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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化杂谈] 比较一下 [打印本页]

作者: 【岩水】 时间: 2015-11-20 22:49
标题: [文化杂谈]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犹太人只有灵魂，中国人只有肉体；犹太人两千年没有祖国，中国人五千年没有天堂；犹太人全球诺贝尔奖居首，中国人奥运会金银铜最多；犹太人时刻用心灵尊崇上帝，中国人遇事用嘴皮忽悠偶像；犹太人凭敬虔忏悔自己的罪，中国人用食指戳向别人的错；犹太人喜欢沉默，中国人热衷喧闹……
——沙光
★要无耻到何种程度
清朝是中国最黑暗的朝代之一。最坏的三个皇帝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又以雍正最为暴虐。而在御用学者的历史记录里，那个时代竟然被称为“康乾盛世”。到了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干脆被塑造成了勤勉治国、一心为民的一代明君。
卑劣到什么程度的作家，能去歌颂满清、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呢？
这还不算，还有更低劣的作品。出差在外，无意间打开久已不开的电视，发现在上映电视剧《大秦帝国》。看了一会，惊异地发现，居然在为暴秦唱赞歌。
《大秦帝国》，第一部分就完全颠倒黑白，说秦王和商鞅的所谓变法是要“强国富民”。实际上，万恶的秦朝一直是“强国弱民”。商鞅的“强国弱民”、“愚民”之术，为历代统治者所传承。至今不衰。
去看一看《商君书》，就知道商鞅之术多么卑劣，商鞅被车裂而死是活该，商鞅必然遗臭万年。
中国历史基本是暗淡无光。仅有两个时期有光明、有希望，一是春秋战国，一是民国。暴秦终结了灿烂的春秋战国，其统治时期只有短短15年，其统治模式则被后代帝王纷纷仿效，将中国带入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漫漫2000年长夜。
作家、剧作家们，要无耻到何种程度，才能歌颂这样的朝代与帝王？
——王晓阳

作者: 懒起画峨眉 时间: 2015-11-20 22:58
历史真的很难说。不过上学时歌颂的比较多！

作者: 【岩水】 时间: 2015-11-20 23:11

左手之方向发表于 2015-11-20 23:03
这个话题很沉重~~重到我们每个人都搬不动~~

我们每个人当然搬不动。就是我们所有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恐怕也需要一个时代才可以

作者: 【岩水】 时间: 2015-11-20 23:12

懒起画峨眉发表于 2015-11-20 22:58
历史真的很难说。不过上学时歌颂的比较多！

上学时代都是滴。现在无形中还是滴。

作者: 【岩水】 时间: 2015-11-20 23:23
导读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引者按：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逆向淘汰，这样的逆向淘汰，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4次，一次次的逆行，导致国民的奴性一次次的增强）
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
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大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一、“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二、“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三、“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四、“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
五、“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六、“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七、“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庆，按勃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八、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九、“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十、“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十一、“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十二、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来源：http://www.360doc.com/c

作者: 【岩水】 时间: 2015-11-20 23:27
转:和珅被重用的真实原因

和珅，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的研究实在已经够多够细了。不过，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珅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说，他26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珅，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18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恰似王熙凤之初见小红。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赏年轻人的干练和活力，皇帝试着派和珅办了几件事，和珅的机敏达练、善解人意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帝大喜过望。乾隆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却挑不出和珅的毛病。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从此之后，他一直稳稳地高居政治最高层，从男爵到公爵，从户部右侍郎到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过甚、恩威不测的乾隆帝，从来没有怀疑过和珅的才干与忠诚。
　　和珅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姿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珅可谓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而闻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珅去处理，和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便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华。这是和珅从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珅：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又有见解的，唯有和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作者: 懒起画峨眉 时间: 2015-11-22 08:29
长知识了，不过平时很少看历史。

作者: 诗夊哥 时间: 2015-11-22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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