顿”。听的我心中真的不是滋味。年底他到了成都,我陪他转了我们过去一块战斗过的地方,也看了一些患难战友。走时给了他一些年货。又是多年不见了,他还好吗。
作者:
中国欣
时间:
2010-10-5 13:25
叙事很详尽呀 时代是人厄运和幸运产生的大背景和关键要素
作者:
简池
时间:
2010-10-6 12:00
美国的战俘回国
同英雄一样的待遇!
唉+++
这些故事,感人,引人深省!
简池
作者:
知音
时间:
2010-10-7 19:29
战争时期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和平时期却翻了船,命运就是如此多变。
作者:
王小虎的老虎
时间:
2010-10-7 19:34
志愿军的战俘,去台湾的很多是国军起义过来的部队。
作者:
王小虎的老虎
时间:
2010-10-7 19:36
为了争取回国的自由,不少战俘献出了生命。我师英语翻译、四川大学参军的学生林学甫同志,由于表达誓死回国的决心,被叛徒李大安当众挖心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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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战俘营里,台湾是派出大量政攻人员,进行诱导、劝降和策反。对不听从的,就使用暴力手段。当然,如此公然违反战俘条约的动作,美国人是不会发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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