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文化大革命见闻
破四旧立四新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人民日报》就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1966年6月1日）第一次明确提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又为文革基本“宪章”《十六条》所肯定。我们这些脑壳迟钝的蠢猪，认为破旧立新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怎么也没有想到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运动一开始就拿文化人开刀，因为他们是旧文化的代理人呀，旧思想的传佈者呀。各级的宣传部长首当其中，我们地区的地委常委，延安鲁艺毕业的老干部，宣传部长马力首先被揪了出来。但时隔不久，当时在主席台上主持批斗马力部长的地委书记宫蕴书等人又成了批斗的对象，真很有戏剧性。为了彻底划清界线，与“四旧”决裂，我们每个人呀偷偷地清理着自已的书籍图画。当时我在广汉县（现广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搞“四清”，该单位就住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祠堂里。祠堂是祭祀祖宗的神圣场所，当然修建豪丽，庄严肃穆，门窗屋梁挑檐全都雕刻着人物花鸟，而且十分精致。破“四旧”的风一吹，我也头脑发晕，也学着革命行动，叫人拿着戳子，将那些雕刻的“封建”遗迹通通戳掉，现在想起真是罪过。“四旧大概就这样破了，而“四新”又怎样立呢，谁也说不清，反正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就行了，按“红宝书”办事就对了。正如当时天天唱的圣歌一样“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但紧跟伟大统帅也不容易呀！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但又说“陈毅一贯右倾”。到底该批还是不批？难呀难呀！
左与右
从古以来就有上下左右之分，既代表方位，也代表尊卑贵贱。在夫权时期，男为左女为右，也就说男子汉要比女人高贵些在上方。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也将左右用来划分真假革命的标准。凡对革命不坚定者，通通打入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列。当然有时也批判“左”倾盲动。可是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右的本质是立场问题，左的错误仅仅是方法问题，所以宁左勿右。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更明确地编制了一个独立大军，那就是旷古而无的右派队伍。这支大军有的开到荒郊野林开荒，最后葬身他乡异域，惨兮！呜兮！
话又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左右之分更上一层楼。拥护造反者，支持打砸抢，敢于炮轰火烧各级党政机关者，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左派。左派走到那里都吃香，千里大串联，走到那吃到那，免费管饱，乘车不要钱。对这种动乱看不惯的，当然就成了右派。你翻开党的“九大”一看就清楚。在主席台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持保留观点的老帅们，不是通通安排坐在右边吗。而前方左排则是代表新生力量的江青、王洪文等所占据。
上边的事咱说不清，就说点下边现实的话题吧！过去排班站队，指挥的少不了要喊：“立正，向右看齐”。这下问题来了，队伍中突然钻出一个左的可爱的先进份子，走到领队前就问“你喊的啥？”，这一问，弄的领队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回答说：“喊大家向右看齐站好呀”，等他还未反应过来，拍拍就挨了两耳光：“你妈的，什么向右看齐？难道我们革命战士能向右看吗？重喊，要向左看齐”。这时一些跟班也吼起来“对，向左前齐”“决不向右派投降”。
到了行车走路，过去习惯靠右行，这也犯忌呀！要靠左走才是革命康庄大道呀！但习惯难改哟。有的按老规距靠右行，有的追随革命靠左走，往往面对面碰倒，行人还好办，最多碰破鼻尖流点血。行车交会就麻烦了，弄不好两车“轰”的一声完了，彻底地完了。
行路难站队难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在痛苦中发出了让人哀叹的总结：“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动乱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分成了若干派。慢慢地由争辩演绎为“造反”“保守”两大阵营。有的家中父子、兄弟、夫妻由于观点不同而争吵不休。现在慢慢地回味，两派到底争论了些啥？似乎找不到根本清晰的理念，不外乎是这帮要打倒谁，那帮人又不同意。火烧、炮轰、打倒省市委是造反派的最时髦语言，也是让“保守”派最难接受的理念和口号。
保守派自称是维护各级红色政权，“造反”派动机不纯，鱼龙混杂，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
造反派则称自已是反修正主义先锋，“保守”派是保皇狗，保皇有功，麻饼一封。
1967年元月，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大字报，传单满天飞。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机关单位也停止了正常运传。据说中央一些老帅，对此动乱十分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毛对持，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令其各级军队和专政机关向“造反”派开火。一时之间，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许多被抓来关起。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所谓“二月镇反”，也被造反派称之为“二月逆流”。人抓的太多，其“罪”也不在本人，最终又由中央下达红头子文件平反。凡从监狱放出来的全成了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中头目。“保守”派只好俯首称臣。
随着运动的深入，在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岐，分为温和与激进两派，各自头目都是蹲过监狱的，谁也不输谁。在四川成都地区，就分“成都红卫兵造反兵团”简称“红成”，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成工”两大体系。其触角也向周边地市县延伸。
参不参加革命造反组识，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呵，到底参加那派，硬是弄得群众头痛。
我们到市区往往遇到多处盘查，有次一个老兄可倒霉了，半路上遇到一批武士们：“你是那派的”他回答：“我是红成的”，对方骂道：“保皇狗，打”，噼啪就给他两个，因为他遇到“成工”的队伍了。往前走不了一会儿又遇到一拨：“你是那派的？”，他急忙说：“成工”的，对方立即把脸一垮：“撬杆（造反）兵团的没个好东西”，噼啪又挨两个，因为这回他遇到的是“红卫”的哦。再往前走，又遇到一批：“站着，你是那派的？”我们这个老兄连遭两次打，既打怕了，也打乖了，赶快陪着笑脸说，“我那个派也没参加”，心想这下可以过关了。谁知噼噼啪啪又挨了许多，并训斥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到好，当开了逍遥派，好好地在这儿背背毛主席语录”。他也只好乖乖地在那里站着读红宝书了。
今天这派当家，明天那派作主，昨天你是对的，但今天你可能又是错的。错了就要检讨，向毛主席请罪，重新排班站队。
武
斗
看来世间上的事情大小总是差不多的，两口子，两伙伴，两邻里，两军阀，两国家往往在争斗中先吵闹，慢慢地就动手动脚打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那些新生的各路诸候，为了争夺毛主席的嫡系宝座，开始你骂我，我骂你，争来争去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解决不了问题。于似乎文的不行，就按毛泽东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教导，采取了非常行动。开始还比较温和，手拿棍棒，也就是“一、二、一、棒棒要栳（举起的意思）起，幺、二、么、棒棒要栳高”。但原始的冷棒兵器时代早过时了，当然毛主席的嫡系红卫兵是决不落后的于时代的，热兵器应当领先呀。这时那些骂红了眼睛的造反派，全把眼光瞄准了部队手中的枪支。我隔壁正是武警一个中队，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批邛崃县的造反专业户，三下五除二，全把武警的枪缴了。军人视自已手中的枪是第二生命，被缴械是莫大的耻辱，为何这些战士乖乖地就被缴了械呢？原来上峯中央文革江青有令，副统帅林彪有令，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小青年玩玩枪没啥”。
就这样城乡到处打的砰砰碰碰，四川独立师的老红军师长杜林也被打死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
一九七二年夏的一天，我在武斗之花的重庆杨家坪，见许多辆敞篷汽车载着准军人武士，一个手举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朝天射击，好像是庆祝什么事。可怜的一个中年农婦，吓慌了跑不急被汽车压断了腿。过去见过许多烈士伤员，全是血淋淋的，但这次是在被压的瞬间看到的是白白的大腿骨，然后才流出血来。
呜呼！文武本是双胞胎，文的不行武的来。
迎芒果 今年春节，朋友给我送了许多水果，有香焦、苹果，还有芒果等。人上了年龄，胃口也差，吃东西也不香了。水果放在那很少吃，只是有人来时削两个招侍客人。后来时间长了，有些水果也开始变质，只好拿去作拉圾处理。在一袋垃圾水果中，我看还有两个黄灿灿，但又发软坏了的芒果。当我往垃圾箱扔时，“神圣的芒果”一幕，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关全瘫痪了。狂热的红卫兵，成了当年诸侯、军阀割踞之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由城市到农村，由工厂到学校，文攻武斗不可开交。今天这个省的几派被请到北京学习，统一认识讲和。明天另外的省几派又到中央，接受文革小组的调停。但弄去弄来总捏不到一块，谁也不让谁。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终于明确地告诫红卫兵：“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也就是说：走资派虽然靠边不行了，但你们几爷子不要妄想，无产阶级政权是工人的，要工人阶级来当家。为了表达他老人家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和关怀，特地将外国人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了北京工人。这一创举，立即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迎芒果行动。芒果是啥，不说吃，我们这些内地人，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原子弹、卫星也能造出来，复制几个蜡做的芒果还能有问题？于是克隆了许多芒果，派专车专人运往各地，由各地组织迎接芒果的仪式，感谢伟大统帅对工人阶级的关心。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奉命整队到进城的路边等候。去的人很多，各机关单位、各厂矿学校全出动了，密密麻麻地站了几公里。大家在那等呀等呀！等到快响午时，终于迎接到了。不要小看那两个克隆的小东西，场面可大呢。
老远老远就听着锣鼓掀天，口号声震耳。两列整齐的红旗队伍为前导，居中由军队领导干部端着一个玻璃盒子，盒子里的大红绸子上摆着两个形状如同猪腰子的东西，只是颜色不红，是黄的。据说那就是伟大领袖送的芒果样品。在芒果的后边，是各路造反大军的大小头目。迎接芒果的队伍慢慢地在人群巷道中穿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感谢毛主席的关怀，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其场面真使我想到，小时赶庙会迎接城隍老子的样子，当然，城隍的后面是鸡脚神、吴二爷等鬼怪，而那天是各路“诸候”，造反头目。最辛苦的还是那个端着芒果的解放军老干部。他年龄不小了，头发也花白，我真担心他半路来不起摔倒呢。
噫！一晃又几十年了，几千年的个人崇拜历史，该结束了。
再看《四世同堂》有感
二十四年前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第一次搬上屏幕，立即受到国人的高度赞扬，一时之间真是“冷巷无人迹，闹市少行人”，全挤到电视机前了。今天又再度重摄，其表演好坏各说不一，姑起不谈。就仅其一而再地投资拍摄，足見其该名著在世人眼中的份量和地位。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我与夫人提前就转到这里恭候抪出。虽然剧情早已熟知，甚致有些章节对话可以背下来，但不知怎的，总是百看不厌。在看的过程中，总会湧动出一股对祖国的眷恋，因她的屈辱而悲哀，为她的兴盛而振奋。
许多年来，老舍在我，在国人眼中不仅是一代文豪，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许多著作，如《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等等，全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低下层平民生活。
诺贝尔奖是世界科学、文化的最高成就奖，不仅在于他的金质奖章和高额奖金，而在于他的荣誉。虽然先后有李政道，杨振宁九位龙的传人获此殊荣，但其中八名皆加入了外国国籍，剩下的一个所谓和平奖得主，也是名不符实的叛国暴徒达赖。一九六八年诺贝尔五名文学奖候选人中，老舍获得票数最高，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是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跳入北京太平湖，结束了年仅六十六岁的人生，一代文学巨匠陨落了。由于诺贝尔奖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老舍的死，令世人痛心，也使我们泱泱古文化大国，居然得不到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真可悲可恨。我许有时在傻乎乎地想：老舍呀老舍，你非要那个时候去跳水呢，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何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想死，谁又不想伸伸展展，光光风风，尊尊严严地活在世上。文革那种戴高帽，躬身弯腰受批斗的光景，老舍先生宁为玉碎之心只能走这条路了。
有多少冤魂野鬼 文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反正在我小小的视野中，就见了不少。当时我在温江地区行政公署。地区文化教育局（当时文化与教育未分开），局长是个老资格，常年有病，只是挂个名而已。主管教育的副局长刘朗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批判。他觉得自已辛辛苦苦工作，勤勤恳恳办事，到头还受到批判，实在冤得很，也气的很，后来红卫兵一造反，他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发泄的靠山，便与在温江中学当教员的夫人，一同投入红卫兵造反的行列。但时隔不久，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形势突然发生了骤变，上層那些老帅们对文化大革的动乱看不下去了，听说他们在怀仁堂找毛主席大闹了一翻，接着就动用军队充当“消防队”，抓了不少造反的积极分子，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逆流”。当时的确有点像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每天开会就抓人。凡是造反跳的高的，当头头的基本都抓了，反正先抓后审，我们行署就抓了六个“反革命”，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过去所谓的保守派个个扬眉吐气，拍手称快，造反派个个心惊肉跳。刘朗云俩口子自知难逃绳索梱绑，不等来抓，他俩便面对面吊死了。后来中央又下达十条处理四川纠错的文件，也就是人们所简称的《红十条》，将抓捕的人全部释放了。当然刘朗云夫婦畏罪自杀的结论也改为被走资派迫害而死。反正人是死了，你怎么说也可以，可怜的是他们留下的两个孤儿。后来听说孤儿的舅舅为了抚养他们终身未娶，真还有点侠义心肠。分管文化的曾昌龄副局长是个党外人士，搞文化少不了要挖掘传统戏剧，这些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呀！因此他早早地赶进封资修的殘渣余孽队伍中，因他不是党员，与党内走资派挂不上勾，也就放在一边晾起。后来到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时却跑不脱了，不知怎么又与特嫌挂上了，最后他用剃胡刀片割断手动脉静静的死去。邛崃县（现邛崃市）的书记裴增万，是一个老干部，刚调到地区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邛崃县造反派专程赶到地区，与地区造反派把交涉办了，硬要押回邛崃斗争。他趁大家吃饭的瞬间，弄一根绳子一吊，啊呵！一命又呜呼了。算来还是广汉县（现广汉市）的县委书记杨析宗（文革后曾任地委付书记、书记、四川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四川省人大主任）的命最长。当时我因在广仅搞“四清”而被揪回去批斗，当然我们也住在一起。他老兄想不开，选择了触电方式来结束生命，谁知一通电保险丝就断了，把他烧个半死，脚脚儿也烧焦了，烧成了跛子。
死了的就死了，慢慢地也被人们遗忘，但他们的死又算什么？算烈士，不能；算畏罪自杀？他有啥罪，也不行。看来就算冤魂野鬼好了。
消斋经
小时我有幸在成都市文殊院古剎见和尚用膳。听到梆梆声响，一个个和尚便从宿舍出来，到斋房坐好。斋房很整洁宽大，安放着一排一排的白木长条餐桌，上面放着碗筷，餐桌两边也安放着白木条凳。大小老幼和尚安静无声地坐好后，便开始合掌诵经，据说是念的“消斋经”。然后两个值事和尚，一个提着木桶装的大米白饭，一个提着也是木桶装的菜，菜很简单，不是白菜就是萝卜。走到每个和尚面前，那个和尚便将饭碗和菜碗端起伸出去，值班的用勺子给他添上。吃完如需续添，再将碗伸出去，值班见了就会过来给他增添。餐毕，还是规矩坐好，等大家都用斋完后方能散斋离开。整个过程除很小的筷子碰碗声外，安静的很呢。
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开饭，他们集合整队后，便出来一个大摡是排长的，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拍子打的简单，也很机械，但大家唱的很有劲。后来我到了部队，也跟着唱了“开饭歌”，只是内容要丰富多了，有时唱“我是一个兵”有时又换“打靶归来”等。除了战争时期，不能集中吃饭外，基本上“开饭歌”成了部队的光荣传统。
到了地方后，大家都在食堂买饭吃，每人拿上碗筷，排着队，有说有笑，非常轻松。但到了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轻松也来了个革命，为了感谢我们最最热爱的伟大领袖，将我们救出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能够吃上每月二十七斤粮食的定额供应，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开饭前也必须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成了铁的规矩，也就是我们俗家弟子的“消斋经”。能念“消斋经”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哩。牛鬼蛇神走资派还没有资格。他们只能面壁低头思过。
后来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工宣队进驻后，对这些牛鬼蛇神，走资派又增加了饭前“请罪经”。叫他们一个个面壁背诵“请罪经”。经词编的很好，大摡是搬用农村斗地主用的。其中有：“解放前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解放后我贼心不死，妄图复辟……”等等很长。有一次我见在牛鬼蛇神中的曹专员，一边背也边忍不住地笑，我悄悄问他笑啥？他哭笑不得地对我说，我冤枉呀！解放前我这个放牛娃，十五岁就跟刘志丹闹革命，咋个说我解放前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我说，我知道，不管他呢，“消斋经”照背就行了，反正就是那么会事。依稀！一切寿终正寝。
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
在史无前例的伟大文化大革中，革命与反革命可是最高的阴阳分界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均属反革命之例，必当论处。其间不乏人人自危之趣事。
一、毛主席（不）岁的反革命。我一个外侄，在一小小商店当会计，当然小会计在那里就算文化人了，写标语呀总喊他去弄。有一天要开大会，又叫他写标语，刚写到毛主席万岁的万字时，毛笔涂墨太浓，刚好一点掉在万字右边，他慌了赶快用衣袖去一擦，这下可糟了，一点擦成了一捺，万字右边加一捺，就变成了不字，于是乎就成了写毛主席不岁的反革命份子。
二、枪“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有一个老兄，用汽枪练习把靶，便在一张旧报纸上划了一圈又一圈的靶标，贴在墙上练习枪法。正当他得意洋洋地把他命中靶心的佳绩向人展示时，突然有人高呼快抓打毛主席的反革命。原来报纸的背面，正是毛主席向红卫兵招手的头像，他命中的靶心，正好打在毛主席眉心中。这还了得，马上五花大绑。
三、最有趣的是“吃”毛主席的反革命。自从停产闹革命后，眼看才敞开卖猪肉几天，一切供应又紧张了。城市还好，可以凭票买点肉呀糖的，农民可苦了，自已喂了肥猪是不能私宰的，要统统卖给收购站。一个李老汉馋慌了，硬是弄不到肉嘎嘎吃，心想吃不到肉吃点豆花（豆腐脑）也不错。豆子呢地里也有，但点豆花要卤水或石膏，可眼下两样也无处买呀！他冥思苦想，突然惊奇发现，前几天出钱请回来的毛主席他老家的石膏像，不小心让猫儿跘倒打烂了，又不敢乱丢，还拣在柜子里放着呢，听说那是石膏做的，何不拿来试一下。说干就干，把豆浆磨好烧开，将打碎的石膏像弄成粉末，往锅里一撒，嗨！神了。居然托毛主席的福，豆花点成了。当他老俩口正在吃的舔嘴舔舌时，隔壁张老汉闻着香味跑来了。张老汉问其在何处买到卤水时，李老汉总是吞吞吐吐不敢说，最后实在不行了，心想也不是外人，便授其机宜。李老汉这一发明，很快在生产队悄悄传开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不知那个活颤翎子（出风头意思），为了当积极份子，便向工作队检举了。工作队也不敢怠慢，马上向上报告这一非常事件。但上报罪名是啥？是呼反动口号？不是。是写反动标语？也不是。推来敲去，还是决定用“吃毛主席的反革命”更为准确。性质一定，事情就桉章办理。先在生产队开批斗大会。会上气氛严肃隆重，公社民兵站在会场两边，李老汉挂着“吃毛主席反革命大牌站在台下”。但会场下一个个埋着头不开腔，没有人发言，这下可急坏了工作队长，他便指一个平时爱发言的吴老汉带头。吴老汉吓的打颤，半天才说“我也有罪，我也有罪！我也吃了毛主席”。结果一理抹，全生产队都吃了毛主席。最后罚不责众，不了了之。
四、呼喊“反对”毛主席口号的反革命。我们公社有一次召开群众批斗大会。会上公社书记领头呼喊口号，他居然领头振臂高呼“打倒李井泉（原西南局书记）”接着又高呼“反对毛主席！”。大家在他带领下也跟着高呼。喊完了似乎觉得不对，怎能“反对毛主席”呢？那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咋办。这时突然一个造反派头头站了出来对大家说：“打倒呼喊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底下一阵起哄，由民兵将那个书记押了下去。那个书记呀老喊冤枉说：“口号是你们写的呀，我又没念错”。把细一看，的确一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原文是“打倒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意思是说由于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所以我们要打倒他。但那个书记领呼口号时嫌长，他分段来喊，当然后边就成了“反对毛主席了”。就这样冤枉关了一晚上。
五、斗毛主席的反革命。为了永远铭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量功德，成都市将市中心近两千年的皇城拆了，改建为毛主席万岁展览舘。展览馆前有个检阅台，台前是天府广场，两侧是蜀都大道，如同天安门前边的东、西长安街。检阅台上正中有一个高大雄伟的花岗石毛主席挥手检阅雕像，像高12，26米，喻意着毛主席生日。这样大的雕塑作品起码也有千顿以上，根本不可能整体安装，只能分段制作和拼装。当时万岁展览舘可是全川人民献忠心的头号工程，奠基时省革委主任，军队领导全部参加，是大家关心瞩目的大事。有一天一个半蔫子老头问刚从成都回来的小伙子：“万岁展览馆修的咋样了？”那个小伙子回答说：“正在逗毛主席，（四川方言拼装说成拼逗，再简化就是逗起）”。逗斗谐音，这人一听，在斗毛主席，那还了得，赶快上报，听说那个斗毛主席的小伙子判了七年刑呢？
六、为毛主席“殉葬”的反革命。伟大毛主席逝世后，全国悲痛哀悼。也就是后来人民群众所说的：“周总理丧事民办，朱老总的丧事不办，毛主席的丧事公办”。那可是将一切工作停下了呀！全民扎花圈哀悼。我们地区印刷厂有个女工，二十多岁，模样还可以，但就是太矮，只有一米多点，是个侏儒。因此很自悲。那天大家扎了许多花圈，摆了一地，她内急了赶着去方便，但花圈把路堵了，水火不留情呀！她慌不择路，就从花圈上踩过去。一个工人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这还了得，完全是反革命行为”。这下她可吓慌了，不等到厕所就拉了一裤子。回去后茶饭不思，怕把她拉出去斗争游街。本来对自已侏儒之身就面愧见人，如再游街示众有何面目。第二天有人发现了她淹死在一条河沟里，经勘察是自杀。当然只好悄悄火化，既没有花圈，也没有哀乐。从此，街上再也没有她的身影了……
忠字舞 文化大革命到底在文化领域中革的什么命？至今的确我始终弄不清楚。一会儿批封（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一会又在推崇封、资、修。弄的人头晕脑胀。
昔日帝王朝代，文武大臣觐见君主那是必定要三呼九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可能当时只有觐见大臣才有这特权，平头老百姓还没资格。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特权取消了，布衣庶民也有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还天天喊，扯破嗓子的喊。
到一九七一年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武装割据的局面暂时有所平静与统一。这时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判断好人与坏人的依据，就是看你是否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用各种形式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心，成了全国人民首要的求生之术。除了一首首歌颂诗歌文章外，最有意思的是跳“忠”字舞了。
忠字舞可不是一般的健身舞，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献忠心而跳的舞。舞姿虽没有统一的套路规格，但必需带着对伟大舵手虔诚的赤胆忠心，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随着颂歌手舞足蹈。说起简单，看起容易，真正跳起来可“百花齐放”，好看极了。比现在看赵本山小品还有味道。
有一天下午，工宣队的女同胞，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教我们跳“忠”字舞。每个到场的人十分兴奋，因为关在牛棚里的走资派还没有资格呢。我记得那天放的音乐是才旦卓玛唱的啥子金山上哦，总之是藏歌，很好听。既然是藏歌就要按藏舞来跳，也就是出右脚出右手，与我们平常走路出右脚甩左手相反。弄得那些老当权派呀抓脑壳，左右总整不好，不是踩错脚就是慢半拍。就像下饺子一样：噼噼啪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说我不对，我说你错了，大家想笑又不敢笑。不过有点值得夸奖，大家学的很认真，谁也不想落后，怕戴上对伟大领袖，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不忠的帽子。
师刀令牌一齐来
过去人们科学知识很少，遇见病痛或难以解释的一些现象，就认为是鬼怪作祟，就要请巫婆、端公来收鬼怪消灾。巫婆、端公作法事的法宝工具，就是“司刀”和“令牌”。小时我们小学对面就有一个黄端公，他去“捉鬼”就少不了拿上“师刀”与“令牌”。“师刀”是啥？就是一个铁圈圈穿上许多大大小小的钥匙一样，摇起来哗哗地响，“令牌”呢就是一个木牌，上面画上一些我们不认识的符。听说这些叫法事的东西，鬼怪见了最怕。所以人们往往将降伏对方的高明手段称赞为“师刀、令牌”。
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后，蓬勃向全国展开了，一时之间炮轰，火烧，戴高帽，挂牌可闹热呢。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各派革命群众，红卫兵硬是当家作主。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莾起往外冒，牌子不停地往大门上挂。但二次权力分配可麻烦了，各个山头抢争地盘坐位才不管什么“战友”情份，开始是传单大字报你骂我，我骂你。最后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步枪，机枪全用上。子弹可不长眼睛，四川独立师的师长，老红军杜林也冤死在红卫兵乱枪之下。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之流当然着急。于似乎毛主席就祭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这把“师刀”，把外国“敬贡”的芒果恩赐给工宣队，以提高其身价。然后就派往各级镇“鬼”。
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小鬼”才不怕呢。你是工人阶级，我们可是红卫兵，我们统帅是毛主席，毛主席也与我们一样戴的“红卫兵”袖套呢？你们算老几？。“鬼”没降伏，各地照样热闹欢腾。占山为王，各踞一方，连火车也“推”不动了。
师刀不行，只有耍出令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可是相当利害的一道“令符”，过去打败了小日本，消灭了蒋匪八百万雄师的权威法宝呀！于似乎，部队进驻了各级政权机关，也许就是军管吧！但这令牌对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还有威力，对毛主席的的嫡系部队———红卫兵可就不行了。不能自已人打自已呀！到头来还是不顶用。
还是毛泽东说的对：“世间上就怕认真二字”，于是就发出了最后一道金色令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下可好了，叫你们几爷子一个个打起铺盖卷滚蛋，去做贫下中农的好学生，安逸了吗？没有多久大家又哭哭啼啼闹着要回城里，最后也按统帅教导，造反了。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师刀”“令牌”一起来，全耍完了，但最后还是没有保住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成果。还是毛主席有预见，早就说过：“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呢。
“烈士”墓地
重庆市沙坪坝区，是重庆大学与西南政法学院所在地。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防修反修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文化大革命，我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运动就由文上升为武了，变成武化大革命。
重庆大学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理解毛泽东思想最深，响应号召最积扱，八月十五号就领先扯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旗帜，故傲称为“8•15派。不仅名扬四川，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
随着革命的深入，群雄割据，大有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辉煌局势。由于什么是修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于是各说各有理。谁也要争当伟大导师的真门弟子传人。这一争，可不得了啦，开始动口，最后就动手，再往后就真刀真枪干开了。也正如毛主席教导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政治斗争的必然哦。部队的枪被抢了，解放军靠边站了。这可不是“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说的“小青年玩玩枪没啥”。动刀动枪是要流血牺牲的呀！
有一次我去西南政法学院查资料，无意间进入了“8•15”墓地。那里埋葬的全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普通“烈士”坟墓较小，大小头目”勤务员”坟墓又大又好，其中一个是花岗石的碑塔，十分壮观，可能官不小，大大小小几十个。
一晃又几十年过去了，不知现状如何，有人吊唁吗？逝者如斯夫，如不死，也许有的人会是国家栋梁。他们的亲人还思念他们吗？鸣呼！哀哉！尚飨！
和与斗
中央提出共建和谐社会以后，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拥护，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历来讲究和的理念，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谓“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等。
为了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往往需要不懈的努力与奋斗，甚至流血牺牲。但是应当看到，斗争只是手段，和才是目的，本末不能倒置。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无穷”，显然是将斗作为乐之目的。难怪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的人心惶惶，天昏地暗，斗得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副统帅也叛他而去。
一份入党申请书
上世记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雷锋同志。可惜的是他的事迹与日记在解放军报整整登了一大版不久，就因事故牺牲了。他的英模事迹，决不是许多人认为死后才树立的标兵。当时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做好事。同时也将雷锋日记中摘抄的一首诗（不是他本人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谱成曲，广为流行。
我们单位有个老兄，感到自已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但到如今还是一个白丁，没有入党，不知是脸面上过不去，还是下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还是借题发挥。于是很慎重地向党支部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现将入党申请书精华部份整理如下：
“妈妈，亲爱的母亲：儿子早思夜盼期望投入您温暖的怀抱，在您甘甜的乳汁哺育下成长，希望妈妈不要抛弃迷路的儿子，使儿早日回到你的怀抱”。最后虔诚地签上自已的名，还割破手指按上血印，以表决心。这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呢是个女的，论年龄或许比我这位老兄还年轻些。看了这份特殊用词的入党申请书，开始有点面红耳赤，尔后又觉可笑，但又挑不出什么毛病指责他。这个书记也很老成稳重，也在申请书上批道：“孩子，要向党靠拢，接受母亲的考验，做个妈妈的好孩子。”请不要笑，这可是真实的故事。
农村蹲点杂记
一九七五年春，因邓小平的复出，着手整顿了动乱的局面，从而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稍为平静的阶段。地委便组识一些干部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其实这完全是没事找事干，不过蹲在机关也没事。我们便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声、地区农业局长田春领队，带着公、捡、法与行署十余个干部，到下属邛崃县，火井公社六大队安营扎寨。首先找了一处黑不隆冬的几间房子驻下，摆上两溜联铺，自已开火“营业”了。我们轮流当炊二哥，挑水买菜煮饭。公社还特别优待我们这些比县上还大一级下来的“官”，名义上每月由生猪经营部供给我们每人二斤猪肉，其实有时还可多买点。
我们这批经过大跃进、公共食堂、公社军事化组织的“老油条”干部，算是了解农村的疾苦，也不想拿着工作队的“帽子”吓人整人。所以下去前队长就笑嘻嘻对我们说：“第一、生产上的事我们不搞瞎指挥，第二、其它事情也不包办代替”。这一说大家全明白了。实际上就到那里去走走看看“调查调查”。调查啥呢，不外乎与农民摆摆龙门阵，听听他们说说话。当然闲下无事也参加一些劳动。
那里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是个山区，听群众讲，十多年前这里全是森林，许多野兽，有的人还见过老虎呢。大跃进后树木基本砍光了，全是光秃秃的山峦。顺公路两侧有少量水田外，其余全是山坡上小块小块的旱地，也叫望天田。由于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有的地方土厚不到十公分。农民就在这片薄土上种玉米包谷，当然那只能广种薄收。有时也在偏僻地方烧山，扩大点种植面积。我们所在生产队队长姓高，是一个精明种田好把手，为人也公道，群众中威信很高。每天晚饭后他便集合全队开会，说的是生产队大会，其实每户来一个，不外乎十二、三个人，主要捡查当日完成工作量，由记分员登记每个人工分，安排第二天工作。
当地群众生活很苦，很少吃米饭，每天两顿全是玉米粑。在很大的铁祸里煮上一些青菜，同时也在锅边上贴着玉米粑，菜熟了粑也炕熟了。我们初去时，吃着焦糊糊香喷喷的玉米粑还觉得不错，时间一长了还是大米饭香。那里的农民与全国各地一样，很朴实。有一个不到五十岁的翻身农民，常年卧床不起，有一天下午他跪着在地里割小麦，见了我们赶快声明，自己真的有病，不是有意偷懒，土改时我还是民兵呢。后来才知道，由于我们头天去他家串门，他吓着了，误认为我们去里抹他。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因肝服水死亡了。我们共产党的工作队就这样让人害怕吗？这事让我深思了很久很久。
农民养了猪是不准私宰的，必须买给食品经营部，然后再按标准返给一定的肉票。那时的肉食很少，不像现在肉多嫌肥，而是想吃肥肉砣砣，有个老兄很不满地对我说，我们喂了一年猪，想吃点猪油也买不到。是啊！农民真苦，自已养的确不能分享一点儿。
那个队有三个成都下乡的知识青年，但过去从未见过。到秋收了，那三个人却回来了。这些知青本身对下放农村就有一肚子怨气，加之在大城市操惯了，谁也惹不起他们。见地里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最后每人要了几百斤粮走了。我问队长“你不管他们”高队长无奈地说：“算了吧！等于多上几百斤公粮，他们走了还少麻烦安静些”。是呀，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底有几个是自愿的？又学了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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