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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是否“国进民退”-----与赵启正先生商榷 [打印本页]

作者: 闲散之人 时间: 2010-3-2 20:48
标题: 是否“国进民退”-----与赵启正先生商榷
                                                               是否“国进民退”

                                                                                                            与赵启正先生商榷

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先生就媒体上有关“国进民退”的说法予以了驳斥性的回答，仔细解读赵启正先生的很“官方”的解释，总是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故行此文与赵启正先生商榷。

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赵启正先生例举了山西关停并转煤窑等事例，来举证所谓“国进民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或许是我的理解能力出现了偏差，首先我认为赵启正先生有关这个说法的解释紧紧局限到了“国企和私企”这个简单的关系上。而在我看来，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含义绝非这么简单。

这其中不仅仅包含着国企和私企的生存问题，更主要的是在经历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之后，强势回升看好的中国经济，是不是出现了国家富了，百姓穷了的问题。在我看来提出“国进民退”说法的，一定包含这样的意思。

我们不承认都不行，我们的国力确实提升了，用赵本山小品的话说“美国人都朝我们借钱了”。但是，透过貌似调侃的台词，我们果真能感受到这些么？

所有的百姓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的泡沫事实上早已经把原本不宽裕的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淹的面目皆非。

这其中有几个问题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就算按照赵启正先生的解答，那么有关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问题肯定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每次的两会上，总是唱喜歌一样，GDP就象长了翅膀，嗖嗖的升。物价，房价也跟着狂涨，这也算是成正比了。我听过一句看起来很牢骚的话，给退休职工调整点工资恨不得全宇宙都知道。

赵启正先生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在疯狂的内需拉动过程中，囊中羞涩的平头百姓，是如何望楼兴叹的，那些负责数据汇集，民意调查的人们，是否把最真实的情形“实话实说”。

赵启正先生可以冠冕堂皇的大谈国企私企比例如何，也能弄出一堆数据洒洒洋洋，但是，他绕不开民生的残酷话题。说的客气一点，这种所谓的“官方声音”无非是千篇一律的表述，听起来很悦耳，其实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

满世界募捐，满世界显富，其实也未必能证明百姓就是有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实其实是存在的，是根本无法回避的事实。

教育是一笔昂贵的费用支出，医疗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物价在“市场经济”的招牌下早已经随心所欲，至于住房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都不算是国进民退的表现么？

说真话，面对事实很难么赵启正先生？！

                                                                           2010年3月2日星期二

作者: 流浪猫 时间: 2010-3-2 21:14
沙个发先，再看

作者: 野妞 时间: 2010-3-2 21:16
教育是一笔昂贵的费用支出，医疗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物价在“市场经济”的招牌下早已经随心所欲，至于住房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都不算是国进民退的表现么？

说真话，面对事实很难么赵启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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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妞也躲在闲散之人后面追问一句，说真话很难么？
时事读靓点，看闲散之人手到擒来:victory: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2 21:43
现在所谓的专家，不过是利益集团豢养的狗而已。
让他们怎么叫，就怎么叫。甚至现在有一些调教的好狗，已经不需要主子指示。他们会主动上去叫。那里还有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

当年矮太宗的意思是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外一部分人。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情况的发展是叫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消灭那些没有富裕的。然后看起来，都他妈的富裕了。

作者: 嘉怡 时间: 2010-3-2 22:05
看糊涂了，此文中的“国”究竟是对应“（人）民”还是“私（企）”？

因为确实存在“国强民不富”问题和所谓“国进民退”的私企发展空间问题

作者: 闲散之人 时间: 2010-3-2 22:16
回楼上嘉怡，有关“国进民退”的提法，在我看来既包含国有企业和民企之间的问题的说法，更多还是应当体现在“国强民不富”的实际问题上，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赵启正的解答是缺乏可信度的。

作者: 嘉怡 时间: 2010-3-2 23:02
我觉得“国进民退”跟“国强民不富”是两个问题，没有包含的意思呢。:L

谷歌一下：:)
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于退出。广义上讲，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

作者: 嘉怡 时间: 2010-3-2 23:12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在回答有关“国进民退”问题的提问时，明确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有经济比翼齐飞，即使在很特殊的2009年也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在亚布力论坛表示，2009年毫无疑问“国进民退”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

两种说法其实都有些道理;P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2 23:27

我觉得“国进民退”跟“国强民不富”是两个问题，没有包含的意思呢。:L

谷歌一下：:)
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 ...
嘉怡发表于 2010-3-2 23:02

国进民退的结果，必然导致国强民不富。广义上讲也可以说两极分化。

经济发展有两个要素，其一效率，其二公平。

二者之间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否则，所谓的改革致富，只不过是富了那几百个家庭而已。

作者: 知音 时间: 2010-3-3 11:45
政治让人头疼，置顶讨论吧。

作者: 知音 时间: 2010-3-3 11:48
我是这样看的：

穷与富，都是相对的。
横向比，穷富差异比三十年前加大了。
纵向比，大部分老百姓生活质量比三十年前提高了。
先别削我，回去好好回忆回忆再削我。

作者: 王三麻子 时间: 2010-3-3 17:28
楼主理解的“国进民退”似乎应该就是大家所说的“国富民穷”
国家也许的确是富裕了，但是老百姓似乎更贫穷了，这更多地关乎我们的宏观调控、税收以及分配制度吧。

但是“国进民退”按常规的理解应该还是国企进，民营退的这种说法。
我个人理解是。。事实上国家的确是想逐步的国退民进。。。
从早先时候纺织行业开始吧，然后是钢铁行业，而后是有色。。
以后或许会采掘、通讯等等逐个行业解决各个击破。。
若果集中改制，工人阶级的力量实在是太庞大了。。后果可怕。。

无论哪个行业，只要有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这个行业的国企就彻底完蛋了。
你看看纺织行业、钢铁行业国企职工的悲惨遭遇就知道了。
民企要为自己的企业负责，追求高额利润，
而国企的老总没有这样的压力，目标不同，用人及分配制度不同。
我们公司去年亏损近10亿，老总只是调离而已。。当然大家风传他被双规的喜讯，也不知道真假。。
如果没有国家扶持，国企会全部完蛋。。极端缺乏市场竞争力。。

而现在大家所说的“国进民退”是由于在某个行业的改制过程中，
出现了工人抱团的极端不稳定行为，或者事态出现了很难控制的局面，
目前的国企，矛盾非常尖锐，一些极端行为时有耳闻，
包括企业高管的年薪与职工平均收入挂钩的规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吧。
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吧。。

当然这些专家总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他们就是个屁。。

作者: 真我如故 时间: 2010-3-3 17:45
啥“国进民退”?
2005年到2008年之间，浙江有300多亿民间资本是被山西政府招商引资招引过去的。浙江民间资本是朝三暮四决策者的牺牲品，他们在山西各证齐全。民间资本的悲哀，是中国人的悲哀。

作者: 嘉怡 时间: 2010-3-3 21:21
我是这么理解的：

“国进民退”，是讲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是资本领域问题。

“国强民不富”，是在社会产品分配中，国家取走的份额太多，比如连年税收增幅大大超过GDP增幅；而在财政支出中，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又少，所以，“国”强了，而“民”弱了。是分配领域的问题。

“两极分化”，则是指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分配失衡严重，贫富差距大，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是分配领域的另一问题。

三者之间有着深层次间的关系，但，两两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

我国目前这三种问题同时存在，甚至很严重。

:loveliness::loveliness::L

作者: 嘉怡 时间: 2010-3-3 21:31
哦，是回9楼独醒客老师的:)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3 22:18
今天高了。简单说几句。

其实几千年来，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一直就是国与民的问题。国与民的富与贪，国与民的强与弱。

事实上，所有的问题都在于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如何能达到一个均鵆。

易经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的在变化。一旦这个均衡被打破。必然会引起一轮新的变革。向其反方向转变。这个变革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平的很少，大多是以暴力的方式。

在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现在事实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实现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今天喝的实在多了。回头再说。

作者: 王三麻子 时间: 2010-3-4 10:09
小独独的“平衡说”及“改良论”咱深以为然。
没有什么对错，无论进退，平衡稳定是最重要的。
咱现在也过了极端的年龄，也是力主改良而已。

事实上咱对政府目前的税收及分配调控手段恼怒异常，
政府公务员及从上到下的管理层的贪婪令人厌恶，
但是政府通过对税收政策对平民的掠夺简直令人发指，
执行者是个体的贪婪，而政策则体现了政府的贪婪。
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强盛的时期，税负都很轻，
咱现在一听盛世什么的，就起化学反应，
前几天有个楼盘广告，叫什么盛世家园的来销房，被我老人家轰走了。。
所有税负痛苦名列前茅的时期，都绝非盛世。

大家对国进民退怨声载道，
事实上只要政府无法完全依靠目前漏洞百出的政策调控市场的时候，
国企是注定要存在的，
作为政策的补充，在平衡市场，稳定价格。

而政府对国企的政策扶植，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国企为社会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
比民营多得多。
当然这也是国企的无奈之举。

对于政府来说，衡量一个企业的社会价值，
除了税收，也许更重要的就是能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
前者关乎贫富，而后者关乎稳定，
很多时候，后者更重要。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棋子。

作者: 牛鲜花儿 时间: 2010-3-4 14:13
民贫就不能说是国富，起码不是真富。
国进民退我没看到，我只看到国退民进，好多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成了某些人的私有物，被抛弃的是那些为国企奉献了青春以至生命的国企职工。

作者: 风飘飘 时间: 2010-3-4 23:54
一谈这个，我就头痛。说不好说不好不如不说。

作者: 知音 时间: 2010-3-5 12:06

一谈这个，我就头痛。说不好说不好不如不说。
风飘飘发表于 2010-3-4 23:54

国家干部更不能随便说了:lol

作者: 史官 时间: 2010-3-5 18:50
中国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说这么多都没球用，干等住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才快活。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5 23:41
子曰认为国富民穷和国退民进是两个概念。个人有不同看法，事实上，这是一回事。

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国”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他实指的是一个利益集团。人对财富的追求都是无止境的。同样的任何一个集团也不例外。而这种情况虽然不能当成算成一个零和博弈来看。但同样也不可能达到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一方的利益，至少是由另一方的部分利益为代价的。

所以，国进民退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富民穷。当然，这是相对来看的。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挣了一元。我挣两元。明天你挣了两元，但我挣了六元。虽然也是在进步，但这同样是一种“穷”。两极分化。同样是必然导致的结果。

目前来说，国进民退事实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经济。其二是政治。

一些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后者及其严重性。但就我个人来说，反倒对政治上的国进民退深深忧虑。

我想上网时间稍长的朋友，以及一些希望看到思想类东西的朋友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现在的网络上对于言论的控制越来越紧。如果说什么盾什么墙是采取堵的方法。那么从绿霸事件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不要天真的以为那是工信部想捞点外快。）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这样了，他们想更深的把触角侵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私人领域。知道你最隐秘的生活。这才是更可怕的。

奥威尔的《1984》曾经看得我心惊肉跳。老大哥无所不在，方方面面控制你。那个时候，就算是你物质生活再丰富，天天吃满汉全席，也不会感觉到幸福。何况，一旦到那种程度，也根本不可能吃满汉全席。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发出我们能发出的声音。

通往朝鲜的路，是每一个沉默的人铺就的。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5 23:44
史官朋友，有点偏激了。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4
下边转一篇东西。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有些长。不过的的确确不错。

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
——中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冯正虎专访/采访、整理：翟明磊

访者感言:

九十多天的成田机场抗争中，冯正虎成为一个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上海市政府有何过节，有关部门为何害怕他回国？他为什么坐过牢？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智慧信心来自何方？

整个冯正虎成田机场事件中，国内媒体鸦雀无声，靠网民与推友的力量才得以成功。如今冯正虎回来了，公民独立媒体壹报与冯正虎进行长篇访谈，请这位出色的公民教员讲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精彩的访谈共二十五个章节，四万字。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所以从奥巴马身上你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而从冯正虎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希望所在，上海有奇男子，中华有真义士，这是公民媒体《壹报》愿意冒风险发表冯正虎长篇访谈的原因。

中国面临的巨大困境不是冯正虎一人的，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政府与强权部门都在困境中迷惑，而冯正虎是一个不惑的人，他看出了中国的出路。在社会的溺水处境中，冯伸出了一只手。

（此访谈做了长时间的准备，除《王者归来》章节，其它访谈来自于冯正虎成田事件前与笔者长达八小时的采访纪录。八小时采访，冯正虎对壹报敞开心扉,细说辛酸。今日发布，不仅是壹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维权史的一份重要纪录）
有时批评朋友比批评你的政敌更难 ——冯正虎
（壹报冯正虎访谈之1）
王者归来

壹报与推友：欢迎你，老虎，你回国让大伙的春节分外开心。野夫还写了个春联对子：“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朋友们说要建个博物馆，把你回国抗争的文物都陈列一下，搞一个网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冯正虎：整个事件在我设想中推进，我唯一失算的是没有想到过境处买不到吃的。结果我四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靠自来水为生，饿了四天。你知道过境处虽然是两国中间地段，但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地盘，在这个地方过去是大声说话都不行的，何况我要呆下来呢，所以我很小心。一开始陈巧文给我送来了电热水器，但我不用，还是喝生水，为什么？我必须小心，根基未稳，要防止日方借此驱赶我。何况这是一场戏，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多天喝生水，在留下来与生命健康两者我选择了前者，直到月底媒体有大量报道，我知道我可以呆下来了，才用热水器烧水，吃方便面。
分寸感非常重要。

壹报：还记得那只小骆驼吗？

冯正虎：哈哈，艾未未送过来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叫草泥马，还以为是小骆驼呢。

人在那个孤单的地方，真的，对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有感情。我抱着草泥马，心想正好我需要一个枕头，就把他垫在头下，但又怕弄脏它，就铺了一块毛巾。每天对着它，好象一个伴，有很多话要说。后来我把他又放在抗议牌边，他守在那，吸引了很多眼光。

推友：你的抗议牌是越搞越多啊！

冯正虎：最早我只有在背心上写几个字，用的抗议牌子就是买的新T恤衫的衬纸，也就是一块硬板纸。后来才多起来，一开始没有人评论，我就化名舒文，评论自己。自立者，天助之，就是这样的。

推友：坐在过境处，每天是什么感觉？

冯正虎：后来有许多人关心我，我称自己是被全世界宠爱的孩子。一开始可没有。你想想，每天上万人从你面前经过，上万人的眼光刷刷地注视你，没有人会知道你曾是大学教授，许多人是当你是乞丐一样，没有定力，你是不能坚持的。

我有时在边上柜子上打电脑，背向游客，也观察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被日本拒绝入境。根本想不到是中国不让入境。

有个中国人站在我牌子前，很肯定地说：“这个人肯定是日本不让他进。”我也冒充游客，并排站在他边上，拍拍他，指着牌子说：“喏，不是这样的，是中国不让他进。”他一回头，一愣,说：“啊，就是你啊。”

壹报：你说：中国公民从此站起来了。最近坏消息很多，而你给我的印象是比以前更开朗，幽默了。

冯正虎：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没有认真，你又何必认真，维权可以用一种快乐与娱乐的方式进行。

在成田机场，他们希望看到我出错，我只要一步错了，就危险，只要我在网上抱怨体制，反共产党，他们就有理由不让我回来了。但我一步步走过来，就是为自己维权，他们就没办法了。我说我要回国，就是争取回国权，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急，因为也没有什么人一定要盼我回来，我回来又不搞政治活动，又不组党，回来我还是继续为自己维权，所以我不急。

事情差不多了，我说我还舍不得离开，我要开个新闻发布会，还要和机场的朋友们一一告别。当我宣布要离开机场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人也很高兴，本来他们还要来看望第四次。

壹报：为何日本政府一开始没有表态，拖了这么长时间。
冯正虎：两国政府之间有肯定有商议，有默契。但日本政府没想到拖那么长时间，我就把这个事情变成日本国的主权问题了。时间一长，日本政府就会害怕。为什么，日本是民主国家，有两个党，执政党不管这个事，在野党就会拿这个事做文章。后来日本媒体都来报道了。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一开始日本政府不发声时，我对送文件给我的机场官员说：“现在是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谈恋爱，你要知道，人在谈恋爱时，智商都是很低的。他们把我放在这儿，他们都不急，我们何必管他们呢。”

壹报：同意入境是中央政府的意见吗？

冯正虎：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领事转达上海政府的三个答复：1.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问题：2. 同意你回国，先入境日本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3. 看你表现，再研究决定你去看世博会的问题。其中已谈到同意我回国。当然最后让我入境肯定是中央政府的决定。

壹报：第三点很有趣，好象一个大人对孩子说：看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作业做得好不好，再决定明天带不带你去不去动物园。政府把我们公民当小孩一样。

冯正虎，哈哈，他们真以为我对世博会有兴趣呢。也许真的可以把我当作在日本的世博会形象代言人呢。如果他们这次不让我回上海，我还想到了下一步。就是写信给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是把上海访民当作世博期间不稳定因素吗?那就让他们把上海几千个访民送到我这儿来，我保证在入境处帮他们维持，管理得好好的。哈哈。

后来想一想，往好里想，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安排回国日期呢，也许真的要送我一张机票，送我看世博会呢，也许安排我坐主席台呢？那么真是我误会他们了，哈哈。

推友：网民还给你起个外号，中国第一块殖民地的总督。

冯正虎：这是上海维权人士马亚莲起的。她说我在过境处占了一块殖民地，当起了总督。

推友：你怎么和他们谈的。

冯正虎：我说我回不回国，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东西。回国权是不可以谈判的。不谈判对我有利，对你们大使馆也有利。对我有利，因为如果要谈判，你们会让我做出什么保证，限制我行动。对你们有利，是因为回国问题是国格，如果这个都要谈判，国家没有面子。

至于党内追不追查一些官员的责任，是你们党内的问题，我不会过问，也没有兴趣。我何时回国，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国。这就是我和他们谈的东西。别人会猜，你能回来，一定是达成什么协议，没有的。

壹报：如果这次还是不让你回来，你有没有想到第二手的方案。

冯正虎：很简单嘛，听他们的，他们送我到哪，我就在哪呆着。哈哈。
我觉得中国大使馆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大使馆离机场来回四个小时轻轨车程，他们来了三趟。我后来又在推上发了一条：意思是说朋友们送了我很多食物，我要带回来留作纪念，如果还是不让我回国，我在成田机场还可以继续吃。大使馆的人就找到我说：你这样发推不好嘛，引起误解，我们又没有说不让你回国。

所以说我们党英明啊，最后把我都感动了，我就回来了。哈哈。

壹报：这次你为何能成功？

冯正虎：无赖怕什么？怕刁民，我就是这样一个刁民，我把自己一个知识分子降到很低很低，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接近国际乞丐了。他们就拿我没有办法了。有人说你不害怕回来后被报复？我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一，我这九十二天，得到很多快乐，我不生气，有什么气好生的呢？第二，我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是维护自己权利，有什么好怕的，我做的都是合法的事。第三，何况中央支持我。

老实说，上海的有关部门是没有同情心的，他们绝不会因为同情放你回来，他们尊重的是实力。我是有实力的人。他们很奇怪，过去说我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说我内心是反共的。我就笑，“哟，我内心反共，你们都知道，内心反共是个什么罪名？”

推友：我们还有担心，有人往你食品下点毒。

冯正虎：我不担心，为什么，他们做贼心虚，心虚的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再说在日本的地盘，日本人最讲证据，警力能力最强的国家。查处起来很方便的。如果我九十天什么都担心，就没办法呆下去了。没有发生的事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因为同样没有发生，为什么不往好处想呢？我们比赛的是大智慧，不会是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我想人们都是好心的，我就放心地吃。最后水果多得吃不掉，有些都烂了。每天吃维生素片。空姐还送寿司、三明治、比萨饼。加拿大空姐，美国空姐，台湾空姐最热心。

九十二天里我感冒过一次，真的很难受，但我没有写出来，我不想把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展示给别人。我剃胡须，给别人一个整洁的形象。记者每次和我谈谈都笑得很开心，我带给别人快乐，这就是快乐维权。有关部门看我这么快乐，也没办法了。如果我处处说自己很惨，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干得很有效，我才没有那么笨。

是他们把我逼成一个国际名人，结果各方面的人都来看我，这九十二天把我变成各种势力认同的、统一战线的人物。我开玩笑说，如果各方面都不想打架了，我可以做一些统战协调工作，或许方方面面都能说得上话的。哈哈。

壹报：许多人对你这次能不能回来都没有信心，还有朋友要送你简易淋浴器想让你长期扎根机场，大约只有向晖打赌你能回来，还赢了二百美元。不过我看到你戴着圣诞帽的照片，已感到了胜利的气息。

冯正虎：我始终相信自己能回来，我是坐过牢的人，在方寸之地的斗争，我最熟了。最后连日本的流行杂志都来采访我，还让我倒在地上摆姿势。我玩得很开心。

上海当局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回来，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敢公开的。这就是希望，就象我在上海，他们不敢合法抓我，只敢穿便衣绑架我，这说明什么？他们害怕，害怕法。有害怕就好办。

现在国家在中央层面制定了一些不错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领导者抱怨政令不出中海南，那好，由谁带出中南海，由我们知识分子。

我们对政府要象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你一昧骂他，他就象孩子一样耍无赖到底，砸东西，反正搞不好了。你对他鼓励，多哄他，他也觉得有面子。所以人家说我赢了，我说，我只是没输而已。

现在这么多世界媒体关注我，政府让我回来了，在这么多世界媒体关注下改正错误，这多有面子，媒体采访我，我都是尽量说政府好话，少说他们坏话。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5
壹报：能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心得吗？

冯正虎：我的策略其实就是四个字：难得糊涂。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法律条文最完备，法治最不健全的时代，有这样的落差，维权就有基础。为什么说难得糊涂。有人说中国其实是没有法制的。有的公安说“没用的，中国不讲法的。”我就装糊涂，“中国有法制啊，谁说没有。”我就是要按法律去走。弄得有关部门的人也糊涂了，“到底有没有法啊，好象也有的喔。”他们一糊涂就好办了，就要按我的套路走了。这就叫难得糊涂，弄假成真了。

法律不去实行就是一纸空文，我们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法律就变成真的了。

这次回国，公安一定要我夫人去接我，我夫人说我不管冯正虎的事。公安说：不行不行，你不去接，冯老师又要骂我们违法了。你在也好拉一拉冯老师。

推友：现在回来了，你还会追究他们责任吗？

冯正虎：我不生气，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起诉他们，我当然要起诉。我还要重新启动我在国内的许多官司，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矛盾。花五十元钱起诉费，然后我就袖手旁观，看他们斗来斗去，何乐而不为？

冯正虎：你是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你的文章《不让冯正虎回国是我们的国耻》让我感动，起了很大作用。

壹报：真正要感谢的是推特，推特的力量，只要推友发一个推推这个事，就是参与了这个事件，大家都希望事情能好转，还要感谢象冉云飞、连岳、长平、艾未未等著名的推友，他们每人都有上万的跟随者，有了他们，整个事情得以迅速推广。所以我画了这幅画，一只老虎，四个爪子是鼠标，又长了两支翅膀，意思是你在成田机场，硬是用鼠标走回了祖国，而“推特之功，如虎添翼。”
还应当感谢那一位帮你设了推特的推友。

向晖刚才说：你的推跟随者已有一万七千多人，在中国名推中排在第四了。

冯正虎：是的，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推友，说来你不信，在机场时，我研究了半天推，不知道RT是什么意思，字典又查不到，又不好意思问别人，爱面子，怕人家说你一个知识分子，RT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九十天，我一个RT都没有，没有推过别人的推。

推友：哈，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一次都没有推过别人。

注：RT 是锐推的意思，点击RT就可以将别人的推的内容推一遍。

（以上是上海推友们与冯正虎聚餐时冯的即兴发言，其实是推友共同参与的一次问答，壹报主人完全凭记忆复原。以下访谈内容是一年前翟明磊采访冯正虎的８小时录音严格整理而成）

壹报冯正虎访谈（ 2 ）
六四中人
壹报：六四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冯正虎：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是我创立的，筹建时我就是主任，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时是委员。我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之后创办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建立公民社会。复旦一毕业，就去财大做教师。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是我的老上级，我做复旦研究生会主席时他是学生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他做财经大学校长时，我毕业了，就叫我过去。

我创办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美国的一本杂志称我们为“企业的教父”。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是什么人组成的呢，一批是企业界的，知识界的，政界。三批人组成的，直接挂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下的，不归上海管，所以能量很大。曹建明也是我们的理事。上海当时是一报一会。一报是《世界经济导报》。一会就是我们。在八九年前做了不少事——我们做了不少事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每年有一个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全国性的会。到八九年是第四次。

当年我们都是在风口上的人。八九年我们这些人应该对中国这么重大的事有个反应的。坦率地说，你不得不有反应，你逃避不了的。出自良心，也自出良知，也是社会的责任。因为我们和赵紫阳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个人一直是主张建立公民社会，而不是依附某个领导，但我和所有的官，个人关系都很好的。这种风格我延续到现在。以人为解放很重要，依附某个官派都是没用的。当时我是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我以研究所发个声明，反对政府对学生采取武力镇压。五二零社论公布，影响也是蛮大的。我的声明当时被香港文汇报登出来。我们的团体就是参与改革，就是聚集了这批人，我领导同意就发表了。六四之前，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我虽然被审查，但我照样主持工作，我做事不乱的。该怎样开的会，还是开。我为什么没进去？——当时江泽民就是我们顾问。共产党要把一个组织的领导抓起来，就说明这个组织有问题。而当时体改所是下去的势力，经委是升上去的势力，而我们是属于经委系统的。
八九年六四后，我就被审查。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要是头低一低也就过去了，我始终坚持我没错。我全部把责任算在自己头上。当时上海想和北京一样把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打成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所以想打一批人。但这个事，我始终承认这个是我搞的，他们一直知道冯正虎这个人是稳的，不会激进的。我是领导，我承担。做领导很容易，方向性要明确有悟性，第二，是肩膀要宽一点。有什么你担着，跟着你的人没有什么风险。我很清楚。

当时全国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八九年十二月份召开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朱镕基在其它大会上说过的，“冯正虎这个研究会怎么这么有钱。”是有钱，我们帐上有三十几万元。这些都是企业给我们的。当时全国一片黑暗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名人都到上海来开这个会，开这会之后，公开审查，撤掉我的职务。

这个会当时一开，正好罗马尼亚事件发生。我还是这个会的主持人。当时我在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中断，也不会中断。”于是他们就和我摊牌了，要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让我停止一切活动。我当时就回答“让我停止一切活动，不可能。即使我不当会长，也可以送点茶水。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也不可能。我们研究会是民间团体。会长也要通过理事会来任命。”

我就与政府方面对峙。我知道稳妥地解决研究会，能保全一大批人。90年上海市第一通报是以冯开头的，跟所有的干部打了招呼，就是说不要再上我那。最后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召集了理事会。——所以我发现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趣的，你坚持法，逼着对方按照你的套路去做了。

他们召集了理事会，有反对意见的理事不能去开会。交待好的，连我们的法律顾问都不能去。召集理事会搞了几个表决：免去冯正虎的一切职务，第二宣布自动解散。民政局的人来找我，他们担心我还会极力反抗。但我对他们说：“你警车停在我门口，我做会长一天，就要对研究会负责。你们走到这一步，我就放弃对抗。”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完全可以把你消灭掉的，因为他是强权。他采用这个方法，他找到台阶，我也找到了，会保全下来了，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参加这个会，而产生问题。封门的他们来了——我公章帐务都准备好了，我觉得这是做领导的责任。

你要会控制，顾全大局。不需要为了自己做英雄。作为领导人，都应当有这个责任，既然坐在领导位置上，你就不是个人了。你就要考虑大部分跟着你的人前途与安全。我们的人安排得也很好，因为许多理事是政府里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里，大家都觉得满意。无非就是我受到影响——有什么关系？当时不准我上讲台。许多人受到的遭遇我都受到了。但我不想讲。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有什么必要把他表达出来的。

行政记大过，撤消一切领导职务。

我当时提出辞职，人才档案放在人才市场，我提出以研究生身份到国外学习。日本一桥大学要我。拿第二张出入境卡，被卡住了，我几乎天天跑到福州路出入境管理局问他，一开始骗我电脑不好，我说 “电脑不好不要紧，不要人脑不好。”我一直催他们。最后签证要到期了。据说，我的走是吴邦国与朱镕基批的。出国的前天，我拿到证件。

壹报：为何又回到国内？
冯正虎：91年去的日本，半年后，夫人也去了日本，孩子也去了。93年以后回来，我坐牢以后，夫人对别人说我对中国的情结太深。92年邓的南巡，对我们是有影响。当时欢迎各种人回来，不同看法的人回来。93年以后我一直是来回在中国与日本。但是我发现我在中国一直是走不进去，有一个黑的影子追随着我，办事很不顺。我办过研究所，20世纪研究所，批不下来。我办过公司，也批不下来。总是背后有个影子。同济大学要请我，我导师推荐的，搞经济管理学院，他们很认真，院长到我家里来请我，最后也是一个影子到，突然黄了。考过复旦大学博士。我考试过关了，又堵在门口。复旦大学考论文博士，我又去考了，又不行——总是你的门被堵得死死的。最后办这个公司，因为当时公司法有了。天伦公司办下来。——我很清楚我的事业就在国内。

壹报冯正虎访谈（ 3）
我对中国有信心
壹报：八九之后，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与停顿中，不少人认为政治改革已终结，至今没有走出僵局。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冯正虎：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与很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我很早就做过民间领导角色，许多人个性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自己感情，自己情绪出发。我考虑问题是极力考虑民众是怎么考虑的。我的朋友说：你很奇特，因为从你的经历看是苦大仇深的，但你表现的语言行为都是很温和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这套理念，在设计中国建设的这套政治方案时，不能仅考虑我们这些受难和坐牢的人，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理念，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而不应当是你代表大多数。而且，大多数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也会对社会不满，他的不满和你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要考虑四五十岁人——我常开玩笑五十多岁的人是废人，五十多岁的人经历过这么多运动。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八十年代人身上，我们提出的那么多理念与方案都是要他们去实现的。所以冷静去看看听听他们怎么想，我们一些搞政治活动的人，思想停留在自己的一些经历上。而且停留在历史的类比上，改良主义就和清朝末年攀比，还觉得悲哀，以前改良主义还有个皇帝，现在皇帝都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前提就是把这个历史默默套过来，他们没想过这一百年来，全都变了。

我为什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我那么多朋友，他们还在体制内，从位置上我变成体制外，我受苦了。人家说冯正虎你懊不懊悔，我说一点也不懊悔，我希望他们个个官越大越好，他们的灵魂，受的教育和改革初期的观念不会因为一天晚上发生变化。不会因为工资拿到一万元就变掉。年纪轻时受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当初把自己的责任承担，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朋友继续能发挥作用，他们确实还在改革开放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我们，我们是被边缘化的。但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发展定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遭遇上，好象哪一天，我从事改革了，改革都是从我开始，以前都是共产党搞的。就象有些人说的，现在的都是伪知识分子，伪维权律师。我开玩笑：“中国现在的进步都是靠这些伪知识分子与伪律师来推动的。你们倒是没来推动的。”包括我在海外气氛中，当时我在日本六四人物中可以算最高，因为我也确实得到各方各派很大的尊重。可以拿六四做政治资历，但我没有这么做。我仍是默默做事。

特别是邓一转弯以后，一直传闻，邓说一场屠杀可以稳定二十年，这是很错误的传闻，从我经验我的判断，是什么救了共产党，就是邓，就是他的南巡救了他，而且只有他最清楚，六四是镇压，当时一片黑暗，优秀的精英赶到国外去了，体制内的精英跟你来个不合作了。整个九零年一片倒退，西方社会一片压力。这时政权确实摇摇欲堕，这时谁看得最清楚，邓小平，这时只有他这个人物，手翻得过去，又能翻得过来的，所以南巡扶起了经济改革，就是他这一招把僵局打破了。把海外对他的围阻打破了，把海外民运的势力瓦解了，所以他确实是一个老道的政治家，海外的民运政治家确实不如他，没有他转得快。人家说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他马上有转弯，把外面瓦解了。象我们在海外的人看到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路还会走回来，包括体制内的，是的，他们不满意，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经济改革还有一条路，许多精英又转向支持。我为什么保持信心，因为很多事情还是人来做的，89年之前呼吁改革的的人，因六四倒的人相对来说还是一小部分。这些人如果有了从事政治改革的环境，还是会启动的。尽管我们不是在台上唱主角的，但历史潮流往前，我认为那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现在从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经济多元化了，经济自由。我们都可以吃自己的饭。以前老右没我们勇敢吗，因为他们没有饭吃，经济上穷困死了。

我到海外，一直往国内走。我就这样过来了。

壹报：你是我采访过的人中少数能从自己境遇中摆脱出来冷静判断形势的人。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5
壹报冯正虎访谈（ 4 ）
坐牢
壹报：在中国一个人因政治原因坐牢可能轰动，而你是因为经济原因坐牢，归国后，你以青年才俊，留学精英的身份出版了《中国日资企业要览》，却因触犯某些部门利益，而倾家荡产，其间过程是如何的？

冯正虎：特别是这场牢狱之灾。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坐牢。这个牢,换其它人可以不坐。要走后门，我走关系打点一下，很容易的，当时的上海宣传部长金炳华还在位。或者我和哪些机构合作。我不是的，我独立的。我思想上就是想公民出版自由，行动上我就实行——为什么不能出，我和出版社合作就可以了。当时新闻出版局来了一个通知请撤项的时候，你如果肯听话，也不错，牢也可以免去坐。——但我们本身有自由法制的理念，又在国外呆过，我们认为这种文件，干嘛要听他的意见，我的出版是法律上认可的。（壹报主人注：冯正虎出版《中国日资企业要览》有正式的出版社，正式的书号，期间新闻出版局突然来了一个文件要求撤项，冯正虎认为此文件是不合法的，所以坚持出版。）

最终坐牢什么原因？一个是有关部门，这个是不在台面上的，对我的堵有关系，就是那个影子。还有原因是企业名录这种东西都要是官方，民间是不能让你出的。你侵犯了某些官方部门利益，这还是主要的原因。这个案子把中国没有出版自由的事实浮现出来了：法律上尽管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批你，你就不能出。

他说出版自由，但他控制出版社，就象说结社自由，他要求社团有主管主办单位管得死死的。
壹报：你为何承担全部责任？

冯正虎：十月一号同济大学出版社和我聊。社长和电子出版部主任知道我的书号是正规的是合法的是他们给我的，其它人不知道。市里面来了一个文，这是犯忌的，大家都不做声了。所以他们想把这个东西赖到我们头上，于是他们就往上面公安打了一个报告，说我天伦公司伪造他们的书号。我这个人个性决定命运。我不会出卖人，所以说你们查一查我这个书号是不是登记的，一查，他们问谁给你的，我说不会说，那是你们内部的事。他们于是说：
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们再申请；二、停止发售。我同意了。

我想公安部门总要找我谈一次吧，没想到十三号就来抄家了。我的判断是影子在后，观念在前。因为这个名录以前都是外经贸委做的，而且是收钱的。我这个不仅不收钱，而且贴自己的钱。抄家一个星期后，这个影子出现了。政保处把我案子拿去一个月，审不出什么又回来了。也就一错再错，错到底。

但我为什么从来不提这个政治因素呢，因为把什么事归结到六四政治迫害，说来容易，但是也把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内容给忽略掉了。因为这确实是很典型的出版自由的问题。郭飞雄也是这样。

“你是六四的人”，——我们忘了，他们没忘记，他们定性已定好了。你不作声，他们认为你老谋深算。海外猛攻，他们是放心的，你出去嘛，肯定是要反对的。你出去，又不叫。他们更不放心你。你干嘛不叫推翻共产党呢。你应该象高智晟一样喊出来，好抓你。他们认为你耐心与定力足得不得了。但他们说你做事又和你说话不一样，又是反对他们。这是他们的模式思维：我反对你，你开始骂我，我把套圈套好，看你骂到什么时候了，找两句话，其实胡佳也就那么两句话，正好铐你，恶法也是法。——纯粹思维定式，好多人我们是套了他的思维定式进去了。我是逆反的，不套进你那模式，我行动表现得很坚决，语言在一个范围中。他们就没招了。我在门口经历的事也是高智晟、胡佳经历的事，但处理的结果不同：我让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最后撤光了。——我从不骂他们，内心对他们好得不得了，而且挺关心他们的，你们坐，你们等吧，但是冲管冲，写管写。他们觉得和我这样较量不合算，每次都输给你。他们的策略是，他们就是要把你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人堵着，这是看得到的，会让你不舒服的，然后网络让你开通，让你沉浸在网络中，让网络资讯促动你，让你失去判断力，会让你写得越来越激进，与现实脱离，符合网上的需求与舆论。然后收口，抓人，西方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恶法也是法。所以西方政府没有抗议声。

壹报：你签署零八宪章，有人找你麻烦吗？

冯正虎：零八宪章，他们（公安）问你是不是签在纸上的，这是套你的，如果你说签在纸上的，他们就要问谁给你的。

公安：“你什么时候签的。”

我说：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就什么时候看到的”。

公安：“你在哪个网上看到的？”

我说“都有的”“我这小人物，北京特别看得起我，把我名字放在这么前面。”我说：“我认同，这是个好东西。”

公安：“好象和你坚持的看法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一脉相承。都是宪法规定的东西。”

公安：“对邦联怎么看”

我说：“小李啊，邓小平就说过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二种制度，我们与台湾统一了不可能是现在国体，再说这是远景。”

公安说：“军队国家化呢？”

我说：“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文明化，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家化，共产党还不是领导军队吗，有什么大惊小怪。”

——“那多党制呢？”

“小李，你还是国保警察，什么都不懂，我们不就是多党制吗？”他愣住了,反应过来:“是多党合作制。”

“合作进一小步就是竞争，合作到多党竞争是必然趋势。”

“其实零八宪章都是共产党过去提出过的东西，也是宪法里的东西，可以说共产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方向。”

公安：“我们不谈这个事，不谈这个事。”

壹报：太逗了。没想到你这么和警察说话。

冯正虎：（和警察）其实可以谈得很开放，因为他们也是受网络教育的人。

我为什么对他们不恨呢，他们也是两重身份，一个是工作拿这份工资，只好到胡佳，到我们家门口去扛。但是国保警察懂得更多，他们老是受反动网站的影响。我说现在最违法就是你国保警察，“你们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快点换工作。这国保部门以后肯定会撤换掉的，因为国家安全有国家安全部管了，国内刑警治安民警各管一摊，你国保管什么，就是帮领导做活。以后由于法制进步不需要私活了，你这部门干什么呢？其它人看你这部门觉得很怕的，不知道有什么背景，但是很恨的。

中国绝大多数部门都讲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出来后，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官员都有制约，警察部门，刑警，民警部门都按法律执行，只有你们国保部门，加上社会上一些保安人员，就凭这些人，无法无天管人关人抓人啊，就那么一小撮人，再加几个权贵人物。这个社会改变很容易，只要把这几个违法的权贵人物改掉，这个社会就安宁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5 ）
功夫墙外看中国
壹报：在功夫墙内外，是截然两个世界，在墙内是虚假的和谐，虚假的狂欢节，在墙外又是一片叫骂，让人分分钟觉得大陆政权要倒台，前景一片黑暗。

冯正虎：我有个理念，我对中国社会有信心。我和海外人有不同看法。我对某海外反共政治网站的编辑说“我觉得你们也在帮共产党”他们说：“怎么会呢？”

我说：“共产党维持政权靠两个东西，靠利益与恐惧。”“从利益上来说，改革之前，极力控制，不听他话就没饭吃，改革之后，利益松动，许多人吃自己饭，但虽然他不给你饭吃，但可以给你好处啊，所以精英听他的话，特别是经济精英。改革以后控制越来越低，因为他给好处的东西没有了。老邓还有一招，开发区一搞，让你发财去。胡锦涛没有这个资源，剩下的都是负数了，所以胡锦涛只能搞和谐，只能搞亲民的政策。人是跟利益走的。还有一个是靠恐惧，你发现吗，国内人敢说话比国外华侨敢说话。为什么海外人不敢说话。你们不断重复宣扬共产党内反动派的恐惧，让很多没有在中国现实生活的人感到恐惧，那些华侨都怕得要死。共产党中落后的保守势力在国内不提自己历史这个现象，要一分为二地看。他要提历史，重复宣扬恐惧，那么老百姓记住他的罪恶。他不提历史，又加强法制教育，老百姓忘记了恐惧又增加了信心。所以初次进行真正游行示威反抗的人其实是很少看海外反共网站的人，他对共产党是很信赖的，才向共产党要求这些东西嘛，你不是说得很好的嘛，执政为民。海外激进反共网站宣扬共产党的恐惧，让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感到恐惧，让他们怕。宣扬得一些民运的人士个个是胆小鬼，连签名也是匿名的。所以你们与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既是冤家，又是“亲家”，宣扬恐惧间接地可以起到帮助共产党内反动派控制社会的作用。

我们的改良主义不是跟随小皇帝，我们的改良是维护宪法，不是以人为转移的。——某个政治领导人在不在台上与我无关，宪法是长久的，因为宪法要修改需要动员三千个人大代表，这是很难的。我干嘛不用。你们相信一个政治领导人，还是用旧的政治观念寄托在一个党。所有海外网站还是党派斗争，还是——“噢，他要倒了，某个领导生病了……”我分析问题从来不看这个东西，我从不考虑这个东西，我只看成文的东西。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5
壹报冯正虎访谈（ 6）
要承认对手

壹报：对共产党应当如何看呢？

冯正虎：该共产党取得成果的，还是承认他。有人说：天灭中共？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共产党，拿到好处的人还是喜欢。共产党毕竟是领导一个政府，他还要搞很多民生问题，他不是反对党。你承不承认没关系，联合国承认的。这是事实，有些人只有感情。你承认你这个的对手，你思考问题，你和他对局方式都会改变，才有真正的政治家。我觉得我们在海外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你否认他，你不承认他，他是非人民的，你说有什么用？联合国承认它，你说联合国不好，那都不好，马英九好不好，他也和中共谈判嘛，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对手。

承认这个现实。胡佳其实不是搞政治的人，胡佳很中肯。其实他是中道之人。我对他说“我不提出反对共产党，我跟你讲这道理：如果我们在太空中，一看地球上有个共产党，七千万人，一划就划出来，就象摘一个毒瘤那么容易。但我们在国内，眼睛一睁，都是共产党，说不定，你哥，你舅都是，都是好人，你打倒谁，你在家里搞斗争？我所主张的，不是简单地反对共产党，是反对侵犯人权的这些人，都是法律上的罪人。现在七千万人，全民党了，压迫者，被压迫者都在里面，信朝鲜的，信美国的，穷人，富人都在里面。而且这个政党不成为政治学上的政党，有自己理念，自己信仰吗？——没有了，完全是利益。表面上他高举着手： “为共产党奋斗终身。”其实他想到的是“退休下来，居委会当个干部。”共产党自己明白这个问题。胡佳也笑了。没有必要鼓动。

我们反对的是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我们支持的是共产党中进步遵守法律的力量。

我是多重角色，我是知识分子，我又是上访者，天天在这个上访圈子里面混，我知道，他们上访者根本不是跟你搞政治的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只想解决利益。有很多人，他要十元，给他七元，甚至多加一元，他就离你远远的——跟你说。但他们上访者却是改良的基础，因为他们讲利益。国保警察劝告我：“冯老师，你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很自私自利的，他们会出卖你，你什么层次。”我说“我很清楚，维权上访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有些维权的人很不满意我这句话，他们在搞运动，说我把维权的人看成自私自利的，我说不是你满意不满意，是你受传统的教育太深，总把自己看得高尚得不得了，你自己受的国家集体主义教育，谈个人利益好象耻辱得不得了。其实人就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西方民主历史走过来告诉我们：人就是为解决自己利益，能解决自己利益的人都是不屈不挠的人，他们个人行为聚合成一个集体行为，就推动社会进步了。

壹报：中国的维权已进入后英雄时代，如何评介高智晟等人？

冯正虎：高智晟最后也把自己当成英雄，所以我很低调，把自己当一个平凡人，我为高智晟写一篇文章《光明磊落的妥协》，当人们发现他在狱中写了一篇东西时，人们很失望，认为是伪造的，包括胡佳都问过我。胡佳很失望。我说正常的，我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他写的。坐牢的人心态是不同，他是全封闭的，往往越是激进的人，会变的。人的勇气是靠逻辑支撑的。一个激进的人，本来也是不顾事实，关在封闭环境，警察让他看很多录相，人很怪的，只要有一个怀疑，逻辑支撑点有一个突破，他就会突然怀疑起自己。这是进步，他会承认部分事实，他开始考虑问题全面。也就在这个环境中会这样。他原来是个什么环境——网络环境，他极力往前走。每天一篇，非要骂到底不可。胡佳也是这样，是被拖进去的。胡佳是讲义气的人，是冲动的好人，其实他可以不进去的。是惯性拖进去的。所以名人也很累。坐牢的人，唯一给他帮助的人就是亲人。高智晟绝食时，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让他珍惜家庭，不要你看很热闹的，外面的人支持你，其实到最后就是家庭。

对家庭的关心是他的责任。他可以不做英雄。他可以履行家庭的责任，也是应该的，他也没有出卖任何人，他只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光明磊落。中国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很多老百姓，他希望人家去做英雄，而自己跟在后面搭顺便车来的。都喜欢杨佳，包括海外，自己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却让别人来做。——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要求是很深的。他没想到自己要的自由，就要自己来实行，就象我这样不停地出督察简报。我们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出新闻法，一千年，一万年也没用，法律从来都是对既成现实的继承，哪一天我们《新闻法》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新闻自由了，如果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出来的《新闻法》绝对是管制新闻的法。因为现在状况就是这样。所以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要自由现在就自由好了。

壹报：我每次看到你的《督查简报》，都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做成文件的样子呢？

冯正虎：人家说你这简报会留在维权史上，是维权的第一份“中央文件”。我这个是中央文件格式，是犯上作乱的——为什么他能出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出中央文件？每期看习惯了，如果不来，他们干部要问为什么不来啦。所以好多事情可以做，民主自由就在你脚下，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中国也就自由也就民主了。包括现在，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还有个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03年就开始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不是全民学习宪法吗？从这一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怎么做，靠老百姓做，不要指望他们政治人物解决问题，胡锦涛，温家宝提出一些好的政策与法律就可以，这些政策法律就靠我们在生活中实施，知识分子用生命去捍卫它。我们的法律是软弱。确实是软弱的，我们只用生命与实践去实现他，它才会变得坚硬的。

上访人员被欺侮打压，这个罪恶在截访人员这边，上访人员也有责任。因为上访人员是一只眼仅仅看重财产权，而没有重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仅仅关心自己的遭遇没有关心别人的遭遇。一再默认这样的事发生。实际上在法律上，在中央政策上，包括民众，包括守法的公务员对上访者都是同情的支持的，但这些上访人员心理的恐惧，没有打破，一直把自己看成臣民，盼望一个好的皇帝，一个大的清官，替天行道的英雄。就是没想到靠自己站起来，所有的优势都没有用好。照样被奴役，照样被欺压。

也许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会让我们说“相信法律没有用的”，但你让它有用起来。会抓你，会关你，会抓你一次，第二次不会抓你了，会关你一次，但第二次不会关你了。会抓了我，就不会抓人家了。确实消除了恐惧，事情就会改变了。我做的事和别人不同，我们现在所有政治呼声所寄托的希望是很怪的，你既然这么不喜欢共产党，还期望他干嘛呢？希望他改什么呢？你自己做就是了。

我现在看什么呢，就是看他有没有法律政策出来，这种法律政策出来是重要的。人会变的，胡锦涛三年也会下去的，但他订的这个制度，以人为本，政策改不掉，大家去做，不就变成事实？你期望他，不可能。我的想法确实和有些朋友不同，我会先做。然后再影响你，将我的文件发给你，现在有你们的文件还有我的文件，每次几百份，有的上千份。上海市领导，局级干部都能收到。人家要卡我信很容易，他敢吗，还有《邮政法》呢，他只能做什么，只能通知我周围的小印刷厂：“这个不能给他印。”如果这个是非法的，你抓我一次嘛，所以你的行动会鼓励周围的人。
壹报：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集体被利益收买时，你仍与草根结合起来，并凭良心行事，同时心中没有仇恨，温和理性，这是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壹报冯正虎访谈（ 7 ）
我是上帝踢给维权者的精英

壹报：你提倡快乐维权，实在和我印象中维权者苦大仇深的感觉有很大差别啊？你组织的上海访民聚餐会听说蛮出名的？

冯正虎：我们维权人士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这么开心？在普通访民的维权圈子，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你们长期在打压下，心态已不正常了，明明你是权利的受侵害者，你们心态却变成象罪犯。老是打，被打了也不抗议只想着自己那份资产，逃，象小偷偷到东西，被打了还在追求这份资产。你要做个正常人，我还举个例子，我妻子比我还正常，他们拦在我家门口，我妻子比我勇敢，冲上前去就把他们拉开，正常人思维绝不允许人家在家门口，你们这些被打压的人不正常了，默认了，仅仅因为这些看守是政府派出来的。

所以第一是做正常人，我们聚会是正常的，别好象弄得我们聚会就是政府说的串连。第一次聚餐，上海维权人士聚餐，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很兴奋啊，十几个警察守在门口，维权者的车也过来了，上帝帮我忙，楼下美容店的后门从来不开，这天开了，我从家后门跑掉了。第一次与大家碰上了。他们说要把聚餐照片发到网上去。因为海外媒体就会刊登了。我就说：大家想想，一个人正常人吃了一顿饭，他会把照片放到网上去吗？你已经打了个胜仗，不要刺激对方。

维权人士们很高兴，说我是上帝踢给他们的一个精英。

国保警察说把冯正虎拉回来，我夫人说，“你们拉不回来，是你们送给他们的。” 我对派出所的人说：“上帝很公平的，在我们体制内精英太多了，要分配几个给弱势群体。我是属于分配过去的。这还不够，又让我坐了几年牢，好好训练了一下。 ”—— 从法律上训练。如果不懂法律，不能搞政治。这个坐牢对我有好处啊，没有这个坐牢，我就不会精通法律。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我的思维是“如果我们耀武扬威，上面会怪罪下来。”我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正常人的聚会，这是他们的权利啊。我发不发在我手上，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我已被抓进去了。他们也讨论要不要开聚餐会。后来还是开了。问我对不对，我说对的，坚持就是对的。第三次，我在外地，让他们自己组织自己开，保持正常人的聚合，不要把什么事都挤在里面，你要做其它事，到其它的地方去。我们无声聚在一起，你的欢笑对压迫你的人是很大的压力。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公安阻碍我。这天，正好有一个人宣布绝食。他们有个担心，聚会访民会声援绝食，这次我不在，还是很成功。我被警察扣住时，那边聚会的人打电话过来，我说家里有事。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情况影响他们。我如果说“被警察扣留了”他们又会抗议。我是等事后结束了，我再发短信给他们祝贺并讲了真实的原因。

所以一个人对周围把握，不让别人跟着你找死去，而是获得一个个胜利，自信是很重要的。所以全国都没有，只有上海维权人士能聚得住，对官方也是一个适应过程。我对警察说：“下次聚会，你们也可以来嘛。”

现在，我们的官民都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中，老百姓走向民主走向共和，需要一种引导，这个引导也是一种责任。以身作则是很重，网络时代不需你摆出导师的样子，你做就可以了。我出狱五年了，做书、做网站都能做得出。维权的陈小明帮助维权者被劳教被打死了。

他们说冯老师做了那么多大事，没有出事。我说这是水平，我做了那么多事，都是在宪法框架下的。这很重要，我所做的事都是透明公开，以前为什么你们不能做，因为你被心理恐惧所控制了。其实你都能做。第一次肯定受到打击，打击你的人肯定不是根据宪法，而是长期以来的违法的潜规则。所以当我们行使权利时，反而会被这些警察法官认为是违法的。因为他们认为的法律标准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我受了难后，让人们感到做经济类的书还要坐三年牢，这才警觉起来，以前人们不会重视，推动这个方面的自由。

另外，作为弱势团体，千万不要挑起事端，有事端也要回避。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6
壹报冯正虎访谈（ 8 ）
牢房使我成为改良主义者
壹报：坐牢的人，往往会种下仇恨，我奇怪你出狱后为什么更为平和，我也经常问别人坐牢是什么感觉，我不大明白，曼德拉进牢前是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主义者，出狱后却是和平主义者。

冯正虎：我从看守所出来时是个激进主义者，我从牢里出来是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看守所里看过的一本李敖《法源寺》，我同样有这个感受。谭嗣同，当时人们劝他走，他不走，他一死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改良的路失败。我六四以后还是处于改良态度，所以很低调，一直在做，最后我还是入到监狱里去了 ——这不是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吗？我和六四后许多人一样对政府还抱有希望，还希望至少在经济改革上做点事。我的路跟谭嗣同一样，证明改良是走不通的。如果这时我从看守所出来，我可能会是激进的态度。最后，我坐监狱了。你看很多人在看守所里是很倔，包括抗议，非常愤怒。监狱情况和看守所不一样，看守所是不断整你的，你在处于不停地对抗之中。甚至我准备判大刑——处于这种心态。监狱里大部分时间你可以反思，监狱如何度过是很重要的。监狱比外面社会更专制，绝对专制。而且我在监狱里比一般人受的苦要大，虽然坐了三年，但是速成班，什么苦都尝试过，我被五十六天的严管，郑恩宠没受过，我是无罪申诉的，所以我在里面是D级待遇。我一直关在第六监区最差的监区直到出来。其实我把这次坐牢也当作社会实践的体验。

我坐牢之初，我写道：我信任法律，法律最后是公正的，所以我不断做无罪申诉；我尊重法律，既然法律判决我，我会遵守所有监规。在服刑期间我做到了。我的理念也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很多学生让他逃走，他认为没必要，他是对法律的尊重，他以自己的死证明这种尊重。法律内容是不公正，但对它的形式尊重。我这几年，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是这样做。我们知识分子看到法律对他不利就一脚踢开，制定新的宪法，新的法律，但他没有法治精神，虽然现在有许多恶法，但养成对法律尊重的精神更为重要。

为什么有这个体验？因为我在监狱里面能改变很多东西。我在这个最专制的环境里面运用了什么？——就是运用了一部《监狱法》：一个是扣住《监狱法》，宣传《监狱法》，尊重《监狱法》。狱警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还是用这个法。包括鼓励周围的犯人，最后迫使监狱改变，尽管我受过很多的虐待，最后我出来还是让你监狱输了。我提出几项请求，如废除对犯人的虐待，给犯人以休息的权利，许多人在海外写这样的文章，我在监狱里就写了。你嘴喊没用，你要有勇气，要有向死求生的精神，我第二次被严管出来，我写了万言书，准备第三次再被你关进去。
壹报冯正虎访谈（ 9 ）
牢中牢
壹报：听说你坐了两次小牢，就是牢房中为惩戒犯人设的牢中牢，这种牢中牢可以把人逼疯，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冯正虎：第一次十九天，第二次三十六天。第一次我身体发风疹块，不愿去长毛绒车间，硬要叫我去。我就在牢里大声说他们，主动要求坐这种牢中牢，而且我说：“你出去，让我坐”。我第一次坐很带愤怒的情绪。第二次坐我根本没情绪，我恨都没有了。而且是三十六天，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正体会到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很静很静，你已经不痛了，不是思索世俗的问题，而是大的问题，回顾大的问题。没有个人，个人只有痛，生啊死啊。我理解一些坐牢的人出来为什么能考虑国策的问题，因为他在里面都考虑过了。让你有时间让你好好考虑，安安静静。

在牢中牢，我坐在8公分宽细长的低凳上面壁，一天坐十几个小时，你只能考虑与你肉体无关的事情，你问我你有信仰吗？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考虑超越生死的问题。

第二次平静进去，沉浸在里面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而且你很多关都通过去了。比如，没有油水，只有白饭，酱菜，吃得反胃，不吃又饿得受不了。水泡饭胃就破掉了，三四天，你这关过不过得去？你一定要把饭硬撑下去。你大便拉不出来的，很痛，我昏过去也就是这一次。第二次我自己爬起来。我坐牢，没坐过这两次牢中牢，不叫坐牢。现在坐牢乱昏昏，有吃有穿。我坐的牢中牢呢，三平米，八公分小板凳，背后是铁栏。你不能打瞌睡的，一动就倒下来。细条的板凳，二三个小时屁股就痛得受不了。

第二次进牢中牢的最后一天，我很平静，最后倒是他们劝我出来，引诱我出来。三十天是我坚持的，三十天是极限，他们不得不加菜了。年终总结，我还是两个字：无罪。最后他们动用了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警察劝我出来，精神虽然不错，但我身体受到了永久伤害，坐久了腿站不起来，坐骨神经受伤害肯定有的。人经过极限，也知道自己能力所在。

犯人说老冯是像法轮功的人一样坚强，没想到我能这么沉静，很佩服。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管我了——你想写申诉你就写好了，提蓝桥监狱有句话，把刑期变成学期——以后我就自顾自看书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0）
牢房是我第四所大学

壹报：坐黑牢给了你什么？李敖说没有白坐的黑牢。坐牢的人与牢外的人隔绝。让亲属心生恐惧，焦虑，你是怎么办的？

冯正虎：我现在赢的办法都是在监狱里搬出来的。我早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他们在与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玩一个老的套路。他们觉得是新的，我知道第二步是什么。政府法律放在这儿，你让他硬起来，你去用他。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你太聪明，要学郑板桥，叫难得糊涂。什么叫难得糊涂？你太聪明了——你认为法律是假的，他打你正好。你要坚信法律是真的，你就是要用，他们是错的，这叫难得糊涂。听得他也稀里糊涂了。

我进监狱后，胡佳的事我都碰到过——通信整整半年出问题，家里信我收得到，我的信发不出去。我跟妻子信中说，“对不起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说大难以后各自回吧。”我们走过的路跟胡佳是一样的。半年，他给你来一封，你要申诉，他就卡你了，造成什么呢，让你和家里想法隔绝，造成一个矛盾。他们整人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一个老套。

照理说我写信，写好的，这不是蛮好的，他不是，他是要造成家属接不到你的信，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他在里面也没打你。外面的人对过去的恐惧有一种记忆。家属为了拯救自己亲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原则，所以我对朋友说：“以后抓进去，不要管家人要干什么事。你要喊什么口号，呼吁，你自己干，家属这个时候心里第一原则是：不愿家人有绳子绑在身上，为了救坐牢的家人，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这是很正常的心态。家人恐惧了，不停地劝说你不要和他们搞。你在里面就不理解：没关系的，为什么家人都不理解你了，他就是用家属造成不和。”

我有个傻劲，装糊涂，卡我的信，但我每个星期写一封。我照写，再交给队长，后一封写到前一封。我也写狱中客观上好的事情，我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在犯罪，你卡我每一封信，你就有犯罪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斗心理，他们不让我寄出去，我就写了一封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信：“小晶，你好，他好，我好，冯正虎”内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总不能不给我寄吧，就这样给他们压力。夫人写了最后一封信说：“算了，你不要写了。”当她失望的时候，我就胜利了。她开始彻底失望，就开始接到我的信了。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6
壹报冯正虎访谈（ 11）
这是进步时代：既当婊子，又立碑坊

壹报：为何你能坚信法律，坚信改良的路？

冯正虎：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改良的路，坚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没有坚持下来，你没试过，你凭着历史记忆，人家说到一半的东西，你就说没有用，就要放弃。其实你坚持一下，现在环境毕竟不是过去。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时代，要比只做婊子的时代要进步了，你要承认这一点。你把牌坊压压实。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压实牌坊。我坐监牢，我跟他们对话的语言全是法律。我的观点是这个时代是个讲利益的时代，所以任何个人信仰与主义都要回归到个人领域中去，公共的领域就是法律，双方要用共同的语言在谈话。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语录。我们现在知识分子战斗也是这样，你是右派，你是左派，你是西方的，我是东方的，你是资本主义，大家如果讲主义，互相没有人理睬。现在很务实，我现在很务实。当政者也很务实了。所以都可以争论，都没有绝对标准的，资本论在日本大学中不是很好地在教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从事的政治的方式都过时了。好好要向八零年代的人学习，我们现在看不起他们。其实他们新，他们讲利益，因为讲利益才有维权平台。

我和国保警察能打交道到现在，因为和胡佳处理方法不同。胡佳和他们讲信仰，讲主义，一个天一个地，一个南，一个北，说服不了，显得他们讨厌，我不和他们讲这个，我和他们讲法律。法律是公平的，你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他们对我没办法，又很尊重。所以社会变了，我们公共的领域当中，政治就是公共行为，就是应当讲法律。法律是我们所有老百姓进行协商妥协的结果。

现在你说这个宪法不好，还是三千人通过的，还是有影响的。我看看我们的宪法，除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人不满意，其它都满意。我对民运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这四项基本原则拔掉才舒服，我们的法是大陆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讲四项基本原则，你不舒服，你不要动它。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掌权，他掌权，他写他的历史，你干嘛难受，以后你掌权，你拖一笔就是了嘛。人家掌权，你硬让人家拿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跟他去讲话，你看它后面的权利义务对你有用吗，你把这个实施起来。就可以了。我的护宪维权就是走这条路，我为什么支持《零八宪章》，因为他也是走这条路。国内互相在影响。从人权作为出发的角度，对了，因为从传统民运的角度，他是把政治看成实体，变成你死我活的问题。非要把你打倒，才有我的活路。没把你打倒，你什么都是假的，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干活是很轻快的，不用干活的。只要写一个文章，打倒***。他们认为做其它活也没用，我们要做很多实实在在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事。我们从人权的角度，你也有你的生存权利，他听了放松了一下——你也让我活下来了。但你的权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权利，而且是在宪法法律上规定的，你不能阻拦我的。他也不能显得太霸道，当公民力量强大时，你也不用消灭他了，他也到了一个相应的位置。所以我们好多政治理论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学问比我深，他们好多口号都有很大错误，要求选举，要求选举法。这个法，那个法，谁定，要现在的人大定，他们怎么会制订对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这样去做，这样有了矛盾。你说不相信他，做的时候，又要依靠他给我们一个好的。潜意识把共产党看成一个上帝一样，他能给我什么什么好的。尽管你的文章是好的，但你客观上的请求就是把他看成救世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民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出版法自由法什么，你没看到民间的公民力量。

我开玩笑对一些朋友说，你们学问比我深，看历史书比我多。我历史书看得少。你们说这个象谁，那个象谁。我说这个对改良不起作用。

中国改革，你说三权分立，我说行政这一块，你根本不用管，不用你操心的，当家人会把行政这一套改得好好的。没有一个老板想把仓库搞烂的，行政就是管仓库的。现在行政上做了很多，所有的行政官员受到制约，公务员越来越中立。现在是司法与立法越来越腐败，法官无法无天。你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外体制内的人应当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壹报冯正虎访谈（ 12）
访民是政治改革推动力
让他们推动人大代表
壹报：现在有个比方，你来听听。一架飞机，被劫匪绑架了。劫匪杀掉了驾驶员，有人说应当起来反抗，杀掉劫匪，有人说应当教会劫匪开飞机，还有人说当了望员，告诉劫匪快撞上山了，可是劫匪们根本不听。怎么办？

冯正虎：当然现在要否定革命，不能一群人冲进皇宫，把政权推翻。为什么说不能革命，这是与民主设立的目标有关系。我在研究生时是学战略管理的。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政治目标，你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目标，那么你达到这个目标的确要经过议会斗争吧。过去的议会斗争是错误的。

我以前做企业发展研究会讲的是以中国企业发展与中国企业家成长为目标。当时没有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嘛，当时从哪转变过来，从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变过来。国营企业还是主体。中国要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谁来做，中国现在也是缺少政治家，除了官僚还是官僚，从哪里转化过来，从现有的人大代表。这是很大的一部分，我总是认为人的思想是跟屁股走的，中国体制改革是要人来改的，你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机构，人决定的。我就在考虑如何改变它。我现在不断地通过打官司，迫使法官正视法律。

壹报：有人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结束，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何方？

冯正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找到一个希望，体制改革是要人改的，社会中谁是你基础的力量？我现在发觉，我为什么能帮助这些维权的人。国保说得没错，冯正虎是搞政治的，郑恩宠是半个搞政治的。现在是搞政治的人法律化，郑恩宠搞法律的人政治化了。

为什么？维权上访的人确实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就象农村里的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城市游民摆摆摊，农村里不务正业的，但经济体制是他们推动的。他们推动以后，知识分子形成观点，国有企业才动起来。推动是这些游民，主力却不是他们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似的，就是这些你看不起的维权上访的人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个人不计成本，不一定意识到自已在做什么，在客观的过程中却反映出推动法制化建设，他们不断要求法官，甚至不惜去游行示威，整个社会就适应了。如果上访的人他们哪一个学会找人大代表了，中国这盘棋就活了。——现在的人大代表什么样子呢？人有两个耳朵，现在人大代表一个耳朵是闭的，和人民联系的耳朵是闭的——人大代表地址都没有，你找不到他。他当然这个耳朵听官方的，又有好处不断地给他。你在这个位置听谁？谁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叫他把那个关掉的耳朵打开来，那么他马上接受双方的压力，压力之后，他觉得很烦。听谁的好呢？那么他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听法律吧！”两头都不理。你老百姓这边听了犯错误，听了你当官的也保不了他——现在当官的也不行了，不象老毛时代还保你的。于是人大代表他自己进行改造了。

我们知识分子现在做了什么事呢，叫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呼吁“人大代表专业化，人大代表待遇……”他不急你急。还没有人响应。人大代表何时会第一个方案考虑人大代表的待遇问题？现在他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挺好的，他老婆都说了，“老李，你做人大代表挺好的，搞搞关系。”——其实现在人大代表很有实力的，都是教授，当官的，是的，不是过去工农兵，不是橡皮图章，都是钢印图章，只是这个图章，没帮你敲而已。要人民代表负起责任，靠谁呢？靠你翟先生？靠你冯先生，都不行，我们没有这么多精力去找人大代表。那好，我找到了一个群体，访民，一个无处可走的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碰壁，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观念上没改变所以没有去找。什么观念：人大代表没用的。技术上：找不到，人大代表在哪里？但是观念上理论上，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喊打倒共产党都不会抓他的——当然没人喊了。如果人大代表他发出的信函，政府绝对要处理的。只是人大代表他没帮你做，如果我们把观念改变了，技术上告诉他访民。我们找到这样一些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这样的就有上千上百访民，纷纷找人大代表。

我不是人大代表，今天我说不见你访民，也没关系。人家访民最多说“冯老师派头大了”，但人大代表不见你访民不得了，人大代表不接见人民，还把人赶出来，你访民写这篇文章，绝对可以登。现在网络监督下，你一次、二次去找人大代表。我如果是做人大代表，心里就变化了——我心里不能说，我先把材料转转。然后我找部下解决，否则烦不过。——人大代表就真正做起来。

我对朋友开玩笑：“老婆能推动一场改变中国政治的革命。”为什么？来访的人多了，人大代表老婆说话了：“老李，你当什么人大代表啊，不要做了，当你教授，当你官挺好，人大代表做得来，退又不能退，进又不能进，这些人都围到我家里来了。”——人大代表就可能不想当了，现在有很多满足利益的地方——何必惹这个麻烦，你不想当了——但还有人想当了，真的想为百姓办事的人有兴趣当人大代表。他就说“帮我们找个办公室，找个秘书，局长都有办公室，我们人大代表立法的人也要。”他们真心想办事了，人的层次就改变了 ——现在留下的人大代表就改变了。你看：这里全部过程不牵涉到什么改变宪法什么的——改变宪法这是在观念误区中。这样一场革命不仅在两三年中完成了。里面动力最大的就是人大代表他老婆，男人都听老婆，触犯他家人利益了嘛。所以观念一改变，事情就变了，而且这完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投入是现成的。

这对中央政府也好，对胡锦涛也好，他不是老毛，他一上台学宪法，是因为只能用宪法来统一中国，没有其它资源了。

而且这个改革没有很大动作，人改变了，人大代表倾心于民有什么不好？人大改变，法官也在改变。人大决定法官的。法官不负责，老百姓一直盯着你，不断纠正你——诉讼，知道是不会赢的，但我们在法庭上可以申张我们的权利。给你压力。这两条线都需要维权群体的。我和朋友说：我给他们上访维权群体帮了很多忙，每月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我认可他们这个群体，作为整体来说是很伟大的。不少人作为个体，不值一看的，人品不怎么样。但整体上来说是推进中国前进的很健康的力量。在找人大代表时，我会劝维权上访者，你到人大代表家千万别穿写着“冤”的衣服，他没得罪你。所以说全国都这么做，就改变了。——现在只有上海有条件，因为上海人大代表地址是公开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3 ）
来福士广场接待访民
壹报：你如何接待访民？
冯正虎：我每周三中午出现在来福仕广场大时代餐厅，很大的地方，离市政府二百号也近，我就在那边吃饭，边接待访民。已经成为维权人士聚会的地方，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开玩笑说，公安局也允许。我做事都是公开的。我们国家是特务国家，你做事没有什么秘密。只有你把自己的事情公开。我选择这个路线很舒服，我做事公开，公开也给周围的人以信心。周围的人都成为正常的人，用文绉绉的话说是公民意识树立起来了。我在监狱里已觉悟，所以我出来照样做，外面的环境比里面好多了，在监狱里，你就象一个婴儿，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死掉的。把你小婴儿衣服扔掉，放在冷的地方，也算你自己死掉的，没有人可以救你。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我以我的勇气与智慧坚持这些法律，你信就信他。法律就象信仰，你用就得信他，所以我属于信法派。你信它，它最后产生一种力量。

壹报：改革需要具体办法，你否定了革命，但又如何找到改良的途径呢？

冯正虎：有些朋友都喜欢孙中山革命，我们现在要有孙中山勇气，但不用孙中山方式。孙中山，人称孙大炮。他看到清兵在练兵，他说要调转枪头，清朝就会倒台。现在你们要看一看，现在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天子是谁，不是你们想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现在天子就是《宪法》。谁利用他，所有的国家机器就跟着你走。确实是这样。现在训练下来，以法治国。确实是这样，现在完全是实力对局，是权力制衡权力，现在百姓也是这样。我说：“官为什么听你们的话呢？官位是人大授与的，又不是老百姓授与的，他们干嘛要听你们的。和他们搞，肯定搞死的。谁听你们的，你们的权力授与过谁？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人大代表权力是你授与他的，不管选不选，以你们的名义当的。比如市级人大代表，不是选的，总是杨浦区，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是你们授与的，当然要找他，找他是理所当然的。官的权力是他给的，所以也真听人大代表话。农村来的姑娘都知道要绑一个城里的大款。为什么？要立足下来。你们也绑二个：交两个人大代表朋友，（他们）不就为你工作了，还是免费的，而且在法律上也应该为你做的——不就好了吗？

我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从书斋到书斋里去，我在考虑具体的做法。你哪一个派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政府写出来的东西。我不关心哪一派。你成文东西哪一个，成文东西改了，就说明方向性的东西改了。我不关心你抓了谁。你把我抓进去，我还是这样。这也是越来越与西方法治社会接近的想法。

壹报:曹思源建议政治改革从同意人大会议电视直播开始。你认为呢?

冯正虎:他们提了好的方法，但他们没有看到好的方法其背后推动力量在哪里。力量靠人群。推动的力量与利益有关的。我们知识分子可以写两篇好文章，写完了不写了。共产党利用痞子运动，农民翻身分土地，他根据利益跟着你干革命呐。维权上访人士没有知识分子考虑那么圆满，他探索一条道路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找到了就正好推动社会。我感谢我的坐牢，我坐到下面来了，坐到维权人士这里来了。现在维权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一块。

这样的推动谈不到颜色，没有颜色。颜色不变也变了。也不需重新立法。无非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事情也推动了。中共也无可奈何，也乐意接受。也需要这些人制约地方。你靠什么制约地方官僚？也要靠人大代表。现在人大代表力气没有，是因为席位是官方分给他的。如果百姓授与他的，他就很硬。他可保持国家法制统一，经济利益的统一，因为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官僚做大。现在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路线。一条是以官为本，执政为权贵的路线。有人问我，以何人为代表。不要问我，要靠谁。胡锦涛、温家宝以民为本，还是江泽民以官为本？或者以后也会变。但是两条路线客观存在。

知识分子要做的是跟这些访民宣扬这种改良主义。许多改良主义者是在看，看习近平，看李克强，象我这样的改良主义看老百姓。六四之前，我一直看民间力量。所以我很独立。我现在对胡温的期望是保持好的政策就可以了，好的法律修正。做事要靠老百姓，你不要期望地方官僚，因为中央的政策法律与地方官僚是冲突的，是限制他们权力的。我现在能做很多事，我体会，这跟时机很好有关，中央维持国家，他也需要从法律维持，对地方制约。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干什么，有人说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那好，让我们带出来用。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好的时机。

有这种想法到做起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老百姓纷纷找到人大代表，你这个人大代表，一个月就吃不消。以前为什么不做，以前没有群众，这个事总是要人做的。这些人不是你叫来的，或你教育出来的。这个群体是不需要你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潮流。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看的，看皇帝，那是没用的，白做了。我是希望这些人通过民间改造社会，通过现有的法律去改造。法律已经很完整了。所以这个进程是很快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4 ）
督查简报是维权的中央文件
壹报：《督查简报》坚持了很长时间。今年工作的重点在何处？

冯正虎：所以我今年的重点放在推动人大代表这里。所以我这次把人大地址向访民发掉了。你点拔一下，老百姓就知道。我把《督察简报》寄给全国人大八百个代表。有时每期印一千份，有时三百份。这种形式，他们喜欢嘛，因为他们一辈子看文件看惯了。很舒服，所以我们要为客户服务——用他们舒服的方式。我写文章，要让维权的人看得懂，不是与政府辩论争吵。我举这样的故事做比方：我们的中共与这个体制是个吝啬鬼，你越好心好意救他，帮助他，他老不领情的，有一天这个吝啬鬼跌在河里去了，人家都想去救他。有人说：“你把手给我呀！”他拒绝给你，宁死不给你，因为你不明白吝啬鬼老是要占人家便宜的。我呢就大喊：“抓住我的手。”他就抓了，把他救出来了。我们不是救人，是救中国。但现在中国统治者就是这个心态。他就是觉得你反对他，是不是要推翻他，所以宁死也要反对你。我们知识分子都想成就中国。我们不能改变他，只能小小地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其实我提出的“护宪维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6
壹报冯正虎访谈（ 15 ）
司法不作为案例集是向落水者伸手
壹报：这个救人比喻很有意思。
冯正虎：我不能要求他，“你死都要死了，伸个手。”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要求伸个手。你要承认这个状况，现在有中共这样一个吝啬鬼领导中国不愿放弃一点点东西给你，死都不放弃。你怎么救他。救不了他，中国一切也死掉了，就象飞机一样，不能让飞机跌下的。我采取的方法：喊：“你握住我的手！”。我现在能写东西，能公开，他们不来惹我，因为我没有确切主张。国保警察认为：“你说的是这样，但做的好象不是这样。”只有一步步做。我现在要求法官受理案件，他无赖，不受理也不裁定。无赖？好的，你认为我一个人没用。我让民众拿出一本书叫《司法不作为案例集》 ——让你无赖。书出来，你就感觉压力。我来一本《司法不作为》，就把你不受理也不裁定的无赖行为全部放在外面去。让整个民众看一看。七天不受理，不裁定，不可能发生的。——但事实确实是样的。我把你这些行为全部拿出来，你就不要说司法公正——你法院可以关门了。老百姓把你一逼。你法官和人大代表碰到一个问题上——你听谁的？还是听法律的。你现在听官的，因为官给他位置，老百姓给他的压力不到位。如果两个都到位后，就变了。

不要跟老百姓说共产党没有法的。错，西方社会法官也有权力压力的，不是没有的。也是需要法官负起责任心的。否则我们把什么坏事都往共产党三个大字上一推，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做事，所以每个人应该负责任负到自己头上去。自己负责任。不断地推他，让他负起责任，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的责任，法官就是法官的责任。你起来了，不就三权鼎立了吗，否则你给他压力没用，再来一批人打天下打下来，也是这样。我说共产党解放前提的民主口号提的比现在民运人士还要漂亮，都好。
这就是我们公民社会，我们老百姓，懂得维护自己权利。让老百姓在权利扩张的基础上真正确立公民意识。到时候，自然而然，不要推翻谁了，让选票决定了，或许还是共产党当家，或许不是共产党，不要把共产党不当家作为一个前提来搞定。你理论上都是对的——共产党是要消灭的，一百年，一千年总要消灭的，永远是对的。但你从改革的路怎么走法，又碰到蛋和鸡，鸡和蛋的问题了。没办法走得通，你既不相信他，又相信他有很多权力可以改变？
一个胡锦涛就可以把四项基本原则取消掉吗？现在取消四项基本原则，需要什么，一个人做不了主，九个人都做不了主，要三千个人讨论讨论。三千人人大代表，个个是各地大小诸候，你以为都听胡的话？只有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宪法倒退倒不了。现在国家人权行动纲领拿出来了。讲得很好嘛。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6 ）
牌坊越大越好
壹报：如何让人们在失望中找到行动的力量？
冯正虎：现在的共产党跟李敖说的一样—— “和小孩子一样”，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乱搞，要表扬表扬他，好的东西树立起来，让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实对我们反对派，你说他好的东西，是给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东西多起来的过程，也是你推动他进步的过程，你把中国看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其实你也没有信心的。一无所有，你搞暴力，你又不象这样的人，海外没有一个人象过去汪精卫能出来搞暗杀的。***在国内写两部小说，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写两部小说有什么稀奇。激烈的人其实是最软弱的人，你把他一关，你看看。过渡政府没做几天，霸道倒蛮足的。我所做的是让周围人感到快乐就可以了。

妥协也很重要。就拿狱中断信的事来说，我告到监狱长那儿要求通信，他们派了个人和我对话，他说按法律是可以的，但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在档案里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说：“这种情况对我不存在，因为我刚进来时，是通过一次信的。”他们就问我：“那我们查一查，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什么要求，至于警官们私压我的信，是你们的事情，我只希望我信通就好了。”他说“你很爽快”。我在里面还追究什么警官责任啊，我们弱势群体有时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过分要求。隔一天，全部开通。——也看过几次，压过几次。我很犟的，我把过去写过的信再一封封重新寄出去。我有底稿的。所以我坐牢有这么多信在外面。

壹报；你是和警察如何打交道的呢，我试过和他们讲公民社会常识，好象效果不大？

冯正虎：起先他们给我夫人说我还没有吃过苦头，知识分子嘴老。后来吃过苦头，他们说这个知识分子不像其它知识分子那么软弱。那里面犯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狱警会把我叫进来问，“这样处理对不对？”我说不管我的事啊。——我都成监狱里的检察官了，我成了犯人头了。

后来我的一封信，使得他们严管室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了。老虎凳，二十四小时绑着犯人的刑具全拿掉了。他也怕了。我说“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告诉你，你这是犯罪。”我一直告诉警察，“你是犯罪。”我不象高与胡佳跟他们讲信仰，我就讲你违法，严重的可判多少多少年。我有一个简报刊登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上海警察》。官方至今没有反应，“你阻挡我的行为按照治安管理法规，行政处罚是五天以上十天以下，罚五百元。这是轻的。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犯这一条加重处罚。严重的变成刑事了。”我讲给他，“我说你是治安警察，小偷偷了东西，可以逃掉。但一旦有人立案，你是一辈子逃不掉的。罪行是很清楚的，拦截。其它免谈。”我们是无神论者，跟他说来世，他是不在乎的。你告诉他几条几条，他害怕。运动搞多了，知道运动会反反复复的。我这期写《严惩截访》。我就谈法律，你已经立起来的法律，我就会搞你。民众去制约他，谁当家都一样，民众自己的公民力量也会壮大的。官方说我传经授法。几百人上访户让我讲课去，我对官方说：“我讲课，你们应当感到高兴，我上课，你们派几个公安，几便衣，录音下来，哪几句是推翻共产党，一铐判我三十年，不解决了吗？”他们苦笑。

壹报：对维权老百姓有何建议？

冯正虎：我对老百姓说“你干嘛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呢？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侵害你的人都代表它，你把你的对手越搞越大了，你可以换个思维理解，他们都不代表共产党，也不代表政府。能代表政府的东西，是法律上规定的东西，他这样做是代表政府的。不是按法律上做，就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说以人为本的路线，没欺压老百姓，才代表共产党。否则这些个人都是违法犯罪分子，我们要坚决反对，要把他扭送到法治机关去。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力量就很大了嘛。政府与国家机器都站在我们这里的，其实就是换位思考。我为什么对中国有信心，好话都给他政府说光了嘛，我们就实现几个，你也不用再说好话了。你把好话都兑现就可以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7 ）
坐牢的包随时放在门口
壹报：你最让我吃惊的还是你的心态。
冯正虎：他们问为什么，别人干不出，你干得出。我说我干得出，我坐牢的包一直是放在门口的。牙杯牙刷都准备好的，换洗衣服放在一个包里。因为过去被抓后，我夫人曾经很痛苦，就象胡佳夫人一样，东西送不进去，刁难你的。我被关了十天，夫人给他们玩了四五天，东西还没拿进去。不如我自己带点东西就好了。这包里有可以维持二个星期的东西。

刑拘一个月时，我和夫人说，“我进去你不要急，最安全了，他们总会交出一个人的。你们放心，我在里面活得好好的，真是休息。”我要和胡佳说，“你在里面看你的书，把身体调整好。你和管你的人讲什么有罪无罪啊。”我在里面血压高，当时限制所有的药带进来，我就天天泡菊花茶。自己调整，这关过去了。

坐牢靠自身的心态，自身的免疫能力去对抗的。心态好了，就好。坐牢是个好时间，可以让你反思很多问题。让你看书，我不赞成在监狱里绝食。我和张青说：“绝食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微笑，他们就害怕了。”我和上海维权的人说你们哭哭闹闹没用的，你微笑，你活得很自在，他们没方向了——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

监狱是实验地，是专制社会的缩影。你在监狱里完全靠你的能力，培养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你没办法借力。赤膊一个人。靠你冷静判断问题。有的人监狱出来废掉了。怕得要死。很仇恨。有的人很平稳，很有力量，监狱出来是两类人。大多数被吓得很怕。但监狱里也练出一部分人。我与他们斗，我比高智晟胡佳幸运的是我是出牢来以后和他们斗。高如果出来了，和国保在门口斗，肯定不是这样的格局。我是经过训练的。耐心就耐得下来。他们就玩不过我，我在那么狭小的空间生活下来了，在家里算什么事。平常人给他堵在家里，他会发怒的。阻碍你，极力反抗。他们看挑斗成功，就继续搞。这种方法对付不着我。坐牢是自身能力得到锻炼，你的心态是很轻松的。恐惧是无知，你对很知晓的事物，就不会有什么恐惧了。所以我和夫人和警察说：“什么时候，让我坐牢，我可以疗养疗养。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到十二点钟，生病还没医疗劳保。我进去看病不花钱，吃饭吃皇粮。八点半就睡觉，看看书。”他们觉得用坐牢吓我没有用。

上次抓了我十天，警察陪我聊天三四天，我说：“端午节，你们回去回去。”在一个审讯室，警察应当坐上面，我坐下面。他给我泡茶，位置坐到下面来，我说“哎，你去，你去，这个角色，你坐在上面比较像样。”他连说“冯老师，冯老师，不是这样。”我说：“你想通了吗，你要做得对了，就不用来找我，”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么出名。你一抓，整个网上都知道。我也是一个六四这么出名的人。看守所的警长说，“你这个人不得了，提蓝桥监狱也蹲过，老前辈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8 ）
出狱后追着打官司
壹报：出狱后你又告法院，详情如何？
冯正虎：到了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罚金，但判决书中没有写对警方查获物品的处理。按法律，没有判处没收，应当返还，还不出则应当赔偿。

判案时，司法会计中心已核算：我的书值二百零七万。于是我就上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赔偿。——我现在和你讲法，讲得很认真啊。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老百姓，你硬他就软。公民要自己站起来，在站起来的过程中，肯定要对你进行打压的。你冲过这一关，属于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我们的法律已经树立了这个东西，无非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这种软弱需要我们血汗让他强硬起来。我去做示范，看看都是我个人的案子，其实是很典型的。
壹报：听说你还告过提蓝桥监狱？
冯正虎：我出来就告提蓝桥监狱，标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怨恨，我是表达公民的诉权，对他的管教场所是很大的制约，因为我出来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没错这是法院判决的，但法律没有说我的健康我的名誉权可以被剥夺。你对我的虐待就是对我的健康、名誉权进行侵犯，所以我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壹报：之后你又告监狱侵犯财产权？

冯正虎：告他侵犯我财产权，因为我出狱时非常特殊，是脱光式检查，一张纸都没带出来。我出来时给他们几箱东西，包括报纸《南方周末》，《南风窗》，我写的日记和东西。在牢里是不能用本子写日记的，马上会被偷走，我是一张纸一张纸写日记，然后把纸东躲西藏甚至放到别人的地方，最后临出狱时再抄在一个本子上。他们检查以后不给我了，出狱当天我不出去，说三年都坐下来，不在乎这一天，你们可以请我喝咖啡。最后有人说了好话。我就走出去了。回去当天，我根据记忆写下九页纸的扣留物品清单。一个月后，我就把清单寄到监狱里去。不睬我，我寄给司法局长缪小宝，告诉我要起诉。这招蛮灵的。十天以后，我收到提蓝桥刑务处的通知，让我领我的私人物品。他们说话就软下去了，说什么为了还给我他们还加班加点工作。他们留下几样东西没还给我，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英文材料。我说日记本你们需要可以复印，这的确是一个无罪的罪犯在提蓝桥的纪录，但本子是我买的私人财产。

所以起诉他。法官说我很厉害，从来没有过人能告监狱的。当时时间也凑巧，要是再过两天，我的起诉期限就没了。我对国保警察说，我打那么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来的，本来我只想打一场官司就是出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们堵我的路，我就启动第二场官司，告新闻出版局当时的撤项（即当年撤销日本在华企业名录的书号的文件）。这场官司只要立案我就赢了。根据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我就逼新闻出版局说出当年撤项的理由，让背后的东西浮出水面。

壹报：然后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了官司？
冯正虎：过几年以后，我又用自己的电子书《日本企业》攻新闻出版局。就是这本书，我同时在日本做繁体字版，这本书反映了两个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态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写了，我就出版了。这本简体版本，按程序，我不卖，我先办了版权证书，在中国版权证书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版权证书的办公人员说这是打官司用的。没想到我是真的用这个版权证书来打官司。我版权申请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向新闻出版局发出申请，要求自行发行这本书。我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享受的权利就是可以发行，可以卖买，我要新闻出版局来认可我，他的电子出版物条例说，电子出版物发行要他许可的，我是多老实的公民，虽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让你许可。根据这个法律是有这个权利，著作权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难题出给他，他进退二难。他要批我，中国从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卖，你也能卖，真正的著作权有了。不批，他就违反著作权法。结果，起先他电话打给我，“你要销售办个出版发行公司，很容易的。”我说“不要误导我，我没兴趣办发行公司去卖人家的书，我只发行我的书。我卖我自己的书是著作权的问题。”后来他们下了一个文：答非所问，避开不谈。我就到国务院新闻出版局复议，受理了。其实我知道我要自己卖了，也没有人管你。这叫选择性处罚，他要搞你了，他就说你破坏了出版管理条例，很多人为什么没感受到，因为卖了也没有人管他。但这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一旦他要报复你，就会把这个作为理由，我们在法律上叫选择性惩罚。他不能批，也批不了。这说明新闻出版局的条款与法律冲突，所以我挑战他的这个体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复议出来了。我再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审二审不受理，我就要申诉了。我写了万把字诉状，相当于中国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这又是一个经济类的案子。法官回过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国情。”

胡锦涛到日本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民族在创新，我们这样的制度怎么创新？这本书2007年九月出来，到现在一年多不能发行，公众很需要这个信息，这个体制让人没法创新，公众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书店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日本大小书店，关于中国的信息有一大排。我们为什么弱于其它国家，是我们的官僚阻碍了我们，是帮外国人打击我们。我这本书对中国贡献，没有人这么详细地介绍日本企业。”

这样的案子，就是让我们要争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权利。为什么？因为发表政治的，千分之一还少的人。这种权利先不要碰他，我们先维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权利，让知识分子争取出版自由，这牵涉不到政治。

我们虽是大陆法国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罚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场官司能赢，中国就改观，出版自由就来临了。你出版了，没有人关你，没有人罚你款，你就自由了。

没书号难打官司是 2002年。现在社会是进了一步。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不要书号。我根本不买书号，我不需要出版社，难点与焦点是个人要出版。书号是管理编号，国际上没有花钱的，我在日本办过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们给我一个出版号，号码是你自己编的，你要发行，你就加入一个发行协会，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币，就行了。很规范。就可以进入流通。——中国这种体制是害了民族创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盗印点有多少！你妨碍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创造性。你在中国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国这个体制是教人违法的，你做盗版是可以的。而规规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给胡锦涛的信给胡办转到新闻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赖皮，根本不受理，连行政复议也不受理。

出这个书都不让人出，更说明问题。这些法官还想用国情把我们的出版不自由真相都掩盖了。

我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来推进法制进步。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00:07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9）
在牢房中教训中队长

壹报：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护自己？

冯正虎：在监狱中确要妥协，他们不来找你，你也不要找他们麻烦，因为你毕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确是犯了罪进来的。我始终做法与其它人不同，为什么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个很严格的区别，如果在警察办公室里面，我和警察地位绝对平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你争论。犯人从边上走过，很害怕，冯正虎这么厉害。但在外面，我对你警察绝对尊重，警察做执法者代表。例如巡逻时走到我面前，我会站立起来。其它犯人不会的。他们说你为什么，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对他的不对之处会严厉对质，公开的场合，我遵守。警察对我很尊重，因为你敢于反映问题，有时也给他们这么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个平衡。在萨斯期间，年轻的中队长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个犯人，教育犯人过程中，犯人不服，中队长就打他，警棍敲头，脚踏，还游街。——好，我开始管你了。——我就找到他办公室去了。我说“王中队长，我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监狱法》，犯人的劳动时间是参照《劳动法》，一天八个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你现在看看，我们每天晚上劳动到十一点多，星期天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这样犯人身体要坏掉的。这是违反《监狱法》的，我只负责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紧紧拿着警棍，想动作。我接着说“我还有个问题，警察动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殴打犯人，这种情况是违法的。我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问“你对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具体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和检察院交待去。”

中队长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有半个月就要出狱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服刑环境。我们这些人不是天生下来坐牢，是有各种原因的。今天在大墙外的，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觉得我们要求过高，其实是公平的。”我还说： “你现在没有打我，你打我，绝对不放过你。”他盯着我。

我走出去后，他立即叫两个犯人看住我，其实这两个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监狱里有二种犯人对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赖的，一班是最捣蛋的犯人。警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在狱中任何周记报告都不写。但这回我写了，我在周记中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送给中队长看一看，把他气得要死。

第二天，教导员来了。“你怎么啦。”

“他对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当人。我现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么好欺的。”“要么，他给犯人赔礼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队长又找我。最后把我调走了。我是犯人头。我换到楼下中队。
我没到时，犯人就很高兴了，把我照顾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们的牢房三点三平方，三个人住，这是英国人日本人建的。我坐牢睡觉时一直与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时，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运我有睡过老监狱的体会，知道那种味道。最差的东西都尝过了，还怕什么。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里想好的，走什么路线，很坚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0 ）
维权者的力量
壹报：和上访户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何体会？

冯正虎：改造社会，光靠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不行，要靠社会的力量。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行，老毛的这个群体跟现在的维权人士差不多。个别分开来，一个个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是为了自己的。但整体上社会需要这些人不停推动。而且这个群体的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许多人自学法律，身处这个阶段，他们互相帮忙做公民诉讼人，他们精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进步。如果把中国这么大的上访群体引到守法的轨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现在上海有个不错的风气，维权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还有维权者一起参加开庭，每次开庭，警察很紧张。比如这次开庭，只给我们五张票子，其它三十张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团。他们很怕局面失控。

壹报：你的护宪维权网是如何建立的，为何会选择建网站的方式？

冯正虎：我一开始找媒体，媒体没有用。找律师也没有用，我完全靠自己，在网上不断发一些东西，2005年我建立网站，“护宪维权”网。为什么办自己网站？因为投稿，媒体不一定用，海外媒体可以报道你，但不一定发你的文章，所以我要确立自己观点与道路。你看我的网站不是一个新闻网站，更象杂志，把我认同的文章观点放进去，都是选择性的，这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东西。其实大部分公众是你影响他的，而不是开个论坛，瞎谈。谈到最后什么结果没有，公众需要选择性的东西，我的文章选择标准是不论你属于什么派，只要主张是我理念相近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没有用的。网上走动太快。能指导人，影响人就可以了。

网站建立以后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国内建网站，因为封掉，2006年打过官司——因为我是用付费的服务器。封掉后我就搞游击战，我简报上有网址。我的目标是一直要让国内人看到，所以服务器放在外面，但我域名转移。也碰到一个问题。出来一个封掉一个。到后来，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这个服务器送八个IP地址，我可以换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还是出书面的《督察简报》，我的做法和路线有关系，我改良，就要为国内人开的，为以前的同盟军开的。我有一定影响，可信度。我的简报在访民影响很大。二三百份，高的上千份，但复印的很多。

这一期马亚莲写的截访人员被打，国家信访局下来调查了。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如打倒＊＊＊，就被封住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21 ）
上访户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报：你为什么说上访户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冯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迁上访，还有新疆回沪的问题，征地农民的问题，上访户文化程度一开始并不高，我看他们还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访户提升一步了，不仅仅是关心自己，也有帮其它人写，帮其它人呼吁了。层面上相对提高，这些人也是将来人大代表候选人，将来政治家是来自多方面，有来自原来的人大代表，也有来自现在这些访民里面的。为什么？维权上访已在各地结成了人的联合，在维权上访过程中学会了组织，学会了联系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对民主建设是很重要的。

我的判断：如果二三年后上海区级选举，我可以说民间推得出七八十人。一个地方，一个人参与选举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地方上百人来同时参与选举，就不怕了，选举就顺利了。这个选举基础就在什么地方——维权上访的人。这个人群对政治改革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力量，有些知识分子确实没接触，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人群。

他们为什么管住我，是要把我与维权上访的人隔开。我是公开的改良主义，不会激进的。我把这些人都教会了。我如果是激进分子，他们倒不怕，有人举证，正好把我抓进去。我公开的说话都可以录音下来。国保警察说“看你的东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锦涛一样的嘛。都象中央口气。”——他们越看越糊涂。

现在维权上访户不仅会学法，还会学电脑。也会用SKYPE。活跃的人都会买电脑。为民主建设训练了一批人，这些人一转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设。他们已经把恐惧冲破掉了。一个人进看守所，出来时，一大群人都来迎接，还要吃一顿。风气已改了。这些反对派，官方也已经认可。所以说我们社会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各地方象我一样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渐渐变化中，哪一天，党禁开了，不是党禁开了，而是本身党就有了，他就接受了这个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这之前有冯正虎，李正虎都在出这样的东西，包括你也编《壹报》，都是的。我们就是要把选择性惩罚破除掉，你在编，他在编。他不过是偷偷叫网络公司不让你办。要是以前还不是大明大白说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团有很多，按现在社团管理条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没有主办主管单位。但是还有选择性处罚这把剑悬在那儿。所以要靠自己活跃起来，中国有句话法不责众，大家都这样干了就成既成事实了，现在博客这种变化对我们出版自由是很大冲击，其实都在出版了。现在定义你卖不卖。——现在没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经营罪。

其实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于政治改革你的含义怎么理解。政府主导的那个大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的，但生活中都在进行。如果你定义把共产党打倒作为政治改革开始，那你永远看不到。以后说不定共产党还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在苏联解体后还是一个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2）
我们家是一国两制

壹报：你的妻子对你的维权工作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我家里从亲人角度，象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当我要准备坐牢时，她倒很关心我。这就是亲人，因为亲人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去做危险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她对警察说“我没有办法说服冯正虎不做这件事。”妻子不希望丈夫处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惧之中，不希望家里是一个很不稳定状态中。

他们对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认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处于不同环境中，我处在维权圈子中，她毕竟在正统大学圈子中。我们是一国两制。我早就变成流民草民，我们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她说“我能守住一份安稳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壹报：你的孩子呢，他对你的事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学读研究生了，我们家人质没有了。学习很好。当时他要去美国，但需要保证金，我们家是拿不出来的。我不喜欢儿子用我们政治这份光环去美国。他很独立，靠自己免了学费，在国内读大学也年年有奖学金，所以我说上帝很公平，我儿子不用我的钱，不就等于我赚了钱了吗。我儿子公开不关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儿子只给我一封信过（也是写给警察看的）很简单一句话：“爸爸，我一切都好，请放心，看来你收到我这封信时，大概你已经要出来了。”当时他读高中时，他很有个性。这次我关十天，我儿子也被带过去，共产党老搞人质这套东西。“你为家庭考虑考虑”。就是搞恐惧的东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带过去传讯可以，但是要他在场。他们问我孩子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孩子说：没什么看法。他们问：“你帮你爸爸做什么事吗？”儿子说“没帮他做什么事。”他连团员都不是。大学几乎都是团员，组织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团，在高中就入团，你们就不要找我了。他刚到大学政治课不上，他其它成绩很优秀，老师很急，“你就是做样子，你也要做。否则奖学金拿不到。”中国这个社会，你还得要适应。

壹报冯正虎访谈（ 23 ）
珍惜我们的家属

壹报：众多走进牢房的维权人士，留给家属的是破碎的家，我觉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冯正虎：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的亲属，对他们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支持我们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比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师刚搞绝食时，我已经写过类似的意见给他了。我们是走在钢丝上的人，走在钢丝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亲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心里着急，她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跌倒了，她是你的亲人啊。所以她不赞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狱中写信给我妻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放不下对中国的责任心，如果在一份认罪书与一份离婚书上签字。我肯定在离婚书上签。这是原则问题。等有难过去再回来，也很正常。她跟着你承受不下。

我家破碎了好多次，我从六四就这样过来了。被迫无奈到日本，学校给她很大难题，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来。一天之间把我的家全破坏了，学校很绝，第二天封条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东西都送掉。我儿子一直跟我提到游戏机，因为他很小，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只记自己玩的最心爱的游戏机没有了。家就这么破碎了，我让哥哥从日本带回一个游戏机。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机会没有了，他受到的歧视，他心里很知道。我坐牢，四十万罚款，当时已经没有钱。我夫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钱的需要，她把我留下的电话卡都拿出去卖掉，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一下子进去，我的资金全投入公司里，是在我最兴旺时刻，一下子跌掉了谷底，家人的救济还没到位，银行催钱，房子卖了四十几万。在这方面我对家人负欠很多。
被抓进去的人，我从不呼吁，因为呼吁没有用，对这些困难的人，最重要的是关心他们的家属。尽管我与郭飞雄陌不相识，但我经常寄东西给张青，因为我经历过。许多人不是他帮你，而是你帮他，借你的牌来打。

壹报：家里人有没有感到一种恐惧？

冯正虎：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东西扔掉了。把房子卖掉。家的折腾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确实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惧的心理怎么会没有。我们这种专制与迫害是对我们周围人的影响，比对我们还厉害，留下的是恐惧的心理。

有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机在身边，拼命地找，在她记忆中，我突然会失踪过，这种伤害留给人什么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钱，放在银行怕政府这个大强盗把你封了，放家中，怕小偷把你封了。还是没钱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钱。这些现实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壹报冯正虎访谈（ 24 ）
面对警察
壹报:冯先生,你如何面对国保呢?象胡佳这种被国保团团围困的事是否经历过?
冯正虎：我从没说过。第一次和别人说。
胡佳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而且我不会别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网上。我是写总结报告的。这桩事情结束了。我们知识分子责任心很强，我们要给周围一种信心。写出的东西要对人有用。这很重要。所以我写的东西很乐观。

奥运会，我二十四小时有国保守住。朋友开车带我出去。国保在街上拦我，与我辩论。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国保处长说你写得到点。派出所所长这样的人看不到网上的东西。我把国保称为鸿门宴上的朋友。他们有句话，职务所在，位置不对。他们是公安，是职务。我肯定不配合，过去我说立场不对。他说立场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对。我说好，能用温和的字我就用温和的字，位置不对。所以肯定是对立的。

我和他们说，你们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抓我的时候，你们跑得快一点可以的。看到我这样的人，他们也没办法。

我的风格与胡佳是两样的，警察的车，我敢乘。奥运期间，我就坐他们的车。我就和年轻的大学生警察聊，“如果你儿子以后问，爸爸，你奥运期间在干什么，你怎么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冯老师。” “儿子又问，这个冯老师怎么样啊，”“冯老师挺好的，在家看书什么的。”“你儿子想不通了：你就干这个事啊，哈哈！”“到儿子这一代是不理解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在这儿看守我，我就发《督察简报》让他们学习，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级待遇。奥运期间，我就写了一篇《反对迫害》，我给派出所所长看，他人很直：“冯老师，你写得好。”

等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写他的，就不舒服了：“冯老师，你这样不好，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什么不满意？——是觉得形象不高大，又是请我们吃饭什么的。我说：“你没有英雄事迹呀，这样，你把我一拦，手铐一铐，我坚决反抗，我们俩都成为网上英雄了。”边上国保都在笑。——你没有英雄情结，我怎么加进去啊。

“你作为一个比较自然的人，作为警察应当理直气壮地，你为什么坐到这儿，你也没办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公民，为什么不能自由进出呢，也为了政治做了牺牲。我们董处长为什么老是陪着我笑，他是那么诚实的人，也是个警官，他没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们都是为了政治做了牺牲啊。”他说：“啊，是这样的啊。”

我和他们聊，聊法律。不聊套话。也没有套话好说。国保说：“我们和你讲情。”我说“你和我讲情干嘛，你有那么多关心我吗，你又不是我妈，又不是我老婆，你关心你自己，向领导交好任务，什么情不情。我和你讲法。法只有一条，你们错了。”

壹报：他们也是人，与他们的沟通应当如何进行？

冯正虎：人和人还是能沟通的，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都是讲利益的人。我说少扣你公安一元钱工资你肯定不想干这个活。清醒看到我们周围的圈子在发生变化，不能看成一直在对立。包括胡佳出狱后，肯定是不同的。胡佳这个人能适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这个人不是极端的人。里面的人不会对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担心他的身体，他会养好身体出来，里面生活很有规律。不用激动，可以把自己身体调整好。出来再努力。和里面几个小警察有什么好争的呢，你和他说：“我是无罪的人”——他看守着无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监狱里与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谈案子。有这个智慧，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东西，包括对周围的人都进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乐维权，公开、和平、快乐是我提的三大口号。我们把它当作快乐的事来做。我写东西，给人以建设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个事情做完以后，告诉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杨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励别人去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5 终结篇）
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

壹报：有时候做英雄容易，做一个平常人难。

冯正虎：我们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伟大的，不是一个正常人。金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偶尔的机会拿了一个奖，还是做普通人比较好。用普通的心态去做。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个正常人，这已经很伟大了。我们的老百姓心中没有恐惧，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张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个人的权利都可以争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人这样去做。

我想在出版自由这一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写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点零零零一的人在写政治的东西。一个社会应当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现任体制应该能公开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获得权利，那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人自然获得权利，那时别人会觉得写这个政治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现在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写政治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跟着他，他也有个理论：是有了我们写政治的自由才有你们普遍的出版自由。这道理也不错，最难的东西得到了，最容易的东西也就得到了。——但我认为在实践中是不现实的。
百分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帮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因为大部分人经验观念没有改变。都觉得要出版社出的，要批准的，那他们更不能接受你。当他们知道国际上书号是没有价值的，书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请专业出版社出时，当社会普遍接受这点，那么再提出零点零零零一人的政治出版的要求。大家会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压制他。现在难度很大，因为现在所有书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书，总象做贼一样，还象准备坐牢一样的。我们老百姓要克服这种没必要的害怕心态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奋斗。做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者。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错。但现在的人都是聪明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人，不会盲目的，他会远远看着写政治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当然好，但你风险太大。有的人说，我们又不写这个东西（政治类），干嘛要争取这个东西啊。你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形成一种公民力量了。

维权的人现在跟着我，是觉得我没有风险，很快乐的，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争取权利过程中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都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我们社会经过三十年改革都有变化，包括共产党也到了一个常人政治的时代。他也不是毛泽东，胡锦涛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都在变，其实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人。儿子这辈不用你们担心。

壹报：谢谢冯正虎先生，你是中国人真正的良心与头脑。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22:22
再转一篇。。。。。。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论文）

章立凡

【摘要】回顾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三个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又都出现“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主题词：国进民退  科学发展观  经济民主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一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主张，被称为“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惯性思维，历经清末、民国迄今，一直持续存在。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1]。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22:23
二、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2]。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3]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4]。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从宏观上观察，当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向心力便无法维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求便成为新的主题，而宪政民主和平均地权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社会解体、民心思变，令三民主义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22:23
三、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5]，“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工商业者别无选择。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这两人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8]。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22:24
四、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作者: 独醒客 时间: 2010-3-6 22:24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作者: 史官 时间: 2010-3-7 16:19

史官朋友，有点偏激了。
独醒客发表于 2010-3-5 23:44

搬住脚指头查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哪个走出这个怪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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