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对日交流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主动性，中央、地方和民间都这样。
既然南京与名古屋是友好城市，在对日交流活动中，除了经贸洽谈，就应该主动地宣讲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而不能搞刺猬式的外交，人家一挑衅了才**地提什么抗议，日本人不谈这个话题，中国人就几乎不会提。倒好像我们在回避历史。难道我们只会生气吗？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两国的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都应该了解历史、正视历史。让日本人知道，它欠着中国的血债呢。人家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优待人家，想想，倒真像是我们亏心似的。
美国的原子弹给日本炸得服服帖帖，给日本植入了臣服的基因，那才是威加海内。还没把鬼子打老实就玩什么以德服人，其结果还是农夫和蛇的故事。
中国的学术界也缺少对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研究。早在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的时候，美国就组织学者研究日本的民族性格，以帮助政府制定战后对日政策。美国学者本尼克特提交了著名的报告《菊与刀》，它成为世界研究日本的极具影响的著作。直到1981年中国才发表翻译文章。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写道：“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菊与刀》P207页）
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
对于侵略战争的失败，日本从未认罪，日本承认他们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又写道：在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以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了，并且鄙视那种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和平友好作为国家外交政策是没错，但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对日本这样有着复杂的民族性格和特殊文化的国家，缺少必要的了解和研究是不行的。不学无术只会钻营的傻逼官员们出门受辱也就难免了。
河村隆之因其作为侵华战俘的父亲在中国受到优待，逻辑出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并且扬言要就南京大屠杀跟中国辩论，也未见中国方面的进一步回应。不管他是掩盖历史肆意挑衅还是真的无知，中国有关方面都应该理直气壮的回应，并且作为一次昭示历史的机会，把他弄来参观，揭示历史真相，教育日本人民。这才是应持的一个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