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在英国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两段历史故事。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0余名名中国海军学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一个是已故英国学者林迈可，曾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①本期【短史记】，即扼要介绍一下这两段历史。
1943年，为给海军建设储备人才，中国选派了85名青年海军军官出国留学，60人去美国，25人去英国。赴英学习的25人先从重庆到昆明，通过“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从这里搭乘火车到孟买，乘商船前往英国。他们中有21人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4人在朴茨茅斯轮机学校（另一说，有24名学生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接受培训）。
皇家海军学院特别为郭成森、黄廷鑫等21名学生开设了“中国班”，在这里学习航海、数学等基础课程。黄廷鑫回忆，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强化英语的听说能力”“带队的一个英国海军少校，他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解说英国海军各种场合中的礼节与规定，要求我们在英国能够像英国海军军官一样行事。”②1944年1月，21名中国学生前往英国南部的恰塘兵营，学习使用火炮、鱼雷。学业结束后，他们开始在各战舰上实习。
在一些实战训练后，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们随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2日晚，黄廷鑫所在的“搜索者”号轻型航母悄悄出港，而以往都是在白天训练，这让黄廷鑫感到“这次出港有点非同寻常”。他后来回忆，“虽然种种迹象显示，盟军的反攻已经临近，但我当时仍然不知道。‘搜索者’号此次执行的任务，正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③“搜索者”号的任务是外围反潜，以防德军潜艇威胁登陆行动。
相比之下，郭成森对诺曼底登陆的记忆更富传奇色彩。他当时和卢东阁在“肯特”号巡洋舰上分任一、二号主炮塔副炮长。“肯特”号负责火力支援，炮击海岸。郭成森“先后指挥舰艇炮兵发射炮弹数千发，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施，为登陆部队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在布雷封锁作战中，他还指挥炮兵击沉了一艘德军大型救生船和四艘运输船”。④
战争的惨烈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卢东阁回忆，“当时的战斗场面非常壮观、惨烈。周围全是舰艇，大大小小、各种用途的军舰简直是挤在一起，炸弹在舰艇周围爆炸掀起的水柱比舰桥还高。炮声震耳欲聋，连周围的人说话都听不见。盟军舰队在进攻时遇到了一艘巨大的德国军舰，比‘肯特’号大好多，就像一座山一样漂浮在海面上。‘肯特’号军舰与其他的盟军军舰一起围攻，用了很多炮弹才把它击沉。”⑤盟军最终以强大实力，取得了登陆的成功。
幸运的是，参加诺曼底登陆的21名中国军人无一人伤亡，并在1946年2月经香港回国。1949年，郭成森、卢东阁、黄廷鑫领导了“长治”舰起义，后在解放军中任职。2006年，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代表法国政府向时年88岁的黄廷鑫颁发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以表示对所有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中国军人的谢意
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亦称迈克尔·林赛，出生于一个教育家庭，其父A·D ·Lindsay曾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林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的硕士学位。1937年，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之请，来校创办导师制并担任导师。赴华途中与白求恩结识并成为好友。在此之前，林迈可已与费正清、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相熟。⑥
林迈可来华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据其妻李效黎披露，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迈可“就利用当时日本人不能管制英美人的情况，尽量用他自己的钱开始买药品及通讯器材。这时他已经和北平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多次巧妙地避开敌人，把药品、器材等送到游击区去。”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燕京大学虽有美国背景，也已不再安全，林迈可夫妇遂逃离北平，抵达八路军平西根据地，“主要工作是在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边区通讯组做技术顾问”。1944年夏，林迈可抵达延安，担任“军三局通讯组技术顾问及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全家返回英国。⑦
在根据地期间，林迈可做了两项主要工作。一是作为“无线电技术专家”，为根据地提供通讯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去到延安后，设计了一种功率很大的无线电发射机，使新华社得以开通了对外英语广播，自此延安的声音能够直接传递到美国的旧金山。⑧
二是以国际人士的身份，宣传八路军如何抗日。在这个过程中，其父A·D ·Lindsay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林迈可的很多报道常常由其父帮助在英国《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媒体刊发。1944年10月7日，林迈可致信其父，谈及八路军根据地，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约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傀儡军队，因此他们有权得到公平比例的医药供应。据我看，移交的钱应有一个规定，即至少按一定的比例数，比如说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分配给共产党地区……”从这封信里，不难看出林迈可对延安的友好立场。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林迈可在华期间，似乎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学界有研究称：“1943年底，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访问重庆，要求蒋介石允许秘密情报局在中国自由活动，得到蒋介石的许可。秘密情报局驻华高级代表戈登-哈蒙(Gordon Harmon)中校在重庆设立了总联络处，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活动自由。到1943年12月，秘密情报局获准在国统区设立了5个电台，国民政府甚至允许其再增设3个。秘密情报局的对华情报合作在政治情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哈蒙派迈克尔·林赛(林迈可)前往延安，与中共取得了联系。林赛取得了中共的信任，成为中共的无线电专家。美国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时，正是林迈可向使团介绍中共的无线电联络情况，并建议美国向中共提供大量的无线电设备，改造中共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系统。通过林迈可，秘密情报局对共产党根据地内部的情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⑩
戈登-哈蒙(Gordon Harmon)1940年奉命在重庆设立情报站，对外以驻英使馆新闻参赞的名义为掩护。同年，林迈可亦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新闻参赞，至1940年9月，才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其与戈登-哈蒙发生联系，或许正是在此期间。林愿意为秘密情报局服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八路军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作态度。1945年后，中国陷入国共内战，英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其对林迈可的态度也发生改变，据李效黎回忆，“因认为林迈可有亲共嫌疑，英国外交部及联合国远东经济总署，取消了请林迈可担任的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职务。”1994年，林迈可病逝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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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朱德在同林迈可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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