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勋一下子没了底气，父亲生死不明，自己也成了专政对象。每天早、晚拖了大扫帚哗啦哗拉地低着头扫街。
运昌这些年过得也不易。国军、共军轮番前来，筹钱筹粮总也落不下他，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一口一个长官同志地叫着，心里还是很痛的。生意先是公私合营，后来彻底充了公。运昌自己也戴了布套袖站柜台卖货。
1957年，反右开始。雨轩父亲成了右派，捱不过批斗，自己吊死了。雨轩虽然声明和父亲划清了界线，镇长也做不下去了，成了镇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贺勋还在扫街。
运昌仍在站柜台。
1966年，文革开始。雨轩又被批斗，终于丢了公职和贺勋一起扫街。天色未亮时两人偶而斗嘴，说起以前各家各人的辉煌，喟然长叹处，禁不住热泪纵横。只有运昌时不时的给两人送点炖肉、饺子，也不言语，只是用力地握下手就走了。
1978年，拨乱反正。雨轩评反重新做了镇长，这回不再张扬，言语间沉稳了许多。1990年，台湾开放大陆老兵探亲，贺勋父亲也有了消息，只是年事已高不能回乡。贺勋也成了统战对象，做了县政协的委员。贺勋却不去县里 住，只是开会时去上几天。
运昌辞去公职，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经营户。起步时就是一小商店，十几年下来陆续开了酒店、商行和运输公司，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后来，退下来的三个老哥儿们偶而会在运昌的家里喝上几杯，酒至半酣之际，三人常端了茶杯站在运昌家的二搂阳台上，望着古城城门匾额上“兴隆镇”三个石刻大字，半晌也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