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我姥姥的独生女,我还有一个二舅。
我的二舅,原来住在鞍山市立山区太平村。听名字是个村庄,过去当然也是。但是,因为大跃进时代鞍钢的大发展,我去的时候,这个立山区已经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为蔚为壮观的工人宿舍区了。就像北京的公主坟,只不过保持了原来的名字而已。二舅家门前,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相反的方向,是去千山风景区的通道;二舅的单位,是曙光小学校,他是这个小学校的老工友、更夫。而他们家,却是楼群里的一趟红瓦房。
我在小学毕业之前,每年寒假,都要到二舅家去玩。二舅与舅妈没有孩子,喜欢我去添一点热闹。
二舅是个瘦老头,满脸皱纹,红红的脸膛,短短的白发,还坏了一支眼睛,看起来很可怕的。但是,二舅笑起来却像个孩子,单纯得很。二舅喜欢洗澡,还喜欢结交朋友,经常招聚几个人来家里喝酒,也从来都让我上桌与他们一起吃喝,还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什么对炉山等等地名。二舅妈是个小脚老太太,白白胖胖的,经常头疼。
小脚老太太是我姥姥对她的专称。
我每次去他们家,吃完晚饭,就同二舅一起去学校。他先是到各个办公室看一圈,跟那些男男女女的老师得意的介绍他的外甥。晚上,我们舅甥俩就住在传达室,屋里炉火通红,炕头很热。说起来年头久远,近半个世纪了,那个小学,至今我仅仅记得两件事,一是曾经看见一个年轻的老师,文质彬彬,带着眼镜,手捧书本高声朗读“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读到后一句,脖子就犹如迅翁三味书斋的私塾先生寿镜吾一样的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当然,这是我后来看见王之涣《凉州词》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什么的。还有,就是二舅教我下象棋,马走日,象走田,小卒过河不回还。他下得严肃认真,棋子摔得啪啪直响。棋下到要结局了,二舅就试探的说,我要将死你了,便孩子一样乐不可支地嘿嘿笑起来。
到了除夕,二舅领我回家了。进了我们家院子,他就急匆匆进屋,进门旋即跪在地上,喊着“我妈您老好我妈您老好”的向着我的姥姥连磕三个响头,头砸地咣咣作响。姥姥端坐在炕头受礼,我则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为什么。
我生下来,仅仅认识我的姥姥。我的姥爷、爷爷、奶奶都早已经离世了。
我的姥姥家,在一个叫小北河的地方,姥姥的娘家是个富农,据说家里有围墙,四角有岗楼,还养了枪,防“胡子”的。这个规模按照“阶级分析”本来是应该定为地主的。但是,因为家里的三儿子,常年与猪倌、羊倌吃住在一起,不算完全寄生于剥削,就是富农了。姥姥兄弟姊妹九个,姥姥是老大。据我妈说,她姥爷那个老头非常凶恶,年到了,嫁给贫农的老女儿过不去年了,来找他爹。这个老头竟然说,笸箩里还有一点米糠,你扫一扫就拿去过年吧。但是,他对他的大女儿即我姥姥的话却言听计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太姥姥还来过我们家,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太太,说话细声细语,非常和蔼慈祥的,每天要我跟她下一种叫“五道”的简单的游戏。我母亲的娘家则是小北河街面上号称“大树根底下老徐家”,是个大家族。据说在我母亲一岁的时候,我的姥爷病重在长春,已经不行了。他们徐家有人在伪满洲国作官的,姥爷就去了长春,去做什么活计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们家父母在家里是不大谈老故事的。这样,姥姥和妈妈就去长春看望病人,结果是,病人死了,她们母女两个人也是死里逃生。当是时,解放军正在围困长春,一罐头金条,连个馒头也换不来。枪林弹雨、险境环生,母女俩胡乱装扮坐马车回到了徐家。从此,姥姥便带着我妈守了一辈子寡。我的那些姨妈说,小时候,谁也不敢欺负你妈,你姥姥厉害啊!可能是姥姥的背后有她娘家作后盾吧。母亲后来说,她姥爷,那个老头看见我姥姥带女儿回家,一脸不屑地说,一个丫头片子,读书有什么用?我姥姥不言不语,自有算计,不知道生活费什么地方出的,竟然将我母亲培养成一个小学教师。
我的父母结婚后,姥姥就一直住在我们家。姥姥说自己年轻时咯血,肺结核,以为只能活到四十岁。结果,在我们家,高寿八十三岁无疾而终,睡觉中离开了世间。徐家的亲戚经常夸奖我的父亲对丈母娘照顾的好。父亲家成分是富农,母亲徐家却是贫农。我想,姥姥高寿,除了家人照顾得好,还有她自己的保养,她吃饭必先用温水洗碗,从来不多吃一口,却长年喝牛奶吃甘草片,她吃了几大瓶子不知道,估计应该有一、二个水桶吧。晚年的时候,脸色鲜艳得超过孩子们。
回头说我二舅。中学以后,我就再不去他们家了,因为自己与同学玩得正天昏地暗,哪里也不去的。一天,听说二舅出车祸了,被一个什么车轧断了一条腿,住进了立山区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我跟姥姥、父母去医院看望。出院以后,他还是一瘸一拐的来我家给我姥姥磕头。
我该毕业了,接受的教育却不及格,安排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当时,党的政策是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我妈怕我不能吃苦,就想把我过继给二舅,做他的儿子,这样,我可以免去下乡劳累,将来也可以给二舅送终。事情基本谈妥了,事到临头,姥姥还是给否决了,说小脚老太太不会喜欢我的。这样,我便理所当然地汇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那个时候,一个叫李庆霖的,与《蝶恋花·答李淑一》好像有什么关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知识青年在农村怎么理发也没有钱,老人家就给了他300元,地方则搞起了“厂社挂钩”。我本来应该跟教育系统子女下乡到泗河堡的,因为父亲单位仅仅我一个是应届毕业生,进校管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就说,跟我们企业的孩子走吧,这样,我就也下乡到了小北河公社。在农村,我与我的姥家娘家亲戚都走得多一些。但是,我至今也搞不清我那些姥姥、姥爷、舅舅、姨妈等等与我们家是什么关系,太复杂了。例如,家兄当时下乡在另一个公社,因为某些原因,想转青年点,难度非常大。结果是姥姥出面回到大树底下,徐家众亲属群策群力,找到一个姓吴的书记我叫大哥的给调到他们大队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吴家,是我姥爷前房的娘家。
说到这里,就可以交待我的二舅了。我的姥爷,原来是娶过一房媳妇的,这个女人生了两个儿子后就去世了。后来,姥爷就续弦娶了我姥姥,生了我母亲。我的二舅,原来是我母亲的同父异母兄弟。当然,我就应该还有一个大舅。但是,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早年就离家出走去黑龙江海拉尔什么地方谋生去了,而且是一去不返,再没有回到过河边街上。我的二舅,则是我姥姥养大的,不是母子,亲如母子。还有姥姥的三妹妹的一个女儿,因为他们家贫穷且孩子多,我母亲仅一个,也是姥姥带着,与我母亲一起长大了。
1977年底我回城了,二舅已经死去了。翌年的春天,我与朋友去千山游玩回来,在太平村下了车,想去看看二舅妈。在院子我看见一个年龄同我仿佛的女孩在晾晒衣服,并且与舅妈在一起生活。闲聊才知道,是舅妈的一个家里侄女,过继到他们家躲去了毕业下乡的命运。与我们家当初一样的想法,只是她实现了。
如今,我的父母仍然健在,姥姥已去世多年,亲戚走动得越来越少了。来我们家串门的,一个是与我母亲从小一起玩的六姨姥的女儿,住在小屯,我叫小屯姨的;一个便是那个未曾谋面的大舅的女儿,我的老梁大姐,住在辽中县,去年也过八十大寿了。
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干吗?我是觉得当年所谓的“阶级分析”理论太教条、太片面化,太形而上学了。就我一个普通家庭复杂的血缘贫富关系,我都说不明白,仅仅看人家几个钱几亩地,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好坏善恶?除了煽动仇恨,根本不科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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