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青牛 发表于 2014-12-22 12:24
以史为鉴，敬畏苍生。
决堤花园口
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
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最后抵抗线”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许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一方的中国，怎么又会有来自轴心国核心——德国的军事顾问？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一批政府高层被派往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从德国带回的考察结果与蒋介石的内心诉求有了契合之处：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友，相反，因为一战后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都被日本掳去，双方还有着利益冲突。于是，当中方提出要邀请德国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时，双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国顾问团的一员，1934年来到中国，很快成为了顾问团总顾问。
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法肯豪森就是当时德军中的一名军官。而这次来中国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了5年的驻日武官。可以说，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
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提出了大至国家战略、细至兵力部署的详尽方案。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
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的什么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渠长根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能够佐证。不过，从此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所实施的对敌战略来看，法肯豪森的《建议书》绝大部分被采纳并实施了。
1936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沆瀣一气。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
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
然而，形势的转换就在转瞬间发生了。
“千古笑柄”
经历了台儿庄一役的惨败之后，日军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的大量精锐部队。这非但没有让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军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线，连接中国华北、华南，让从北平和上海两个方向上侵略中国的日军合成一体。而现在，他们的目标中多了一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5月初，日军集结了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从六个方向向徐州夹击。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和日军决战的蒋介石，开始感到情况不妙。更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间，日军的土肥原14师团约两万人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并且向菏泽进发，一旦14师团攻陷菏泽的话，就会切断徐州以西的陇海线，切断60万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和他们的退路。
蒋介石随即决定放弃徐州。这样，原本准备与日军一决胜负的徐州会战，在日军刚刚拉开架势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开始撤退了。
唯一能称得上庆幸的是，蒋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较早，大多数中国军队突出了重围。而军事重镇徐州就此易手。
徐州地区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称的程潜第一战区的防地。第一战区的任务原本有两个，一是在商丘附近集结10多万军队，准备随时策应徐州的会战；二是守卫郑州以东的黄河防线，阻止日军南下。
此时，程潜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策应徐州的部队往平汉铁路一线后撤。他们在陇海线附近与土肥原师团撞到了一起。
土肥原师团配有300多辆装甲车，是日军甲种师团。他们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推进到了陇海线附近。不过，快速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这时成了孤军深入，与之对垒的中国部队有六倍之多。
战机忽现，蒋介石认为这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亲自赶到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真是下了血本，他最得意的门生嫡系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都被派遣到了豫东战场。
土肥原的两万人马很快被困在了兰封到商丘方圆百十公里的范围内。
商丘是豫东的门户，由黄埔一期出身的黄杰率第八军驻守。西边的兰封，守将同样是出自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桂永清的27军是当时中央军精锐，配有中国军队中极少见的战车营。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两万人，程潜已经放出豪言：“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起初，中国军队确实是一路奏凯：土肥原部在层层围攻下损失惨重，土肥原本人几乎被俘，连天皇赏赐他的军刀也成为中方的战利品。宋希濂部缴获了一批战马，他挑了一匹当坐骑，还给马取名叫“土肥原”。
胜利似乎近在眼前时，占尽优势的中国军队中居然出现了逃跑将军。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开始突围，进攻的重点是兰封。仅仅3个小时，兰封外围防线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
桂永清的临阵脱逃，导致了兰封失陷和整个战局的混乱。土肥原也得以凭借兰封和黄河边上的村庄固守待援。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救援。援军一到，日军全局皆活。
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重新围攻土肥原，夺回了兰封。战斗进行了4天，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28日，守商丘的黄杰又跑了。
商丘是敌援军的必经之地。但当从徐州西下的日援军刚刚接近商丘，黄杰不发一枪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东门户洞开。土肥原盼望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来。
因为桂永清和黄杰这两个逃跑将军，中国军队的大好局势被生生断送，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反而大败而走。连蒋介石自己在给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豫东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土肥原重新占领了兰封，随即转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开封此时仅仅留有一个师守卫，失守已成定局。
开封离郑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当时的郑州虽然还只是一座县城，却已经成了中原要冲。陇海线和平汉线两条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会。如果土肥原夺下郑州，这两条铁路线就在日军控制之下了，这种局面是蒋介石最害怕见到的。
中日双方都很清楚，郑州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
艰难抉择
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
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维中，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
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
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
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
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
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
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至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华中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答，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
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他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甚至最后决堤命令的下达，都是用电话通知，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不过，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
陈慰儒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他的回忆也可以提供佐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他，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决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陈慰儒，深谙洪水放出后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委婉地试图拦阻决堤行动。陈慰儒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正是枯水季节。就是决开黄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汛期来了后，堵口很难，豫苏皖三省洪灾无穷。现在决堤很不合算。”
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赵口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
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
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
按照计划，部队要在相隔40米处分别挖掘两处口门，一旦两处豁口掘开后，中间的大堤将被水流冲走。
赵口大堤宽约30米，顶部距水面高约10米。部队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时，口门宽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转身都已困难，施工更是难以展开。
工兵们带来了炸药，对豁口底部进行爆破。可是炸药能炸开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对松软的黄河沙土却无可奈何，就像一记重拳击到了棉花套上，没有什么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够流出来了，一阵冲刷之下，豁口两侧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让河水冲刷开两道口门间的40米大堤更是没有指望了。
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
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直接负责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亲临现场“监工”，加派39军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重新开挖。
一昼夜的抢工，第二道决口迅速完成，结果却更令人沮丧。黄河浑浊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浅，直到第二道决口挖到接近水面时，士兵们才发现，靠近大堤的黄河水极浅，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还不知离大堤有多远呢。
而这一天，日军已经攻入开封，前锋抵近中牟。在赵口的决堤现场，隆隆炮声清晰可闻。
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
选址关帝庙
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
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
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
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
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
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新闻宣传战
6月9日，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事先就拟好的电报：“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晚上，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又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很明显，这些决堤行动的策划者、实施者非常清楚，无论黄河之水能够带来多少军事上的成果，也无法抵消巨大洪灾给国人造成的苦难。因此，对外宣传的策略在行动前就想好了，黄河决堤的罪责应归于对中国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獠牙已经把中国逼入绝地，怎会有花园口决堤这样近乎绝望的焦土御敌之策？更何况两军对垒，发动舆论攻讦敌人也是一种宣传战。
从留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看，“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口径似乎是第一战区拟定的。而这样的宣传口径，对蒋介石来说，至少是正中下怀的。
决堤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
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6月16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最早披露黄河决堤消息的并非国民党中央社，而是《申报》香港版。6月9日，《申报》香港版发表来自上海的电讯，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以现实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决开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必能迅猛向前推进。”6月10日，该报又发表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至黄河堤，将由华军决堤淹没……”
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大量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采访”。
决堤部队对此早有准备。6月9日，在花园口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
6月22日，当中外记者们来到花园口现场时，一幅热火朝天抢险堵口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大堤上下、人头涌动、呐喊声不绝于耳，士兵们、民工们手提肩挑，口门两侧堆满了用来填埋的土方石块。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木船，将堵塞物抛到水中……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场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各大媒体依旧将决堤一事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战期间，大多数国人相信，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所为。这样的宣传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人的抗战热情。
记者们离去了，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还要等上8年零9个月。
黄泛区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几日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猛涨的黄河水冲开了。两股黄河水下泻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最后合流长江入海。黄河水所过之处，皆是一片汪洋。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河决堤之后的洪灾惨景：“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
“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
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
在花园口决口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事件始终迷雾重重。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更是讳莫如深。
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国民党中宣部前副部长董显光作为知情者，在其撰写的《蒋总统传》中，首次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年后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蒋总统秘录》中，又简单介绍了花园口的决堤经过。
而在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政治高压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参与者之一魏汝霖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20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1938年6月的真实场景，自此露出了相对清晰的冰山一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返回腾讯网首页>>
从直接军事效果来看，花园口决堤的确对豫东地区的日军形成了威胁，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一部分士兵和辎重被洪水淹没，有的士兵因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同时，洪水迫使日军停止追击向西溃败的中国军队，给了国军以缓冲、休整和重新部署的机会。
1938年花园口决堤时，向西追击中国军队的日军已经占领了开封、中牟并已经停止了进攻。6月9日花园口决堤后，12日，宽达数里的洪水包围了中牟县城，日军第14师团被困城内，他们只好以麻袋装土堵塞城门，等待救援。15日，黄水流经开封，侵占开封的日军即大规模搜集麻袋准备堵水，以防城内遭水淹，但仍有一部分日军溺死，同时由于交通阻断军需供应中断，其大炮与机械化装备基本上都失去了用途，他们在逃离时不得不大批丢弃。16日，黄水泛滥至尉氏县，集结在尉氏城西的日军第16师团被黄水阻隔。日军开始想办法营救因洪水受淹被困的各部。华北方面军“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16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六十一吨半。” 日军第16师团主力直到25日夜才渡过尉氏东面宽达600米的大泛滥地带，直到7月7日到达通许后才脱困。
那么，洪水到底给豫东的日军带来了多大的困难呢？据黄水泛滥后开封居民亲见的日军惨状是：“败兵已陆续不绝，退回省城，状极狼狈，自由分住于本城东北各街户……，大抵裸身者十居八九，枪械等更属不伦。后闻黄水到时，驻军均在睡梦中，除被淹毙者外，存者均赤身逃出……后闻驻予西席家之敌军士言：我军共一小队，计百二十五人，现所剩只七人，官长均死，正留待改编云云。要之，是役敌兵死于水者虽不及万人，而军器等损失十之八九。又闻河边居民目睹者谈，全师团之机城化军器，过去时，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其他军械辎重，无一还者，足以知其损失之重大矣。至一部最前线敌军未道水淹者，被河道隔断，不能退还，则顺河东窜，至豫东永（城）、夏（邑）之境，始得返汴，数在六七千之众。此出自随军被抓夫役之口，殆也非虚。此后敌军至者，莫不先找黄河委会，对于河水必深加研究，益已成惊弓之鸟。……次晨八时，敌束装欲行……去后，予返家检视，该队所弃各物散于院内，极为凌乱.乃先将所余食品及布被等分赠郁居及仆役与帮忙各人，更在各房暗处发现各军士所遗弃之枪弹及其他不知名之军用品，聚之约有一筐之多。”（赵隐侬：《梁园沦陷前后》，《河南文史资料》第55辑）
对于洪水泛滥后的情况，日军士兵也有记载。据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记述其在尉氏县遇到黄水的情况说：“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顷刻之间出现了一潭湖水。在南京战役时，我们遇到了火攻，现在又因遇到了水攻而奔逃。我们选择较高的地方。急急忙忙地跑向3里以外的尉氏城。……6月27日，每到傍晚，粮食就所剩无几了，每当旭日东升，我们就出去找粮食。与后方的联络完全中断的时候，一发子弹、一粒大米都不可能送来。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发子弹、每一粒米。香烟也全部抽完了。……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旱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十五六天之后，战斗机空运来了一些粮食，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肚子里总算填了些米饭。我们开始了行动，进行转移……敌人知道我们粮食不足、弹药缺乏，像饿狼似的穷追不舍。我们后退一里，敌人就前进一里，可以说在战场上后退比前进更困难。士兵与士兵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中队长和小队长也找不到了。……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条大河边。这条河大约有3000米宽，十几天前这里还是农民们祖辈传下来的赖以生存的早田，还是成熟的高粱地。农民撑着小船或木筏在收割露在水面上的高粱穗。电线杆在水向上也只露个头。”（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此外，在中牟日军撤退的过程中，一些伤兵因行动不便，被就地处死了。据安庆福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窜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我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详细]
被洪水困住的日军装甲车中国军队趁日军被黄水分割围困之际，开始对开封、中牟、尉氏地区的日军展开进攻，围歼了小股日军，收复了一些失地。国军的主要战果有如下几个：（1）、6月12日，突入到郑州以南新郑并炸断平汉线的日军第14师团骑兵团的一个挺进队被黄水遮断后路，全部被消灭。国军共俘获400余骑、150毫米口径榴弹炮4门和步骑兵若干。（2）、6月14日，孙桐萱的第12军第20师协同第24师攻击尉氏以西的日军第16师团主力。经数日激战，日军大部退入城内。此时城东已经形成深广的泛滥区，城内日军陷于绝境。27日经过数小时激战后日军弃城东逃。日军逃跑时，破坏了坦克、汽车、大炮和轴重，并遗弃了部分军马、枪支弹药。当日12时左右，尉氏被中国军队收复。（3）、6月18日，刘和鼎第39军的34师攻击中牟日军。日军利用已得到的救援材料渡水撤退，遗弃了大量的重兵器和轴重。日军在逃跑时，在混乱中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水淹死。中牟县城遂于23日夜被收复。（4）、29日，西华日军被全部肃清。洧川的日军22日被迫从县城以西地区撤退。7月初，中国军队袭击太康日军，击毙百余人。13日，通许日军被全部击退。16日，中国军队收复太康县城。17日，中国军队又收复鹿邑。
由此可见，花园口决堤的确给追击国军的日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必须注意的是，从战果来看，中国军队趁黄泛的反击虽有收获，但无论从歼敌数还是缴获，都可以看出沿陇海路西进的日军整体上损失不大，大部分日军都得以保全并撤走。至于究竟有多少日军死于花园口决堤，至今尚没有准确的数字，常有人说什么“仅日军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这显然是夸大其辞，这个数字乃是第二军整个徐州会战战死的人数，并非死于花园口决堤的人数。…[详细]
花园口决堤日军14师团在水中作战，步兵跑步运输炮弹决堤除了给日军带来直接打击外，在整体战局方面也有一定的军事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此后中国战场被黄泛区分割，给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的相互呼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比如由于黄河改道造成了淮河泛滥，津浦铁路和蚌埠铁桥被冲垮，给日军从华北运转兵力和物资支援华中战场增加了很多障碍。日军自己也承认黄河决堤后，武汉会战时“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
二是黄泛区改变了一部分平原地区的地貌，增加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难度。这对中国军队来说的确是有利的，这一点蒋介石很清楚，就在花园口决堤当天，他在武汉接见外国记者时就说：“今后作战地域的形势，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战，天时地利，均于我为有利；我之所利，即敌之所害也。”（《蒋委员长与外籍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战场有利于日军的平原地带基本都已沦陷，未沦陷区多是山地和湖泊等复杂地形。
三是花园口决堤的确对日军的进攻有迟滞作用，也有利于国军保住河南中西部不丢失，河南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在此后的七年中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第一、五战区在八年抗战中得以力拒敌军。抗战八年中国军光河南征兵就达221万人，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省。
四是蒋介石将决堤罪责转嫁给了日军，的确加深了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带动了国人抗战情绪。…[详细]
从花园口事件发生时起，就不断有人为其辩护，甚至有人上升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从现有的观点看，人们多认为花园口决堤对抗战有三大贡献：1、“阻敌西进，保障豫中、豫西及西北，功不可没”；2、使得“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线——平汉路在武汉会战中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越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3、使“我东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然而，花园口对整个战局的影响真的有如此重要么？显然不是！
花园口决堤阻止了日军西进，这是许多人的共同观点。但从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实际行动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日军攻入河南只是沿陇海路追击从徐州会战中撤出来的中国军队，其目的不在于扩大占领区。尽管日军在徐州会战中并没有达到“围歼在徐州集结的国军主力，及早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但日军占领徐州后，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基本结束，因而于5月21日下达命令：“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遵照大本营的指示，华中派遣军各部大体在5月29日以前完成了集结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却不顾大本营的决定，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一、敌主力有开始向平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二、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平汉线。”尽管如此，当第二军第14、第16师团推进到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在6月6日就已经下达了停止追击集结兵力的命令：“一、由于各兵团的果敢神速地急追，敌已溃乱，其大部逃入平汉线以西，开封亦已陷落。二、方面军决定将在陇海沿线作战的兵团，逐次集结在开封、杞县、亳县、宿县一带，准备下期作战。”而日军下令停止追击时，中国军队花园口决堤还未开挖。花园口决堤是在7日开挖的，9日才出水，而日军停止西进的命令在花园口决堤前3日就已经下达了。因此“日军进攻被花园口决堤阻止”的说法完全不靠谱。
二是当时日军根本就没有攻占郑州的计划。据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938年5月28日向第二军下达的命令称：“攻占郑州，不是本战斗的继续，要按另外命令进行，但不妨相机以一部占领开封（30日，另令攻占开封）。”而且，当时参加徐州会战的日军是八个师团五个旅团共23万人（一说30万人），如果日军真的想攻占重兵把守的郑州并控制陇海和平汉线的话，如此大的作战计划肯定不会只派出14、16两个师团五六万人来执行，更别提什么进逼西北了。…[详细]
很多人在谈及花园口决堤前的军事态势时，都认为日军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攻占郑州并控制平汉线，以便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之所以做出此类判断，原因有二：（1）、当时几乎所有的的国军将领本来就对日军沿平汉路南下抱有极强的戒备心理，而当是日军的沿陇海线追击日军的进攻方向又强化了中国军事当局的此种判断。比如徐州会战后期，1938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电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皖北鲁南作战推移，判断敌必乘我皖北鲁南撤退，一面行猛烈超越，一面沿陇海线向西追击突进，企图攻略郑州，转窥武汉。”同一时期，国军统帅部在对武汉作战的指导方案中也说：“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且判断其侵袭郑州及武汉之路线约有三：……待陇海一路占领郑州后，再沿平汉线南下取信阳、武胜关……攻武汉。”时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后来回忆时说：“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2）、国军截获的日军情报也加深了国军将领的这种判断，6月10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据报敌拟分四路会攻武汉，与我作最后决战。并预计在本年底将战事结束。一，攻取郑州，沿平汉线南下……”决堤之后的1938年6月19日，李宗仁收到的一份松井石根提出修改进攻武汉路线建议的日军情报称：“黄河决堤，皇军受意外挫折，余意补救军事困难，得两项孤立武汉战略：（1）郑州急不能下，可调主力军利用平汉、道清路之便，在黄河北岸之温县强行渡河，以最大之努力抢占巩县两重要据点，东向背击郑州，与中牟、开封我军集结西向，或迫陕州（即今日豫西陕县），策应运城、平陆，我军集合此四路日军，以占领西安为最大目的，截断西北与汉口方面之敌一切连络为止点。”这些情报恰恰印证了国军将领事先的担忧，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军将领即便是数十年后仍然认为当是日军是想沿平汉路进攻武汉。后世的很多学者同样持此看法，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花园口决堤阻敌居功甚伟。
那么，日军未从“最佳接近线的平汉路”进攻武汉，是否是因为花园口决堤呢？事实上，日军会沿平汉路南下武汉只是国军将领的担忧和情报判断，从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来看，其并没有攻占郑州的打算，更没有控制整个平汉线然后南下武汉的计划。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研究汉口作战的计划时，开始确曾“计划以1个军沿平汉线南下，1个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沿平汉线作战，及该方面敌情等缘故，需要很大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改变计划，决定以主力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1个军沿扬子江进攻……这个方案除节省兵力外，还利于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作战。”从当时的情况讲，日军如沿平汉路进攻，就要保障以平汉路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这必需有大量兵力，这对当时已经兵力不足的日军来说是很困难的。由此可见，早在国民党决堤放水之前，日军就已经决定不从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了。
花园口决堤对日军进攻武汉的方向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有！据日本战史记载：“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扬子江前进。”花园口决堤的确促使日军将主攻方向从淮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但这跟平汉线又确实没什么关系。…[详细]
还有一种说法是花园口决堤“使日军华中派遣军被阻挡于黄泛区以东”，从而为武汉会战赢得了5个月时间，使中国军队有充足的时间备战。那么事实真的如此么？
其实日军早在1937年底攻占南京后就已经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并于1938年5月底制订了作战准备方案：“华中派遣军在6月中、下旬占领安庆，做好以后的作战准备。……6月底将第二军转属于华中派遣军，再加上第十三师团，担任沿淮河作战。”6月1日，日军命令第六师团南下攻占安庆，并命令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溯江攻占安庆。波田支队于6月12日3时在安庆东北岸登陆，接着于当日攻击安庆，13日将安庆占领。而直到1938年6月15日日本大本营在判断“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并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后，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进攻汉口的作战”。而当时，花园口决堤的洪水也就刚刚给中牟的日军造成麻烦，这怎么可能成为影响日军大本营决策的因素呢？三天后的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命令指出：“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7月4日，第二军归华中派遣军序列并组成新的第十一军。8月22日大本营发出攻占汉口的命令。
由此可见，日军完全是按花园口决堤之前所计划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的，对武汉发动进攻也是按照决堤仅10天之后发布的时间进行的，可见，日军并没有因为花园口决堤黄水泛滥而改变或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也就根本谈不上决堤为中国军队保卫武汉赢得准备时间之说了，更别提什么“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了。…[详细]
对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效果，另一说法认为“黄泛区造成了天然的屏障，使得国军依黄河与日军对峙，日军在之后的六年中未能越过新黄河一步豫中、豫西得以保全”云云。事实上，这种说法显然不靠谱。中日军队之所以隔黄泛区对峙，使得国军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国土6年未被侵占，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无力攻取且无军事上政治上的必要，并非是花园口决堤的功劳。
首先，由于兵力不足，从1938年开始日军除了发动武汉会战想迫使蒋介石屈服外，在其他地方都采取了守势，根本没有扩大占领区的打算。比如1938年7月31日参谋本部对武汉会战的定位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对配置于该地防御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及时地结束这次事变（即侵华战争），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因此，参谋本部明确规定在华日军“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更是决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地才得以保全。
其次，是否进攻郑州和豫西，完全视日军战局需求而定。比如1938年6月18日武汉会战前，日军为了牵制河南的国军防止其南下增援，就曾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研究并准备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面前进牵制敌军的作战。”同时为了不至于使华北战场扩大，以便集中兵力应对武汉会战，在8月22日武汉会战开始当天，大本营又明确规定：“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黄河及黄河汜水地区进行作战。”
再者，如果军事上有必要，黄河和黄泛区根本挡不住日军。比如，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仅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水障，10月4日即攻占郑州。再如1944年日军发动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新黄河（即黄泛水障所形成的），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详细]
日军历年侵占中国领土略图尽管从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看，所谓黄泛区阻敌西进的说法并不靠谱，但当时军事决策的国军高级将领不可能完全掌握日军情报，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日军作战意图和作战能力，因此他们根据日军动向和情报，几乎都笃信日军不能西进皆因黄泛区所阻，因此，保证黄泛区洪水泛滥并以此消耗日军成了国军的法宝。
花园口决堤后，中国军政当局根据军情变化的态势，不断修理、疏导花园口决口与豫东地区的各种河沟水道，想充分发挥黄水的地障作用，威慑和牵制日军。中国第1战区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了以黄治敌策略是：“（一）不使溃口断流，亦不使溃口集流。（二）东坝头以下之缺口听其自然，俾泛水分散成滩，使敌军重兵器不易运输，阻敌西进。（三）加强花园口溃口西坝头，设法相机挑溜分入故道，破坏敌方之新汴铁路联络运输之企图。”直到1940年2月7日，蒋介石还致电黄河水利委员会令其维持花园口决口和黄泛区现状：“（一）查黄泛所以阻敌西侵、屏蔽宛洛，而大河北岸数十万国军之后防补给及陪都外围翼侧之安全，胥赖此保障，故依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原则，不能以民生关系分疏黄泛归槽，减少阻敌力量；（二）且黄水泛滥就现有形势已将三载，沿泛居民或已迁徙，或已习于沿泛围筑堤垛保护田亩，无复当年痛苦，如使黄水再改流，反使人民重遭流离之苦……基于上述对豫、皖黄泛应维持现有形势。”
由于坚信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进攻的作用很大，在后来的抗战中，只要有机会利用决堤威胁日军，中国军队是绝对不会含糊的。比如1940年5月，第一战区“泛东游击队”阮勋在西华郭屯决开新黄河大堤。1943年8月，同福喜部在太康、通许等地两次决堤十八处，逼使水流东去，压迫日伪的占领区域。1943年10月2日，薛广汉决新黄河东岸中牟至大康11处，宽7500米，仅杞县境内就淹没了100多个村子。在1944年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时候，中国军队在扶沟、西华、淮阳三县主动决堤十余次。1944年9月，大陆交通线战役期间，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耿明显、张公达部在太康决堤两处，以后又曾四次决堤，用来阻止泛区以东的日军过河策应平汉线上的日军主力。可见，战时为了消耗敌军，决堤成了家常便饭，但从效果上来看，很难说有多大作用。…[详细]
当然，不但国军会决堤，日、伪军也因为兵力不足，经常会利用黄河水力打击的中国军民。1939年7月间，日军为防止黄河水回归故道，保护通过故道的汴新铁路，决定扩大花园口口门。其趁进犯花园口之机，在1938年的决口处以东另挖一个口，当地人称之为“东口门”，东西两个口之间相距100多米。1939年之前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尚有20%的水流，日军决口后，自1940年起，故道呈现断流状态。到1944年8月大水，两个口合而为一，最后花园口决口宽达1460米。1944年8月16日，日军同时在西华和商水两个县掘开黄河大堤，宽度分别达到五十和八十米，直到两个月后方才堵合。…[详细]
1938年的6月9日是个晴天，至少郑州北郊的花园口是如此，新8师参谋熊先煜在他的日记里匆匆记了一笔——如同前两日接连的阴雨一样，天气本身并不能让他再有更多的关注，新8师在花园口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才是他日记的重点。
这一天已经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悬赏下的最后期限。就在前一天，6月8日上午，新8师政治部特地率同战地服务队到花园口工地，唱歌慰问演出，让连续劳作“一昼一夜又半日”的新8师第2团、第3团以及工兵连全体官与兵“更觉兴奋”，“毫无倦容”。演出结束不久，11点，商震再度派遣他的参谋处长魏汝霖到达花园口工地，带去他的慰问和悬赏:“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
受命成为决堤监督指挥工作的负责者以来，商震虽然命令下属的第39军军长刘和鼎作为决堤工作的具体统管，但决堤最初选址——赵口接连两处决口和坑道作业的失败，加上开封失守的战况，已经使商震异常焦灼。而当众宣布悬赏之后的魏汝霖也索性不回郑州，驻守在工地上等待成功放水的消息。这个夜晚，依旧是新8师官兵在花园口这段“由小石结成、非常坚硬”的堤坝上不间断地挖掘和搬运，熊先煜现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日记里甚至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简陋的工具:圆锹、十字镐、钢钎、箩筐、土箕、木杠……
6月9日上午6点，魏汝霖应该等来了第一个好消息，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把它记录在日记里:“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这意味着堤坝最坚固部分的破坏工作已经完成。果然，两个多小时之后，上午9点，魏汝霖终于等到了可以回郑州复命的完满结果——“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作为决堤工程的实施者，熊先煜记录下了自己见证这一瞬间的心情——“情绪紧张、悲壮惨烈”，这或许是身为军人的简洁，但它所能传递出的震撼，并不为近60年的时光所阻隔，当记者站在已经修复的花园口堤坝上再次追寻这段历史，被不同的人重复得最多的词语，却依旧还是——惨烈。
当地的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当时黄河大堤的宽度一般在30米左右，既是河堤河防，同时也是公路。所以回顾起来，熊先煜记录的新8师选择的决堤方式还是很有技巧，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河水完全可以自行流出”。“堤之中央，暂留3米宽，最后再挖”，这样可以保持东西交通的顺畅，更聪明的是，“他们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而且“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即便是如此科学的施工，新8师的官兵还是花了整整两个昼夜才完工，“可见当时黄河大堤的坚硬程度”。
第一股从决口涌出来的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当天晚上22点，第一战区最高长官程潜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竣工之后“掘口宽约4米”。水情一直在被密切关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朱振民就发现“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米，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下午13点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
熊先煜和朱振民这一天的记忆在一个细节上似乎略有偏差，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并没有任何雨水的踪迹，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这也是熊先煜日记里对天气着以笔墨最多的一次，因为“此实利于决口之加强与阻敌机械化部队之活动，庆得天时”。不过，这样的偏差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回溯当天的情境，因为还有程潜的密电，对于6月9日的水情作了一个总结，截至晚上20点，“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我们依旧不难揣摩当年新8师官兵那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得到“格外嘉许”的欣喜，虽然最后放水时间已经超过了商震悬赏的“午前6时”，但商震显然并不介意，还表示新8师“劳苦功高”，“当奖两千元”。但另一方面，即便熊先煜军人逻辑中的理解，是“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预料（河水）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依旧“心则痛焉”。
“以水代兵”:蒋介石的国家抉择
与商震一样，焦灼中的蒋介石在6月9日这一天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和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结束。
下午15点，程潜首次致电，报告花园口决口后的出水情况。当晚22点，程潜再次致电，继续汇报放水情形:“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第一战区主力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沿陇海线或者黄河大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的行动，在这天也终于全部结束。按照这一天《申报》（香港版）上一篇文章的描述，西撤部队在撤退的时候还随之破坏或拆除了陇海铁路路轨。文章的题目是《战事激烈情况混沌，敌增援后逼近中牟》。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篇文章他能认同的只是“战事激烈”而非“情况混沌”，对于豫东战场上的整个战局，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决策者。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31日致电程潜的指示，这也意味着兰封会战彻底结束，以兰封会战为主体的豫东战役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失败。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因为军队内部之间调遣和配合出现问题，先是第88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抗命，弃守兰封，后有黄杰第八军无视薛岳命令弃守商丘。结果，非但中国军队既定的由东向西包抄日军的计划不能实现，反而整个豫东门户大开，最终功败垂成，被迫西撤。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这封他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现在依旧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对于这个西撤的命令，原本抱有很大信心和希望的第一战区各部队，多少有些茫然，主动请缨参加豫东战役的64军军长李汉魂，在自己的回忆中表达了这种疑惑:“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更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
他们的确不知道，5月31日夜晚，蒋介石同时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阻敌。根据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而此前的这个夜晚，在位居前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以电话方式已经有过秘密会谈，决堤的最终决策在这个晚上已经确定。
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轻松，早在1935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建议书中文译稿上，有蒋介石对于“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一段的五字眉批:“最后的抵抗线”。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决黄河以阻敌的建议。两年后，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是豫东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况。
6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的时候，这样说明:“现在的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域。”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关于决堤的信号。
花园口:三易其址的最终选择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但仔细追溯起来，当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
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曾专注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研究的学者渠长根向记者分析，“一是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作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
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渠长根研究说，“从杨桥到荥泽，蒋在珍的沿河防区地形也很复杂，到底应该选在什么地方更为合适，蒋在珍与随行参谋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认为有两个地方都可以: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因为它们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利一些。于是商定就在花园口。”这种分析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但是，具体选在花园口的什么地点，还需要到现场考察。
根据熊先煜的记忆，当晚10点，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当晚，在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对于自己的地点选择还是相当满意的，并且在日记中并不掩饰的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湮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据安庆福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蹿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
东史郎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的日军状况:“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移花接木:秘而不宣的真相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事实上，受命之后的第一战区以及执行决堤任务的部队都很清楚，“作为一项非常紧急的军事措施，花园口决堤的真情一旦泄露出去，对中国民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还会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渠长根分析说，“所以第一战区早已经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第一战区的策略对蒋介石而言，显然正中下怀。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以及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渠长根说，“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新华日报》6月12日的电文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和“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出题为“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的电文。
花园口决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一时间，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的消息都显示出，世界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宣传竭力进行反驳，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去参观采访，试图弄个水落石出”。
大概是预见到了消息暴露后的社会反应，6月9日，在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渠长根说，“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事实证明，6月9日开始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线的豫东民众的抗战热情。”渠长根说，“诚如6月11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特别是在豫东地区，彭雪枫在他的《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里如此描述:“豫东皖北苏北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生。”加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因此，决堤之后，面对日军的侵略，豫东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保卫家园，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繁多，热气腾腾”。
“更为重要的是，豫东民众的抗日参军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渠长根说，“比如在新郑，6月11日，县人民自卫队在队长陈新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中国军队第20师袭击尉氏日军，歼敌二十多人，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崇禧在7月24日专门致电蒋介石，指出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十万”，并且计划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之后，国民党开始联络、集合这一地区分散的各抗日武装，相继组成了多路“泛区抗日挺进队”。同时，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这一地区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铁杆汉奸和日伪重要人物的豫东特别行动队。
8月15日的《申报》（香港版）《豫省的民众武力》一文如此描述:“豫省民风强悍，人民体魄平均都很强健，所以本省的壮丁应征入伍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河南省壮丁的征调除了国家依法征调者外，还有各部自行派人招募。豫省应征的人数，截止上月底，据统计至少已征调40万人。”
黄泛之灾:黄河改道的地方烙印
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泛结束，这4个村庄再也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
而这不过只是灾难的开始，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黄水出槽后在河南境内分作两股汹涌同奔。西股黄水是主流，源自花园口，至中牟入贾鲁河，南泛尉氏、扶沟、西华等县，于周口东折入颍河，然后分别注入茨河和沙河，再经安徽太和、阜阳、颍上及正阳关，最后汇归淮河。东股黄水源于赵口，由于6月中旬黄河水位上涨冲开赵口口门后形成。赵口的黄水也分为两股，一股向东南直奔朱仙镇，与花园口的泛水汇合;一股绕开封城堤北面，折向东南，至陈留又分为两支，一支沿铁底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于安徽怀远汇入淮河，自淮河经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注入长江，形成合流局面，进而波及江苏北部诸县市。由决堤而来的黄河历史上的第26次改道所造成的危害，遍及3省44个县，死亡人数统计高达89万。花园口决堤也成为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剧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渠长根说，“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祀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战局基本稳定后，日军大规模他调，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淮阳敌只数百人，其他各县仅仅四五十人。连敌人的宣抚班、宪兵队等合并统计，全豫东不过有3000人的样子。”经常会用拖动一些塑料的假人假枪炮做演习。不过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伪军，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因此，这里“敌蹄横行，汉奸嚣张，恶猫遍地，土匪蜂起，把豫东弄成了一个极混沌极混乱极扰攘不堪的局面。一般名哲贤达，都在‘武装逃难’或者‘集体搬家’的新鲜口号之下‘西迁’了。剩下的是广大的被难群众，以及同他们在一处埋头苦干着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有少数的行政人员而已”。
当日军修筑防泛东堤的时候，过程并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说，“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奇怪的是，黄泛区一度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1942、1943两年的河南大早和蝗灾，花园口和黄泛区才重又引起媒体的关注。之后不久，又归于沉寂。渠长根说，“在战争的逻辑以及宣传的规律上，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王云五所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对河南的大灾实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尖锐地指斥重庆“隔江犹唱后庭花”，以及政府救灾及限价抬价失当。结果竟然被勒令停刊三日。临时河南省省会洛阳的《行都日报》对该文予以转载，也因此被停刊三日。同年《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进入黄泛区，用电报发回了第一篇关于灾难惨状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对于黄泛区的重新关注，也为这里的民众赢得了些许援助。
时至今日，灾难的记忆并没有被时间抹去，渠长根说，2002年5月27日，他到扶沟县做社会调查的时候，县志办的张孟庚的母亲依旧能清晰的回忆起黄河水进村的情境:“一家人没有逃走，因为父亲相信很快就会过去，为防万一，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村头高地，还有三四家也跟着这样搬去了。”“但黄河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结果全村被淹没，连这块高地也被完全包围起来。吃完了搬来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干吃粮食，粮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里的老鼠等吃。无论白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唯恐错过了逃走的机会。”人们没有语言，无奈的目光有时候对碰一下，连小孩子也没话可说了。几天后，果真有当地政府派出的巡逻搜救船只发现了他们。“但是船太小，人太多，离安全地方又远，关键是高地周围有很多大漩涡，船不敢靠近。船来船又走，大家一下子绝望了。又熬过了两天，找来了撑船高手才分批把他们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父亲忍受不了这些天的饥荒和心理折磨，没几天就去世了”。返回腾讯网首页>>
花园口决堤其实并非蒋介石和国军高级将领心血来潮的仓促之举，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用黄河决口来阻止日军进攻锋芒的想法在国军将领中由来已久。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左右，在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和国军将领中就已经有人开始谋划一旦中日开战，必要时可以挖掘黄河大堤引水御敌，比如1935年8月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中就曾建议蒋介石利用江河阻敌：“北方则须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在国军将领中这种想法也比较常见，据战时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讲：“当1935年我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经拟过两个腹案：（一）必要时，将郑州完全付之一炬，使敌人到郑后无可利用；（二）挖掘黄河堤。最后认定掘堤有两利：甲、可以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乙、掘堤后，郑州可以保全。”据郭汝瑰回忆说：“我们在中国陆军大学当学员时就曾研究过日军作战情况，那时就有人说黄河决口可挡一百万大兵……当时已有许多人都想到了‘黄河决堤’”。
当然，这些在当时还仅仅是想法，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想法与三年后的花园口决堤存在直接联系。…[详细]
中日全面开战后最早提出以黄河决堤阻敌的是陈果夫。1938年4月初，正当举国上下因台儿庄大捷欢欣鼓舞之际，陈果夫建议蒋介石在河南武陆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防患未然：“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致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致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如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对于陈果夫的建议蒋介石还是很重视的，4月19日蒋批示军令部和程潜说：“查所陈颇有见地，预制机先，实应注意，特电转达，即希核办为盼。”但由于当时徐州会战战事正酣，且日军尚未对黄河南岸的国军构成真正的威胁，所以陈果夫的建议并未立即实行。
那么，陈果夫和刘献捷的这种忧虑是否杞人忧天没有道理呢？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日军当时的确有掘开黄河、构成泛滥的企图。据当时担任日军第1军参谋长的桥本群称：“第2军要渡河进攻山东，是大事业；如果黄河水涨，华北五省则以天然大障碍隔绝。但谋略须呈报中央。这是樱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敌方先下手。”由此可见，陈果夫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详细]
徐州失守后，提请决开黄河的呼声再次高涨。5月21日，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琼首先十分鲜明地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建议。他在致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文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以东中牟，如河北省之刘庄、鲁省之朱口，倘即施以决口工作，更于旧河道下流多抛埋柳枝，则河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战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大致在此前后，罗仁致电蒋介石，建议在开封东铜瓦厢决口：“徐州沦陷，豫东紧张，可否采用水攻战略，就兰仪下游铜瓦厢之间决黄河水，由旧黄河故道顺流而东，直攻徐州，截断津浦、陇海，阻寇西进，我方亦可从容布置，挽此颓势。”
1938年6月1日和7日，黄新吾和陈诚向蒋介石提请在开封黑岗口决堤：“查黑岗口地方，如尚为我方掌握，即由该处掘堤，则溃决之水，可冲至杞、淮、拓城、涡阳、蚌埠，而入洪泽湖。是水线经过之处，即敌人主力所在之地，其受创必无疑议，如我方再加以有计划之反攻，即可以致敌全军覆灭，不推陇海线之威胁可减，整个战局可望好转。虽此种办法不免有若干县催于水灾，然为整个国家着想，亦不能有所顾全，与其失陷后受敌宰割，不若用此非常手段而歼敌寇。”6月2日，豫西师管区司令部的刘仲元、谢承杰也致电蒋介石提请决开黄河阻挡敌军：“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掘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于救国起见，易忍痛为之。”
此外，据说冯玉祥、何遂、白崇禧也有过决堤建议。因此可知，随着徐州会战的失利，在国军高层内部，用在黄河决堤放水的方式迟滞日军进攻已经逐渐成为共识。…[详细]
日军攻占徐州，并沿陇海路向西进犯，攻占开封，直逼郑州。面对豫东战役的失利，越来越多的人建议决堤，蒋介石终于在6月1日武汉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黄河决口，企图作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决堤的任务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组织实施，地段选在中牟与郑州之间的赵口。
但赵口决堤没有成功，据当时负责决口的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工兵营营长蒋桂楷回忆说：“1938年6月的一天，我同刘建萍赶到赵口，商震和五十三军一个团正在那里挖掘黄河堤，向石坝施工破坏，进度很慢。我建议用炸药爆破。爆破成功，开始流水。因为河堤多系沙土而且开口太小，不久就倒塌淤塞。后来我又建议用挖坑道的方法挖掘。到次日中午11时挖通后放水。水流由慢转急，畅流无阻。经过三小时后，又行坍塌。赵口挖掘工作算是始终没成。”
由于赵口挖堤进展缓慢，驻守花园口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改在花园口决堤并得到蒋介石及程潜的批准。花园口决堤于6月7日开挖，9日9时完工放水。当时正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12日又与赵口被冲开的水流汇合，沿贾鲁河南流，使贾鲁河、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一片汪洋。7月13日冲断了蚌埠淮河大铁桥，蚌埠至宿县一带，亦成泽国。
徐州会战和豫东战役态势图人们后来经常引用一首“当时的民谣”痛责蒋介石：“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但实际上这首民谣在1938年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宣传和舆论环境中，花园口决堤乃是日军飞机炸塌的，是让国人咬牙切齿的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那么，这种移花接木的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呢？
当时中国军队决策层很清楚，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既可以打击敌人，但也不可避免要祸害百姓。作为紧急的军事措施，花园口决堤的真相一旦泄露，对中国的民心士气势必造成沉重打击，而且国民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会荡然无存。因此，抗战时国军对花园口决堤的真相是严格保密的。这种保密从策划决堤时就开始运作了：
在赵口决堤时，由于黄河北岸的日军时刻密切注视着南岸的中国军队，白天常常使用飞机和望远镜、夜间使用探照灯进行侦察。因此参与决堤作业的国军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在所决堤岸的内侧，构筑了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并设置伪装被覆等，并告诫决堤官兵在遇到日军空袭或探照时，一定要肃静沉着。在花园口决堤时，国军专门抽出一个团的兵力在附近警戒，并谎称日军将至，把决堤现场周围十华里以内的百姓隔离，以防泄密。对于下层官兵，则宣称决开黄河是为了水淹日军，并乘势歼灭之。
另一个措施是，在决堤成功时发电报将此灾难的责任推向日军。据熊先煜回忆：“第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将军来花园口视察，见掘堤成功有望，和负责决堤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商量，只有把决堤事嫁祸于日寇轰炸所致，才能暂时掩盖天下人之耳目。随由刘松生秘书长拟一电稿。大家过目后，待放水时发向武汉。内容是：‘上午8时，敌机3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后，蒋在珍将事先拟好的电报发往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随后便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详细]
决堤当晚，程潜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此间己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1938年6月11日，蒋介石复电程潜，指示如下：“（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人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这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根据这一口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迅速展开宣传攻势，连篇累赎地宣传日军炸开黄河大堤，水淹我抗战军民。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的严重暴行。中共的《新华日报》也在6月12日发表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的电文，声讨对敌暴行，号召赈济受灾同胞。《申报》（汉口版）还振振有词地详细分析了日军炸堤原因：“敌开掘黄河之企图不外：（一）冲毁我军在中牟郑州等处紧固阵地，淹没我大军。（二）将郑州开封及其以南地区造成泽国，借以掩护其侧背，俾以全力进犯武汉。（三）我豫东民众素称强悍，敌此次侵掠豫东后，均纷起抗战，故企图淹没我武装民众，以免后顾之忧。”…[详细]
为了把戏做足，以便应对中外记者的采访：“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
同时，国府还组织群众和军队“表演”抢堵缺口，据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回忆：“中央社的消息发出后，果然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外国新闻记者要来花园口实地采访，拍摄照片，这又给新八师出了难题。战区司令部转令下来，要编一套日机轰炸的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要假做一场军民抢堵缺口的真样子出来，以备外国记者的访问察看。在外国记者确定要来花园口的前几天，郑州专员公署调集了2000名左右的民工，新八师也动员全体官兵，按照上级指示的要求，做出像真的样子进行抢堵黄河缺口。有的运来高粱杆，一大捆一大捆的捆起来，里面塞上石头之类的重东西，沉下水去，堵住激流。有的拖来木船，装上石块去堵塞缺口。另外还准备许多麦草，砍了好多根堤上的柳树，作为堵塞缺口的材料。在外国记者要到现场的前一天，我们还进行了一天抢堵缺口的演习。当记者们来的那天，我们就更加紧张了。真像煞有其事一样，许多群众和军队“表演”抢堵缺口给外国记者看。有的在水内把装石块的船拖的拖，推的推，有的把草捆子抛下缺口去填塞。有的搬运泥巴倾下去。一场假戏真做，乱成一团，以致不少人受到伤害，或是撕破衣服。……有的记者一路走一路问，好些提问使我们很难回答。有的问：为什么日本飞机来轰炸距离兰封100多公里的花园口（当时日军已陷兰封）？有的问：堤岸约有20米厚，而炸弹的弹痕（假弹痕）不过1米左右深，即使6架轰炸机（介绍的是6架敌机）所负载的炸弹都集中投在一点上，是否能炸垮河堤？有的向临时召集来表演抢堵的人，问这问那，他们只好装着不懂话，而未答复的居多。看样子那些外国记者似有怀疑，国民党中宣部同来的人怕露马脚，就在现场席地而坐谈了一阵，算是勉强应付过去。经过大约半天光景，这些记者才离去，我们也各自叹了一口气。”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记录片以扩大宣传，当时苏联军事顾问也来视察。…[详细]
国内舆论大力宣传日军轰炸致使赵口和花园口决堤，给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极大震动，激发了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和抗战热情。据《申报》报道：“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6月19日，河南省率先组办了全省范围的社会各界声讨日军轰炸黄河大堤运动，临时省会洛阳成立反日决堤运动会，并在《行都日报》出版《反日决堤运动特刊》，该刊除发表《揭穿日寇掘堤阴谋》的主题评论外，还配发了史梅填词的合唱歌曲《黄河之水》。其中歌词写道：“可恨鬼子掘黄河，惨啊！我像丧家犬失去了窝！田园财产赴洪波，洪波里有我们父和母，还有弟妹和哥哥！我们再也不能退让一寸土，退让就有灭亡大祸！我们快快杀上去，不让他们留一个！不让他们留一个！”
7月16日，《新华日报》发文称：“黄水泛滥，灾况奇重，郑县、中牟、白沙、尉氏、鄢陵、太康、西华、沈丘等县，就是说整个中原已成泽国，受灾人民起码在二三十万以上，这是日本法西斯强盗炸毁堤防的结果，要报这个仇，要清算这笔血债，只有加紧抗战。”
由此看来，可以说在这一事件上国民政府的公关策略还是相当成功的。…[详细]
花园口决堤显然是经过国军长时间的权衡做出的决定。那么，国军在决口前是否采取措施疏散百姓了呢？时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回忆说：“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事实真的如此么？
不可否认，国军在决口前的确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通知了花园口和赵口附近的百姓进行疏散，比如据陈慰儒回忆：“6月1日下午往郑州长官部见程潜，程说：‘蒋委员长命令掘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我说：‘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掘堤的严重性，他们世代守堤，是不会动手掘堤的。’程潜随即说：‘那么我派军队去掘，请你们去指导。’我说：‘既然一定要掘，请先发迁移费，让堤下居民搬家。’程即批发万元，交郑州专员罗震发放。……6月2日早晨，罗震带领郑县县长全百慈发放居民迁移费，中牟县长沿贾鲁河通知两岸居民迁避。”再如唐永良回忆说：“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据王果夫说：“郑州的专员和县长组织代表团到工地来慰问，并到掘口附近一些村庄发放款，每人发五元逃荒费，动员老百姓限两天内一律迁出去。下午在大堤上即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的向西逃难，一直延续到第三天上午才逃完。”
但从这些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疏散措施的范围仅限于花园口和赵口附近的县市，与后来受灾的数十个县市相比，这些疏散措施仅仅是做作样子而已。另外，迁移费程潜仅给了“万元”，每人仅有5-10元，这点费用根本不够背井离乡的人生存，即便如此，能领到的人也极少，多数人都是在没有任何迁移费的情况下被逼着逃难的。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疏散被大水冲走或者病饿而死。比如据唐永良回忆：“附近的农民正在打麦子。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但农民故土难离，谁也不肯走。”据王小秋回忆说：“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打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一想到要出外逃荒。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后来水越来越大，两三个月后，村里人就把仅收到手的那一点点麦子给吃光了，只好出外逃荒。由于黄水很大，波浪滔天，一人们坐在船上非常危险，有许多整船的人都被恶浪打翻在黄水里，在一片呼救声中一个个被黄水夺去了生命。那凄惨的清景真个是目不忍睹。老人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留下来了。谁知亲人们刚刚前脚离去，土匪们后脚就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抢走，连儿女们留下的一点点保命粮也被抢光。有许多老人为了护粮被土匪活活打死。七月份国民党当局曾派人到泛区来放赈，每入发给一块大洋，但在那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汪洋大水之中，一块大洋又有什么用。可是当局头一天发钱，土匪第二天就挨家挨户地搜，先问家有几口人，再要几块钱，少个角也不行，动辄就打人，许多人被打得遗体鳞伤，钱也被抢了个精光。冬天来了，留下来的老人们，连草根树皮都找不到，连冻带饿，没有一个活过来的。” …[详细]
1938年花园口决堤形成的黄泛区从决口处的水流情况来看，在花园口，到1938年6月下旬，花园口缺口已过百米，后经洪水不断冲刷，最宽时达1460米，口处被冲刷成13米深、250多亩的深潭。在赵口，1938年6月15日扩大到120米。就波及范围来讲，此次决堤影响范围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左右，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1.5万平方公里，390万人外逃，淹没耕地1993.4万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11亿元（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第18页）。根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统计出来的数据，黄泛区受灾人数在500万人左右。遭受洪水冲击最大的地区有44个县：河南20个，安徽18个，江苏6个，它们是黄泛的重灾区，也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的人们所知道的黄泛区。那么这些地方受到的灾害有多严重呢？
仅以河南为例，决堤两个月后的1938年8月5日，黄泛贩灾工作人员呈报郑州专员罗震的赈灾及调查报告称：“近日曾详细查调黄灾各县灾民数目，虽不十分准确，但亦无大出入。据查最重灾民（水小灾轻者不计），尉氏7万口，通许2.5万口，开封西南突出部分有5000口，扶沟7万口，西华有5万口，商水有3万口，淮阳有7万口，沈丘有6万口，共计38万口。”据河南省政府当年9月上旬的统计，该省受灾者共15县，被淹面积25909方里，财产损失法币约6300万，待赈难民122万余。
在紧靠黄河的郑县，据《沿黄溃水各县被灾报告》称：“郑县淹没计达数十里，牲畜庐舍尽付波涛，嘉禾良田悉成泽国，所有流离失所之难民，即蹲居树梢、屋脊，或其他高处。”在中牟，“中牟城西十里铺处，水流湍急，己冲刷成槽，河面约宽1500多米。黄水自中牟横漫而过，县城四面皆水，全县2/3陆沉。其中，沉没村庄7个、沉入河底后又重建的村庄40个、淹没村庄167个、被淹村庄293个。”到尉氏，“泛滥区域南北长44公里，东西宽己超过50公里，计792平方公里，全县48个联保中有42个被淹，县城四门皆进水。”据当是日军上等兵东史郎日记中所载在尉氏遇到黄水的情况是：“许多村庄和树林几乎就要被洪水淹没了。铁路的左右都是水，水流得很急。上下游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到处都行驶着帆船。奇怪的是，水并不浑而是很清。农民撑着小船或木筏在收割露在水面上的高粱穗。电线杆在水向上也只露个头。……一个个村庄，如同孤岛，在洪水中星罗棋布。在铁路附近还没完全淹没的村庄里有农民，他们眷恋着自己出生的土地不忍离去，都呆在各家较高的地方。”到太康，涡河以西全部被淹，全县没于洪水者公1/2以上，太康县城西、北、南三面都被洪水包围，只有东门还可通行，水深有1米到4米不等。”
至于花园口决堤造成的经济损失，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河南因黄泛淹没土地650万亩，涸出土地267万亩，房屋毁损146万栋。安徽的情况也还不了多少，以受灾最重的阜阳县为例，据国民党阜阳县政府统计，“全县120个乡镇，80个乡镇埋于黄涛之中，最深达6米以上，淹没了268万亩土地，漂走了17万间房屋，淹死3053人，有57万人无家可归，僵卧街头，惨不忍睹”。
当时灾区老百姓生活如何呢？由于资料太多，在此仅选取《豫省灾况纪实》里一段概述的文字加以说明：“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至于株守泛区者，更是迫于饿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粕杂食，反为上撰，饥民面目浮肿，肤肌绽裂，或便秘脱肛，伏地惨呼……，并有以树枝勾取腹粪，俾免秘结胀死。蔽体益属鹑衣百结，栖身不外野处穴居，厥状之惨，未忍卒述。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详细]
由于百姓没有及时疏散以及洪水引发的瘟疫逃荒等情况，有很多人死在了洪水中：比如据闫景文回忆说：“6月9日的晌午，忽然洪水就涌了过来。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我的姑姑一家7口人眨眼间就被黄河水卷走了……”再如据1938年7月5日的《申报》（香港版）报道：“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没有及时逃出，为黄水所困，被逼迫在树上、高地、屋顶、木筏等危急地点，或者飘荡在水中，等待救援，却又在饥饿、困顿、蛇蝎咬咀和紧张、恐惧、绝望中死去。据扶沟县的一位幸存者回忆说：“黄水进村的时候，他们一家没有逃走，因为她父亲相信很快就会过去，不用大惊小怪。但为防万一，还是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村头高地，还有三、四家也跟着这样搬去了。出乎意料，黄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结果全村被淹没，连他们聚集的这块高地也被完全包围起来。吃完了搬来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干吃粮食，粮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里的蚯蚓、老鼠、蝼蛄等虫子吃。望着四周黄乎乎的世界，恐惧感就直涌而来。于是，大家开始企盼能被人发现、救走。而且，无论白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唯恐错过了逃走的机会。处于这种境况，人们没有语言，唯有混浊、绝望、无奈的目光有时候对碰一下，连小孩子也没话可说了。几天后，果真有当地政府派出的巡逻搜救船只发现了他们。但是，船太小，人太多，离安全地方又远，关键是他们呆的高地周围有很多大漩涡，船不敢靠近。船来船又走，大家一下子绝望了。又熬过了两天，找来了撑船高手才分批把他们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她的父亲忍受不了这些天的饥荒和心理折磨，没几天就去世了。”
逃出去的人也好不了多少，卖儿、卖女、卖妻子、卖壮丁，饿死、冻死、病死、被害死，比如据许守谦讲：“那时，我们住在六堡，天天软埋死人。好多死去的难民，连条盖尸的席子也没有，就被埋在荒堤上了。俺王庄村因得霍乱死绝的就有50户。加上其它原因，全村总共死了二、三百口人。邰玉堂一家6口人，他娘得了霍乱，无钱医治，死后被软埋。邰玉堂被日军抓去用刀砍死。他的大儿子被抓到日本国内做苦工，至今没有音信……”
那么因黄河决堤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由于安徽省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所以他们在书中根据河南与江苏的灾区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因此他们得出黄泛共有89万人死于黄泛的结论。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可见韩启桐、南钟万二人所引河南与江苏的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关于安徽死亡人数的推算并不确切，因为安徽的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受灾人数都比河南小，但其测算出的死亡人数却比河南死亡人数还要高8万人，这有些夸张。至于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法查实。而1938年当年因黄河决堤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于当时调查环境所限，更是无法查实。 …[详细]
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2 16:52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当时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 ...
云盖山 发表于 2014-12-22 18:04
中国的历史评价，往往矫枉过正。称赞共产党抗日，就说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战。
一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战主战场 ...
它领导了抗战八年多 它改善了人民生活.......益阳乐平 发表于 2014-12-22 18:32
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老蒋，功未成而万骨枯了！
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2 18:54
它领导了抗战八年多 它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中国，很多历史真相都是被歪曲了的。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2 20:50
在中国，很多历史真相都是被歪曲了的。
云盖山 发表于 2014-12-22 21:29
历史都是胜利者撰写的，而文人们总想唱点反调，你说不好了我偏偏说好，你不好了我偏偏说不好。往往都过分 ...
多半都是为王者讳。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2 21:46
多半都是为王者讳。
云盖山 发表于 2014-12-22 23:26
虽然山哥当了30年郑州人，但对国民党炸开黄河大堤的事也是一知半解，借这个机会补习一下历史。
大概是老了的原因，学生时代最不喜欢政治历史地理，老了老了，反而越来越喜欢，尤其地理，人文地理更喜欢。息心 发表于 2014-12-22 23:30
山哥，多贴些历史贴，很喜欢，大概是老了的原因，学生时代最不喜欢政治历史地理，老了老了，反 ...
色妞妞 发表于 2014-12-23 12:12
1942，才使国民党真正失了人心。
你的研究结论？色妞妞 发表于 2014-12-23 12:12
1942，才使国民党真正失了人心。
色妞妞 发表于 2014-12-23 12:12
1942，才使国民党真正失了人心。
色妞妞 发表于 2014-12-23 12:41
要不柳二叔给大家开讲一下。
我个人一直觉得国民党后来失人心跟这件事也有莫大关连呢 。
是你们谁把我的再折长亭柳ID给弄成不能在知己人生版发帖回帖了？给恢复一下呗？不然我怎么开讲？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3 13:41
是你们谁把我的再折长亭柳ID给弄成不能在知己人生版发帖回帖了？给恢复一下呗？不然我怎么开讲 ...
云盖山 发表于 2014-12-23 16:56
还有这事？
自从改版就如此了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3 17:18
自从改版就如此了
云盖山 发表于 2014-12-23 17:34
知道了，已经申请恢复了。
谢谢云盖山 发表于 2014-12-23 21:53
靠，还挺会客气的啊。
切！我这是客气吗？再折长亭柳 发表于 2014-12-23 21:56
切！我这是客气吗？
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3 17:18
自从改版就如此了
墓歌 发表于 2014-12-24 01:09
你发短信当天就给你解开了
以此为契机，还解放了一批各处“关押的牢干部”，比如玲珑、比如蔡城等等等等 ...
墓歌 发表于 2014-12-24 01:09
你发短信当天就给你解开了
以此为契机，还解放了一批各处“关押的牢干部”，比如玲珑、比如蔡城等等等等 ...
大赦了？我朝又有何喜事啊？是不是因为迎来了金格格？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4 09:01
大赦了？我朝又有何喜事啊？是不是因为迎来了金格格？
墓歌 发表于 2014-12-24 09:42
不是你请求的吗？
我是请求了，可别人都请求了吗？柳二叔 发表于 2014-12-24 10:22
我是请求了，可别人都请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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