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谁替蒋介石背“卖国黑锅”最多？ - 北斗六星网

1933年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失利告终。随后，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乃是由政治家黄郛出面，与日人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协定虽被中方努力局限在“停战”范畴，未曾涉及主权谈判，但实际上已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损害。诚如日本史家江口圭一所总结：

1、长城以南设置了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方虽不承认伪满洲国，但依协定，“中国方面便不再能够触及长城线，……便只有放弃以实力解放满洲国的念头。”2、“非武装地带”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但允许日军“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方面“确保了新的侵略活动，即分裂华北的活动、内蒙的活动的据点。”①

当然，协定也有另一层“积极意义”。江口圭一认为：该协定签署后，“柳条湖事件以来无止境地扩大开来的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便暂告停止。日中两国正规军之间的交战，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前未再发生。”②中国史家吴相湘也认为：“历史事实证明黄的忍辱负重所争取的四年宝贵时光，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因为全国朝野就是利用这四年时光奠定了八年抗战的精神和物质基础！”③

虽则如此，《塘沽协定》终是国耻。故黄郛顿成举国舆论抨击之对象，激愤者且目之为“汉奸”，欲杀之而后快。然吴相湘却评价黄郛其人，乃“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黄氏去世后，国民政府亦先后两次予以特别表彰，抗战胜利之际，更赞誉其“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④实可谓：国人多欲杀之，当局尤欲褒之

“中央政府曾一再电令黄、何（应钦），须于签订任何协定前将条件送请中央核准；然黄氏等断然不受此令，仅于签字后通知政府。此中当有情由，不难想见；盖蒋、汪诸人近日之态度与心理，黄氏固熟知也。今后政府之对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径之趋势；时局之危，至为可虑。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协定’案时，颇多愤懑之人，然既经签字，汪、蒋两人复主承诺，自不会发生翻案结果。”⑤

所谓“此中当有情由”，简言之，乃是在黄郛的角度，一方面既深知南京政府当日，为应付舆论，安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谈话中势不能不对日强硬；另一方面，又深知弱国无外交，故汪精卫私下已有指示，“除签字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它皆可签应”⑥。黄氏签字前不报送中央核准，仅于签字后通报，既是为了避免协定草案在政治会议上公开讨论时流产，也抱有以个人名誉替当局受过的隐秘用心。

其实，作为蒋介石的盟兄，黄郛与蒋氏有过为国事“共尝艰苦”之盟约；加之其对日本政治、文化研究颇深，故早在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蒋氏即已央其牺牲个人之荣辱，负责对日谈判——蒋氏当日身为北伐统帅，为战事之顺利，势不能对日强硬扩大冲突；为应付舆论，又不能对日示弱。黄郛遂出面替其承担了“亲日和议”的骂名。

塘沽协定签署后，黄郛留在北方，继续与野心勃勃的日本军方周旋，期间种种痛苦不堪言说。1934年8月，接受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黄氏曾略吐内心苦楚：

“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⑦

黄郛的夫人沈亦云，曾严词质问过蒋介石：“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不应只让黄郛一人屡屡独力承担。蒋氏的回应是：“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学佛的黄郛则言：“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致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⑧

①②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P222-223。③⑦吴相湘：《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上)，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P223；P247-248。④转引自：沈云龙，《黄膺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收录于《近代史料考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⑤中研院近史所编：《王世杰日记(上册)》，2012，1933年6月3日条。⑥⑧沈亦云：《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P480；P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