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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围绕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从历史演进与当代逻辑角度写过一篇论文,很赞同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对人类发展阶段的划分,这样的宏观划分有高度有价值有远见。他在1949年出版《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绪论部分开宗明义表明想要解决的历史哲学命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雅氏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假说,即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发生在北纬30度上下,约北纬25度到35度之间。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中国分别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犹太教的先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孟子等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相距遥远,但这些地区的文化都相同地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人类开始用理智、道德的方法来面对世界。
这位老兄认为,人类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期和科学技术时代,而四个时期的历史意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史前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间歇期,而轴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轴心期阶段,哲学家在世界上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在此后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新飞跃前,人类都要回忆这一时期,从中获得希望。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的做法(或叫做复兴),提供着精神原动力。有学者指出,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要么与之保持差距,要么与之有所接触,被拖入历史。人类历史在轴心期产生突破这一事实,清楚第表明人类走向整体的基本根源、重要因素和必然趋势。这一时期通过对话产生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创性,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精神基础之上。这个时期文明对话所具有的形态特征,蕴藏丰富的思想资源,直接对后来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轴心时代假说同马克斯·韦伯有关西方现代社会起源的研究存在着内在联系,20世纪60年代后引起西方社会学家的广泛注意。70—80年代,以史华兹和艾森斯塔特为首的一批社会人文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数次大讨论,形成了被称之为“文明动力学”的历史社会学新分支。
轴心期群星闪耀,伟大精神导师的躯壳可以化作泥土,但思想一直活在我们的身上。柯林武德有句经典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谓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前人的智慧和辛劳积攒了许多生活的知识和技术,使后人得以现成享用,也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把前人的终点当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延续;一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