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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42，河南大饥荒真相（转贴） [打印本页]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2:52
标题: 1942，河南大饥荒真相（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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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这场灾难从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饥荒中，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惨绝人寰，举世震惊。
基本信息编辑本段

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

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

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事件经过编辑本段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一些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1942年，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

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日本的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残酷的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给百姓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重伤。1942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悲惨结果编辑本段

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历史教训编辑本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饥荒导致的人口迁徙：

由于饥荒所致，河南许多地区的人口向南方迁徙。特别是浙江靠近河南的地区是河南人迁徙最多的地区。浙江的湖州、安吉、长兴是逃荒人群的聚集地，其中长兴县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到现在，河南人的后裔在这些地区已达到100多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河南人的后裔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为当地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长兴县90%的地方语言为河南话，至今仍保留着河南人的许多民俗，如过年舞狮、跳船灯，正月16过大年等传统习俗。

其他资料编辑本段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

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

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2:53
河南的大灾，都是人祸多于天灾。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2:57
重庆方面：蒋介石“不愿救灾、不愿听灾”不是事实

“蒋介石不惟是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张仲鲁、王芸生60年代撰写“文史资料”时均如此说；这也是当下媒体在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最常见的表述 [详细]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述，并不是事实。

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蒋介石要求加大对地主富户的征粮力度，以减轻平民负担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蒋氏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氏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蒋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做到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同时，对一些官员所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氏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的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蒋介石：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河南方面：省主席、省粮食局长均未向中央实情报灾

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表示灾情最重，黄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数据的日占区。

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

“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

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1942年1月30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

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

地方基层：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们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许昌县长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典型案例：许昌县长王桓武暴政虐民，使许昌成为饿死民众最多之县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其次为。之所以许昌民众死亡如此之多，县长王桓武的暴政，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饥荒期间，杨却俗先生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对王桓武的暴政有近距离的了解。据他晚年回忆：“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杨先生的幼子也因为灾中营养不足，患了严重的脾肿而不幸离世。

另据记载，早在1941年，王桓武为向上级邀赏，就曾主动“把田赋税额大加提高，超过四邻各县许多”，但王氏做得太出格，田赋数额提高得太多，以至于正为征粮问题焦头烂额的省府也看不下去，替他砍掉了一部分。王桓武1942年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逼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许昌市档案馆保存有一份材料，对王桓武逼粮一事记述甚详，内容如下：“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王桓武与田粮处副处长刘化洁(禹县人)勒逼灾民交粮。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王桓武就于四乡互相派车催粮，派车数目至800辆。每一辆车，车户4人，保安队勇2人，牲口3头。凡有四五十亩土地之户，即往车一辆坐催，3头牲口之喂养及6人之伙食，均需该户供给，且保安队勇须食白面鸡蛋，直至将粮运走，不准空回。以致四五十亩田地之家，因此全家饿死者十之六七。许昌士绅曾劝王将派往四乡征粮之车辆撤回，遭到王的反对，说‘不将粮催齐，不准撤回。有人反抗，即行拿办。’”（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

这段档案材料与杨却俗先生晚年的回忆相当吻合，当属确实。王桓武后来升任南阳专员，其在许昌的劣迹引起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并在1944年春上诉成功，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但稍后日军攻陷洛阳，审判不了了之。另据杨却俗先生回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1942-1943年河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

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死亡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赈灾时间太晚、河南三面受敌交通堵塞赈灾粮食运输艰难、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贪污腐败，都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程度越趋严重的重要因素，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也已很充分。但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似乎很少被媒体提及。

这个因素就是：河南省政府的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晚年如此回忆：“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订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

于镇洲所言，并非孤证。许昌的救灾情况也是如此：“王桓武……不仅将粮价压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粮行的存粮，令其按他所定的低价出售。当时许昌周围各县所定粮价均高，而许昌独低，外粮不仅不来，许昌境内仅有的存粮还有私自运出者。因之粮源断绝，粮食奇缺。穷苦人民变卖田产可以得钱，但拿钱却无处买粮。”（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在政府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本应该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源来救灾，但河南省政府的限价政策，直接导致外省对河南的民间粮食贸易陷于停顿。

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河南各县灾区死亡数目之调查统计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孟县	95121	禹县	151028	长葛	58802
潢川	37392	荥阳	30347	尉氏	29654
新郑	34353	密县	34593	广武	15875
汜水	14306	许昌	183472	鲁山	13822
临颖	79715	襄县	118433	鄢陵	108498
临汝	36446	宝丰	11539	郏县	34458
郾城	40835	叶县	103737	方城	38974
扶沟	44210	西华	51989	商水	25899
项城	32147	沈邱	12815	登封	23517
陕县	19100	偃师	7916	总计	1484983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02
本帖最后由云盖山于 2014-12-23 13:07 编辑

河南大饥荒历史真相揭秘——透视1942年的灾难

(2012-11-08 17:03:48)

标签：文化

分类：民国人物

河南大饥荒历史真相揭秘
——透视1942年的灾难

柳已青

1942年，河南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场灾难从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在这次大饥荒中，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人们逃难的故事。温故1942，从当下出发的镜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那段被遮蔽的心酸，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清晰地展现出来。历史链条中的的中原饥馑，饿殍、难民、地方官员、各级军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登场，抗日战争、自然灾害、百姓生计、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

战乱天灾袭击中原
大公报记者秉笔直书

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89万死亡者的姓名，随着1938年那次花园口决堤，刻满了黄河两岸。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损失惨重。
刚刚度过水深火热之后的4年，一场天灾人祸袭击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灾，秋粮完全绝收。大旱导致蝗虫遍地，蝗虫过境后，大地连一点绿色都不留。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省政府虚报灾情。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仍强征军粮，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当时，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三四十万军队驻河南等地。豫南大灾，汤部仍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汤粮”。他的所谓救灾只是表面功夫，1943年春，灾情发展到顶点，为防日军来犯，他还强征民工数万人大修黄河。结果工程没有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害之一。
最先揭开河南大饥荒的内幕是《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在长达6000多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中写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这篇报道被《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改了标题，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未经任何删改发表后，被遮掩的河南大饥荒大白于天下。第二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
《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激怒了蒋介石，他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停刊事件”轰动大后方，复刊后民众争购《大公报》，其发行量从停刊前的6万份激增至10万份。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外国记者深入灾区
白修德向蒋介石面陈灾情

《大公报》的报道，震撼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西奥多·H·怀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弟子），出于人道主义的使命和记者探求真相的责任感，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几经辗转来到河南。
在洛阳，白修德、哈里森·福尔曼以及洛阳天主教会主教美国人梅根，骑着马在河南乡村调查。马背上的两个星期所见，惨不忍睹。
这两位西方的记者，被河南人间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郑州是这场饥荒的中心，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眼下已经锐减到大约3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至180人之间。还活着的人都骨瘦如柴，卷缩在麻袋片，在大街上游荡……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白修德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以中国政府领导者对待媒体和记者的方式，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显然，宋美龄被拒绝了。出生在山东半岛的美国传教士之子卢斯，经营着《时代》周刊这一传媒帝国，喜欢中国，也支持中国的抗战。但他反对政府对媒体运作的任何干预。宋美龄这招在美国，当然不灵光。
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不得不接见白修德。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无冕之王与中国元首的见面。
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我亲眼看过狗吃人！”
　　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
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1943年，白修德深入河南灾情采访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灾难真相的腐败黑洞
河南大饥荒的因果报应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调任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区美军司令。这年春天，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同古战役和仁安羌大捷昙花一现之后，中国远征军开始溃败，10万远征军入缅甸作战，5万人葬身缅甸的雨季热带森林中。就在这一年，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爆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南大饥荒爆发。
蒋介石为何对河南的大饥荒置若罔闻？为何对赈灾不力？这背后有怎样的隐情？
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这样的粮源兵源重地，在蒋介石看来，应当太太平平才够面子（即使不太平，也要粉饰太平）。由于国民党地方官员时有谎报、瞒报灾情的事情发生，蒋介石对灾情的电报的确不相信。
另一方面，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很多天灾都有人祸的因素。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横征暴敛，以战争的名义增加百姓的负担，导致灾害的恶化。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借战争、国难、天灾中饱私囊。
河南大饥荒的历史因果报应很快就来到了。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愤怒，要比饥饿和死亡更酷烈；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历史性的一幕”出现在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做最后的挣扎。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行动起来，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解除整个连队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和军队装备。积怨已深的农民，在大饥荒中积蓄的愤怒此时发泄出来，失去理智者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被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农民束手就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蒋介石也会这样想吧，他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为土地而战，还是为百姓而战。谁也无法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怕就怕对比啊！结果显而易见，直接导致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949年，国民党丢掉大陆，在与中共的较量中，一败涂地，绝非偶然。民心就是江山，国民党在处理河南大饥荒时就已经埋下溃败的祸根。

作者: 胡青牛 时间: 2014-12-23 13:03
天灾可怕，人祸更可怕！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06

胡青牛发表于 2014-12-23 13:03
天灾可怕，人祸更可怕！

炸开花园口、1942大饥荒，帐当然要记到国民党头上。
1959－1962三年灾害，帐当然要记到共产党头上。

作者: 胡青牛 时间: 2014-12-23 13:09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13:06
炸开花园口、1942大饥荒，帐当然要记到国民党头上。
1959－1962三年灾害，帐当然要记到共产党头上。

浮夸风害了河南人！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3:11
读了直流泪，我多灾多难的民族！所有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府都如同外寇，都该死！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3:15
这段历史我知道，我老家至今还有河南侉子之说，大概就是那时流传过来的，昨天那个黄泛区没看过，一点都不了解。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16
1942年河南主席向蒋介石报饥荒蒋称造谣仍要征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金明大

核心提示：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3期，作者：金明大，原题：《灾荒1942：是谁揭露了真相》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2012年8月18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

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外媒实地调查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引发“民变”

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

《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档案馆等单位和宜阳县委宣传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参考了宋致新等学者的著作，一并致谢。)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17

胡青牛发表于 2014-12-23 13:09
浮夸风害了河南人！

三年灾害的确是这样。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19

息心发表于 2014-12-23 13:11
读了直流泪，我多灾多难的民族！所有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府都如同外寇，都该死！

42年大饥荒，我听好多人都说过。

三年灾害，山哥亲历过。我还有篇“饥饿的回忆”，就是写这三年的。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22

息心发表于 2014-12-23 13:15
这段历史我知道，我老家至今还有河南侉子之说，大概就是那时流传过来的，昨天那个黄泛区没看过，一点都不了 ...

没有亲历过灾害的人，很难体会灾害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

那是一种非人的遭际，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死了不甘心，活着太艰难。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27
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共产党在做什么

文章提交者：四星中将加贴在中国历史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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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政府发布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

《关于发起社会募捐、动员群众、帮助流亡灾难儿童解决冬衣问题的训令》

《为救济冀南灾胞决定各级机关团体节约小米一斤并进行募集工作的训令》

与电影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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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里没提根据地的事儿，70年前，根据地还是一个多数河南老百姓不知道的地方。

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如何才能到那儿？显然，“老东家”——这位刘震云的老乡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往西边逃，以为过了潼关就有救了。他不知道，那些有幸闯进根据地的老乡，才真正找到了“饭碗”。

当数不清的灾民从国统局和敌占区，拥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称晋冀鲁豫边区)时，根据地的粮食也不够吃，亦存在大量灾民。面对这闯进门的“包袱”，根据地如何应对？

11月下旬的一天，开封民间文化研究者刘海永的办公室里，在他向记者提供的大量史料中，展示了当年赈灾工作的另一面。根据地政府对外来灾民和本地灾民一视同仁：减免根据地灾民公粮，并出动部队帮助灾民捕蝗、耕地。减少自己的口粮，把省出的粮食用来救济灾民，并组织灾民通过搞运输、纺织赚取粮食……标本兼治的救灾措施，使晋冀鲁豫根据地从1943年以后，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控制，许多村庄秋后粮食满囤。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战前普遍改善了，并部分达到丰衣足食。

摸清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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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根据地灾民公粮

大饥荒也同样威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根据地下设四个行政区，分别是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行政区。其中的太行行政区六专区的武安，五专区的林北、安阳、磁武、涉县等都属于河南区域。冀鲁豫重灾村有1050个，轻灾村580个；太行区六专区三个县平均每人收不到三斗八升，最少的收不到六升秕糠。按最低生活限度，一人一月需要一斗，30万根据地的灾民，已濒临饥饿边缘。

根据地不仅要与日伪作斗争，同时还要和严重的天灾抗衡。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得不到任何外来援助。但边区政府并没有就此放弃灾民，1942年11月，太行救灾委员会在各地建立，它是党政军民的联合权力机关，包括了各县有威望的人士，以全力领导生产运动。

边区政府对灾情进行了普遍的调查登记。按受灾的轻重(每人每日以六两小米计算)，灾民被分成三个级别：有购买力无粮食，需要调剂者；有劳动力粮食不够，需要救济者；无劳动力缺乏粮食，需要救济者。

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依照灾区情况，1942年秋收时，边区政府一次即减免五、六专区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减免一、五、六三个专区公粮15500石，两次共减免公粮60500石，这对灾民来说，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节衣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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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

虽然减免了公粮，但灾情依然严重，面对饥肠辘辘的灾民，边区政府决定进一步节衣缩食，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

边区政府发布指示：“规定县以上各机关每人每日节约小米半两……并把节约的数量，每月结报一次。”所有的党政军领导下的各个系统、单位、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商店、教员学生、剧团等都自动参加，有的长达8个月。“节约方式很多，有冷食一日，省得柴火费救灾者；有糠食三日，拿余米救灾者；有以野菜顶食，挪出粮食救灾者；有节省锅巴接济灾民者”。

节余粮食之外，还发起捐款运动，如抗大六分校的五毛钱运动，陆中的一角运动。有些人把多年来的积蓄、每月所领的几元津贴，都捐出救灾了。

边区政府在灾区提出急公好义、仗义疏财、富济贫、有济无、亲戚帮助、邻里互济，开展全区“一把米”“一升糠”及某些地区的“一个窝窝”的运动。在灾区组织了呼吁团、募捐团，向非灾区呼吁劝募。所有政府、军队、农村剧团都参加了救灾公演，动员士绅们挺身而出参加救灾活动。

在晋冀鲁豫捕蝗运动中，太行区上至司令员、下至战士7万多人都参加了捕蝗，共捕蝗14万斤。冀鲁豫区的一个团在10天内捕蝗3.3万斤，“不喝群众一口水，不吸群众一袋烟”。灾荒期间，太行区部队创造了帮助群众耕地、锄地、收割合计达4.39万亩，其他帮工5万个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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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拨粮食

接纳拥入边区的灾民

由于灾民不断拥入根据地，根据地政府特颁布了《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灾民入境，要登记报告。“对于已入境的灾民，按本地居民百分之三的比例安插，入户籍的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

由于部分灾区灾情严重，如五、六专区近半数人民没有粮食可食，饿死人日有所闻。根据地政府为此发布命令，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0月到次年6月，除了运12万石调剂敌占区和游击区灾民、换回必需品外，调剂灾区粮食共有89133石，根据地零星调剂共6657石，加起来共有95790石，并调剂糠面18万斤及山药蛋和油饼等。

根据地政府在减免灾区负担的同时，拨粮拨款赈贷灾民。政府用于救济的粮款，相对于当时根据地财政收支状况而言，数目是相当大的，“太行区实际用于救灾的各种贷款有两千万元，赈贷的粮食有三十八万六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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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挑女纺

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面对长期的灾荒，根据地政府很快发现，单纯的救灾不仅会造成坐吃山空，而且会使灾民形成一种单纯依靠政府的思想，于是开展了“男的参加运输，女的参加纺织”生产自救运动。

根据地为此发布了《总局关于保证灾民运输赚钱的命令》：“凡已发动起来的运输队、脚夫或挑夫，确证其为灾难民者，每人每日必须保证要赚一斤米。”其中著名的太行运输队，在大规模粮食调剂过程中，不仅将粮食源源不断运到灾区，还获得了近3万石粮的运输费。同时，根据地政府发布《纺织救灾工作须知》：“组织纺织指导所领导灾民生产，发给灾民棉花、线子、纺车和织布机，提供技术，回收成品。”在敌占区工厂倒闭、布匹缺乏的情况下，纺织品的销路旺盛，灾民向敌占区推销，换回了大批的粮食。

磁武百土村北街有十三户讨吃的，其中五个妇女参加纺织，每天每人有半斤米收入，马上停止了讨吃的生活。对此，老汉们说：“过去是男人养活女人，如今女人倒养活起男人来了。”根据地标本兼治的救灾措施，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冀鲁豫边区从1943年以后，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控制，许多村庄秋后粮食满囤，且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各种副业，“如喂猪、喂鸡、养蚕、采药等，都有增加”。1945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较战前增加了79.4%；民间纺织业，由战前的没有，发展到战后的纺妇15万人以上，织妇4万至5万人，织布机二三十万架的局面。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战前普遍改善了，并部分达到丰衣足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6443544_1.html/ ]

资料来源

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

2.《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

3.《抗战时期的经济》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清庆瑞，北京出版社，1995年

4.《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

戎子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5.《太行区四二、四三两年的救灾总结》

(1944 年8月1日)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30
1941-1943年，类似的因饥饿而逃荒、死亡的场景，遍布在河南省的每一个角落。水旱雹霜风蝗灾情下，政府仍坚持不切实际的军粮征购，并极力封锁消息，赈济乏力，最终导致了高达300万-500万人的死亡事件。

　　这起人间悲剧，发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被史家所忽略。1961年12月，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仲鲁(1942年为河南省政府建设厅长)撰写的《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和1970年台湾《春秋》杂志刊发的杨却俗(1942年为三青团河南许昌分团干事长)《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等文章，较早披露了1942大饥荒的珍贵信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作家刘震云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让更多人知晓了那一段历史。

　　刘震云的作品被冯小刚看中，最终把它变成了一部电影。11月11日晚，《一九四二》在第七届罗马电影节首映。电影不可避免有虚构的细节与桥段，真实的1942年河南饥荒又是怎样的？

　　饿殍遍地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却致电粮食部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

　　洛阳火车站挤满了逃难的灾民，他们在警察木棍或拳头的殴打下，偷偷穿越月台，爬上不知驶向何处的火车顶棚，只为离开这饥饿的故乡。《大公报》战地通讯员张高峰穿过瘦得暴露出一根根血管的乞讨手臂丛林，想要帮助灾民取得赈济委员会的图章，但是失败了，他挤不进那被几百人团团围住的“难民登记站”。

　　1942年12月，不要说正常的食物，洛阳附近各县市连树叶都已经很难找到，树皮也被剥光吃了。一路走来，张高峰看到十室九空，甚至干柴都被捣碎用以果腹。他看着身边灾民一个个倒地不支，却无计可施。瘦过之后，灾民们开始变得浮肿起来。有人鼻孔眼角处已经明显发黑，那是因为食用了一种名叫“霉花”的有毒野草。

　　1941年的水灾刚过，1942年春，河南各地又开始经历冰雹、黑霜与大风。而更为普遍的是大旱，旱后蝗虫开始肆虐。此时的河南，北、东和东南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作为对日作战的前线阵地，国民党河南驻军每年要从农民手中征购大量的粮食。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被搜刮殆尽。

　　　灾情已经严重到饿殍遍地的程度，河南省政当局难道会无所知悉？事实上，连洛阳司令长官都已经掌握一定实情，但因汇报的材料与河南省府有差异，反而被国民党中央训斥为夸大灾情。

　　国民党政府当时实行“征实”制度，对虚报灾情者予以重惩，对成绩好的给予奖励。据时为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回忆，河南省政府在征粮上非常积极，曾电粮食部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可见，对农民的过度搜刮，很大程度上出于政绩考量。

　　《豫灾实录》面对严重的灾情，国民党中央代表却说，“不应对灾荒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这是张高峰1943年初在《大公报》刊发的《豫灾实录》中的内容。

　　早在1942年夏末，就已经出现因饥饿而出售妻女的现象。1940年在陆军大学参谋班三期毕业的靳士伦，当时正在河南唐河县源潭镇驻军。他注意到，有人贩子带着妇女前往湖北随枣方向。等到秋末，路上贩卖的人数明显增多，包括他所在的源潭镇也出现“人市”。

　　　两位中央大员在洛阳召集了一个会议。据在场的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说，他俩宣示了“中央德意”，表示应予救灾，但不能因此而减免军粮，同时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张厉生还指责视察期间看到的路边剥树皮的农民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

　　但在洛阳以南最严重几个县视察后，张继和张厉生也承认存在灾情。这之后，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10月底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领衔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而后蒋介石决定拨款2亿法币———这种货币正日益贬值，用作河南的救灾贷款。对于河南的旱情而言，这点钱是杯水车薪，中间又经过贪污官员的盘剥(主持河南平粜救灾的李汉珍是著名贪官)。而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军需，1943年1月，又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麦。

　　1943年春，正是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时节。

　　《看重庆，念中原》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员白修德说，“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

　　国内的媒体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河南饥荒保持沉默。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的第一篇报道——— 《大公报》的《豫灾实录》，刊发在1943年2月1日———这已是张高峰完稿半月之后，而后该报又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呼吁重庆政府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生产集中与分配。

　　蒋介石暴怒，大公报因此在2月3日至5日被勒令停刊3天。张高峰本人则在一个月后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并无实据，他在软禁期间逃脱。

　　国内媒体表现最佳的实际上是1942年创刊的河南《前锋报》，该报1943年2月至5月，连续刊发李蕤(笔名流萤)十余篇灾区通讯，及70余篇社评。据李蕤之女宋致新介绍，河南省新闻检查处，同样对《前锋报》发出停刊3天的命令，但报社拒未执行，这也许是因为《前锋报》所在的南阳属于宛西自治政权，也许由于社长李静之与上层人物的关系，也许由于该报没有《大公报》那样大的影响，原因不得而知。

　　而河南饥荒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则有赖于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员白修德的报道。1943年3月22日，他撰写《等待收成》刊发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讲，她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拒绝。

　　白修德随后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与蒋介石作了会面。“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蒋介石)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白修德晚年在回忆录中称，蒋介石起初否认白修德的一些说法，直到他拿出狗吃人尸的照片。
　　1942年，蒋介石政权失去民心的征兆已经显露。白修德说，“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但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3:36
本帖最后由息心于 2014-12-23 15:51 编辑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13:22
没有亲历过灾害的人，很难体会灾害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

我听我奶奶讲过这段历史，我奶奶是民国九年出生的，就是1920年，河南侉子就是奶奶说滴。我奶奶两个弟弟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个拥护共产党，一个拥护国民党，49年国民党逃台湾时，那个国民党舅公吃了军饷，不敢回台湾了【听说这个舅公很厉害，很年轻就是团级军官，后来国内各种斗争，因为有当共产党军官的舅公保护才没死于非命，但当共产党军官的舅公因此也没再提升。兄弟二人打日本时，当年在老家赫赫有名。】日军来村子时，确实是见男的就杀，见女的就奸。乡人最后直接对女儿讲，被日本兵追的时候，直接跳塘，淹死也比奸死强，我奶奶就跳过塘，她亲自告诉我的，说两个日本兵追她，跳塘后，年轻的举枪要杀奶奶，年纪大的制止了，奶奶由此捡了一条性命。我自小就对日本人反感，我姐夫当年留学日本时要在日本定居，姐姐坚决不同意，她对日本也毫无好感，后来定居加拿大。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40

息心发表于 2014-12-23 13:36
我听我奶奶讲过这段历史，我奶奶是民国九年出生的，就是1920年，河南侉子就是奶奶说滴。我奶奶两个弟弟都 ...

对日本鬼子是国仇家恨，民族恨。

对国民党是阶级恨。

我的父辈祖辈，都经历过那段历史岁月，我从小就常常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3:47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13:40
对日本鬼子是国仇家恨，民族恨。

八十年代初，老家还没什么电视，我奶奶去武汉她那个共产党军官弟弟家小住，看电视上邓矮子和日本人握手，奶奶直接要砸电视机，被他弟弟弟媳妇拉住了，他弟弟劝她时代改变了，我奶奶说，再改变日本人欺负我们能变么？那邓矮子还和他们握手，直接杀日本鬼子，杀了他们。这些都是奶奶回家后告诉我的，说滴时候还义愤填膺，一直骂邓小平邓矮子，骂邓矮子结了伤疤忘了疼。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3:58

息心发表于 2014-12-23 13:47
八十年代初，老家还没什么电视，我奶奶去武汉她那个共产党军官弟弟家小住，看电视上邓矮子和日本人握手， ...

胡耀邦要搞中日时代友好呢。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4:09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13:58
胡耀邦要搞中日时代友好呢。

说实话，我对国民党没有恨，对共产党也没什么爱。只要打走了日本佬就行，哪个党派做领袖对百姓意义都一样，只要为百姓好。不要责怪老蒋，老毛的文革害死了多少人，这是在没有外寇的情况下自己人为制造的，比起黄泛区事件恶劣多少倍，黄泛区事件起码还是为了打日寇，还情有可原，而且文革对国民遗留的精神伤害远远不止那十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被老毛在文革时彻底摧毁了，这得多少年才能修复。对一个民族的侵略统治，不仅是肉体，更是精神，只有精神文化上统治了一个民族才能正真意义上统治了一个民族，其实，日军，严格来说是国军打走的。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4:20
过去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谁来给谁纳粮。
山哥对日本鬼子有仇恨，对国民党没好感，对共产党有感恩。
因为新社会广大普通民众的子弟才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广大的百姓子弟才有了改变命运的资本。
山哥完整地经历了文革，刚刚学会思考就遇上了文革，在文革中成熟长大，实在也不愿再过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
日本鬼子，严格来说是美国和苏联打败的，要不为什么日本鬼子现在那么怕美国和俄罗斯！
当然，中国的抗战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4:40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14:20
过去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谁来给谁纳粮。
山哥对日本鬼子有仇恨，对国民党没好感，对共产党有感恩。
因为 ...

日军严格说来是美国原子弹打跑的

，当时老蒋和美国交好，所以功劳记在老蒋身上

。那广岛原子弹扔滴多好多及时，俺就幸灾乐祸

，反正俺是草根，俺不必像咱们政府官员在电视前那样假惺惺滴表示同情，丢得好丢得及时，鼓掌

，不然俺中国人不知还要死去多少。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们在自己的家园里凭什么受他们欺负侮辱。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4:44

息心发表于 2014-12-23 14:40
日军严格说来是美国原子弹打跑的，当时老蒋和美国交好，所以功劳记在老蒋身上。那广岛 ...

有学者说，美国的原子弹也挽救了日本，如果不扔原子弹，如果日本继续抵抗，至少还要再死500万人。

作者: 息心 时间: 2014-12-23 14:48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14:44
有学者说，美国的原子弹也挽救了日本，如果不扔原子弹，如果日本继续抵抗，至少还要再死500万人。

那是帮美国遮羞，呵呵。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14:49

息心发表于 2014-12-23 14:48
那是帮美国遮羞，呵呵。

灭了日本列岛才好哪！

作者: 你说我记 时间: 2014-12-23 21:55
历史的语言，我们见证着。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22:04

你说我记发表于 2014-12-23 21:55
历史的语言，我们见证着。

对头！
毕竟我们是直接听到亲历者诉说的一代。

作者: 你说我记 时间: 2014-12-23 22:08

云盖山发表于 2014-12-23 22:04
对头！
毕竟我们是直接听到亲历者诉说的一代。

我下了，明天给人家去接新娘去。
88！
知己要有个群，这样交流方便。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3 22:48

你说我记发表于 2014-12-23 22:08
我下了，明天给人家去接新娘去。
88！
知己要有个群，这样交流方便。

兄弟弄个群吧，我不会弄。

作者: 益阳乐平 时间: 2014-12-24 12:26
一个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权，必然垮塌。

作者: 云盖山 时间: 2014-12-24 12:39

益阳乐平发表于 2014-12-24 12:26
一个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权，必然垮塌。

以残害百姓为代价的战略，都是狗屁战略。
无视百姓疾苦的政权，不垮台就是天理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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