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国军名将检讨抗战两大致命伤 - 北斗六星网

丁治磐将军乃抗战名将，惜乎因无政治后台，致后世声名不彰。其晚年以亲历者身份，检讨抗战得失，披露历史真相的同时，亦留下许多真知灼见。如丁氏任第二十六军军长期间，曾参加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其回忆，与薛岳宣传语境里的描述大相径庭：

“日军第一次攻长沙时，长沙实际上没有保住，薛岳说击退日军，根本是胡吹。”“第三次攻长沙也是未进城即退走。（之所以攻而不占，是因为）日军有其大战略，他要策应欧洲战场，在南洋、太平洋、中南半岛用兵，……他们在一战区打到宜昌，九战区打到长沙，就都不前进了。”“（第二次会战）打得很激烈，……两军死伤很多，沿途几十里都是死尸。”①

薛岳其人，近年来在大陆民间颇有“神化”趋势。丁氏与薛岳交情甚浅，亦无私怨，但曾受薛岳指挥，故对其指挥水准，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薛岳)规模不错，但不懂得大军调度指挥之道。我在战史中所见到的高级统帅对大兵团用兵不论是否合理，都有其独特风格。但他专讲蛮干高压，以大吃小，毫无大军统帅的风格。在郴州时，他天天打电话叫我进攻，天天要战绩。但是真正一个军的攻击，要有战略布置、侦察、重兵器支援、攻击态势、后方管理等等，各兵种联合作战不容易，不能一个电话说攻就攻，根本毫无战略修养。……检讨起来，抗战前的陆大学生多半是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轻人，只知纸上谈兵的计划作业，且主管信心又太强。许多长官像薛岳又没学过战术，只凭平常剿匪的一些个人经验。所以抗战时的将领素质很有问题。”②

抗战时中国将领的素质很成问题，不止丁治磐一人如此认为。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在总结国民政府败退大陆的原因时，也承认：“黄埔一期仅受训六个月，完成一个排长的教育……故以黄埔一期为主的高级将领，对于战略、战术素养，尤其大军指挥能力，普遍不足……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都是失败的。”③

抗战期间，蒋介石常以最高统帅身份，干预军中细节，也与此有关。如1938年2月，蒋氏指示孙连仲由德国顾问指导，在前线构筑标准工事，供其他部队参观学习，并要求将工事情形“用图表详报”。④对这种干涉，丁治磐的理解是：“老总统若看底下将领缺乏能力，则就会干预其指挥作战，……若部属切实能够负责，就不会有此现象。”一线将领不懂构筑工事，丁氏也有同感，“抗战时，我们……(犯了)到处挖阵地，但无兵可守(的错误)……他们不研究军事学术，只知深沟高垒。”⑤

“薛岳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背得很清楚，天天通电话问我打到哪里。我也跟他背地图。抗战时来不及准备地图，大多是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这种地图叫编图，不够详细，且错误百出，做战时不管用。最好的顶多是两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他看地图作战，有时就会说目标距离很近，地方又小，为何攻不下。实际上却距离远，地方大，有时左右方向都不对。他们都不研究问题症结在地图太差。……日本人军事地图编得详细，一般的比例尺是两万分之一，有些则是精细到五千分之一。”⑥

日军参谋本部对中国地理有计划的盗测，始于甲午战争期间，此后数十年从未间断，其组织之周详，计划之严密，测绘之专业，远非同期之中国政府可比。⑦据1941年的统计数据，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全中国当时只有约二万九千幅——可供比较的是：一战期间，英军所用地形图，达三千四百万幅。

这些地图当中，“抗战后集中全力于湘桂川黔各省，仅由二、三等三角测量开始，用统一投影法测绘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至1940年为止)不及千幅。若自一等三角测量开始之五万分之一地图，仅战前所测之数十幅，为全国总幅数的三千分之一而已。至于所谓迅速图，迄今尚继续测绘者，亦不及六千幅。此种地形图及十万分之一编纂图，因非实测或非用科学方法所测绘者，其位置距离及方向均不准确，在北伐时用之，即有不合需要之感。”⑧

地图上的缺陷，常加剧国军内部派系间的人事危机，如国共内战济南战役，王耀武被俘，其他国军参战部队常被指责“坐视不救”、“作壁上观”。丁氏则认为：“没有部队坐视之事，但军队部署有问题，因地图不详，在地图上看距离很近，但打不过去。”⑨内战如此，抗战亦如此。

①丁治磐/口述，刘凤翰、张力/访问：《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台)中研院口述史，九州出版社2013，P67-68，P72。②同上，P84-85。③杨津涛：《台陆军统帅谈蒋介石丢失大陆》，短史记第143期。④《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41》，P131。⑤《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P111。⑥同上，P84。⑦可参考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⑧曹谟：《地图与抗战建国》，《测量》杂志1941年第3期。三角测量按精确度高低分一、二、三、四等。其中一、二等属大地测量范畴，可供军用。⑨《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