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点滴（三） - 北斗六星网

在我居住的宿舍不远处是我们县的一个开发区，我喜欢去那里观看大型机械施工，常常一站就是两个钟头，我爱看那挖掘机的大铁斗一上一下的把土装进大型翻斗车，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每小时的挖掘量，我还爱看那履带推土机把来来往往的翻斗车卸下的土方一点一点地推向低处……，不到三天，一座山头就被削平，一条深沟就被填平。啊！这就是机械化的力量，心想，当年我当知青时修水渠、修水库有这些机械该多好啊。前两天，我从一网友的空间看到“红旗渠”的图片，脑海里马上响起了“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千军万马战太行，林县人民多奇志，敢叫山河重安排……”的豪迈歌声，想起了当年的县委书记郭步书同志就是林县人，六十年代，是他带领人民修了两条渠道，解决了西片三个公社的灌溉用水，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历史。思绪的潮水把我带到了四十多年前……

第二天，我们来到工地，这是一条绕山而转的水渠雏形，准确的说，像一条环山机耕路，两年来，各公社每到冬季就组织群众上山开挖，有的工段已有了水渠的形状，有的地方还是一条较宽的路面，还有的地方却尚未动土。我们大队的工段还要把山体劈进去一米才可往下挖。我和建勇、小平几个拿着镐头爬上山坡挖土方，下面的社员负责把挖下的土方推到路边的坡下。一连几天的挖掘，我们几个手上都起了黄豆大的血泡，血泡一破，里面流出带血丝的黄色液体，那手一接触镐头木把，顿感钻心般的刺痛。开始，我用小手绢把手掌包扎起来，谁知包扎的双手根本就握不住镐把，无法用力。干脆解开手绢，要痛就痛，要流血就流血，反正没有更好的办法，好在那时年轻，忍住痛又挖了两天，没想到那长血泡的地方竟脱完皮长出了一层硬茧，而且越长越厚。看来这人啦，只要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咬紧牙关顶住，血泡就变成了针扎不透的厚茧，坏事变好事啊！

这一天，我们几个挖着挖着，忽然只觉虎口一震，两臂发麻，镐头落地处火星直溅，遇到硬石了，这是一块几米见方的大石头，不是用镐头可以对付的了。指挥部来了个技术员看了以后告诉我们要爆破，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来了两个大汉，手里拿着铁锤钢钎对着大石头就“叮叮当当”的敲起来。咦，他们怎没带炸药包？那天，我无心挖土方，老是注意这两个人敲打着钢钎，不一会，那大石中间就打出了一个圆圆的小洞，他们用稻草塞住洞口，又到其他地方敲打去了。收工了，我故意磨磨蹭蹭走在后面，只见那几个人把一筒筒黄色的粉末小心翼翼的填进洞里，又用木棒往里压紧，然后又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掏出雷管导火索装好。老邹沿路检查过来一见我还没走，就嘱咐留下的那个人几句，不由分说的催促我和他一起下山，决不同意我留下看怎么放炮。我跟着老邹十分不情愿的来到山下，他又把周围看了一遍，就对山上打了个信号。远远地看见山上的那人挥动手中红旗，吹了一阵短促的哨音“哔哔哔……”然后，只见他飞快地从一端往另一端飞跑，跑一下，一弓腰，跑一下又一弓腰，每一次弓腰的地方，立马就会“哧”的冒出一缕青烟，一转眼的功夫，那人拐过山嘴猫了下来。这时，山坡上青烟袅袅，就在我看得出神的时候，只听见“轰，轰，轰……”从左到右，一出接着一出，腾起烟雾和灰尘，夹杂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像天女散花似地“哗啦啦”的落了下来。响声停了一会，我看见猫在山嘴那里的那个人站了起来，一步一步的朝下山的路口走去，而我分明看见有一处他猫过腰的地方还有一缕青烟在往上冒。咋回事？老邹大叫“还有一炮没响，快回去！……”说时迟，那时快，又是一声巨响，山上硝烟冲天，那人一楞，随即扑倒在地，半天没有动弹。糟了！出事了！我的脑海里马上出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影像，惨了！待烟尘散去，就在我们准备上山救人的时候，那人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慢悠悠的走下山来。那天，因为爆破后的石方量大，如果当天不清除，将导致第二天大批劳力窝工，老邹立即把那些“四类分子”叫来，命令他们在晚饭前去清理碎石，这在当年是一种惩罚性的劳动，不会另计工分的。就在那二十多个人挑着箢箕上山的时候，我看见队伍里还有建勇、小儒两个知青，怎么回事？我还在发愣的时候，湘文走到我跟前说：“你要出面去找老邹说说，把知青弄到四类分子中间，不对头哦。”湘文家也正在受冲击，他说“这里只有你才好说话”，我当时马上清醒过来，也不管老爸从干校刚放出来，仗着出身好的牌子，走到老邹面前，底气十足的说：“老邹，您是当过书记的，要讲政策啊，他们两人虽然出身不好，但他们是知青，何况他们父母还是国家干部，不能把他们跟四类分子放到一起！”老邹一看我眼里冒着怒火，想了想，马上又说：“建勇、小儒回来。”于是我们几个知青扶肩搭背的走了，湘文还愤愤地补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每天的劳动单调得很，挖土，运土，山体劈进去一米以后，就开始往下开渠，还是挖土，运土，不过开渠时运土是往上提，再倒至渠外，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我们的伙食标准不高，每天三毛钱伙食费，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负担，生产队给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米，自带一斤粮食和劳动工具，炸药和铁锤钢钎由公社负担，国家基本上没有投资，“红旗渠”也就是这样修建的。记得那时我们每天都以萝卜做菜，早上萝卜丝，中午萝卜片，晚上萝卜丁，油水不足，每餐半斤米饭吃得干干净净还觉得肚子饿。有一天我们四个知青吃完晚饭，慢悠悠的走到天平圩上，想找个饭店什么的吃上一顿。天平墟上冷清清的，这是一座废弃多年的老圩场，圩上只有一家小卖铺，货架上除了几包劣质香烟低档酒外，唯一能吃的就是米糠油炸的硬邦邦的麻花寸。没办法，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一斤粮票和一块钱，买了两斤麻花寸，小卖铺没有纸包，小平摘下头上戴的军帽，贴一张纸放在帽子里，装起麻花寸，走到圩边一座小水库的堤上席地而坐吃了起来。这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种小食品，米糠油带有一点涩味，糖精味很浓似乎有点苦，虽然又干又硬，但在当时的农村中却很受欢迎，因为价格便宜，一斤一大包。我吃了四五根以后就不想吃了，小平问我咋不吃了，我说口干。冬天的夜晚来得早，一轮明月从东山岗上冉冉升起，冷飕飕的霜风吹得脸上像刀刮样的生痛。我望了望小水库底，水不深，一眼见底，月光下能清晰地看到水很混，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如果现在要是来一盆水饺，我还能干掉他六十个。”建勇说：“我昨天请假回家，一个人一餐吃了一斤红烧肉，半斤酒，好吃。”湘文一听笑了“这小子怪不得今天不饿，原来在家里打了底子来了。哈哈！”“那你不是把你爸还有你妈的肉票全吃了？”我问。“可不，连他妹妹的指标也吃了”小平接着说，“依我看，好吃的还是我爸那饮食店里做的大杂烩”。湘文咂了咂舌头，“我觉得，好吃的是那个刚炸过油的猪油渣，淋一点酱油，嘶——好香。”我一听乐了，“哈哈，我们在这水库堤上开起了精神饭馆，吃不着，说一说大家也觉得香。”于是四个人又没完没了的说起了各自吃过的好东西。

我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比其他大队要早十天。明天我们就要回各自的生产队，这天的晚餐很丰盛，一大脸盆切成四方坨的猪肉，每坨足有一两重，肉皮被卤得深红，撒上葱花五香粉，那诱人的香味，老早就从厨房里传到了我们的鼻子里。按农村工程结束时的规矩，自组八个人为一席，每席一脸盆猪肉，四大钵炒菜，大甑饭随意吃。我们八个知青坐在一起，先把大块猪肉吃光，每人四坨，大家都用茶缸盛饭，我吃了三茶缸米饭，桌面上四大钵其他的菜也吃得干干净净，这才觉得肚子有点饱的意思，正在这时，老邹过来了，见我们桌上汤水不剩，笑着说：“吃饱了吗？还有。”说着，吩咐伙房“再给他们加两钵菜，年轻人能干也能吃。”此时，我不觉得老邹面目可憎了，倒有点觉得他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关心着他的子女们。就在伙房又送来菜时，我看了看其他那些社员们，有的往茶缸里装猪肉，有的还用手帕包了一大包米饭，他们是要带回家给老婆孩子留的。嗨！那年代，普通农民难得遇到这么丰盛的一餐，这可是两个多月的萝卜餐节省下来的伙食费呀！

1973年冬，我被公社抽调到“战备水库”指挥部做宣传工作，同时抽调的还有那个能歌善舞的湘潭女知青凤茹，她播音，我攥稿兼管广播机务。战备水库是我们公社组织修建的，位置就在我们大队的一个小地名叫“蕉坑垄”里，在山垄里拦腰修建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大坝，截住常年不断的山溪流水，解决五个大队的灌溉用水。指挥部就设在山垄口的一家民房里，我和凤茹结伴来到指挥部报到，一进门就看见中学的校友奇发，他是指挥部的宣传组长，很高兴的对我说“去年就盼着你来，你们大队书记要当连队的指导员，霸蛮把你留下当文书，今年他不当指导员了，才把你要过来。”说着，他又跟我说起，去年宣传组六个人累晕了，三天要出一期油印的《工地战报》，我们宣传组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没休息，赶稿子，刻钢板。今年就好，指挥长不是公社的“张眼镜”，换上了“西哈努克”，他只要广播喇叭响了就行，不办油印报，所以宣传组就我们三个人。“张眼镜”是公社革委副主任，知识分子出身，戴一副近视眼镜；“西哈努克”是公社革委主任姓周，因为长相矮墩墩的，脸圆圆的，笑起来一对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嘴边还有一对酒窝，特像当年《新闻简报》电影里的柬埔寨亲王，据说他力气很大，八百斤重的柴油机他一个人抬一头，另一头要四个人。指挥部里还有个副指挥长姓罗，瘦高个，颧骨很高，他有时还会故意歪着头微微摇晃给大家逗乐，公社干部都叫他“宾努”，他的长相确实像当年那个柬埔寨亲王。当奇发介绍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水库指挥部都成了柬埔寨王国的流亡政府了，就差莫尼克公主，干脆，这莫尼克公主就由你来当了”我用手指着凤茹说。凤茹一听，羞得满面通红，追过来打我，引得大家哄笑不止，就在这时，周主任进来了，指着我眯缝着双眼笑问：“闹什么啦？你这小鬼一来就鸡飞狗跳了……”我们赶快打住，凤茹气咻咻的不好做声，我对她做个鬼脸也严肃起来，听“西哈努克”布置工作。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清早，我和奇发用一个箩筐抬着一台一百瓦的扩大机、电唱机，话筒、线拐子什么的来到工地，山坡上有一块稍平的地方，搭建着一座两米见方的杉树皮棚子，这就是工地广播站。里面有一张大桌子，几把小凳子，墙上安装了接线板，把广播设备往桌上一放，就可以开始工作了。第一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分管施工的“宾努”叫少林过来帮我们，我在中学时就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对各种广播器材都很熟悉。这天，我要奇发和少林把四个二十五瓦的高音喇叭按我事先看好的四个点挂在大树上，我背起线拐子开始布线路，喇叭和线路要相对固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再移动。他们两人都是回乡知青，从小就在农村生活，爬树的本领比我高，他们上树挂喇叭，挂线，并按我的吩咐把喇叭按并联方式接好线。我们回到衫皮棚子，我把输出线接在扩大机上，然后架好木梯子，爬上高压电源线杆，准备接电源，奇发在梯子下扶着木梯，防止木梯滑动，按照老师教我的简单接线方法接线，为了每天收工便于拆除电源线，不能在上面固死，我把两根铝线的线头分别折成钩子状，徒手先把零线挂好，就在我刚挂好火线时，忽觉右手一震，差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咋搞的？老师告诉我，带电作业时只要是绝缘没问题，你一只手接触火线，人体上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就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以前都是这样操作的，今天怎么了？就在我发愣的时候，只见少林从棚子里跳出来，兴奋地叫道“通了，通了！”原来他自作主张的把指示灯插在接线板上了，……我赶紧下来对着他气愤地说：“叫你别乱动，你偏不听，差点害死我了！”

水库大坝才五米来高，筑大坝用的土方要从两边的山头取用，各连队都分别有各自的取土地点，他们有的用箢箕挑，有的用小车推，每天在大坝上指定的地点平整好，再用夯锤夯紧，才可由施工组收方计数。打夯用的夯锤是一筒一米高，直径五十公分的松树段，安上四根木棒做提柄，八个人把它高高地抬起来，再重重地砸下去，把松土夯紧，一边夯，一边齐唱自编的打夯歌，通常是一人领唱时，抬起夯锤，然后大家齐唱时砸下去，而各个大队的夯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谱都不是一样的，整个工地夯歌此起彼伏，那火热的场面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我以前从不知道，音乐还可以做协调众人劳动的号令，于是，我掏出笔记本记录过各种夯歌的歌词及曲谱，可惜后来几次搬家时给丢了。完成了当天土方任务量的大队，可以提前收工休息，一般都会在收工号之前完成任务，这是施工组预先计算好的。这时，专门从事拖滚压的大队出场了，四十多个青壮民兵同时用力，拉动一个混泥土倒制的大圆滚子，大圆滚有现在的压路机压辊大，估计四五吨重。大圆滚在夯过的土方上碾压，施工组的三个人，一个手挥红旗在前面指挥，一人在旁边观察（副指挥），还有一人在后面检查碾压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宣传组就在高音喇叭里播出雄壮的进行曲助威，有时还让凤茹打着竹板，有节奏地朗诵我们自编的快板式鼓动口号。

等到整个工地都收工了，天色也开始暗下来，我们宣传组就开始收拾设备回指挥部，为了安全，输入棚内的电源线必须拆除，先拉断火线，再拉开零线，卷好放到小棚内，然后抬起扩大机和其他东西离开。第二天，我们又开始重复昨天的各个动作，接线、开机、播音……在头一个月的日子里，我和奇发每天都会去到各连队，采访好人好事，或写成简短的广播稿，或编成小快板，有时干脆就和他们一起打夯，拖碾压滚子，倒是不无趣味。凤茹每天守在衫皮棚内，有稿子就播稿子，没稿子就放唱片，反正高音喇叭里不能没有声音，她总想到连队去走走，但广播室里不能离人。就在她觉得枯燥无味时，公社又从卫生院调来一个女医生江云，工地卫生室也设在衫皮蓬里，于是，她便安心的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了。江云是湘潭人，也是六八届的湘潭卫校毕业生，她是我那些读卫校的初中同学的校友，因此我们也早就认识，知青下乡的号召让她分配到了我们公社，都是同龄人，又在同一个公社，所以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打闹，并不觉得她拿工资与我们拿工分有多大的差别。慢慢的我发现“西哈努克”不太关心广播的具体内容，只要高音喇叭在响，他就不来过问，我和奇发也开始偷懒了。我发现电唱机同时还是收音机，于是，我把收音的线路输出直接连在扩大机上，每天把波段调到中央台，有新闻又有歌曲节目，方便的很，这样，凤茹也乐得不自己播音。有时，我们四个人竟哪里也不去，坐在衫皮棚里天南海北侃大山。别看江云这个文文静静的女医生，平日不爱做声，可和我们在一起，她就有讲有笑，讲起笑话来，可把我们肚子都笑痛，而她自己却不笑一下。她对病号、伤号却非常耐心，社员们说，听她一说话，那伤口就觉得不那么痛了。这下倒好，一些农村青年有事没事找借口就往衫皮棚里跑，广播室里开始热闹非凡，有时高音喇叭里还会把这热闹声音传了出去。“宾努”终于发现事情有点蹊跷，马上宣布，要看病，必须持连队指导员开条子方可去衫皮棚，否则扣当天的工分。衫皮棚又开始平静了下来。

指挥部的伙食比连队的要好一点，虽然主菜都是萝卜，但隔三差五碗里会有几片猪头肉，猪头肉皮上的猪毛很难褪干净，肉皮上总有些星星点点的黑毛墩，但那时的油水供应实在不足，尽管没褪干净毛的肉片有点扎舌头，然而它毕竟是肉，当然舍不得丢弃，仍然毫不在乎的往口里塞。凤茹一见那黑毛墩就怕吃，戏说它是“牙刷”，她一点一点的从自己碗里夹出来给了我，我就把褪毛干净的肉片给了她，当然，我还是要占很大便宜的，毕竟褪毛褪得干净的少。指挥部伙房的大师傅姓邹，他儿子是我初中的同学，我随他儿子到过他家，叫他“邹叔”，他一见我就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吃饭的时候，通常他把菜盛到小饭碗里，一排排的摆在案板上，从指挥长到每个工作人员，逐一来到伙房每人各自到蒸笼里端一钵饭，再端一碗菜，走到屋外禾坪里蹲下就吃，没有人得到额外的照顾。我们宣传组每次都是来的最后的，有一次，我一个人把广播器材放好后，指挥长叫我过去问了几句话，才走到伙房去吃饭，邹叔一见我过来，马上重新盛了一碗菜，特意挑了几片肉放在碗底，笑呵呵的说“吃饱好干活”我连声称谢。从此，每到吃饭时，我都故意磨磨蹭蹭地走在最后。这种次数一多，奇发就发现了，他鬼得很，等我一端着饭菜走到一边去吃时，就立马走了过来，轻轻地说：“咦！你碗里肉多一些。”说着操起筷子就到我的碗里翻，我也不做声，他一翻出一块肉，还没来得及夹起来，我就飞快的夹住往口里一塞，等他再翻，我又夹住，他急了，用筷子使劲压住我的筷子，哈哈大笑。于是，少林被吸引了过来，抢先夹住肉片塞到自己嘴里去了。后来，邹叔便对我们几个都会多给几片肉，省得我们再抢吃，其实，虽然多给我们肉，我们还是照抢不误，抢来的肉吃在嘴里格外有味。每逢晚上，我们都坐在指挥部里听有线广播，文娱生活几乎没有，偶尔来了电影队，放的都是那几部老片子，大家都能背得出来。那天，我刚看完湘潭知青给我的一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晚上我讲给奇发、少林和江云他们听，正在我绘声绘色的讲着，指挥部其他的人都走到我们宿舍里来了，大家把鞋一脱，都往通铺上一坐，把被子拉过来盖住脚，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我讲着讲着，刚停一下，“西哈努克”笑眯眯的把我的茶缸递了过来，少林马上递过一支香烟，奇发赶快擦燃火柴给我点上，一个劲的催促我快讲，哈哈，我受到特殊待遇了，于是我更加讲得起劲了。手抄本并不长，可是我在讲叙的时候加上我的丰富想象，把故事拉的很长，那天晚上一直讲到十二点钟还未结束，“宾努”看了看手表说：“今晚就到这里吧，别耽误了明天工作。”大家才余兴未尽的回各自床位睡觉。这个故事一连讲了四个晚上，后来我又给他们讲了《归来》，这就是后来张扬写的《第二次握手》，也连续讲了五个晚上。这下我可出名了，好几个连队都知道指挥部有个会讲故事的知青，每逢下雨天，连队就有指导员到指挥部来把我请到他们连队去。光阴荏茬，日月如梭，战备水库第二年冬全部完成了主体工程，随着父亲平反，我也招工到了县造纸厂工作，但再没去讲那几个故事，这一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接着又追查什么“政治谣言”，批判手抄本。这可吓出了我一身冷汗，幸好我在厂里再没讲过故事，倒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厂里派我去参加“工人理论辅导员”学习班，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