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孩子，坏孩子？ - 北斗六星网

那是1958年的“六一”节，别的同学在这一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却在庆祝大会上被点名批评。我怎么都没弄懂，上学期我还是乖孩子，期末大会上还受奖。这学期，换了个校长和班主任，我却变成了闻名全校的坏孩子。开学以来，班主任怎么看我都不顺眼，我实在是想成为好孩子、乖孩子，努力学习，上课争取举手发言，小手放在背后坐端正……可是，我怎么表现都是错，难道上学期的校长和班主任成了“右派分子”，我也是“右派”了？既然大会点名批评我，那我就是理所当然的坏孩子了。好嘞，要坏就坏到底吧。从此，我开始不遵守课堂纪律，出洋相引起全班同学哄笑，想方设法作弄好孩子，上课把女孩子的长辫子拴在椅子靠背上，在粉笔盒里放一条蜈蚣或者狗粪之类，让老师惊叫，而且满不在乎地被老师拖到黑板前面罚站还要继续做鬼脸。一霎时，所有的原本不坏的“坏孩子”都集合在我的身边，成了一个“团伙”，把一个“红旗班”搅得乌烟瘴气。

谁知，这年下期，又换了校长和班主任。这时，学校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地参与大跃进运动，有个把月时间没上课，专门到附近的农村去上山捡茶籽。全校为一个团，我们三年级为三营，我是三营副营长兼一连长，班主任是指导员，我和同学们干得可欢了，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一边带着我们劳动（具体请看我的《那年我九岁》），一边又教我写诗歌，这年“十一国庆特刊”上刊登了我写的诗歌“高粱红，豆子黄，一片棉田白茫茫，红薯茶籽堆成山，人民公社好风光。……”说来也怪，我没像上学期那样捣蛋和恶作剧了，格外听话，也怪！那些跟在我身后的“坏孩子”也都变好了，到元旦节那天，我们有几个上学期的“坏孩子”都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我们班又成了“红旗班”。

光阴似箭，星转斗移。时光流到1991年，我被派到一个又穷又乱的乡任党委书记。说这个乡穷，穷到人平纯收220元，说它乱，乱到一年刑事案件发案134起，一年内连续枪毙三个犯罪分子。干部一天到晚忙于林业治乱，穷于对付乱砍乱伐和疲于应付计划生育，治安秩序、林业秩序、生育秩序“三乱”在全县挂了号。我刚上任，就发生一起群体斗殴，两个村的干部带着群众大打出手，一个村把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抓了起来，我带着干部赶到那里，就有人说“乡里调走一个吃冤枉的又来一个吃冤枉的”，我窝着一肚子火，副乡长对着那个人骂道“刁民”，要不是我赶快制止，这群失控的人群就会对着我们干了起来，干群关系异常紧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首先打出当时极为敏感的旗号，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幅标语挂在乡政府大楼上，把巨幅毛主席画像座立在乡政府礼堂的舞台上。然后从整顿生育秩序入手同时整顿治安秩序。我们认真研究了一番，决定把全乡最凶的一户作为重点对象，这家唐性村民是全村一霸，三个儿子均为超生户。他家如若与其他村民发生冲突，就会男女老少全家出动，周围邻里没一个不害怕他们。为计划生育问题，前两年，县委工作队去他家动员，大儿子拿菜刀砍伤一个干部被拘留，二儿子和父亲挑来一桶大粪泼向所有在场干部，大家都说法律手段对他家已经毫无用处，今年再这样就拆了他家的房子，我对大家说“房子不能拆，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对红军战士们说，土豪劣绅的房子不要烧了，分给贫苦农民住多好。土豪劣绅的房子都不烧，何况他还是个落后农民呢？人民内部矛盾嘛。”大家问那怎么办?我说肯定要动他一下。这天傍晚，文质彬彬的副书记带了两个干部去他家动员，还没半个小时，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呼叫“副书记被打伤，老倌把三媳妇放跑了，你们赶快过来！”当我带着所有干部赶到现场，我们那位副书记脖子上两道红红的掐痕，另一个干部被他家老大老二死死地摁在墙壁边，唐老倌又拿起粪桶去舀大粪。我命两个干部控制住唐老倌，解脱那个被摁住的干部，随后，怒吼一声“给我把他家所有的门板全部卸下来！让你尝尝动武的滋味。”一刹时，这栋房子楼上楼下的前门、后门、侧门、房门所有门板全部卸下来，装上汽车拉到乡政府，临走，甩下一句话“明天叫你的媳妇自己到乡政府来接受计划生育手术，才能把门板还给你。”我们走后，周围的村民都围到他家看笑话，有的说“今年调来一个这样的书记，他不拆房只拆门板，实在是高！”有的开始调侃老倌“遇到对头了吧？也好呀，所有的门都没了，你想到哪个媳妇房里去‘爬灰’都很方便，你的儿子都吓得逃跑了。”“哈哈哈！……”第二天，唐家三媳妇来了，门板拿回去了，唐老倌从此再也不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十足了。

无独有偶，这年秋，唐老倌的孙子玩火，引燃了满地打家具洒落的刨木花，没两分钟大火熊熊烧了起来，这小孩子一害怕，溜进房里，爬到床上，把蚊帐放下来，以为这样就躲起来了。待我们赶到那里，大火已经封住了门，二媳妇坐在地上大哭“哎呀！我的孩子呀……呜呜呜”派出所长试图冲进去，几次都被大火逼住都不成功，我们的黎副乡长急中生智，带了一个干部跑到屋后，用一块大石头用力砸开木窗檩跳进去，抱起孩子递出来，他刚爬出窗户，这房子就轰然倒塌，好险啊！唐老倌接过吓得脸色煞白的小孙子，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事后，我们召开干部会议，动员乡干部每人自愿捐助一些钱物，村干部挑着箩筐挨家挨户请村民捐助粮食，帮工重建房子。这些事都好办，就是有几户村民平日受够了他家的气，不愿临时安置他家居住，我们又派出干部和村里干部一起去做思想工作。总算让唐老倌一家安置下来了。此后，这老倌像变了一个人，对村里的公益事业特别关心，修路，修渠都走在前，邻里有困难主动相帮。那年春节期间，乡干部都回去过年，我接到“发了山火”的紧急电话，赶到现场，火已及时扑灭，村民群众纷纷告诉我，是唐老倌带着三个儿子冲在最前面，大家都是在他的呼喊带动下出来救火。我握着老倌的手说“感谢你！感谢你！”谁知老倌说“不用谢，你们看得起我老倌子，我也要对得起政府！”

这件事对我和所有干部触动很大，我想起那年“六一”节的大会批评，联系这件事开了一个全乡三级干部会，我对他们说“小孩子没有谁愿意做‘坏孩子’，如果大人和老师不把孩子当‘乖孩子’看，那么，‘乖孩子’也会变成‘坏孩子’。同理，没有谁愿意违法。毛主席说得对，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从此以后，所有的干部不允许动不动就骂群众‘刁民’，所谓‘刁民’，那是干部骂出来的。像唐老倌这样的村民，虽然本身存在一些毛病和缺点，如果我们的干部歧视他，群众又排斥他，那么他就很难融入到社会中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社会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