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钟声 - 北斗六星网 - Powered by Discuz!

每读史至一个王朝的末期，历史的记载常给人留下一堆杂乱无章的印象。民生的困苦触目惊心，宫廷上走马换灯式的变局似一幕幕层出不穷的闹剧。世相的纷繁无序令人眼花缭乱，一种无力回天的败落近乎宿命般难以理喻。有唐一代因其辉煌的文治武功引后人无限遐想，而它耗散心魄的过程就尤其使人扼腕长叹。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华民族千古之痛，历史从灿烂的顶峰开始跌落。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一次又一次重挫帝国的元气。及至晚唐，国运变得愈来愈扑朔迷离，整个民族仿佛是漂流在大海上的航船失去了目标。政治上旧弊未除而新患又生，一场持续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 加重了朝纲的腐败。这一次朋党之间的倾轧就连晚唐最伟大的诗人也莫名其妙地深陷其中无以自拔，给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史添上了怅惘的一笔。

这位大诗人就是唐代诗坛的殿军入物李商隐，他身后家喻户晓的声名比之其一生的坎坷遭遇常令人不胜唏嘘。诗人早年的经历就颇值得同情，九岁丧父，家无长物，生活困窘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 作为长子且身后尚有弟妹五人，他肩上的担子也够沉的了。为了全家的生计，他在历世择业上没多少选择的余地。这位家无恒产且出生小官僚家庭的读书人，做官成了唯一的出路。在那个以诗文取仕的时代，所幸的是他从少年起就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以至于因擅长古文早早就与一些士大夫开始了交游。

李商隐十七岁时，不知是因为父执的关系还是文章出众，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李商隐入幕任巡官。这对饱受艰虞困顿的李商隐来说，无疑是一次无法推拒的机会，他欣然入幕，踌躇满志，而未来的遭际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所谓“牛李党争”，就是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一派与李德裕，郑覃为首的一派，长期而激烈的政治倾轧。他们在政见上并没有什么真正大的分岐和对立，而主要为派系之间的意气和权力之争。他们互相攻讦弄得朝廷上乌烟瘴气，以至唐文宗都慨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而令狐楚就是牛党的重要成员，曾官拜宰相，权倾一时。

令狐楚其人倒颇有才具。唐代官方文书通用今体（四六），善于做骈文是仕进的顺利条件之一。而令狐楚则是做今体章奏的高手，就连爱好文墨的唐德宗也对其称许有加。李商隐入幕后，令狐楚对他格外关照，亲自指导他做今体文，并让他与其子令狐绹交往。很快李商隐就青出干蓝，以擅长今体文而名闻当世。此时的科场也为朋党之争所渗透，李商隐曾两次赴京应进士举都名落孙山，直到李商隐二十五岁第三次应考时，才由己成为朝廷重臣的令狐绹的力荐下登进士第。应该说令狐一家是有恩于李商隐的，李商隐对此也心存感激。他曾在《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中写道“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表达了自己对令狐楚的知遇之恩的深深谢意。到后来与令狐绹疏远和反目时，他每忆起当年的交游和情谊就伤感不已。

导致李商隐后来处境尴尬并终身郁郁不得志的原由是：李商隐在令狐楚死后不久，入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而王茂元当时被视为李党。更以其对李商隐的赏识，把自己美丽聪明的女儿也嫁给了他。由此遭到令狐绹的忌恨，视之为“背恩无行”。其实当时的李商隐位微年轻，对朝廷显贵们之间的恩怨未必知情，何况他也急需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他从来对党派之争毫无兴趣，也没料到以后竟如此为他人所不容。而令狐绹纯属一位政客，既无乃父之能又心胸狭窄。李商隐虽为此反复向他解释，令狐绹仍一直耿耿于怀不予谅解。李商隐在《九曰》这首诗中曾因此感叹道：

就诗歌而论，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中成就最高的，而且今体章奏的水平赫赫有名。以唐代对诗文的重视，他被擢拔而列居显宦应该不是难事。何况他满脑子忠君报国的思想，一心渴望建功立业，也颇留意于官场上的进取。他辗转于各幕府之间，虽所任吏职都不高，却常为主政者器重并委以重任。如郑亚出为桂州刺使、桂管观察使期间，李商隐被延聘为幕府中的支使掌书记。郑亚不仅在重要章奏上依仗他，还为了交通诸侯争取援助，曾派李商隐出使江陵，与任荆南节度使的郑肃发展紧密的关系。当郑亚治下的昭州缺乏刺使的适当人选时，竟派只有幕职的李商隐暂摄昭州。这些都说明李商隐是颇具政治才干的。象他这样一位有抱负的杰出人才，在朝中每次只能得到一个不过六品的闲官。逼得他屡次离开长安而侧身幕府浪迹天涯。唐代士大夫是重视朝官轻视外任的，由此可以推断出他在朝中所遭受的排挤有多大，一首《安定城楼》道尽了个中滋味：

不幸和苦难虽难免令人意气消沉，但愤而为文也使李商隐的诗歌不同寻常起来。政治上的忌讳导致他的诗朦胧晦涩，意旨幽远。心中的郁悒所孕育的慷慨之气，使他的诗风沉郁顿挫直追杜甫。王安石说：“ 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可谓不刊之论！在他诗中时常表现出来的缠绵悱恻之情，是他多愁善感的性格富于审美意味的流露。而他化用典故之妙，能指和所指浑然一体所营造的意境之美，从古至今无人能出其之右。

纵观李商隐凄苦的一生，也许对他最大的打击来自夫人王氏的早逝.。夫妻俩感情相当好，对处处受挫长期漂泊在外的李商隐来说，这个美满的家庭无疑是他精神上的重镇。王氏的去世不但使李商隐失去了一位相依为命的伴侣，也使儿女们幼失慈母孤苦无依。他沉痛地叹道：“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 从此以后李商隐变得意绪萧然，情绪大大低落。他在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幕府中孤独自怜，很少与人来往。柳仲郢举行的宴会和游乐，他也常常称病不去。甚至为排遣愁闷一度以佞佛相慰，自己出钱在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创建了石壁五间，并用金字勒妙法莲华经七卷。大概因为看到李商隐中年丧妻，生活孤独，柳仲郢曾打算赐一名乐伎给他，但李商隐却婉言辞谢，这可以看出他对亡妻的感情之深。刻骨铭心的痛苦加深了他独特的凄美忧伤之情，在他千古传颂的名篇《锦瑟》一诗中臻于极致。

这首李商隐晚年所作的自叙诗，是他最令人着迷也被人诠释最多的佳作。这是他一生诗化的概括，其意蕴深致，斑驳陆离，朦胧凄美的艺术形象，可谓诗史上晚唐钟声最动人肺腑的鸣响。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后诗唐之风就一撅不振了，而帝国在千疮百孔中也加快了衰亡的步伐。

与李商隐同时代的两位大诗人，其命运也与他有相似之处。一位是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杜牧，他不仅诗文卓异，也极富政治头脑，还熟知兵法。他作的《难言》一文针对时政鞭辟入里。武宗朝讨刘稹时，他上书李德裕言兵事，史载讨平刘稹的过程“略如牧策”。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终其一生也未能出将入相列位高官。原因是他曾入过牛僧儒的幕府，被视为牛党，遭到李党的排斥。他因此渐趋颓废，以至于后来不无自嘲地写道：“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嬴得青楼薄幸名。”李商隐很赞赏杜牧的才华，曾赋诗道：“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这不仅是对杜牧的辨护和安慰，也是夫子自道。

温庭筠也是晚唐一位著名诗人，是唐代最重要和带开创性的词宗，与李商隐情同手足，时人号为“温李”。这位生活浪漫又性格傲岸的文人，也是因得罪了权贵而不得志。《唐诗纪事》里载：“宣皇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庭筠) 修撰, 密进之, 戒令勿泄, 而遽言于人, 由是疏之。” 这种剽袭他人诗文而后恼羞成怒的行径，可看出令狐绹人品之低劣。

世道艰难之叹，穷愁末路之悲，融入这如画的诗境之中，其迷茫怅惘之情，与早年奋发有为之慨恍如隔世。诗人四十六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怀才不遇的一生，他死后仅仅四十八年，大唐帝国就在风雨飘摇中轰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