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同“四川王”刘湘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1937年11月，素有“四川王”之称的四川军阀刘湘，高调率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20日，刘因病在汉口去世。诸多国府高层大员公开前往吊祭，多盛赞其乃抗日典范；私下里却多感慨其死乃“国家之福”。譬如，1月26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与侍从室主任林蔚讨论抗战前途，林蔚认为，“只要敌人不顾一切真来，武汉决难守住，再退后之局面恐愈难维持”，徐永昌对他这种消极态度不以为然，反驳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天不拟亡中国，吾人奈何自亡之？”①
这种公开与私下评价的反差，反映了当日大众舆论与高层政要对军阀抗战立场的认知鸿沟。就刘湘而言，其成为“四川王”，本是中央政府为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而刻意扶植的结果。但这种扶植，最终，却又成了中央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的最大阻力。
刘湘早年割据川东，为四川军阀“速成系”（多出身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领袖，与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多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相对抗，至1932年激化成“二刘之战”，刘湘得中央政府之助而获胜，刘文辉败走西康。但至此，刘湘也仍不过是四川诸多军阀的“盟主”，下属军阀如杨森、邓锡侯、潘文华、王赞绪、王陵基等，均有自己独立的“防区”，“防区”内的军政事务，俱非刘湘所能染指。②
中央政府决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给了刘湘打破“防区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王”的机会。1934年底，因财政近乎崩溃，刘湘第一次出川，前往南京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当时，川中大小军阀，在其防区各自发行纸币，且既无基本金，也无发行额度限制。刘湘名义上乃川军领袖，对这种混乱的币值和无序的金融，却是毫无办法。时人形容大小川军自由造币、滥发钞票，“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③
刘湘之请，与中央政府筹划建设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的计划不谋而合。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研究治川方针，重点是军政、财政的整理，以及公路交通的规划。同时，蒋还决定不干涉川省行政，以扶植四川省主席刘湘；甚至在军事上，蒋也决心对刘湘采取包容态度，其日记有云：
“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当一本既定方针，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昭大公。”④
刘湘向中央求援时，曾痛言“川省财政，久濒绝境”。因中央政府的介入——提供军事后盾以压服川中军阀，提供财政后盾以反击防区滥发纸币——至1935年9月，四川终于完成了币制统一，财政也得以收归省府，大小军阀之“防区”也被取消，刘湘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川王”。中央同样也将川省财政整理的成功，视作抗战大后方建设的巨大成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年至今已满九月，此九月中之进步，自觉可比以前三年之成绩。……本月最大之成绩，是为峨眉军训团训练完毕，川中各军处置妥定与四川地方钞币纠纷解决，军事与财政同时统一耳。”⑤
不过，中央政府既然要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则刘湘必不能在川省安然居于地方军阀的割据地位。此种矛盾涉及双方的根本利益，难以化解，故当中央召集的峨嵋军官训练团致力于培养川省军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时，刘湘亦针锋相对举办训练班，向川省军官灌输“川人治川”的思想。更有甚者，1936年两广军阀勾结日军，以“北上抗日”为旗号发动“六一事变”，刘湘亦闻风而动，秘密调兵包围了成都中央军校及重庆行营。⑥
此类冲突不一而足，发展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与刘湘之间的关系，已恶化至互相提防。1937年6月，中央政府召开“重庆整军会议”，决心对混乱、庞大的川军进行整编，刘湘迟迟不敢前往重庆参会，可见其与中央之间，隔阂已深。当时，“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川军）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两倍半之多”，不算保安团等次级武装，仅正规部队即高达70余万之众。这些部队，既无战斗力，更拖垮了整个四川财政。“重庆整军会议”最终决定裁减川军20%，不过，因空饷的存在，以及刘湘另设保安团来收容裁下的官兵，这次整军会议，可谓毫无效果。更有甚者，因稍后卢沟桥事件爆发，“重庆整军会议就不得不迁就刘湘的意思来整编川军。他（的直属部队）本来只有四个师，这次借机会整编成三个军，并把裁减下来的人员编成二十多个保安团。”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