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我从不搭理生人。不管是学者，是洋人，还是美女。
倒不是出于什么考虑，从我的幼儿园毕业证书上的评语“守纪律，群性差”可以看出那是我的本性。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人家需要帮助。
部队授衔后的某天，我穿着崭新的87式制服坐着大轿车出去开会。
邻座女孩是个记者，坐下便告诉我她有多喜欢“少校”这个称呼，比中校、上校帅气得多。
不久便发现她在哆嗦，她说来之前就有点儿感冒，虽无大碍，薄薄的裙装却扛不住开得很足的空调。
既是一起去开会，我又领带皮鞋穿得齐整，遂脱了上衣让她披着，立马儿不哆嗦了。
叵料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浑身上下无处不疼，打针吃药全不管用，前后病了两天。
淡季航班的机舱空荡荡的。我在没人的几排位子里找了个window seat，掏出相机，对着下面的崇山峻岭一通乱拍。完后才发现邻座上多了个长着颗虎牙的女孩儿，举着相机，求我帮她也拍几张。
我提议换她坐那个window seat，自己去拍。她说新买的相机还不会用。
她自我介绍说是某地的基层公务员，趁着年假来九寨沟玩。又问我的姓名、职业，在哪儿工作……全是我不愿说的，只得顺口胡诌了一通。
于是她叫我赵先生。
下飞机后才知道她与我报的是同一个团，意下便有些忐忑。果然次日即改口叫我秦先生，眼里也潋滟着“原来如此”的笑意。往后去发现她知道的更多，职业，单位，乃至职务通通一清二楚。此后便跟屁虫似地到这儿到那儿，如此硬着头皮敷衍了一路，直到返程分手。
这一切事先就该想到：导游那儿打听个真名实姓，上网一搜，一切就昭然若揭了。
事后反思，这两次意外皆因背离了先哲“莫与相见，莫与共语”的教诲。自此常以为戒，再未重蹈覆辙。
海底隧道的开通，使得巴黎飞伦敦的航班没了以往的喧扰。设施、服务随之缩水，简陋的候机室，过了安检就没处购物了。
便见个女孩朝我走来，金发碧眼，大约是个学生。
她说她感冒了，要吃药，能不能喝点儿我的矿泉水。
我说当然。
想的却是：又一个感冒的。
完后她要把水还我。我说不必了，我想你更需要。
没错儿，她道谢时我想到的正是当年那个赐我感冒，误了我两天正事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