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父母家,至今还保留着一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自行车,红旗牌,黑色28加重型,有横梁的那种。它是我和哥哥都骑过的,承载过我们年少时的岁月,见证过我们的成长。
幼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山坳里,村子里没有电,村东头有一口辘轳井。出门是望不到边的起伏的群山,翻过南边的山就上了一条一米多宽的林区公路,它是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蜿蜒曲折,上坡下坎。
在村子里读完小学,要去十五里以外的林场上初中,交通工具是个大问题。做矿工长年不在家的父亲从山外先后两次推回两辆自行车,这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父亲做得斩钉截铁,大字不识的他认准了一个理儿——要走出大山,非上学不可!
那时的我是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个子只高过自行车横梁一点点,那28型的自行车实在是笨重高大了些,学骑车的过程可谓艰辛。母亲在车后座上横绑了一根扁担,这样,车子倒下时就有了支撑,既不会摔坏车子也不容易摔着人。
初中三年,寒来暑往,一万多里山路,除了冬天的大雪和夏天的暴雨天气以外,自行车始终陪伴着我和哥哥,在那条山路上洒下一路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
还记得那个初春的早晨,我骑着车子跟在哥哥班上的女生后面,因为比她们低两届,力气自然比不上她们,两腿紧着捯,猛蹬间来不及避开前面的石头,“呀”的一声就连人带车飞了出去。那正是一个大下坡,哥哥班上的女生滑出去老远才又折回来扶起我。裤子摔破了,鼻子流血了,脸蛋也摔花了,再看自行车,车把拧成了麻花,车圈也坏了。那天的学自然是上不成了,姐姐们帮着砸开路边草甸里的薄冰,用冷水洗去满脸的血污,忍着疼推着自行车返家,面目全非的我和面目全非的车以一副面目全非的样子出现在母亲面前。
那时候粮食是按人口凭粮票供应的,我和哥哥每天在学校的那顿午饭成了妈的愁事。除了年节,家里一日三餐都是大馇子、玉米面饼子,年幼的弟弟、妹妹也不例外。仅有的那点细粮都留给我和哥哥带饭了。或是油饼,或是馒头,或是包子,母亲很自然地认为她的一双儿女在外面求学是应该吃得好些的。
隔三岔五,母亲会将家里收获的农作物装成袋分别绑到我和哥哥的车后座上,在学校上完课再骑车到更远些的公社去。或是将白瓜子换成钱;或是把黄豆换成豆油和豆饼;或是把苞米粒加工成玉米面和大馇子。就那样,大大的自行车载着小小的我们还驮着沉重的生活。
从山村到都市,从校园到社会。岁月不居,似水流年……
我骑过的那辆车因为摔过提前趴窝最终报废,而从哥哥手里接过的那辆车却一直保存了下来,只是走出大山到后来参加工作就再没骑过它。结婚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娘家照俗陪送了一辆自行车,也是带横梁的,但型号要小些。再后来就有了弯梁的女式车,各种颜色的都有,近几年上市的自行车更是小巧轻便样式漂亮。我后来又骑过的自行车粗略算也有5辆之多,有丢的有坏的,先后不见了踪影,只有那辆样子古董老土的红旗牌老自行车,一直没舍得处理掉。
去年我们将父母家的门房改成了车库,里面停放着三辆车,它们是老公的桑塔纳,我的摩托车,再就是旮旯儿里那辆老自行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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