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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改革解释学(连载) [打印本页]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09:08
标题: 在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改革解释学(连载)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7 09:21 编辑
在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
——改革解释学（一）
钟健夫
作者按：本文是我独立完成的。为了区分“双轨制学派”，这里提出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纯属个人观点，“华南学派”大部分人我不认识，我只是看了他们的相关文章或著作。
本文目录
1、突破“改革解释学循环”
1-1、远古以来珠江的精神和灵魂
1-2、大湾区人创造“中华民族”一词
2、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2-1、广州：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2-2、华南学派与双轨制学派
前 言
人生没有意义，是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塑造了意义。
2018年60岁退休，我估计头脑清醒并且精力较好的时间，于我还有十几年。50岁之后我曾经两次被送到医院抢救。诚如刀郎《翩翩》所言，“未曾走到绝境路彼岸花不开”。人生第三次转型，我为名老中医写书，学中医自治，基本恢复健康，并受百岁佛学大师松原泰道（1907-2009）启发，出版了《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五十到一百的人生规划》。[1]
因为人生无常，才需人生规划。六十之后这宝贵的十几年，向死而生，我决定第四次转型，干一件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研究大湾区文化和广东改革开放史，在广东和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实在太重要了。那怕孤身无援，没有资金支持，我都有责任记录和研究这四十多年来广东发生的事情，让后人永世不忘。
转型就是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5年来我持续购书、读书和田野调查，在公号发表了两篇文章：《珠江八门：大湾区应申报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2]，《张维迎与莫干山会议的幻象：分布式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1）》[3]（下称《幻象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双轨制学派”的华生、张维迎等大批“顶层经济学家”，全面垄断了改革的解释权、设计权和行动权，导致今天中国的困境。我决定不再续写《幻象2》，改为倡议创立“改革解释学”——专门研究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学问，写作《在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改革解释学》系列文章，突破“双轨制学派”经营多年的“改革解释学循环”。
感谢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对我的启迪。[4]“华南学派”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的区域研究，备受国际关注。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罗一星、郑振满、蔡志祥、程美宝、赵世瑜、宋怡明等，前辈有傅衣凌、梁方仲。
我发现：中国经济学也有一个“华南学派”——以卓炯为首，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代表人物是卓炯、孙孺、曾牧野、王利文、郑炎潮、李江帆、梁桂全、易振球、马恩成、张元元、张井、张向荣、叶维平、王锐、关其平、杨永华等。
但是，眼光向上、如日中天的“双轨制学派”垄断了改革的话语权，他们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不仅抹除了“华南学派”的历史功绩，同时使国家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导致国进民退，贫富悬殊，社会对立，腐败倒退，成了刀郎式的“罗刹海市”。
要破解今日中国的困局与危机，必须回到改革开放的起点——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城市中因三级财政导致税收自留最少的千年商都广州，[5]重现被遮蔽、被抹除的历史先锋性，使中国从“地方性建构”的路径而不是从“顶层设计”路径，再次走到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
本文将还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真相：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不是从安徽小岗村开始，而是从华南千年商都广州开始！我们应理直气壮地驱散“反地方主义”运动留下的阴霾，还原改革开放时代广州在众多领域的历史先锋性——经济理论、流通体制、中外合资、国际贸易、地产开发、土地制度、用工制度、旅游服务、新闻出版和地方性决策等等。
应在广州树立七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1] 钟健夫：《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五十到一百的人生规划》，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12月。
[2] 钟健夫：《珠江八门：大湾区应申报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2022年1月18日，公众号：真正人从五十开始。在我没有正式立志之前，我还写过两篇“广州学”的文章，重点不是改革开放史。
[3] 钟健夫：《张维迎与莫干山会议的幻象：分布式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1）》，2023年1月18日，公众号：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
[4] 华南学派起源于华南研究，是一种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的区域研究方法，适合全国所有地方。参考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刘志伟《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华南研究30年》、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09:16
（未完待续）
忘记发图的方法了。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1-17 09:17
好久不见童老师。是战斗鸡把你叫醒了，来赴一场约的么？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09:21
@论金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09:38
童兄、钟兄抱一抱。
我是老林（林深数树）。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1-17 09:41
@战斗鸡 ，肿么不是喊他？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4-1-17 09:44
童老师看这里：
手把手教你发图片
作者: 投入 时间: 2024-1-17 09:50
mark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0:15
老童早。
我没看过华南学派的关于大湾区的经济学说。作为广东人，大概领略其意，在于实践先行，敢为天下先。
你提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是源于华生、张维迎等顶层设计的问题。我想可能夸大了他们的作用了。
关于中国经济的困境，我觉得做经济学研究的概念问题，要给出清晰的定义。要有历史经济发展的参照系，也要有数据的说明。
早20年，经济学就已经发展到数量经济学的阶段了，没有数据的支持，谈论宏观经济学，是很困难的事情。数量经济学，也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壁垒。
2023年，中国的GDP增速是5.2%。比较于疫情前的增速，有了较大的下降，但这种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是需要分析的，而且也需要比较。
中国现在经济的问题，应该是产业问题。我个人的观察（去年我写过中国经济换挡前行，是有数据的），有几个方面，供你参考：
第一：中国支柱经济产业调整：打击地产，遏制金融资本，至高端制造业。这从《中国制造2025》开始，发布于2015年，李克强总理签订的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中国是2016年开始打击房地产的。美国人在2018年就开始卡中国的脖子了。但这没影响中国的战略方向，只是增加了困难，增加困难其实也是加大了发展的压力，从而加快了中国技术自主发展的速度。到明年，就刚好十周年了。到目前来说，中国很好的控制住了地产和金融资本的风险，高端制造业的投资每年都超过10%。涉及新能源、医疗、电车、机床、航母、火箭、芯片、AI以及化工。这些产业还在投产阶段。
第二：三年疫情对民生、消费、贸易、就业都是有重大的影响的。这个全球都一样，现在还有后遗症。过去三年大家没赚到多少钱，甚至亏了很多钱，2023年的消费不咋行，叠加地产的资产下跌，经济压力很大。
第三：美国正在主导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转移。比如苹果去了印度，部分产业去东南亚、墨西哥等等。这都会降低中国经济的规模，但这都是局部的。
以上都是比较客观的经济现象，我还是坚信中国的产业转型，过去十年对高端制造产业的投资，会在未来十年迎来回报期。
中国这两年的技术创新投入是最大的。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0:16
等你贴完我再来。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0:21
如果说具体影响中国的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经济学家，我觉得应该是林毅夫。
林毅夫在众多质疑中，主张中国就是要搞基建。
二十年下来的，中国的基建激活了中国的经济，惠及了民生、交通、环境建设。
有了这个经验，我相信中国会持续的投资新基建，新基建是制造业和技术的投资建设。中国很有信心。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4-1-17 10:28
不是一直在扶植房地产吗？房子翻倍涨价，是打击地产的结果？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0:32
我没空。我现在与整个中国的“双轨制学派”论战。
他们是中国主流的学术权威。
我要改写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小岗村开始，而是从千年商都广州开始。
作者: 投入 时间: 2024-1-17 10:34
作为广东人，
---------------
哦，还真是广东人。
我咋印象是山东人了呢？呵呵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1-17 10:36
好大气磅礴的样子。童老师你加油！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0:37
中国经济学的 “华南学派”，是我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来的。
“改革解释学”也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 “改革解释学”的“华南学派”就是我本人。
我发表过《珠江八门：大湾区应申报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应当就是 “改革解释学”的“华南学派”对大湾区的看法，我在这个论坛曾经发表过。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0:39
你胆儿肥。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0:40
谢谢！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0:42
看一下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他做了充分的解释。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0:45
2016年开始打压地产了。万科喊出准备过冬活下去的口号。地产金融力量的惯性，还是把房价带上了2019年的高位。
有个过程的。
地产周期铁定成了过去时。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04
问好！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05
已经正式挑战了。此文在我“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公号发表，已经传给广东经济理学界代表人物，他们等着看下文。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4-1-17 11:06
重新发现改革开放？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1:08
我的公众号坚决不做。Q群做了个小群（汉网杂谈选的），微群尽可能压缩20几个人。我胆儿小。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08
他是自上下而的研究。林毅夫不在上个世界八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场，他只是事后解释——改革解释学一种，双轨制的另一种。
我的文章就是反对他们的。目前我专门挑战华生和张维迎。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1:09
祝福你马到成功。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10
我手机登陆，点电脑版，永远要我看广告，无法回帖。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10
问好！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11
要破解今日中国的困局与危机，必须回到改革开放的起点——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城市中因三级财政导致税收自留最少的千年商都广州，[1]重现被遮蔽、被抹除的历史先锋性，使中国从“地方性建构”的路径而不是从“顶层设计”路径，再次走到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4-1-17 11:12
我是说童老师的标题：重新发现改革开放
我有啥马到成功的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1:14
我发错了。是给童天一的。对不起哈。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1:17
老关天茶舍印象，童天一的语言、行文和逻辑，还是比较稳健、务实和靠得住。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4-1-17 11:17
在页面最下端，切换到“电脑版”，我从来没碰到过广告。
[attach]803248[/attach]
如果是用电脑上的，用搜狗浏览器
输入：www.bdlxbbs.cn
没发现有广告啊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24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9 09:01 编辑
01
突破“改革解释学循环”
1-1、远古以来珠江的精神和灵魂
远古中国，满天星斗，并非以中原为中心。[1]远古百越，互不相属。珠江的历史，人的历史，比国家的历史长很多、很多。[2]
我要寻找远古以来弥漫珠江流域的精神和灵魂。
公元前214年秦朝大军统治岭南，从此“传统王朝国家”集权***的历史叙事，[3]自北向岭南建构。1840年鸦片战争的创伤，使人们渐渐有了“现代民族国家”[4]意识，全球化的自由民主叙事，自岭南向北开始建构，广州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良、改革和革命的策源地。
康有为与广州万木草堂，孙中山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彭湃、毛泽东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卓炯（1908-1987）与他在1978年1月24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5]，充分体现了广州在中国改良、改革和革命中的历史先锋性。
卓炯于1978年1月24日在广州日报发表《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是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第一声呐喊，拉开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序幕。
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代表人物：卓炯
本文倡议创立“改革解释学”：专门研究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学问，同时希望突破“改革解释学循环”——改革得势者垄断了改革的解释权、设计权和行动权的“改革解释学循环”。
1984年莫干山会议“双轨制的顶层设计”叙事，就是典型的“改革解释学循环”。有些人甚至将改革的解释权、设计权和行动权全面垄断，三权合一，这是真正的“强制阐释”。[6]
此时此刻，我理解了一百年前海德格尔“实际性的解释学”，走在“当下性中的解释道路”上。[7]
我希望用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地方性知识，去回应“莫干山会议”建构的顶层性知识。
我要用广东人的经验和理性，去总结和区分改良、改革与革命的重大差别，[8]并用这种重大差别去分析底层、中层（地方）与顶层的行为逻辑：革命由底层主导，是自下而上的反抗；改良由顶层主导，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改革由地方（中层）主导，是上中下三层的互动探索。
改良是顶层性的，革命是底层性的，改革是地方性（中层）的。改革开放的“地方性建构”，曾经驱动整个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
改良的主体是精英，革命的主体是大众，改革的主体在大众与精英之间经常互换——“脑体倒挂”总有机会出现，专家或精英垄断的“改革解释学循环”才有可能突破，改革才会持续向前推进。毫无疑问，领导革命的都是精英，但他们必须动员和依靠人数最多的底层大众，使大众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大众崇拜革命领袖是社会动员成功的标志。[9]
改革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中道。保守的改革就是改良，激进的改革就是革命。激进的改良就是改革，保守、集权的改良就是倒——正是今天的现状。
改良将底层百姓当作管治的对象。相反，改革与革命一样，视底层百姓为服务的对象，尊重底层百姓的创造性。改革又与改良一样，尊重社会精英的管理能力，珍视社会精英积累的知识。详见《17-2、改良、改革与革命的模式和策略》。
1984年我认识了一群暨大同学，其中有一位叫潘维君，她外婆是康有为的六女儿康同复。[10]潘维君对我说，自己的名字是外婆起的，想让她记住，康有为不是想推翻清朝，而是主张君主立宪。
由此我明白，改良是自上而下的：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上北京，组织一批举人——社会精英，公车上书，直接找光绪皇帝去了。虽然黄彰健、茅海建、孔祥吉、汪叔子等一批历史学家怀疑康有为是否有过公车上书，[11]但“百日维新”确实发生过。详见《17-3、恋爱和打工时思考改良、改革与革命》。
康有为、梁启超混淆了改良、改革和革命的不同性质，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启示。详见《17-5、“戊戌变法”失败的启示》。
李鸿章、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理念，是典型的改良运动。1861年启动的中国“洋务运动”，一直陶醉在成功的幻象中，不料1895年甲午一战，被1868年才启动的日本“明治维新”击败，幻象破灭。由此证明，起步较晚但实行全方位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日本“明治维新”，才是亚洲国家崛起的成功之道。越南正在步日本“明治维新”的后尘，企图超越中国。
1986年，我认识了《南方周末》创办人之一的彭伊娜，她祖父是1927年在广东海丰创立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彭湃，父亲彭洪是彭湃第三子，“文革”时惨遭迫害，死后被藏尸灭迹达10年之久。我去过华南农业大学彭伊娜的家，彭洪的遗像被烧制成瓷碟珍放在客厅里，我至今历历在目。
什么是改良？什么是改革？什么是革命？为何革命成功之后还要继续革命？我的思考接近40年。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共同路径，都应当是地方性建构。近年来火热的山东“淄博烧烤”，就是地方性建构。受此启发，哈尔滨传统的“冰雪大世界”被“激发”，这才是真正的地方性建构——贩卖的就是我二十多前在区域形象战略中提出的“地缘识别”和“人文识别”。[12]
没想到我六十之后第四次转型，人生又回到第二次转型时的CI战略上，但这一次是为广东、广州推广CI战略。无数大门通往本真的世界，平日却无缘而入，每一次转型，都像打开一扇神奇的大门，走进广阔幽远而又似曾相识之境。
“淄博烧烤”激活了哈尔滨传统的“冰雪大世界”，这是真正的地方性建构——贩卖的就是我二十多前在区域形象战略中提出的“地缘识别”和“人文识别”
我们应当区分顶层性、地方性（中层）和底层性的重大差别。虽然顶层以下都具有地方性，但“改革解释学”的地方性主要是指中层。村民选举是底层选举而不是地方性的中层选举。一个中国理念之下，台湾和香港的选举才是中层的地方性选举。
“传统王朝国家”是金字塔结构。“现代民族国家”是梯形结构，是扁平化的，顶部不是尖的而是平的，从顶层到中层的地方，都是分权结构。从“传统王朝国家”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改革，应在坚持法治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从地方性建构开始。我相信在民主、自由、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的条件下，中国一定能实现和平统一。
为了荣获传言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张维迎与华生等莫干山会议参与者激烈争夺腐败、权贵的“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这是“改革解释学”的重要事件。[13]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法治、社会、政治、行政、外交、文化、历史、地理等众多问题。自上而下的政策不是万能的：不管你给塔克拉玛干沙漠什么政策、什么轨制，都不可能像粤港澳大湾区一样发展起来。
不管你给塔克拉玛干沙漠什么政策、什么轨制，都不可能像粤港澳大湾区一样发展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曾经有过的巨大成就，绝不是莫干山会议“双轨制的顶层设计”带来的，而是解放的地方性、先行的地方性和竞争合作的地方性与渴望发家致富的底层民众积极建构的结果。
我们今天的困境，恰恰是锚定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之上[14]的双轨制造成的。
事后用他国的失败来证明自己成功的“双轨制叙事”，并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优先的“改革解释学”，一种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意识形态理论，其内核是1989年无法言说的历史创伤。[15]从解释到实践，从集体意向变成社会实在，牺牲了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导致国进民退，贫富悬殊，社会对立，腐败倒退，成了刀郎式的“罗刹海市”。
早在20世纪末，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多次指出：“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16]
2013年，吴敬琏又在《中国的两种前途》中指出：“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17]
显然，因为“双轨制”或“全面双轨制”，[18]“权贵资本主义”早就跑赢了。吴敬琏2013年就公开警告：“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19]
今天身在中国、家在美国的“口力劳动者”就是借此误导大众。
经济学家吴敬琏
吴敬琏当年的解决方案，是实行法治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20]我认为非常正确，中国律师而不是经济学家任重道远。“双轨制学派”的华生和张维迎却不认同。华生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做得对和没做的》一书中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能够基本完成，政治改革才到了最适当的时候。当人的权利还不均等的时候，政治改革缺乏基础。”[21]华生从英国留学回来，竟然不知道“人人生而平等”，就是指“权利”的平等。正是他们倡导和维护的“双轨制”才导致“权利”严重不均等。华生心中理想的政改方案不是法治为突破口的，而是双轨制的。[22]
张维迎也从英国留学回国，他在2010年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中说：“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先搞市场化，再搞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市场化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为什么呢？民主化不过是政治制度的一种，用政治解决问题都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23]
张维迎天天空谈企业家精神。请问：没有法治保障，企业破产了，企业家都跑了，能留下企业家精神吗？
关闭政治改革大门的“双轨制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双轨制政治学”。[24]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指出：“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5]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26]
新华社老记者杨ji sheng做过统计，“到1987年止，邓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最集中的，是在1980年和1986年”。[27]
“双轨现象”是制度变迁时不可避免的、短暂的过渡现象，可怕的是“双轨制学派”将它“制度化”、“扩大化”、“结构化”，变成了永远固定不变的“全面双轨制”，为此刻意传言和争夺诺贝尔经济学奖，借国际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权威为“全面双轨制”加持。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总方针有明确目标——走向现代化。“摸着石头过河”是顶层无为而治的大智慧，是解放和激发地方政府和底层百姓创造性的分布式治理。[28]
邓小平多次指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29]今天贫富悬殊的现实，严重偏离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改革解释学”的主体不仅是经济学的“理性人”，更是日常生活中充满各种欲望和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30]是“改革解释学”的重要方法。邓小平的“猫论”是用常识戳破意识形态幻象的典范。[31]
[1] 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赵汀阳、王星选编，三联书店，2022年6月。
[2] 刘志伟：《广州三重奏》、《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见《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183，第251。
[3]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2021年10月第7次印刷，第18页。安德森称：“王权把所有事物围绕在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他们组织起来。”
[4]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2021年10月第7次印刷，第6-7页。
[5] 卓炯：《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1978年1月24日，广州日报，第4版。
[6]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艺争鸣》2014年12期;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02期；张江《公共阐释论》，《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04期。张江批判海德格尔的“强制阐释”，要建构中国阐释学，却悬置了自己和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意识形态宣传才是真正的强制阐释，“喉舌论”就是典型。强制阐释的本质是权力关系。宣传性阐释比存在论阐释更具强制性。弱者控诉强者的压迫符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有反抗男权和解释历史文学作品的权利。地方性有控诉顶层性压迫的权利。世界是众生的世界，人类的一切解释都是强制解释。
[7] 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7页。1923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的夏季学期讲座。
[8] 钟健夫：《中国知识经济的误区》，南风窗，1999年2月，第19页，表格《改良、改革、革命的特点比较》。
[9]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09月01日。勒庞指出大众具有盲目性。
[10] 高度视角：《历史名人之后-潘维君》，2018-12-2110:29，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5&wfr=spider&for=pc
[11]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03期。
[12] 钟健夫：《城市形象与企业形象》，见《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企业管理出版社，第40-50页。
[13] 华生、高梁、张少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知乎网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73791307；邓新华：《张维迎和华生等人的“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议罗生门》，新浪财经，2019年07月10日 17:55。
[14] 华生、高梁、张少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知乎网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73791307
[15]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雅克-阿兰·米勒编《雅克·拉康研讨班七：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看来，创伤来自“实在界”，是不可言说又必须言说的，不可能凝视又必须面对的，必须通过解释和编造语言幻象将它屏蔽。
[16] 吴敬琏：《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12-09-03 10:41:54，来源：《财经》杂志，网址：http://www.sxsjjt.com.cn/index.p ... ow&catid=25&id=8437。
[17] 吴敬琏：《中国的两种前途》，爱思想网，2013-09-07，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424.html。
[18] 张学军、边勇壮：《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华夏时报，2019-07-01 ，张学军的作者介绍有“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1&wfr=spider&for=pc
[19] 吴敬琏：《中国的两种前途》，爱思想网，2013-09-07，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424.html。
[20] 吴敬琏：《中国的两种前途》，爱思想网，2013-09-07，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424.html。
[21] 华生：《中国改革做得对和没做的》，东方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68页。
[22] 华生：《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经济科学出版，2012年11月，第72页。
[23]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342-343页。
[24] 华生：《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获奖者代表演讲：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71－72页，华生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适合实行双轨制加以推动……也许有一天……领取中国政治体制双轨制改革成功实践奖。”
[25] 邓小平：《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60页。
[26]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76页。
[27] 南方周末驻京记者张黎、寿子《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南方周末 2004-08-19，见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7fYpBGnIp8z。
[28] 分布式治理与集权式治理相反，充分发挥中层和底层的智慧和力量，让整个系统有更好的效率和效能。
[29] 邓小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页。
[30] 主要参考齐泽克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其实就是解释学。
[31]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1962年7月7日讲话：“刘伯承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第2版，第323页。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48
谢谢！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1:58
[attach]803250[/attach]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2:03
当时大家都说我偏爱你……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2:03
你区分了改良、改革、革命的主导力量。
改良和革命的主导力量的认定，我觉得合适，但是关于改革的主导力量的认定，认为是地方性的，我觉得缺乏论证。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都是顶层的设计，不论是改良还是改革，都是国家的顶层发起的。国家设计了经济改革路线，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中国的改革，也是顶层的设计。实践则是放在经济特区进行的，由地方去创造。这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先做了再说，不行再关掉。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2:11
国进民退，贫富悬殊，社会对立，腐败倒退，
这些词语是需要说明的。中国存在这些问题，这是整个改革大潮产生的现象，也是要对付的问题。
法治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资本完全自由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这是系统性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解释就能处理的问题。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5:55
后面就有论证，不急！
以事实为准，而不是以理论或文件为准。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7:09
[attach]803304[/attach]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7:13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7 17:18 编辑
多发一次，删除了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1-17 17:14
这个话题有意思，回头我连同童天一的帖子一并阅读。跟你一样，等他帖，等我空。。。。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7:22
人家开一个莫干山会议就解决了。弄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的名词，就可解决了。
华生和张维迎为此还想争诺奖呢？厉害吗？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7:24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7 17:27 编辑
[attach]803314[/attach]
@论金：
卓炯于1978年1月24日在广州日报发表《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是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第一声呐喊，拉开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序幕。
这是证据。
10个月之后——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才在“秘密契约”上按手印“大包干”。[1]小岗村有经济学家吗？有《小岗村日报》吗？敢发表“大包干”宣言吗？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落后于城市经济改革。
[1] 王茂跃：《揭开大包干“契约”真伪之谜》，《中国档案》1999年05期。小岗村“大包干”日期有不同说法，王茂跃文章说：1978年11月24日——这一日期现已被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作为大包干对外宣传的确切日期。另外，我在下面三部书中没有找到小岗村“大包干”的具体日期：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中共安徽改省委党史办《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安微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朵生春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红旗出版社，1998年7月。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7 17:29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谈共同富裕：
1、如果医疗看病继续执行“双轨制”，对老百姓的免费医疗都无动于衷，老百姓住院自费只能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有什么资格谈共同富裕？
2、如果养老金退休待遇“双轨制”继续下去，两极分化越演越烈，同工龄同学历行业不同，养老金却三六九等天壤之别！又有什么资格谈共同富裕？
3、如果同在一个城市，只有机关事业退休人员有创卫奖、精神文明奖、物业补贴和菜蓝子补贴，而企业退休人员却一分钱没有，这就是拥权自肥，以权谋私的特权阶层所为！还有什么资格谈共同富裕？
4、死亡丧葬抚恤金机关事业退休人员享受40个月的待遇，而企业退休人员却只能享受9个月工资待遇。既然连死亡抚恤金都天差地别，那就别谈什么共同富裕！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逗老百姓开心玩耍，已经扯下了遮羞布。
————————
给老弟转另一帖回复。
作者: 论金 时间: 2024-1-17 18:28
贴完再说。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1-17 18:46
他贴完，我也不说。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8 09:21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8 10:00 编辑
1-2、大湾区人创造“中华民族”一词
北京人朱嘉明，经济学家，1984年莫干山会议发起人之一，今日珠海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他将莫干山会议与许多改变历史的重大会议并列：黄帝与蚩尤签订停战盟约会议、西汉“盐铁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1]
“莫干山学派”的伟大诉求和光辉幻象：他们开启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朱嘉明号称80年代京城“改革四君子”之一，他为枊红《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序时称：“属于‘民族性’的历史记忆并不多，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第三次是1980年代改革。”[2]在枊红的《1984：莫干山会议》和《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两本书里——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民族性”记忆中，朱嘉明先生留下很多“光辉”的身影。[3]
这本《1984：莫干山会议》，充分现现了“莫干山学派”的伟大诉求和光辉幻象：他们开启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我希望朱嘉明先生去东莞虎门看看，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虎门销烟开始，那是中国近代史开始的地方，一个划时代的地点——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起点，看能否找到“民族性”的记忆。
朱嘉明先生还可以去更近的崖门看看，宋元最后一战崖山海战就发生在那里。南宋灭国时，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4]朱先生若能乘船去零丁洋，体验一下“民族性”的记忆更好——当年文天祥被押去劝降，却写下不朽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5]
朱嘉明先生应去中山横门看看，那里正在兴建“深中通道”。孙中山和众多华侨，曾乘船经过横门前往香港及海外。孙中山是结束中国千年极权帝制的人，从他身上一定能找回“民族性”的记忆。
朱嘉明先生更应去新会梁启超故居看看。影响中国最大的顶层设计——“中华民族”一词，是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的学生——大湾区人梁启超1902年创造的。[6]梁启超为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7]写过大量文章，有批判国人奴性的新民说，有著名的《少年中国说》，[8]还有一整套主权在民、立宪治国的顶层设计[9]，并亲身参与实践。
出生和成长于“皇城根”的朱嘉明先生，若不能从北京菜市口身首异处的“戊戌六君子”[10]身上看到“民族性”，也应从梁启超、蔡锷师徒粉碎袁世凯帝王梦的壮举中看到“民族性”吧?
[1] 枊红：《1984：莫干山会议》，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朱嘉明《代序》。
[2] 朱嘉明：《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枊红《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3] 枊红：《1984：莫干山会议》，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
[4] 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简史》，2015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5] 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简史》，2015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2008年11月第5次印刷。
[7] 杨春时：《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断裂和复合》，见《学术研究》，2001年01期，专门讨论“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王朝国家”。
[8]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2008年11月第5次印刷。
[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2008年11月第5次印刷，其中有大量“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具体运作的文章。
[10] 戊戌政变时，经贻谷参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8 09:52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8 09:58 编辑
我重新编辑了已经发表的《1-1、远古以来珠江的精神和灵魂》
重点看注释，这是我的依据，也是我花最多功夫的地方。图表很难发，重点文本。
我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文献注释，又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或实地调查。
当然要创立“改革解释学”，我必须用解释学和解释人类学的方法。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9 08:57
本文六大亮点：
1、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安徽小岗村开始，而是从千年商都广州开始。建议在广州树立七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2、“双轨制学派”的华生、张维迎等大批“顶层经济学家”，全面垄断了改革的解释权、设计权和行动权，导致今天中国的困境。
3、倡议创立“改革解释学”，突破“改革解释学循环”——改革得势者垄断了改革的解释权、设计权和行动权的“改革解释学循环”。
4、为了区分“双轨制学派”，提出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以卓炯为首，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代表人物是卓炯、孙孺、曾牧野、王利文、郑炎潮、李江帆、梁桂全、易振球、马恩成、张元元、张井、张向荣、叶维平、王锐、关其平、杨永华等。
5、眼光向上、如日中天的“双轨制学派”垄断了改革的话语权，他们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不仅抹除了“华南学派”的历史功绩，同时使国家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导致国进民退，贫富悬殊，社会对立，腐败倒退，成了刀郎式的“罗刹海市”。
6、要破解今日中国的困局与危机，必须回到改革开放的起点——广州，重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城市中因三级财政导致税收自留最少的千年商都广州，重现被遮蔽、被抹除的历史先锋性，使中国从“地方性建构”的路径而不是从“顶层设计”路径，再次走到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9 09:12
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9 09:29 编辑
02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2-1、广州：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第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应立在越秀北路222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旧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卓炯、孙孺、曾牧野、郑炎潮、梁桂全等一批“华南学派”的学者，就曾在这里工作。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实践》一文中，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童大林(1919-2010)说：“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贯彻始终。卓炯同志和广东的一部分经济理论研究人员，从60年代初就不屈不挠地主张发展商品经济。”[1]
华生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1927－2004）生前说：“早在1961年他（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这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人们普照遍接受这个论点已经是20多年以后的事了……可以肯定，没有包括卓老在内的前人奠定的基础，日后高耸入云的理论大厦是无从建立的。”[2]
董辅礽：可以肯定，没有包括卓老（卓炯）在内的前人奠定的基础，日后高耸入云的理论大厦是无从建立的。
1978年1月24日，经济学家卓炯在《广州日报》公开发表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一文，[3]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是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的第一声呐喊，拉开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序幕。为了坚持商品经济的真理，卓炯曾经以死抗争。详见《8-1、为真理而用生命抗争的卓炯》。
10个月之后——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才在“秘密契约”上按手印“大包干”。[4]小岗村有经济学家吗？有《小岗村日报》吗？敢发表“大包干”宣言吗？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落后于城市经济改革。
近11月之后——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北京举行。[5]
2年7个月之后——1980年8月26日，广东深圳特区才正式成立。[6]
6年7个月之后——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才在浙江召开。[7]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从广州开始，而不是1984年从莫干山会议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对敌前线），长期不属于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没有一个放在广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家投资集中在“大三线”，广东不仅得不到新的投资，甚至部分工厂还内迁至其他省份，1953年-1980年，广东累计工业投资只占全国同期工业总投资的3.4%，工业基础十分薄弱。[8]
“鱼米之乡”的广东，当年流行这种说法：“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因为排队买不到鱼，广州市民将兑现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9]
这就是“华南学派”开创者卓炯高喊《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的历史背景。
广州市民将兑现不了的鱼票寄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大型纪录片《头啖汤》）
当年新上任的习仲勋和接任的任仲夷为广东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对中国改革开放来说，真正意味深长的，是习仲勋、任仲夷为“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大批受到牵连处分的地方干部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10]详见《4-3、习仲勋为“反地方主义”运动受害者平反》。
广东“先行的地方性、解放的地方性”，从此成为驱动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广东方志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1978年12月25日，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一家国营河鲜货栈，放开部分河鲜价格，1979年3月又在全国率先推出水产品改革。
第二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应立在广州一德路国营河鲜贸易货栈原址。
广东方志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介绍一德路水产市场：“1978年12月25日，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一家国营河鲜货栈，放开部分河鲜价格，1979年3月又在全国率先推出水产品改革。广州水产品和蔬菜价格改革，为全国农副产品购销制度改革起到示范作用。”[11]
在广州电视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纪录片《头啖汤·市场》中，当事人回忆一德路水产市场：
“那时候不敢叫货栈。货栈好像解放前议价，能不能行得通呢？行不通的话到时怎么收场？不如改叫服务部，不如先叫服务部，试探性进攻。”原广州水产食品商业集团副总经理关汝伟回忆说。
“开始的时候大家心中很无底，不知道这样成立行不行，连会议都不敢在办公室开。”原广州鱼市场党支部书记何丽卿说。“很多人围观，觉得很新鲜，卖手唱价，价高者得。这条鱼我开价是多少钱，还有没有人要？还有没有人要？”
“半年就已经搞了1万吨，79年就翻了一番，超过2万吨。数量很充足，品质相当好。”原广州水产食品商业集团副总经理关汝伟说。[12]
原广州鱼市场党支部书记何丽卿说：“很多人围观，觉得很新鲜，卖手唱价，价高者得。这条鱼我开价是多少钱，还有没有人要？还有没有人要？”（大型纪录片《头啖汤·市场》）
原广州水产食品商业集团副总经理关汝伟说：“半年就已经搞了1万吨，79年就翻了一番，超过2万吨。”（大型纪录片《头啖汤·市场》）
《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的解说文字称“国营河鲜贸易货栈”，上述回忆者的关键词却是“服务部”，不敢叫“货栈”，时间线索是“半年就已经搞了1万吨，79年就翻了一番”，可见实际发生的时间，要比《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说的早很多，更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我在《幻象1》中引原广州市长及广东省长朱森林的话说：
“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1981年—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13]
原广州市长及广东省长朱森林说：“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
广州最早放开水产市场价格的地方，究竟是在芳村，还是一德路？
或许两个地方甚至三个地方都是。为了规避风险，广东人只做不说的事实在太多了。重要的是，广州在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早于安徽小岗村，而且是地方党报广州日报和国营河鲜贸易货栈带的头。
朱森林说广州芳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放开水产市场价格；《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则说，一德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天放开水产市场价格：1978年12月25日。这种为了规避风险而故意迎合顶层叙事的地方叙事，具有深刻的历史人类学和“改革解释学”意义——地方性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叙事背后，掩藏着地方性的真相。
这或许就是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宋怡明所说的——“被统治的艺术”吧？[14]当年广东民间流行“打左灯往右拐”的说法，就是“被统治的艺术”。
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宋怡明专著《被统治的艺术》
在今天“双轨制”的强势话语影响下，广东一些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也用上了主流的“双轨制叙事”。相反，卓炯在毛泽东、华国锋和邓小平主政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真理，高喊“商品经济万岁论”，不管怎么批判、批斗和强迫劳动改造，软磨硬扛，假认罪真抗争，咬定青山不放松，直到中央文件也用上了他的说法。
卓炯最精彩的“地方性叙事”和“底层性叙事”，是“于凤村”三个字。1961年5月至1962年底，卓炯带队去广东德庆县凤村公社解决“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问题，同时用“于凤村”的笔名写文章——华南底层乡村叙事，反思和解释来自西方并占据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资本论》，与远在北方的于光远、骆耕漠、孙冶方商榷，找到了“商品经济万岁论”的解决方案。[15]详见《11、广东“三人团”与精神分裂的资本家》。
前广州市长、广东省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南风窗》发表的《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一文中说：
“广州蔬菜的价格开放了，曾经出现猛涨。八二年春节，鱼曾经涨到三元一斤，现在已经降到一块八左右了，最便宜还出现过八角钱一斤。总之我说，价格放了，‘闻涨莫惊’，闻降莫喜’，会有调节的，过喜过惊都不必。”[16]
“我们这些领导人是供给制出来的，从前不管家，‘吃饭不知柴米价’。当然，管财贸的同志是知道的。现在呢，像紫yang同志这样远在北京，广州的菜价他都很注意，一清二楚。万里同志到广州来，还特地去看了清平市场。”[17]
1984年，章以武、黄锦鸿编剧，珠影导演张良执导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背景就是广州水产市场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和电影的地方性叙事。
1984年，章以武、黄锦鸿编剧，珠影导演张良执导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背景就是广州水产市场的改革。
推动广州流通体制改革的前广州市长、广东省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
叶选平在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号《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中，介绍了当年广州流通体制改革。
张卓元编著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第十四章由常修泽教授编写，内容是《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议”》，常修泽教授说：“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有所起色，但城市改革尚未起步”。[18]
请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广东改革开放史》记载：“1978年8月，在广州试点，放开部分蔬菜价格，按质议价，议价成交。12月，广州率先恢复第一间国营河鲜货栈，引鱼货进城，随行就市，议价成交，迈出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年8月，在广州试点，放开部分蔬菜价格，按质议价，议价成交。
再看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价格闯关史录：1978至1992年广东价格改革》记载：“1978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广州市对蔬菜流通体制率先进行改革，实行产销见面，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方式。7月21日，广州市首先放开5%的蔬菜品种价格，浮动升幅规定在40%之内。蔬菜价格一经放开，市民哗然，市委、市政府接听的告状电话一个接一个，收到的告状信一封又一封，由蔬菜价格问题引发了一场风波。在各方压力下，广州市将蔬菜价格浮动幅度调整至15%之内。”[20]
中共党史出版社《价格闯关史录：1978至1992年广东价格改革》：“1978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广州市对蔬菜流通体制率先进行改革，实行产销见面，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方式。
由此可见，广州流通体制改革确实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比1978年11月18日安徽省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大包干”更早，比1984年9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莫干山会议早6年，而且是地方政府与底层市民之间互动式的价格改革。
当年小岗村进行过“流通体制”改革吗？小岗村的历史地理条件能成为省会城市的蔬菜和水产交易中心吗？
先行一步的地方性改革在中央认同之前，充满了风险。广州有个叫叶经绪的水产收购部经理，曾因放开鱼价受冤坐牢，[21]详见《7-4、叶经绪坐牢4年，因广州改革开放》。
实际上，广东西部农民“大包干”，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更早，过去不敢说。
2023年5月16日，我们去湛江考察，发现湛江博物馆再现历史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人类学和“改革解释学”意义：湛江市召集1977年海康、遂溪等自发包产到户的农民，与大队干部吴堂胜谈心、拍照。展板配上习仲勋当年去湛江考察的照片，标题叫“良好的开局”。
我查《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1980年8月27至9月2日，湛江市郊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受强台风袭击，习仲勋去灾区考察。[22]
湛江博物馆再现了1977年湛江农民包产到户的情景——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更早。这种事后追认的先锋性具有深刻的历史人类学和“改革解释学”意义。
展板配上习仲勋当年去湛江考察的照片，标题叫“良好的开局”。
《习仲勋主政广东》记载：1980年8月27至9月2日，湛江市郊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受强台风袭击，习仲勋去灾区考察。
2023年5月，本文作者钟健夫考察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路过雷州半岛的红土地时留影。
[1] 童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实践》，原文刊登于1992年2月《南方日报》，1992年7月收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第39页。
[2] 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董辅礽《序》。
[3] 卓炯：《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1978年1月24日，广州日报，第4版。
[4] 王茂跃：《揭开大包干“契约”真伪之谜》，《中国档案》1999年05期。小岗村“大包干”日期有不同说法，王茂跃文章说：1978年11月24日——这一日期现已被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作为大包干对外宣传的确切日期。另外，我在下面三部书中没有找到小岗村“大包干”的具体日期：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中共安徽改省委党史办《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安微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朵生春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红旗出版社，1998年7月。
[5] 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上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2021年7月北京第16次印刷，第147页。
[6] 深圳博物馆：《深圳改革开放史》，文物出版社，2010年3月，第33页。
[7] 枊红：《1984：莫干山会议》，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总序，第1页。
[8] 《广东改革开放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第24页。
[9]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价格闯关史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第7页。
[10] 《广东改革开放史》课题组：《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201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33页。张江明：《回忆任仲夷访谈广东反“地方主义”平反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怀念任仲夷同志》，2007年1月，第94－97页。
[11] 广州方志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3楼。
[12] 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由广州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头啖汤》，每集50分钟，以《市场》、《开放》、《文艺》、《乡镇》、《热土》、《制造》、《科技》、《枢纽》8个不同主题，全方位、多角度讲述广州改革开放40年不同领域的精彩故事》。
[13] 易振球、周林生等：《亲历广东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序》第2页。
[14] 〔加〕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
[15] 杨永华：《卓炯传》，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第246页。
[16] 叶选平：《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号，第8页。
[17] 叶选平：《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号，第8页。
[18] 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77页。
[19] 《广东改革开放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第103页。
[20]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价格闯关史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第8页。因遭受旱灾，安徽省委1978年9月作出“借地度荒”，见《改革开放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22页。
[21]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亲历改革开放2》，2008年12月，广州出版社，第109页。
[22]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329页。
（未完待续）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9 09:35
@论金：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才在“秘密契约”上按手印“大包干”。为了确定这个日期，我买了三本书，看了很多文章，结果发现：
王茂跃：《揭开大包干“契约”真伪之谜》，《中国档案》1999年05期。小岗村“大包干”日期有不同说法，王茂跃文章说：1978年11月24日——这一日期现已被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作为大包干对外宣传的确切日期。
另外，我在下面三部书中没有找到小岗村“大包干”的具体日期：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中共安徽改省委党史办《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安微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朵生春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红旗出版社，1998年7月。
作者: 投入 时间: 2024-1-19 11:21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都是顶层的设计，
不论是改良还是改革，
都是国家的顶层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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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岗村万里、吃粮紫阳。---哈哈哈
作者: 投入 时间: 2024-1-19 11:24
不敢给楼主@老童、打包票。
对@论金 、胡言乱语，--迎头痛击之。---哈哈哈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1-19 12:35
发现了紫阳同志很多历史问题，他在广东早期是陶铸的助手，反广东“地方主义运动”的主将，造成大量的冤案。
他在反六二大逃港，也做了不少工作。有空再贴相关内容。
他在广东没有什么作为，到了四川，才开始有真正的发挥。
作者: 投入 时间: 2024-1-19 13:21
他在广东早期是陶铸的助手，反广东“地方主义运动”的主将，造成大量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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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
他在反六二大逃港，也做了不少工作。有空再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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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
他在广东没有什么作为，到了四川，才开始有真正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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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实况，四川饿死人太多。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1-19 19:50
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是啥时候的事啊?我咋不晓得呢。。。
作者: 投入 时间: 2024-1-19 20:27
然后呢？
你打算干什么、怎么干？呵呵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1-19 21:31
了解了解事实。看看你是不是谎报军情吖。咋?你觉得我想干嘛。。。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6-30 17:49
谢谢回应！因为与钟洁玲一起写《中国粤菜文化源流与演变》一书，没有时间继续发帖、回帖了。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4-6-30 19:34
祝童老师和钟老师笔顺。
。。写完了，记得再来玩。。。。
作者: 童天一 时间: 2024-7-1 00:02
谢谢！太忙了！
另一本也在写——就是这帖子的内容。
人生第四次转行，从头再来，已经六十五岁，头脑清醒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抓紧。
作者: 春水秋霜伊人 时间: 2024-7-1 06:39
祝好。林深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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