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为我们贡献了两位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他们就是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修昔底德(前455年—前400年)。他们的著作,是希腊最早的散文。
希罗多德为写他的《历史》而有计划地对非希腊民族的地理和生活方式作了一次考察。他行经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和腓尼基、色雷斯、西徐亚,并向东直到巴比伦,一路上他集中考察了一些城市中心。到了公元前445年,当他居住在雅典时,他决定把他的人种史考察结果写成一部波斯战争(前500一前449)的历史,于是重访了发生战役的地点和行军路线。这使他留意一切民族的奇异习惯、风俗和传说。他特别乐于同各地的祭司们谈论他们的仪式和教义,他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将军们的回忆录和作战部门的文件可用,不得不从口头传说、游记和观察记录中把零星的故事拼凑成书。
在《历史》中,他写到:大流士问他的希腊臣民,要付多高的代价他们才肯放弃火葬,把先人的遗休吞吃入腹。结果无论赏金多高都引诱不了他们。其后他召来一些习惯于把死去的先人遗体吃掉的印度人,问他们要多少代价才肯焚烧其先人的遗体。但任何代价都不能使他们容忍这种渎圣罪。希罗多德说:无论什么地方,风俗习惯乃是至尊。
修昔底德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场战争一共打了27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就决心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为了这项工作,他在雅典呆了27年。在这篇史籍中他写出了自己的写作信条:
“我所描述的,只是我亲眼目睹的事物,或者经我最用心和最细致地探问过的人那里了解来的情况。工作是艰苦的,因为同样事件的目击者,由于他们记得的或关心的是战争的此方或彼方的行动,结果就作出不同的叙述。我叙述的严格的历史性特征,很可能.不大悦耳。不过,凡是渴望看到人类行为历程上已发生之事和估计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真实图景者,都一定会宣称我所写的东西是有用的,而我也就会感到满意了。我所写的历史是永存的财产,而不是听而即忘的得奖作品。”
当我阅读希罗多德的时候,不由的使我联想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司马迁也有目的走过那么多的地方,对古迹对人文进行拜访探究,回来以后也用散文的形式写出了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余秋雨对司马迁的足迹进行了总结,我直接借用一下: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这次漫游,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算是快的。
……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河北卢龙、内蒙古五原。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
二十八岁,他升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
然后司马迁开始写他的《史记》。司马迁的时代,文坛盛行骈文,但是司马迁却选择了散文形式并确用最朴实的语言。这种叙事方式,直接把历史上升到文学的高度。“会让历史人格化,而且又会让事件变成人生故事,散发出文学魅力。”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曲折传奇,也可能由此可以写出几个美丽的故事和提炼出一点人生哲学,但是与轰轰烈烈的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相比,那简直不值一提,所以众多历史学家写历史,最终都变成了一种文学。余秋雨说“因为在基本神韵上,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或者说,历史结构很像散文结构。它有情节又不完整,有诗意又不押韵,有感叹又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么?”
余秋雨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文,有人问他师承哪一位,他直接回答:“司马迁”。
另外,余秋雨对希罗多德的行旅路线也做过总结,我就不去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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