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六星网

标题: 起风了 [打印本页]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3:38
标题: 起风了



苏俄的索尔仁尼琴因为写了《古拉格群岛》被人称为“俄罗斯 的良心”，那么东大这么多相同遭遇的人，有没有有良心的人出来说说？

虽然东大盛行明哲保身做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落井下石歪嘴胡说，但终究还是存在有良心人，这本《中国1957》就是证明，一直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假不了，《中国1957》获得9.0的高分，被 称为“中国的 古拉格”

下面把《中国1957》电子版分章贴出来，也是向有勇气的作者致敬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3:40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一


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就像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这座胡同的24号大院是他们关押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后来当了副总理的薄一波和当了北京市长的彭真都曾在这里被关押过。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他们在这里关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这大院也做了同样的用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被历代统治者都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这地场究竟有何玄妙。说起来这里实在是普通而普通，寻常又寻常的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凶险地。胡同里人来人往，大门口没有岗哨，墙上没有电网，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与许多北京人的住处没有任何区别，可当你走进去，再拐上一两个弯，你就会感到气氛不对了，你脑袋里会一下子跳出两个字：监狱。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这座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西方人过的圣诞节。苦难从这个日子开始使我终生都对主难以产生亲和，尽管我知道这没来由，可当没来由的灾祸突降于身时你迷乱的思绪也只能没来由。我没有查过中国当年的历书，那个飘雪的寒日当是冬至的前后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对于我，长达二十二年的人生严冬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被关进2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8611。

我不想对牢房多做描写，古今中外描写牢房的文字已经够多，况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宾馆。不要奢望牢房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舒适和安定。但我发现这间关押我的24号牢房有些特别：只有门没有窗，像一座洞窟。这不由使我想到了大仲马笔下的巴士底狱。头上亮着一盏狱灯，很昏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个从墙这头通到另一头的大通铺上吃饭。这时已快吃完了，因为犯人们正在进行吃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仔仔细细舔自己的碗。来了新犯人他们俱无动于衷，只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仍然干自己的事。只有一个四十岁模样的长脸犯人认认真真地打量着我。我也看看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有神。看了一刹他开口问道：刚来的？我点点头。他又问：姓名？我答：周文祥。他再问：从哪儿来的？我说K大学。这时所有的犯人便一齐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留意的怪物。正诧异间，长脸犯人开始向我自报家门，说：我姓崔，大伙儿叫我崔老，是这牢里的头儿，以后有事就问我。介绍完自己，他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摇摇头。他指指通铺示意我坐下，便冲门高喊报告。一道亮光从靠走廊的那面墙上射进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里的一把剑。我发现那是开在墙上的一个喇叭形的洞，外窄里宽。不久一张脸在外面挡住射进牢房里的光。我认出是那个刚把我送进牢房里的管理员的脸。他尖声问有什么事。喊报告的“崔老”说新来的犯人没吃早饭。外面说：派个人去打。洞门关了。一会儿铁门开了。崔老指指通铺上的一个小个子犯人说你去吧。被指定的小个子犯人像拉肚子跑茅房般蹿出牢门。铁门又重新关闭了。进屋时间稍长眼睛便适应了昏暗的环境，我看清这是由两小间连成一大间的监室。贯通屋子的大通铺是土垒成，我觉得叫炕更恰当些。炕上铺着席子，靠墙那面一个挨一个摆着铺盖卷，整齐划一。刚吃过饭的犯人坐在各自的铺盖卷前，坐的姿势也同样整齐划一，打眼一看，活脱脱是一拉溜秃头和尚在打坐。也许正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实这类比是很荒谬的，这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为信仰而磨炼自己，犯人是接受惩罚而坠进无边苦海。

铁门再次开启，刚出去的小个子犯人为我打来了狱中早饭，放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这份饭立即吸引了全牢房犯人的目光。我打量一下我终生都难以忘记的头一顿狱饭：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面窝头，一碗成分同样是玉米面的稀粥，一小块咸萝卜。崔老指指说老周你吃吧。老周？我不由一怔，以为是说别人，可当明白老周就是我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当然我不是说在这之前我的心情有多么好，自从被批判被打成极右后心情就没有好过，而今天被逮捕进了监狱则心情更糟。但此时此刻的一声“老周”使我在意识中明确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的青春已被关在铁门之外，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小周”、“周文祥同学”、“花和尚”（同学给起的外号），而成了“老周”以及28611，我成了灰蓬蓬犯人族中的一员。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情绪占据了我的心，使我的心一阵一阵的刺痛。当崔老好心催促说老周趁热吃吧，我竟然冲他吼叫起来：我不吃！不吃！崔老惊讶地看着我，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神情紧盯着我，一时我被盯得有些慌，心想不吃还违犯了狱规了么？中文系一位讲师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后发现抓错了，放了。这位讲师在讲课时经常谈他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说人无论如何不能“犯事”进监狱，进去就不是个人了，管监的把你当畜生看待，而那些“牢头儿”狗仗人势更邪乎。联想到刚才为我打饭的小个子犯人对崔老那副屁颠样子，我寻思是不是由于我忤逆了崔老才有犯众怒的？我不吭声。崔老和众犯人还紧盯着我。崔老问一句：老周你不吃了吗？我说不吃了。他又问一句：老周你真的不吃了吗？我还说不吃了。他紧接着再问：老周你确实不吃了么？我被问糊涂了。反问道：难道不吃不行吗？这时崔老脸上露出笑容，说没什么不行。遂朝打饭的小个子犯人做个手势脸却冲着大伙说：分了吧。就见个个脸上都绽出喜色，刚才盯我的众多目光又呼啦啦转向了小个子犯人。这时小个子犯人已雷厉风行遵照崔老的吩咐着手分我那份饭了。分饭的过程我两眼瞪得圆圆的，惊诧不已，不是我初来乍到少见多怪，而是这过程实在离奇，那不是分一份粗劣的饭食，是在分金、分银、分珠宝。小个子犯人将窝头按照犯人的数目掰成麻雀蛋大小的小块，一块挨一块摆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接着再用一块瓦片将咸萝卜条切成同样数目的小块，摆放在每块窝头的前面。之后小个子犯人退后几步，仔细端详着各份额是否分得均匀。不是尺卡秤量，手眼操作自然会出现偏差，于是他就再做比较，从大点的掐下些补充给小点的。调整过后再退后端详，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方把眼光转向崔老。崔老又向大伙征询：可以了吧？一个浓眉犯人朝大伙挤挤眼，说句：爷俩比鸡巴一个吊样哩。大伙一齐笑了。崔老说拿吧。大伙就各自拿一份丢进嘴里，香甜地咀嚼着。但这并没完结。接着又分玉米粥。分稀不及分干的方便，大伙拿出刚舔净的碗，一拉溜摆在木板桌上，小个子犯人用小勺将粥舀进每只空碗里，分过一轮后尚有些剩余，接着再分，这次就是半勺了。分完后小个子犯人将空碗递向崔老，崔老说你舔了吧。小个子犯人脸上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神色，极其神速地将舌头伸进碗里舔将起来。事实上别的犯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受用了自己的那一份。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入狱头一天所见的一幕。

这一幕令我不寒而栗，也令我震惊与困惑：在这个罪恶之地，在这些犯了罪的人中间，为何能如此自觉而严格地遵循着一条公平的准则？须知这一切在狱外世界里也并非被所有人认同与施行，更不会做得如此一丝不苟。总之，这是我在监狱这所大学里上的头一堂课。

“28611起来！”

我是在梦中被人吆醒的。都说犯人在狱中的头一个夜晚无法入眠，而我在经过一番辗转反侧后竟睡过去了，还居然做了梦。看来嗜睡和多梦是注定要伴随我一生了。我是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说法的。白天冯俐不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担心她不知道我已被捕仍将写给我的信放在传达室里，这将对她不利。我就在梦里见到她，但没对她说起信的事。而且连自己被逮捕这一事实都忽略了。我和她一起爬山，山很高很荒凉，光秃秃一幅冬天景象。冯俐在我的前头，她爬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把我拉下一段距离。她停下脚，回过头朝我招手，让我跟上，我很焦急，很想立刻撵上她，可觉得两腿像绊了绳子，怎么也迈不开，这愈发使我焦急……我十分疑惑的是在我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这个梦境竟然无休止地重复，不断地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爬山，又总是行进艰难爬不上山顶……

“28611起来！”

我睁开眼，只觉得满眼陌生。这是在哪里？是谁喊28611？28611是什么玩意儿？狱灯亮着，显得比白天亮些了。屋子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直到我看到那位姓庄的管理员（他的姓是崔老告诉我的）和一名提盒子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敞开的铁门处，我梦游出窍的魂魄才回归于身。这是提审。白天崔老已经提醒过我：这座看守所习惯在夜间审讯，新来的犯人又大都在当晚初审。崔老说知道这规律很重要，否则黑下冷丁被持枪的警察拉出去会以为要被秘密处决。也确实有犯人不知底细被吓傻了的事。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弹起，又跳到地上，从一双挨一双的鞋中间认出自己的那双穿在脚上。监房里极其安静，这么大的声响都没使睡在炕上的犯人动一动。好像炕上摆着的不是活人而是一拉溜僵尸，这景象使我惊惧不已，使我不知所措。走出牢房门，铁门在身后关闭。

我的管辖权即刻从管理员移交给武警战士。他押着我从走廊走到院子。头一个感觉是冷，出奇的冷，冷得浑身打战。我立刻后悔没穿那件带进狱中的呢子大衣。大衣是考入K大后回家过第一个春节，临走时父亲把它披在我的身上，说北京的冬天冷用得着。今早当我知道将被逮捕晓得今后确实用得着便穿在了身上。这一着使我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劳改时光中大受益处。因头一次受审我不晓得去审讯室的路径，而且按规定犯人不能走在押解人员的后面，我只能依照武警战士在身后发出的“向左”、“向右”的口令，在一幢幢房子间穿行。这些房子大都有灯光溢出，我知道皆是监房。监房里的长明灯如同它的名字永远明亮，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却亮亮堂堂。深夜的牢狱大院寂静无声，人间的凶险地竟似温柔之乡。说起来世事真是荒诞不经，可叹又可笑。就这么我在武警战士的口令下一步一步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是一幢独立的平房，里面坐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一个四十几岁，圆胖脸，胖人显和善。他是审讯员。另一个二十刚出头模样，是书记员（他们的职务分工是审讯后知道的）。

进屋后我站在地中间，他们不理不睬仍旧看桌上的材料，就好像眼前没我这个人。我不知所措，时间愈久心里就愈慌。不知过了多久，五分钟？十分钟？圆胖脸审讯员才抬头打量我一下，然后指指我身前的一把椅子。我会意，走过去坐下了。

心弦放松后我才觉出屋里很暖和，原来屋角生着一只火炉。暖和使我想起押我来的那个武警战士，他没进屋，留在门外站岗。为什么不让他进屋里呢？他穿得很单薄，站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肯定会冻得够呛。我想着实在不该我想的事情时审讯就开始了。审讯员先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声（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叫你必须答到。我说是。他说周文祥。我说到。他说周文祥你已经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批准逮捕，希望在案件审理期间能很好地配合我们，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听明白了。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一下子想起崔老白天口中念叨的那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话虽不是冲着我的，可我明白是说给我听，对这话他没做诠释，含义却一清二楚。我心领他的好意但并不觉得可取。起码对我如此。我很清楚自己的问题，说我是反革命完全子虚乌有，我不认为有什么罪，无罪便无须隐瞒什么。坦白和抗拒都谈不上。

审讯正式开始：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他们的年龄职业政治面貌？

父亲周峻青，五十八岁，在烟台当店员，群众；母亲周彭氏，五十六岁，理家，群众；大哥周文起，二十八岁，工人，群众；二哥周文来，二十六岁，工人，群众；姐姐周文娟，三十二岁，教师，共产党员；弟弟周文吉，二十岁，在校学生，共青团员。

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职业、政治面貌？

大叔周峻山，原籍务农，群众；小叔周峻杰，原籍务农，群众；大姑周峻英，原籍务农，群众；大姨焦彭氏，原籍务农，群众；小姨彭玉敏，军人家属；舅舅彭玉泉，原籍务农，基干民兵。

个人履历？

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后考入K大学。

婚姻状况？

未婚。

未婚妻状况？

我诘住了。眼前现出冯俐俏丽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针扎了一下，随之一抹悲伤惆怅的思绪从心底泛起，扩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限的，朋友、恋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阶，各有各的位置。应该这么说吧，在大学的三年间我和冯俐的关系是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登，去年春节期间各自将对方的照片带回家让家人过目，双方家人俱表示赞成，而且我俩已将明年的毕业分配与今后的婚姻联系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的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我成了现行反革命，成了阶下囚……

我没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开始交待你的问题。审讯员说。

开始了。我在心里说。

开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审讯员说。

如实交待问题，这样才有出路……我在心里默念着审讯员的提醒，对这种提醒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反右初期的大会小会帮助到打成极右后的大会小会批判，这种话我听得多多，可谓如雷贯耳，有苦口婆心者说得情真意切，有恨铁不成钢者说得义正词严，于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沦为阶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为我指“出路”……

是。我说。

你说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审讯员目光霍霍地看着我，书记员也抬头紧盯着我。

我被问愣了，瞪大了眼。本来对审讯我是胸有成竹的，这几个月来，我的问题就像庄稼人捣粪似的被捣来捣去，早已烂熟于心，不怕问。但是……

说说这三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答不出，心里充满疑惑：这三天怎么啦？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单单问这三天？他这么问，就证明了这三个日子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可我一下子无法从过去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三天干了什么。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着的扑克牌，我做不到按别人的要求从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或者几张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回答？审讯员问。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实话实说。

审讯员的脸绷了起来，很白皙的面皮在灯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个白萝卜在碗里蘸了酱。

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实话对你说了吧大学生，我们是不怕你不交待问题的，当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们也不能放，不放就老关着，老关着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尽管不富裕，可打扫一下囤子底，也够关你一辈子吃的。我说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我说明白。

他说明白就赶紧交待问题。

我说您问的是哪几天的事情呢？

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终摇了摇头，说：这几天我真的没办法记起来……

记不起来了？那就好好回忆一下，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审讯员说着看看表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开始回想。什么叫开动脑筋绞尽脑汁？我这时就是。我没有抵触情绪，当了犯人，接受审讯是天职。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断定这三天与我的问题肯定有重大干系。因此必须认真回忆，做出回答。于是我苦思冥想，边想边默念着那三个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过于紧张，也可能是回忆不得要领，到审讯员掐灭烟头时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我听出他的话音有些冷，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关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说不知道完全是胡说。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孟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时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往食堂里去，看到范、孟两书记和我在走廊里的阵势自会猜到几分，也不显多少惊讶。反右斗争也使大家都经了风浪，无论再出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我说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我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赶紧找一个茅坑蹲下。我不否认我对范、孟两人说拉肚子是说谎，问题是一经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欲望。是拉稀？拉稀是我们那儿形容人遇到危难事的怂包形状。我不由感到沮丧和自卑。大难当前我一下子窥见了自己那一缕懦怯的神经。哈，怂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这嘲弄完全是为自己壮胆。拉稀归拉稀，但我却没忘记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销毁“罪证”。我从门缝向外瞅瞅，范、孟两人没跟进厕所，我便赶紧行动，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起来的信纸。这信纸是冯俐写给我的，自从我被定为极右派冯俐不断地为我鸣冤叫屈，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为此受到她所在外语系党组织严厉的批评，警告她如不和我彻底决裂将步我的后尘。我自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不能让她和我毁在一起，便提出与她断绝恋爱关系，分道扬镳。她非常固执，既不理睬系党总支的警告也不采纳我的忠告。我拒绝与她再见面，她就不间断给我写信，放在传达室窗口等我取。平时收到信看过便销毁了，只有最近这封还保留着。我将冯俐的信撕碎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释。我被范、孟两书记带出宿舍楼天还没完全亮，东面天空透出的青光与宿舍楼窗子透出的黄光融合一处，这是我熟悉的校园晨光。

可今天这校园晨光让我感到光怪陆离，感到充满欺诈和险机。气温很低，尽管我已经像有经验的犯人那样将几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还是冷得不行。校园里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练，有的走向食堂吃饭，一切俱与往常无异。朦胧晨光中没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后面的范、孟。我一路向大办走去，就像我在为范、孟两人带路。从宿舍到大办大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虽短却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路程。什么叫穷途末路？这就是。也许那时我的精神已经麻痹，整个人已变成了无魂无魄的行尸走肉。快到大办楼前时我兀地感到了紧张，是紧张不是恐慌。我看见有几辆轿车停在空地上，周围走动着许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认出他们是学校保卫处的，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们曾扮演“激奋的学生”卡过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认不出他们的脸却能认出他们膨胀着强蛮的形态。现在他们已用不着扮演什么了，已堂而皇之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向我包抄围拢。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说。一束手电的强光就刺在我的脸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后来手电光熄了。交给我们，一个粗嗓门说。范、孟两人立刻转身走了。校园晨光下他们走得飞快，就像叫鬼咬了脚跟。我被保卫人员带进二楼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我推进房间便在外面把门关上。屋里亮着灯，我看见一个人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眼光相碰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反右斗争使我们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人都小有名气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动力系的助教黄斌。学校右派泛滥成灾，情况又各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师，成了右派我也没忘记师道尊严，我叫一声黄老师。他点一下头没说什么，似乎不愿与我说话。祸从口出这一被印证的真理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大加防范。我也住口不言。屋里很静，静得惟听见电流烧灯丝的咝咝声。不久我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校办秘书潘林。潘是校编委，我和他认识，我断定那张“有事到大学办公室一谈”的字条是出自他手。而看见我他并不打算和我“一谈”，而是用平淡口气问句：周文祥最近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我说一直在考虑。他说桌上有笔有纸，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心里纳闷，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这儿写思想汇报呢？我说我前天刚把一份思想汇报交给系党总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烦地说，叫你写你就写，这份汇报材料是学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写了。这时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写汇报是假，把我安抚住是真。果然，我刚在纸上写了一个“思想汇报”的题目，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很重很凌乱，是皮靴在水泥地上发出的铿锵声。我的心往上一提。门被推开，拥进三个穿蓝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这就是周文祥。一句话又完成了一次交接。两个警察走到我跟前一个扭了我的胳膊，一个从文件包里掏出逮捕证，向我宣读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这时我已经对逮捕有足够心理准备，可一听罪名我的头就轰地一声炸响，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惧怕的罪名，能招致杀身之祸。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铐是什么时候铐上了我的手腕。紧接着便是搜身。一个警察将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扬手丢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弹了几弹掉到地上。看着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从中来。我意识到学生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与逮捕判刑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我还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心。他们又将我里里外外乱摸一气。摸出的学生证、借书证、记分册、指甲钳、零钱及饭菜票等胡乱丢在桌子上。最后又抽下我的腰带，同样丢在桌子上。他们做这些“老本行”事情时显得十分的熟练，三下两下就完。搜查完毕两个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尽管我手提裤子十分的狼狈，可我没忘记和黄斌老师告别。但黄垂着头，不肯响应。

我被押出办公楼天已经亮了。正是学生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校园空荡荡的。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楼前台阶下待命。向我宣布逮捕的那个警察拉开车门，把我推了进去，他也跟着上了车。车里已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穿黄军装的武警战士。警察和武警战士将我夹在后座的中间。警察又将他的文件包盖在我的手铐上。车开了，我看见是开向西校门。说来也真是一种讽刺：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小轿车；头次坐要去的地方就是监狱。车向前开，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奔走，有的是去食堂吃饭，有的是吃完饭从食堂出来。这时我不禁又想到冯俐，想到平日里我们相聚食堂时的美好时光，我十分渴望她能行走在路上，让我在离校之前见上一面。尽管我知道这个机缘的概率很低，可还是将热切的目光盯向车外。路上的学生见轿车开来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这时我突然明白警察为什么要将文件包盖住我的手铐。欲盖弥彰。我脑子里倏地跳出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像一颗肮脏的果子被人强塞进我的口中，恶心之极却又必须吞咽下去。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逮捕我恐慌过畏惧过痛苦过，那么这时占据我内心的已经是深深的厌恶与憎恨了。当西校门现于眼帘这一刻我想哭泣，我想号啕大哭。我热爱K大，无比珍惜我的大学生活。但这一切都随着车出校门离我而去，这一切将永远离我而去。今后只能存留在记忆中。但是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只要我尚有自由的一天，我就要回到K大校园，而且我要从这西校门进来。

这就是我离开K大时心中所想，无讹无妄。尽管这一切我记得清晰，但却无济于事，这不是审讯人员指定的日子。他们要我交待的是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个日子。其实我也知道这不是一道无解的题，有解在我的日记里。日记里记得很详细，只要翻翻日记……可我的日记不在身边，它仍然在我床下的书箱里，还是已被公安局的人搜走？我不得知，也无从得而知。为此我向崔老请教。崔老说被捕后搜查是必不可免的，日记这类重要证据肯定已落入审讯员手里。我问能不能向审讯员讨回看看。崔老摇摇头，说有句俗话叫：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我还不明白，问既然日记在审讯员手里，为什么还问我哪天哪天都干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不会自己看？崔老笑了笑，说连这也不明白可真是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经崔老的一番点拨，我像被启蒙的学童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我晓得无论如何要把那几个日子回忆起，然后再一五一十向审讯员交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态度好，才能证明我对自己的问题是“竹筒倒豆子”（这是审讯员的口头禅）。于是我想啊想，一天到晚就像灵魂出了窍。一次放风结束我竟怔在那里忘了回牢房，挨了管理员的训斥还不知为了哪一桩。崔老见我这般失魂落魄又继续点拨我，他说凡事离不开常理……如果一个人将钱币什么的东西失落在沙滩上，怎样才能寻得回来呢？我想想说：用手扒。崔老说再好好想一想。我想起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庄稼人用筛子筛粮食。对，用筛子筛。崔老说对了，用筛子筛。我问时光也可以用筛子筛？崔老说这是自然。他说你记日记其实就是筛一天的时光，重要的事情留在筛面上记下来，不重要的从筛孔里流失去。他说你现在要筛的不是一天，而是好几个月，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崔虽说得玄妙，却给了我启迪。我觉得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种回忆方式。我想应该选择某个尚有记忆的日子为基准，然后沿着这基准点往后回忆。说是筛筛子也好，说顺藤摸瓜也好，都差不离。有了这种想法我很是兴奋也变得从容冷静。我很清楚今后我面对的审讯将十分艰巨，决不会只说清楚那三天就万事大吉。绝不是。我须将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拨拉着给人家看，而通过这种全面详尽的回忆，事实上就是为下一步的审讯做准备。当然由于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即使这般的“天网恢恢”也难以做到“疏而不漏”。事实也正是这样的，我想起一些完整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片断，一些细枝末节。为防止再度遗忘，我将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应记录在纸上，没有选择没有取舍，包括全部。这样记下来的东西看起来杂七杂八零零碎碎，就像搬家将家中的坛坛罐罐一应的东西全堆放在大门口。

——五月里我首先能记起来的是四日。五四青年节。星期六？不错是星期六。天气很晴朗。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她换了件灰蓝色列宁服，很精神。从她的装束我想起昨天她告诉我今天去参加中国青年欢迎伏罗希罗夫的集会。我说你去吗？她笑了下说去。她说活动完了去王府井。我问去不去书店。她说去。我说去就替我买本汉俄小辞典回来。她说行。这时走来了程冠生。程说你们小两口在唧喳个啥呢？好不好公开公开？冯俐说去去去，再胡说八道就不理你了。都笑了。冯俐又问程要不要捎东西？程说罗锅子上山前（钱）上紧呐，口袋空空买个屁！我说要屁好说，立马就给还是热的。冯俐瞪我一眼说别恶劣。喇叭广播了，说参加集会的同学吃过饭立刻到大办（大学办公室）楼前上车。冯俐说我走了。

各系都贴出纪念“五四”活动告示。中文系的活动很出新——修广场。由系总支书记范宜春带领。他的即兴动员很有感召力，说广场是民众和民主的象征。广场没有台阶，人人平等。

K大的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意义深远重大，我们要发扬五四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范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下午中文系在大教室讨论《长生殿》，我有兴趣，早早去了。《长》剧是清初戏剧家洪昉思的杰作，它描写的是唐代君王李隆基和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对这一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等，三年前中文系已进行了一次讨论，但当时对展开学术讨论的精神领会不够，讨论不够实事求是，效果不太好，也没能继续讨论下去。这次讨论是学校第四次科学讨论会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纳入了中文系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鸣放的活动中。讨论会由吴宝中系主任主持。首先是徐宏仁、周永昊两位青年教师宣读了他们的论文，题目是《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观点是：《长》剧的主题歌颂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挚爱情，特别是颂扬了杨玉环的痴情。作者认为尽管作品中暴露了帝王宫廷的腐败生活和封建王朝颠覆前的昏庸景象，也表现了郭子义、郭从瑾、雷青海等人的爱国感情和民主思想，但却不能把这些思想内容提升到作品的主题思想地位上来。之后展开讨论，发言者很多，观点各异，可归纳为：一，洪昉思所以写《长生殿》是基于被李杨爱情故事所感动和作者所处的动乱时代，因此不能把作品的爱情描写和它的社会意义分割开来；《长》剧的主题不能单用爱情来概括。二，不能孤立地看爱情而忽视了社会意义，性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李隆基是个色情狂，而杨对李则是不得不“爱”，否则便要被打入冷宫。三，认识洪昉思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重要，对理解《长》剧的主题有帮助，洪昉思写《长生殿》是要借这个故事抨击当时的社会，因此首先应从思想意义上来理解《长》剧的主题思想。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折中调和的观点，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完全强调社会意义不适合，完全强调爱情也不适合。二者俱备，尽在其中。整个讨论的过程很热烈，发言很踊跃。争鸣气氛浓郁。最后吴主任做讨论会总结。他认为讨论会争鸣得很好，希望今后能继续争鸣下去（“争鸣”成了最时髦用语）。

晚饭去食堂的路上遇见程冠生，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长生殿》的讨论会。他说S大的一个高中时代的同学来找他，我问是不是来过几次的那个姓葛的小个子。程说是。我对葛小个子没好印象，对程说没必要和他搭连。程说他来是想告诫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可轻举妄动，也是好意。我说你对此怎么看，程说我仔细研究了《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发的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觉得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所说，经常批评自己，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缺点错误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常常是随着彻底的自我批评而来的。他说我觉得不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中央的铮铮言辞。我说中央这次整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克服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其诚意是毋庸置疑的。

吃饭的时候找到冯俐，我问她看没看清楚伏罗希洛夫，她说看得很清楚。她说没来得及去王府井，书下次上街再买。我约她饭后到湖边走走，她说今天不行，系团总支有活动。我问什么活动，她说具体不知道，但肯定与整风有关，也许是研究团总支如何配合党总支的工作吧。我说程冠生一个在S大的同学来告诉他整风中不宜轻举妄动，你在团委应注意控制一下调门，别当出头鸟。她不以为然说咱光明正大襟怀坦白怕个啥？我说这也是。她说明天星期天想去民盟宿舍看舅舅，问我去不去。我哏都没打说去。因冯俐的舅妈菜烧得很好，每回去都能打打馋虫子，这对我很有诱惑力。她笑了，说一天跑一趟你的小腿也是溜溜的。我说对。

星期六晚上照例是舞会。大食堂里将饭桌往两边一拉，舞池就出来了。因今天是青年节，舞会也是节日的庆祝活动之一。人到的很多，大多数是学生，也有部分青年教师。乐队奏响之后，我立刻奔到冯俐面前请她和我跳第一曲，我知道动作稍慢她就不属于我了。我俩跳舞很协调，动作也规范，从大学一年级我们便是舞伴，开始仅仅是舞伴，后来又多了一层比舞伴更亲密的关系。一曲终了，我意犹未尽。当乐曲再起，冯俐便被别人“抢”走了。尽管我知道自己没有独占她的权利，但心里还是悻悻的。待发现将她“夺”回的可能性不大，便离开舞场回宿舍了。

——五日星期天起得晚些，和同宿舍也是同班的黄伟、董建力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路上黄伟说他听到一个消息：中央高级领导人周、邓、彭分别到几所名牌大学做了整风动员报告。彭还在清华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形势转得很快，整风鸣放是大势所趋。国家高教部受到中央的批评：只抓教学不抓整风。我问消息确实么？黄伟说不知道。

董建力说不论确实不确实，以K大的状况看和上面的精神是牛蹄子——两半儿。我说新事物需要有个过程。正吃饭时校刊编辑姜池走到桌边，催要前几天向我约的文章，说下星期二发稿，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交给他。我说来不及的。姜池说今天上午可以赶赶嘛。我说今天有事要外出。姜池不依不饶，说小周你是校刊的中坚作者，校刊一向待你不薄，关键时刻可不能袖手旁观啊。我问啥叫关键时刻？他说这还用问吗？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党整风，校刊要起号角作用，我们对你这篇文章期望很大，你现在退缩不是要我的好看么？记住，下午两点钟我去你宿舍拿稿子。姜池怕我再和他扯拖，说完就抬腿走了。我很为难，站在食堂门口等冯俐。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她星期天是从不吃早饭的，只好到她宿舍去找。正走着碰见她同宿舍的鞠燕，就让她带话给冯俐说不能和她一块去了。

上午在宿舍里写稿，题目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

中午姜池来将稿拿走。

下午？睡觉。

晚上在礼堂看电影《不拘小节的人》。

——星期一头节课是哲学。去教学楼的路上遇见四班的吕浩明，吕是校刊的诗歌作者，常有作品刊出。他显得神采飞扬，对我说他联络了中文系一些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同学，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名字都起好了，叫“绿叶文学社”。他说希望我能参加。我说我考虑一下。他说这还考虑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说没有。他说既然没有就应该有所作为，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是造就人的时代，良机不可错过啊。我说以后再说吧。他说别以后再说，星期三开筹备会，你一定要参加，参加了才好安排职务。我说我不要职务，我的事情挺多。他笑笑说你说的事情还不是谈恋爱？现在可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时候呀！胡适曾送他弟子一句名言：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我也送你一句：少谈点恋爱多有点作为。哈哈。

他的话让我挺不舒服，便不再说什么。快到教学楼时看见楼前告示牌前挤满了人，我心想会有什么重要消息呢？我快走几步，到近前时见从人群里挤出来程冠生，我问他贴了什么。他说是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的通知。我吃了一惊，问：是真的吗？程冠生说白纸黑字还能假。

这时我想起昨天黄伟说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评的传闻，现在看可能是真的了，这不学校开始行动起来了？我说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程冠生点点头说看来党中央是痛下决心了，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央开始从根本上抓起了。

前脚回宿舍，后脚姜池就来了。不上课宿舍里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里，对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领导认为锋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误解。我问哪些地方锋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说也许大概……我领会领导的意思是可以阐明整风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为主地对“K大三害严重”做导向。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连校党委都下决心停课整风了，而以“号角”自居的校刊却畏首畏尾，这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我对姜池说把稿子还我吧。姜池从口袋掏出稿子递给我，说快些改，还是中午来取。我说别来了，改了我送过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

中午收到家里来的信。

午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最近食堂将菜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三类，学生吃什么买什么。从买菜的情况可看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只要和我一起吃饭，冯俐大都是买一份甲菜，有时还买甲、乙两份，甲菜是买给我吃的。吃饭的时候我问怎么早饭时没见到她，她说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赶回来上课，不料停课了。早知这样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赶。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她说她也感受到了。我问她舅舅那里的情况。她说舅舅对帮助党整风还顾虑重重。我说民主党派历来胆小，口头上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实际上一直是捧着蛋子过河——提心吊胆。冯俐吼一句又恶劣！我朝她做了鬼脸。她又说恐怕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告诉她家里来信了，问暑假能不能带她回去住几天。她笑着摇摇头。我说丑媳妇早晚也要见公婆。她扬手捶我说不害臊，谁是你媳妇呢。我说现在不是早晚会是。她说那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我继续动员她，她说你家里人的态度诚恳么。我说那当然，不信你看信。她说态度诚恳尚可考虑。见她答应了我很高兴，说同意了我就写信回去，可别到时候又变卦啊。

她说你急乎什么呢，离暑假还有两三个月呢，再说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仅她不能随我一块回家，连我自己也没回成）。

下午参加班里的整风座谈会，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孟广琦主持。这是我们班的首次整风座谈会，同学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参加，到得很齐。孟广琦读了《人民日报》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念完后以系总支的名义做动员，他的态度很诚恳，特别讲到希望同学们对他本人多提批评意见，一不要有顾虑，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证决不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孟是江苏人，考入K大时就已经是党员，因此顺理成章的当了系里的干部。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又老觉得自己是干部自觉不自觉在同学中拿架子，威信不高。听了他的动员我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说“不打击报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击报复的权力？只取决于用还是不用。孟讲完话之后冷场。我的同位卜东方悄声问我发不发言。我摇摇头，问他发不发。他说发言就像喝酒，得有个气氛，现在这种气氛能有情绪发言？还冷场。陆续有人离开教室。我心想这开场锣怕敲不响了，也蠢蠢欲动。卜东方说新闻系的一个专题会也在开，估计会热烈，问我想不想去听听。我说去。卜说别一块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闻系开会的大教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座位满了，后面也站满了人，我和卜东方努力往前挤，挤不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后面听。正发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鸭嗓。他说在肃反中我被斗了三次。我听了一怔，原以为新闻系的鸣放不外乎新闻原则和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却不是。拐出去很远，就留心听下去：他们说我有反动历史和反革命罪行，这些都是积极分子们像创作小说一样苦心的构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来的。党委就根据这些创作成果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险些使我进到监狱里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问题才弄清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平反了，党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样道歉的呢？党委派一个姓陈的干部把我叫到一间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党委肃反没有经验，让你受了委屈。说完这句话又提高了调门，说不过你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嘛，否则为什么不斗争别人呢？（笑声）听听这是一种什么腔调？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斗争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了我的检举材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小说。小说情节是一九四九年在长沙中学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我们几个爱好钓鱼的同学常一块溜到江边钓鱼。（笑声）我向组织提出销毁这份假材料，组织上却不同意，说这些材料不作为你的历史资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废或者销毁。真是奇怪的逻辑。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什么不销毁？不销毁就说明有保存的价值，是不是想留着下一次运动来再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希望系党组织能给予答复，否则这次整风运动中我无法轻装上阵……接着是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发言，他同样以肃反为话题，说肃反在K大搞得热火朝天呀，结果把数学系的许多教授搞走了，我们新闻系的许多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中写了七次检查不过关，因为我用一张旧画报包书皮，画报上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这点不放，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新闻系的许某人是条棍子，东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汉，而是儒林小丑（笑声）。

和卜东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谈会会场，有人在发言，记不清是谁了，发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实质性发言，是表态，说些整风伟大要踊跃参加之类的话，后来就散会了。

晚上和冯俐约会，坐在湖边长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边人很多。后来云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当时我对冯俐说的一句自以为很有诗意的话：人有时是需要黑暗的。当时我真觉得黑暗很好很温馨。

——七日？这天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糟糕，日子断线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断桥边，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见彼岸的路径在何处。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须把断了的线接起来，从断桥上走过去，否则……如果具体事情记不起来，能不能有一个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学校、中文系和我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学校系里不外乎以各种形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个人不外乎……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3:47



二


周大学——

是喊我。我睁开眼，见崔老正看着我。我问崔老有事么？崔老说轮到你了。我一时不解，问什么轮到我了？崔老伸手往房顶的一扇小窗指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轮到我晒太阳了。

来的当天我发觉监室只有门没有窗，事实上是我没有看仔细，在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方很小的天窗，晴天时太阳可以从这扇小窗照射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随着太阳在天空的移动，这道光柱也在监舍里移动。对于长期关押的犯人来说，这缕阳光是极其宝贵的，同样也是出于公平的原则，阳光被所有犯人公平分享，依照床铺的顺序依次照耀，而现在轮到了我。我是刚进来的，对这点可怜的阳光并没有多少热望，可我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陈规”，走进那缕阳光中。

周大学，暖和了吧。一个犯人问。

我点点头。

周大学……

周大学？我边晒太阳边琢磨这个蹲监后新得的外号，觉得苦涩而有趣。这个外号是一个外号“将军”的犯人给起的。这里的许多犯人都有外号，情况与学校里差不多。不同的是学生们起的外号趋向于戏谑，努力从人的缺陷与弱处发掘，而犯人们则相反，外号尽量往好里起，显示着对当事人的友好与敬意。“崔老”、“将军”这样的外号自不必说，再如丞相、道长、骏马、员外等也相当的不错，当然个别也有不佳的。那是因为其人行为恶劣所致，比如爱向管理员打小报告的叫“小咬”，爱占人小便宜的叫“臭虫”。叫我周大学自然因为我来自大学，这比我在学校时的外号“花和尚”中听得多。得到这么好的外号或许是我头一天来贡献出来的那顿饭起了作用，狱友对我挺友善挺关照，特别是崔老。记得当天下午饭我依然不吃，大伙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不急于分掉我的那份饭，崔老将我拉到一旁问道：老周，你是不是想绝食呢？我没听懂。他接着说：老周你得明白闹绝食可是头号大傻瓜哩。我说我不想绝食，是不想吃。他一直盯着我，待觉出我说的是实话方松了口气，又说：千万别想不开，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活着出去，不能死。这样死去丝毫没意义，连上帝都对不住。这是有生以来头一个人对我郑重谈生与死的话题，我受到震动。后来我将崔老的忠告奉为“囚人谶语”，才使我得以活着度过二十多年的刑期。

虽短短几日，我已差不多习惯了狱中生活，这是强制的功效。强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一块胚料砍削成想要的形状。我，犯人老周，28611号，笔直站着提着嗓门喊报告；喝了稀饭伸长了舌头舔碗；往马桶里尿尿不出声；学习时打瞌睡放风时望天。这些和其他犯人已没什么两样。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摆进俑阵磅礴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我一缕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狱内狱外进进出出，像一只热锅里的蚂蚁惊恐万状。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入狱之初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相反肉体上却比较消停：不用劳动，坐监是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和放风，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铺盖卷前盘腿打坐。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报纸。这一段时间报上登的多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们犯人在里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猪肉铺地撑得人人打饱嗝，我们仍旧是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一块咸菜饿得要死。大家没有情绪，念报纸的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以迎接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轮到的审讯。凡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这时候的犯人便成为已决犯。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

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

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24号监舍有个姓曲外号“地工”的犯人，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报馆新闻记者，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四十出头，文质彬彬的，他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有叛变行为，本人拒不承认，就一直关着。他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晃着脑袋念念有词：我这事只有少奇同志明白，可少奇同志也不给我做证。真假自然谁也不知，审讯员也不好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落实。

当然不论是哪一种被认定有罪的人都是不肯轻易认罪的，都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否则就不会总结出那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至理名言”了。审讯，无论对于审讯员还是犯人都是一种斗智斗法，许多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残喘。监舍有一名外号马灯（由眼亮而得名）的日本翻译官，据说罪恶累累，死有余辜，他应付审讯的方法是颇具“匠心”的，他交代某年某月他带领日本兵去某地扫荡机枪“点名”多少，步枪“点名”多少，公安人员跋山涉水去调查，当地却没有这桩血案发生。回来再审，他说记错了，是在另外的地方。公安人员再去调查，同样没这回事。他就这么吊着审讯人员的胃口，审讯员想结束审讯又担心遗漏重大的罪证。案子就这么悬着，马灯就这么活着。

前面说过草庙子胡同是一所政治犯看守所。我们24号监房有点特别，历史犯与现行犯人数恰好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狱方的有意安排。当然这是我初到时的情况。后来就打乱了这种格局。与正式监狱相比，看守所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进进出出像走马灯。成为已决犯的犯人走了，新的未决犯人就补充进来，再走再补，像锅炉里的水流循环不已。我渐渐发现，尽管崔老貌似公正，其实对他的同类，“历史”犯要比“现行”犯优待得多，将打饭打水倒马桶等杂务更多的让“现行”犯们干。如我入狱那天为我打饭的矮个子犯人就是个现行犯。矮个子犯人外号叫“大郎”。细想想他这个外号实在起得妙，他不仅身材像《水浒传》里卖烧饼的武大郎，甚至连遭遇也与武大郎极相似。他是个扛活的雇农、光棍儿。土改那年本村有一户地主出于拉拢的目的，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环白送他做老婆。这丫环尚有几分姿色，比得上比不上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不敢说，可她后来招惹出来的事体却与潘金莲没两样，活脱脱个潘金莲第二。西门庆第二乃是本村的头面人物党支书。说起来这党支书可有点非同小可，他比“师傅”西门大官人更有气魄，大官人搞潘金莲还多少有些顾忌，偷偷摸摸，暗里来暗里去。而这支书搞女人却是大摇大摆地进门，又大摇大摆地离去。他让大郎回避，说法是他要审案子，说要从那前丫环嘴里审出那地主还有没有藏匿的浮财，有又埋在哪里。一成了公事大郎便唯唯诺诺不敢放一个屁。于是支书就关起房门挖起了“浮财”。今天挖不出来，改日接着再挖，支书的兴趣不败，挖个不止。审案的说法起初大郎信以为真的，一点也没往歪处想，支书在里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哒巴哒抽烟。支书从屋里出来总是涨红着脸盘，他就寻思是自家女人顽固不化惹得支书生了气，就小小心心地问句：挖没挖出来呢支书？支书就说这娘们忒顽固，改日还得挖，挖不出来决不收兵。支书往外走的时候他还很不过意地说句：辛苦你了支书，辛苦了。后来事情坏就坏在这对狗男女欺人太甚，愈来愈放肆。大郎终于明白了支书的隔三差五进门真正干的是什么。他怒了，想杀了这狗支书，到真要动手时胆子却不够了，就弃了支书杀了他家的牛，将一块石头从牛嘴里塞进去，坠死了牛。杀人事大，杀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杀牛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大郎就顺理成章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监。说起来大郎也真是个窝囊废，黑下犯人睡不着觉就起哄叫他讲经典故事：支书挖浮财。他就讲，且一遭比一遭详细，就好像在讲别人的事。在24号监房里“挖”字已具有一种特有的意义，挖等于审，哪个犯人要受审就说要去挖。受审回来，铁门在身后一关，立刻就有人问句：挖出来了吗？答：挖出个屁！尽管问者答者都属调侃，可说话间监室里每个犯人的心都是不轻松的，很重很重。挖呀挖，当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动机，甚至还要帮别的犯人挖。我已经意识到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挖出来是多么重要。审讯员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问路，是声东击西，事实上他们对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兴趣，早晚都会问到。我必须将自己当着一份答卷精确而一览无余地置于他们面前，而缘于这种认识现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轻松。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无法忘记的，无法忘记的是发生在我和冯俐间的事，纯个人间的事，纯爱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这个日子我便暗自流泪了，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回味着那个日子渗透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感觉，那感觉甜美而神圣，具体而虚幻，细腻而磅礴，如美味的一餐，如酣畅的一浴……啊，我的确无法将此与生活中的其他加以类比，那种愉悦欢畅无可替代也无法言说，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浓缩，我几乎怀疑我仅是为此而生而活。而后来当冯俐悲惨遇难，我便意识到美好时光不再，我的精神为之枯竭，我的身体变成一具躯壳，生命对我已不存意义……现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狱灯昏暗的监房，那可贵的日子（八日）对我又重现意义，它将五月里从记忆中断裂的两处黏合在一起。

——九日早晨我和冯俐一如往常在食堂里见一天的头一面，看见我时她的脸刷地红了，慌乱中将头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样感到羞赧，我走过去低声说句：你好吗？她悄声回句：坏蛋。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嘴里吐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这时她抬头瞄了我一眼，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并没生我的气，她的模样更显得妩媚动人。我心里一阵喜悦，说句晚上见便慌慌张张逃了。

可是晚上并没有见。吕浩明软磨硬泡非要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筹备会不可，我实在推不过就去了。地点在四班教室。参加筹备会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我奇怪平时不吸烟的吕浩明怎么忽然吸起了烟，从夹香烟手指的抖动显示出他心情的激动。他俨然扮演着领袖的角色，连说话也与平常不同，一副首长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之后便讲到这次筹备会的主题：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个文学社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希望参加筹备会的同学能发扬红军长征时曾发扬过的播种机精神，在同学特别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中间进行宣传发动，让更多的同学参加到社团。吕浩明说到这里做了一个革命导师列宁惯常的讲演动作，伸出手臂身体前倾。吕浩明讲得很多，可我已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他讲完许多同学也开始发言，调子与吕基本一致，特别是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讲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三班一个同学说成立社团使其在整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作为一个组织就不是儿戏了，前车可鉴，例如几年前的那个高饶反革命集团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旦成为某某集团，问题的性质就非同一般了。吕浩明反驳说这种类比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无论高饶集团还是胡风集团都属于反革命性质，是与共产党对立的，而我们的社团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组织，两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成吕浩明的观点，尽管对高饶胡风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对我们学生自己的心情是了解的，我们确实是希望党能够通过整风变得更好，也确实希望能在这次运动中助党一臂之力，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谈了我的看法。吕浩明带头鼓了掌，并夸张地冲我微笑。这种过度的姿态使我很不舒服。接下去是讨论社团章程，章程草案是吕浩明起草的。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有关章程的条文以及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记不清楚了。之后是协商社团成员名单。今天参加筹备会的同学都是发起者，都有资格成为《绿叶》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关键是社长人选。有人提吕浩明，有人提我，还有人提庄霞。这时吕浩明很紧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那一刻我真有点可怜他了，为早一点使他安心，我说社长还是让吕浩明干吧。列举了一些理由。我说至于我，一贯自由散漫是不适合做领导者的，做个普通社员足矣。庄霞也提吕浩明干社长。我和庄霞态度明朗了，原先提我俩的人也转向吕浩明。这样与会者的意见趋于一致：吕浩明干社长。吕浩明谦让了一番便接受了。转而提议由我和庄霞干副社长。我不晓得庄霞的推辞是出于诚心还是做一种姿态，反正我的推辞是真心实意的。但结果还是我和庄霞干副社长。其余与会同学都是理事。最后社长吕浩明说力争在下周召开文学社的正式成立大会。散会时已过熄灯时间，与冯俐的相会彻底告吹。

——十日早晨在食堂见到冯俐，她说今天要去舅舅家，舅母病了，舅舅单位整风正紧，不能请假照顾舅母。我说咱们学校的整风也到了高潮，这种时候离开领导和同学会怎么看？会认为你是在逃避运动。我说出来的是这番话，没说出来的是舍不得她走。她说她不是没想到这些，但无论如何舅舅家的事她不能不管。她又说她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学校少了她一个整风会照常进行，况且到了舅舅家还可以温习功课。我了解冯俐，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孩，她认准的理儿谁也劝不动。我问能在舅舅家住多久，她说那得视舅母的身体状况定。我问是否向系里请了假，她说请了。我抱怨说你是把一切都办利索了才通知我呀。她笑了，笑得很调皮。我说我可以去看你吗？她说想去就去没人拦。我叹了口气，说小冯你现在走可是害人不浅哩，我心中的火焰……她打断说现在把火焰浇熄了好哩，省得烧出什么毛病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可心里仍不情愿，我心里渴望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洗礼，我渴望这两者都轰轰烈烈，否则便会辜负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上午中文系召开整风座谈会。气氛比上次热烈了许多。会议开始不久，学报编辑姜池把我叫到外面，让我赶紧把上次那篇稿子找出来给他，说领导认为根据目前形势已可以发表，无须修改。我有些不悦，说稿子叫我撕了，没有了。姜池知道我是说气话，赶紧向我道歉，又连说带哄地把我往宿舍楼拖。看他那副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把稿子找出来给了他。我重新回到座谈会现场。这时同学们发言更踊跃了，一个接一个，提出的问题也尖锐起来。如学校和系党组织宗派主义严重，只注重斗争不注重团结；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治校；党委对党员和群众不一视同仁，遇事有双重标准；党委整风劲头不如肃反劲头大，当年上面一提肃反下面雷厉风行，现在上面喊破嗓子下面耳朵里像堵了东西。也有的同学给班级里的某些党员提意见，认为党员在思想上高人一等，有的刚入党就换了一副面孔。也有人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在肃反中不明不白地挨整，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入党入团等。最后主持会议的范宜春书记做总结，他说今天的会议令他振奋，是整风运动在K大中文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下午？做什么已记不清。

晚上姜池又来宿舍找，未开口我就知道还是为那篇稿子。果然，他首先表示道歉，然后又说领导的意见是将文中某些句子做些修改。我十分生气，但压住火气，我问这些句子有什么不妥？姜池说他认为没什么不妥，只是领导有领导看问题的角度。经姜池这么一说，我顿时豁然开朗，说到底领导对整风还是心存戒备的。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我这么想时就决定收回那篇稿子，可又怕说收回姜池不还我稿子，就说把稿子留下来，看看能不能修改得了。果然姜池迟迟疑疑，说可否由他改动一下，我断然拒绝，说文责自负嘛。他这才把稿子给了我，千叮咛万叮嘱一定今晚把稿子改好，明早在食堂交给他。我说行。姜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气得不行。这时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样是否过于激烈？和平时一样，每每心中有了疑问便会想到冯俐和程冠生。冯俐已去舅舅家，只剩下程冠生。程冠生的宿舍在上一层楼，我上去把他叫到走廊，把稿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他听了也认为校报领导岂有此理，说不发算了，何必和他们啰嗦？我说我不想算了。他问你想咋？我说姜池在宿舍里几进几出，许多人都知道是为稿子的事，稿子如不面世，大家会以为我写了什么恶劣文章。程冠生说你还是想发表。我说不是发表是抄出来贴到校园里。程冠生显出惊讶神色，说这做法可有点惊世骇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或许是受了伙房每月公布账目的启发，流水账贴在墙上一目了然。程冠生想想说这可不是伙食流水账。我问有什么不妥？程冠生说妥不妥得看稿子内容。我就把稿子交给程冠生，程冠生走到电灯下看起来，看完后他思忖一下，说从目前形势看，应该说稿子没问题。他再重复一句：应该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么看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教室里抄出来。程冠生问要不要我帮你。我说欢迎。我俩就一块去了教室。

——十一日。开早饭前赶到食堂大门外，我和程冠生把昨晚抄在纸上的文章贴在食堂的告示牌上。那时天不大亮，再加上心情有些紧张，将纸贴倒了，发现后又揭下来重贴（后来我一直想这不应当有的差错有着某种预示性）。贴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回宿舍不值当，我和程冠生商量一下，就后退到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等。我们想观察一下同学们发现这张大字报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尽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张大字报将对全国的大鸣大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心情还是颇为激动的。在我们的等待中东方渐泛光亮，校园有了声响，不久三三两两的学生向食堂走来。我和程冠生窥望着，许是光线依然太暗的缘故，开始的几拨人没有发现大字报，径直走进食堂。我不由暗暗着急。如同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忽视一般。又过了一会了，天大亮起来，往食堂来的人已络绎不绝。终于有人发现了贴在告示牌上的文章，是个高个女生，开始也似乎没怎么留意，只是朝告示牌随意一瞥，两腿仍向前迈动，可陡然间停住了。随之，返回到告示牌前，看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招人注意，拥向食堂的学生也留步在告示牌前，看起我的文章。我像终于完成一桩大事般吐了口气。我和程冠生绕过人围走进食堂，竟没有人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天的早餐过程，横空出世的大字报是所有就餐学生议论的焦点，我感到自己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人们从四周向我投来目光，指指点点，我承认那一刻我有一种名人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既生疏又美妙，如同吗啡注射到身体中。只是这快感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便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个人就是校报编辑姜池。他走到我的桌边，压低声音对我说：周文祥你可是不鸣则罢一鸣惊人呐。他停停又说何必做这惊人之举？我看看他没吱声，他又说你会为此后悔的。本来我对姜池是略有歉意的，听他以这种腔调说话就十分地不悦。心想我这样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说姜池你不要这么和我说话，文责自负，有什么后果我承担是了，大不了倒霉。姜池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而后像赌气似的用筷子敲两下碗边，说你现在是鬼迷心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改日再和你谈。说完离去。姜池的态度让我莫名其妙，将我本来很美好的感觉完全破坏掉。后来又有几个熟悉的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姗姗来迟的是吕浩明，他走到我跟前便说周文祥你行了这遭行了。我不明就里，问你说什么？他说你行了这遭行了。我说我行了什么？他意味深长地笑笑，说你以你的创造性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脱颖而出了，我佩服你的足智多谋，其实用这种方式鸣放大家都应该想到，问题在于大家都没想到惟你想到，什么叫先驱，这就是。我听着不对味儿，反驳说吕浩明我张贴我的文章事出有因，可不是要当什么先驱的。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讲了前后过程。他听了愤愤不平，说校报真不像话，校报实际是校党委的镜子，镜子照出了党委的思想面貌。他又说周文祥我支持你的革命行动，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会和你一道签名的，以后再有什么想法及时和我通通气，咱们以绿叶文学社的名义干，这样影响会更大，效果也会更好。我说好吧。

上午系里没有集体活动。贴大字报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姜池与吕浩明对此事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倒不是患得患失，而是这一行动毕竟是太重大了，它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已不仅仅属于我本人。我想既然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那就不能不顾及校党委的态度。据说校党委已派人将文章内容抄回去了，我希望党委能明确表态。或认可或不认可，我都乐于接受。这一天是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度过，到傍晚也没见校党委或系总支的人来找。在去教学楼的路上曾遇见系总支书记范宜春，他朝我笑笑就走过去了，没有和我谈谈的意思。我想去找孟广琦，他和我同年级，平时关系尚可。他或许会透一点风信给我，起码也可以谈谈他个人的看法。可我没有找到他，中文系没有，教室里没有，宿舍里也没有。就好像从K大校园失踪了。无奈我又去找程冠生，同样也没有找到。我心里怅怅的。这时我想起冯俐，想起冯俐心中不由泛起一股甜蜜滋味儿，我知道自己十分思念她。我决计立刻去找她。我回宿舍穿上大衣，正要往外走程冠生却从天而降。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进城去找冯俐。他说别去了，跟我去食堂。我说晚饭在冯俐舅舅家吃。他说不是叫你去吃饭是那里又贴了大字报。我吃了一惊，问贴了什么大字报。他说他也没看到，是别人告诉他的，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俩一溜小跑奔到食堂门口。还不到开饭时间，告示牌前已围了许多人，边看边议论。后面的人看见我和程冠生主动闪出一条缝隙让我们靠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现象》，落款是龙天胜、严文强。我问程冠生这两人是谁。程说都是哲学系的学生。这时旁边的一个学生说不是这张，在这儿，遂向旁边的一张大字报指指。移过眼光，便看见这张大字报正贴在我的那张《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旁边，题目是：《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我的头“轰”地一响，眼光掠过密密麻麻的内容找见了下面的落款：肖宝。肖宝何许人也，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不知晓，也无从猜测。就带着这个疑问看大字报的内容，正如标题当头的那个“反”字，通篇是对我那篇“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批驳。认为“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非帮助党整风而是反革命的煽风点火，是反党。看完我和程冠生对一下眼光，没说什么退出来。这时许多看大字报的学生回头将我和程冠生围住，七言八语地议论着。有位很瘦的女同学问：你认识肖宝这个人吗？我摇头说不认识。她又问其他同学问有没有认识肖宝的。也都摇头说不认识。她说这么看肖宝一定是化名。许多同学都点头同意她的分析。又一致表示不屑与愤慨，说给别人扣反党帽子而自己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可见其心虚了。瘦女同学又问我：你怎么办？回击么？我说还没想。她说应该回击，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议论时又有更多的学生从四处拥过来，告示牌前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阅读新贴的反驳文章，反应十分强烈。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已掉进这场运动的旋涡中，难以自拔了。我决定暂时不去找冯俐了，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事。吃饭的时候我和程冠生商量是否对《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做出反应。程冠生说须首先弄清肖宝的真实背景，如果真是化名，那一定有来头的，这样须谨慎行事。我说全校一万多名师生，找这个人像大海捞针。程冠生说其人肯定是学生不是老师。我问为什么。他说目前的形势，老师还不会参与学生间的论争。我觉得他分析得有道理，又说排除老师学生也有七八千呢。他说他有个老乡在学生会，那里有全校学生的名册，明天去要出来查一查，一查就知道有没有这个人。我说行。

饭后在宿舍走廊上碰上孟广琦，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无论作为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还是作为同班同学，找他都找得着。我上前问他有没有时间，他赶紧说马上要去校党委开碰头会。我说那就说两句话。他没吱声。我问他看没看到贴在食堂门口的文章？他说看过。我问你觉得以这种方式鸣放是否恰当？他说对你的大字报总支还没正式研究，因此不好回答。我紧追不舍问他个人有什么看法。他想了想，说我认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的事就做，对党不利对整风不利的事就不做。说完匆匆走了。望着他走下楼梯的背影我心里直想骂，你他妈说的是啥话呢？不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我何苦要写什么文章？又何苦贴出去呢？

我悻悻回到宿舍，见只有李德志一人在下象棋。我问怎么就你一人在宿舍呢？他说都看电影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看？他说我从来不看电影。他确实从来不看电影，他说电影是瞎编的，看电影纯属上当受骗。说起来这个学数学的李德志属怪人一类，平日在宿舍总是一副不与凡人搭腔的模样，或闷头看书或自己与自己下棋，极少与人说话。他的记忆力惊人，与他不搭界的事都记得很清楚。有次我自言自语：大哥来北京是什么时候呢？他马上答三月十八日，星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信口胡诌，可翻开日记一看他说的一点不差。他的记忆力使宿舍里的人感到可怕。下象棋是他惟一的爱好。我想他下棋时一定是将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劈成两爿，劈开一条楚河汉界，然后厮杀争斗。我进来后他继续下棋。他左手挪一个子，再右手挪一个子。这爿李德志和那爿李德志捉对厮杀。我看得别扭，加上心情不好，便说句这玩法有啥意思。他一边走棋一边接腔，说各人有各人的玩法，你不是也玩出了花样？我不解，问我玩什么花样了？他说那张大字报不是你贴的？他指这个。我说那怎么是玩花样呢，那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他不再吱声，一手一手地挪子。我无所事事，想利用宿舍难得的安静时刻给家里回封信，再有两个多月就放暑假了，早些把和冯俐一起回去的事告诉父母，一让他们高兴，二让他们早做准备。信很快写完了，要落款一时竟记不起日子，我问李德志今天是几日？他告诉我是五月十一日星期六。我照他说的写了。我封死信，他的棋也见了赢输。只见他伸出右手抓住左手摇了摇，说祝贺你。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每次收了局，总是输手握赢手表示祝贺，神色很郑重，没一丝调侃。时间长了，宿舍里的人也见怪不怪了。我问是左手赢了吗？他说是左手赢，最近左手赢多输少。我问这为什么？他摇摇头说他也不清楚，也觉得奇怪。他说也许与大脑的构造有关吧。我感到匪夷所思。李德志又摆上棋准备再下。我说别下了。他抬眼看看我，说妨碍你了吗？我说并不妨碍我，只是觉得你不应无谓消耗自己的智力。自己和自己交手不是正负对消吗？他笑笑（难得的一笑），说《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和《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难道不是左右手相对正负对消吗？我一怔。想想说这与你下棋可不是一回事。他说是一回事，我还知道最终也是左手赢。我问哪是左手。他说自然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是左手。我觉得他在胡扯，不吭声。他也收了棋，边收边说：数学是一门绝对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状态，所以数学能解生活中的万题。我嘲讽说难道数学能解出上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协约国孰胜孰负么？他说当然能，只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学公式罢了。我心想简直越说越荒唐了，数学万能也不能万能到如此玄妙的程度。我说你现在有这个公式？他说有。我说拿出来给我看看。他说这可不成，天机不可泄漏，不过你要有什么题我可以为你解。我想想说：行。你解解写《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肖宝是真名还是化名。他说这题目太简单了，我已经解出来了，是化名，确切点说是校报那伙人。肖宝，校报，我嘴里念叨着，一下子恍然大悟了。李德志说的没错，是校报无疑。自然我不相信答案是他用什么方式解出来的，但我必须承认他的绝顶聪明。我从小就听人说“南蛮子”聪明，这一点在李德志身上得到印证。与李德志相比，我觉得自己不仅记忆力低下，理性也十分缺乏。我想趁这个机会和李德志谈谈，听听他对形势的分析，正这时走廊上脚步声乱响，接着同宿舍的黄伟和董建力推门进屋。我问这么早就散场了吗？黄伟说电影没意思，不看了。

——十二日是星期天，食堂开两顿饭。平时这是睡懒觉的好时机，可今天很早我就醒了，头很痛。晚上失眠，天快亮才睡着。躺在床上我想今天一定要去看冯俐了。走之前还要找到姜池，印证一下肖宝是否就是校报。对这个问题昨晚我想得很多。假若《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确系校报所为，那样校报领导的心胸就太狭窄了。只因没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稿子，就用这种方式还以颜色，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我觉得应与他们论究一番。在床上把一天的事情想好，到真要起床却起不来了。身子软绵绵，头昏沉沉，一点劲儿也没有。我知道自己病了。

又迷糊过去。再醒来宿舍里人影全无，都去吃饭了。我一贯是懒觉大王，特别是星期天常常睡误了饭，我不起床别人不会往别处想。事实上我也极少病倒。我还是想起来，爬了几爬仍未爬起。我明白所有的安排都作废了。我静静地躺着，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程冠生推门进来，张嘴便嚷：起来起来，又贴大字报了。我一骨碌从被窝里坐起，问还是肖宝吗？程冠生说不是。我不再问，三下两下穿好衣裳。往食堂走的路上我对程冠生说用不着再查花名册了，肖宝是校报的谐音。程冠生想了想点头认可。他问我怎么想到这一层。我说不是我，是李德志。食堂门口还是昨天一样的场面，黑压压的人头在告示牌前攒动，议论纷纷。

我顾不上程冠生，拼命从人中间往前挤，直到看见了告示牌。新一张大字报贴在我那张的旁边，标题写得很大：《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落款是苏英。我又看内容。事实上内容已从标题上一目了然了。一边看我心里一边想这个苏英是谁呢？似乎是女生。我从告示牌前退出来，又被许多学生围住了，像记者采访似的提开了问题。有人问我认不认识苏英。我说不认识。又问你想认识她吗？我说想认识。那人说她在历史系。提问继续。程冠生见状拉我往食堂里走。直到端起碗我才想起自己病了，想起病了立刻就支撑不住了，觉得天地旋转。我撂下饭碗，坚持着一步一步回到宿舍，倒在床上人事不知。醒来时眼前漆黑一片。再睡就到了天亮，十三日。啊，十三日！就是审讯员询问的十三日，我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谢天谢地！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3:50


每次发两章

看多了浑身冰冷
作者: 绝对不主流    时间: 2025-2-4 13:51
自传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3:54
绝对不主流 发表于 2025-2-4 13:51
自传



用的第一人称，可能也不全是，作者不是这个名字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4:00


三


这天放风将军因殴打外号“小日本”的犯人被关了禁闭。事情的起因是小日本没把水烧开。

今冬特冷，监房里不生火，滴水成冰。为了御寒犯人便拼命往肚子里灌热水，小日本像有意与大家作对，烧出来的总是半开不开的温吞水，温吞水喝下肚不仅不能增加热量，反倒使肠胃不好受，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一泡接一泡地撒尿。这事各监室都不断向管理员反映，一反映水就热两天，接着又是老样子。大家把小日本恨得牙根痒。大家恨小日本还有另外一层：小日本是个真正的日本人，进一步说是个真正的日本鬼子。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他就在这座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当看守，据说还亲手杀害过抗日志士。日本法西斯投降后他成了在册的战犯，被判了无期徒刑。没送走，留在看守所里干杂役。搬运东西、扫院子、烧茶炉。每次放风都能在院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小脑袋、短腿，脸阴着没一点表情，宛如一头伺机反扑的野兽。犯人普遍恨他。将军、崔老这些曾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的犯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认定小日本贼心不死，叫暗劲和中国人较量。可他不敢对着狱方人员，就对着关在这里的犯人。将军早就嚷嚷着要教训教训他，终于在今天寻到了机会。

犯人放风的地方是靠监狱后围墙的一座小院。院子不大，于是放风就在各监室间轮流进行。

几个监舍合一的时候也有，少，一般发生在因某种原因须压缩放风时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便格外戒备，严密监视如临大敌。放风的犯人实际上是在院子里转圈，驴推磨似的，一个跟一个，转完放风时间拉倒。但位置在放风的开始可以伺机选择，想利用放风时间和某个狱友交谈就走在他的前或后，压低了声音说话别人听不见。人的创造力无限，任何险恶地方都有空子可钻。

这天也合该小日本倒霉，我们24号监室的犯人鱼贯走向放风小院时他正打扫这条路径，看到小日本那一瞬我突然产生一种预感：要出事。这想法刚一冒头接着便听见小日本鬼哭狼嚎地一声惨叫，定睛看时将军已把小日本踢倒在地，并连续再踢，嘴里骂狗娘养的把水烧开！听好，烧开！靠近的几个犯人也不失时机用脚踏杀猪般在地上嚎叫的小日本，直到管理员闻声赶来为止。放风立即被取消，作为对24号监房犯人的集体惩罚。将军被宣布关禁闭一周，这是对肇事者个人的惩罚。从纯狱规角度看，这种处罚并没有偏差，无论是将军还是其他犯人都能接受，且无怨言。况且这次行动使我们吐出一口恶气，且效果在当天便立竿见影：我们喝上了滚烫的开水。小日本吃了苦还须痛改前非。不知什么原因，将军没关满一周就放出来了。大家把他当成了英雄，吃水不忘打井人，喝热水不忘将军。关小号给犯人的最大的折磨是减少伙食份额，本来便吃不饱，减了更要挨饿。虽只关了几天，将军的身体就见出虚弱，脸色死灰，大家自动从自己碗里舀出一勺稀饭添进将军碗里。积少成多，将军每天能多喝一碗稀饭。这碗稀饭就像治病的药物，将息着将军。可笑的是小日本被那一顿臭揍吓破了胆，烧水不敢马虎不说，每当轮到我们监室放风他都躲得远远的，躲避不及时便规规矩矩站在路边，垂手低头，等我们过去。那卑躬屈膝的模样使管理员总是阴沉着的脸都露出笑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用到草庙子胡同就是铁打的看守所流水的囚犯。这里不是正式监狱，被看押的囚犯确如流水，一个一个流走了，一个一个又流进来。我自从进到24号监房这里先后走了四人又补进来四人。这遭要走的是员外。员外的本名叫曹均轩，五十多岁，本人成分富农。他在这里关了将近一年，案由是反革命杀人。那场惨案已过去了七八年，当年被杀的一个村干部的儿子突然从关外回到村，他说还乡团那晚砸他家的门，他爹知道事情不好赶紧把他从后窗丢出去，让他逃命，他往村外跑时看见曹均轩在街上溜达，他是还乡团的内应。他一检举，曹均轩就遭逮捕。审他，他不承认参与杀人，说那晚他在家睡觉。翻来覆去审讯了快一年，他翻来覆去还是在家睡觉。最后一次审讯连续了三个晚上，犯人们都清楚员外正经受着一场车轮大战，没有坚强神经的犯人是经不起这种疲劳审讯的，大家都为员外担心。崔老说员外能不能回家过年就看他这次牙咬住咬不住了。员外回到监房就像死人一样，铁门刚在身后关闭就倒在地上呼呼睡过去了。大家把他抬上铺，给他盖上被子。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也没醒过来。打来了早饭，崔老过去把他推醒，他睁开眼左看右看，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呆在什么地方。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牛哞，让人听了心里发怵，他边哭边吆：我完了，这遭完了。见状大家什么都明白了：员外没能经受住车轮战术的考验。他是完了，彻底完了。等他平静之后，崔老问他到底参没参与还乡团杀人，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崔老说这就是那村干部的儿子诬陷你。员外摇摇头，说我虽是富农成分，可和村干部无怨无仇，他干吗要害我？崔老说那就是他看错了人。员外说大概他没看错人，他看见的是我，我有夜游症，夜里常出门在街上溜达，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老说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将军急急问：员外你对没对审讯员说你有夜游症的事？员外说他记不清楚了，熬到最后只想早早回来睡觉，脑子乱了，什么也记不清楚了。将军又问他最后是否签字画押？其实这话纯属多余，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不签字画押能放他回来吗？早饭吃得十分沉闷，没一个说话，不用说都在为员外难过，为他担心。果然饭后管理员便来监房宣布让员外收拾东西转狱，这意味着员外在看守所的预审业已完结，案子将转到检察院。员外就这么走了。后来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真的快要过年了。犯人中确有人在想回家过年的问题，这大抵是那些预审完结又自觉能无罪释放的犯人，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犯人是不抱这种奢望的。他们的全部心思仍旧放在如何应付审讯以谋求最终得到法院的从轻发落上。特别是不要被判死刑，留下一条命。至于我有没有回家过年的想法呢？当然想。而且还很乐观。同监室的犯人对我的问题也普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我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们曾真刀真枪和共产党交过手，共产党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我则不同，我不过说了几句让共产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不仅没和共产党对立还真心拥护，我的所作所为也许在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主观上是绝对没有恶意的。我想一旦把问题弄清楚了还会让我回K大的，人遇事总愿往好处想，一厢情愿的乐观。但我的乐观想法很快便破灭了。

这得从那次放风说起。我们24号监房和14号监房一起放风。在院子转圈时我突然发现一张熟面孔，惊讶中，我想起他是K大新闻系的学生，姓史。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在我之前还是之后？在狱中看见熟人心中确是别有一番滋味。我起意利用这次放风和他谈一谈。否则这机会一旦失去以后很难再有。自然这很冒险，狱方明确规定犯人不许在放风时互相交谈，一旦发现将给予严肃处罚。但强烈的愿望使我顾不了许多。我朝站在四周的管理员看看，他们的眼光没盯在我在的地方，我就蹲下身做出系鞋带的动作，用眼光瞟着在我身旁仍继续转圈的犯人队伍，待姓史的同学走来时我站起插进他的身后，虽然我的伎俩没被管理员发现，却紧张得心怦怦乱跳。没待我开口，我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我立刻明白是史同学对我的呼叫。竟然他也发现了我。我轻轻叫了他一声老史。他应了一下。由此我二人便心照不宣，一边转圈挪步一边交谈起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草庙子胡同的，他说是一月十二日。我问进来后见没见到别的K大师生。他说有一次和13号监房一起放风，见到哲学系的朱为民，但没说上话。我问我走后K大又抓了多少人。他说不太清楚，反正不少。我问抓没抓程冠生，他说抓了，比他早几天。我问程关押在哪里。他说不清楚。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串问题，我一一回答。也许急于知道的事情太多，待他稍一停顿我又开始询问。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冯俐的外文系学生。他说认识。他说他还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问他知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他说自你被逮捕后她成了全校的名人。我心中一惊，问咋？他说她为你被抓的事几次到校党委闹，让他们讲出你关押的地方。学校讲不出她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最后被警察押送回学校。这事在全校引起轰动。我听了紧张万分问她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她被抓了，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总算知道冯俐的消息，而且是个坏消息，我心里十分冲动，要不是在院子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会大哭一场。我强忍悲伤，又想到那个能不能回家过年的老问题，此时此刻这个愿望无比的强烈。释放后我将立刻去寻找冯俐，哪怕她关在天涯海角。我问老史当局会不会在短期内将我们释放。老史说千万别有这种幻想，绝无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右派已被定性为阶级敌人，被抓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么严重的罪名怎会轻易释放呢？他还说他被抓前接到哥哥从上海复旦大学的来信，信中讲他们学校被逮捕的右派许多已被判刑送劳改农场了。上海如此，北京还会两样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像被重重地敲了一锤。这一锤也就敲醒了我的自由美梦。

这次放风之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也十分抵触。心想共产党到底是犯了哪门子邪，干吗非把原本拥护他的人推到悬崖下面去不可？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联想到自己这些天的苦思冥想，我感到无限的怨恨。我决定不再绞尽脑汁想自己的“罪行”了。既然右派在共产党眼里已经是个又臊又臭的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好了。这么想我便不在乎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只是担心冯俐。我牵挂着她，这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当然我还很清楚，这种牵挂仅仅出于我对她的感情，已没有功利的成分，我相信我和她的爱情关系已经结束，我们已失去爱的权利。我别无它求，只求她能平安无事。

崔老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注视我的眼光透出关切，这是我能察觉到的。这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床铺的一角，问我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此我又能怎么回答呢？千头万绪，一言难尽啊！崔老见我不语，又问一遍，我便将放风遇史同学和从史同学口中得知的情况说了。我是信任崔老的，尽管崔老对自己的一切缄口不言，但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崔老听了脸上倒露出微笑，说我当是天从头顶上塌下来了呢，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啊。我诧异地看着崔老。崔老敛住笑容，神情恢复惯常的平淡，他问我想做何打算。我说我不想再苦苦回想自己的事情了，问我，记得多少说多少，反正怎样都没有好结果了。崔老摇摇头，说老周你进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该知道这里不是可以耍脾气使性子的地方。不仅不能耍脾气使性子还须提高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崔老为什么……你不用说下去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我对你说，我的情况和你是大不一样的，我只能硬顶着，顶住了就能回家过年，顶不住就到阎王爷那里过年。除此没第三个地方。我不吭声了。崔老说既然你的所有情况他们都掌握，审讯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程序。但你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不仅不能惹他们恼怒，还要取得他们的欢心，乖乖的。记住，对你来说，的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别的选择，老周。

——二十二日。上午，作为《大地》主编我列席了中文系教师整风座谈会。这几天为筹备创刊号的稿件，编辑部全体人员一齐出动，参加各系召开的座谈会。汇集大家的发言，归纳观点。

我头一次参加教师们的座谈会，总的感觉比学生座谈会有水平，教师了解的情况比学生多，谈得深透，有说服力。在这次座谈会上，教师们揭露了学校存在的许多问题，对党委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教师认为目前校党委整风决心不大，仍持观望等待态度。要求进一步放手，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消除由错误而造成的副作用，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弄清是非。在座谈会上，许多教师做了专题发言，我根据他们的发言做了相关的归纳，大致如下：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管事和治校；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助长官僚主义；党员不接受群众批评，党政不分包办代替；领导不懂业务，有问题找谈话就是思想问题；个别党员自认为他就是党，批评他就是批评党；肃反对知识分子情况估计不足，反革命定义不恰当，宁左勿右偏差大；党委应检查团结工作，宗派主义是主要的，知识分子好像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党现在没有威信，不是办学而是办党，强调政治忽视业务；士可杀，不可辱，不能光看知识分子的缺点，也要看优点，不能叫大家都像绵羊一样。

中午在食堂见到了冯俐，她上午回校，她在舅舅家竟一住两周。她比走时胖了些，脸红扑扑的。我问她舅母的病咋样了，她说差不多好了。我说一直想去看她，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实在走不开。她笑笑，说离校才十几天，回来看看变化很大，真是那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话啊。我问她从哪些地方见出学校的变化。她说别的不说，光大字报就把K大校舍覆盖起来了，一点见不出K大的原先模样。我听了有些得意，说你知道是谁贴出来的第一张大字报？她说不晓得。我说就是我。她显出吃惊的样子，说你干吗要当出头鸟呢？我说都不想当出头鸟运动咋开展呢？我见她不吱声又说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咱们晚上见好吗？她说好。

下午召集《大地》编辑部的人开会，凑情况，汇集稿件。副主编程冠生提议可以设一个“大字报选编”栏目。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好。加进这个栏目，既能充分反映出全校整风的面貌，又能使刊物生动活泼起来。我建议这个栏目就由程冠生负责，但大家要一起帮他，分头去各系看大字报。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抄回来备用。散会后有一个陌生面孔的学生来找我，自我介绍说是哲学系的龙天胜。我说我看过你贴的大字报。他谦虚地笑笑说不足挂齿，也是步你的后尘吧。不等我说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为把K大的整风运动搞好，不能单枪匹马地干，必须联合起来才成。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已经有几个人想成立一个哲学学社，一个探讨与当前形势有关的理论问题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希望我和程冠生能够加入。“你跟我来吧！”他说。我跟着他来到哲学系的一间宿舍里，铺上坐着六七个人。龙天胜一一介绍，其中一人是与他联名写大字报的严文强。还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物理系学生谭超。都认识了以后，龙天胜便就成立学社的事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议论，最后商定学社的名字叫《观察与思考》，由龙天胜担任社长，严文强、谭超、郝达三人担任副社长，严文强兼秘书长。我担任宣传股股长。程冠生没在场，安排他当组织股股长。对这种人事安排我是有看法的，我觉得我和程冠生都应该当副社长。也不便直说，便以编辑《大地》忙为由婉辞宣传股股长职务，也就从这档子事中脱身。晚饭时冯俐告诉我，饭后外语系领导要找她谈话，不能见了。我问谈什么，她说不知道，可能与请假离校有关吧。晚上不得见，很沮丧。

——二十三日。上午班里召开座谈会。我请了假。《大地》编辑部的人也都在各班请了假。全体一齐出动看抄大字报。程冠生他们去了民主墙。我去了生物系和历史系两处。抄了整整一上午。下午在《大地》编辑部讨论创刊号稿子。头题稿理所当然应摘发《人民日报》社论。但从十九日到现在《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社论。有人对此不解。按说在运动的关键时刻，中央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前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社论，现在连续一周没有，只是转发各种座谈会的发言摘要。程冠生说是否可摘部分知名人士的发言作为整风信息登出来。我说既然没有社论，党报登载的发言大致也可体现出中央的态度。我们开始从报上选择发言摘要，有民盟领导人，工商联领导人，民革领导人。民盟领导人的发言讲得很直率：现在人民有顾虑可以理解，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么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再整？有人说这位民盟领导的发言很大程度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顾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英（就是那位声援我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字报的历史系女生，她主动参加《大地》编辑部的工作）表示不同意这种见解。她说既然党报能登这位民盟领导的尖锐发言，正说明党是胸襟坦白的。有句俗话叫人正不怕影斜，没有这种想法才敢于将人的误解讲出来的。苏英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大家统一了认识，转载了这位民盟领导人的发言摘要。苏英说还应该转载K大校长的发言摘要，《大地》毕竟属于K大校园嘛，现在首都许多大学都提出学习K大的口号，咱们把校长抬出来也算是以壮行色呀。对苏英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但又有人说似乎没在报纸上看见张校长的讲话。苏英说这无妨，我们以《大地》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请他谈谈对整风的看法。苏英的观点总是让人无话可说。有人建议让苏英完成这个任务吧。苏英说采访校长应该由主编亲自出马。立刻又有人支持苏英的观点。我有些畏难情绪，想想还是答应由我去采访张校长。本期重点稿件初定七八篇，所谓初定是鉴于形势发展很快，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时刻刻都有变化，所以不到最后发稿时刻，稿子便不能最后拍板。初定这部分稿子是向教师、学生约写的专题性文章，话题十分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合作化的意义与时机》、《怎样看待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性》、《论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论党的危机》、《文艺方针我见》等，特别是一篇名为《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小品文写得诙谐和幽默，立论新颖，论据透彻，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二十四日。上午编稿。下午去采访张校长，到了办公楼。校长秘书潘栋见了我十分客气，说周主编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我也调侃说古言曰老爷好见舅舅难缠，找张校长自不能迈过你这大秘书的锅台上炕啊。他笑了笑，说老爷不在，舅舅爱莫能助。我问去哪儿了。他说在物理系参加整风座谈会。我说我去那里找。

到了物理系座谈会会场，会议已接近尾声，系总支书记正做总结发言，让大家打消了顾虑，畅所欲言，总支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做认真的研究。最后他请张校长做指示。张校长摆摆手说我是来听的，不讲了。这时一个有点谢顶的中年教师站出来冲张校长说：我们希望张校长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哪怕说一句也行。只见张校长呵呵地笑起来，说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地发议论呐，再说就是发议论也离不开中央的精神呀。说完站起身，做出要离场的样子。那谢顶的教师却不算完。说我们不是请张校长传达中央精神，而是想听听张校长对这次座谈会有什么看法，是怎样的评价，难道不可以么？张校长的笑僵在了脸上，眼光盯着谢顶教师，形成一种对峙局面。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种对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逼校长表态，一个不肯表态。这当儿有人站出来支持谢顶教师，说张校长可以谈谈个人看法嘛，群众不怕揪辫子，领导也不要害怕嘛。张校长的脸色更难看了，嘴哆嗦着，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我真不知道下面的同志还有这么多意见啊。谢顶教师针锋相对说，我也没想到张校长到现在才知道下面有这么多意见啊。立刻有人插言：精彩，精彩，辩证的精彩。张校长没再说什么，离开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采访是不可能的了，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饭时没看到冯俐，离开食堂我向她的宿舍走去，想约她到外面转转。前天晚上系领导找她谈话，不知谈的什么，对她有何影响。其实我也非常想和她谈谈怎样对待整风运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我觉得她有些消极，置身于社会潮流之外。我心目中的冯俐应该不亚于苏英才是。我当劝说她参与《大地》编辑部的工作。没有找到冯俐。也没见到同宿舍的人。我只得回自己宿舍。只有李德志回来了，已摆下棋盘，左右手大战在即。他说刚才吕浩明来过。留话让我到他宿舍找他，有要事商量。这几天吕曾几次通知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的会，因忙《大地》创刊号抽不开身。找到吕浩明，他把我拉到走廊上，我先向他解释没能出席会议的原因。他说他知道，他也正是为《大地》才找我。我说《大地》怎么啦？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把《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作为社刊，这样对两方面都有好处。他提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吕浩明接着说：把《大地》改名为《绿叶》，你还做主编，绿叶文学社副社长兼《绿叶》主编。我作为绿叶文学社社长兼任《绿叶》社长。你我都名正言顺。我想想说这倒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得和《大地》其他同学商量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吕浩明说当然，但愈快愈好，最好明天便能确定下来。接着他询问创刊号稿件情况，我说基本就绪。他又问什么时间可以下稿。我说随时可以下稿，印刷厂也联系好了，但大家还想等一等。他问等什么？我说等《人民日报》社论，对对中央的口径。他说似乎没这个必要吧，整风大方向中央早就确定下来了，并且三令五申，不会变。我说是这样，但大家有顾虑。吕浩明说胆小怕事畏首畏尾是成不了大事的。他问你知道田野这个人么？我说我听说过，S大法律系学生。吕浩明说这女生非同小可，以她的胆识与才华在首都数十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听说K大法律系的同学近几天就邀请她来K大演讲，我觉得咱们文学社应参与这件事。我没表态。

——二十五日。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我问她昨晚到哪里去了。她说同宿舍的鞠燕过生日，下午大家一起去颐和园玩去了，晚上在外面下饭馆。我心里有些不满，但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我说今天晚饭后别安排别的事，咱俩谈谈。冯俐说今天是周末，她要去舅舅家。我说你不是刚回来吗，咋又要去？冯俐说走时舅母还没好利索，她不放心，要去看看，反正这一段时间也不上课。她又说你和我一块去吧。我说《大地》这两天便要付印，走不开的。又说你最好也留在学校参加运动，那天你们系领导找你谈什么呢？她说和你是一个腔调，希望我别分心，投身运动。我说这不就是了么？她说我今天得去，要是舅母没多大问题，明天就赶回来。我说一言为定啊，明天中午在食堂见不到你，我立刻去把你抓回来。冯俐笑了，说那我就等着你去抓。上午继续编稿，我瞅空把吕浩明的意思同大家说了。大家就议论起来，一致认为没必要和吕浩明掺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也觉得没必要动员大家同意。报纸送来了。《人民日报》仍然没有社论。心里的不对劲儿都表露在脸上，很失落。突然苏英又高叫一声，手摇着一张报纸说《光明日报》把咱K大的大字报宣传出来了。有人说快念念。苏英念了标题《K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程冠生兴奋地说报纸肯定了“民主墙”的鸣放形式，太好了。苏英说周文祥祝贺你这个中国大字报的创始者。我也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

我从苏英手里要过报纸，一目十行地看起来。文章里讲到K大一位副校长欢迎用大字报揭露问题，还有K大几位名教授对“民主墙”的态度，称赞这是继承“五四”民主传统。我看的时候程冠生有些迫不及待，[奇+书+网]说让苏英把文章念念吧。苏英又从我手里抢过报纸念了起来。念完后程冠生说行了这遭行了，咱们的《大地》可以付印了。苏英说可以付印了。我说既然等不来《人民日报》社论咱就转载《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吧。大家同意。当即议定今明两天将全部稿子编定，画好版样。星期一印刷厂一上班就送去。

——二十六日。星期天。早晨往食堂走见到的一幅景象使我一下子想起那两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K大校园到处都被大字报覆盖起来，说到处开遍梨花一点也不为过。显然是昨天《光明日报》那篇文章起了作用，原先便以大字报形式鸣放的师生更坚定了信念，原先存疑虑的师生也打破了顾虑，一齐行动起来。我顾不上去食堂吃饭，一路看下去。我发现许多大字报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了一步，视觉更广阔，思想性更锐利。

我觉得应该从这些新张贴的大字报里选出一些，替换下已定发于《大地》的那些，这样更具时效性。这么想我便掏出笔记本选抄起来：在最显眼的地方贴着的是两句诗，是模仿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改写为“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我记下了，接着再看，先大致浏览一下题目，觉得有抄写必要的再抄下。如《高度集中是危险的》、《我们的顾虑与呼吁》等等，特别是一张题目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很有分量，因太长，我只记下了片断：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了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也办不好，社会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学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法制、争取民主、保障***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历史系高云纯。

做了抄录之后，我突然感到将这大字报刊发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于内容的尖锐程度，而是立场有问题。他的批评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体制加以否定，对共产党加以否定，恐怕这就出格了。共产党整风，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却不是想让人掀出历史的舞台。想到这儿，心里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担忧：如果像高云纯的批判者多起来，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转而又想，或许共产党不会介意，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对待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政见者的意见。

又继续抄了一会儿，看大字报的师生愈来愈多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忽然发现校党委袁书记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态沉静地看大字报。在K大张校长是一把手，掌管学校一切大权，但大家都知道张校长与袁书记关系密切，全国解放后两人便成为搭档。张每调动一次工作，必定向组织提出让袁做他的副手。于是张从高教部调K大当校长，袁也就来当了书记。在K大，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战友情谊的一段佳话。这时看到袁我想到昨天采访张校长不成的事，觉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采访采访他。即使不宜刊载，也可以摸摸领导层的态度。我坚信张袁两人的意见会完全一致。我从人群中挤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时一个认识我的同学又对袁介绍说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编。袁郑重地看看我，问你就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周文祥同学？我点点头，袁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提问，我说袁书记看了大字报能谈谈你的看法吗？袁沉吟一下问：你是问大字报这种形式还是指内容？我说两者。显然我的提问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或者说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齐把目光注视过来。袁颇有风度地笑笑，然后抬手拍了几下掌，随即转身离去。袁的拍手举动开初使人们怔了一下，当有所意会后，便不约而同地向离去的他鼓起掌来。这场面令我十分地激动，我坚信校领导的态度已尽在袁无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见到程冠生，他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抄大字报了，我又说饭后到编辑部对稿件做最后一次筛选。他说好。程冠生又说今天《人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在冯俐身上。我权衡要不要去她舅舅家找她，现在马上起身，天黑前赶到。可我又担心现在她正在往学校赶的路上，别走了两岔头。我突然起意到公共汽车站等她，那路车是她必乘之车。我觉得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很好，既实际又浪漫。我的心情十分惬意。革命加爱情，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游动。

离开教室我向西校门走去，迎面遇到许多从外面返校的师生，不知咋的我对那一时刻的记忆十分清晰，我能按顺序写下遇见的我熟悉的师生的名字：金平、苏大林、席登强（外号“砚台”）、彭永辉、于坤安、程炳（外号“狗尾巴草”）、石毛（外号“橡皮”）、邹光龙、王雄才、夏小燕、李奇迹、李晶、刘铁军、杨华（外号“小白菜”）、杨旭光、贺礼、朱伟宏（外号“猪头”）、贾宏富、曾筝、汪妮、尹民、吴志强、袁勇兵、刘光旺、胡勇、张健、吴珊、刘吉勇、潘玉莲（外号“潘金莲”）、卜伟才、杜莉、唐松柏、刘海国、周利均、李先保、谢讯、田骏（外号“小跑”）、晏春喜、邹文凯、郭炜、王玉兰（外号“大嫂”）、李爱莲、胡骏辉、陈练、许伟、许宇霞、管金平、黄琪、林木森（外号“烧柴”）、易之军、童伟国。我认识的师生都和我打招呼，许多我不认识的师生也和我打招呼。我有些应接不暇。出了西校门我赶紧拐向人少的左边。后来我到了车站，很快就来了一辆车。下车的人没有冯俐，我再等。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二十多分钟来一辆车。这样，等了三四辆，日头就掉到六郎庄村西，天也就暗了。我心想没准冯俐又在舅舅家留下了，等也没指望了。可又一想明天是星期一冯俐是应该回来的，再等一会儿吧。这时六郎庄方向闪烁着点点灯光，我想起程冠生对我讲过的六郎庄这座小村的掌故：据说有一年西太后登万寿山，打眼往东面一看，看到一座被柳树掩映着的小村，遂问随行太监村庄的名字，太监回禀说叫六郎庄。西太后一听顿时沉下了脸，她把六郎庄听成了六狼庄，她属羊，这么多狼围着她这只羊怎会叫她安生呢？于是就下旨将六郎庄改成柳浪庄。西太后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百官惟命是从，可老百姓不买她的账，六郎庄照叫不误，叫到了今天。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想冯俐回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了，我该回校了，刚转身要走又听见汽车响，一辆交通车亮着车灯从南面开过来，我就收住脚等这辆车。下车的几个人中还是没有冯俐。我想约莫还能剩下一辆末班车，就干脆等末班车算了。要是现在走了，而冯俐又恰坐末班车，损失就大了。我又等下去。等这辆末班车觉得时间很漫长，我又怀疑起刚才那辆就是末班车，本应向售票员问一声才是，真是疏忽。事到如今我知道必须再等下去，一旦还有一辆末班车，一旦冯俐坐这班车回来，天这么黑……正这么想时又听见汽车响，我精神为之一振。车灯将路面照得雪亮，像急赶着下班那般急速驶来。车到站只下来一个人，我一眼便认出是冯俐。啊，谢天谢地了。我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在暗处，冯俐没看见我，下车后快步向西校门方向走去。我喊她一声，她停下脚，回头看见了我，惊讶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等你。她说等我？我说等你。她说你知道我今晚会回来？我说我知道会。汽车开走后四周黑暗寂静。我牵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宿舍前。

——二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去食堂吃饭，见广告牌上贴出大字报：S大学生田野来我校讲演。地址食堂门前。时间上午十点。许多学生围着看，议论纷纷。原定上午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下《大地》稿，但错过听田野的讲演很可惜，便在食堂里寻找程冠生，倒先看见拿着空碗的吕浩明。吕浩明问你看到外面的告示了吗？我点点头。吕浩明说咱先打饭，边吃边说。我说好。我俩打了饭端到一张空桌上。吕浩明说那天我提的那个建议你们研究了吗？他指将《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的事。我说大伙议了议，不大赞成。他停止咀嚼，盯着我问为什么？我说也不为什么。吕浩明不语。我说目前情况下文学社要办份刊物是很容易的事，何必一定要接收《大地》呢？吕浩明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非常喜欢“大地”这个名字，涵盖量很大。我说叫“绿叶”也相当不错嘛。吕浩明摇摇头说“大地”气势磅礴，任何别的名字都无法与其相比。这一点我倒不否认，那天我们想到这个名字时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吕浩明直言不讳地推崇“大地”的“响亮”使我颇为自得，也多少有些歉意，似乎是自己将一件大家都看好的东西抢先装进口袋里。出于安慰我重复我的前言：其实“绿叶”也是相当不错的。吕浩明看着我说你要真的觉得“绿叶”不错，我拿它换你的“大地”可好？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哑口无言。吕浩明又说一句换一换怎么样？

正这时程冠生端着饭过来了，见我和吕浩明俱一副不自然的神情，问你俩这是怎么的啦？我没吭声，主要是不想使吕浩明尴尬。因为我知道程冠生会怎样回答。不料吕浩明自己把用“绿叶”换“大地”意思给程冠生说了一遍，我方明白他的这一想法是执拗的，他又想游说程冠生。我想他是失策了，果然程冠生听了用刚放下饭碗的手拍拍吕浩明的肩膀，讥讽说吕会长如此精通交易之道，何不拿你的会长头衔去换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头衔呢？这才是大有气魄啊。吕浩明变了脸色，朝程冠生嚷道你程冠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了个副主编么？我倒要奉劝你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宗派主义时要警惕自己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说完端起碗悻悻离去。我和程冠生互相看看。我明白吕浩明所说警惕犯宗派主义错误的话不仅针对程冠生，更针对我。“收编”《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换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有什么权力如此强加于人呢？对此倒应该奉劝他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时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程冠生说你何必要和他这样的人搅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为个什么副社长头衔吧。我苦笑笑，无话可说。在这种时刻说一句符合客观又不失表白的话是不易的。不便说的话只能压在舌头底下。

我说S大田野来演讲我想听一听，你呢？程冠生说他也想听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嘛。我说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厂下稿吧。程冠生说这样好，可以加一则田野来K大演讲的消息及有关反应的文章。我说就事件而言是应该的，只是版样已经划好，再做更动是挺麻烦的事。程冠生说改改看，不行就加个插页。我问你是说加个号外？程冠生说叫号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虑说作为号外出现是否太郑重了？太夸张了？程冠生说我不这么看，在当前形势下田野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做她坚强的后盾，不能让她单枪匹马地和那些老左们干，老左们四处散布她的演讲背离了社会主义，说她是反革命，真是岂有此理。我说要不等听过她的演讲再定吧，这样有的放矢。程冠生突然想起什么，说周文祥我还有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我听说田野手里有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可以向她借用一下，在特刊上一起刊出来，影响一定很大。我听了一下子冲动起来，说这样好。想想又说这份报告属党内高级机密文件，田野怎么会有？程冠生说田野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她从男友那里得来。我说我们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未见得她会给。程冠生说相信她会给的，不给她就不是田野了。我说假若不给的话也有办法，可以去资料室翻英文报纸，听说纽约时报曾发表了这篇文章，找到请人翻译出来就成。程冠生说对。走出食堂程冠生问我去教室还是回宿舍，我说去女生宿舍找冯俐。程冠生笑笑说看来你们已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耳。我说没这么严重，我找她有正经事。程冠生说恋人之间还分得出正经不正经的事？比方亲亲嘴是不是正经事？我说要亲嘴也不能大白天去找人家亲呀，我去是让她参加今天的田野演讲会。程冠生说看来你很希望冯俐能成为K大的田野。我说净胡扯，她成不了田野，我也没这个奢望，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在这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落伍，如此而已。程冠生说既然这样何不让冯俐去找报纸并且翻译出来，以此把她拉上战车。我一听觉得程的意见可取，便答应去同冯俐讲。

没找到冯俐，给她留个字条在铺上。去教学楼的路上碰上系总支书记范宜春，范知道《大地》的事，问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我说今天下厂，一周后差不多就能出来。范说出来一定给他一本看看，他说尽管他没参与，可毕竟属中文系的整风成果。我听出他的态度与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党组织态度的变化。我问范对田野演讲怎么看，提倡不提倡师生们参加。范说校党委对田野来演讲原则上不反对，系总支也是这个态度，师生们参加与否也不予干涉。我问他本人是否参加。他说他和孟广琦要为下午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做准备，就是想参加也参加不成了，可能会委派几位同志去听一听。我向他询问可否列席下午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他说你作为《大地》的主编可以列席。

教室里十分热闹，全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在，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争论问题，问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是一桩历史冤案。见我来了有人立刻让我发表见解。我连忙挥手说我还有事恕不参辩。离开教室回宿舍拿记录本，准备记一下田野的演讲要点。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躺在床上看书。自从停课，李德志的全部生活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食堂）。

别人风风火火投身运动，他优哉游哉当逍遥派。我从心里有些瞧不起他。我故意大声嚷：李德志起来。他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到我身上，问：到午饭时间了吗？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刚吃了早饭又想午饭，你快成了酒囊饭袋了。他不在意我的讥讽，又重新看起书来。我说快别看书了，和我一块去听田野的演讲吧。李德志哼了声说她出的啥风头呢，迟早要倒霉的。我挖苦说这也是你那劳什子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么？他说不错。我说你没推导自己是什么结局呢？

他说推导了，同样倒霉是结局。还有你，你也是。我说去你的。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4:03

日本看守留用，管中国右派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14:06


四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日。在北方这是一个节日：小年。犯人有点像小孩子，盼着过年过节，既然不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心中切望。老监号崔老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交底说狱方并不把小年当节，伙食照旧。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但这一天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缕阳光的问题上两个犯人发生了争执，等候的那个犯人说已经到了他照射的时间，而正照射着的那个犯人说时间还不够，先是唇枪舌剑，而后便扭打起来，如这类事情的所有结局一样，是崔老将这场战火熄灭。接着的一件事是管理员进来宣布今天有外国友人来参观监舍，交代了一些必须遵守的事项，如外国友人进来后不许乱说乱动，要有礼貌面带笑容。还有，事先要清理监舍和个人卫生等等。外国友人是安排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入监舍的，在这之前管理员抬进了纯玉米面窝头和炒鸡蛋，交代说必须吃得文明，不许抢，谁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就处罚谁。犯人们盯着放射着金子般颜色的饭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贼亮，不动声色地快速往肚里吞咽。一会儿几个深褐色面膛的外国人在监狱一干人等的陪同下进到监舍（后来知道来参观的人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随从），参观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友人们站在门口朝正吃饭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赞许地点点头，便转身出门，往别的监舍去了。大门刚刚关闭，只见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脸憋得青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叫饭噎住了。几个人撂下碗筷奔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揉胸抚背，却不管用，眼见得地工的眼珠一点点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报告管理员，就立刻有人高喊报告。管理员恼怒道好饭好菜也堵不住你们的嘴么？！等他知晓是有人快让好饭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将人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就抬走了。没过多会儿，管理员回来黑着个脸宣布：帮曲文曲把东西收拾收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坐过监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管理员宣布给某人收拾东西，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管理员走后人们议论起来，大部分人的见解是曲地工临死做了个饱死鬼，不冤。这种话用在别人身上很无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说得过去。因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曲地工确有些惊世骇俗。每每吃过饭后他便把吃下的饭从胃里倒回嘴里，做第二次咀嚼吞咽，像牛反刍那般。他的理论是这般在感觉上是吃下了双倍数量的饭。无论如何，对于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难受，我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了死鬼。而且死得这么“他妈妈的”。

近些日子狱方加紧了审讯，犯人像跑马灯似的往审讯室跑。24号监房又转走几个犯人，转北京监狱，没有放回家过年的。补进来的犯人中有个姓陈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个冤枉，惹得大家心里很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孝子。孝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很感激崔老，不时以胃口不好为由将自己窝头掰一半给崔老。崔老自然能体会他的心情，每回都坚辞不受，并开玩笑说这里的人什么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没胃口的病。不知什么原因，对孝子的审讯很是频繁，顶多隔一天便审一次，每次回监房情绪都极其低落，有时还面有泪痕，像在审讯中受到严酷折磨似的。有人想探听一下他的案情，他守口如瓶，说狱方不许有半丝透露。这越发使大家感到神秘。另外近来狱方也加强了对崔老的审讯。且每次审讯的时间都很长，去得早，回来得晚。大家都在替崔老担心。也知道崔老一向忌讳提自己的案情，便不多问。频繁的审讯使监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压抑，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既包括受审的也包括不受审的。

屈指一数，我被关押已一月有余了，从头一次审讯之后，我便严格按照审讯员的要求每时每刻都陷入回忆之中，特别是在记忆中搜寻他们指定的那几个日子。这个过程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原来并不属于自己，属于别人，属于与自己构成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其他人。孩童时期属于父母，属于爷爷婆婆姥爷姥娘伯父伯母叔叔婶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学生时期除上述之外又加上了老师和同学，具体到我作为K大学生这一时期，我更属于冯俐、程冠生、范宜春、孟广琦、姜池、吕浩明、苏英、汪海、毕玉胜、常林东、古好义……甚至还属于热衷自己和自己交手的李德志。而此时此刻在这草庙子胡同26号看守所24号监室，我则属于管理员、审讯员、武警战士、崔老、将军、小咬、臭虫，甚至还包括心怀不轨的“小日本”和哭丧般哭哭啼啼的孝子。而在以后我一旦离开了这里，我又会属于检察官、法官和新面孔看守新面孔警察及新面孔狱友……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和以后，我都无可逃遁地属于这些“关系人”。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些关系人的愿望和要求，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中间有的是我乐于接受的（如冯俐要我做恋人、程冠生要我做诤友、同学们要我做主编），也有的是我不乐意却又拒斥不掉的（如范宜春、孟广琦要我做右派进而升级为现行反革命，这里的管理员审讯员要我做守狱规坦白认罪的好犯人）。这一个月来我绞尽脑汁苦苦回想过去，说穿了就是想做一个符合狱方要求的好犯人。我不属于自己，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得继续想、好好想，不容遗漏地想，这就好比用一张口眼细密的大网将记忆深处的鱼虾鳖蟹一网打尽……

——确如程冠生所说，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也使我很激动），是指她毫不犹豫地将“秘密报告”借给了我们《大地》编辑部，对我们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说现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只要对社会有益，她乐于“捐躯”。为此，我和《大地》编辑部的同学们做出出特刊的决定，随《大地》一起印发。

午饭时在食堂没有见到冯俐，由此也证明她没有参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讲会。我有些失望。

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范宜春孟广琦两书记主持。会议一开始冷场，范宜春做启发性发言，我一点没料到他把话锋指向了我。他说从本系的运动发展来看教师落后于学生，接着他把眼光转向我说比如五四级四班的周文祥同学，是他首先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对推动全校以至全国的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他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地》，据说创刊号很快便能面世。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能如此对党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作为师长的怎能甘居落后呢？坦白地说听了范宜春这般说我心里不免窃喜。他毕竟是系党总支书记啊，他的话代表党的声音。党认可了你的行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了你可是很不寻常的啊。我发现很多白发老教师都侧目向我看，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

范宜春这番以学生激老师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师们开始发言了。教我们哲学的秦仲俞教授打了头炮，他说既然党态度诚恳地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沉默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上午S大来的女学生的演讲说起吧，我去参加了。开始是好奇，心想一个未出茅庐的丫头能有多少货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听了不一会儿，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黄毛丫头，是理论家。我觉得她确实了不起，她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水准。比方她谈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国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党委清除“三害”，并且大张旗鼓地通过整风运动来清除“三害”，但产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里呢？她指出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说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觉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于是沿着她的思路我们便不得不这么想：党愿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没有决心改变，那么清除“三害”便无从谈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风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此我不想反驳，拭目以待吧。

范宜春微笑着对秦教授说：秦教授这头炮开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嘛。接着发言的是教现代文学的李教民教授。他说我步秦教授后尘，也从田野的演讲说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开始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一开始则持欣赏的态度，因为我在S大的一个学生听过她的演讲，学生对我谈到她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精辟，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这次她谈到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对我们这些教中文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不会没有看法，一是系统不起来，二是没勇气探讨。田野既统而观之又说得大胆坦诚。我完全同意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对胡风下的论断根据不足，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根据不足。所谓胡风反社会主义，是否就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进言，说胡风一案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错的！但是没关系，赶紧解决就是了。我以为田野对毛主席这一规劝既诚恳又大胆，我希望毛主席能够采纳。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罪，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金口玉牙，那与封建帝王有什么区别？说到底这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法由谁制定出来，由谁来解释由谁来行使又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解决。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逻辑混乱，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这个公式定罪，岂不是人人都有当反革命的份么？

李教授的发言引起会场的骚动，许多人私下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做记录。我以为秦李两教授的发言作为对田野演讲的反响，可作为《大地》下期的内容。接下去是教当代文学的邓岿骥教授发言，他说党现在有威没信，群众害怕党，怕党的干部，怕党员。校系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党的工作，不是在领导学校治学而是在办党。民主作风不够，党员高人一等，对一些工作包办，如留助教，报考研究生等问题不征求教师意见。党对群众的意见不能虚心考虑，不喜欢听反面意见。因而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怕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党的领导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后提倡尊师爱生，而肃反和三反中学生抓住教师的头发要他低头，还撞墙，有人说这叫人民的法律，这样如何能尊师？党应该负责对待整风，许多教师在肃反中受了创伤，应当赔礼道歉，否则谁还敢在整风中讲话？

邓教授的发言使会议的温度升高起来，议论声中同时有几位老教师举手要求发言。范宜春满脸绽笑地环视一下会场，眼光最后停在教现代文学的吴启都讲师身上，说先请吴老师发言吧。听范宜春这么一说，会场立刻肃静起来，许多教师都把眼光盯着吴老师看，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异样。吴启都讲师的遭遇在K大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恋爱经过能写一本书。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恋人也是后来的妻子齐女士一起在上海读大学，解放军攻打上海时这位齐女士的父亲携全家登船去了台湾。到台湾后齐女士日夜思念吴启都，要求父亲再把她送回大陆去。父亲不肯。她便以绝食要挟，扬言不放她回大陆就永不进食，直至饿死。到绝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国军将领老爸心软了，把她送上一条返回大陆的舰船。那时台湾海峡穿梭来往着运送国民党撤退人员的大小船只，从大陆开向台湾的船只人满为患，从台湾开往大陆的船只几乎全是空船。齐女士乘坐的那条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随身行李是她保存着的吴启都的一箱书信。就这么一人独乘一艘客轮横渡过台湾海峡，回到了上海。这段渡海寻郎君的佳话当时在学校传为美谈。大学毕业后吴启都和未婚妻齐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书，不久两人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开始了肃反。齐女士被肃成了国民党派遣特务，被逮捕判刑。吴启都被定为特嫌。所以此时吴启都要求发言就十分引人关注。

吴启都还未开口眼圈便泪光闪闪，他说：前几天我给K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对齐韵琴的问题加以甄别。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要向中文系党组织再次呼吁：齐韵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这一点我以我的脑袋担保。首先我必须承认，齐韵琴从台湾返回大陆，并非出于对共产党新政的向往。那时我和她都没有这种觉悟，她纯粹是为了和我结合而为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说成是派遣特务，她有口难辩，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务的证据。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好大喜功，觉得能挖出一个真正的特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于是颠倒了司法程序，先将她定性为特务，然后才寻找证据。邻居说常听到我们家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办案人员就叫人家写材料说听到了发电报的声音。他们不知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影里特务发电报滴滴答答响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直观的效果，事实上耳机里的声音别人是听不到的。还有，他们还忽略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假如国民党想让齐韵琴充当潜伏特务的话，那有什么必要先到台湾然后再返回来呢？这样做不是会明显暴露身份吗？办案人员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要抓特务，只要出工作成绩，不要别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要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齐韵琴到现在还在劳改农场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呜呜……吴启都说到这已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范宜春关切地说吴老师你先休息一下，过会儿再说。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系总支向你表个态：会后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党委。吴启都哽咽地说：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进去，呜呜……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惟听吴启都讲师凄惨的呜咽声。范宜春不住地说哪位再发言？过了一会儿，又有老师开始发言了。发言一个接一个，直到天暗下来。

出来后在路上遇见了龙天胜。龙天胜问我《大地》出刊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再有几天就出来了。龙天胜随即对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说你和程冠生都应该做副社长的，忽略了。我说干不干副社长无所谓，主要是刊物忙。接着他说《观察与思考》学社的全部人马也都行动起来了，忙得不亦乐乎，干了好多事。你们刊物可不可以报道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说一下。他说好。我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光线已经很昏暗了。他说一是针对《人民日报》不报道K大整风情况我们去报社质问，贴了大字报，遭到了围攻；二是把K大整风中涌现出来的有质量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三是组织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绍K大整风经验，为筹措路费，我们向教授们募捐一万多元；第四，组织人与民主党派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都表示和学生们站在一起；第五，以《观察与思考》学社为一方以K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开得十分热烈；第六，以《观察与思考》学社名义参加数学系的一次辩论会，辩论会也很成功……龙天胜如数家珍般介绍完他们最近的各项工作，说马上要出席一个会议，匆匆走了。

晚饭时在食堂大门口见到冯俐，一副焦急的样子。我说你咋不进去呢？她说我在等你。我说我一直在找你。她说我知道。我说进去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吃饭吧，我有要紧事对你说。我们走出南校门，找了一家饭馆进去，饭馆店面不大，很清冷，坐下后点了两碗馄饨，两个烧饼。在路上我知她这次“失踪”又是去了舅舅家，是舅舅亲自来学校把她接回去的。加上一见面便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我猜到她确有重要事情对我说。果然刚一落座她就急急地问：你们的《大地》下稿了没有？我说下了，今天下午把稿子送去印刷厂。她说赶快去把稿子追回来，立刻追回来，不能印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是真的，听我的，赶快撤稿，印出来事就大了。我说咋了？出啥问题啦？她刚要张嘴服务员端饭过来，等服务员离去她放轻声音说：我舅舅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形势要起变化：毛主席有一个内部指示。我问内部指示什么内容？她说大意是：我们在反教条主义，有人在借反教条主义传播修正主义，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现在右派很猖狂，让他们做，把他们的谬论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见识毒草，然后锄掉它。我听了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毛主席不会下达这样的内部指示，肯定是谣传。冯俐说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我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在一家党报当社长……你想想最近《人民日报》的态度与内部指示不是很吻合吗？冯俐这话使我的心猛地一沉。是的，最近的《人民日报》成了广大群众关注议论的焦点，不发社论，只发各种座谈会的尖锐发言，都觉得不应当这样。可偏偏又是这样，莫非……冯俐说内部指示也符合毛主席惯常说话的语气。我说语气符合但内中精神不符合。冯俐问怎么不符合？我说指示精神与目前整风的指导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大张旗鼓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给党提意见，背地里却说是反党毒草，等长出来再锄掉，这，这不明显是阴谋啊！我不相信毛主席会搞阴谋，因为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个人品质问题，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说到这儿我激动起来，不觉抬高了嗓门，说我们不应该怀疑！冯俐赶紧示意注意隔墙有耳。有位服务员已经在向这边看了，也许是以为我们在吵架吧。我俩默默吃饭。

走出饭馆，天昏暗下来。我说回校？冯俐说去你宿舍，趁空给你洗洗衣裳。我说没什么衣裳要洗，咱们往公园方向走走吧。我们沿街向西走去，然后拐到通往公园也就是K大西门外面那条路。我的心情很乱，像有一块黑云压在头顶。我俩默默走着，过了西校门路人开始稀少。冯俐突然站住，抓住我的手，她抓得很用力，都使我有些痛了。她看着我，映着西天已经变暗的晚霞，我看出她的神情非常凝重，她说文祥。她的声音也有些异常，发颤，也有些沙哑。她说文祥以后许多事我都可以依你，可现在你得依我，把《大地》撤下来，明天就撤。我没吭声。她说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她说你答应不答应？我摇摇头，说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所谓的内部指示，退后一步说，就是相信了《大地》也是不能撤的。她问为什么？我说《大地》不是我自己的，要撤也得和大家讲明事由，可是怎么讲呢？能说我听到一个毛主席要锄毒草的内部指示么？冯俐想了想说既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怎么不能说，这同样关系到大家的安危。我摇摇头说不能散布这样的言论。冯俐说你可以单独和程冠生说说，你们俩统一了认识，不难找个什么理由把稿子要回来。我说这样不行。冯俐问为什么不行。我说这不就成了我们在耍阴谋了吗？你，你，你，听了我的话冯俐嘴唇哆嗦，生气地把手抽回去，她说周文祥你，你怎么这样……这样……她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表达对我的愤慨和失望，而后把脚一跺说句你要不照我说的做今后永远不要找我！说完转身向西校门奔去。我在后面追她，一直追到她的宿舍楼也没追上。我不能上楼，这么晚了不宜往女生宿舍里去。我在附近溜达了几圈在一棵柳树下站下，向三楼她宿舍的窗子望着。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不想离去。我体味着她对我的关心，这个世界只有她才能以这种方式关爱我。我知道这个，可还是无法照她说的去做。就像人走进胡同里，再很难往回走那样。不断有头影映在那扇窗子上，很模糊。我猜不出哪一个是她。她或许会想到我在宿舍下面没有离去，也或许她从窗子里能看见我。但我知道她不会下来了，她真生了我的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好像是一场较量，是爱情与信念的较量，二者难以融合，只有从中取舍，体现在此刻，要么我奔上楼去，或者高声将她唤下，当面向她许诺：我听你的；要么从这里离去，一切咎由自取。事关重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难以决断。或者根本没勇气决断。我伫立树下，思想麻木，不知所措。

夜色已深，天幕漆黑，我渐感寒气侵身。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从宿舍大门口走出一个打伞的人。我无动于衷。直到打伞的人一步一步走到树下，我才魂魄归体。啊，冯俐。我失声出口，顿时惊喜万分。这时冯俐已把伞举向我的头顶。我发懵地问：下雨了？她不说话，用手擦我的脸和头发，后来又掏出手绢擦。这时我感觉身上湿淋淋的了，也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啊，真的是下雨了。我咋一点也没感知呢？我自语。你傻了，你精神失常了。冯俐哽声说。说着抽泣起来。她弃了伞，两手紧紧抱住我，我怕湿了她的衣裳，使劲往外推她，她却把我抱得更紧，并且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后来她哭出声。我心里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只是不停地唤她的名字。我说冯俐冯俐冯俐……她不应不答只是哭。我向往着能这么永久地和她拥抱在一起，可知道这样不行。冯俐上中学时曾患过一次肺炎，为此曾休学一年。我不能让她着凉了。我用力将她推开，说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宿舍了。她静默着。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脸的轮廓。后来她弯身捡起伞递在我手中，便向宿舍走去。大门吞没了她的身影。

回到宿舍，李德志一个人在。我赶紧换下湿衣裳，找一条干毛巾擦头发。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倒了一杯热水喝起来。李德志趴在桌前写什么。我问他别人都到哪里去了。李德志说大概都在教室写大字报吧。我一想回来的路上确实看到各教学楼都灯火通明。这一两日学校的整风运动已达高潮，从系、班级到个人几乎没有死角。想到死角我的眼光又不自觉落在李德志身上，我问李德志你咋不下棋了呢？他摇头苦笑一下，说再下棋没准会被开出K大呢。我说咋这么说？他叹了口气，说今天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过话，态度很严厉。批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警告说对整风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这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最后又说K大是共产党的K大，要想当K大学生就不能和党离心离德，否则后果自负。这不是暗示如果我继续消极最终会被开除学籍吗？我听了心里有些不平，心想这位总支书记肯定是迫于数学系的整风落后于其他系的事实才这么威胁李德志的。如果在今天以前，我也许只会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些生硬简单，出于对李德志的关心甚至我这个局外人也会劝告他要积极投身运动。但今天听了冯俐所谓“内部指示”的事，我就对那位总支书记“赶鸭子上架”的做法很是反感。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料想像他这一级干部是看不到“内部指示”的），起码那种危言耸听的言辞也是很不正派的。我问李德志在写什么，他说明天系里举行专题座谈会，总支书记点名要他发言，说这是对他想不想以实际行动回到党的怀抱的考验。既然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后退的路了，发言就发言吧。于是我明白他是在写发言稿。我不再说什么，倒在床上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可一点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乱成一团，从饭馆谈及“内部指示”谈及《大地》撤稿又想到冯俐的雨中拥抱，最后又想到刚才李德志的一番话，我不由侧目看看正“幡然悔改”埋头写发言稿的李德志，只见他眉头紧锁，脸若苦瓜，干这一套确不是他之所长。与他相比，我已是是非之人，我写了K大第一张大字报，参加了绿叶文学社，还当了《大地》主编。假若“内部指示”属真，我自是难逃干系。而李德志则大有不同，他尚属“清白”之身。既然前景叵测，清白就不妨清白到底。对他而言这才是明智之举。而此时此刻也正应那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同舍好友，按说我应该向他指点迷津，阻止他在这种情势下陷入泥沼，但又苦于实话不能实说。我苦苦思索该怎样进入话题，忽然灵机一动，我翻身从床上坐起，冲他说李德志你陪我下一盘棋吧！他听了迅即转向我，那一刹脸上惊且喜，问：你想下棋？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我说我心里闷，想下盘棋解解闷。他想了想，得了吧，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下，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说只怕是你和自己过不去哩。他听出我话中有话，问：我咋和自己过不去？我想既有心说了不妨再进一步，我说你何不用那套公式算算我和你下棋是和你过得去还是过不去？他说不用算，过不去。说到这儿，黄伟和董建力推开了门进屋，衣服都湿了。进屋后两人从各自的衣服里面抽出一卷写好的大字报。我问程冠生在不在教室里。黄伟说和我们一块回宿舍了。我立刻起身去找程冠生。在三楼走廊上我把所有的事毫无保留地倒给他。他听了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他的结论使我感到欣慰，却并没完全消除我的疑虑。我再次向他强调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他说只要不是听毛主席亲口说他就不相信。说完又补充一句：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意在污蔑毛主席，意在破坏整风运动。如果前提确实，他后一个结论自可以成立。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撤《大地》的稿？他说不仅不能撤，还要督促印刷厂早点印出来，按计划明天看校样，我的意见是不要拿回来校，咱俩一块去，在那里坐镇校对，校完即可付印，能节省许多时间。我说好吧。

——二十八日，早晨起来雨过天晴，夜雨没有浇熄熊熊的运动烈火，各处新张贴的大字报掩盖了校园雨后遗痕。在食堂里一眼便见到了冯俐，我端着饭走过去，与她同桌吃饭的女生们一如往常见我便含笑走开。我亦笑笑向她们表示致谢。冯俐显得神情恍惚，眼圈发黑。她看我一眼，问我着凉了没有。我说没有。她掰了一块馒头递给我，说她吃不了，让我帮她吃。我接过来。问她今天干什么。她说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说你想怎样？她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问有事吗？她说你不能再继续滑下去了，得离开。这时她用异常温存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听着，到了舅舅家给你自由。啊，自由。自由这字眼是我和冯俐之间的专用词汇，我当然能够明白此时冯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我顿时热血沸腾，心猿意马起来。要不是已讲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我会马上丢下饭碗与她直奔校外。她见我不语，问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说出要去印刷厂的事。她半晌不语，一口一口喝着稀饭。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过会儿她放下碗叹了口气，说：从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随和，而骨子里却很强硬，谁也别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随你吧。她说这番话声调平和却透着伤感。我问：你要一个人去舅舅家吗？她说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问：为什么？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说：我欠你的。我一时不解，反问道：你欠我什么呢？她低下头，哽咽着声音说：别问了，以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无论要做什么须提前告诉我，你写大字报座谈会发言，写什么说什么都和我说一说。我说行。她说别食言。我说保证不食言。

去印刷厂。一进车间便感到气氛不对头，排字班的工人师傅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程冠生说师傅们我们是K大学生，是《大地》编辑部的，来校对清样。请问清样出来了吗？一个五十多岁的长形脸师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稿件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我和程冠生对视一下目光，然后走到案边翻看稿件，我说就是的，清样在哪里呢？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很端庄的女工厉声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别指望我们给你们印刷。这话一下子使我们明白《大地》的处境了。程冠生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是完全出于党的要求不是反党。长脸师傅大吼一声：住嘴，别以为我们印刷工人不认识字，不认字当不了印刷工人，你们污蔑党，破坏党的威信，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纸黑字，瞒得了谁？！这时许多工人从车间各个角落聚拢过来，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觉得眼下有点“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景况，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说既然师傅们误会了我们也不勉强，我们回去了。但工人不放我们走，将我们围堵在车间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挤，边挤边说请师傅们让我们走。那长脸师傅似乎担任着什么职务，发号施令说：同志们，我们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决不能听任反党分子对党进行攻击，现在我们召开现场批判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深批透（后来知道这个说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的长脸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长脸师傅的话音一落立刻就有几个强壮工人扯着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将我俩提到一辆平板车上，车体晃动使我们险些摔倒。呼起了口号。居高临下，我看到四周黑压压挥动着拳头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头会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击，我似乎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或许是今后命运遭际的预演。工人们开始批判，一个接一个发言。高亢的铿锵的尖厉的男声女声在高大车间里形成强烈的回响，就像一场骤起的风暴，在这风暴中我能分辨出来的惟有两个字：反党反党反党……直到从厂里狼狈逃窜出来这两个字依然在耳畔轰响。

——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这一天，我多么惊喜……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4 18:23

1957，还没有发生文革呢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20:49
知音 发表于 2025-2-4 18:23
1957，还没有发生文革呢



已经开始布局了，先热身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4 20:59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20:49
已经开始布局了，先热身



居然不是禁书，出乎我意料
看来我看这方面的书比较少。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4 22:35
知音 发表于 2025-2-4 20:59
居然不是禁书，出乎我意料
看来我看这方面的书比较少。



可能也是禁过又放的，想看完吗？这书文笔不错，看开篇第一句就知道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5 09:42
分享新书了啊？等我缓过明儿，再来翻阅~~~~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5 15:05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22:35
可能也是禁过又放的，想看完吗？这书文笔不错，看开篇第一句就知道



你发吧，我慢慢看……

用手机累眼睛，上电脑才能看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5:42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5 09:42
分享新书了啊？等我缓过明儿，再来翻阅~~~~



好，你是后来居上，这先发着
作者: 周文王    时间: 2025-2-5 15:44
尤凤伟，小说写得极好，

估计这个是主编？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5:45
知音 发表于 2025-2-5 15:05
你发吧，我慢慢看……

用手机累眼睛，上电脑才能看



好的，先发着，你慢慢看，好像现在也不用排版了，自动生成，哈哈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5:47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5 15:44
尤凤伟，小说写得极好，

估计这个是主编？



好像是山西的作家，写得不错，而且敢写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5 15:48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5:45
好的，先发着，你慢慢看，好像现在也不用排版了，自动生成，哈哈

无碍。我都习惯了。能看。刚才接到一个校对任务，阅读可能还要往后延一下。渣兄你先发着，我后面跟上节奏。很喜欢渣兄推荐的书籍。。。。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5 15:51
瞄了一眼时间点，想起《癌症楼》，跟我们的时间段和背景，故事很多相似性。。。。不知这部故事又如何?起风了，这三个字倒是很让人遐想。。。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5:51







五


过了春节，北京的天气渐渐回暖，放风的院子已见不到雪迹。仰望方天，满眼碧蓝。日光已能在放风时间里将犯人的棉衣晒透。这使我们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实也无须多求，一碗饭食一缕阳光而已。

对我的审讯继续搁置。看到同监犯人频繁提审我竟然有一种受了冷落的感觉。我已通过陈管理员向审讯员报告，说我已经回想起他们要我说清楚的那几个日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还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继续回忆），但案子的悬而未决确实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审才能早结，我盼望早早出狱。我也坚信能够出狱。可审讯员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将我忘却，或者有意将我丢在这里让我备受煎熬。崔老看出我的烦躁情绪，一再劝我要安下心来，说且不可太乐观，任何时代的衙门都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分析当局将我弃之不审大致会缘于两点，一是共产党对右派反革命进行刑事量刑的尺度尚未制定出来，作为执行者的司法机构无章可循，只有等待；二是司法机构正致力将陈年积案了结，以便腾出手来处理大宗的右派案件。以草庙子胡同的实际情况而论，我觉得崔老后一种推断是贴谱的。

年前年后狱方确是加快了对历史积案的处理。员外、将军等一拨历史反革命已审毕转监，离开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余下的人也正在加紧审理，其间也包括崔老。崔老对自己的案子依然守口如瓶，仅从他被看押的时间也能猜到他案子不同寻常。最近，监狱为敦促他交待问题，除正规提审，每回提审之后还发动监室里的犯人对他进行“帮助”。犯人批斗犯人叫“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在狱中已司空见惯，我来之后也多次参与对别人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做法会给犯人造成压迫，当局把你当成敌人，狱友又把你当成敌手，轻则恶语辱骂，重则拳脚交加，这时你就会感到天地间一片漆黑，没一丝光亮，会感到绝望，觉得没有了活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俯首就范。不仅“竹筒倒豆子”交待自己的问题，还会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当然，这种“互相帮助”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犯人，有的犯人神经磨砺得犹如一团橡胶，抗击打抗腐蚀，拉则长团则圆，死猪不怕开水烫，如同崔老将军这类老油子犯人。崔老更见乖张，他是24号监房的犯人头儿，平时恩威于众，关键时刻便见出功效：开他的批判会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批判者看似声色俱厉实则装腔作势，更没人敢动崔老一根汗毛。批判会过后又暗中向崔老道歉，崔老的反应仅是淡淡一笑，道一声知道。后来狱方也“知道”，知道犯人都在自觉维护崔老，知道批判会仅是走过场，完全不起作用。为改变这种局面，狱方宣布撤掉崔老狱头头衔，让他当普通犯人，然后再“帮”。结果情况仍未改观，依旧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狱方无奈，只好在崔老身上收起这套做法。

这就轮到了小咬倒霉，在任何场合下人们都鄙视告密者这类人渣，何况小咬的行为早就犯了众怒。小咬的真名叫曲众民，捕前是大兴县一个乡供销社的营业员。案由是历史上当过日本人汉奸，不是在本乡，是在承德附近的一个日本鬼子据点。他犯下了罪行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日本人投降后他回了乡。正应那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话，若干年后他被知情人揭发出来。说起来他的案子也并不复杂，且到案后态度老实，能“竹筒倒豆子”把那段历史的所作所为都交待出来。按说可以转监判罪了，可他一直没有走，长期呆在24号监房。因他不断向狱方告密，有人便怀疑他是狱方有意留下的“眼线”。却又抓不着真凭实据。小咬有一个毛病是爱吹牛，像他这路人想吹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吹，他就乱吹一通。说他捡了日本人多少“洋捞”，说他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有一次说溜了嘴还说他看见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其实平时监室里的犯人也不断拿他出气，以此惩罚他的告密恶行。比如谁身上招了虱子就让他捉，久而久之就成了监房里的一架捉虱子的机器。这遭他状告崔老可谓是自找倒霉，对他的惩罚就不是捉捉虱子的问题了。联想到他以前的胡吹牛，有人怀疑他说的和许多女人睡过觉没准是他当汉奸时所为，何况他还有言曾见过日本人轮奸妇女。别人告发他当过汉奸，自不会清楚他所有的罪行，即使他再傻，也不会自动将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向审讯人员坦白。隐瞒罪行是完全可能的。于是犯人间串通了一下，决定对小咬进行“帮助”，替狱方审讯出小咬有可能隐瞒下来的罪行。像这种为狱方效力的“积极表现”是可以堂而皇之的，用不着事先向管理员请示报告，干不好拉倒，干好了邀功。于是这天的学习时间里监房新头目道长便召集起全体犯人，对小咬的帮助就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了，而是雷声小雨点大。

道长是个沉稳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却掷地有声，何况经历过审讯的人自然会知道如何审讯别人。他向小咬一针见血指出：对他的“帮助”将是一场持久战，只要小咬还留在24号监房，只要监房里还有一个犯人，对他的帮助便不会停止。直到交待出全部罪行。小咬刚要辩驳，道长便用手势将他止住。这是事先制定出来的战略：不给小咬任何辩解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将他制服。首先是一个外号牛眼的犯人开始“帮助”。尽管和道长的言辞不同，可意思完全一致：小咬必须认清形势，别打谱蒙混过关。

牛眼之后说话的是一个叫邹成的犯人。邹成是小咬的苦主，有一次邹成提审回来连连叫苦说审他的审讯员嘴臭，一说话臭气就喷到他面前，熏得他恶心想吐。他实在受不了才交待了问题，只为交待完早早逃开那股臭气。小咬把邹成“臭气逼供”的话报告了管理员，邹成被关了半个月小号。现在到了复仇的时候，邹成自不会坐失良机。他的“帮助”进一步深入，他上前一把扯住小咬的耳朵，骂道：狗日的今个儿我要瞧瞧你耳朵眼里是不是长了狗毛，我明明说审讯员嘴香，你他妈偏偏听成个嘴臭，害我蹲了两周小号你说你该死不该死？！今天我看你的表现，要不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待会儿一根一根捋净你的狗毛。说着一掌将小咬打个趔趄。

接着跳起来的苦主是一个姓黄外号腌黄瓜的苦主，他是地道的北京人，精瘦，五十开外，满脸皱纹。大概因他年纪大的原因，狱友当面不叫他的外号，只叫老黄。老黄平日里不说不道，学习也极少发言，有空就闷头看书。他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具体案情不清楚。小咬告他的原委是一次放风看见他和小日本哇啦哇啦说日本话。狱方对此十分重视，进行突击审讯。因考虑到狱方肯定已提前审问过小日本，撒谎等于自找难看，他便承认自己想利用一下小日本。小日本常出去为伙房买菜，他有一个朋友住在菜场附近，他想写封信让小日本送给那个朋友再转送给自家。这事小日本没敢答应。尽管说了实话，同样为此少吃了好几个窝头（坐小号晚饭减一个窝头）。老黄控诉小咬就像电影里贫雇农控诉恶霸地主那般声泪俱下，这情形是包括小咬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小咬惶惶地瞪着眼。老黄哭诉道：你个小咬咬这咬那，咋不想想咱们这些人像牲口似的关在一块够倒霉的了，你他妈的还雪上加霜。你到底是畜生还是个人？！这是长期郁积于胸的哀怨苦楚的集中喷发。尽管如此也勾起在场犯人各自独有的一份悲哀与伤感。从小咬的神情看他的内心似乎也受到了冲击。他急于表白，依然遭到道长的制止。

老黄的控诉无形中给批判会定下了调子，后面的人批判发言俱带有强烈的声讨情绪。声讨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小咬发出警告：如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就让他永无宁日。话的说法各异，意思都一样。小咬始终处于惊恐之中，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还知道这次大家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群众专政的威力无穷，这一点在对小咬的批判上得到真正的体现。在巨大压力下小咬不再坚持说自己的问题已交待清楚，而是说有些问题他避重就轻。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想收也收不回来。人们像追兔子般一个劲追问他在哪桩事上避重就轻了，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邹成火冒三丈，又揪起小咬的耳朵，说小咬你他妈的竖起耳朵给我听清了，凭你这副狗德行，能做什么事一猜就会猜出来的，你说你是不是和日本鬼子一块强奸过中国妇女？嗯？！小咬的脸一下子灰了，嘴像蛤蟆等食般大张着，连眼珠也停止转动。这副模样无异于已招了供。大伙互相对对眼光，然后一齐朝他吼叫着：快说！快交待！不说实话就把你狗鸡巴废了，为被害的中国妇女报仇！对，废了他！废了他！不仅是口头上的警告恫吓，行动也紧跟上，几个年轻犯人已迅速将小咬扳倒，摁在通铺上。这么大的“手术台”这么多的壮汉，别说一个瘦猴似的小咬，就是一头牛也是说阉就阉的，无须多费周折。小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完全像一只被抽去筋骨的狗瘫软在那里，哼也哼不出一声。“苦大仇深”的邹成始终是这次“帮助”的积极分子，他一边大骂小咬不止一边动手扯下小咬的棉裤，又一把抓住小咬的“家什”，说快拿一根筷子来，我先把这两颗狗蛋串在一块。很快就有人从外围把筷子递过去，他握在手里对准小咬的家什，一副说穿就穿的架势。我初来乍到没经过刑讯，没见过刑讯场面，但这遭我却在监房里在犯人中间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让我完全不知所措。这一瞬间监室里鸦雀无声，似乎这静是一场血腥行动不可或缺的铺垫与前奏，是一张欲射之弓绷紧了的弦。我已无法断定从监室的完全寂静到小咬的凄叫之间究竟有多长的时间，也许是十秒钟，也许只有五秒钟，但随着小咬的一声求饶，原先绷紧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人们松开了小咬，同时又松了口气，互相用眼神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小咬已被“解决”了，他成了熊蛋包。果然小咬翻身坐起接着就跪下了，不住地作揖磕头，声泪俱下，嘴里嚷道：我有罪，我有罪，我坦白，我交待……之后小咬便讲出了对审讯人员隐瞒了的犯罪事实：他参与了一桩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的事件，有时间有地点。开始时他想走开，但日本鬼子不许他走，说让他看看大日本皇军怎么干中国女人。在场七个鬼子干完后又逼着他干，说他们要看看中国人怎么干中国人。他不干，一个鬼子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脯说不干就挑了他。他怕极了，就照日本鬼子说的做了，可没干成，他说真的没干成。他说他是畜生，是罪人。小咬认罪之后监室里再次寂静下来，大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我不清楚当时大家的心里都怎么想，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复杂。

说起来人的内心确实是复杂的。惩罚小咬本来是这次行动的宗旨，现在如期取得了成功，按说应该将小咬招认的犯罪事实向管理员报告，因为最终的惩罚只能借当局之手进行。奇怪的是完事之后没人再提报告的事，诸多苦主不提，别人也不提，似乎忘记了这次行动的初衷。

新头目道长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装聋作哑。24号监室一切恢复到往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从犯人的私下议论中我才晓悟出事情的症结：那就是这伙“人民的敌人”心中尚存有一丝怜悯之情。大家清楚，小咬的这项新罪一旦得到当局的确认，必死无疑。小咬固然可恶可恨，可一想到将由一颗子弹结束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也有些于心不忍。再退一步说，即使小咬大罪当诛也不该由这伙犯人将他推上断头台。这种想法很符合犯人心理也符合我的心理。

但后来出现的事实却让我们犯人大惑不解：在经过一两次审讯之后小咬的预审终结，接着便被转往北京监狱。走的那天他被戴上了脚镣，他成了重案犯。24号监房里的犯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关于小咬参与强奸的罪行究竟是哪个犯人向当局告了密？这是个谜。

——六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同样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记忆中无影无踪。我仍须以老办法进行搜寻。

六月下旬对我以及许多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师生来说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已陆续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开始接受批斗。这个过程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记叙清楚，只因与审讯员问及的日子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从略。令我瞠目结舌的是K大一把手张校长终于表态亮相了，那是在一次全校范围的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张声色俱厉地向全体右派发出警告，说右派分子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矛盾就要变质，那就要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张校长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几天前学校保卫科便将一名右派教师一名右派学生送到了公安局。那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历史系那个写《有头脑的人，不要那么想》的中年讲师高云纯。关于高云纯被打成右派前后过程在K大有许多说法，也别具一格。他公开讲他给共产党提意见并非出于帮助整风的目的，而是要亮出自己的政见。他说他的行为也可谓是“自投罗网”。开始划右派被定为右派的人都觉得自己冤枉，惟独高云纯不喊冤叫屈，他讲如果把右派定义为不赞成共产党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话，那他就是个右派。他认。且痛痛快快地签了字。想想高这个人的确有些“各色”。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没有高这种类型。被送走的学生姓黄，哲学系的，家庭贫雇农出身，他本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认错。最后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反省，并派人监视。后来因一件小事和监视他的人打了起来，他打不过那人，就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就被定为右派行凶。学校让公安局来人将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黄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这件事令人惊骇，K大历任校长都从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中保过学生，如蔡元培、胡适等都曾亲自出面将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从未听说有哪位校长主动将自己的学生送进“局子”去。而这位张校长就开了先例，也令世人开了眼界。从这次全校批判大会后，大小批判会便在校园一个接一个。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批斗会是二十二日上午，范围是全中文系。系总支副书记孟广琦在头一天通知了我。当时我想不通，思想很抵触，我问孟广琦是否要穿上棉袄，他反问天热了还穿棉袄干啥？我说穿厚一点抗得住击打呀。他好长时间没吭声，我不知道他这时心里怎么想。后来只说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许久也没想出他的话表达的是啥意思。

二十二日早饭时间在食堂里见到冯俐。自从被划为极右，我不想连累她，不仅公开场合不找她说话，私下里也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她却不管不顾。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主动找我。看见我她端着碗走到我的面前，这时周围许多人一齐把眼光投来，她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情。对我说她已看到中文系贴出来的会议布告，说她也要参加。我吃了一惊，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干吗要参加。她说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的《大地》稿件本来是与她无关的，可后来就有了关联。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被印刷工人拒绝后带回了学校，根据当时冯俐舅舅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我有意将稿件搁置。但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板的工作。说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边照顾舅母边做。大伙赞成。当时我觉得冯俐的态度有些异常，不对头，却也没往深处想，便同意了，将稿子给了她。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磨磨蹭蹭不上紧，否则印了出来事就大了。可这时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俐是采用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冯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打听到冯俐舅舅家地址，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了，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舅母是位贤良女性，压根儿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因为材料是“匿藏”在冯俐舅舅家的，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说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他便不会以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对冯俐说了，可她不听，坚持要参加会议。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想冯俐咋这般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别人积极时她消极，别人退缩时她却顶风上，完全的不识时务，乱弹琴。为了阻止她的盲动，我严厉相告不许她参加批判大会，坚决不许！她生气了，说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饭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情况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顶顶要紧的是不能让冯俐陷进去了。当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对我对她舅舅都有一种内疚，她觉得是由于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难。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她的错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难逃的。不是有句古语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想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我苦苦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看她那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再劝说下去已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批判会很快就要开始，再找她也没有时间了。我一边思索一边向宿舍走去。看来人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还是能想出相关办法来，关键是紧要关头要懂得另辟蹊径。我另辟的蹊径是：既然是开我的批判会，我不参加，不就开不起来了吗？开不起来冯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吗？对，逃会。我几乎不考虑逃会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便当即做出逃会的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校方和系里尚未派人监视。我走着走着便改变了行进方向，从两座宿舍中间插向通往西校门的路。

我心里很紧张。都说做贼心虚，我没有做贼咋也心虚呢？直到顺利出了西校门，才轻轻吐了口气。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个问题：出逃的这一天该怎样打发呢？去颐和园吧。已春暖花开，颐和园正是游览的好时机。这一两个月来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了，就借机好好放松一下吧，把什么都丢到脑后，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赐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欢欣一番，不想别的，只想眼前的风景是多么壮丽，想拂面的春风多么和煦，想宽阔的湖面多么清澈，想人间生活多么美好。这种趋美的意识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是虚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种强迫意识在驱使。不真实的东西注定不会长久，积聚心胸中的灰蒙蒙的色调渐渐扩散开来，一丝一缕将眼前的美丽仙境覆盖起来。春夏之交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严冬中，寒冷彻骨。心重得像灌了铅。这一刻我感到无助无望，感到心灰意冷。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归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让我警觉，潜意识中对死的拒斥对我当顶一击。我恐惧地战栗着，我站起身，离开水边。这次对死亡的浅尝辄止可以说对我的终生进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够在后来漫长的炼狱中苟延残喘而得以存活下来。

从颐和园回到校园我似乎是大病初愈，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时分。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进屋只是抬眼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在这次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与别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来确有点戏剧性。他就像一个慵懒的永不出窝的兔子，一出窝就被逮个正着。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窗外已经昏暗，宿舍里连李德志也没了影儿。是吃饭的时间，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连中午饭也没吃。我爬起来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门口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块走进食堂。尽管我俩都成了右派，但友谊继续，也不做出疏远的样子给别人看。吃饭的时候程冠生告诉我今天批判会的情况，说我的逃会行为使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感到震惊。他说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有句话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问后来怎样了。他说系总支领导非常恼火，派人四处找，没找到决定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我很惊讶，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我立刻想到冯俐，忙问冯俐到没到会。程冠生说去了，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使主持会议的范宜春非常狼狈，下不来台。范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又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这样。我如实相告，说我逃避批判就是为了达到阻止的目的，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程冠生扫了一下四周向我俩投来的目光，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我不理睬他这套事后诸葛亮的腔调，只关心冯俐的处境。我问程冠生该怎样弥补。程冠生说晚了，也许中文系总支已经将情况通报了外语系总支。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说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我说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过饭我立即奔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点，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个声音我也觉得耳熟，但一时对不上号。我站在那儿，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这时传出范宜春的声音：你的第三份检查还可以吧，态度很诚恳，但思想根源还挖得不深刻，要继续提高认识。另一个声音：是，感谢系总支各位领导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温暖。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继续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我的批判会，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党组织的革命权威。范宜春的声音：你有这种态度就好，至于怎样继续对你帮助等总支研究了再定。另一个声音：是，范书记，我等着，这段时间我离校会向您报告的。范宜春的声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个声音：是，各位领导我走了。再见。听到再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不要让人觉得我在偷听，但不待抬腿，门开了，我看见走出来的是吕浩明。吕浩明看见我显出一丝惊慌，张张嘴又闭了，幸好屋里没出来人。我问吕浩明范书记在不在。吕浩明连忙答在在，你进去吧。他侧身从我身边过去，从楼梯口下楼去。我抬手敲敲门，里面说进来吧，我就推门进去。屋里除了范宜春，还有副书记孟广琦和另外几个人，合起来就是吕浩明所称的“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见我进门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范宜春冷冷地问句周文祥你有事吗？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本以为见面他会首先质问我为什么要逃会，却不是这样，好像把这事忘了。我静一下心，说范书记我想和你谈谈。他反问一句：你要谈什么呢？我又不知该怎么说了。站在屋中间我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像剥光了衣裳赤身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月前出现这种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甚至还会对“各位领导”出言不逊。但在经历了大会小会批判最终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捍卫自己尊严的血性，我甚至真诚地认为错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吕浩明这样向领导请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但逃避既定的批判会也是对党组织严重的对抗行为，破坏了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仇恨我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我决定在询问冯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领导消消气。可我刚要张嘴孟广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说周文祥你先回去吧，总支马上要开碰头会。我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他说这可难说，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点点头，十分沮丧，只好退出来。

下到楼外面，天已完全黑了。向四下望望，教学楼宿舍楼皆灯火明亮。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去找冯俐，我告诉自己。不待这想法在头脑中得到完全的确认我的脚就已经迈开了。这段时间我坚持不去找她，但今晚无论如何要见她一面，因为事关重大。可等走到她的宿舍下面我又踟躇不前了。我停留在树的阴影里，向那扇晃动着人影的窗子凝望。这时不由想到不久前的那个雨夜，如果当时能照她说的去做，那么她和她舅舅都不会因我而担干系。想到这儿不由心里阵阵作疼。我想起程冠生说的革命热情是狗屁的话，我们的确是幼稚的，可幼稚的又岂止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幼稚无知的啊，连那些经过了若干运动并且身受其害的人也未能从中接受教训。人家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开始不相信，再说，还不相信，再再说，便相信了，就站起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直到明白并非是言者无罪而是言者有罪才惊呼上当了。连动物都知道看见攻击过它的人赶紧躲开，而人的警觉性连动物都不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回宿舍吧。冯俐不会出来，我也不能进去。从树下到宿舍大门这咫尺之遥，就像是隔着一条漫漫银河。回到宿舍，宿舍里的人齐了。黄伟、董建力倚着各自的铺盖看书。李德志正用一支红蓝铅笔描棋盘，描得专心致志。我们这间宿舍四人中间有两个右派，我和李德志。不知是出自本意还是做姿态，在我和李德志成了右派后黄董两人便向系里提出调换宿舍的要求，理由是和右派分子同住一室有种不安全感。似乎人被定成右派就有了杀人之心。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要求没被批准，因此只能继续与我们屈居一室。平常他们两人很少与我们搭腔。对此我并不在意，相信缺心少肺的李德志更不会在意。说来也奇，本来对下棋兴趣不大的我进屋后看见李德志描出的十分醒目的棋盘突然生出下棋的欲望。于是便向李德志提出对弈一局。不料却遭到他的拒绝。我立刻大感后悔，怨自己不该自找难看。如果仅仅是我俩在屋，我也就自认晦气拉倒。可此刻黄董两人都在，并且俱向我投来嘲讽的一瞥，我忍受不住，瞪眼朝李德志吼叫起来，我说李德志别给脸不要脸，你有什么臭架子可端？我是他妈的右派你还是左派么？对你讲咱俩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啊！李德志被我骂懵了，怔在那儿。我站起来摔门出了宿舍。走在空寂的校园甬道上我很快后悔了。反省刚才的事，我发现自己内心的不良。事实上我是将在“各位领导”面前未敢发泄的怒气倾泄在李德志身上。这一点李德志是不知就里的，而我知道。古语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这话是不对的。真正知道自己的还是自己。我无目的地在校园里穿行，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头上的右派帽子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想冯俐会不会因为今天的行为惹出乱子，想家里很久不来信是不是因为接到学校我已成右派的通知，想今年暑假还能不能和冯俐一起回家……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找不出答案。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一切都是未知数，且凶多吉少。我像幽灵似的在校园里东游西走，不顾方位，不管时间，直到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冷，才转回宿舍。宿舍里电灯还亮着，黄董两人已呼呼大睡，李德志端坐床上，身前描成的棋盘上已摆好了棋子，见我进屋李德志朝我指指棋局。我一下子明白：他等着和我下棋。我的心不由一热，我领他的情。我说刚才很对不起啊李德志。他没说什么又朝棋盘指指，我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我连输三盘，输的只能是我。

——六月二十三日。早饭时没见到冯俐，我想大概又去了舅舅家。听她说过自舅舅被打成右派，舅母刚见好的病又加重了。我担心这种时候冯俐老往外面跑对她不利。吃过饭我还是去找范宜春。路上遇见吴启都老师，他和我是同一批公布的右派。他和妻子的恋爱故事我一直觉得可以成为爱情故事中的经典。此刻我眼里的吴老师显得神采飞扬，不像是一个刚遭厄运的人。我叫一声吴老师。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党总支找范宜春。他说他也去找范宜春。我们就一路往前走。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他的问题有望解决。我问所谓解决是不是指摘掉帽子。他说是。我说刚戴上帽子就能摘下来吗？他点点头说他的情况特殊。他说他替爱人鸣不平才被打成右派，现在公安机关经过重新审理，已对他爱人做出“潜伏特务证据不足”的结论，很快就会释放。既然妻子的案子是错抓错判那他自然就谈不上鸣冤叫屈的问题了，理应平反。我心想这合乎逻辑。我说为你高兴啊吴老师。他说谢谢。走到系总支办公室门口我站住了，让他先进去。范宜春不能同时和我们两个人谈。我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我觉得站在这儿让别人看见会觉得鬼鬼祟祟的。便又下了楼，在楼前的花园里转悠。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吴启都从楼里出来，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猜不出他和范宜春谈得怎样，问题是否有望解决。

我立刻返回办公楼。只有范宜春一人在屋。单独在一起范宜春的态度是极有分寸的，声音平和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既显出一丝熟人情分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而我是很看重这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想趁机和他深入地谈一谈。我问他是否吃过早饭。他说他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说不吃早饭对健康不利。他说也许是吧。我看出他没有兴趣和我寒暄，也担心延搁了会有人撞进来，便从早饭与健康一下子切入正题。我对昨天的逃会向范表示道歉并检讨认错，我说我不是有意抗拒批判，而是有另外的原因。范宜春并不吭声。我说会前我得知冯俐也要参加这次批判会，为了阻止她，我就采取逃会的办法。这时他才看了我一眼，问你是说你所犯错误责任在冯俐？我说不是，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的原因才使冯俐陷入了不利的处境。他又看了我一眼，说这么说昨天冯俐的恶劣表现是与你有关了。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当初我要不把《大地》稿件交给她就不会……但有一点我必须申明，在处理《大地》稿件上我俩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我想的是让她早早刻出来印发，而她是借机将稿件压住。事实上她也是这样做的，到最后她也没刻出一个字来，在这一点上冯俐是有功的。他说是对你还是对整风有功？我说对我和整风都有功，她阻止了事态的扩大。他眼光现出一丝讥讽，说你是来替冯俐请功么？但你知道她不是中文系的，要请功你可以去外语系。我心想堂堂的总支书记怎么可以用一副流氓腔调说话呢？我很难接受，但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我说范书记说请功我是不敢的，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做什么也都是徒劳无益的，对自己对别人都如此。我来找你只是想向你说出事情的过程和真相，我也承认冯俐来中文系闹会是错误的，但是……他说你说下去呀周文祥，说下去。我知道只有说了，我说冯俐她做得不对，但是中文系打着她的旗号去她舅舅家搜查《大地》稿件也是不妥的，她对中文系领导有意见也就在这里。范宜春冷冷地说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两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范宜春说这还有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范宜春说到一个党字，我就赶紧收了口。自开始反右以来，这个本来普普通通的汉字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威严而神圣，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范宜春费什么口舌了，因为谈不拢，这也许正像范讲的立场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时间，便直接对范说到希望他不要把冯俐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文系。他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恳求他通融一下。他说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通融。说完又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对她通融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冲他说老范你是应该对冯俐通融一下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时无答。我接着说：老范请你屈尊和我讲一次理好吗？你听我说，冯俐到中文系闹会是因为你让人以她的名义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讲以你的道德准则怎么看，但她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

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还要去告诉《大地》编辑部每一个人，让他们也知道今天的事。苏英没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担干系，让大家也有所准备。如修改说话口径，这一点很重要。我向苏英所在的历史系教学楼奔去，但走着走着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我感到心慌意乱，自知无法面对苏英。我的过失（如果不说出卖的话）是不可原谅的。我毁了她。最后我站住了，心里充斥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恐惧中还存有一丝希冀与幻想，这就是校党委或许不会拿苏英是问。因为说出姓名后我立刻向秃顶领导申明：苏英不属《大地》正式人员，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顺便帮着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说这些的时候秃顶领导不住地点头，说明他已认可，既如此苏英就不会有事。就这么我阻止了自己，决定暂且不把这事对苏英说，也不告诉相关的其他人。放弃了苏英我又想到了冯俐。自从前天早晨在食堂见面后再没见。不知这一两天范宜春是否将她“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语系？外语系会不会以此对冯俐进行处理？又会对她进行怎样的处理？还有冯俐本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心里翻滚。当然最担心的还是冯俐本人是何态度，因为我知道她太任性认死理儿。找冯俐。这么想时我的两脚已开始迈动（每当想到与冯俐有关的事我的思维与行动总能够同步进行）。这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上，已近午饭时间。性急的学生已三三两两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点不觉得饿，我快步来到女生宿舍楼，见许多女生从楼道拥出来，尽管我低头目不侧视地往楼里走，可还能感觉到向我投来的目光。

我和冯俐的关系不是秘密，可现在这时候来找她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楼里走，在楼梯上碰见与冯俐同室的鞠燕，她颇惊讶地叫了一声周文祥。我点点头问冯俐在不在房间里。她说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两个台阶又停下脚，转回身看看没人，对我说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绪很糟糕。我赶紧问道：系里领导找过她没有？她说找过了。我问怎么样呢？她说领导让冯俐做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我问冯俐是什么态度。她说冯俐首先将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来《大地》稿件对系领导说了，她质问领导中文系总支这么做是不是卑鄙。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冯俐便扬言如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她永远不会做什么检查。正说到这儿有两个女生从楼梯拐角处下来，她高声说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楼了。我赶紧上到冯俐所在的楼层，为避免再与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见我来她不惊不喜，指一把椅子让我坐。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屋里没人她都让我坐在她床上。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这些日子我有意对她疏远，这出自对她的关爱，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此刻当感觉到疏远已真实存在我的心便感到无限的痛楚。待习惯了黑暗环境后我发现冯俐的脸色非常苍白，精神委顿。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诗集》，她十分喜爱普希金，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普希金的诗。但我觉得如今诗已离我们很遥远，生活中只有斗争和政治，早已没有了诗。我望着这本已同样被我疏远的诗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5:54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5 15:48
无碍。我都习惯了。能看。刚才接到一个校对任务，阅读可能还要往后延一下。渣兄你先发着，我后面跟上节奏 ...



好，你先忙着，好饭不怕碗，哈哈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6:01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5 15:51
瞄了一眼时间点，想起《癌症楼》，跟我们的时间段和背景，故事很多相似性。。。。不知这部故事又如何?起风 ...



还是你懂，同那本是同一类的，你扛得住，如大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6:03


六


屈指数从一九五七年圣诞节入狱至今已两个月了。中间跨过一个被中国百姓称为旧历年的春节。从气候上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在监牢里度过的这头一个严冬使我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监室里滴水成冰，夹着雪花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和墙上的瞭望孔往里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盖的被子也很单薄，一天到晚都觉得周身冷飕飕的，没一点热乎气。另外，肚子里缺少饭食，产生不出足以抵御寒冷的热量。冷是彻里彻外无终无了没处躲没处藏的冷。监室里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都像得了统一的号令那般将身子紧缩，缩成一个个“人干”。尽管入狱之初我便晓得监狱不是一个福地，可也没料到环境会恶劣难熬到如此地步。“饥寒交迫”是对这段狱中时光最客观的写照。

问题是“饥寒交迫”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心里总是在猜测不久将从法官嘴里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还是活。躯体的饥寒交迫以及心灵的恐惧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犯人的生存景况。

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转。

经过公安审讯员的突击审讯，历史反革命犯大都转去了正式的监狱，腾出的地方便接纳了像我这样被批捕的右派犯人。开始是分关在各监室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个监室里关两到三名甚至更多。狱方对此也做了防范，尽量不把同一单位的右派关在一起，我们24号监室新增的三个“右犯”一个是北京某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一个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再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演员叫郭纯，编辑叫刘基若，讲师叫胡普光。监室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但为新到犯人起外号的传统却保持不变。几天之后，我的这三名政治同类便都冠上了新名号，演员郭纯叫“二姑娘”，编辑刘基若叫“二分之一”，讲师叫“胡公公”。如果亲眼见到演员和编辑两人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这两人的外号起得真是天才。演员细皮嫩肉的还长着副女人样的水蛇腰，编辑小小的个子连脸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号。讲师是因为他三十几岁未结婚并扬言终生独身才被叫了胡公公。正如那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话，初进监狱的他们在得知我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后，便对我表现出亲近与信赖，向我问长问短。我是过来人了，完全理解初入狱的人急于了解新环境的迫切心情，回答问题尽我所知。我从他们口中也知道了许多我想了解的事情。如外面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对那些未解送司法机关审判的右派分子怎样处置等等。他们也如实告诉我。刘基若说他从新华社内参上知道对K大《观察与思考》学社头头龙天胜的审讯情况。

龙的经历是轰动一时的：龙被逮捕之前听人说以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的身份不仅会被逮捕，有可能被枪毙。他便伺机逃。这时他发现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挑戴眼镜的人离他不远。他明白自己“长尾巴了”。为甩掉这个“尾巴”他先乘22路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动物园。“尾巴”也进去，他左转右转总甩不掉，出动物园乘101无轨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尾巴”也上了火车，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他有些紧张，到天津站下来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回到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买票就跳上去了，这回把“尾巴”甩掉了。他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他想如有船就游过去，求人将他带走。正张望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两个人来，一下子就把他扭住了。他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是把他扭送到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他“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打算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那头头嘿嘿一笑说白天不看大海黑下里看？下令搜他的身，因为他腰里系着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那头头笑了，说原来你不是小偷，是K大的右派学生啊。想逃跑是不是？于是打电话跟北京市检察院联系。检察院用打印机现打了张逮捕证，来人将他逮捕了。

我问刘基若知不知道龙被关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问胡普光他们学校的田野是否被捕，胡讲田野捕得比他要早。我问是不是也关在这座看守所里，胡说不晓得。我又问知不知道K大有个叫冯俐的外语系学生，胡说不知。我又问知不知道有个叫苏英的历史系女生，胡也说不知道。他说K大他只认识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个别教师。我又问知不知道中文系有个吴启都讲师。他说知道，吴在他被捕的前几天被捕。这消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吴本来满有把握会被摘帽平反，而事实上却加重了处罚，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正为自己官司所累的我也顾不上多想别人的事，吴启都的遭际在脑中是一闪而过的。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冯俐的消息，还有苏英。我不知道胡公公这一拨新犯人中间有没有K大的人，如果有我寄希望在放风中见到，他们会告诉我急于知道的一切。

春节后对崔老的审讯是步步加紧了，崔老是块难啃的骨头，曾对他采取过许多措施，均未奏效。审讯员不相信崔老对自己那个“历史空白”的解释，又苦于找不到他“训练国民党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的证据。因此长达三年之久没有结束预审。看来这次是决意要把这个案子了结。几乎每晚都要提审，每次都审讯到将近凌晨。崔老回到监室躺下不一会儿就到了起床时间。爬起来的崔老两眼红红哈欠连天。崔老是个嗜睡的人，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垮了下来，整日无精打采，连话都懒得说一句。而在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却说起了梦话。崔老说梦话也与众不同，很有水平。从倒下一直说到起床。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翻身坐起，坐起来并没醒，仍在睡中，梦话也不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醒着的人便起身将他摁倒，给他盖上被子。那个外号“孝子”的犯人自告奋勇将铺位挨到崔老身边，他说他总是失眠睡不着觉，由他就近照顾崔老。这自然没人不高兴，况且大家也知道“孝子”是出于真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对这个好哭的犯人渐渐有了良好的看法，他虽然生性怯懦，却为人谦和善良，遇事多为别人着想，主动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杂活脏活。对崔老他是极其尊敬的，他说他十分钦佩崔老的人格。这一点其实也与大多数犯人相同。不同的是孝子对崔老的尊敬与亲近常常见之于行动，有时竟达到一种讨好的程度。“虎死有威”，被罢免了头衔的崔老恐怕便属于这种情况。自从孝子与崔老睡了邻铺，他对崔老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了，说来也真是难得。

崔老每次被提审，孝子便显得有些神不守舍，嘴里念念叨叨的。崔老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起来照顾崔老睡下，直到崔老睡着说起了梦话，他才呼呼睡去。一旦崔老从梦中坐起，他又立刻起身照料。有人开玩笑说定是崔老前世修的好这世进了监狱还有孝子在身边服侍。话虽说得难听却完全出于善意。

崔老的精神状况渐渐为狱方掌握，于是审讯的频率加快时间加长。再后来对崔老便采用“车轮战术”审讯。这种方式以前未对崔老用过，大概是基于狱方对崔老的神经承受能力估计过高，认为这种对普通犯人起作用的方式对崔老不会起到作用。而现在狱方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人的神经再坚韧终不是钢铁所铸，况且是钢是铁也有一个物理限度。果然连续审讯了三日三夜的崔老回到监房就完全成了一团稀泥。铁门刚在身后关闭便倒地呼呼大睡。还是孝子抢先将崔老抱到铺上，崔老不仅没醒还大声说起了梦话。审讯没给崔老喘息之机，当晚继续审讯。接着又是一个“连轴转”跟上。再次回到监室的崔老人已完全走了形，像一具被摄去魂魄的行尸走肉。当警卫战士把他扔在地上，管理员说句：行了，就叫他一直睡吧。

崔老得到了长睡的特权。他抓住这个权利不放，连续睡了两天两夜。开始时还说梦话，像和某个人大吵不止，后来架吵完了，安静下来，睡得十分安稳。均匀的呼吸伴着细微的鼾声，让见的人都感受到睡觉的香甜无一能够取代。

崔老睁开眼是他开睡后第三天的下午。监室里的犯人正在吃下午饭。崔老坐起来默默地望着吃饭的人，他的眼睛里有了些光亮，看来一度失却的魂魄重又回到了身上。所有的人都以关切亲和的眼光看着他，而一时竟无语。后来是道长率先说句崔老饿了吧，赶快吃饭。这几日每顿都是为崔老留饭的，以备他醒过来时吃。应该说大家是很得崔老济的，大家分吃了他的那份饭，做法是每次开饭为崔老留一份，同时将上顿留的那份分掉。这样做既没有忽视崔老的存在，还让大家受益得心安理得。崔老永远都有一种长者风范，几天不食，吃起饭也不显狼吞虎咽饕餮状，慢条斯理地吃。有人不过意提出从自己那份饭匀出些给崔老，但崔老谢绝了。还是那句话：崔老毕竟是崔老。

而后的时间里崔老仍然显得安静，极少说话，学习的时候微微合着眼，不知他是睡还是醒。

对他的审讯情况大家不便于问，但从突然停止审讯这一点看似乎审讯已大功告成，猜测中每人都为崔老怀着一分担忧，因为崔老的情况与大家不一样，以他的案情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被判重罪，甚至死刑。从目前情况看更接近于后者。

这期间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闷的，也很压抑的。新来的右派同类二姑娘、二分之一和胡公公都已开始提审，胡公公已提审了三次，而我仍然被继续搁置不顾。恐惧对于人最大的折磨不是结果，而是等待的过程。当局对我弃之不顾是不是认为我的案情重大？这一种猜测又加重了内心的不安。

这期间监室里发生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一个犯人不服从道长的管理，争吵时一拳打在道长的脸上，将道长的鼻子打出了血。而管理员在看过道长血迹斑斑的脸后竟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便加剧了那犯人的嚣张气焰，弄得道长灰溜溜的。再一件又是发生在我们与战争罪犯小日本中间。小日本向狱方报告说在24号监室与22号合并放风时，他看见24号监室的一个犯人将一样东西偷偷塞给了22号的一个犯人。犯人间传递物品是违犯狱规的行为，狱方对此十分戒备，决定查个水落石出，杀鸡儆猴，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在另一次放风时间里，管理员命令两个监室的犯人站成一排，让小日本指认那两个违犯狱规的犯人。像这种检举坏人的方法是狱方经常使用的，很奏效，能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来者以矛迎者以盾，时间久了犯人也有了与其相对的策略，那就是指认者站在谁面前就冲着他笑。这一笑就使原本总是阴沉冷漠的脸改了模样，人就变得陌生，而且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也还十分的相像，这就使检举人的指认变得很困难。这办法常常奏效，对此管理员也无计可施，因为没有一条狱规写着犯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监禁生活却不许面露笑容。而这次事件发生在小日本身上，人种之异使指认难上加难。都知道我们看洋鬼子差不多是一个模样，反过来洋鬼子看我们亦同样。

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人种上尽管很是相近，但差异还是本质上的。由此才将他们呼为东洋鬼子。无论是我们看东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看我们都会觉得是差不多的模样，何况小日本平常贼心不死作恶多端，面对与他不共戴天的人自是心虚，一张张匪夷所思的笑脸就使他惊惶失措乱了方寸，到最后也没找出传递东西的那两个人。狱方不肯罢休，借又一次放风之机对两个监室进行了突击搜查，犯人的许多“违禁”的东西被搜查出来，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接二连三的事端使监室里本来便压抑的气氛更加压抑。在这种时刻崔老接到了转狱的通知。

崔老倒显得很平淡，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狱友说着告别的话。我看见崔老和孝子说话时将自己的一副皮手套送给了他，以表达对他悉心照顾的致谢。崔老又将一枝钢笔送给我，我收下了。然后我将我的一条围脖还赠于他，他凄然一笑说老周我用不着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心一下子疼起来。我说崔老问题真那么严重吗？他点点头。我抬眼看看崔老，这一刻我发现他明显苍老了，比两个月前初次见面时苍老了不止十岁，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耄耋老人。想初来时听人喊他崔老我觉得有些滑稽，名不副实，而此刻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永远的崔老。自我入狱以来，崔老对我一直是十分关照的，可以说像一个师长那样对我言传身教，对此我心存感激，如今他要走了，我想到或许今生今世不会再见面，我们的离别事实是诀别，我心情压抑。我忍不住说：崔老我衷心祝福你平安啊。他点头一笑，说谢谢你了大学生，你的情谊我领了，只是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共产党是很厉害的呀。我没说什么，只是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跑到台湾的那个人以为能斗得过，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我本以为……却要搭上一条命……崔老的话使我的心一阵战栗，我想安慰他却无从开口。崔老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平时我总习惯于以发问方式与他交谈，此刻也同样。我说：崔老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糟。他压低声音说我断定这里有公安方面安插的内线，我是吃了内线的亏。我一惊，小声问知道是谁吗？他摇摇头，说反正是这24号里的某个人。我的眼光下意识地往铺上的人堆里一瞥。这时耳边又响起了崔老低沉却充满自信的声音：我们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这人是个隐秘的专家，一切都会做得天衣无缝；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走后不久，便会有人离开这座监室，谁离开谁就是那个人。崔老的话使我的脊背冒出了一股阴森森的凉气。

崔老是在吃过上午饭后被带走的，走时被戴上了脚镣。

只在第二天崔老的判断便得到了认证，管理员打开铁门厉声呼出一个人犯的代码，叫他立刻收拾东西，说是转狱。我看见从人堆里站起来的是孝子。这时我的头猛地一炸，差点叫出声来，啊，是他？！怎么会是他？！我惊愕，我大惑不解，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小咬（后来听说小咬被判了死刑），当时谁都猜不出小咬的新罪是谁报告了当局，现在清楚了，是孝子无疑。

当天的晚上管理员又一次打开铁门，呼声28611号起来，提审。我坐起来，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心中暗想：开始了，终于开始了……

（复杂动荡多变的经历使你在记录时也不得不将某一部分从略从简。我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的审讯，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方结束，然后转北京监狱，而后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有期徒刑九年，成为已决犯的我很快转去清水塘劳改农场服刑。）





作者: 周文王    时间: 2025-2-5 16:06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5:47
好像是山西的作家，写得不错，而且敢写

查了下，山东人。

已经过世了。

看过小说《石门夜话》，

当时感觉像是江浙一带的故事。

估计还是山东故事。

最好看的小说之一。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6:07

第一部完结

待续
作者: 周文王    时间: 2025-2-5 16:11
还不是主编，就是作者。

这个是纪实小说，是不是自传体，难说。

43年生人，57年反右，时间上对不上号。

看人生经历，应该是搜集的资料，

或者有讲述人口述历史。

专业作家，社会接触面比较广。
作者: 周文王    时间: 2025-2-5 16:12
尤凤伟的小说，语言非常好，

故事好看。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8:15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5 16:06
查了下，山东人。

已经过世了。


嗯嗯，喜欢看他的，差不多路遥同时期的作家，但风格不同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8:20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5 16:11
还不是主编，就是作者。

这个是纪实小说，是不是自传体，难说。


是的，不是作者的自传，写的也不是一个人，注意看会看到每一章里都有许多故事，社会底层草根的惨淡人生，从"武大郎”到"地下党”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5 18:22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5 16:12
尤凤伟的小说，语言非常好，

故事好看。


看过他的《色》，《泥鳅》，都好看
作者: 坐忘庄    时间: 2025-2-6 05:08
本帖最后由 坐忘庄 于 2025-2-6 05:19 编辑

高尔泰 夹边沟

王火的忠子旗跳舞


生活的笔墨，箴言：名言是空，哲学：启蒙亦是神话。

权力是真理化权威化魅族的魔鬼。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6 11:19
坐忘庄 发表于 2025-2-6 05:08
高尔泰 夹边沟

王火的忠子旗跳舞


真是魔鬼，在和平时期将一个大学生判刑九年
作者: 周文王    时间: 2025-2-6 12:57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6 11:19
真是魔鬼，在和平时期将一个大学生判刑九年

不是自己人，排除异己。

时代悲歌。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3 11:39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8:20
是的，不是作者的自传，写的也不是一个人，注意看会看到每一章里都有许多故事，社会底层草根的惨淡人生 ...



提楼着心看完了，还好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回忆录。。。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2:18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1:39
提楼着心看完了，还好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回忆录。。。



基本就是小说形式的回忆录，这样方便过审

想继续吗?

看最后的结局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3 12:21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2:18
基本就是小说形式的回忆录，这样方便过审

想继续吗?



感觉还是没看到五月十三号。

发在这里看起来方便一些，要是自己去找我可能就不看了。
如果不太费劲儿的话可以继续转发一下O(∩_∩)O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2:43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2:21
感觉还是没看到五月十三号。

发在这里看起来方便一些，要是自己去找我可能就不看了。


对的，现在方便了，好像不改版也能看了

继续发，白天有空就看书，晚上就追剧

五月十三是故事的开始，也是男主悲催的开始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2:52
本帖最后由 知音 于 2025-2-13 12:56 编辑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我成为一名正式劳改犯人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十一分二十八秒。所以能几近夸张地记得如此分秒无差是因为被押送到清水塘农场那一刹那我看了手腕上的表，于是这个时间便在脑中记准记牢了。表是大哥周文起到北京监狱探视临走时留下来的。他递给我的时候没说什么，我接过来的时候也没说什么，那时大哥已大致知道我今后会有一个漫长刑期，而我也知道在漫长刑期中表是用得着的，就这么兄弟俩心照不宣什么也用不着多说，赠与受在无声中完成。想想人确实像俗话所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经过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长达半年之久的对自己“罪行”绞尽脑汁的追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是不可以对自己掉以轻心的，必须高度警醒，瞪大眼睛盯着自己，就是说要进入一种有意识生活状态之中，一边生活一边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储存在记忆中，这样一旦将来再面对审讯就能够抖搂出来为自己讨个清白。我想我所以在踏进劳改农场那一刻有意识把时间看准也正缘由于此。什么叫经验主义？这就是。
　　
　　说起来人们或许不信，初到清水塘农场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不由长嘘了一口气。望着牢城里一排排齐整的监舍，还有再抬抬眼就看得见的那圈高墙以及高墙之上那一片蔚蓝辽阔的天空，我觉得很亲切，心里也很踏实。我将这里不加保留地接受下来，视为家一般的归宿地。这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却是真实无讹的。后来我想这种心理一定是来源意识深处那久久的企盼，因为入狱不久我便清楚自己的去处已不会是K大，也不会是家以及其他什么地方，去处只会是劳改场所，是遍布于中国的劳改场所中的某一个。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清水塘已经向我发出召唤，何时到达只是个时间问题。另外，我这种以农场为家的意识或许还与我所经受的监押有关。那别出心裁磨砺神经的审讯已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厌恶，只想早早地结束尽快地离开，于是乎在逃逸的向往中劳改农场就成了一块令我心往神驰的福地了。是这样。
　　
　　这块福地如同所有劳改农场无例外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高墙、电网、岗楼圈围起来的牢城，再就是牢城外面无边无际的田地。这两部分恰也体现出犯人在这里的基本境况：一是被羁押，二是被强迫劳动。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描叙犯人在监狱以及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工厂、矿山）的生存状态的，也无法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区分，只知道都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晓得不同在何处。不同在于监狱的功能是撬开在押犯人的嘴巴，将他们从未决犯过渡到已决犯，而劳改农场则是已决犯服刑的地方。“坐监”是对在监狱关押时的犯人的真实写照，而“劳改”则是对犯人在劳改农场生活境况的一种概括。两者对局外人来说也许含混不清，但对局内人却是泾渭分明的。如果让犯人在“坐监”与“劳改”两者中选择，我敢说十有八九会选择后者。犯人在监狱等候宣判时命运未卜，精神上备受煎熬，度日如年。而到了劳改农场，命运甫定，判了多少就是多少，原先绷紧的神经便松弛下来。即使从犯人的身体角度看劳动也是优于静止不动的“坐监”，犯人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怀念“坐监”时日的“轻松”，这也是一闪念的事，不足为凭的。当然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我所认识的许多难友在后来回顾自己数十年劳改生涯时头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对于我，也许须归功于草庙子看守所那种强追强忆的审讯强化锻炼了记忆力，这使我对后来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过程至今尚能保留较为清晰的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在各劳改农场经历的事情便浮于面前，一幅幅一帧帧，就像轮次抖开的画布，有形有色有声。当然这不表明是什么好事情，更不值得炫耀。对美好往事的回味会使人感到满足与充实，有一种人生的成就感。而被苦难往事的纠缠却只能使人伤感，以致对自己的整个生命加以否定。生命便被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也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乍一听这话会觉得很富于哲理又十分的达观，但只要稍加斟酌便会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我想，说这类话的人要么并没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抑或曾给别人制造过苦难），要么经历过苦难而苦难却已将他的精神变得麻痹，不健全。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意义上的另外派生（如毛氏辩证法中著名的“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论断），即便如此，事物的本来面目却不会变。就像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白昼就是白昼，黑夜就是黑夜。我甚至如此愤愤不平，假若再有人巧舌如簧说什么苦难等于财富，那就把他请进监狱或劳改场所里，让他将那些“财富”一点一点的受用，且一直受用几十年。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能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再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人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是应该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忘却，丢到脑后向前看，时代都要跨世纪了，还有什么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这种说法倒确有一种洒脱之气，而我要说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也未见得不想在有限的余生中“潇洒走一回”，问题在于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想忘却就能忘却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就说我自己，每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群马般从遥远处奔腾而来，我是极不情愿的，极力加以挥斥，可每每无济于事。往事像一只按进水里的葫芦，不待松手又从水面浮起，让人无奈而哀伤。对我而言，往事确是一只不肯沉底的葫芦。
　　
　　到一个新环境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正如一位外国作家的著名论断：生活总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都需及早弄清楚并加以适应。如劳动问题、改造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以及人际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处理不好就要栽跟头甚至惹下祸事。
　　
　　对我而言在诸多问题中将自己缠磨最久最苦的却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十分可笑的问题，即如何能将自己今后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存佐证。因我固执地认为，今后我还会面临种种的审讯，往坏处说可能终生都须在审讯中度过。尽管审讯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本质却不会变。那就是草庙子看守所审讯员那句“竹筒倒豆子”的口头禅。要倒出豆子则必须竹筒里有豆子，这样光凭脑瓜记忆是远远不够的，须有个文字记录，有了文字记录再审讯就用不着绞尽脑汁地回忆了。我这种“人无近虑必有远忧”的想法很坚定，不可逆转。我初来乍到尚不知这里的规矩，不晓得我们犯人有没有书写的自由。我便留心观察，看其他犯人有没有此类举动，很快我发现一个与我隔几个铺位的犯人经常在纸上写东西，写的什么不清楚，可写的时候精神很集中，别人喊他都听不见。经询问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从北京某图书馆出来的右派犯人。我问别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写东西，答知道。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结论：劳改单位对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监狱要松得多。前面我说过来到清水塘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晓得了有书写的自由更感到这里是地阔天宽了。于是怀着极佳的心情做记笔记的准备。
　　
　　我有一枝钢笔，纸和墨水也不难解决，万事俱备只待下笔了。头一次握笔在手时心情是复杂难言的，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间是七月二十日晚八点十三分。这是我到清水塘农场的第四天，四天虽短暂却经历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到一新环境对所有的事都觉新鲜，似都有记下来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队后于队长对我们新到犯人的训话；如在割麦时远远看见在草庙子看守所的难友将军；再如学习会上我不发言受到训斥等等。我按事情的发生顺序一路记下来。类似于日记的写法，记下事情的大体脉络，不写细节，也不加主观评判（我将这种记录叫着“大事记”）。书写的过程是令人欢愉的。开始时尚有一点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审讯记录和判决书上签过几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没有动过笔。重新提笔的感觉大概类似一个戒烟的人解忌后吸的头一口烟，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兴奋充斥着全身的每一颗细胞。然而兴奋是短促的，我很快发现这样记录不行，会留下隐患。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评判，一旦让人读到同样会授人以柄。比如记了管教的训话会认为你心怀抵触记黑账，记下看见了将军会怀疑我俩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沉痛的教训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是无情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反右运动中的许多事尚历历在目，许多不沾边的东西到后来不仅沾了边，还导致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接受教训，不可麻痹大意，否则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将“大事记”撕碎装在口袋里，在白天割麦时偷偷撒进麦垄里，心弦紧绷就像真的在销毁罪证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大事记”就这么夭折了。不久地里的麦子收净了，眼望空旷旷的原野使人感到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长此下去自己的头脑终也会像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大事记”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办法终归会找到的。我想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说欲盖弥彰也好，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说让落下的白纸黑字像一颗颗鹅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么人看了都无把柄可抓。自然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须像搞文艺创作那样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就以前几天佟管教在麦地将一名犯人打倒的事为例，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二大队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在一块地里收麦，将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割麦一部分捆麦并往地头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轻松些，一个姓邹的犯人投机取巧，不干分配的割麦活，却去搞搬运。通常情况下，一二百号穿同样囚服的犯人混杂在一起管教是很难明察秋毫的，那姓邹的犯人也正是瞅准了这点才施了鱼目混珠术。也算他倒霉，同组一名犯人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在场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拦住颠颠扛着麦捆奔走的邹，从远处听不见邹是怎样与佟管教对应的，只见佟管教一拳将邹连人带肩上的麦捆打倒在地，随后又连踢了几脚。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佟管教鞠躬认错一边奔到割麦的行列中，挥镰务起了“正业”。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自来农场，见管教这般在众目睽睽下揍犯人还是头一回，说起来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头一回见毕竟觉得不寻常，我决定将此事记下来。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落在纸上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二大队集体割麦，大伙干劲高涨。惟一邹姓犯人违反了纪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
　　
　　我对这样的记叙感到满意，相信以后就是佟管教看了对我也无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是言顺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后，我就开始记我的“清水塘大事记”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变故频仍，所记断断续续，残残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无几。这些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残言碎语在别人看来犹如梦呓偈语，不明就里，而惟有我——它的作者才能透过这些“假语村言”窥见隐于内里的那昔日的苦难时光。
　　
　　7月29日：今天锄玉米，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清水塘，心情喜欢，赋诗一首，题为《清水塘初观》：
　　
　　美丽妩媚清水塘
　　
　　朗日相照闪银光
　　
　　但得甘露涤污尘
　　
　　改造大道亦康庄
　　
　　——谈到诗，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写过一些，说不上多么喜爱（我更喜欢小说，读过不少中外名著），只是听人说诗是文学中的雅中之雅，于是就附庸风雅地写起了诗。自身陷囹圄，缪斯便被阻于高墙之外了，诗兴全无，不想到了广阔天地间，诗神又不招而至，见到清水塘即赋《清水塘初观》。其实我是毫无诗才的。懂诗不懂诗的人都不难看出，上面这诗整个是首狗屁诗，甚至比狗屁还臭。当然如此低劣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诗才的不足，而是一种出于需要的矫情。什么“但得甘露涤污尘”，什么“改造大道亦康庄”，说白了就是我深知自己是有罪的，灵魂是肮脏的，但愿用这清水塘里的一泓清水将灵魂冲刷干净，以在劳动改造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这“直抒胸臆”的劳改犯“心声”自是十分虚伪的，散发出让人恶心的狗屁味儿。可再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呢？能写“清水塘清我亦清，枷锁在身心自明”吗？自然不能。纵观全诗，前两句对清水塘的描写尽管直白且无韵致，但还是真实的。塘址位于农场东南四五里处，约十几亩的水面，四周生长着葱绿茂密的芦苇，塘水十分清澈，叫清水塘是名副其实的。头一眼望见碧蓝泛着细纹的塘面我一下子想起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荷塘月色》，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是很美的，美得有点甜腻，而我眼中的清水塘却绽着一种野性的生机勃勃的美。
　　
　　8月5日：继续在清水塘畔锄玉米，日光明媚。在塘边吃午饭，我和高冲犯了错误，受到佟管教的批评教育。
　　
　　——看来为诗为文模式化雷同化的毛病是难以避免的，看了上述记录一准会联想到早先曾记载的邹犯人犯错误佟管教进行教育帮助的事。其实在记录时我也力求避免语汇的重复，如“犯错误”、“帮助教育”等，但斟酌再三，也未找到更恰当的词语替代。
　　
　　除开写作要求对选择词语有相当限制的原因外，而我们犯人所处的特定的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特定关系本身便是极端模式化的，犯人就是犯人，管教就是管教，监狱就是监狱，劳改农场就是劳改农场，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别的自是万变不离其宗了。犯人的一举一动包括劳动、学习、报告思想、检举他人以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有条条框框限定着，不可越雷池一步。还有犯人与管教的关系与同类的关系也都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中生活的形态几乎是凝固着的，只能是在重复中进行的。要对这种生活进行记录描写自然也难逃模式化的窠臼。所以我想作家对这类题材是应该退避三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描写犯人生活的作品中我真的没有发现上乘之作，包括那些曾当过犯人生活积累丰厚的作家写的书我也不敢恭维。
　　
　　话题再回到我的大事记，因为从一开始目的性便十分狭隘与具体，因此行文的用词用语便不计忌讳而随心所欲了。如我说的那日“日光明媚”，明媚是不错的，只是已明媚到几近将人烤焦的程度。那是无遮无拦的烤晒，“烤出油来了”一语定是对毒日烤晒有着切身体验的人制造出来的。烤晒下我真的觉得从头上脸上淌下来的不是汗水而是油，如挨近一根火柴准会燃烧起来。上述只是头部的遭际，头以下部位同样也不消停。地里玉米苗长至齐肩，叶秆茁壮，密不透风，热瘴弥漫，身体像置于蒸笼之中。正宗庄稼人干这活路大多只穿一条裤衩，更有人一丝不挂。我们劳改犯人没这个自由，一律整齐披挂，大汗如注，衣裳尽湿，像个落汤鸡。人们常常感叹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而那时我觉得半天时间都十分漫长，总也挨不到头。真是度日如年啊。午饭是在塘边吃的，大伙一边吃着窝头咸菜，一边拼命往肚里灌凉水，这般也难排暑气。有个犯人向在场的佟管教请示，问可不可以到塘里洗个澡。这话是大伙想出口而未敢出口的，目光齐刷刷看着佟管教，眼光里是不差样的祈求。佟管教想了想给了答复，说不可以下塘洗澡，只可以在塘边擦身。尽管不尽如人意，也算皇恩浩荡了。大伙三下五除二把剩饭吞进肚里，就拥到塘水边撩水擦起身来。
　　
　　这就说到了高冲。他和我挨着，悄声对我说佟这人操蛋，叫咱们痛痛快快洗个澡还跑了人不成？塘底儿也没有地道通台湾和美国。我知道他的嘴碎，没敢回应。高冲是刑事犯，三十出头，捕前的职业是邮递员，因私撕信件被判刑五年。我来清水塘不久便发现：在这里刑事犯比我这样的政治犯受优待，而高冲的胆子比别的刑事犯更大些，常有意无意地违反点纪律。管教对他也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高冲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他把上身的囚衣脱了，蹲在塘边用双手往光身子上撩水擦洗，佟管教看了眼没吭声。我以为默许了，也把衣裳脱下来，不料却招来佟管教一声吼：不许脱衣！我赶紧从命把刚脱下的衣裳穿上。如果高冲是个识趣的主，在这种情势下应遵从管教的命令。可他不听，依然一下一下往身上撩水，满脸都是舒坦。他犯了经验主义，以为管教还会像平时那样放他一马。而众人是心明的，你个高冲不识趣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拗管教的指令，这就牵扯到管教的威严问题，瞧有好果子吃。果然佟管教大怒，直脖吼道：高冲快披上你的皮，你他妈一次次老鼠舔猫鼻梁骨大了胆了你！佟管教这人文化程度不高，可嘴头子功夫不差，骂人也骂得生动。高冲见佟管教动真格的了，就立刻收敛了，乖乖地从地上捡起衣裳穿，嘴里却悄声骂句：操你个佟大鸭子的妈！佟管教吃饭的位置在塘边的一棵柳树下，离我俩站的地方约十几步光景，他看见高冲的嘴巴动，虽听不到声音，也料到绝不是一句好话。遂起身朝这边过来，一副兴师问罪的气势。高冲见状赶紧别转脸对我说老周你听准，我说的是佟管教这人不含糊——记住啊！不待我回应佟管教已来到跟前，两眼狠盯着高冲。高冲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立刻满脸赔笑，刚要开口说话却让佟管教指住，说快闭上你狗日的臭嘴！高冲就闭了臭嘴。佟管教把他放在一边，又转向我，依旧是满脸肃杀，他说你过来。他撂腿离塘而去。我跟在后面。这时我很恐慌，心怦怦直跳，思维快速运转，我来农场不久，没有应付这类事情的经验，更没有心理准备。只是想要倒霉了。紧张中倒也有所思考：是如实向佟管教报告？还是保护一下高冲？我清楚这选择对我干系重大。不待我思路清晰，佟管教已站定，回转头劈头便问：刚才高冲说的什么，你老实交待，嗯？！我不知所措。他又重复一遍：他说的什么？你如实交待！不知怎么，我竟然一点哏不打将高冲教我的话说了。佟管教听了满眼流着不信任，说就这话？我说是。他哼了声，丢下我朝高冲奔去。这时塘边的情势就像一座大舞台，佟管教、我、高冲在台上表演，其他犯人都是看演出的观众，眼巴巴盯着舞台看剧情怎样向下发展。后面的剧情是佟管教开始了对高冲的审讯，他说高冲你他妈给我听着，周文祥已如实做了交待，你想蒙混过关是办不到的，你说吧，你刚才嘴里喷的是啥粪？嗯？！这样的情节显然也是雷同化的，但与正规审讯员相比，佟管教的审讯一口一个脏字便见出了业余（正规审讯员一般是不骂人的）。高冲还是笑嘻嘻地看着佟管教，却闭口不言。我一时吓坏了，心想你教了我话却自己不说，我彻底惨了。佟管教继续追问，高冲这才开口说：我如实交待，我就说句佟管教这人不含糊嘛。我方松了口气。佟管教看看高冲又看看我，将信将疑的神色。毕竟背对背的对质对上了茬，再说佟管教也不会想到高冲会在那样短暂的一瞬和我串了供，也由不得不信了。但他须找个台阶下台，不然戏不好收场。他追问高冲：你说说不含糊是什么意思？不含糊是骂人对不对？！高冲说佟管教这么理解可就冤枉好人了。佟管教悻悻地说你狗日的高冲还是个好人？你是好人里挑出来的吧！说毕他竟被自己的话逗乐了，脸上绽出一丝笑。我和高冲都松了口气，这事就算完了。这件事算得上“大事”吗？说不清楚。却也记下了。
　　
　　8月11日：家里来信了。家中一切都好。很高兴。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收到的头一封信。家里是收到我的信按新地址寄过来的。信写得很特别，不是由一个人代笔，家里会写字的人都在信上写了自己的话。读初中的时候我曾到小市上卖过家存书籍，有画册、诗本和尺牍，我见尺牍上许多范文书信的开头都有“见字如面”一语，当时并不究其意，现在看了信上形形色色的笔迹，确实有一种与一大家子人会面的感觉。字迹幻化成他们的脸，他们的体姿，在我面前闪来晃去。又好像每个人都给我读他们写在信中的话，那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他们知道信须经劳改当局拆阅后才交于本人，因此都不敢乱写，也差不多是一个模式。先报个平安，让我勿念，然后再说希望我好好改造，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如此众口一词，好像家人们也认定我是个确有其罪也确需改造的人。当然我会体谅他们的苦衷，就像我写作那首《清水塘初观》，他们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呢？只是我特别重视大哥写给我的话，他到北京监狱探视，我委托他到K大打听一下冯俐的消息，我还将她舅舅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想他会在信中将冯俐的现状告诉我，却没有。大哥在信中没有提及“小妹”（我和大哥为冯俐制定的暗号）的事。这让我十分失望。我只能以他没得到任何消息来理解了。
　　
　　8月17日：锄玉米。因缺乏劳动经验引起中暑。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中暑。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感到恶心想吐，后来又感到晕眩，再后来就人事不知了。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清水塘边，同组的李通达、曹先佩不住往我身上泼水，佟管教站在稍远处看着，神情挺古怪。我一时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觉得浑身舒坦极了，渴望李曹两人继续往身上泼水。你真得佩服佟管教眼力，可谓是光棍眼里打不进沙子，我一睁眼他就发现了。他朝李曹挥挥手说行了，你们干活去吧。李曹就撇下我去了。这一刹那我才明白刚才出了什么事。我从湿漉漉的地上爬起，看看佟管教，佟管教还是挺古怪地看着我。自那天发生与高冲“对质”的事，我就发现佟管教看我的眼神有了改变，就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似的。我怀疑他对那天我和高冲的表现是不大相信的。只是抓不住把柄罢了。站起身后我说佟管教我去干活了。佟管教没吭声，我就离开塘边，寻找刚才倒下去的那条地垄。
　　
　　这些天中暑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中暑的原因是天太热与劳动强度太大。可我怎么记的是“因缺乏劳动经验引起了中暑”呢？难道劳动经验与中暑二者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是这么回事。
　　
　　我所说缺乏劳动经验是暗指缺乏偷懒耍滑的经验。对我们劳改犯人来说，这种经验可是太重要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一天到晚牲口般地被驱使奴役，累死累活，没有人怜惜你，只要不累趴下就得干，劳动强度达到极限，当局压根儿不考虑我们能否承受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只有像国际歌上唱的那样“自己救自己”。犯人们摸索出一套磨洋工的本领，干花架子活，只要离了管教的眼就胡弄。就说锄玉米，看样子是弓着腰一锄一锄地锄，真实的情况是锄头只蹭着一层地皮，锄过去草还好好长着。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偷懒手段。高冲就出类拔萃，他的办法是在干活的时候找郝管教谈心，说心里有疙瘩需郝管教帮他解开。郝管教在整个农场以善做犯人思想工作著称，名声很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犯人有思想问题不过夜。所以高冲一报告有思想疙瘩他就立刻在地头上和他促膝谈心。但是高冲的疙瘩也太多了，今日解开了这一个，明日又生出了另一个，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没完没了。熟知高冲伎俩的人常这么逗他，说下次该让郝管教解决你的鸡巴疙瘩了是不是？这时高冲就嬉皮笑脸，说这问题郝管教可是爱莫能助的，要解决只有把我发配到“东宫”去（后来我才知道“东宫”是帽儿山劳教大队女犯中队的别称）。可以说磨洋工的方式方法是五花八门的，管教们对此十分痛恨，一经发现就狠狠处理。对比之下，我们新到的右派犯人还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不敢造次。一是文化人的胆子本来便小，更重要的是想好好表现，以此证明即使被打成阶级敌人还仍和党一条心，这种证明可以为以后的平反做铺垫。由此看来，我中暑的原因就不单单是“缺乏劳动经验”的问题了……
　　
　　8月19日：晚饭后分到二斤梨，一角钱一斤。吃了一个，味道极佳。其余留着慢慢享用。
　　
　　——可以说“大事记”矛盾百出。既然是分到的梨，怎么又花了钱呢？自然这也没有深究的必要，所以记了分梨是因为触景生情想到了冯俐。在K大三年级的时候，冯俐从舅舅家带回一些水果，其中有一只梨，个头很大。我问冯俐是什么梨，冯俐说是凤梨。她让我吃。我说分了吃。冯俐说梨是不能分吃的。分梨即分离这一民间禁忌我是知道的，但我并不在意。我用手拍拍冯俐的面颊说我要独吞这个冯俐（凤梨），分食这只凤梨。冯俐笑，说现在你只有资格独吞这只凤梨。我仍坚持两人分了梨吃。冯俐说难道你希望和我分离吗？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唯心学说，分离与否只取决于我们俩，不取决于别的。在我的坚持下梨分着吃了。我写的“口味极佳”很不真实，不是说梨的品质差，而是吃梨的时候我品尝到的内心的苦涩。现在不是真的和冯俐分离了吗？我不由得想莫非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人的命运么？“分离不分离只取决于我们”，这看似正确无误的话在现实中并非如此。
　　
　　8月20日：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引用这句俗语是为了记住与将军在清水塘农场的第二次见面。头一次是来农场的第二天。全场突击收麦。那天我的任务是往马车上搬送麦捆。在三中队的将军也干同样的活。我把麦捆扔到车上后正要往回走，这时看见扛着麦捆从另一块地里走过来的将军，他也看见了我。要想搭话只有我站在原处等他过来。但这是不成的，就返身走开，没接上话。从此我格外注意三中队的活动，希望能再次见到他。将军比我早一个月转北监，判的也早，不知道刑期是多少。看见他我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他是我在这里逢上的头一个熟人。况且在草庙子看守所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自崔老离去后，将军也给了我不少照应和安慰。我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另外我还想从他那里打听一下其他狱友的情况。再次见到将军就是记下“将军不下马”的这天，我和他作为各中队的公差去场部领东西，碰面在仓库门口。当时领东西的人很多，吵吵嚷嚷，争先恐后，这正给了我和将军说话的机会。我首先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十八年。他又问我，我相告了。也许他猜到我的心里，不待我再问就把他所知道的其他狱友的情况向我一一禀告，谁谁判了多少，谁谁在哪里服刑，他最后才说到崔老，言简意赅：崔老他作古了。我没表示惊讶，崔老的这一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崔老自己就说过不是回家过年就是到阎王爷那里过年的话。家没回成，自然只有阎王爷那里可去。将军的消息只是对一种已预知结果的事实做了印证罢了。但听到崔老的死讯我是很悲伤的，心有疼的感觉。我和将军还说了其他一些话，多遗忘了。只记得最后他对我笑了一下（将军的笑很有特点，眼和嘴都合拢成向上弯曲的缝），说句：忘了所有的一切吧，大学生，把脑袋空出来会少些痛苦的。我没回应，只是想难道我们还有忘记的权利吗？如果有我还用得着如此挖空心思写这劳什子“大事记”吗？
　　
　　8月21日：晚饭后郝管教找我说话，告诫我要克服知识分子的骄娇二气。我认为这样针对性极强的教导对我非常及时。
　　
　　——首先我得承认受郝管教的教育是件很轻松的事。他待人很温和，不像其他管教干部那样时时事事表现出职业的严酷。前面说过他似乎有一种为犯人解决思想问题的癖好，表现出来的善意与执著就像一个狱中牧师。他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让你受教育，使你成为一个优秀犯人。只是因为他施教于人的愿望过于强烈，从而使他的做法显露出与他的管教身份不太相称的天真气。比如说他识破不了高冲对他明显的利用，以使高冲那并不高明的伎俩屡屡得逞。总而言之，郝管教属于管教干部中很特殊的一种。他强悍的躯体内包藏着一颗温柔的心。他和我说话是与新到犯人的例行谈话，要点是希望我克服知识分子的骄娇二气。我的理解是未见得他已经认为我有了骄娇二气，而是针对知识分子的通病给我打一支预防针，算是防患于未然吧。亦可见郝管教的良苦用心了。
　　
　　8月23日：今天锄玉米，高冲不慎落水，众人一齐救援，受到郝管教的表扬。
　　
　　——这一则记事使我想到俗语“马熊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只因佟管教不在，中午收工时大伙一齐向郝管教要求到清水塘边吃饭，因干活的地方离清水塘足有一里路远，一来一回要许多时间，郝管教看看大伙热得不成样子，答应了。于是大伙兴高采烈地“移师”清水塘。
　　
　　一边吃饭一边往身上撩水解暑。有人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得寸进尺向郝管教提出下塘洗澡的要求。但未被郝管教采纳。这就说到了落水的高冲。自从上次“对质”事件之后，高冲对我一直很友善，说谁要欺负我就对他说，他会帮我把事情摆平。我知道他能，同室的十几个人包括班长在内都有些怵他。开始我不想仰仗他的势力，我想我与人为善别人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不久我便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人见我当了犯人还文质彬彬的很看不上眼，就挤对。我的眼镜动不动就找不到了，谁帮你“找”到了就向你索取报酬，见什么要什么，不给就骂骂咧咧。不仅如此，我的东西还常常不翼而飞，这些我都忍了。
　　
　　只有一件事我实在无法忍受，我的右邻铺是个五十多岁的刑事犯，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中暑后奉命往我身上撩水的曹先佩。曹是廊坊一所中学的会计，因奸淫幼女罪入狱。他的案子我听高冲说了，着实蹊跷：有一天早晨曹去上班，不料没去学校，倒走进派出所里。人家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交待自己的罪行。问有什么罪行。他说他犯了奸淫幼女罪。问奸淫的是哪个幼女。他说是院里邻居家的女孩。做了笔录后就把他拘留了。派出所又去到女孩家取证。结果无论是那女孩还是那女孩的父母都矢口否认有这回事，那女孩还说曹爷爷是个好爷爷。对此派出所的人认为是当事人“家丑不外扬”才予以否认的。既然曹本人都承认了，哪还会有假？就把这案子报了公安局，直至后来判了罪。这事看起来荒唐，可实实在在就是这么进了劳改农场。犯人间不知避讳，有人问他到底和那女孩有没有奸淫，他一会说有，一会又说没有。弄得大伙也不辨真伪。
　　
　　我无法忍受的事是夜间睡觉时常常受到他的侵扰。一开始是向我这边拼命地挤，再后来就把手伸进被窝里乱摸，好好的觉就叫他搅醒了。上学时我就有失眠的毛病，入狱后又加剧，到了清水塘由于劳动的缘故竟好了，一觉睡到钢轨敲响。不想被这强奸犯一搅闹又开始失眠了。我也试图反抗他，把他的手推到外面，可没过多会儿他又伸进来。我恨得要死，又无计可施。于是就对高冲说了，高冲听了说这狗日的砍椽子嫌砍自己的还不过瘾，就砍你的。我不解，问啥叫砍椽子。高冲笑笑说被窝里玩鸟自己找乐呗。我这才明白砍椽子是指手淫。经高冲这么一说我倒真的联想到一些情况。夜里我常常觉得身子那边一动一动地不停歇，就像人在发摆子似的，原是干那桩事。高冲说我和那厮过过话，治他是小菜一碟。我没见高冲什么时候过了话，更不知道过的什么话，但后来我得到了安宁。当然“那厮”还不断地发摆子，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再说到在清水塘边吃饭的事，大伙吃完了饭就下到塘边擦澡清凉，高冲走到我身边，悄声问一句老周你会游泳吗？我说会。我又问他会不会游，不待回答他的身子突然打个趔趄一头扎进塘中，正是深水处，扎进去就不见了影。一时大伙都怔了，不知所措。过了会儿高冲从水里冒出头来，边挣扎边高呼救命。“救他！”脑子里闪出这个念头我便跳进塘里，急速向高冲游去。这时塘边上其他犯人也一齐扑进水里，场面惊险而热烈。终是化险为夷。高冲被大伙抬到岸上的树阴下，睁了下眼，接着便呼呼睡过去了。这期间郝管教虽未下水，却担当了抢救的指挥组织者。见人没事，才松了口气。见许多人还赖在水里不上岸，他没吭声，算默许了。夏日沐浴那可是大伙渴望已久的享受啊。我觉得一辈子都没这样舒服过。傍晚收工的时候郝管教对大家的舍己救人精神进行了集体表扬，并感叹说可见他对大家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白做。这晚睡觉前我关切地问高冲身体恢复得怎样，肺部和气管有没有感觉。高冲朝我诡秘地一笑，低声说，我向你露个底吧，我读书的时候参加游泳比赛得了全校第一名哩。他的话开初叫我一怔，很快脑子便转过了弯，原来今天的落水是他演的一场戏。这家伙可真够各色的，又听他嘴里唧咕道：任何鸡巴规章对我高冲都是无用的。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澡，不领我的情吗？我说领情大伙也领情。我说的是真心话，不单单指他让大伙集体洗了一个痛快澡，而是说劳改队里需要高冲这种活宝，否则人不累死也会活活闷死的。
　　
　　8月30日：临时调到建筑队。心情很愉快，决心干好。
　　
　　——场部要另建一座水塔，解决水供应不足的问题。从附近的帽儿山劳教农场调来一个建筑队施工。我和另外几个从各大队抽来的人当小工。来建筑队后我一眼认出在K大同宿舍的李德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场合见到李德志自然什么都清楚了。李德志深度近视，没认出我。后来就开始干活了。先挖地基。挖完地基开始砌墙。我发现李德志属技术员之类的角色，拿把尺子这儿量量那儿量量，对砌墙的人指手画脚。当时我挺奇怪，心想这数学系学生啥时学会了这手艺？直到吃午饭时我才走过去和他说话。他认出我后显出很激动的样子，问这问那。他问完了我又反过来问他。他说他三月份来到劳教农场，同一批有K大和其他院校的二百多名被判劳教的右派师生。后来又从天津、廊坊等地陆续来了不少人。他说劳教大队差不多是右派分子的天下。我问他劳教几年。他说没有期限，所有判劳教的人都没期限，上面的说法是谁改造好了就给谁解教。我说这就没准儿了，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没标准，全看管教干部对你怎么看。正因为这样，大伙为了早早解教不遗余力在管教面前表现自己，咱们K大历史系的那个唐明生有一次就累休克了。我说唐明生这名字没印象。他说怎么会没印象？他针对《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两篇社论贴出的那副对联可以说轰动整个K大。经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副对联贴在民主墙上，一联是：这是为什么——恼羞成怒；另一联是：工人说话了——祭起法宝。这副对联确是一针见血指出事物的本质，也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敏锐以及行为的果敢。只是俱往矣，成了劳教分子的唐明生为改造自己竟然把自己累休克，想想真叫人无话可说。
　　
　　9月2日：继续建造水塔。李技术员的成才之路对我很有启发。
　　
　　——参加建造水塔对我真是好事一桩。能逃避难捱的田间劳作，还能继续和舍友李德志叙谈。李德志居然也会砌墙，瓦工活干得比任何人都漂亮，我给他打下手，这样就有了谈话的机会。说到改造对人的改变，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唐明生身上，几乎每一个被改造的人都在不断的改变中，包括李德志，也包括我自己。李德志说他刚来劳教队时什么都不懂，不会干活，不会表现，不会看管教眼色行事。因此不断挨整，被分配干最重的活。后来他发现长久不动脑筋连记忆力都减退了，他意识到必须改变。他从重新下棋开始，没有棋盘和棋子，就找人下盲棋。那时农场正在开山取石，他和那位棋友抬一副筐，两人一边抬石头一边用嘴下棋。记忆力竟渐渐恢复。这就给他一种启示：要开动脑筋，要用超常的智力来弥补体力的不足。
　　
　　修渠过程中他发现瓦工活要轻松得多，就留心瓦工的一招一式。可谓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再用手实践。没听说有像他这么学艺的，可他就这么学，学会了，学得地道，可谓无师自通。居然有人说他泥水匠出身，建筑队把他要了去。不久他又发现技术员动口不动手更消停，就暗暗向技术员学习技艺，毕竟是数学系学生，建屋挖渠这等简单工程的测量计算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就这么又跃升为队里的技术员。一个头脑开了窍的人是很可怕的，再加上几分聪明，就更不得了。李德志的“成长史”使我受到了启发，我觉得自己也应该行动起来，这才有了前面“李技术员的成才之路对我很有启发”那句话。
　　
　　9月5日：今日水塔竣工。发生一桩事故。
　　
　　——施工前后半个月，水塔建成了，高高屹立在场部后面，比最高的树还高许多。站在脚手架上能向四外看得很远。我久久向南方望去，眼光不离半山坡上的一小片树林，那就是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妇女队驻地，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我老是觉得冯俐就在那里。对此我也询问过李德志，他说因缺少与妇女队接触的机会，因此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冯俐。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我让李德志回去便想法打听，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发生一桩事故”这说法有点轻描淡写，似乎最多是有人打破了头或者摔坏了腿。事实是有人送了命。从脚手架上一头扎下来，当场断了气。对此人的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不是事故，是自杀。根据是身为前北师大历史系讲师的死者有自杀未遂的前科。我问李德志怎么看。他说自杀的说法能站得住脚。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讲师死得真是太聪明，从施工现场坠地，方法既简便易行，又模糊了事故与自杀的界限。不仅自己身后不落个罪名，也避免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转念一想，一个人能这么聪明地死，为何不能聪明地活？像李德志和大多数同类那样？
　　
　　9月10日：从今天开始调整了作息时间。记下以督促自己。
　　
　　起床6：30
　　
　　吃饭7：00
　　
　　出工7：30
　　
　　收工11：30
　　
　　开饭12：00
　　
　　再出工1：00
　　
　　收工5：00
　　
　　开饭5：30
　　
　　学习6：30
　　
　　结束8：30
　　
　　熄灯9：00
　　
　　——其实，记下作息时间也无实际意义，因为所有活动无须自己把握，到时候钟声吆喝声如雷贯耳，一声令下立刻行动，就像一群被放牧的羊，羊们还需要知道个作息时间吗？无需，只要能听见羊鞭就行。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2:59


　　二
　　
　　9月13日：吴启都调到我们四班。我向班长竹川询问吴启都的情况，竹川说他也不太清楚，但队长交待说吴的思想负担很重，须对他格外注意。
　　
　　——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吴启都的情况没人比我更了解，我写的向班长竹川询问情况，不言而喻也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前面说过，劳改当局对犯人之间的老旧关系戒心很重，因此熟人相见多装着不认识，这样会减少许多麻烦。吴启都原本在一大队，是李德志告诉我他在这里，可一直没见到他。他比在学校时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又老又瘦，三十几岁居然像个小老头似的。要不是鼻梁上还架着那副标志着知识的眼镜，就完全是一个农民形象。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不是农民又是什么？甚至连农民都不如的。那天佟管教在队前训话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知识就翘尾巴不服管教，你们知道吗，那些鸟学问啥个圆周率3.1416呀，水是由氧子和氢子组成的呀，啥个电话一秒钟能跑三十万公里呀，在这里知道这些统统没用处。你们得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学抡镢头抡锄头，学间苗学撒种学浇地学施肥学捉虫，知道吗？得学这个，这些才是真正的对党和人民有益的知识。佟管教话说得虽不中听，却也是大实话。你干的是农民干的活，却不情愿将自己视为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在劳动农场改造，目的就是将你改造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民的思维农民的心态，甚至还包括农民的形象。刚见面别的情况不知，仅以形象而言吴启都的改造还是大有成效的。
　　
　　9月16日：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高干突然放声恸哭，班长竹川上前询问，高干说今天是他十一年前入党的日子。因此想起来伤心。他的话感染了另一个同样被捕后也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跟着哭了起来。党员就是党员啊，当了犯人也比别人觉悟高。
　　
　　——高干的本名叫高千，因书写的原因管教在队前将千字读成了干，再加上他被捕前确系国家干部，高干这外号就属于他了。大伙只知道高干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判刑的，刑期三年，比我早到几个月。从刑期上看案情不会太严重。高干平常确有一副干部派头，只要管教不在眼前，他说话就哼哼哈哈的，打官腔，好像别的犯人都是他的部下。平时囚衣总穿得很整齐，有了褶皱赶紧理平。每天刮一次脸，洗完脸擦马牌香脂，学习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做总结性讲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有板有眼；如有管教参加学习会，发言水平会更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管教都傻眼。据说他有意取代竹川担任班长，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逞。反正大伙是反对的，现任班长竹川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宽松也很关照，要是让高干管起事来，那大伙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我发现高干的哭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哭，流了许多泪。他伤心是肯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往日堂堂的党员干部现如今连个犯人班长都没得干，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呢？哭归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哭过他赶紧洗了脸，又擦了马牌香脂。
　　
　　9月18日：晚饭后佟管教找谈话，询问“小妹”的情况。晚上失眠了。
　　
　　——佟管教一般是不找犯人谈话的，一找谈话犯人就知道不妙。到队部后佟二话没说将一封拆开的信丢给我，一看信皮知道是家信，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信还如上封会写字的家人都写了一段，还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希望好好改造。看到最后我的心就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大哥这么写：小妹已离开家，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业大学上学，还未收到她的信，所以尚不知详细地址。一时间我有些懵。不待回过神来便听见佟管教发问：周文祥我问你，你有几个妹妹？我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周文彩。又问：多大？答十二岁。又问：十二岁考上了农业大学？我哑口无言。佟管教一把将信从我手中抽走，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说周文祥你少他妈跟政府打马虎眼，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吗？！如实交待，这个小妹是你的什么人？这时我的脑子倒豁然开朗了：信中说的农业大学是指劳改农场啊，就是说冯俐也“进来了”，尽管这让我很难过，很悲哀，可也总算有了下落。唉，事到如今，隐瞒关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反正抓也抓了，关也关了，还能怎样？这么想就不担心什么了。我把真实情况对佟说了。佟大概听出我是“竹筒倒豆子”，态度好转。他把信交给我，说别再想三想四的了，好好改造是首位的。说完就放我回了。“晚上失眠”这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失眠是想睡睡不着，而我是不想睡。或者说是在开动脑筋。大哥为什么第一封信不提冯俐的事？再是他从哪里得到冯俐到劳改农场的消息？再是北京郊区有几个劳改农场？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打听到冯俐的真正下落……
　　
　　9月21日：请求郝管教帮助我解开心里的疙瘩。我相信郝管教能帮助我。
　　
　　——请郝管教“解疙瘩”本是高冲的发明，后来别的犯人见有利可图也仿效起来，对此高冲很有意见。可这毕竟不是他可以注册的专利，无法垄断，即使不满意也没办法，他惟独对高干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因高干找管教谈心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请郝管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对管教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建议自然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也就是打别人的小报告。这样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就改变了性质。也就犯了众怒。我请求郝管教“帮助”是迫于无奈的，我急于想知道冯俐的下落，希望能得到郝管教的帮助。自上次郝管教找我谈话后没再单独接触过。见我主动找他汇报思想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态度很真诚。甚至不是把他看成管教，而是当成知心朋友。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却也换得了郝管教的同情。他告诉我北京与天津之间共有两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劳教农场，这几个地方他都工作过，熟人很多。他说可以帮我打听一下，他认为只要她在这几个地方，找到是没问题的。听了郝管教一番话我的眼湿了。郝管教见状也动了情。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灰心啊，你还年轻，也有文化，熬过去会有前途的。至于别的，我也不好多说了。其实也用不着多说，有这几句就足够了，我期待着郝管教的帮助。
　　
　　9月23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
　　
　　——到了伙房外面才晓得这次公差是杀牛，杀一头从附近村子买来的瘸黄牛。牛瘦得皮包骨头。不知什么原因断了腿，卧在地上。四周的景象大概已使它明白正面临刀血之灾，眼泪汪汪的，也不叫。看见这头将死的牛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活到现在除拍死过苍蝇蚊子之外再未伤害过任何生灵，心想杀牛的公差怎么派给了我啊，我想逃避，可又不敢。管教已经指出了我的骄娇二气，逃避正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大概杀牛在农场是桩稀罕事，于队长和队部的人一齐过来围观。操刀的是从四大队来的一个犯人，显得很神气，大声地吆喝，指挥公差们这样那样，他安排一个犯人持木棒准备敲击牛头，其余的把牛摁在地上，有的抓牛角，有的拽牛腿。我把的是一条牛前腿。那一刹不知道是牛腿在抖还是我的手在抖，总觉得抓不牢。心里恐惧极了。但听操刀屠夫一声敲，木棒就带着一股风落在牛的脑门上。我看见尖刀在牛脖子上一闪就赶紧闭了眼。刀捅进去了（不是眼见），拽在手里的牛腿陡然强劲的痉挛，向外挣脱，我死命抓紧，牛腿却挣脱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响，随之又听见人们的惊呼声。我赶紧睁开眼，这一刹那眼前一片血红，铺天盖地的红。被牛腿踢飞的接血盆像一颗血炸弹飞向围观的人群，引起一片鬼嚎似的惊呼。我顿时吓傻了，瘫在地上，身子像石头一般硬，脑子也空了，一片白（后来才知道牛幸好没挣脱出去，在屠夫的一阵乱捅之下断了气），我只觉得眼前乱哄哄一片，一张张被血涂红的脸，瞪圆的眼，露牙的大口，伸出的指头，可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后来眼前空了，我回过了神。“闯大祸了，我完了，这遭完了。”这是脑袋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我看看地上的死牛，觉得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从血泊里爬起来，两腿软得像面条，刚挪步便听见有人向我吆：到大队部，于队长和洪干事找。以前没和于队长打过交道，只听说他是从部队师参谋长一职转业到农场的。洪干事是上次出公差认识的。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两人都洗过了脸，可衣裳上还有血迹。于队长胸前有一大块，就像“挂了彩”似的。我十分内疚，岂止是内疚，是认定自己罪过深重。我想在于队长和洪干事训斥前做深刻检讨，可一时不知从哪处说起，只能躬腰站着。洪干事说周文祥你是不是成心伤害劳改干部。我赶紧说不是。洪干事说从这个事件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太正确了，连条牛腿都抱不住，不改造怎么得了？我说是，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于队长叹口气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我点头，心里想那是从前，现在是四肢勤五谷也分。于队长又说劳动改造世界，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啊。我点头。于队长又说要磨炼自己啊，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我说是。于队长还教导了许多，记不住了，反正他觉得对路的话吐口就出，不管牛唇能不能对上马嘴。末了说你回去吧，下回杀牛还叫你来，一个大男人见血晕还得了，不磨炼是不成的。这句话差点让我晕过去。
　　
　　9月24日：今天刨地。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
　　
　　——我一直想和吴启都谈谈，问一下他的情况，但没得机会。今天刨地我看他离“团体”挺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为此不断挨管教的批），便凑过去。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也许是熟人的关系，他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冷漠，我问什么他就说。他的情况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古怪？离奇？奇崛？如同他与妻子的那一段不凡的爱情，他眼下的状况确是不同凡响的，想搜寻故事的人可不要错过。前面说过，他是为妻子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教农场的，恰这时妻子的特嫌问题得到了平反，从劳教农场释放。他俩的一进一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吴启都来顶替妻子在劳改农场的岗位，又好像吴家铁定有一个改造名额。事情的不凡并不仅在此，吴启都的妻子释放了执意不肯回城，她要留在农场陪伴丈夫。她说当年为了与丈夫的爱情她穿越台湾海峡，今天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情愿不回北京，就这么她留在了劳教农场，享受留场就业的待遇。但不久吴启都又罪上加罪，被正式判了刑，从帽儿山劳教农场转到清水塘劳改农场。吴启都的妻子要求也转过来，没被批准。刚团聚没几天又分开，事情就这么弄得一塌糊涂。我问吴启都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今年八岁，他被捕后寄养在天津亲戚家。又说他妻子已经去了天津，很快就会把孩子接到农场。我说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到农场来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说由妻子教孩子读书。我不由想起俄国沙皇时期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愿跟随，而跟随吴启都不仅有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我所说的怪病正发生在我和吴启都说话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启都在一点一点变颜色，是变红。原本苍黄的脸皮、脖子、胳膊、手以及灰色囚衣都红起来，连头上的黑头发茬也变成红色，整个就像被涂了满身的血。我吓坏了，大声问吴老师你怎么啦？吴启都说我怎么啦？他一说话露出的牙也是红的，成了血盆大口。我大嚷吴老师你咋成血人啦？吴启都诧异地说周文祥你这是怎么啦？我不回答，逃避似的将目光从红人吴启都身上移开。这时我看到的田野也红了，庄稼红了，干活的犯人们都红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我再抬头看看天，天空也是血红一片。这铺天盖地的红使我感到晕眩，闭上眼。耳边还响着吴启都不变样的问：周文祥你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后来我睁开眼，红色陡然消失，周围的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黑的黑。可我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满身都淌着汗。我说没事了吴老师，没事了。
　　
　　9月25日：今天继续刨地。与吴启都交流改造心得。
　　
　　——所谓继续刨地暗指继续与吴启都交谈，所谓交流改造心得是指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劳教农场妇女队的一些情况，更坚定了我对冯俐就在其间的信念。我和吴启都的交谈大致如下：
　　
　　周：吴老师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吴：你说吧。
　　
　　周：你在帽儿山那边好好的，咋又被判刑了呢？
　　
　　吴：犯了新罪。
　　
　　周：犯了啥新罪呢？
　　
　　吴：这……不好说。
　　
　　周：咋不好说呢？
　　
　　吴：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管教怕我揭发他，就……
　　
　　周：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吗？
　　
　　吴：是的。
　　
　　周：我听说劳教农场有个妇女队。
　　
　　吴：是的。
　　
　　周：你爱人对你说过妇女队的情况吗？
　　
　　吴：说过，妇女队有个别号叫“东宫”。
　　
　　周：为什么叫“东宫”？
　　
　　吴：里面有六个“妃子”，妃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宫”啦，那“宫”又在农场东面，就叫了“东宫”。
　　
　　周：妃子？是清廷的遗妃？她们能活到如今也是七老八十了吧？
　　
　　吴：她们很年轻，都是二十上下的年龄。
　　
　　周：不可思议。
　　
　　吴：她们是尼泊尔王子的遗妃。
　　
　　周：尼泊尔王子？
　　
　　吴：尼泊尔王子到中国访问，见中国女子比他自己国家的女子美丽动人，遂产生了在中国选妃的念头，他将在宾馆、饭店、商店等所到之处相中的六个女子一一记下名单，临走将名单递交中国政府，请求中方允他纳六女为妃。
　　
　　周：后来呢？
　　
　　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答应王子的无理要求，王子走后，名单上的女子就被抓起来。
　　
　　周：可这些女子是无辜的呀。
　　
　　吴：她们是“特嫌”，被判了劳动教养。
　　
　　周：不可思议。
　　
　　吴：你喜欢使用不可思议这字眼。没有不可思议，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合情合理。
　　
　　周：也许……可是……
　　
　　吴：也没有可是。
　　
　　周：吴老师我知道你很灰心……
　　
　　吴：灰心这字眼用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也不合适。
　　
　　周：……
　　
　　吴老师，你爱人说没说过“东宫”有K大的女学生？
　　
　　吴：好像有。
　　
　　周：说过她的名字么？
　　
　　吴：没说过。
　　
　　周：吴老师拜托你和你爱人见面时候问一问。
　　
　　吴：好。
　　
　　周：你爱人什么时候从天津回来呢？
　　
　　吴：大概得过了国庆节。
　　
　　周：还有半个月。
　　
　　吴：你问的女学生？
　　
　　周：叫冯俐。
　　
　　吴：知道了。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一天。上午洗衣服理发。下午睡觉。吃饭后学习。大家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的巨大变化。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农场的头一个休息日。对于一个身体极度疲劳心理极度紧张的人来说，休息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特别是能在大白天美美地睡一觉，更是人生的头等享受。到晚上学习时，人们还没有从享受的慵懒中复苏，微闭着眼听高干念人民日报社论，思想还停留在爪哇国，轮到发言时都沉默不语。高干有些恼火，板着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干取代了竹川作为班长领导学习的这部分权利，管教既没任命，竹川也没有授权，大伙更没有推举，反正他成了事实上的学习班长。就是说，高干正以颇为高超的蚕食策略向竹川夺权。竹川本人倒不在意。他对班长职务本来便不热衷，现在有人替代倒省了自己许多口舌。而大伙却看到了不妙的前景：一旦班长的权利让高干完全取代，今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大伙以消极与高干对抗。每晚的学习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先是高干抢先拿起报纸读，读毕又紧接着发言。接下去就是沉默。一个个像和尚打坐，屏息合眼。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真正的权威竹川发话。竹川见沉默久了，就说句：大伙说说。于是大伙就开始“说说”。一直说到散会。上述学习会的过程就像一出久演不衰的折子戏，戏中的丑角是高干。高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国庆之夜的学习会他以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不等竹川那句“大伙说说”出口便自己“说说”，开始了对沉默者的批判，态度和声调十分尖刻：我不理解，在今天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你们竟然无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你们却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肯定的：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你们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你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大字报满天飞，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是为什么？你们是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身在劳改农场，感情在反革命营垒，可悲啊，可悲啊！高干这一番话把大伙的眼皮都支开了，特别是那些被他指为“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右派劳改犯，竟有些懵了。真的是“身在劳改农场”，心却飞到另处，飞到了一度“大字报满天飞”的地方。我回到了K大，高干的腔调一下子变成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腔调。“可悲啊，可悲啊！”真的不错，知识分子可真够可悲的了，为说话进了劳改农场，进了劳改农场仍不许你沉默。你横竖都得说话。而更可悲的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劳改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你大加鞭笞而你又不能不向他屈服。于是人们开始“说说”了，众口一词地大谈建国九周年祖国的伟大变化，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些伟大变化。其实从个人方面举例是更有说服力的。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阶下囚，这变化能说不巨大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冠冕堂皇说着的时候心里想没想到这个问题，反正我想到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10月11日：今天割豆子，又犯了怪病。
　　
　　——自上次犯怪病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病因是不难找到的，是杀牛事件（对我而言这桩事称得上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问题是犯病需有个诱因，只有找到诱因才可以避免发病。我一遍一遍回想那天和吴启都并肩刨地时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怀疑看见了田野上的一头牛。或许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但牛却存在着。是我的第六感观“看见”了它，因此突发怪病。割豆子快割到了地头，身旁的高冲说句操他妈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种豆连豆腐都吃不到口。高冲发这样的牢骚是经常的，不足怪。却也常常发得没道理。他不该忘了自己的劳改犯身份。就像当初忘了自己的邮差身份而妄自拆他人信件那样。我想和他说一句对应的话（要说什么忘记了），抬起头就看见他变了颜色，整个一个红人。我吓坏了，再看看四周，一切都像在一瞬间被涂上了血。一定是我的惊恐被高冲注意到，他呼到老周你咋啦？！我没回答，赶紧闭上了眼。耳边还听得高冲的声音：你是虚脱了，快找郝管教交交心吧。这时我睁开眼，见红潮褪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高冲还在念咕找郝管教谈心，我不理会，只凝神望着前方田野。我试图寻觅到发病的触发物，由近而远看到的是：豆子（长在地里的及割倒在地的）、割豆子的同类、管教、持枪的警卫战士、刚长出绿芽的麦地、排着杨树的河堤、浑然一体的小村、灰色的劳教农场建筑、山坡上的点点绿丛、马鞍状的山头、蓝天……以上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也就是我所寄身的世界。这“一切”中究竟是哪一样冲击了我的神经？我百思不得其解。
　　
　　10月22日：出公差为伙房收萝卜，同去的周从民违反纪律，被佟管教“绳之以法”。
　　
　　——出公差是美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到伙房干活这差就是美上加美。因为伙房是食物的集散地，总能找到可吃的东西，有时是犯人伙夫见你看见食物那副馋相于心不忍，偷着给你。有时是趁人不注意偷。当然别人偷了给你和你自己偷不一样，而自己偷了送进口中咽下肚和偷了藏起来也不一样。后者被揭发出来就要受到处罚。周从民“违反纪律”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萝卜地在伙房的后面，大约有一百多米距离，我们十几个公差的任务是拔萝卜运萝卜。萝卜个头长得很大，青青的很诱人。伙夫班长默许我们吃。我大吃一顿，过足了瘾。而周从民不仅吃还想到以后也有得吃，他在拔萝卜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往地里埋。要是有所节制埋几个拉倒，也许能够得逞，可他很贪婪，一个接一个往地里埋。他这样做就走到了头，终被一个同类揭发出来。周被遣送回队。周的行为给二中队抹了黑，这是管教干部不能容忍的。佟管教怒喝一声：给我把他绳起来，先关一周禁闭。把某某“绳”起来这是佟管教独特的一种说法，按说不符合语法规范。正确无误的说法应是“用绳子把某某捆（绑、拴、吊、勒）起来”，在这里绳子是名词，捆、绑、拴、吊、勒是动词。佟管教却将名词当成动词用，对不对且不必说，反正他一句“绳起来”果真能将人“绳”之以法，不晓绳字在此处是做名词还是动词用。这次公差的结果是美差不美，周从民被关了小号，我吃多了萝卜辣得胃痛。
　　
　　10月23日：吴启都的妻子和儿子来农场探视，妻子和儿子都要求他好好改造。
　　
　　——我没有看见吴启都一家人相见时的场面，因此只能凭借想象。我的想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一家人相抱痛哭，泣不成声；二是夫妻相视落泪，惟有儿子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边哭边喊爸爸；三是像我记叙的那样，一家人相聚十分冷静，妻子告诫丈夫要好好改造，儿子要求父亲要重新做人，而为人父夫的则保证将老婆孩子的忠告记在心里。尽管我无从猜度实际情况究竟是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但我发现接见家人后的吴启都情绪很低沉。脸上隐约可见有泪痕（但又无法确定是相见时流的还是分手时流的）。我关注吴启都一家人的相见，不仅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之心，也是为我自己。我寄希望吴启都给我带来渴望已久的消息，冯俐的消息。直到吃晚饭时才有机会与吴启都接近。我先是询问一下探视的情况，这仅是一个过渡，紧接着我便询问“东宫”究竟有没有一个……吴启都先怔了一下，接着狠拍一下自己的脑瓜，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我把这件事忘了，真的对不起！我没说什么。我能够理解他的遗忘，但心里却充满着无限的惆怅与失望。
　　
　　11月4日：李戍孟书写反动小说被揭发，又以自杀相对抗。
　　
　　——刚到清水塘我就知道李戍孟不断地在书写，其状态可以用公开写作秘密收藏来概括。前者是没法子的事，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囚室里不想公开也得公开。至于所说秘密收藏其实也是猫盖屎罢了。犯人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称为一碗一筷一铺一盖。而铺盖所占的七八十厘米面积便属于自己的领地，于是铺盖底下便是犯人暂存或藏匿东西的地方，如书籍、记事本、书信等。场方如果要对犯人进行检查，只要把褥子扯翻过来就成。李戍孟写作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得空便写，想起他我眼前便会出现他盘腿坐铺埋头书写的一成不变的模样。写毕便将纸塞进褥子底下。对他写的内容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在写一本爱情小说，有的说写的是个人传记。这情况管教是掌握的，并未在意。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警觉，趁出工时搜出手稿。收工后李戍孟发现书稿丢失，立刻向班长竹川报告，竹川又向管教报告，管教说有人检举李戍孟在写黄色小说，以资解闷，队部拿去正组织人检读，等有了结论再说。就在这天晚上李戍孟上吊自杀，幸被上厕所的人发现救下。从第二天开始，场部便派专人将李戍孟看管起来，等候处理。出了这件事不仅李戍孟倒霉遭殃，弄得其他人也惶惶紧张。赶紧清理自己的铺下收藏，将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偷偷处理掉。竹川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以后不要再写了，一不留心哪句话就犯了忌。我对他说我写的符合思想改造原则，不会有问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犯嘀咕：“大事记”要不要继续写？已写的要不要处理掉？经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的裁定是已写成的暂时保留。不再写下去，避避风头。
　　
　　11月19日：李戍孟从小号放回。书稿业已归还本人。但须从此事接受教训。
　　
　　——从日期上看，“大事记”已停了半个多月。重新提笔无疑与李戍孟的“平安无事”有关。这半个月其实也无“大事”可记，依然没有冯俐的消息，日子依然还是老样子：干活、吃饭、学习、睡觉。节气已是深秋，庄稼已收净了，田地里只有越冬的小麦一片片的绿，除此便是灰蒙蒙。气温也凉了，棉衣还没有发放，同类们为了御寒几乎将所有的衣裳都穿在囚衣里面，一个个显得怪模怪样。农活没有了，但犯人是不能闲着的（用管教的话说犯人一闲着便想三想四），于是便兴修水利，水利是无止境的，哪怕一年有十八个月也不用担心无活计可做。何况清水塘农场是个缺水的地方。我们二中队的任务是在农田里打机井。其余的队修一条引水长渠。比较而言，打井的活比修渠轻松。井底局促便于磨洋工。井下的人磨洋工上面的人也能受益。如果进一步比较，在井下干活又比井上受用，下面无风暖和，就像一座小暖房。犯人族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公平，好事坏事都须对等。于是人分成两班，井上井下轮换。这一切用不着管教分派，犯人自己会做得井然有序。回想到清水塘度过的一夏一秋，眼下是好过的日子。不仅活轻，吃的也比较好。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就是那满眼是血的怪病没再犯。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疑惑：眼没了问题耳朵又出了问题。井上作业时每当我的目光凝望着东南方向的“东宫”，耳畔便隐约听到冯俐的歌声。是那首她喜爱的《西波涅》。我十分疑惑，不知这歌声出自冯俐之口，还是出自自己的幻觉。“东宫”从前那茂密的绿阴已经疏落，一幢幢火柴盒样的房舍在山坡上显形。那苍凉的景象使人的心里也变得苍凉，但屏障不再，又使人感到距离忽地拉近，我曾想询问别人是否也听到了歌声，而我几次欲言又止，我知道我是害怕希望的失却。希望是好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不要破灭。啊，我的冯俐，我们的《西波涅》：
　　
　　西波涅你像朝霞般一样美丽西波涅
　　
　　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
　　
　　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蜂来采蜜
　　
　　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西波涅
　　
　　这似真似幻的歌声一遍一遍撞击着我的心扉。
　　
　　12月2日：今天下了今年的头一场雪，去打井工地的路上李戍孟吟出一句“大雪满锨镐”。
　　
　　——我一直在想，李戍孟究竟写的是什么作品，以令他视为与生命等同重要。又显然没有政治色彩，否则场方便不会归还与他。另外我还有一个疑惑：既然他的写作是管教默许了的，为什么又突然搜了去检查，这其中一定会有什么过节。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总想把不明白的事情弄清楚。就是在他吟出“大雪满锨镐”的那个雪天，三转两转，我和他同时下到井底。我趁机向他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他怀疑是高干向管教进了谗言。因为在这之前高干曾向他“借阅”手稿看，被他拒绝。不想高干不死心，几天后又提出“借阅”，说在这鬼地方连女人毛都不见一棵，生活太枯燥乏味。有篇爱情小说看看也能多少解解闷。李戍孟一听这话马上警觉，怀疑高干偷看过他写的东西，遂向高干提出质问。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就发生了搜查的事。我觉得李戍孟怀疑高干作鬼是有根据的，从各方面分析高干做这种事的可能性最大。他一向对右派犯人持敌对态度，有机会就向管教打小报告，另外就品性而言他也属于对“爱情小说”感兴趣的那种人。事实上他身陷囹圄也就是栽在所谓的“爱情”上。他从小参加革命，很有工作能力，也善于巴结迎奉，因此不断得到升迁，到三十几岁官已经做到正县级。如果不是流氓成性，官还会做得更大。可是没有这个“如果”，他的官不仅做到了头，还一级一级的往下降。用他的话说怪只怪自己的“老二”不争气，“老二”不规矩一次，降一级，再不规矩一次，再降一级。三降两降就降到了个科级，调到一家小仪表厂当了厂长。如果就此接受教训将自己的“老二”看管住，当个几百人的小朝廷也蛮不错。可同样没那个如果，没过多久，“老二”又给他惹了事（他执意将“老二”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不知出于什么逻辑）。这次的事情颇有点戏剧性，一个青年女工到他的办公室去告状，状告同组一个师傅对她动手动脚。他闻听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立刻向前询问那男工手脚怎么不老实，女工虽然害羞，可在厂长面前又不能不实说，就说那人摸了她的奶子。他又问摸的是哪一个，女工指指自己的一个乳房说这一个。他立刻显出极其关切的样子，正告女工说奶子是不可单摸一个的，这样会摸偏了（大小不一），接着就把女工扳到身前说要帮她“纠偏”，说时迟那时快手就抓住了女工的乳房，女工立刻尖声呼叫，如果他“浅尝辄止”就此罢手，或许女工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将屈辱咽进肚里。可他竟不存一丝顾忌决意要将事情进行到底，将女工摁到地板上施以强暴。就是这次愚蠢却最终没有得手的强奸使他进了班房。就是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高干都是个没德行的人。他是害群之马。这种情形不容再继续下去，必须对他进行有效的扼制。这就是我在井下的所思所想。
　　
　　12月5日：高干。
　　
　　——只记下高干两个字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不能记下他的真实行为，不能对他加以评判，这“大事记”越记越觉得捉襟见肘。其实记下这两个字也就够了。这两个字与恶劣等同。你会想到虫豸想到臭狗屎。李戍孟的自杀导因已水落石出，高干贼不打自招，私下散布说是他向管教揭发了李戍孟写黄色小说。还说谁和他不友好没好果子吃。他敢于公开自己的劣迹足见出他的肆无忌惮，另外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对政治犯人进行恫吓，让政治犯怕他，听他的摆布。整个的一个不是政治犯的政治流氓。事情得以印证更坚定了我原先的信念，得惩治高干。让他有所收敛，否则后患无穷。另外我也清楚，仅靠我个人单枪匹马不行，得将所有的政治犯人联络起来，一起对付他。也是天赐良机，打井为这种联络制造了条件，因井底面积狭窄，每次只能容纳两个人作业，因此井下是最隐秘的两人世界。同时井上井下作业人次轮换，机动性也很大，想和谁一起下井不难办到。
　　
　　我第一个找的是俞峰华。俞是S大历史系学生，因组织田野演讲被打成“黑爪牙”，可我发现他的手不仅不黑，反倒很白嫩，像女人的手，牙也是又白又齐整。后来抓了田野，接着又抓了他。我和他私下交谈过几次，话题大多是田野，看来他是田野真正的崇拜者。井下作业的分工是一个往筐里装土，另一个管筐的升降。我叫俞峰华管筐的升降，这样我可以控制干活的节奏，便于和他说话。我们老家有句老人训斥不肖子孙的话叫：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是指白读了书。其实不对，世上没有白花的钱，也没有白读了的书。我刚说句知不知道李戍孟的事是高干告的密，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用意，问我想把高干怎么样，我说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但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才行，否则这个害群之马总会叫我们不安生。他听了半晌不语，我又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说这事不可行，我问为什么不可行。他说夫子有一句至理名言：不可与女人和小人斗，何况小人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君子肯定是斗不过的。我说难道就让小人为所欲为么？他说首先你得认清现实啊。我们这些人倒霉说到底就是没有认清现实。我说那么现在的现实是什么？他说现在的现实是身子都掉到井里也不差个耳朵了，就把这只耳朵交给高干得了，让他想咋折腾就咋折腾吧。我简直不相信这话是出自不久前还叱咤风云的“俞干将”之口（他陪田野到K大演讲那天我曾目睹过他那意气风发的风采）。有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仅短短一年多时光俞峰华原先所充盈的那种锐气已荡然无存了，竟心甘情愿将耳朵交给别人折腾。可冷静一想，他的“小人必胜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君子行事有一套规范、道德的约束，而小人则没有，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一招是狠手就用哪一招。因此你无可抵挡。当然“道理”是一回事，能不能屈从“道理”是另一回事。
　　
　　我总觉得让高干这样的小人欺压是一种耻辱，不可接受。我又和张撰一起下到井里。张撰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也是一位画家。平日里很少说话，得空便在纸上画素描。这个艺术型的张撰却没有俞峰华那样的敏感，我说了许许多多话他终也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我有些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要想办法制裁一下高干。他说高干这家伙确实是坏人，应该教训教训他。只是他本人不想参与。他认为所有的斗争都是龌龊的，而龌龊又与他追求的美是背道而驰的。我说你在这劳改农场能发现到美吗？他说当然能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我想讽刺他几句，问他在管教的面孔上在警卫的刺刀尖上在高墙的电网上发现了哪样的美。但话没有出口。也许就是在井底下张撰与我大谈美的无所不在的这一刻，我心里开始产生出对艺术人的一种成见。我觉得他们属于情感畸形的一类人。或者进一步说都是些精神有毛病的人。我知道和张撰再说也白搭，就闭口。张撰却继续大谈他的美。他问我听没听说“东宫”里面有五妃子的事。我说听说了。他说既然是王子看中的女子一定是绝代佳人，你看，这不是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么？我说对，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他说你同意了？我说我同意，太同意了。
　　
　　后来想想这一天我好像犯了邪，锲而不舍地寻找与高干斗争的同盟者，我几乎游说了班里所有的右派犯人，但只有一两个人说可以考虑。其余的人都表示不想惹是生非。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张来场较晚（大约是十月中旬），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S大历史系助教，平日观察，对谁都很谦恭，属大学里人们司空见惯了的那种好好先生。最后一个找张也属偶然。我俩快收工时才一起下到井里，本来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想再对他游说，可后来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又说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倒是很爽直，说这事他不想参与，因为劳改当局最忌讳犯人之间的这类串联活动，在他们看来串联与暴乱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发现就重重的处理。他说他的刑期是三年，一咬牙就过去了，不想再无事生非，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是他的最大心愿。听他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前面我所以说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是因为他后来的表现并非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不想再无事生非”，而是惹是生非，且矛头对准的是他的同类。其卑劣比之高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2月12日：终于得到冯俐的消息。喜乎？悲乎？
　　
　　——冯俐的消息姗姗来迟。世上的事有时的确很奇异，人穷了，穷上穷，人富了，富上富。这是比如。我说的是冯俐要么消息全无，要么同时有多种渠道传来。先是早晨郝管教告诉我他已经打听到，劳教农场妇女队有个叫冯俐的大学生。接着是中午吴启都接见了来探视的妻子孩子后急匆匆找到我，告诉我他妻子说曾和K大女学生冯俐同在妇女队。因当时正是出工时候，不能多谈。傍晚收工回营，又碰上来维修水塔的李德志（水塔在夏季遭了一次雷击，当时未见明显破坏，后来开始渗水），李德志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周文祥我告诉你咱校的冯俐在东宫。我冷冷地说知道了。这么说是不想领他的情，我是很生他的气的。距离我的托付已经三四个月了，本来他能早些带给我消息（教养犯人星期天可以请假外出，何况他还是个很有自由度的技术员）。可他没当回事，今天是拾草打兔子当捎带把消息告诉了我。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都不会忘。虽然消息来得确实晚，可毕竟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情波动，夜里我用被蒙着头，阻隔了狱灯的光线后我流下了泪，我不知道这泪是出自喜还是出自悲。
　　
　　12月17日：冯俐。
　　
　　——离一九五九年元旦愈来愈近，雪不间断地下。雪并没有阻止我们的施工，每天都重演着“大雪满锨镐”。而我的心每天都被冯俐所占据。消息令我振奋，但没有使我满足，我急于知道她的现状，更迫切想见到她。在工地作业时我总是占据可以望向“东宫”的位置，“东宫”永远在我的视线中。帽儿山已被白雪覆盖，与白茫茫的大地连为一体，“东宫”变成了“白宫”，远远望去犹如帽檐上方的一颗白花结。相距不过三四里路，可以说近在咫尺，但在我的意识中却是万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头脑里跳出这个句子。又忽然感到骇怕。骇怕这句子不仅是我和冯俐现状的写照，而且是一种宿命的预示。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02



　　三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
　　
　　——我没有料到李德志会来探视我。劳教犯探视劳改犯没有这种先例。他来了我很高兴，不仅带来了同学情谊，更给我带来了希望。我想如果李德志有这样的自由度，那么冯俐也能够来探视我。|Qī-shu-ωang|这希望使我不计前嫌，对李德志表现出友好。李德志前后两次来这里施工，和管教们很熟，因此管教对他表现出信任和照顾，让他到监舍直接找我。我和他坐在新增的一个铺位上说话，可以不受干扰。有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劳改营里的李德志与校舍里的李德志已变得相去甚远，但最本质的东西要变也难。李德志又再次向我道歉，说这次他是来戴罪立功的。详细谈谈冯俐的情况。他说他是通过内线关系才知道冯俐的现状。因发生了几起男犯与女犯的乱搞事件，场方对这方面控制得很严。男犯人未经批准进入妇女队营区可视为越狱行为，格杀勿论。他说从他掌握的情况冯俐很令人担忧，须赶紧告诉我，以采取相应对策。李德志这番话立刻使我紧张起来，我让他如实告诉究竟出了什么事。李德志说冯俐是九月份到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劳教农场就是劳教农场，不是学校，到这里来的人必须按这里的条文行事，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一样。可冯俐不懂这一点，或者说不是不懂，是不愿意按这个去做。她对管教说她的案子是错的，她没有罪。管教说你的案子不是劳教农场判的，只要到了这里就是犯人，犯人就得在这里好好改造自己。农场不管你的案子只管你的改造。不能说管教说的不在理，赶猪的和杀猪的各司其职。冯俐也认可了这个道理，说她可以按照农场的要求去做，无论是劳动还是改造。但在这之前必须对她的一个问题进行澄清。管教问澄清什么问题。她就把K大中文系党总支以她的名义骗取《大地》稿件作为罪证的事实说了。管教说这是学校党组织的做法，对与不对劳改单位没有义务澄清。管教这么说也同样无可厚非，如果冯俐明智，应到此为止。可不是这样，她钻了牛角尖。向管教反复陈述她自认为正确无误的道理。她说她并不要求农场当局复审她的案子，她知道这办不到。她只要求农场领导对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哪怕仅仅从道德角度有一个说法。管教说这不可以，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应保持一致。冯俐问也包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一致？管教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冯俐又问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放到你的头上，你们也同样会这么做？管教说是的。冯俐说我明白了。管教问你明白了什么？冯俐说我明白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当时管教对她的话只做一般性理解，没料到从此以后冯俐再不与她搭一句腔。哪怕是向她发出指令，她也是装聋作哑。一个犯人敢如此与管教对抗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关她的禁闭。关完了她还是老样子，就再关。找另外的管教和她谈话，她说要谈可以，前提是必须对那个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进行澄清。她说她也不要求公开澄清，只要当着她个人的面表明一下态度就成。她说还可以为管教的态度保密。如能这样，今后她就照农场的要求去做。事实上任何人都能看出冯俐的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幼稚可笑的。没有哪一个管教会“牺牲”原则与她妥协。况且管教与犯人之间压根儿就不存在妥协这一说。一段时间里冯俐基本上是在小号里度过。偶尔在小号之外也不积极劳动，不认真改造。她沉默不语，完全以一个“自由人”的姿态行事，想干就干想歇就歇。这种我行我素的“大小姐做派”实际上就是破罐子破摔。其结果自然是到摔碎为止。听了李德志所说冯俐的现状，一股冷汗从我的脊背上流了下来，我骇怕极了，也担心极了。这就是冯俐。我太了解冯俐了，她的性格是绵里藏针，柔弱其外，锋利其内。而更要命的是不思变通的认死理。须知“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过大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全部的信念集中为一点：赶紧拯救冯俐，拯救冯俐……这是当务之急……
　　
　　元月31日：今天过小年。休息一天。改善生活。
　　
　　——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得知冯俐处于危急之中就是。别的都不在话下了，什么过节，什么吃炖猪肉和白面饽饽，什么他妈的高干捣蛋和什么他妈的“联合阵线”，这些统统丢到脑后去了。埋怨冯俐是无济于事的，说她失去理智也好，说她不自量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也好，都没半点用处。关键是赶紧制止，对她这种“自杀性行为”进行制止，让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让她悬崖勒马。最直接的方法是能够见她一面，当面向她陈说利害。只是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办到。我没有探视她的自由，一定要见，只有不顾一切，冒“格杀勿论”的危险撞进“东宫”。细想想这样做也正如冯俐的所作所为不足取。我又想到给她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信里。但存在着一个传递问题。正常邮寄要交管教检查，这样的信很难写，要写也是“一定要好好改造一定要遵守场规一定要服从管教”这一套。这一套在劳改农场是老和尚念经不新鲜，对任何人都没用处。那就请人把信带给她。我首先想到吴启都。我私下找了他，问他老婆什么时候再来清水塘探视。吴启都说本来今天要来的，可不知为何没来，正担心着。我说来了请她给冯俐带封信。吴启都说你得提前把信给我，探视之前带在身上，否则来不及。我说我立马就写。按说这一天的大事记应落一笔“今天给冯俐写信”，没写自是因为怕犯忌。
　　
　　2月3日：今天继续打井。我再次听到从帽儿山方向传来的歌声。高冲关心我的改造。
　　
　　——元旦后不久二大队打的几口井陆续竣工，水很旺，水质也很好。正要选新址另打却停了下来。原因是其他中队要求进行轮换，修渠艰苦且不见成效，也想打井。场部考虑到二大队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轮换使熟手都变成了生手，非明智之举，于是决定仍各干各的。二中队的人高兴得很。我的高兴比其他人更多几分，因为新址的战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离冯俐所在的妇女队近了许多。白白的帽儿山比先前大了许多，胖胖的（形容山胖一定是受了韩复渠那两句描绘雪落在狗身上而使原貌改观的诗的启发：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同时肿胖的还有“东宫”。我问高冲到“东宫”有多少距离，高冲眯着眼向前望望说二里多路吧。我说有这么近吗？高冲说是的。看我一直向“东宫”凝望，高冲朝我挤挤眼说是不是对“东宫”里头的妃子们动了心思？可别异想天开啊，妃子只有皇帝老儿才动得。我的眼前一下子模糊起来，天地间“肿”在了一起。这瞬间我耳畔又响起那首“西波涅”优美感伤的旋律，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为了证实我问高冲可否听见有什么声音，他说除了风声什么也没听见。我又问若有人在山半坡唱歌这里能不能听见，他说听见不成问题。一定是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引起他的注意，他说老周你今天是怎么啦？这时只听新来的黄管教一声吼：你俩在那儿搞什么小动作？！你真得承认黄管教眼尖，我和高冲说话的时候并没停下干活，所谓的“小动作”不过是嘴唇的翕动而已，却也没逃过他的眼睛。我们一度为黄管教来替代佟管教而庆幸（佟管教元旦前打猎摔坏了腿，从场部宣传处抽来黄暂时顶替），以为任何一个新来的管教都会比佟管教好。事实就像我们老家的一句不雅的俗语：爷俩比鸡巴，一个繲样。我们庆幸得有些早。
　　
　　2月4日：气温骤然下降，许多人出现冻伤。我的冻处在左耳。
　　
　　——早晨离开营区时并没觉出怎么冷，走到半途就觉出有些不对头，手、脸、耳朵等身体暴露的部位像有把刀子在割，再过一会刀子就伸进衣服里面了。这时候就意识到今天的不同寻常，如早知道这样，临出门就会多穿衣裳。关于犯人的家当尽管口头溜说的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可衣裳总还是有几件的，只不过平常舍不得拿出来穿罢了，现在后悔也晚了。为了抵抗寒冷，到工地后大家便拼命干活，新井已挖进两米多深了，里面像个暖房。可每次只能下去两个人，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竹川班长是东北人，抗冻，也有防冻的经验，他说人身上最抗冻的地方是脸，脸不要管它（有人打趣说这叫不要脸），要管好的是手和脚。比较起来，脚的防冻好解决，人动防冻。从井里挖出来的生土要运到远处的一个沟边上，抬土的人来回一溜小跑，一幅人人积极劳动改造的景象。脚跑暖和了，可手是闲着的，就冻伤了。也有人冻了耳朵，像我。
　　
　　2月5日：今天是过年放假的头一天，立刻有了节日的气氛。清理公共与个人卫生。我又被派了公差，去伙房杀猪。
　　
　　——遵照队部的要求，早饭后全体出动清扫营区，之后回各班打扫监舍，再之后是清理个人卫生。我正在洗衣裳时黄管教进门，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活立正站好。黄管教说句周文祥到伙房出公差。其他人听到管教的指示与自己无关，又干起手头的活，我还站着。这当儿黄管教才看见了我，说句别愣着赶快去。我问到伙房去做啥。黄管教说杀猪。一听杀猪我的头嗡地一声响，心也疼起来，脚怎么也迈不动了。黄管教见状吼句周文祥你耳朵有毛病吗？！我嗫嚅地说我不会杀猪。黄管教说没有会不会的问题，也不叫你捅刀子，把把猪腿而已。黄管教是农场的秀才，常在黑板报上刊登诗歌散文，说话也文绉绉的。这时班长竹川出来为我解围，对黄管教说周文祥干这个不行，上回牛腿都没把住，溅了别人一身血，换个人吧。没等黄管教表态高冲自告奋勇说我去，别说把猪腿，捅刀子也没问题。黄管教摇头说不行，这是于队长点了名的，说再给周文祥一次锻炼的机会。我一听这话就死心塌地了，知道这杀猪的公差已无法逃脱。去伙房的路上心里依然充斥着畏惧，也很疑惑，日理万机的于队长怎么一到杀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我是上回杀牛表现不好，可难道劳改条例还包括把人锻炼成屠夫这一项吗？为“锻炼”自己的勇气我开始让自己恨猪，将猪视为凶神恶煞视为无耻小人，在心里一条一条罗列它当杀不当留的理据。另外也嘲弄挖苦自己：你他妈周文祥早就是“非人”一类了，还有什么资格信守温情主义那一套？这里不是大学校园，是劳改监狱，要想活着从这里出去就得把心像炼铁那样炼硬。我又从理性上告诫自己：从本质上说人人都须改变自己，事实上也都在改变着自己，不同的只在于归处，有人归于善（如牧师教徒），有人归于恶（如犯人及管犯人的人），就这么在去往屠场的路上我一边膨胀着对猪的愤恨，一边告诫着自己无所畏惧地将破烂躯壳里的人性改换成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过年宰猪是我的一次“凤凰涅磐”……
　　
　　2月6日：冯俐？！
　　
　　——昨天吴启都的妻子来探视，把我写给冯俐的信带走了。说当天就会交到冯俐的手里。我在信里要求她以我未婚妻的名义来清水塘探视，我说我有要紧的事和她说。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除夕前最后一天，我觉得她会来。从早晨起我急切地等待着，一直等到天黑也没听到管教喊我的名字。希望破灭了。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一遍一遍推敲着冯俐不来的原因是那边的管教不批准，还是她自己不肯来？
　　
　　2月7日：除夕。于队长讲话，说过革命化春节。五班一个姓邹的犯人逃跑了。
　　
　　——自放假后劳动取消了，学习没有取消，下午两点到四点。除夕这天上午各大队开大会，由队长训话。天飘着小雪，西北风，很冷。会前郝管教说可以穿便服。大家很高兴，终于有机会穿便服了，穿上便服不仅有了过年的气氛，还有一种从犯人变成“良民”的感觉。个别没有便服的犯人想方设法向有多余的人借。我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都说很派场，像个阔少。各班带到队部前面的空地上集合，队里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丁教导员做开场白。而后于队长就长篇大论的讲起来，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清水塘形势讲到二大队形势。讲后两个形势时他着重谈了从今年开始犯人成分所发生的变化，归纳起来一是思想犯的比例加重，二是文化水平提高。讲完形势便开始评议快过去的一年里各班的劳动改造情况，有褒奖有批评。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于队长竟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个叫周文祥的犯人在这里我要提一提的。大学中文系快毕业，书念得不能算少，在旧社会是要超过秀才的，起码相当于举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一牛蹄子给我们管教干部敲了警钟，连条牛腿都把不住还谈得上什么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便认识到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必要性。于是我们便有意识的给他提供锻炼机会，用无产阶级的英雄主义驱赶他身上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我们取得了成功。改造改造，就是改去旧的造出新的嘛，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嘛……举完了我的例子又举其他人的例子，那时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又想起那天杀猪的情况，那个“屠夫”见我又来了，讥讽说是不是想吃肉就少不了你啊？我说是于队长点名让我来的。这时黄管教对他说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吱声了。接受上回的教训，这回他让我把猪后腿。一连杀了三头都顺利，没出意外。他朝我一龇牙说小老弟你行了，这遭行了。下次再杀猪还叫于队长点你的名。我在心里恨恨骂句操你个杀巴子（杀巴子：即屠夫。）的妈，下次再来我先拿刀捅了你。于队长训完话各班回到监舍，这就开始过年了。说心里话，即使是当了犯人心里也盼着过年。就像小时候。
　　
　　小时候盼过年是为了吃好饭穿新衣放炮仗收压岁钱。现在盼过年是为歇工吃好饭，特别盼着饱饱吃一顿猪肉水饺。跑人的事发生在下午四点多钟，先是听到外面一阵匆促的脚步声，接着是管教进来宣布任何人不许走出监舍一步，否则枪子不长眼。后来外面就安静下来。天也渐渐黑了。到伙房打饭的人带回了消息；二大队跑了一个犯人。这消息使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一家起火，殃及四邻。跑了的跑了，没跑的要代为受过。这是常理。清水塘的犯人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除夕夜……
　　
　　3月10日：今天是阴历二月二，龙抬头。
　　
　　——“大事记”前后空白了一个月，重新提笔真有点往事空悠悠的感觉。空白是因为笔记本在大年初一被搜走了。搜查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展开，监舍无一遗漏。归咎起来是那个逃犯给带来的麻烦，据场方的侦察，逃犯是借助绳索从水塔的扶梯上荡到墙外去的。当时岗楼里的警卫没看见逃犯越墙，而后看见一个人在墙外往远处走，因穿着是老百姓衣裳，就没怀疑，放过去了。场部的大搜查也算是亡羊补牢，看还有没有人私下藏匿绳索。也不限于绳索，别的不顺眼的东西也是顺手牵羊一并带走。我知道我的笔记本被搜去肯定会受到严格检查，因此这一个月来我一直惶惶不安，生怕因某处的不慎招致灾祸。却没有，返还给我证明“大事记”记得很得当。
　　
　　这前后空白了的一个月里大大小小发生了许多事，有的遗忘了，有的还记得。总的来说整个农场的气氛很紧张，增加了许多对犯人的防范措施，规定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单独行动，连夜里上厕所也必须两个人以上一块去。没“便友”之前要坐在铺边上等。管教对犯人的态度更加严厉了，包括对犯人一直都很温和的郝管教也不例外。因允许犯人在除夕那天穿便衣，郝管教受到场领导的批评，有人说就是因为穿便衣才导致了犯人逃跑。据说他在写给领导的检查里承认自己存有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并保证以后要从根子上铲除。还有变本加厉的佟管教。佟管教受伤后他的猎狗失踪了，他认准是叫犯人宰了吃了肉。因此伤好回来后，看任何人都不顺眼，一天到晚黑着个脸，找个茬，轻者骂，怒者打。有一次在野外还命令一个犯人跪在雪地里，只为这个犯人抬土从他身边经过时放了一个屁。打井的进度也有了指标，当天完不成要加班加点；又冷又累又饿是这一个月来真切的感受。还有画家的一句话惹恼了黄管教，黄管教在黑板报的迎春栏上刊了一首诗《春》，四句：
　　
　　春啊春啊在哪里
　　
　　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
　　
　　在炼钢炉的炉火里
　　
　　在管教干部的心坎里
　　
　　画家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黄管教摆弄这个还得这样的真秀才啊，说的时候顺手朝身边的几个右派犯人指指。黄管教一听变了脸色，哼了一声走开。黄管教不悦是明摆着的事，指出谁是真秀才自然也道出谁是假秀才。这事黄管教一直耿耿于怀，私下说：党的反右运动真是既正确又及时，否则这帮知识分子就反了天了。还说我倒要试试究竟真的是假还是假的是真。画家那张关不住门的嘴还惹得于队长不高兴，一次于队长视察打井工地，看着大地雪景感叹说一片白“恺恺”的雪啊。略有点文化水平的人都会听出皑皑之误，何况是些念过大学和教过大学的人。可话说回来，即使学问再高也难免有认错字的时候，用不着大惊小怪的。画家不识时务，纠正于队长是白皑皑的雪不是白恺恺的雪。于队长那份赏雪的好心境一下子变坏了，撂腿走了。画家不是有意出队长的丑，客观上却起到这个作用。人都是为自己的短处而自卑的，而短处又是相比较而存在着。在我们这拨右派犯人到来之前，管教在那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刑事犯面前无自卑可言（连黄管教这样只能在黑板报写些蹩脚诗的人都默认了别人对他的“秀才”称呼），而在我们到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于队长讲话喜欢卖弄词汇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的掩盖，而这种掩盖其效果恰恰又适得其反。就是说管教干部的无上权威与他们文化素质的粗浅以及被管教犯人地位的卑微与他们文化的丰满，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开始大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意识到这种潜在危机，而一旦意识到也悔之晚矣。裂痕已经形成，受到“伤害”的管教干部已不肯善罢甘休，农场荡漾着一股让人窒息的空气，谁都不晓得哪件事会让管教抓住而大做文章。也不断有人因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而招致惩罚。
　　
　　有一天吃过中午饭后二大队全体犯人集合，于队长及所有管教干部都怒气冲冲地站在队前，也不说话。大家都在心里打鼓，不知又出了啥事。不一会儿一名管教从队部领出一个姑娘，十八九岁，长得眉清目秀（后来知道是这个领她出来的管教的妹妹，她来农场探望哥哥），姑娘在管教哥哥的陪同下从队伍的一头朝另一头走，边走边打量着队列里的犯人。这阵势一看便晓得是要从队伍里辨认出一个人来。姑娘在队前一步一步向前走，眼光从一个个犯人脸上掠过，一直走到队尾也没指出什么人。后来就回到队部，于队长和其他管教也跟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个管教出来宣布晚上的学习会增加一项内容：个人自查与互相检举，有谁在吃饭前犯有流氓行为。如自动招供的从轻处罚，如隐瞒罪行和知情不报者重罚不贷。各班带回了。从管教的口风里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些内容：有哪个狗日的犯人对那个姑娘做了不规矩的事，再就是那姑娘没有认出那个犯人狗日的。这就成了一桩悬案。案情而后得知：那个来探望哥哥的姑娘上厕所时发现有人对她窥视。这首先与厕所有关。因清水塘没有女劳改犯人，故开始没有修建女厕所。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没有眼光的疏漏，在任何地方女人都不会完全绝迹，例外的情况总会有的。就以来探视的管教干部家属而论，女人总是占了多数。有了问题，自然就要解决。于是就在男厕所的旁边修造了一个简易女厕所。何为简易？挖一个茅坑，四周用庄稼秆围起来就是。故事就从庄稼秆生出，管教干部的妹妹方便时从“稼墙”的缝隙处看见一只瞪得“老大老大的眼”。姑娘一喊，那眼没了。提着裤子出来，人也没了。这就有了案子。线索全无，只有让当事人从嫌疑人中间指认。但指认没有成功，据说那姑娘回队后大惑不解，她说她看到的这些人的眼都和她在厕所“墙”缝里看见的一模一样，都是“老大老大”的，这就给破案带来了困难。据说犯人中间没人自首，也没有人出来检举。自然也有猜测，我们二班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假若这个下流坯在二班的话，那肯定就是高干。最终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找不到犯罪个人，就针对犯罪集体。队部指令犯人在休息日时间里到山下面扛石头重修女厕所。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这么个一箭双雕的高招，既惩罚了犯人，又亡羊补了牢。
　　
　　正月里令犯人“岔气”的事情还有许多桩：三中队一名犯人打饭时被雪滑倒，将端着的一盆萝卜汤泼在地上，管教硬说他是故意的。在农场改造过的人都清楚管教说话有时候是很随意的，看你不顺眼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罪名。但多数情况并不认真，只要你装孙子，训一顿拉倒。那个犯人来的时间短，不懂管教的路数。他不承认管教对他的指控，并且跟上一套他没有将汤泼掉的理由，泼了别人吃不上他自己同样吃不上。他的辩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是小道理而非大道理，大道理则是必须无条件维护管教的权威。什么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迂腐？这就是。结果他被罚在雪地里站到熄灯。
　　
　　再就是佟管教通过明察暗访，终于弄清楚他那只猎犬的死因，是被一班的几个犯人打死吃了肉。在劳改农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可他们就是做了，且做得天衣无缝。杀狗首犯是北钢的一名技术员，姓金，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金是朝鲜族人，都叫他高丽金，叫常了连管教也这么叫了。有句关于朝鲜人吃狗肉的话说高丽人过年——没狗的命了。这是说朝鲜人喜食狗肉的民族习性。也许正是缘于高丽金与生俱来的食狗情结才促使他的胆大妄为。据说杀狗的起因与一班的一个小个子刑事犯有关，这小个子刑事犯属于那种心理上具有破坏倾向的人（他的犯罪事实是放火烧不肯向他借贷的村人的房子）。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安分，都要惹是生非。即使是劳改农场严酷的羁绊也难以约束他那嚣扬的心性。杀狗的事还须从狗说起。佟管教养的是一只混血狼狗，性子很烈。在管区，在田地里，佟管教带它从犯人队前经过，它似乎明白这些人和它的＃＃不属于一类，比它还低。要么对这些人不屑一顾，要么凶凶的瞪着眼。可再自命不凡的狗也是只狗，犯人们任其乖戾也不予理睬。而那个小个子犯人不同，总趁佟管教不注意的时候逗弄狗，一会儿龇龇牙咧咧嘴做怪样子，一会儿哈腰做捡石头状吓狗。那狗毕竟不是一条家常的狗，没有主人的命令不敢主动出击。可有一次小个子犯人的不轨行为被佟管教发现，就把他好熊一顿，警告说下次再这样就朝他放狗。小个子犯人不是个明智之人，如明智就知道这怪不了别人只怪自己。不明智就使他心里滋生起对佟管教和狗的仇视。他不能奈何佟管教，只有迁怒于狗。就有了杀狗的心。他不想亲自动手，谋划借刀杀狗。就瞄上了可谓是狗天敌的高丽金。事情最终成了，狗杀了，肉吃了。可小个子犯人究竟是怎么驱使高丽金的以及高丽金又怎么杀了狗的就成了一个谜。这就要说到事情的败露。谁都不会想到最终竟是小个子犯人自己向佟管教做了交待，并检举了高丽金。佟管教怒不可遏，罚高丽金和小个子犯人在监舍前下跪。谁都不觉得佟管教的处罚过火，高丽金和小个子犯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无法无天。可有一点大家不太明白，佟管教令两人下跪是冲着人还是冲着狗？
　　
　　类似这样管教和犯人之间的芥蒂不断加深，农场上空似乎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儿。其实更多的是管教干部们的错觉，这一点正如他们的口头禅：不信你们能反到天上去？！很对的，高墙电网里的犯人确实反不到天上去，更何况压根儿也不想反，如果说向管教纠正一两个错别字就是图谋不轨，是犯上作乱，那谁也无话可说。现实是管教干部和犯人（思想犯）在心理上都存在着压力，一方觉得权威受到了冲击，便越发想证明自己的权威，一方感到受了误解，对改造便有一种消极心理。无论怎么说，管教对一切都有着主动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比如有意识在思想犯与刑事犯之间制造鸿沟，将原先由思想犯担任的班长职务一律改由刑事犯担任。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二班的高干也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取代了竹川。管教的这种做法等于明明白白地宣告：他们信任刑事犯，将思想犯视为异己（刑事犯属人民内部矛盾，简称“内矛”，思想犯属敌我矛盾，简称“敌矛”，这是后来我知道的）。对这种宣告刑事犯可谓是心领神会，这些社会渣滓本来在思想犯面前自惭形秽，不大敢造次。现在得到了上面赐予的上方宝剑，立刻挥舞起来，大砍大杀，发泄平日里的积怨。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每个事件都是以刑事犯的挑衅开始，最终又都是以思想犯的败北告终。管教干部以夷制夷的做法收到了成效。压抑是实实在在的，失望迷惘的情绪将人笼罩。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种苦恼：这一个月期间我又犯了两次怪病，而且病情更加怪异。当世界在我的面前全面的变红，我的目光竟具有了一种穿透力，能透过面前的一个个“红人”的躯壳窥见他们的内脏，而内脏是五颜六色的。我这种空前的能力可以说几近荒诞，相信说出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但对于我却是完全真实的。每日犯病过后，我的头便疼痛如裂。我在心里向上苍祷告：不要将我这苦难的躯体再投进苦难的深渊吧。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不要再让我失去残存的一点精神，我的精神真的快接近了崩溃。春节后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冯俐没有来探视我，我猜想不出其中隐藏着什么缘由。生活没有一点如意的地方。我想到了死，真真切切地想到了死，我领略到对死的感受，我觉得死是一种轻松是一种惬意，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
　　
　　3月23日：探视。这是来到清水塘农场受到的头一次探视。很高兴。
　　
　　——从工地回来正准备吃饭，郝管教到监室说周文祥有人来探视。我一听血忽地直冲头顶，急问是谁？郝管教说是你未婚妻。那一刹那我几乎晕眩过去，踉踉跄跄跟在郝管教后面往队部走。队部有一间接待室，一室多用，其中一用便是犯人与探视家人在这里相见。到门口后郝管教说周文祥你是头一次接受探视，向你宣布几项纪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把农场的情况透露出去；二是注意政治影响，有利于改造的话说，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说；三是要思想纯洁，作风端正，不许与探视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否则后果自负。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郝管教又追问一句能做到么？我说请郝队长放心，我一定做到。郝管教点点头说你进去吧。
　　
　　我手慌脚乱地推门进去，见一年轻女子正站在窗前往外面看，我叫了一声冯俐！年轻女子闻声转过身来，我却一下子怔住了。她不是冯俐，是苏英。我吞吞吐吐地说苏英是你？苏英莞尔一笑说：很失望吧周文祥？我这时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掩饰说哪里，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我只是没想到……我以为是冯俐……苏英问冯俐常来看你吗？我摇摇头，说她没来过。苏英说我听说冯俐在帽儿山农场，离这儿很近，为什么不来看你？我又摇摇头说不晓得。苏英说这也很符合她的性格。我不语，她看着我又是一笑，说好吧，不说这个了。换个话题，周文祥我问你一句话，我来你真的很高兴吗？我说真的很高兴，来这儿以后你是头一个来探望我的人。苏英显出吃惊的样子，说是真的吗？我说是这样的。苏英笑了起来，说看来我很荣幸啊。我苦笑一下说苏英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物，干吗这样挖苦人呢。苏英说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能成为第一个来看你的人我真的很高兴呢。这时外面响起吃午饭的钟声，我说苏英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打饭来。苏英止住我，说我带了饭来，咱一块吃。我犹豫一下，说那我去请示一下管教。苏英说我已经和管教说好了。我问管教答应了？苏英说开始不同意，说带给犯人的东西必须由管教干部过目。我偷偷塞给他两盒香烟，他就不吱声了。我吃惊地看着苏英说你这是贿赂行为啊！苏英笑笑说不就是两盒香烟嘛，再说人家撇家舍业的在这儿改造你们也蛮辛苦，还不该慰劳慰劳人家？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苏英与一起编辑《大地》的那个苏英有些不一样了，至于变得哪些地方不一样了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是变好看些了？变成熟了？变世故了？变得满不在乎了？反正我觉得她不同从前了。我想这些的时候，苏英已把她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真是很丰盛的。有烧鸡、有面包、有香肠、有炸鱼、有点心，看着这些稀罕物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还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嘟咕嘟地叫。我由衷地说苏英谢谢你还想着我。苏英没吭声。我再看时她却泪流满面了。她并不擦泪，任凭两行泪水顺面颊往下流淌，滴落在衣襟上。我慌张起来，说苏英你，你咋啦？她说没什么，周文祥你别管，我就是想哭，周文祥你说我没有哭的权力吗？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说周文祥其实你是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你是不便于回答或者没勇气回答。那么我来告诉你答案吧，你、我以及许许多多像你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哭泣的权利的。哭泣的意义是否定，是不。我们没有说不的权利（若干若干时日后我在书摊上看到过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的书，看过这个书名我便把它丢到一边了），只有说是的权力，你说是不是啊周文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说是。她说那么开始吃饭吧周文祥。我说是。就开始吃饭了。尽管心情复杂，可美味终归是美味，美味使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时嘴的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咀嚼吞咽。苏英哭过后也显得平静些了。她一直看着我吃。我叫她吃她说不饿。她说起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她说她目前在西城一家翻砂厂劳动改造，情况还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坚持住。与那些送到劳教劳改单位的同学比就像是天堂的日子。她说估计今年就能摘掉右派帽子。我问怎么会这么快。她说她和工厂领导的关系处得很好，关系好他们就能说你改造得好。我说关系好是通过贿赂吗？她笑了笑，说有那么点吧。世界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建立友好联络感情光靠空口白话不成，物质才是基础。共产党信奉的不就是唯物主义吗？我知道苏英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她父亲是一家小厂的业主，合营后留用。母亲在一家医院当药剂师，收入也不菲。她又是独女，所以她推行起唯物主义还是很有基础的。但说实在话，对她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大赞同的。总觉得不正当。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就不择手段。当然我还是希望她能早早摘去帽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就算是工厂是天堂，可她毕竟是天堂里的奴仆啊。接下去苏英又谈到她和工人师傅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工人师傅对她的同情。有一次她问一个师傅看没看见报纸上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文章。那工人师傅说听人说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她说文章里说工人阶级的呼声是反右运动的根据。那工人说净胡扯，如果哪天见到写文章的人就问问他是从哪个工人口中听到的。她赶紧说千万别问，弄不好你也要倒霉的。他说我是工人怕啥，能给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她说戴不上右派帽子还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呢。听了她这番话我不由暗暗为她担心起来，我告诫她必须接受教训，不要口无遮拦。不要再铸大错。听了这话她陡然站起身来，神情紧张，走到前面向外望望，又走到后窗向外望望。而后神情恢复正常，走回桌边说幸亏没人偷听。吓死我了。这时候的苏英我就分不清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了。
　　
　　后来我俩又说了些话。后来郝管教就进来了。我俩都明白接见到此结束。苏英站起身朝郝管教笑笑，道声谢谢，又对我说文祥我对你说的也不少了，千万要好好改造啊。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她走了。我小声对郝管教说郝队长真的很感谢你啊。郝管教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马上就要出工了。回到监舍后，大家都一齐把目光对向我，每一只眼里都标着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已经荣升班长的高干阴阳怪气地说周文祥还不赶快汇报汇报刚才接见，违没违反场部的规定。我不搭理他，高干又上来了那股邪劲，涎着脸说过来让我摸一摸，违没违反场规一摸就清楚了。我气得要命，刚要骂他流氓又把话压在舌头底下，我担心和他闹起来肯定占不了便宜。也正好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把这事给冲了。
　　
　　3月28日：逃跑的犯人抓回来了，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时我们听到了枪声。
　　
　　——说起来中国地域辽阔，其实也很小，一个人想藏匿起来并不容易。逃跑的那个姓邹的犯人是在河南被抓获的，递解回北京。该人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检察院起诉，判刑二十年，都知道重刑犯不易逃跑，抓回来十有八九要判死刑，姓邹的果然在劫难逃。那人被押解到清水塘农场执行，刑场在农场与帽儿山之间的一道山沟里，在地里干活时我们看到行刑的队伍，也听到了枪声。
　　
　　3月30日：晚上找郝管教汇报思想。受到郝管教的严肃批评，我对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找郝管教之前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过程，因为事关重大，牵扯到冯俐和苏英。在孤独中苏英来探视，给了我很大的宽慰，她的真情真意也让我十分感动。可她走后我倏地醒悟，她的探视实际上是剥夺了冯俐探视的权力。她是以我的未婚妻的名义来的，要是冯俐再以这个名义来必然会遭到场部的拒绝，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未婚妻。一想到因此而失去和冯俐见面的机会，我就感到非常的失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几天来这个问题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弄得我失魂落魄的。我不知道冯俐还能不能来清水塘，如果她不来，那么苏英的假戏真做也未尝不可。可要是来呢？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想将这机会失却。权衡这一切事实上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检验，我知道自己依然深爱着冯俐，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替代。思考再三我决定赶到苏英再次探视之前找管教说明事实真相。告诉他冯俐才是我的未婚妻。我找的是郝管教，我小心翼翼向他报告了事情的过节，他一听很不高兴，一向以温和著称的他竟然也像佟管教那样挖苦人，他说你行啊周文祥可真是大大的不简单，到了劳改农场后面还跟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大群！我一声不敢吭，等着他继续训，他就训，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一直训到熄灯钟响……我觉得郝管教真的变了，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变。
　　
　　4月2日：今天又一次犯怪病。
　　
　　4月15日：高干？
　　
　　——这一天只记下高干二字还打了个问号足证明高干让我们很伤脑筋，是的。高干的问题必须解决，而且愈快愈好。自从当了班长，我们二班的思想犯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他的危害和管教不同，管教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犯人施行管制，而一个犯人班长则是无时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管制，从早到晚你的一行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想躲也躲不过。像一把永远悬在头上的刀，叫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管教对我们思想犯大有成见时，高干一次次捕风捉影的汇报不断增长着管教对我们的成见，这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大部分的右派犯人都希望通过好的表现证实自己不是反党分子，以求得减刑早早出狱回家。因为谁都知道减刑的权力掌握在劳改当局的手里，具体说掌握在管教干部手里。只要认为你改造得好就可以给你减刑。据说有一个犯人十年刑期只服刑三年就释放了。问题是有高干这么一根搅屎的棍子在犯人和管教之间乱搅，不仅减刑没指望，说不上还往上加刑呢。高干毕竟是干部出身，他懂得一套组织路线，在班里以“思想”与“刑事”进行画线，形成“敌矛”与“内矛”两个阵营，以这个阵营管制那个阵营。他的这套做法不仅适应了管教干部的需要，也迎合了刑事犯们的心理，除个别人（如高冲）外都甘当他的走卒，看他的眼色行事。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前几天高干又向李戍孟提出要看他的爱情小说，被李戍孟拒绝，晚上学习会上他要李戍孟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李戍孟不肯检查，他又让全体犯人对李戍孟开展批判。思想犯里只有张克楠一人发言，其他人都一言不发。刑事犯倒是争先恐后批判，但文化水平浅，一句也说不到点子上，弄得高干很难堪。于是就施展据说是从别班学来的经验：关了灯发言（被称之为熄灯会）。灯一关，监舍里黑成一团，立刻听到一声惊叫，听到拳头落在身上的噼噼啪啪声，有人大呼不准打人。有人去开灯，但开关已被刑事犯控制。一时间监舍里号叫声、拳脚声、叫骂声、制止声乱成一片。后来灯亮了，只见李戍孟瘫倒在地抱头大哭，血和泪在脸上纵横交错。思想犯对高干的暴行提出抗议，高干不理不睬，说声散会。对这次刑事犯在光天化日下打人管教们置之不理。思想犯人人都看到了危机，但又无计可施。说起来在思想犯当中我算是个不安定分子，我曾经为扼制高干做过策划，但没有做成。见眼下这种情况，我原先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了。但这次换了思路，我私下找到高冲，对他说了欲对高干进行惩罚的想法，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他听了意味深长地笑笑，说周老弟我倒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不早些找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又说是不是也把我划在那一个阵营里？我想解释一下，可他并不听我解释什么，往下说：共产党是以财产的多少将人画线的，财产多的是阶级敌人，赤贫的是阶级弟兄。对还是不对且不说，可你们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也有一套将人画线的标准哩，在这里那就是看他是思想犯还是刑事犯，在你们眼里刑事犯都是“洪桐县里没好人”的，从内心瞧不起。高冲的话一下子挑开我们右派犯人心理上的一道幕帘，现出了内中的坑坑洼洼。可我不敢承认这一点。我连忙说不对不对。高冲说你们将所有的刑事犯视为异己，就把他们推到高干一边去了。我说我从来就没把你当着异己。高冲说没当异己也没当成知心朋友吧。我不语。高冲又说人分三六九等，哪一拨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事实上应该将人划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才对头，这是人类中间的两大阵营。我头一次听到如此石破天惊的说法。凭这种想法高冲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思想犯，对他就不能等闲视之。总而言之，高冲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作为思想犯而存在于思想上的局限性。最后对于我的要求高冲这么回答：惩罚高干也是他的愿望，但需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和时机。
　　
　　4月18日：冯俐出现于梦中。这是一个十分离奇的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存在决定意识竟也适用于梦境，每回在梦里见到冯俐，场景总是在K大校园。有时是食堂，有时是湖畔，有时在她的宿舍里。初到草庙子胡同看守所时几乎夜夜都做与冯俐有关的梦。后来就稀少了。到清水塘后更稀少了。这使我十分的沮丧。思念更甚而梦之更疏我不知道是何种原由。是上苍吝啬，连虚幻也不肯施于苦难中人？这次的梦境十分清晰，也十分离奇，冯俐在田野里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硕大无朋的黄牛。看见我冯俐不理不睬，继续扶犁向前。对冯俐的冷漠我很不乐意，以命令的口吻说小冯你停下来我有话对你说。冯俐转头朝我笑笑，仍一如既往。我跟在后面思考对策。犁到了地头，冯俐不驱牛回转，而是径直向前犁去。前面不是农田，是坚硬的山道，在清脆的叩石声中碎石不断从犁尖下翻起，山道被豁开一道深深的沟。我心想这牛好大的力气，真是身大力不亏啊。再后来山道渐渐倾斜，而冯俐犁地愈犁愈快，很快把我甩在后面。我拼命追赶，可两腿像绊了绳子怎么也跑不快，眼见得冯俐已驱牛登上山峰，变成一个黑点，这时就醒来了。我翻身从铺上坐起，像继续着梦里的追赶那般转动着眼珠，我回到了现实，昏睡的狱灯下，监舍像一口巨大的棺材，并排摆放着十几个濒死的人。这时一个蹲在监舍门口的犯人起身向我奔来，是刑事犯周忠。我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前面说过自从逃走了犯人，场部立了许多新规矩，其中一项是犯人夜里上厕所须两个以上的人同往，互相监督，凑不够数就得等待。这项规定就像刑罚一样增加了犯人的苦楚，憋屎憋尿的滋味可不好受，时常有人等不及拉尿在裤裆里。看样子此时的周忠已憋得够受，走到我前面几乎用祈求的声调说老周你要上厕所是不？我刚要丢出一个“不”又咬住了舌根，若在以前，我肯定不会配合刑事犯，此刻咬住舌根是因为想起高冲对我说过的有关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这个周忠平时对我们右派犯人尽管并不友好，但更多情况是跟在别人后面打铛铛，即使算不上好人一族，也算不上坏人一类，对这样的人应区别对待。我说周忠你憋不住了？他说老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我本来不想上的，见你憋成这样子就帮帮你吧。他连声道谢。我穿上衣裳，跟在周忠后面走到监舍外面，这时我又想到了梦境，不由抬头朝南面冯俐所在的帽儿山望去，惨白的月光下帽儿山也像死过去了，无声无息。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逃跑。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12



　　四
　　
　　4月21日：苏英再次来探视。
　　
　　——一见面我就看出苏英的脸上罩着阴云。不用说管教已将我的话传达给了她。我心慌意乱，想对她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也怕越描越黑。只惶惶地看着她。我看出这次她做了修饰，穿一件浅蓝色列宁装。这使她的身材显得更为修长。尽管没涂脂抹粉，可面皮很白嫩，放着光亮。她如上次那样把带来的食物从提兜里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食物比上次还丰盛，还有我一向爱吃的猪蹄。这勾起我的食欲，又使我深感受之有愧。我不知道是该吃还是不该吃。这时她开口说出见面后的头一句话：周文祥吃吧。我不知所措，看着她。她又说：吃吧，放心吃吧。见我不动又说：周文祥我对你说，我自报家门是你的未婚妻，只是为能见上你，没有别的企图，像你这样的大才子可不是我这般平庸女子敢高攀的啊。她连讽带刺的话叫我无地自容，也感到委屈。我说苏英你以为我是个大傻瓜吗？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苏英说可你还想着冯俐，你亲口对管教说冯俐是你的未婚妻。我觉得事到如今应该把话说透，否则将永远失去解释的机会。我告诉苏英无论我与冯俐是什么关系那都是过去的事，我告诉苏英我不想失去和冯俐见面的机会是因为要告诫她悬崖勒马，让她能继续活下去。她听了有些紧张，忙问冯俐怎么回事。我将冯俐目前的处境对她说了。她叹口气说这就是冯俐，爱认死理的冯俐。看着已不计前嫌的苏英我在心里说：这也是苏英，心底坦白的苏英。就在这一瞬间我身体里涌出一种冲动，想向苏英扑过去，想将她抱在怀里，想……然而不等我付诸行动这欲念便像一股旋风般飘飘而逝了。送走了苏英我感到很失落，我想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4月29日：在工地上突发“神经”，触犯了劳改条例，受到佟管教的教育。
　　
　　——当时的情况至今记忆模糊，许多细节是后来听在场的人讲的。我能记得的是干活的时候我又犯了那怪病。天地间万物都在转瞬间红透了。当时意识是清醒的，我闭了眼，期待当再睁开眼时一切恢复正常。闭上了眼我就听见从远处传来的歌声，是那首《西波涅》，是冯俐，我辨出是冯俐在歌唱。我喊了一声，再往后记忆就茫然一片了。像睡着了，醒来是躺在监舍里。我觉得浑身都疼，特别是脸，像刀割似的。看看周围，平日人满为患的监舍此刻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我十分纳闷，怎么只我一人躺在铺上，人都到哪儿去了。我抬头看看窗洞，窗外很亮，我这才知道是白天。啊，人都出工去了，可我怎么留下来了呢？大概是在做梦吧。做梦也好啊，不能错过这个休息的大好时机。这么想时疲倦就袭上身来。疲倦像一股浮力，将我的身子一点一点托向半空，舒畅极了。我又睡过去，再醒过来监舍里鼾声四起，昏暗的狱灯照着早已司空见惯了的“夜景”。这夜景又将我催眠。当起床钟响起后我恢复正常了，像一个走偏了方向的人又回到了正路上，融入惯常的洪流中。穿衣、上厕所、洗涮、吃饭、出工……记忆出现了断裂，目击者为断裂做了修补，他们说我突发神经是从停止干活那一刻开始，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的山坡，后来又突然唱起歌来，西波涅西波涅，没完没了的西波涅。工地上的人一齐停止了手里的工作，惊讶地看着我。佟管教从远处奔过来，向我大吼大叫，叫我闭嘴。我压根儿不理睬，不仅不闭嘴，嗓门还愈来愈高。这时高干冲到我眼前用巴掌抽我的脸，几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见状也冲过来打我，将我打倒在地。这时我才闭口不唱了，同时也不醒人事了……这一切尽管我没有记忆，但我相信不是在场人编造出来的，我满身的伤痕可为佐证。这次的犯神经使我感到十分忧伤，内心的痛楚远甚于肌肤的伤痛。我觉得在这儿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这里逃出去，去帽儿山接了冯俐，然后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5月1日：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因农活紧不放假，佟管教说用劳动来庆祝劳动节更有意义。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敢说这是古诗中被今人朗念最多的一句。佳节思亲是必然的，感受却不尽相同，而对许多人来说，节日又像一把能打开记忆深处大门的钥匙。真是这样，当佟管教在队前宣布过节不放假的决定时，我的头脑中便浮现出许多与此相关联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是国际儿童节，在考进中学之前，父母总在这一天对我们姊妹施以优待，或送一件小礼物，或者吃一顿好饭。当然学校里还有庆祝活动，很激动人心。而对于五一劳动节，我们就不在意了，因为那是大人的节日。我清楚记得一九五二年那个劳动节。那时我还在读高中，全家人只有大哥放这个假。大哥的兴致很高，对这个假日做了许许多多的安排，什么和同学一起踏青啦，什么到海边去捕海鸥做标本啦等等，反正设想很多，好像这一天能当好多天用似的。可是在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吃了早饭文起帮我去进货吧。大哥一听急了，抗辩说今天是劳动节干吗还叫我工作呢？父亲笑着说用劳动来庆祝劳动节不是更有意义么？父亲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一向严肃的父亲难得说出这么句诙谐的话。所以今天一听佟管教关于以劳动庆祝劳动节的话我就记起父亲曾说过的相同的话。不同的是父亲的话大哥可以不听，而佟管教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命。对我而言，过节倒给我增添了许多忧虑，我担心场部要为过节杀猪，队长会不会还要锻炼我继续叫我去出这个公差？虽然上回杀猪没出现头一次杀牛那样的过失，可还是恐惧得要命，心不住地抖。我听说人惊吓出来的毛病很难复原，也就是那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思。我想要是队长抓住我不放早晚我会吓出心脏病的。
　　
　　早晨起床，我的心就怦怦地跳，耳朵里也总是听到猪在叫。我盼着早点敲，越盼就越是不响，好像成心折磨人似的。我还盘算着找一个能推掉公差的合理说法，说法想出了不少，可我明白哪样也不能让我得逞。只须管教一句：是队长的命令，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得乖乖地从命。这个劳动节的早晨对我是极其残酷的。我几乎感到支撑不住了，要病倒。钢轨终于敲响了。哪次出工也没像这次出工让我高兴不已。走出牢营的大门口，我竟兴奋得想唱歌，《西波涅》欲冲口而出，我及时咬紧了牙关。歌只是在心中唱起。五月的田野已是满眼碧绿，远处的帽儿山也成葱绿一片了。我叹了口气，冯俐的容貌这时浮现于我的眼前。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是不是“佳节”，我都会想着冯俐。冯俐究竟怎么样了呢，我迫切想知道。
　　
　　5月5日：休息半天。张撰赠画。
　　
　　——上午休息。洗了衣裳就坐在铺位上看书。张撰持一张纸走来，说老周送你一张画，献丑了。我接过来，见是一幅铅笔素描画。我冷丁觉得画中风景十分熟悉，遂问画的是什么地方。他说你真的看不出来吗？经这么一说，我倒认出了他画的是帽儿山。山的轮廓走势，山坡上的树木以及掩映在树木中隐约可见的“东宫”，都十分地逼真与传神。画面落款处写着一行小字：心中的西波涅。这一刹我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情谊。我说谢谢你老张。他说不用谢，想看就拿出来看看。又说可惜没有油彩，有油彩的话可以画一幅更逼真些的。我说这画就够好了。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张撰放低声说老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长得什么模样，知道的话我会让她出现在画面里。我说她在不在画中对我都是一样的。他说是的，人在你心中，这就足够了。我点点头。他又说老周我有一个心愿，哪一天能见见“东宫”里的那些妃们，相信会画出一幅佳作的。我说如果画这么一幅画，无论其思想深度还是美学价值都是了不起的。他点点头，说我一定要画出来的，否则就对不起她们。这时许多人都围过来看画。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我不由想起那天在井底下和张撰的谈话，心想也许真如张撰所言在劳改农场能够寻觅到美的，尽管是一种凄美。
　　
　　5月7日：高冲与高干，强中自有强中手。
　　
　　——天气已经转暖，打井暂告一段落，开始春耕和给麦地浇水。新打出的井立刻派上用途。
　　
　　以前为了调配的方便，场部给各大队的任务多是单一的，如打井专门打井，修渠专门修渠。现在为各大队划分了地块，地块上的活由各大队自己调配。任务从大队下到各班，又成单一的了。耕种的专门耕种，浇麦的专门浇麦。对比起来，耕地更劳累些。我们班倒霉，分了耕地，耕地没有机器，也没有牲口，全部靠人。犁具是木工队制造的“二人抬”，一人在前面用肩拉，一人在后面用肩扛，拉的扛的都不轻松，干不上半天肩膀就肿了。“二人抬”数量有限，剩余的人要用镢头刨。分配活计时高干看谁不顺眼就让谁使用“二人抬”，而不顺眼的自然是我们这些老右。我们一边犁地一边感到愤懑。到大半晌时，佟管教有急事回了场部，走得匆促将大衣和帽子落在工棚外面。工棚是冬季打井时临时搭建的，供管教们避风寒之用。佟管教的衣帽就挂在工棚的门口，远远看去像佟管教站在那里。休息的时候高冲凑到我跟前，悄声说时机到了。我问什么时机。他说整治高干啊。我问怎么整治。高冲如此这般地对我说了一通。我有些担心，说这样你会有麻烦的。他说不怕。说完就向工棚走去。我看着他取了佟管教的衣帽进到工棚里面，便按他的“部署”到不远处的沟边去找高干。高干这时拉完屎刚提上裤子。我说市里检察院来人找你。他一听脸变了色，哆嗦着系腰带的手问检察官怎么到地里来了。我说不晓得。他问检察官在哪儿。我说在工棚里。他不敢怠慢，慌里慌张地向工棚奔去。看他进了工棚我立刻把高干遇上的麻烦事对大伙说了，都知道高干的案子属男女关系性质，一听来人复审他的案子，不用发动就一齐拥到工棚外面偷听，说偷听其实也是偷看。工棚是用高粱秆围堵起来的，透过缝隙可以看见里面的情景，此时威严的“检察官”坐在石条凳上，压低的帽檐遮住半张脸。高干则毕恭毕敬地站在他身前，低头看自己的脚尖。“检察官”正询问他的案情。一问一答，工棚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讲讲你的犯罪事实。
　　
　　这……案卷上都有记录……
　　
　　你以为我没看你的案卷吗？我们复审案子既要看案卷也要听犯人亲口讲。这个难道你不懂？
　　
　　……
　　
　　你到底是讲还是不讲？
　　
　　这……
　　
　　什么这的那的，不信你他妈的有脸做没脸讲？！不讲也可以，以对抗复查论处。
　　
　　这……
　　
　　我讲。
　　
　　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讲。
　　
　　我不知道从哪件事上讲。
　　
　　可见你的罪行太多，自己都不知道从哪件讲，那就从后往前讲。
　　
　　讲胡瑞云？
　　
　　讲胡瑞云。
　　
　　胡瑞云是单位保健站的护士。我和她的事是顺奸，因被她男人撞上了，她反咬我是强奸。
　　
　　你和她发生多少次关系？
　　
　　记不清了。
　　
　　大约有多少回？
　　
　　十几回吧。
　　
　　你们在哪里搞？
　　
　　只要有机会哪里都行。
　　
　　你具体说说都在什么地方搞？
　　
　　公园、医务室，有时也在她家。
　　
　　你说说头一次的过程？
　　
　　……头一回我和她一起逛公园，后来天黑下了，后来一块到小西湖边上的树林里……但这次没做成。
　　
　　怎么没做成？你态度不老实，案卷上写的是搞上了。
　　
　　没搞成，这次真的没搞成，胡瑞云不同意。
　　
　　跟你出去了怎么又不同意？
　　
　　她嫌草地上的露水太大。
　　
　　接着讲。
　　
　　第二回还是在公园树林里。
　　
　　什么时间？
　　
　　还是天黑以后。
　　
　　这次搞成了？
　　
　　嗯。
　　
　　这回胡瑞云不嫌有露水？
　　
　　这……
　　
　　这什么？
　　
　　这次我有准备……
　　
　　啥准备？
　　
　　带了一块棉毯子。
　　
　　接着讲。
　　
　　接着就是干那事。
　　
　　你给她脱裤子？
　　
　　不是。
　　
　　她自己脱？
　　
　　嗯，我对她说抓紧时间各人忙活各人的。
　　
　　以后呢？
　　
　　以后……就干起了那桩事。
　　
　　黑天瞎地看得见？
　　
　　天上有月牙儿。
　　
　　以后呢？
　　
　　后来……就干了。
　　
　　怎么干？
　　
　　就……那么干。
　　
　　具体讲。
　　
　　这……
　　
　　预审你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啥事到如今又回避？难道改造了好几年没成果？
　　
　　有成果有成果，不信你去问管教。他们一致表扬我改造得好。
　　
　　我不用问，改造得好与不好由我自己做判断。
　　
　　是。
　　
　　接着讲是怎么开始干的事。
　　
　　我……
　　
　　我先用手摸摸。
　　
　　摸哪儿？
　　
　　大……大腿根。
　　
　　接着呢？
　　
　　接着就把我那东西往里放。
　　
　　把你那啥东西往里放？
　　
　　就……
　　
　　就是那东西。
　　
　　那东西没个名？
　　
　　……
　　
　　你说那东西有名没有名？
　　
　　有……有名儿。
　　
　　叫啥呢？
　　
　　叫……叫老二。
　　
　　啥老二？不明白。是土话？
　　
　　是……老二是土话。
　　
　　记录在案不许说土话，说学名。
　　
　　说学名？
　　
　　不错，说学名，那东西叫啥？
　　
　　叫……
　　
　　说！
　　
　　生器殖。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高干慌乱中将生殖器说成了生器殖，高冲忍俊不禁狂笑起来，几乎与此同时，在工棚外面偷听的犯人也哄堂大笑起来。这时高冲已从头上摘下了警帽，将笑得赤红的脸对着高干。开始高干两眼直愣愣的，后来方明白上了当，立时暴怒了，破口大骂着向高冲冲过去，挥拳击高冲的脸。高冲躲过后结结实实朝高干当胸一拳，这一拳就将高干打得踉踉跄跄，他跟上一步又是一拳，这一拳就把高干打倒在地了。高冲指着高干的鼻子骂：你个狗日的流氓犯，别人怕你，你高爷爷可不怕你这个生器殖！滚，快滚，不滚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生器殖！高干大概明白自己不是高冲的对手，不敢回声，爬起来逃窜而去。工棚外面的犯人早已收住了笑，事情落到最后这一步，大概就不可笑了。这一刻我心里扩充着从来没有过的痛快，不仅我，还有其他老右。
　　
　　5月9日：我和高冲犯了错误，理应受到管教的处罚。我在小号里对自己进行反省。
　　
　　——由高冲主谋我配合捉弄高干，事后本以为他会立即向管教报告，我们提心吊胆的等着惩罚降身，但几天过去没任何动静，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这有点反常，有点不合常规。后来我和高冲分析：高干不是个善茬儿，平常屁大的事他都向管教报告，现在吃了大亏倒保持沉默，这其中必有缘故。这么分析我们便松了口气。从情况看这次对高干的惩罚十分奏效，打了他的威风，整日像遭霜打的庄稼般蔫了。往常跟着他转的那伙刑事犯也不再把他当首领了，大概觉得向这样的无耻流氓俯首称臣是不大光彩的。更有人痛打落水狗，公开奚落高干，像演双簧似的，这个说怎么没干成？那个说露水太大。这个说这回怎么干成了？那个说带了毯子。引得哄堂大笑。高干恨得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又有人认为高干的卑鄙下流辱没了“高干”这个名号，该另换一个。几经酝酿，备选的有“老二”，“老生”（生殖器），“东西”等，反正都是鸡巴一类。最后商定叫“老二”，就冲他老二老二的叫了。懒得出口就伸出两个指头在他眼前晃晃，弄得高干面红耳赤。这都是刑事犯们的作为，而平时被高干欺压深重的“敌矛”们倒持一种温和姿态，对此高冲很不高兴。私下发牢骚说你们这伙识文断字的人怎么这般没筋没骨的，这次不彻底整垮他以后还会咬人的。我无话可说，平心而论，我们痛恨高干，为此才谋求惩治他。可要让我们“老二老二”的辱骂也实是难以出口。文化人就是这般不可救药，当然还有对高干抱有幻想的成分，觉得他也许会从这件事情上接受教训改恶从善，那就不妨放他一马。不管怎么说高冲的行动使我们暂时摆脱了高干的压迫，也瓦解了“内矛”阵营，缓解了敌对态度。气氛宽松多了。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又重新落进深渊。正应了高冲所断言，高干像一条从僵死中苏醒的蛇又开始咬人。是管教的支持让他“苏醒”的。不知怎么，管教终于知道了高冲冒充检察官的事，那晚熄灯前佟管教突然来到监舍，先宣布关高冲小号半月，我一周。又发布命令：除班长高干外，其他犯人一律把衣裳脱光。一听都愣了，这命令太悬，让人难辨真假，没一人动，齐瞪着佟管教看。佟管教咆哮说谁敢违抗命令也关他的小号。见管教动了真，知违抗不得，就乖乖地脱起衣裳。不知别人，反正脱衣裳时我一直懵懵懂懂，猜不透佟管教葫芦里装的是啥药，服刑条例规定，犯人黑下要穿衣睡觉，冬天只能脱下棉衣棉裤，依照这一原则，我们脱了外面的囚衣就停手了。佟管教吼道不行，都给我脱光。再脱就剩下一条裤衩。佟管教又嚷再脱。再脱就一丝不挂了。到这一步，管教捉弄犯人的企图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没人敢于违抗，都脱光了。赤条条地站在那里。昏黄的狱灯下，监舍里的情景使人一下子联想到澡塘子。不同的是澡塘子里暖暖和和，而这里却是冷冰冰。不一会就冻得全身发抖。佟管教始终黑着脸，眼珠朝满舍的赤身犯人身上转转，然后冲高干说你干吗不问问他们胯裆里郎当着的是个啥东西？这时的高干又恢复了往常那副形状，得意地阴笑着。他先走到高冲身前，眯眼上下端详一番，后往那东西一指说：高冲你说这是个啥东西？高冲伸出两个手指朝他晃晃，高干满脸恼怒：你说话！高冲说：你知道的，老二，你弟兄。后面三个字他压低了声音，但屋里太静，都听见了。高干满脸羞怒吼道：你，你，你说学名！高冲说生器殖嘛。有人哧哧笑出声来，又有人跟着笑。高干气坏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佟管教见状立刻为他助威，他怒视着高冲：你给我说，那，那是个啥东西？！高冲不说话，只是看着佟管教。佟管教暴怒了，他指着高冲的鼻子：你，你到底说不说。高冲说：我说，是狗鸡巴。大概是高冲的回答太怪，太离谱，佟管教哑口了，一时不知所措，一群十几个光腚汉也大眼瞪小眼。高冲接着说：佟管教你也别费力巴事地挨个问了，我一并替他们回答得了，都是狗鸡巴，个顶个是狗鸡巴。佟管教还是愤怒地盯着高冲。高冲平和地说佟队长你想想就知道我说的是不错的，你看看站在你前面的这一堆像人还是像狗呢？狗都不如呢。说出这话，监舍里丁点声音都没有了，一切像凝固了。可脑子是转的，我想糟了，高冲彻底把佟管教惹恼了。高冲要倒霉了。正想到这儿，只听佟管教咬牙切齿的吼声：高冲，我要加你的刑！加你的刑！高冲没对应。佟管教转头朝门外喊：来人哪！把他俩押进小号！警卫进来带走了高冲和我。
　　
　　5月16日：从小号出来，天气暖和了。我不知道农历到了什么节气，也许是谷雨吧，全农场开始播种玉米。
　　
　　——坐小号没有啥可说道的。对犯人来说，就像被改造本身一样自然而然。一周的时间好像换了季节，帽儿山上的雪迹消失了。阳光暖融融的。打眼前望，能看得见一缕缕地气向上升腾。麦苗长高了，水足肥足，长成了黑绿色。劳改农场的庄稼比农业合作社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劳改工厂出的产品比一般工厂的产品好。强制在这里见出了成效。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佟管教轻而易举地将我们重新交到高干的手中，再度变成高干手里的泥团。“刑事犯中的害群之马”（高干语）高冲被宣布加刑一年后调去三大队了。有时在田地里远远地打个照面，这时高冲依旧向高干亮出两个指头，遗憾的是这边不再有人响应他。临走时高冲给大伙兜了佟管教的底。他说佟的外号佟大鸭子是因为在农场乱搞妇女而得，他搞的多是来探视的犯人家属。我们这才晓悟他为何对大伙给高干起的“老二”外号那么反感，原来是“同名”相怜，他借机向我们大发一通淫威，于公于私可谓是一箭双雕。人的心理真是奇异，在那晚统统亮出“狗鸡巴”之后，大伙都觉得有短处攥在佟管教和高干手里，灰溜溜的。特别是吴启都李戍孟这样的老先生，就像被人看见了手淫般，觉得无地自容。高冲给弄走了，我们右派犯人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同盟军，他为我们加了一年刑期，而我们却让他失望了。我想如果在他朝高干蔑视地亮出两个指头时我们也这般地呼应他，他就会从这呼应中获得一种回报，内心会得到一种平衡。当然，我所了解的高冲并不是鸡肠小肚之人，他也许不会想那么多，想到也不会计较什么。总之是我们这伙无筋无骨的所谓知识人，让他失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处境本应改善一些，通过有理有礼有节的抗争，我们会争取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义重大的权力。可我们退缩了，像一只乌龟在感受到某种外界压力后将头缩回肩胛里。我们让人瞧不起，也让自己瞧不起。我们真有点“狗鸡巴”……
　　
　　5月18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进度很快，佟管教让我和俞峰华回营区搬种子。
　　
　　——回营区搬玉米种记的是两人实际是三人，另一个是跟在后面的解放军战士。大约二三十米距离，其实再远点也没关系，反正人跑得不如枪子快。隔这么远，我俩说话他是听不见的。平日里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一有机会便拉扯起来。自从冬天在井底做“反高”游说被俞拒绝后，我俩没再单独交谈过。我对他没有什么成见。不管他现在怎样，当年他陪同田野到K大讲演时的风采依然在我脑海中闪现。我首先问他知不知道田野的近况，他很笼统地说情况和咱们差不多，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劳改农场。接着他问我关小号的情况。他说他没关过小号，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说反正不是什么好滋味儿，是好滋味儿就不会做惩罚用。他说以后面对现实吧老周，平平安安度过刑期得了，永远是小腿扭不过大腿啊。我听了有些不自在，我说老俞你难道不明白，不是小腿想扭大腿，而是小腿快被扭断了。抽出来不就行了吗？他不说话了。过会儿他叹了口气，说老周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成了块软骨头。可，可我觉得我们从前的那种热情是十分天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政党都不希望有人对它说三道四的。我觉得现在再谈这些倒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不接他的茬，我说老俞你满刑期后做何打算呢？他立刻答回家结婚，小苗（他未婚妻）在等着我。她是个好姑娘，她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没有她。所以我不能在劳改期间节外生枝，不然对不起小苗对我的一番情谊啊。他说得很动情，也感染了我。我说我理解你老俞，就不再说什么了。
　　
　　5月20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看见了吴启都的老婆和孩子。小男孩叫建国，一听就知道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小建国很聪明，遗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由于管教对我们右派犯人心存芥蒂，在许多事情上人为设置障碍，比如家属来场探视常常受阻。这对一般人来说也无所谓的，对吴启都就很惨了。老婆和孩子就住在离场部几里远的地方，不许探视近在咫尺与远隔千里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比千里之外的惦念更让人难耐难熬。我们都注意到同住一舍的吴启都在整整一个冬季里情绪低落。身体也越来越瘦弱。常常因行动迟缓遭到管教和高干的训斥。老班长竹川曾对我说早晚吴教授会垮掉的。我相信他的话。我是特别关注吴一家的，因为这与我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吴启都的妻子能常来探视也就能不断把冯俐的消息带给我。眼下我的情景可见与吴启都是相似的，都是有亲近的人在眼光所及之地而不得相见。也正是缘于这种处境，当知道吴启都的家人不顾当局的阻挠径直到地里来探视，我从内心高兴。事情从不起眼开始，干活不久就发现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在远处向这边观望，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看不清楚他们的面目，只以为是村里的女人孩子出来剜野菜拔豆根（拔豆根：胶东地区缺少燃材，故人们于开春时在往年的豆茬地里拔豆根，以充当之。）什么的，可又一直没有干什么的迹象，只久久地向地里干活的犯人观望。这时人们也没在意，直至听到小孩呼喊爸爸才觉出事情有些异常。小孩喊了几声后，吴启都霍地从地里站起身来，随之拔腿朝女人和孩子奔跑过去。但只跑了几步，远处便响起警卫战士严厉的警告声和推拉枪栓声，吴启都立刻像木桩似的定在地里。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以至在这突发事件面前无论是吴启都本人还是管教都有点不知所措。地里的犯人也都站起来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态。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塑像般凝固在田地里，后来孩子朝吴启都站着的地方跑来，这一动就像一发牵全身那样使整幅画面也动起来，警卫和管教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向吴启都包抄过去，包围的圈子也将吴启都的妻子囊括其中。若干支枪指向吴启都一家。吴启都一动不动的，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呆痴了，也幸于这样才避开可能会遭到的枪击。小孩子奔跑时显得很吃力，小身子左右摇晃，到近处才看清怀里抱着一个布包，不知是管教还是警卫向他呼喊：小孩站住！小孩还不停地奔跑，一直摇晃着跑到吴启都的跟前。他把布包交给他的爸爸，连话也没说一句，接着转身往回跑，好像他的惟一使命就是传递这个小布包，完成了就回返。孩子跑回到母亲身边，一切又恢复到原本那幅景象：仍一动不动向地里的犯人堆观望。不知他们站的地方属警戒线以里还是以外，反正警卫打手势让他们离开，他们不动，警卫也就罢休了。佟管教就地检查孩子送来的布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和几颗煮熟的鸡蛋……这次没能从吴启都妻子那里获得冯俐的信息使我颇感失落。
　　
　　5月25日：和竹川一起浇麦，他对我说他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每一座竣工了的井都安装了水车，一根木棍横着，两个人推。井台很高，干得是否卖力管教从很远处就能一目了然，有心偷懒也不成。干这活的好处是两个人可以自由拉呱儿，反正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我一直很尊重竹川，平常喜欢和他说话，他也很信任我，有心里话愿意和我说。他说过他的经历，也说过和他妻子的一段罗曼史。他家在长春，父亲是铁路局职工，他上中学的时候对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产生爱慕之情，可他不好意思讲，更不敢公开追求。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伙男孩欺负这个小女孩，他觉得扮演侠客的时候到了，就冲过去为女孩解围，把那伙男孩赶跑了。这事过去后他给女孩写了一封信，也算是情书吧，在一次相遇中塞在女孩手里。然后苦苦等候女孩的回音。岂不知那小女孩心里十分害怕，把他的情书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又对她父亲讲了。她父亲十分恼火，拿着这封信找到他的父母。结果他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从此不敢造次，但心里总是忘不掉那个女孩。他一点也不记恨她，常躲在街角处偷偷地看她。也常常生出找她谈谈的念头。可后来父亲调到北平，他随父去到那里读书，几年后考进燕京大学。抗战时期他和几个同学去江浙一带参加了新四军，因文化水平高，很受上级的器重，不久派他到济南做地下工作。抗战后他调社会局工作，直至全国解放，转至济南市政府做秘书。这时他回了一趟长春。他仍惦念着当年他爱慕的那个小女孩。神使鬼差地，又重演小时候的那幕：在街角处等候小女孩的出现。这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意味儿，等了几日自是没有结果。他知道此番离开就再也与女孩无缘了，便鼓足勇气去敲女孩的家门。开门的不是小女孩家里的人，人家告诉他原来那家人家“逃台”了，只落下一个女孩在原籍乡下。他知道小女孩姊妹数人，因此难断留下来的就是他要找的那一个，但他决计要碰碰运气。也算有幸，竹川问到了小女孩原籍的地址，他立马就下乡了。他说那时他就像疯狂了似的，就是天涯海角他也会去的。也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见到了当年他恋着的那个小女孩。他说就像神明有意将她留下来赐予他。这时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也是奇异，两人相见都同时认出了对方。认出他时女孩竟忍不住哭泣起来，像见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般。女孩现在的情况和他听到的情况大体一致：她的身为政府要员的父亲带一家人随溃军从海上撤退时她恰在原籍祖父家住，匆促中父亲没办法接走她，就留在内地了。她也回不了长春，那里已没有她的亲人，就住在了祖父家。祖父的成分是地主，在刚开始不久的土改斗争中被农民用铁锨劈死了，几个伯父叔叔逃亡而去，家里只剩下祖母和几个女眷。房子分了土地分了财产也分了，一家人住在两间低矮的伙计屋里。竹川说他的出现是恰如其时的，如再晚些时候祖母就把她嫁给本村的一个光棍汉了。祖母也是为她着想，用祖母的话说是嫁一个成分好的主就能过安稳日子了。他问她自己怎么想，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只能听天由命。他说他能在这山沟里找到她就是天命。他让她听天由命跟他走。她同意了。她的祖母也同意了，可那个光棍汉不同意。那光棍汉以“夺人妻”之罪名把他告到村土改工作队。他向工作队亮出了自己的革命干部身份，工作队也无话可说。就这么他把他所爱的人接到了城里，不久结了婚。他说看来上帝是公平的，不肯把幸福给一个人太多，于是把他的幸福延续到五七年便收回了。整风鸣放他针对当年亲眼见到的土改斗争发表了一些议论，他说到不经审判将成分不好的人活活打死，说到没文化知识的贫雇农将抄出来的善本书一把火烧掉，实在可惜。其实他也没说太多，可说出的已足足有余了。他被打成极右，随后又被判了刑。竹川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可以说与在清水塘农场服刑的老右们是大体相同的，只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平淡故事而已。如果说有仅属于他个人的情况，那就是他的妻子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又回到了原籍农村，这遭是竹川的原籍山东乳山县。竹川目前的思念就在那个小村庄。监舍里的人都注意到，竹川的空余时间大都在写信，他最大的花费就是买邮票这一项了。最近一个时期他的脸色很难看，时有呕吐现象，也看过场部医生。都知道他有病在身，可得的是什么病，严重程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推水井的时候竹川笑着对我说：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否则我把我一生的经历详详细细对你说，凭这个以后你会写出一本书来的。看样子这本书永远无法面世了。我对他说不要太悲观，病会好起来的。他叹口气说现在就是死他也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他毕竟得到了自己的真爱，度过了几年十分幸福的生活，他说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死前见到妻子和孩子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这话我是在心里说。
　　
　　6月3日：将军。
　　
　　——同在一个场，熟人碰面的机会总会有的，但要谈点什么却不易，深谈更不可能。大庭广众下的碰面多是点点头或者相对一笑就过去了。这也是我和将军的情况。我曾看见将军带领十几个犯人队伍从田埂上飞快走过。这说明他担任班长职务。从草庙子看守所的将军到清水塘农场的班长，“官职”可谓一落千丈。将军似乎并不在意，干得认真负责，这印象能从他带队时的神气和发布口令的声调中得出，细想想一个小小的实职远比空担着的一个大大的虚名更有其意义。那次相逢我抬手向他行了个军礼，他也如法炮制还了我一礼，在场的其他人都觉得怪兮兮的，可我俩心照不宣。我所在的二大队和将军所在的四大队是农场的“两极”，相距有几里路远，碰一次面不容易。这天见到将军是因为水车的一个螺丝脱落了，一时找不到上螺丝起子，请示了在场的郝管教，郝管教让我到附近的四大队去借，就碰上了将军。将军带我到机械组借起子，路上我们抓紧时间互透信息，在农场熟人见面最重要的事是互通信息。他问了我的情况，我也问了他的情况，又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说到这里将军突然满脸严肃，说这次见面真是及时，不然他也要想法找到我。听他这么说我不由紧张起来，问出了什么事。他说你还记得在草庙子时咱们监室后来来的那个孝子吗？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孝子是公安机关的内线。我说这个我知道。将军点点头，说他来了。我的心一下子停跳，急问：他又来农场当内线？将军说他来当副场长。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天去场部领物资认出了他。我问他认出你了没有？他说大概没有，我认出他后立马背过了身子。但愿他没认出我。我不由骂了句这个狗娘养的。将军说现在的孝子可是今非昔比的，一身崭新的警服，威风凛凛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眼珠子瞪得溜圆，不像原来老是眯缝着像睡不醒似的。我说咱已经是犯人了，他认出咱来又怎么样。将军说他曾在咱们面前装过孙子，要不外号也叫不了孝子。这就像他屁股上长着一块疤，这疤叫咱们看见了，你说他能不心存忌讳？我不吱声了，知道将军说得对。他认出我们会感到不自在。将军说躲着点，躲不过去就装着不认识。我点点头说知道了。碰见将军本是件高兴事，可听到孝子到来的消息心情一下子变坏了。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3 13:22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2:52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这种劳改农场的生活居然有点令人向往---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24



　　五
　　
　　6月4日：收到苏英信。
　　
　　——苏英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看过她的信后我心里这么想。她知道信会被场部拆阅检查，所以写得很“革命”。就像我的家里人给我写的那种信一样。开始先谈外面大好形势，又谈她自己的思想改造成效，接着要求我在农场安心服刑，用汗水冲刷掉灵魂中的污秽，早日重新做人。诸如此类之后便言归正传，她说她打听到了冯俐的消息，她的情况很不好，抗拒改造一意孤行不会有好结果。她指出我作为她的未婚夫不应看着她坠进深渊，有责任协助她所在农场对她做挽救工作。她说如果我向领导提出当面规劝冯俐的要求，相信领导会同意的。她还说两次来清水塘农场各位领导管教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通情达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人。相信你的革命行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看了苏英的信我真是茅塞顿开，以前我只是一味等冯俐来探视，不来就干着急，可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由自己去探视她呢？完全可另辟蹊径嘛。关键在于说法，这一点苏英在信中已经堂而皇之地教给我了。我是很感激苏英的，我伤害过她，而她不计前嫌，真心诚意地帮我。我对她深感内疚。总之，苏英的这封信在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要沿着苏英的指引前进。我开始思考实施步骤。这封信是上工前佟管教交给我的，他肯定是看过了，却只字未提。通常情况是每回管教把信交给当事人时总要就信的内容发表点评论：某某想想家里人对你这样关心不好好改造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么？某某某回信告诉家里农场不是地狱是犯人洗心革面的天堂，再把信写得悲悲切切看了就撕掉。佟管教这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说明什么呢？白白错过一次教育犯人的机会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信的内容本是大有评说之处的，他不表态可能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老佟说了就算了”。这遭的事涉及重大也许他怕再说大话闪了舌头，没有了面子，就装聋作哑了。这样揣摸是有道理的。这样就不能找他，如一口回拒就他妈的鸭巴子吃筷子转不过脖来了。那就和郝管教说吧，尽管现在他变得谨小慎微的可总比佟好通融些。但这事不能急，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6月9日：竹川病倒了。送进了场部医疗室。
　　
　　——竹川是在地里突然病倒的。以前也晕倒过几次，每次都是旁边的人（在场的犯人似乎人人都通晓医道）立刻扑过去掐他的人中，一掐就把人弄醒过来。可这遭没掐成功，竹川像死人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在场的佟管教朝正起劲掐人中的李通达吼句他妈的人不死也叫你掐死了！快抬去医务所！这晚竹川没回监舍，情况不明了，只知道人还活着。
　　
　　6月12日：下雨放假，与解若愚谈诗歌。
　　
　　——每回下雨我都会想到童年时常念叨的一句歌谣：下雨我不怕，家里有个小破褂。而在劳改农场雨雪天是我们的向往，可以得到休息。这场雨从晚上下起，不知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反正天亮了没停。高干代表管教宣布上午自由活动，下午学习。吃了早饭大部分人躺下睡觉了，“下雨天睡觉天”已成为一种规律。主要是为了缓解疲劳。不睡觉的干自己想干前提是不违犯场规的事。有人写信，有人看书，也有人做针线活，我发现这种时刻的李戍孟永远只做一件事，以高干的说法是：起劲写黄色小说。他依在被子上往纸上不歇气地写。我觉得奇怪：写小说需要构思，需要斟酌词句，李戍孟怎么能这般举重若轻哗哗地写个不停？好像作品在脑袋里是现成的，只需用笔记录下来。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练习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杏树底下的故事》，写得极苦，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才写出不到五千字，写得头发都掉了一大把。这篇小说冯俐和程冠生都看过，冯俐的评价是像老妇人的脸干干巴巴，程的评价更直截了当：不像小说。我挺崇拜李戍孟，尽管我没看过他写的东西，可我断定不是高干所说的黄色小说。高干是因为想看看不成才出言不逊。说心里话，我也很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一是好奇，二是抱一种学习目的。由于李戍孟压根儿就不想让别人看他写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这天记得是与解若愚谈诗歌怎么竟讲起李戍孟的小说，现在着实记不清楚，也许因为诗歌与小说像孪生姊妹的缘故吧。谈诗歌是睡邻铺的解若愚首先说起的，解是北师大外文系学生。他曾对我说过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在鸣放中他没有言论，主要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吹响反右号角的社论，他倒不知“为什么”开始“说话”了。在不同场合抨击《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背信弃义。并且发动同学到《人民日报》社讨个说法，终是没有去成。可也构成了事实。由右派转而被逮捕判刑的多是态度不好的人，这也包括了他。一次说起方知他和K大姜池是同乡。
　　
　　解和我谈诗两人都是闭着眼的，声音极微（三尺之外是听不到的），如同梦呓一般。
　　
　　解：你看到黄秀才（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么？
　　
　　周：不感兴趣。他能写出什么好诗。
　　
　　解：不对。这次的诗水平很高。
　　
　　周：什么诗？
　　
　　解：我朗诵一下：《无题》，作者黄荞麦。
　　
　　夏天的小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果实，它们没有什么歌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周：真的不错，挺有意境的嘛。
　　
　　解：哼，是有意境，大师之作。
　　
　　周：什么大师？
　　
　　解：文学大师——泰戈尔。
　　
　　周：黄剽窃泰戈尔？
　　
　　解：他顶多知道个李白杜甫，还知道有个泰戈尔？
　　
　　周：不知道又怎能抄他的诗？
　　
　　解：问题就在这里，这其中有鬼。
　　
　　周：有什么鬼？
　　
　　解：有人替他捉刀。
　　
　　周：什么人会替他捉刀？
　　
　　解：自然是读过泰戈尔的人。
　　
　　周：干吗要这样做？
　　
　　解：这个你别问我。这个捉刀剽窃人还是费了些心机的，在原诗的基础上做了少许改动，如将“飞鸟”改为“小鸟”，将“黄叶”改为“果实”，当然最出色的改动还是将泰戈尔改为黄荞麦。
　　
　　周：是谁干的这种操蛋事？
　　
　　解：不出两个范围：二大队。老右。
　　
　　周：你是说二大队中的一个老右？
　　
　　解：正是。
　　
　　周：小人。
　　
　　解：这年头小人像野草疯长。
　　
　　6月23日：李德志来，他被判了刑，由劳教分子变为劳改分子，从帽儿山转到清水塘服刑。
　　
　　——老祖先归纳出来的一些说法真是对极：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总有碰头的一天。这话用在我和李德志身上不仅对，还富于戏剧性。在K大我俩是舍友，我打成右派，他也打了；我被判了刑，他也判了；我到了劳改农场，他也不甘落后，急急地跟上到了劳教农场。现在他又步我的后尘，当了劳改分子。最出奇的是偌大一个农场单单又把他分到了我们班。说心里话，见到李德志扛着行李卷走进监舍门，我心里惊且喜，惊是因为这事着实离奇，使人意想不到，喜是我可以从他那里打听冯俐的消息。他见了我惊讶中也透出一种喜悦来，这说明在重做舍友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有言曰：同船过渡便是前生有缘，像我俩这般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李德志到来的时候全班人正在做洗澡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灭虱。我们多是趁洗澡的时候将换下来的衣裳洗了，洗之前做严格的灭虱工作，否则虱会继续繁衍。我们对寄生虫真的是达到恨之入骨的程度，阎王不嫌鬼瘦虱子也不嫌我们的血苦。由于卫生条件差，每个人身上都生满虱子（还有跳蚤），说虱子多了不咬人那是不实之词，只能说被咬的感觉不同，小量的虱子会使身体的某一局部起痒，伸手就抓得，而大量的虱子就使你全身无处不痒，挠痒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洗澡的时间会发现每个人的皮肤都是疙里疙瘩的红肿一片，癞蛤蟆皮似的。为了灭虱，我们使用了最歹毒的办法：把自己当成庄稼往上面搽杀害虫的六六六粉。开始还有效，虱子给制住了。可很快它就有了抗药性，只得再加大剂量，弄得整个监舍永远都散着浓烈的农药味儿。除了用农药，还兼以传统的捉与咬。什么叫咬牙切齿，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这洗澡前灭虱的时候来到监舍的。他看了我们的灭虱办法眼里露出不屑，头不住地摇，撂下铺盖卷就冲我说这样不行。我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灭虱不行，再仔细也要留下活的。我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彻底消灭。李德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许多人都听见了我俩的对话，都瞄向我们。李德志从自己的铺盖捆中抽出一个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过我的衣裳，然后眼光在屋中寻觅，见屋角处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便走过去将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农村妇女在河边捶洗衣裳那般。经他这么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齐拥上前依法实施，新法灭虱就进行得轰轰烈烈。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刚来就送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
　　
　　——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古时的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扎黄巾为标志。如此管教们视我们的印字背心也是一种标志，你也就无话可说。这种背心标志着什么呢？很明显，标志着知识者身份。果然佟管教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你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吗？想向我们显示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吗？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又说：别枉费心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是臭狗屎，无产阶级把它当肥料用。这时已走过来多时的于队长插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他咳嗽了一声，大概嗓子眼有痰，又清了清嗓子。谁都能听得出于队长冷丁冒出的话明显站在犯人立场上，我们惊讶了，更为惊讶的是佟管教，他的脸像被人掴了一巴掌那么青紫。我当时心想，于队长今个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但是且慢，于队长清完了嗓子接着又说：这句从旧中国来的话已不适用于新社会了，更不适用于我们农场。穿衣戴帽哪能随随便便？谁都一样，比方我必须穿警服，你们必须穿囚服。在这里我要说：佟管教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否则要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于队长说这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不这么说就不对头了。于队长又发感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同样啊！这时佟管教的神色已恢复过来，他请示于队长可以不可以开始割麦，于队长说开始吧。前面说过的强迫观念这时再次显现出来，“敌矛”们一齐脱下了印字背心，我也脱了，队长管教没再指出这般有没有政治问题，许多“内矛”也脱光了膀子。看样在热和挨麦芒扎这两种情况下，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
　　
　　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可以向她询问冯俐的事情了。但这是痴心妄想，此刻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管教警卫的监视之下。这时我已经从树杈上取下了行军水壶，只要一转身一切便结束了。许是一种绝望情绪的驱使吧，在转身之前我朝齐韵琴呼了一声：我是周文祥！呼完我就返身往麦地走了。立刻又后悔了，为什么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声呼是有收获的……
　　
　　7月8日：现在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日晚八点四十一分二十六秒……
　　
　　——将时间分秒不差的记下来说明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是重大事情。就是这一刻，我知道了冯俐的消息。苦苦渴盼的消息。字条是吴启都在厕所交给我的，他看见我上厕所便跟了去。他将字条塞给我时一句话也没说，做做解手的样子就出去了。字条攥在手里，直觉中晓悟到是关于冯俐的信息。我没立刻看，假若让上厕所的人看见难说不惹出乱子。回到监舍，监舍里一幅不变的景象：一拉溜“老和尚”依着铺盖打坐，发出鼾声，似睡非睡是因为还有一件“功课”没做——晚点名。点完名再开始正式睡觉。割一天麦子所有人都疲劳不堪，按说可以早一点点名，早点名早睡觉，犯人们也提过这个要求，但没被采纳。上完厕所我又重新“打坐”，这时我展开字条，一行娟秀的小字立刻映入眼帘：周，冯讲过你，她在半个月前被判刑，转走，去向不知，望多保重。看过字条，我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我下意识地抬腕看表，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我揉了揉眼，手湿了，我知道自己哭了，但我还是擦干了泪水，将时间看准……
　　
　　7月9日：继续割麦，向管教告发了怠工的李德志。
　　
　　——仅凭上面的记录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犯人周文祥正在“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进。周文祥行了。照此下去很快就会由“敌矛”变为“内矛”了。
　　
　　但是——我想起于队长在“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后面的那个但是——顽冥不化，朽木不可雕也，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借用于队长队前训话时常用的字眼）的周文祥即使有心“阔步前进”两腿也是不听使唤的，向前迈不了几步的。我骂李德志的原由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早晨出工的路上我低声对他说我已经知道冯俐的情况了。他嗯了一声接着说一句她和我是一批判的刑。他这句话当场就把我气昏了，操你个妈的！你什么都知道却对我隐瞒，只字不提，是个什么玩意儿？！狗日的，要讲关系在清水塘农场我与他可以说是最近的，学友、舍友、难友，还有棋友，不是岁寒三友是四友，各方面都占全了。可他并不讲交情。一肚子气在路上不好发泄，满身乱窜，顶得肝疼。也算他倒霉，割麦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偷懒伎俩，按规定每人割四垄麦，而他只割三垄。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三垄四垄是分得清的，但包括管教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有人竟敢在这上面做手脚，何况割麦又是齐头并进的，张三的垄李四的垄根本没什么界限。于是仰仗脑瓜灵光的李德志就钻了这个空子。我发现也极偶然，发现后早晨的那股火又冲上了头顶，我不经任何思考冲口就喊：李德志你他妈割了几垄麦子？嗯？！你他妈说说你割了几垄麦？！他傻眼了，直起腰瞪着我看，周围的人停下来向我俩这边看，带队的郝管教也闻声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时我已经后悔了，可事情到了这一步这时就是不想报告也不行了，我就如实报告说李德志只割了三垄麦，比别人少割一垄。郝管教查了查证实我的报告属实，也愤怒了，朝李德志劈头盖脸地一顿批。看来人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进步。郝管教如今训起人来无论腔调还是用语都向于队长靠拢：你他妈李德志少给我打马虎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刚刚判了刑还不思悔改，嫌刑期短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几年好不好？！听郝管教说这个，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想李德志刚由“内矛”升级为“敌矛”够倒霉的了，我这么一告对他可是雪上加霜。我是叫他气糊涂了才忘了这一层。我的头嗡嗡地响，只见郝管教的嘴唇翕动，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晚饭后班里开李德志批判会，都发了言，我没发。高干不断催促老周就剩你了，没个态度？我火了，朝他骂道：你他妈个“老二”发昏了是不是？李德志是我揭发出来的难道这不算个态度？！你还想要个啥态度？再要态度就是把你这老二的“老二”剁下来喂狗。这一通骂够粗俗的了，我自己都没料到我已粗俗得如此可以了。高干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骂傻了，嘴张得老大放不出声来，他同样没料到我会这样。过会儿他说话了，两个字：散会。这一天我告了李德志又骂了高干，完全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怨愤，根子就是知道了冯俐的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像一碗卤水倒进了豆浆里，点出了豆腐，这豆腐就是恨。我恨……
　　
　　7月11日：收完了麦子，休息。竹川的儿子来场。
　　
　　——俗语道砍倒胡秫显出狼。现在农场割倒了麦子，却没有如于队长所预言现出竹川的尸体。这证明竹川逃跑成功，起码是逃出了清水塘地界。在劳改单位，犯人潜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稀罕。如果这个犯人人缘好，逃跑后大家会惦记着他的安危，真正的哥们儿还会暗暗为他祈祷。要是被抓回来，面对难友被处重刑的结局，大家会替他难过，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兔死狐悲吧。我是惦着竹川的，也为他祈祷。后来的日子因为累得心力交瘁，顾不得多想了。今天当管教带着一个陌生少年来到监舍，我立刻就想到他是竹川的儿子，同时也意识到竹川已不在人世了。经询问证明我的猜测不错，竹川确实死了，死在家中。来者是他的儿子，叫竹涛，他来收拾父亲的遗物。“不信能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于队长的这句话再次灵验。
　　
　　7月13日：小竹涛今天走了，带走了他父亲的遗物。
　　
　　——小竹涛在农场住了两天，因招待所没有地方，管教同意住在他父亲生前住的地方，铺位空着，铺盖现成。对这种安排我们都在心里嘀咕，觉得有些不吉祥，当然是对小竹涛而言。
　　
　　他长相不大像他的父亲，但一举一动都有他父亲的影子，特别是走路时的背影。他的模样清秀，身材细挑，如果孩子定像父母中的一个那他一定像他的母亲。我们问为什么母亲没和他一起来，他说母亲不来好，至于为什么不来好，他没说，我们也不好再问。其实也用不着问。小竹涛确实很懂事，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他默默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有时把一样东西看好久，看得眼泪汪汪的。他不仅睡觉睡在班里，吃饭也随我们吃，不摸底的人会以为来了个少年犯。说起来我也算是他父亲的生前友好，因此从内心对小竹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向我询问许多事情，关于他的父亲。我也向他询问一些事情，同样是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就像互通情报那样，让父亲竹川和难友竹川在各自的心中得以完整。
　　
　　收拾完东西后小竹涛又在农场多呆了一天，他要求看看他父亲平常干活的地方。获准后他跟着我们来到了农场田地里，他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从日头出山到落山。小竹涛走后我很懊悔没让他留下详细地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懊悔。在劳改农场任何人都忌讳说“再见”这个字眼，分手时大都是道一句“多多保重”，可我在心里希望能再次见到小竹涛，没有地址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7月16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去年的这一天我来到清水塘农场，也是在清水塘边劳动，带队的也是佟管教，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
　　
　　——到清水塘服刑整整一年了，就是说已度过了十分之一的刑期。老资格犯人总结经验说刑期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很漫长，而过了头一年后面就好过多了。至于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现在还不知晓，可我清楚这头一年确实是难熬的，日子像凝固了，真像一首大跃进民歌所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已带着儿子走了，这状况就像猫捉老鼠似的。就是说尽管齐韵琴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监舍里，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机会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们出“城”他们母子进“城”，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见这娘俩。相对而言小建国要比他妈自由得多，中午他可以不离开监舍，伺候他爹吃午饭。我们常看见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鸭蛋，剥去壳往他爹的嘴里塞。这是一服上好的药，只是“药”的来处使大家觉得神秘，多事的人便向小建国询问，小建国说法含混，一会儿是他妈买的，一会儿说是他在塘边捡的。买的可能性不大，别说钱有问题，即使有钱，买营养品也不会不差样的买鸭蛋。在塘边捡到鸭蛋可信，可天天都能捡到就不可信。于是继续追问，毕竟是个孩子，三追两问就说出了真情，他说他有一个从鸭腚里取蛋的诀窍，是帽儿山农场一个“大哥哥”教他的（他说的“大哥哥”估计是个少年犯，帽儿山农场不仅有妇女队还有个少年队）。办法是下塘游到鸭子跟前，冷不防抓住鸭脖子，然后对着鸭嘴吹气，一吹鸭腚里的蛋就掉下来了。大伙听得目瞪口呆。这鸭腚取蛋的方法着实奇妙，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小建国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说隔几天他就跑到清水塘去弄一次蛋，只是吃了亏的鸭子愈来愈狡猾，一见他下塘就躲他远远的，要追上也真不容易。
　　
　　时间一长小建国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聪明伶俐，许多人都喜欢他。有人还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一样送给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样的背心，再长大点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笔，小建国刚要接却被解若愚抢先接过去，逗他说，小建国不上学不识字，给他笔有何用。小建国辩驳说他会写字，是妈妈教的。解若愚让他写写看，写了这笔就归他，他答应写。大家兴致勃勃地围着看，李戍孟又奉献出一张纸，小建国握笔端端正正写起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小孩子字写得很好看。大家表扬他一番，他说他一定好好跟妈妈学，长大了上大学。听了他这话大家就默不作声了。
　　
　　8月21日：为什么？
　　
　　——今天锄玉米，一来二去与李德志锄了并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摇了摇头，没吱声。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告发他尽管事出有因，毕竟过分了，伤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我仍不能原谅他的不仗义，当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谅我，就这么僵持着。并肩锄地的时候也是一种僵持，我倒不是拘泥于讨个什么面子，而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终于是李德志先开口了，并不看我，不冷不热地问句：为什么？我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他说我怎么了你？我说你不够交情。他说我哪里不够交情？我说你知道冯俐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他不吱声了。过了会儿问就为这个？我说就为这个。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伤心，就没说。我说就为这个？他说就为这个。又说他判刑的事也没告诉家里，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听他这么说，我从内心为那天的事疚歉。我说李德志对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无所谓，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
　　
　　9月2日：今天幸会邹副场长。头一次见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说过邹副场长就是在草庙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号“孝子”的公安局“内线”，自从听将军说他调到了清水塘，想起来心里就疙里疙瘩的，不想碰见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惧怕么？也不是。他是场部领导，一个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够资格。厌恶他？也不对。有句话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专政机关，当审讯员和当“内线”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审讯员是革命的审讯员，内线也是革命的奸细。因此不存在高尚与否之分。何况孝子也没管过我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不希望见到他是想到见时会出现的尴尬场面，相信我和他都不会自在。因久未见也就把这事忘记了。这天见得很突然，而且见面的方式也很“他妈妈的”：是中午在清水塘边休息吃饭，我们见到几个人在塘里游泳，很羡慕。去年夏天我和高冲在塘边的那一幕又重现眼前。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管教不许我们下水，这一点真让人难以接受。可塘里的人游得很痛快，时而仰游时而潜泳，还时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鸭子嬉戏。鸭子是春时农场养在塘里的，时下已经长大，开始产蛋，经常有人在塘边草丛里捡到鸭蛋。当然这等好事轮不到我们犯人头上，因为我们没有捡蛋的机会。再说在塘里游泳的几个人，从脱在塘边的几堆衣裳上看，他们是农场的管教干部。我们吃完了两个窝头，就到塘边去喝水，边喝边又往身上撩水冲凉。这时游泳的人往塘边游过来，在浅水处站立起身子时我们一齐傻了眼，他们全都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时间慌乱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干部而是我们自己。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话聊天。只听一个人说操他姥姥的忘了带毛巾，又一个说用啥毛巾，让日头晒晒就干了。又一个说这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站在衣服堆旁边让日光蒸发身上的水珠。这情景同样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赤身裸体地站着，不慌不忙地晒太阳，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无须忌讳的一群鸭或一群羊。后来想到劳改农场想到管教干部我眼前便出现这活生生的一幕。说起来也真是开了眼。待他们晒干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带队的佟管教奔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冲其中一个人喊声邹场长。这一喊就让我认出了那个现在当了场长的孝子来。这时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将目光向他投过去。他接住了，神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属于哪种变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经向我走来了，边走边说周大学不想在这里见到了你。我说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从管教领导与犯人的角度他对我说话我应该向他鞠躬，我没鞠躬，我的不当表现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场长对你说话！邹场长立刻对佟管教说我们是熟人，说到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难友。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时在塘边的犯人都一齐盯着我俩看，因邹的说法确是异乎寻常的。佟管教赔着笑脸问：邹场长你也坐过牢么？那一定是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牢。邹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几个人一块离开了清水塘，看着邹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30



　　五
　　
　　6月4日：收到苏英信。
　　
　　——苏英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看过她的信后我心里这么想。她知道信会被场部拆阅检查，所以写得很“革命”。就像我的家里人给我写的那种信一样。开始先谈外面大好形势，又谈她自己的思想改造成效，接着要求我在农场安心服刑，用汗水冲刷掉灵魂中的污秽，早日重新做人。诸如此类之后便言归正传，她说她打听到了冯俐的消息，她的情况很不好，抗拒改造一意孤行不会有好结果。她指出我作为她的未婚夫不应看着她坠进深渊，有责任协助她所在农场对她做挽救工作。她说如果我向领导提出当面规劝冯俐的要求，相信领导会同意的。她还说两次来清水塘农场各位领导管教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通情达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人。相信你的革命行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看了苏英的信我真是茅塞顿开，以前我只是一味等冯俐来探视，不来就干着急，可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由自己去探视她呢？完全可另辟蹊径嘛。关键在于说法，这一点苏英在信中已经堂而皇之地教给我了。我是很感激苏英的，我伤害过她，而她不计前嫌，真心诚意地帮我。我对她深感内疚。总之，苏英的这封信在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要沿着苏英的指引前进。我开始思考实施步骤。这封信是上工前佟管教交给我的，他肯定是看过了，却只字未提。通常情况是每回管教把信交给当事人时总要就信的内容发表点评论：某某想想家里人对你这样关心不好好改造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么？某某某回信告诉家里农场不是地狱是犯人洗心革面的天堂，再把信写得悲悲切切看了就撕掉。佟管教这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说明什么呢？白白错过一次教育犯人的机会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信的内容本是大有评说之处的，他不表态可能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老佟说了就算了”。这遭的事涉及重大也许他怕再说大话闪了舌头，没有了面子，就装聋作哑了。这样揣摸是有道理的。这样就不能找他，如一口回拒就他妈的鸭巴子吃筷子转不过脖来了。那就和郝管教说吧，尽管现在他变得谨小慎微的可总比佟好通融些。但这事不能急，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6月9日：竹川病倒了。送进了场部医疗室。
　　
　　——竹川是在地里突然病倒的。以前也晕倒过几次，每次都是旁边的人（在场的犯人似乎人人都通晓医道）立刻扑过去掐他的人中，一掐就把人弄醒过来。可这遭没掐成功，竹川像死人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在场的佟管教朝正起劲掐人中的李通达吼句他妈的人不死也叫你掐死了！快抬去医务所！这晚竹川没回监舍，情况不明了，只知道人还活着。
　　
　　6月12日：下雨放假，与解若愚谈诗歌。
　　
　　——每回下雨我都会想到童年时常念叨的一句歌谣：下雨我不怕，家里有个小破褂。而在劳改农场雨雪天是我们的向往，可以得到休息。这场雨从晚上下起，不知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反正天亮了没停。高干代表管教宣布上午自由活动，下午学习。吃了早饭大部分人躺下睡觉了，“下雨天睡觉天”已成为一种规律。主要是为了缓解疲劳。不睡觉的干自己想干前提是不违犯场规的事。有人写信，有人看书，也有人做针线活，我发现这种时刻的李戍孟永远只做一件事，以高干的说法是：起劲写黄色小说。他依在被子上往纸上不歇气地写。我觉得奇怪：写小说需要构思，需要斟酌词句，李戍孟怎么能这般举重若轻哗哗地写个不停？好像作品在脑袋里是现成的，只需用笔记录下来。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练习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杏树底下的故事》，写得极苦，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才写出不到五千字，写得头发都掉了一大把。这篇小说冯俐和程冠生都看过，冯俐的评价是像老妇人的脸干干巴巴，程的评价更直截了当：不像小说。我挺崇拜李戍孟，尽管我没看过他写的东西，可我断定不是高干所说的黄色小说。高干是因为想看看不成才出言不逊。说心里话，我也很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一是好奇，二是抱一种学习目的。由于李戍孟压根儿就不想让别人看他写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这天记得是与解若愚谈诗歌怎么竟讲起李戍孟的小说，现在着实记不清楚，也许因为诗歌与小说像孪生姊妹的缘故吧。谈诗歌是睡邻铺的解若愚首先说起的，解是北师大外文系学生。他曾对我说过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在鸣放中他没有言论，主要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吹响反右号角的社论，他倒不知“为什么”开始“说话”了。在不同场合抨击《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背信弃义。并且发动同学到《人民日报》社讨个说法，终是没有去成。可也构成了事实。由右派转而被逮捕判刑的多是态度不好的人，这也包括了他。一次说起方知他和K大姜池是同乡。
　　
　　解和我谈诗两人都是闭着眼的，声音极微（三尺之外是听不到的），如同梦呓一般。
　　
　　解：你看到黄秀才（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么？
　　
　　周：不感兴趣。他能写出什么好诗。
　　
　　解：不对。这次的诗水平很高。
　　
　　周：什么诗？
　　
　　解：我朗诵一下：《无题》，作者黄荞麦。
　　
　　夏天的小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果实，它们没有什么歌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周：真的不错，挺有意境的嘛。
　　
　　解：哼，是有意境，大师之作。
　　
　　周：什么大师？
　　
　　解：文学大师——泰戈尔。
　　
　　周：黄剽窃泰戈尔？
　　
　　解：他顶多知道个李白杜甫，还知道有个泰戈尔？
　　
　　周：不知道又怎能抄他的诗？
　　
　　解：问题就在这里，这其中有鬼。
　　
　　周：有什么鬼？
　　
　　解：有人替他捉刀。
　　
　　周：什么人会替他捉刀？
　　
　　解：自然是读过泰戈尔的人。
　　
　　周：干吗要这样做？
　　
　　解：这个你别问我。这个捉刀剽窃人还是费了些心机的，在原诗的基础上做了少许改动，如将“飞鸟”改为“小鸟”，将“黄叶”改为“果实”，当然最出色的改动还是将泰戈尔改为黄荞麦。
　　
　　周：是谁干的这种操蛋事？
　　
　　解：不出两个范围：二大队。老右。
　　
　　周：你是说二大队中的一个老右？
　　
　　解：正是。
　　
　　周：小人。
　　
　　解：这年头小人像野草疯长。
　　
　　6月23日：李德志来，他被判了刑，由劳教分子变为劳改分子，从帽儿山转到清水塘服刑。
　　
　　——老祖先归纳出来的一些说法真是对极：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总有碰头的一天。这话用在我和李德志身上不仅对，还富于戏剧性。在K大我俩是舍友，我打成右派，他也打了；我被判了刑，他也判了；我到了劳改农场，他也不甘落后，急急地跟上到了劳教农场。现在他又步我的后尘，当了劳改分子。最出奇的是偌大一个农场单单又把他分到了我们班。说心里话，见到李德志扛着行李卷走进监舍门，我心里惊且喜，惊是因为这事着实离奇，使人意想不到，喜是我可以从他那里打听冯俐的消息。他见了我惊讶中也透出一种喜悦来，这说明在重做舍友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有言曰：同船过渡便是前生有缘，像我俩这般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李德志到来的时候全班人正在做洗澡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灭虱。我们多是趁洗澡的时候将换下来的衣裳洗了，洗之前做严格的灭虱工作，否则虱会继续繁衍。我们对寄生虫真的是达到恨之入骨的程度，阎王不嫌鬼瘦虱子也不嫌我们的血苦。由于卫生条件差，每个人身上都生满虱子（还有跳蚤），说虱子多了不咬人那是不实之词，只能说被咬的感觉不同，小量的虱子会使身体的某一局部起痒，伸手就抓得，而大量的虱子就使你全身无处不痒，挠痒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洗澡的时间会发现每个人的皮肤都是疙里疙瘩的红肿一片，癞蛤蟆皮似的。为了灭虱，我们使用了最歹毒的办法：把自己当成庄稼往上面搽杀害虫的六六六粉。开始还有效，虱子给制住了。可很快它就有了抗药性，只得再加大剂量，弄得整个监舍永远都散着浓烈的农药味儿。除了用农药，还兼以传统的捉与咬。什么叫咬牙切齿，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这洗澡前灭虱的时候来到监舍的。他看了我们的灭虱办法眼里露出不屑，头不住地摇，撂下铺盖卷就冲我说这样不行。我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灭虱不行，再仔细也要留下活的。我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彻底消灭。李德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许多人都听见了我俩的对话，都瞄向我们。李德志从自己的铺盖捆中抽出一个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过我的衣裳，然后眼光在屋中寻觅，见屋角处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便走过去将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农村妇女在河边捶洗衣裳那般。经他这么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齐拥上前依法实施，新法灭虱就进行得轰轰烈烈。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刚来就送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
　　
　　——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古时的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扎黄巾为标志。如此管教们视我们的印字背心也是一种标志，你也就无话可说。这种背心标志着什么呢？很明显，标志着知识者身份。果然佟管教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你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吗？想向我们显示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吗？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又说：别枉费心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是臭狗屎，无产阶级把它当肥料用。这时已走过来多时的于队长插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他咳嗽了一声，大概嗓子眼有痰，又清了清嗓子。谁都能听得出于队长冷丁冒出的话明显站在犯人立场上，我们惊讶了，更为惊讶的是佟管教，他的脸像被人掴了一巴掌那么青紫。我当时心想，于队长今个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但是且慢，于队长清完了嗓子接着又说：这句从旧中国来的话已不适用于新社会了，更不适用于我们农场。穿衣戴帽哪能随随便便？谁都一样，比方我必须穿警服，你们必须穿囚服。在这里我要说：佟管教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否则要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于队长说这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不这么说就不对头了。于队长又发感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同样啊！这时佟管教的神色已恢复过来，他请示于队长可以不可以开始割麦，于队长说开始吧。前面说过的强迫观念这时再次显现出来，“敌矛”们一齐脱下了印字背心，我也脱了，队长管教没再指出这般有没有政治问题，许多“内矛”也脱光了膀子。看样在热和挨麦芒扎这两种情况下，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
　　
　　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可以向她询问冯俐的事情了。但这是痴心妄想，此刻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管教警卫的监视之下。这时我已经从树杈上取下了行军水壶，只要一转身一切便结束了。许是一种绝望情绪的驱使吧，在转身之前我朝齐韵琴呼了一声：我是周文祥！呼完我就返身往麦地走了。立刻又后悔了，为什么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声呼是有收获的……
　　
　　7月8日：现在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日晚八点四十一分二十六秒……
　　
　　——将时间分秒不差的记下来说明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是重大事情。就是这一刻，我知道了冯俐的消息。苦苦渴盼的消息。字条是吴启都在厕所交给我的，他看见我上厕所便跟了去。他将字条塞给我时一句话也没说，做做解手的样子就出去了。字条攥在手里，直觉中晓悟到是关于冯俐的信息。我没立刻看，假若让上厕所的人看见难说不惹出乱子。回到监舍，监舍里一幅不变的景象：一拉溜“老和尚”依着铺盖打坐，发出鼾声，似睡非睡是因为还有一件“功课”没做——晚点名。点完名再开始正式睡觉。割一天麦子所有人都疲劳不堪，按说可以早一点点名，早点名早睡觉，犯人们也提过这个要求，但没被采纳。上完厕所我又重新“打坐”，这时我展开字条，一行娟秀的小字立刻映入眼帘：周，冯讲过你，她在半个月前被判刑，转走，去向不知，望多保重。看过字条，我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我下意识地抬腕看表，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我揉了揉眼，手湿了，我知道自己哭了，但我还是擦干了泪水，将时间看准……
　　
　　7月9日：继续割麦，向管教告发了怠工的李德志。
　　
　　——仅凭上面的记录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犯人周文祥正在“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进。周文祥行了。照此下去很快就会由“敌矛”变为“内矛”了。
　　
　　但是——我想起于队长在“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后面的那个但是——顽冥不化，朽木不可雕也，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借用于队长队前训话时常用的字眼）的周文祥即使有心“阔步前进”两腿也是不听使唤的，向前迈不了几步的。我骂李德志的原由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早晨出工的路上我低声对他说我已经知道冯俐的情况了。他嗯了一声接着说一句她和我是一批判的刑。他这句话当场就把我气昏了，操你个妈的！你什么都知道却对我隐瞒，只字不提，是个什么玩意儿？！狗日的，要讲关系在清水塘农场我与他可以说是最近的，学友、舍友、难友，还有棋友，不是岁寒三友是四友，各方面都占全了。可他并不讲交情。一肚子气在路上不好发泄，满身乱窜，顶得肝疼。也算他倒霉，割麦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偷懒伎俩，按规定每人割四垄麦，而他只割三垄。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三垄四垄是分得清的，但包括管教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有人竟敢在这上面做手脚，何况割麦又是齐头并进的，张三的垄李四的垄根本没什么界限。于是仰仗脑瓜灵光的李德志就钻了这个空子。我发现也极偶然，发现后早晨的那股火又冲上了头顶，我不经任何思考冲口就喊：李德志你他妈割了几垄麦子？嗯？！你他妈说说你割了几垄麦？！他傻眼了，直起腰瞪着我看，周围的人停下来向我俩这边看，带队的郝管教也闻声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时我已经后悔了，可事情到了这一步这时就是不想报告也不行了，我就如实报告说李德志只割了三垄麦，比别人少割一垄。郝管教查了查证实我的报告属实，也愤怒了，朝李德志劈头盖脸地一顿批。看来人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进步。郝管教如今训起人来无论腔调还是用语都向于队长靠拢：你他妈李德志少给我打马虎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刚刚判了刑还不思悔改，嫌刑期短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几年好不好？！听郝管教说这个，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想李德志刚由“内矛”升级为“敌矛”够倒霉的了，我这么一告对他可是雪上加霜。我是叫他气糊涂了才忘了这一层。我的头嗡嗡地响，只见郝管教的嘴唇翕动，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晚饭后班里开李德志批判会，都发了言，我没发。高干不断催促老周就剩你了，没个态度？我火了，朝他骂道：你他妈个“老二”发昏了是不是？李德志是我揭发出来的难道这不算个态度？！你还想要个啥态度？再要态度就是把你这老二的“老二”剁下来喂狗。这一通骂够粗俗的了，我自己都没料到我已粗俗得如此可以了。高干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骂傻了，嘴张得老大放不出声来，他同样没料到我会这样。过会儿他说话了，两个字：散会。这一天我告了李德志又骂了高干，完全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怨愤，根子就是知道了冯俐的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像一碗卤水倒进了豆浆里，点出了豆腐，这豆腐就是恨。我恨……
　　
　　7月11日：收完了麦子，休息。竹川的儿子来场。
　　
　　——俗语道砍倒胡秫显出狼。现在农场割倒了麦子，却没有如于队长所预言现出竹川的尸体。这证明竹川逃跑成功，起码是逃出了清水塘地界。在劳改单位，犯人潜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稀罕。如果这个犯人人缘好，逃跑后大家会惦记着他的安危，真正的哥们儿还会暗暗为他祈祷。要是被抓回来，面对难友被处重刑的结局，大家会替他难过，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兔死狐悲吧。我是惦着竹川的，也为他祈祷。后来的日子因为累得心力交瘁，顾不得多想了。今天当管教带着一个陌生少年来到监舍，我立刻就想到他是竹川的儿子，同时也意识到竹川已不在人世了。经询问证明我的猜测不错，竹川确实死了，死在家中。来者是他的儿子，叫竹涛，他来收拾父亲的遗物。“不信能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于队长的这句话再次灵验。
　　
　　7月13日：小竹涛今天走了，带走了他父亲的遗物。
　　
　　——小竹涛在农场住了两天，因招待所没有地方，管教同意住在他父亲生前住的地方，铺位空着，铺盖现成。对这种安排我们都在心里嘀咕，觉得有些不吉祥，当然是对小竹涛而言。
　　
　　他长相不大像他的父亲，但一举一动都有他父亲的影子，特别是走路时的背影。他的模样清秀，身材细挑，如果孩子定像父母中的一个那他一定像他的母亲。我们问为什么母亲没和他一起来，他说母亲不来好，至于为什么不来好，他没说，我们也不好再问。其实也用不着问。小竹涛确实很懂事，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他默默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有时把一样东西看好久，看得眼泪汪汪的。他不仅睡觉睡在班里，吃饭也随我们吃，不摸底的人会以为来了个少年犯。说起来我也算是他父亲的生前友好，因此从内心对小竹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向我询问许多事情，关于他的父亲。我也向他询问一些事情，同样是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就像互通情报那样，让父亲竹川和难友竹川在各自的心中得以完整。
　　
　　收拾完东西后小竹涛又在农场多呆了一天，他要求看看他父亲平常干活的地方。获准后他跟着我们来到了农场田地里，他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从日头出山到落山。小竹涛走后我很懊悔没让他留下详细地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懊悔。在劳改农场任何人都忌讳说“再见”这个字眼，分手时大都是道一句“多多保重”，可我在心里希望能再次见到小竹涛，没有地址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7月16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去年的这一天我来到清水塘农场，也是在清水塘边劳动，带队的也是佟管教，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
　　
　　——到清水塘服刑整整一年了，就是说已度过了十分之一的刑期。老资格犯人总结经验说刑期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很漫长，而过了头一年后面就好过多了。至于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现在还不知晓，可我清楚这头一年确实是难熬的，日子像凝固了，真像一首大跃进民歌所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已带着儿子走了，这状况就像猫捉老鼠似的。就是说尽管齐韵琴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监舍里，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机会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们出“城”他们母子进“城”，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见这娘俩。相对而言小建国要比他妈自由得多，中午他可以不离开监舍，伺候他爹吃午饭。我们常看见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鸭蛋，剥去壳往他爹的嘴里塞。这是一服上好的药，只是“药”的来处使大家觉得神秘，多事的人便向小建国询问，小建国说法含混，一会儿是他妈买的，一会儿说是他在塘边捡的。买的可能性不大，别说钱有问题，即使有钱，买营养品也不会不差样的买鸭蛋。在塘边捡到鸭蛋可信，可天天都能捡到就不可信。于是继续追问，毕竟是个孩子，三追两问就说出了真情，他说他有一个从鸭腚里取蛋的诀窍，是帽儿山农场一个“大哥哥”教他的（他说的“大哥哥”估计是个少年犯，帽儿山农场不仅有妇女队还有个少年队）。办法是下塘游到鸭子跟前，冷不防抓住鸭脖子，然后对着鸭嘴吹气，一吹鸭腚里的蛋就掉下来了。大伙听得目瞪口呆。这鸭腚取蛋的方法着实奇妙，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小建国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说隔几天他就跑到清水塘去弄一次蛋，只是吃了亏的鸭子愈来愈狡猾，一见他下塘就躲他远远的，要追上也真不容易。
　　
　　时间一长小建国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聪明伶俐，许多人都喜欢他。有人还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一样送给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样的背心，再长大点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笔，小建国刚要接却被解若愚抢先接过去，逗他说，小建国不上学不识字，给他笔有何用。小建国辩驳说他会写字，是妈妈教的。解若愚让他写写看，写了这笔就归他，他答应写。大家兴致勃勃地围着看，李戍孟又奉献出一张纸，小建国握笔端端正正写起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小孩子字写得很好看。大家表扬他一番，他说他一定好好跟妈妈学，长大了上大学。听了他这话大家就默不作声了。
　　
　　8月21日：为什么？
　　
　　——今天锄玉米，一来二去与李德志锄了并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摇了摇头，没吱声。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告发他尽管事出有因，毕竟过分了，伤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我仍不能原谅他的不仗义，当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谅我，就这么僵持着。并肩锄地的时候也是一种僵持，我倒不是拘泥于讨个什么面子，而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终于是李德志先开口了，并不看我，不冷不热地问句：为什么？我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他说我怎么了你？我说你不够交情。他说我哪里不够交情？我说你知道冯俐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他不吱声了。过了会儿问就为这个？我说就为这个。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伤心，就没说。我说就为这个？他说就为这个。又说他判刑的事也没告诉家里，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听他这么说，我从内心为那天的事疚歉。我说李德志对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无所谓，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
　　
　　9月2日：今天幸会邹副场长。头一次见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说过邹副场长就是在草庙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号“孝子”的公安局“内线”，自从听将军说他调到了清水塘，想起来心里就疙里疙瘩的，不想碰见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惧怕么？也不是。他是场部领导，一个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够资格。厌恶他？也不对。有句话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专政机关，当审讯员和当“内线”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审讯员是革命的审讯员，内线也是革命的奸细。因此不存在高尚与否之分。何况孝子也没管过我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不希望见到他是想到见时会出现的尴尬场面，相信我和他都不会自在。因久未见也就把这事忘记了。这天见得很突然，而且见面的方式也很“他妈妈的”：是中午在清水塘边休息吃饭，我们见到几个人在塘里游泳，很羡慕。去年夏天我和高冲在塘边的那一幕又重现眼前。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管教不许我们下水，这一点真让人难以接受。可塘里的人游得很痛快，时而仰游时而潜泳，还时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鸭子嬉戏。鸭子是春时农场养在塘里的，时下已经长大，开始产蛋，经常有人在塘边草丛里捡到鸭蛋。当然这等好事轮不到我们犯人头上，因为我们没有捡蛋的机会。再说在塘里游泳的几个人，从脱在塘边的几堆衣裳上看，他们是农场的管教干部。我们吃完了两个窝头，就到塘边去喝水，边喝边又往身上撩水冲凉。这时游泳的人往塘边游过来，在浅水处站立起身子时我们一齐傻了眼，他们全都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时间慌乱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干部而是我们自己。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话聊天。只听一个人说操他姥姥的忘了带毛巾，又一个说用啥毛巾，让日头晒晒就干了。又一个说这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站在衣服堆旁边让日光蒸发身上的水珠。这情景同样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赤身裸体地站着，不慌不忙地晒太阳，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无须忌讳的一群鸭或一群羊。后来想到劳改农场想到管教干部我眼前便出现这活生生的一幕。说起来也真是开了眼。待他们晒干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带队的佟管教奔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冲其中一个人喊声邹场长。这一喊就让我认出了那个现在当了场长的孝子来。这时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将目光向他投过去。他接住了，神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属于哪种变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经向我走来了，边走边说周大学不想在这里见到了你。我说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从管教领导与犯人的角度他对我说话我应该向他鞠躬，我没鞠躬，我的不当表现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场长对你说话！邹场长立刻对佟管教说我们是熟人，说到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难友。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时在塘边的犯人都一齐盯着我俩看，因邹的说法确是异乎寻常的。佟管教赔着笑脸问：邹场长你也坐过牢么？那一定是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牢。邹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几个人一块离开了清水塘，看着邹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36



　　六
　　
　　9月9日：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一直想，当犯人能当到李戍孟这种境界真是不易，令人佩服。就好像一个人被抓到吐蕃国当苦役，对一切不视不见不应不答，完全超然物外。李戍孟在监舍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如同在囚牢里又造了一座囚牢，他就生活在那双重的囚牢里。他既不迎奉管教，也不与别的难友沟通，一个人形影孤单。有空闲就倚着铺盖卷写小说，后来他承认在写小说。时间长了，大伙就把他忽视了，把他当成一个哑巴，或者当成一个动物。比较起来，我和他接触得多些，他对于我有一种神秘感，我把他视为作家，我对他怀有一个文学青年对一名作家的那种潜在的崇拜。我觉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能潜心写作，足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备了和中国的李大钊国外的列宁这般大人物才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不管别人怎么无视他嘲笑他，我还是很敬重他，对他表示友善。也许他觉察到我与众不同，因此他对我也与对别人不同，有机会就和我攀谈几句。一起推水车的机会是极少的，能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谈谈我觉得很难得，很喜悦。我问他的写作进展如何，他说一般。我问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说恐怕得几年的时间。我问他写的是不是小说？他说也算是，确切地说是自传体小说。我问是不是写自己的经历？他说只能说是我经历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我说我也喜爱文学，一直尝试写小说，但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看守所，又从看守所到监狱大门，又从监狱门到劳改农场大门。他笑了，这是难得的笑容，他把脸转向我的时候正对着南天上的日光，一直阴晦的脸一下子明朗起来。他说你这样的经历还嫌简单吗？我说简单。他说这要算简单，那么许多人的经历就算不上经历了。他说他们学校的许多教授从开始读书就没走出校门，是两门先生：从家门到校门。我说我是从写作这一角度来说，我的经历还远远不够。他问不够是什么含义呢？我说不够就是能用来写小说的素材太少了。他说我看你有时候也往本子上写写画画，写些什么呢？我说是记一点事情，怕忘了以后说不清楚。他说你要能把现在的事情详细记下来，就是一篇小说。我说这怎么行，叫管教看见了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说一点不错，会说你记黑账。停了停他问你现在这么记不会有问题吗？我说不会。我把记事情的“甄士隐”（真事隐）方法对他说了。他却问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你记今天的事情会怎样记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脸上再次绽出笑容。说小周可真有你的啊，这样记不仅没问题，管教看了倒会表扬你哩。我说我不图表扬，只图以后能把事情说清楚。只要看了这一段，我就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干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比方今天是和你一块推水车浇地。自然我心里清楚和你谈的不是什么改造体会，对未来也没充满什么信心。接着我便把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的那种“他妈妈”的审讯方法讲给他听。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审讯是很厉害的，其实对你还算是客气的。我说我知道。又谈到写小说上，接前面的话题我说如果能真真实实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记下来，确实会是一篇好作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虚构总不能太脱离现实吧，比方说将清水塘写成一个犯人乐园，谁会相信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去年大跃进报纸报一亩地打十二万斤水稻，谁会相信，他们知道没人相信也要这样报。我说这很奇怪。他说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需要，证明大跃进伟大正确的需要。就说我们在这里的劳动改造，黑板报上登的诗歌顺口溜什么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搓灭。说崔老是条汉子啊，有能力，只可惜是个国民党，要是一开始投身革命队伍，命运就完全改观了。我没吱声。他接着说他是有血债的，训练特务杀害革命者，血债累累哩。死有余辜啊。我还不吱声。我又能说什么呢？他指指黄瓜说你吃吧。为缓和一下气氛我拿起一条吃起来，他也拿起一条吃。边吃边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问来人探视过吗？我说到这儿还没有。他问到农场后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说有一位同学来过。他说在草庙子时我听说你有个未婚妻，是她吗？我说不是她。他问为什么她不来？和你一刀两断了？我说不是。他好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接着说保持关系不来看你，也太薄情寡义了。我知道只能如实说了。就把冯俐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现出颇惊讶的神情，说倒是个烈性女子呀，又何苦这样呢？也是太天真了。我知道他说的太天真指的是什么。我说她确实好钻牛角尖。又说我不能看着她往深渊里滑，就向场领导提出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领导没批准。他把吃剩的黄瓜把丢在地上，也像搓烟头那样用脚搓了。他说什么事都得有机会，要是我来后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会帮你办的。停停又问知道她离开帽儿山农场后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我说谢谢你了邹场长。后来邹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共过患难嘛，尽管他这话说的界限含混，但我还是连连称是。
　　
　　9月15日：晚上梦见竹川，一块锄玉米。我见他情绪很高，满脸喜色，问他遇上什么好事。他说是好事，管教已经通知给减了刑，不久就要出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问为什么会给减刑，因为是班长吗？他说与当班长无关，只因表现得好。又说希望我像他一样好好表现，也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我受到鼓舞，说表现好就能减刑回家谁能不好好表现呢？醒了方知是梦。
　　
　　——上述梦境是完全真实的，因记忆清楚又不犯忌，所以如实照记。光棍做梦娶媳妇，囚犯做梦释放回家，看来符合“梦是愿望之达成”原理。白天满脑子“表现”、“减刑”、“释放”、“回家”之类的念头转悠，夜里就梦想成真了。记这种梦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画饼充饥一样。我记下这个梦是因为由此我联想到竹川逃跑后的一些情况（竹川跑回家后的情况是从他儿子口中知道的），我发现梦想与现实竟然在竹川身上完全融合为一体，很奇异，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就生出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李戍孟的榜样在我也不会凭空生出这念头的，我想既然管教默许他写，那我也没问题，前有车后有辙嘛。我想通过写这篇小说缅怀好友竹川，同时也排解一下内心的苦闷，自从得知冯俐判刑又去向不明，心情一直压抑着，有时候觉得精神快要崩溃。写小说也算是一种精神转移。当然我也清楚，写这种作品是犯忌的，而我又领会李戍孟那天所说：如果今天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以后便无颜面对历史了。他说得极透彻的。像一个哲人。我觉得要写就现在写，可以找到一种写法，既真实又不犯忌，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尽管那时对这种可能性的状态尚不清楚……
　　
　　9月20日：吴启都病情加重，小建国倾尽全力为他提供营养。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吴启都一家可以说陷入四面楚歌。吴本人的病情加重，医务室仍然不肯收留。也不见给他吃什么药。每天昏睡的时间多，似乎进入垂危状态。小建国由于天气渐凉，已不能经常下塘捉鸭子取蛋了，为继续给他爹提供营养，自做了弹弓射鸟，到河里抓鱼虾，捅马蜂窝取蜂蜜（有一次被马蜂蜇得满脸红包）。整天东奔西窜，腿一瘸一瘸地走路，看了让人心怜。齐韵琴的心情有点难以说清，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佟管教，从一开始大家便分析出佟可能对齐居心不良，他一反常态，不仅允许齐每周三次来管区探视，而且还将接待室作为齐落脚的地方。这种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行为与大家心目中的佟相去甚远，一直认为其中有“诈”。通常是逻辑如果正确，而认证逻辑的事实便会接踵而至。果然，佟的“诈”不久便显露出来，有人发现他在午饭后偷偷溜进接待室里，呆一阵子又鬼鬼祟祟地出来。至于在里面干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佟知齐知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佟觊觎齐是一厢情愿的，也不可能得手，因为齐吴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已被“历史”所证明，别人也许不知，而我知且深信不移，所以当别人议论的时候我断言这不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的看法，说不了解齐却了解佟，“佟大鸭子”这方面有无数次前科，可以说是流氓成性的。如依法而论他倒应该是在这里服刑改造的流氓犯。他这么一个人决不会放过一块到口的肉。当然这些都是推断，不是抓在手里的事实，我们也不可能抓到事实。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仅是心中对佟的谴责以及对吴一家的同情而已。
　　
　　9月24日：邹场长告诉我冯俐新的服刑场所，我没料到会这样快，十分感谢他。
　　
　　——情况是这样，午饭后坐在铺上休息，听到外面喊周文祥出来。我出去了，见邹站在门外。我朝他鞠一个躬，等着他说话。他说你女朋友的事我问到了，她被判了三年，转到黄河边上的“广原”劳改农场。我说谢谢你邹场长。他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写信与她联系。我说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在清水塘的这一年我给她写了许多信，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和我建立联系。不管怎么说，知道了她的去处心里踏实多了。也真的很感谢邹。由邹我想到一句“明人不做暗事”的成语，邹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一个犯人谈私事，高腔大嗓的毫无顾忌。邹可谓是个不做暗事的“明人”，而在草庙子监舍里当“暗人”时，他高超的“演出”瞒过了包括崔老将军在内的所有人。可怜巴巴说哭便哭，像个鼻涕虫。就是说我无法将“明人”邹与从前的“暗人”孝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只能将其分割开。我鄙夷从前的那个孝子陈（那时他说姓陈），感谢今天这个场长邹。
　　
　　9月25日：给冯俐写信。晚上说了梦话，受到管教的批评。决心痛改前非。
　　
　　——上述记录虽是两码事，却有内在联系，先说写信。以前曾托齐韵琴给冯俐捎去几封信，都没得回音。这次知道了冯俐的服刑新址，对建立联系重新燃起了希望。信写得很短，半行不到：见字如面吾好望复切切切。虽连着写了好几个切字，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只当是投石问路吧。做梦显然与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有关，我梦见了冯俐，地点在一根绳，隔着半截石墙谈了不少话。至于是否说话出声，自己自然是不清楚的。说梦话挨批这事听起来犹同天方夜谭，有句话叫“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按说做梦说梦话也不应在管制之例。当然这只是常理，而对我们犯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事。并不是说管教苛刻，而是说我们的身份特殊，倘若不加以限制，干活累了都一齐去蹲了茅坑，心情不好时都借说梦话发泄，那怎么可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将听到别人的梦话作为向管教报告的内容，梦话不受理智的约束，常常会暴露出内心的隐秘。管教们认识到内中的价值。只要有人报告，便顺藤摸瓜进行查询。在清水塘曾出现过有人梦里咒骂管教的事，尽管本人指天指地地发誓予以否认，仍然受到了严厉惩处。这就说到了我自己由梦话招惹出的事端，后来才知道举报者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和我睡邻铺的强奸犯，只因抵制他的性骚扰，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与我谈话的是佟管教，佟盯着我的眼光俨然透出我是个犯了新罪的人。好处是他并不拐弯抹角，张口便说有人听到我污蔑劳改制度的言论。已经记录在案，现在要看看我的认罪态度。那一刻我还不晓得祸从梦来，便否认有此类言论。佟仍然是胡同赶驴直来直去，说他提示我一下，犯罪的时间不是白天是黑下。我说昨晚学习我没发言，一熄灯就睡了。佟接着问我做梦了没有。说到这儿我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做梦的事大概会有，我这人一向爱做梦。佟说那就交待一下做了什么梦。我做出想的模样，实际上却在思索要不要把梦和盘托出。思索的结果是不允许佟破坏那个留下美好记忆的梦。我说报告佟队长，我梦见自己回家了。佟管教追问：回家都干了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回家我妈为我包饺子吃。我饱餐一顿，还和我爹谈了不少话。佟说交待谈话内容。我说报告佟队长，主要是向我爹报告在这里的改造成果。佟问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这个记不起来了。佟抬高声音说你不老实，自己做过的事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佟有意无意混淆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而我又不敢明确指出，只有不吭声。佟仍穷追不舍非要我交待出在梦里说的对抗劳改制度的话。还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是耳朵不是眼），想蒙混过去是不成的。再往下我硬是给他来个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佟大概也觉得再追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把我训了一顿。说句以后要好好端正改造态度，惟有这样才有出路。我说是佟队长。这“是佟队长”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决心痛改前非”了。
　　
　　9月26日：开始写小说。
　　
　　——这一天想了半天也不知该怎样记。小说是在大事记本子的后面写，起的题目叫《回家》。从晚饭后写到晚点名前，写了两页纸，看看不满意，临睡觉前我悄悄对李戍孟说很费劲，看来我不是写小说的料。李戍孟鼓励说别灰心，坚持往下写。我把写好的那页撕了，想重新开个头。
　　
　　9月27日：今天公检法来人宣布将三名顽固反革命分子改判为死刑，并在老地方执行。
　　
　　——也许是惯例，每逢重大节日前夕要处决一批犯人。死犯早晚要死，选在一个有意义时刻执行也无可厚非。据老犯人讲，农场的犯人因逃跑，严重违规、抗拒改造等行为每年都有被改判为死刑的，由市里的公检法单位来宣布并执行。常了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听枪声一响，无非在心里念咕一句：又少了几个吃饭的。仅此而已。这件事本用不着记录，这次记了只因为枪毙的有我所在监舍的林永乾。听到这个名字会想到前面我曾记的。一次去洗澡的路上李德志说林永乾很快就会死。当时我不信，他说不信等着瞧。这次真被枪毙了。预测的事在没被验证之前永远是预测，而预测一旦被验证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会觉得人的命运确是被冥冥中的一只手所左右。这事的确有些玄。林永乾本人似乎也有死的预感，在枪毙的头几天郝管教在地里有一搭无一搭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他回答五十五岁。郝管教说五十五岁也可以了。开始他没在意，回监舍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就对其他人讲了这件事。其他人也没往多处想。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郝管教肯定是提前知道的，那句“五十五岁也可以了”的话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是善意。说起来林永乾平时也过于放肆了，对哪个管教都敢于顶撞，且成天病恹恹的，不是个好劳力。他本该清楚自己判的是无期徒刑，靠死刑最近，假若需要拉走一个人去枪毙，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忽略了这个，关羽大意失荆州，他大意丢性命。我由此想到吴启都，我让李德志“算算”吴的病会不会夺走他的命，李德志不打一点垠地说他活不长。我信。
　　
　　9月29日：
　　
　　——我自己约定凡只写了日期没写内容这一天该记的事是写小说。我会记得前面空着（大事记），就是写在后面（小说）。同样的时间段写了同样的一页纸，最后看看还是同样的不满意。末了同样撕掉拉倒。《回家》搁浅。很懊丧的。我决定暂时停下，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再写。省得浪费宝贵的纸。
　　
　　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放假休息，小建国失踪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管什么节，只要过节就好。过节可以休息，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对我们犯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头天晚上的学习会上，高干发言说建国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又哭了，泣不成声。用他的话说是喜极而泣。解若愚烦烦地吼他，说明天才是国庆节，要哭等明天也不迟。他止住哭，看样是接受了解若愚的建议，要把眼泪留到第二天流。第二天倒好好的了，没哭。日头快下山的时候，我到外面收衣裳，刚把晾晒了一天的呢大衣抱在怀里，便见齐韵琴神色慌张地奔过来，认出我后张口就问：看见小建国了吗？我说在这儿吃了午饭就不在了。齐韵琴急得双脚乱跳说：怎么哪里都找不见呢？又问一句真的不在屋里吗？我说我刚从里面出来，确实不在的。她跑走了，朝管区大门跑去，边跑边呼儿子的名字。叫声凄惶。
　　
　　当晚营门一关，任何人都进不来了，情况不知。
　　
　　10月2日：小建国死了，淹死了……
　　
　　——记这一行字的时候我哭了，两眼模糊，无法再记下去。自从昨天傍晚齐韵琴跑出营区去寻找小建国，我的心就一直悬着。总觉得事情不妙。我请李德志预测一下小建国的去向安危，也是有病乱求医，有事乱请神了（自从林永乾死后他被人称为“小神仙”）。他告诉我小建国没事，我才放了点心，入睡了。
　　
　　小建国的死讯是上午在地里干活时得知的。先是听见凄惨的一声女人长号，哭声是从清水塘方向传来。辨不出是什么人，而我一下子想到是齐韵琴，又想到一定是小建国出事了。我的心不由战栗起来，下意识地对身旁的解若愚念叨着：小建国死了，死了……如果我不是犯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奔往清水塘看个究竟，但不能够，我没有这种自由。小建国给我的惟一信息便是他妈妈的哭声。那是呼天抢地肝胆俱裂的哭。而后哭声骤停。一切又陷入迷蒙中。
　　
　　小建国的确切死讯是下午听郝管教说的。他说得简单又简单：齐韵琴在漆黑的野地里寻觅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她的儿子。天一亮就奔到营区找到佟管教，请佟派人寻找小建国。佟就带人四处寻觅，最后寻到清水塘边。发现草丛上堆着小建国脱下来的衣裳，不用说人是落进塘里了。立刻下去几个人打捞尸体，一是水太深，再就是塘面太大，尸体没有打捞出来，就作罢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发现水上出现一件白亮的物体，像一条翻了白肚的鱼，再看仔细就是一个小小的躯体了。人们再次下水，将这具浮上来的小尸体打捞了上来。齐韵琴当场昏厥过去。就这样的过程。
　　
　　往下的时间小建国那张早熟又不失天真的小脸就一直在我眼前浮现，随着他的死这张小脸将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里，不会改变。而他那瘦小灵巧的身躯却动了起来，我的眼光也能够追寻到他，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一溜小跑奔向清水塘，在快要到达塘边的时候他匍匐在地，然后缓缓向塘边爬去（怕惊动鸭子）。他看到了塘面上的鸭子，鸭子沐浴着阳光，悠闲地游来游去。小建国小脸上绽出了笑容，他开始脱衣，脱得十分麻利。日光温暖，风却是凉的，他不由打了一个哆嗦，他开始向塘边爬去，草已枯黄，根茎变得尖利，肚皮被划破了（尸体认证了我的臆断），他却没有察觉，没看见流血，也不觉得痛，为了入水前不被鸭子发现，顺顺利利为爹弄到几颗鸭蛋，这既定的目标集中起他全部的精神。好了，他靠近了水边，他的小身体完全没入水中，这时他再打一个哆嗦，小身子不由向一起收缩。他这时应该预感到事情将会不妙，可他没多想什么，他舒展开四肢，向塘中的鸭群游去，轻轻地划水，缓缓地向前，只将小脑袋露出水面。他终于靠近了鸭群，就在这可以下手的时刻他突然感到一条腿产生巨痛，痛得钻心，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浮力，他开始下沉，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生命面临着危险，他张开双臂使劲地拍水，骤起的响声将鸭子惊得四处逃散。他漂浮了一刹又开始下沉了，他更加拼力击水，并试图向塘边游去，可他做不到，腿的不消停的疼痛已使他的下身完全瘫痪无用，只能靠两只臂膀支撑着身子不往下沉。就这么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始感觉到臂膀变得麻痹，好像已不再长在自己身上。这时他明白自己要完蛋了，想到这个脑袋已经没入水中，但是他仍不甘心，又拼尽全部气力将双手在水中往下使劲一压，他的脑袋竟又钻出了水面，他就不动了。趁这空当他看了一眼头上的天空，又轻轻呼了一声，然后就伸直了双手，任凭小身子向下沉落，不久，眼前一片漫漫无际的黑暗……以上是我头脑里对小建国死的臆想，或许不是那么回事，也或许差不太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臆断中有着非由臆断而来的真实，那就是我心中深深的悲痛……
　　
　　10月17日：
　　
　　——《回家》改完了。这一改与前面写的很不同，我用了一个很省事的方法，就是把竹川儿子讲他爸爸回家后的过程如实记下来，看了看，觉得并不犯忌。题目仍是用《回家》。
　　
　　天亮了我醒了知道爹回家了。开头我没认出是我爹，看着他心想这人是谁呢？咋和我们躺在一个炕上？妈说涛儿你爹回来了。我没吱声，还盯着他看，妈笑了说涛你咋那么看他，他是你爹呀。我心里疑惑：想这个胡子拉碴的黑猴咋会是我爹呢？转念又想妈说是了也就是了。
　　
　　假不了。爹一直笑呵呵地看着我，隔着妈伸过手来摸我的脸。他的手好硬好硬。妈说涛还不叫你爹？我不叫，不是不想叫，是叫不出口。妈还催我，爹说算了算了，两年多不见生分了，再说叫不叫我都是他的爹。
　　
　　妈起身去灶间做饭了，爹就把我揽在怀里。他的手在我的后背上轻轻摩挲，这动作使我相信他就是我的爹了。小时候每遭惹妈生气了就叫爹搂着我睡，爹就爱这么用手给我摩挲。爹这么一边给我挠痒一边向我问这问那。我也向他问这问那。我说爹你咋老不回家呢，我和妈想你。他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问再不走了吧？他说不走了，这遭回家就住下了。我说爹咱们能回城里吗？他想了想说为什么非回城不可呢？我说人家都说城里老师水平高，以后考大学录取的比例高。爹说这倒是个问题。又说咱们争取吧。
　　
　　吃了早饭，爹说要出去转转，说回家了该去看的都要去看到，我不在家的时候大伙儿对你们娘俩多有关照，应该说几句感激的话。妈说你去吧，早点回来，都挺困难的，别在人家家吃饭。爹应了。爹又对我说涛和我一块吧。我就抓住了爹的手。这时候我心里很自豪。平常在街上看见小伙伴被他爹牵着手，很羡慕。和爹一块出门真高兴啊。
　　
　　出了门爹说涛咱们先去供销社。我说还是老地方。街上没有一个人，连鸡狗也没有，我心想咋愈是叫人看看就愈没有人呢？穿过一条胡同就到了后街，供销社大门还关着。爹说来早了。我说没关系。就敲门。门开了。卖货的老哑巴看见我爹就哇啦哇啦地叫。意思是欢迎。
　　
　　爹冲他笑了笑，没吱声，爹知道他耳朵也聋，说话也听不见。爹问我想吃啥。我指指装在玻璃瓶子里的糖块，爹就向老哑巴指指。买了糖块爹又买了香烟和火柴。上街了。爹把糖块装在口袋里，说涛吃吧，等会串门有小孩每人分一颗。我点点头。又让爹牵着手。爹说先去你丰久大哥家。就拐向西。丰久大哥是村支书。进了门，丰久大哥一家正在吃早饭。看见爹丰久大哥的样子挺吓人，盯着爹光看不说话。我赶紧掏出糖块给丰久大哥的双棒儿连壮和连兴。爹也掏烟向丰久大哥递。抽着了烟丰久大哥才冲我爹说了话。一张口就问你怎么回来了。
　　
　　爹说没事了。丰久大哥问你不是判了十二年？爹说是。丰久大哥说咋能一下子提前十年放？爹说不是提前放，是纠正了。丰久大哥问啥叫纠正了。爹说上级发现判错了，就纠过来。丰久大哥使劲抽了一口烟，又使劲看了爹一眼，提高声音说你要说实话。爹说是实话。丰久大哥说我是党支书，爹说这个我知道。丰久大哥说知道就得对我讲实话，爹说真的是实话。丰久大哥问有文书？爹说有文书。丰久大哥问是纠正书？爹说是纠正书。丰久大哥说好吧，等会儿一定要送过来。爹点点头。见丰久大哥丢了烟蒂，爹又赶紧递一根。丰久大哥接了夹在耳朵上。我也赶紧拿出两块糖送给连壮和连兴。他俩接了装在口袋里。这时丰久大嫂开言了，问爹在农场遭罪不遭罪。爹说挺好的不遭罪。丰久大嫂又问能不能吃饱饭。爹说能吃饱。丰久大嫂说哪儿能吃饱哪儿就是家，还回来干啥哩，带着婶子大倒儿去那儿享福不是挺好的？丰久大哥瞪了她一眼，说净挑瞎话说。丰久大嫂闭嘴了，丰久大哥又问我爹纠正是不是真有这码事？爹说我发誓，我要是骗你活不到明天日头从东面出。丰久大哥这才松了口气，说不是我不信你的话，是寻思这事太离谱，搞了运动再来个一风吹，历来没有这样的事。爹说党伟大。丰久大哥说是伟大，知错改错好。爹说好。丰久大哥说当初就觉得这事有点“他妈妈”，叫人家提意见像逼供，人家不提说不一心，人家提了又说是反革命。世上哪有这样的理？爹说这事过去了，不提了。丰久大哥说不提了，纠正了就好。又问道：竹川叔以后有啥打算呢？是回城还是留在村里？爹说这个就要等上级的通知了。上面说咋就是咋。丰久大哥说也是的，纠正了，你还是公家人。我爹点点头，又抽出一根烟递给丰久大哥，点上了。爹说这几年村里对我一家没另眼看，挺照顾，我很感谢，多亏了你。丰久大哥说你这就见外了，咱两家还没出五服，按辈分我得叫你叔。听支书大哥叫爹叔真高兴。爹又说多谢你了大侄子，村支书……
　　
　　出了丰久大哥家，街上人多了。我赶紧把手伸出来让爹牵着。都和我爹打招呼，头一句话像从一个嗓子眼儿冒出来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赶快替爹回答：纠正了。我说了爹就不说啥了，只是笑，只是给大伙递烟卷。我给大人身边的孩子递糖块。
　　
　　又去了隆山太爷家。隆山太爷是我们竹姓人辈分最大的，是个小矮人，快一百岁了，长得没我高。常年穿一身黑衣裳，加上脸黑，打眼一看像大黑猫。听妈说隆山太爷早年间娶过一回亲，坐了轿，入了房，新媳妇才知道上了媒婆的当，当晚就跑了。往后隆山太爷就一个人过，遭了不少罪。可也怪，他那些身板好的兄弟一个接一个的死了，末了就剩下他自个儿，还一个劲往下活，成了寿星。活是活，可啥都不顶用了，眼又花耳也聋。看见我爹打量了半天倒是认出来了，说是川子回来了，川子你不是在外面服劳役？他知道这事，全村都知道。我爹说回来了，又问隆山爷爷你好吗？隆山太爷说你逃跑？爹说不是逃跑是释放。隆山太爷说你想让我把你藏起来？爹说正大光明回来用不着藏。隆山太爷又打岔，说川子你要借粮？囤子底下还有地瓜干，你挖一瓢拿回去吃。我爹就不说啥了，过会儿他点了一支烟按在隆山太爷嘴上让他吸，我也拿出一块糖往他嘴里填。临走时我爹对着隆山太爷的耳朵说了句：隆山爷爷你好好活。
　　
　　走到街上，我对爹说回家吧，妈说晌午包饺子吃。爹说上来馋虫啦？晌天还早哩，再去看看你永丹叔。就去了。街上还是那么多的人，开口还是“你怎么回来了”那句话，我一声接一声地吆：纠正了。有人不明白，问啥是纠正了？我说纠正了就是没事了。永丹叔不在家，永丹婶说在菜园子里浇园。就去了。永丹叔正摇辘轳，见了我爹一下子松了辘轳把，水桶“砰”地落在井底下。爹说过他小时最好的伙伴就是永丹叔，后来他进城读书了，永丹叔留在村里种庄稼。永丹叔问的也是那句话：竹川你咋回来了？我爹笑笑说：回来就是回来了，干吗打破沙锅问到底？永丹叔也笑了笑说问问不行么，还保密？我爹说是保密。永丹叔笑笑说保密咱就不问啦。我爹说菜长得挺好，摘几条黄瓜给俺涛吃。永丹叔说涛你自己摘，捡又大又嫩的摘。我说好。就钻进黄瓜架子底下摘黄瓜，爹和永丹叔再说什么就听不见了。我捡“又大又嫩”的黄瓜摘了五六条，抱着来到井边上，见我过来他俩就不说了。永丹叔又摇起辘轳从井里提上一桶水，说涛把黄瓜洗洗再吃吧。我把黄瓜一股脑儿丢进桶里，永丹叔帮我洗净，说涛吃吧。我就咔嘭咔嘭吃起来。爹说涛认你永丹叔当干爹吧。我没吭声，只觉得挺怪的。永丹叔说给我当干儿啥时候都有黄瓜吃。我想这挺好，就说行。爹说涛给你干爹磕个头。我说行，就跪下给永丹叔磕了个头。磕完头又接着吃。爹笑着拍拍我的头，说有奶便是娘，有黄瓜就是爹呀。永丹叔也笑了，也拍拍我的头，说涛你再摘些拿回家。我看看爹，爹说照你干爹说的做。我就又钻进黄瓜架子底下摘黄瓜，又摘了五六条。爹说涛你先回家吧，我再和你干爹说会儿话就回家。我说好，就抱着黄瓜跑回家。
　　
　　回家后妈还在包饺子。妈问都到谁家了？我就一一说。她又问我爹走路时喘不喘。我说人哪能不喘气？妈说涛你不明白，你爹得病了，挺厉害，他是硬撑着。经妈妈一说想起爹走路时确实是呼呼地喘，像拉风箱。身子还晃荡，像没长脚后跟。我说爹病了，是病了。妈说赶明儿去集上抓几服药，给你爹把病好好治一治。
　　
　　爹回家的时候晌歪了。妈煮饺子我烧火，爹在桌上写什么。吃完了饺子妈让爹上炕躺下歇歇。爹摇摇头说不想歇，要去茔地给爷爷奶奶上坟。妈说刚回家挺累的，等歇过来再去不成么？再说清明那日和涛去上过坟。爹说无论如何要去的，不能再等了。妈说干吗这么急？爹说昨晚他又梦见了俩老人，说明老人的灵魂知道他回家了，所以得赶快去和老人打个照面，好让老人放心。妈不吱声了。爹问家里还有烧纸和香没有，妈说有，缺啥也不能缺这个。说着从里屋拿出烧纸和香来。爹接了，看看妈又看看我，说我去了。妈说叫涛跟你去吧，爹想了想，答应了。
　　
　　我就跟爹一块去给爷爷奶奶上坟了。我还是让爹牵着手，遇见人我还是替爹回答纠正了。茔地在村东北，趟过村头小河，就看见远处山坡上一块块被日头照得亮亮的石碑，像一颗颗摘下来的大门牙。一路上爹牵着我的手，对我说这说那，告诉我他小时跟着他爹我爷爷给他爷爷我老太爷上坟偷供品吃挨他爹我爷爷的打，他就哭。他爹我爷爷说就叫他哭，就当做给祖先哭坟吧。听到这话他又不哭了。我爹说他从小就很有个性的，认准了的事八头大牛拉也不回头。他说他后来倒霉就是倒在这直刚脾气上。他说涛你的脾性像你妈，不像我，我放心，这一点我放心。又说涛你知道吗竹竿能折断井绳折不断啊。爹嘟嘟囔囔还说了不少话，有的我没听清，有的没记住。因为我的精力不集中，我在数石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数石碑的癖好，看见什么数什么。每遭上坟我都一块一块的数石碑。
　　
　　快到茔地的时候，我发现爹挺惨，大口大口地喘气，汗珠从脸上啪哒啪哒往下掉，脸像铁锅一样黑。我说爹你咋啦？爹说涛你扶扶我扶扶我。我就把脖子钻进他的胳膊窝里，把肩膀往上硬挺着。贴近了，我觉出爹的身子在不停地抖，连带着我的身子也在抖。这时候已经走到茔地边上了，我说爹你走不动了停下吧，就在这儿把纸烧了吧。爹说这不行，把纸烧在坟头上这样钱才归你爷爷奶奶花。我说爷爷奶奶看见咱在这儿会到这儿拿。爹说不会的，你爷爷那脾气我摸得透，不为三斗米折腰，也不会为几个钱跑腿儿。我知道拗不过爹，他清楚他的爹我也清楚我的爹。就搀着爹在坟中间往前走，终于走到爷爷奶奶的坟头前，爹一屁股坐在坟前的荒草上，他大喘了几口气，吩咐我给爷爷奶奶上香烧纸，我照他说的做。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妈来上坟上香烧纸都是我。我是爷爷奶奶的长孙啊。见纸烧着了，爹朝坟跪下，这遭不用他吩咐，我挨他身边跪下了。爹说涛咱们磕头吧。就磕头。磕完头，火灭了，只剩一股往上冒的烟。爹说涛你往烟里看，我看看，说什么也看不见。爹说我能看见你爷爷奶奶站在烟里面。我说爹你病得很厉害，咱们回家吧。爹摇摇头说这儿好，没有人，很安静，想在这儿歇一会儿。说到这儿他从口袋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说涛你先回去，把这个文书——送给你丰久大哥。我说爹咱一块儿回家吧，回去就送了去。爹说他真的太累了，得歇歇。好好歇一歇。又说这文书丰久大哥急等着要，不能等。我心里不情愿离开爹，又想想他脾气犟，爷爷拗不过，我也拗不过，就说爹你在这等着，我送给丰久大哥就回来接你。爹说不用接，我歇会儿自个儿能回去。我说我回来接。我起身往村里走，走不多远听爹喊我，我转过头看着爹，问爹有事吗？爹说没事了，走吧涛。
　　
　　我一溜小跑回了村，没歇脚又跑到丰久大哥家。把那“文书”交给丰久大哥，丰久大哥展开一看脸陡然变了色，嚷嚷说我就猜到他是逃跑来家的，还说是纠正了，真是活腻了。他又问现在你爹在哪儿？我说在茔地。他说他自己？我说他自己。他说坏事了坏事了，咱赶快去。
　　
　　我跟在丰久大哥后面拼命往茔地里跑，只有这遭看见石碑我没有数石碑，跑到一看，我呆了，爷爷奶奶坟前没有人。我大声喊，没应声。丰久大哥也喊，也没应声。过会儿，丰久大哥说看见了。我顺着丰久大哥的眼光往前看，看见了坟地边的树上吊着一个人。是我爹。我忘了哭，疯了似的奔过去。跑到跟前我抱着爹的腿要把他从树上拉下来。可不成，爹像长在树上了。这时丰久大哥也跑过来，把爹从树上抱下来了。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任我和丰久大哥推他叫他，就是不应声。后来丰久大哥站起来，说没用了，你爹跟你爷爷奶奶走了，走远了，涛你哭吧。我就放声大哭起来。
　　
　　这天傍晚，公安上来了两个人，丰久大哥领到我家里，他们看看躺在门板上的爹，用手戳戳，又戳戳。妈说人是死了，你们死活都要的话就把他抬走吧。公安的人没吭声，就走了。
　　
　　埋了爹，丰久大哥对我说：涛你甭担心你爹的事会影响你的前途，不会的，你知道他让你送给我的文书是啥吗？是他替你和你妈写的大义灭亲的告发书，这个支部会妥善保管好。以后能管大用处。当然这表皮底下的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听丰久大哥这么说，再想想和爹在一块短短的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
　　
　　12月9日：飘雪了。邹场长将他的一件皮背心送给了我。
　　
　　——今年雪下得早，刚刚收了菜园里的白菜萝卜，雪就飘下来了。清水塘变白了，看着眼前雪花飘飘往下洒落，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微微的暖意。这不是象征诗意与浪漫（劳改生涯是毫无诗意与浪漫的，尽管许多人极力想证明其有）。心中的暖意是因为下雪天可以不必出工生命可以得以喘息的缘故。从国庆节到雪落下来，中间只有一个月，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但我一概没记。我执意写那篇叫《回家》的小说。经过这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已完成了初稿，看后觉得仍不很满意，我想再修改一次，反正也不急着发表（笑话——又到哪里发表呢）。这一个月监室里的生活还是平静的，也有些变化。林永乾死后又进来一个新犯人。这个新犯人姓张，叫张跑，挺活跃，爱说笑话，监舍里的气氛被他鼓动起来，挺好的。吴启都奇迹般恢复了健康，为此李德志曾向我解释过：说吴一家要死一个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却没想到死的是小建国而不是吴启都。其实李德志说的并不对，吴家死的不是一个，是两个。自从小建国死后齐韵琴就精神失常了。她失去了许多记忆，不认识她的丈夫吴启都了。她每天都往营区跑一趟，跑来找佟管教要东西吃，吃饱了就走。后来佟管教就躲着她。她就满营区乱窜寻找，闹得鸡犬不宁。再后来场部出面把她送走了，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反正她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吴启都恢复以后齐韵琴已经被送走了，没人肯告诉他真相，只说齐韵琴带着小建国回家了。他表示回家好，他说他早就劝他们母子回家，让小建国受正规教育，但齐韵琴不答应。这遭好了。也没有人将齐韵琴和佟管教的事告诉他，也无法告诉他，因为至今齐佟之间的事情在人们心中还是个谜团。只有一点明了，那就是吴齐之间那场石破天惊的爱情已经终结，一去不复返了。这大概也应了那句“恩爱夫妻不长久”的老话吧。
　　
　　说到邹送我皮背心所持姿态仍旧是“明人不做暗事”，他一如既往地站在监舍外面吆周文祥出来。出来后我就看见他手里攥着的皮背心。他说这个给你吧，你用得着的。我不想收他的东西，就推辞。他想了一下，说有一件事我提前告诉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问什么事，他说你们这批右派犯人当中的一些人很快要转场，可能你就在其中。我问能告诉我往哪里转吗？我问这话的时候想的是如能转到冯俐所在的那座黄河边上的农场是最好不过的。邹答转东北，大概是兴湖农场吧。我有些沮丧，不吱声了。邹说那里是中国的最北面，冷得很哩。所以我把这件皮背心给你，收下来不吃亏的。我点点头，心里挺感激的。在一块当了几天“难友”，他竟对我这么念念不忘，也真是难得的一份情谊。我接过了他手中的皮背心，说谢谢你啦邹场长。他没说什么。我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他说还没最后确定，大约就在这个冬季吧。说完他就走了。离开清水塘吧，只要离开这里到哪里都可以。望着邹远去的身影我这么对自己说。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39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3:22
这种劳改农场的生活居然有点令人向往---



表面看可以，内斗也挺厉害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3:55



　　第三部 御花园遥祭
　　
　　一
　　
　　我是一九六○年春由河北清水塘劳改农场转到黑龙江兴湖劳改农场的，那时全国范围的大饥饿正在迅速蔓延。犯人在各个劳改单位间转移遣发通称转场。在我总共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里这种转场经历了不下七八次。按惯例犯人一般不可在同一劳改场所呆三年以上，据说这是担心时间久了犯人和管教干部熟悉了会导致预料不到的情况。就是说犯人不断转场是劳改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是安全措施上的防患于未然。尽管这样的动机不会见诸任何文字，更不会对我们犯人明说，事实上大家对此皆心照不宣。犯人转场均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其状况可与军事行动等同。在犯人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都不知道将要被转移何处，几百名犯人挤在几节硬板车厢里，白天黑夜耳朵里都响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无休无止。同一种声音单调地重复，就是优美音乐对人的神经也是一种折磨，何况我们每个人正经受着不测命运的折磨。从清水塘到兴湖是我的头一次转场，当时心里很惶恐，也抱有幻想，希望到了新单位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但一到兴湖幻想就破灭了，希望变成了失望。这里的一切就像随同火车从清水塘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一样肮脏的监房，一样高强度的劳动和一样少得可怜的食物……这种种的不变会使你觉得犯人的待遇是从上帝那里颁下来的，天南海北都得照章行事，不得走样儿。当然大同之下的小异还是感觉得出来的，比如气候，清水塘的四月已是春暖花开，而兴湖这里冰雪还没完全融化；再比如伙食，同样杂和面儿窝头清水塘的发黑（地瓜面为主），兴湖的发红（高粱面为主）；还有管教干部的口音也明显不同，初听东北口音怪怪的，脆中带柔，唱曲儿似的，再严厉的训斥都让我们犯人感到很温和，很有人情味儿。仅凭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兴湖好，别的犯人也觉得兴湖好。如果此时让我们返回故里大家肯定是不情愿的。“月是故乡明”对我们犯人可不切实际。
　　
　　但——我在兴湖农场只劳动了两个月又接到转场的命令。“收拾东西”，管教只说了这四个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我立刻反省自己（劳改最大的收获是知道遇事先反省自己），回顾到兴湖后的一言一行，看是否违反过场规，是否冒犯过管教，是否放松了改造。我像晒谷物样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情况与清水塘的农闲时节差不多，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和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比清水塘农场大得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面，见不到山岭，土地连着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这是句大实话，无论哪里的管教干部都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讲硬邦邦的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秋天打的粮食堆成山，我们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没“撑破肚子”一说。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褪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我们不是初到农场改造的雏儿，我们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清水塘农场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原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的。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做“小场”。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做“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管教干部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活口也实是情有可原。“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逃跑了一个，逃者是北京S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四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俩被劳改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做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过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户平常人家。确也不错，是由三个劳改犯人组合的特殊人家。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地由我们自己安排耕种，伙食也由我们自己料理，没有硬性作息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可以随便说话，大声说话，高兴了也可以唱上几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请示报告，够了，这就够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大场的犯人羡慕一千年。“御花园”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还穿着劳改服，我们会忘记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干啊，好好表现。满意中我告诫自己。人交了好运总希望与别人分享，到“御花园”的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信纸上不停笔地写：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个好。只可惜这里寄信困难，好消息家里人至少晚知道一个月。
　　
　　陈涛是我们三个人的头儿，这是场方宣布的。只是让他负责却没明确职务。是“御花园”劳改组组长？还是“御花园”劳改小场场长？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长？不清楚。我刚来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不论大小是官就不宜直呼其名，笼统地喊他“头儿”难免有嘲讽意味儿，以年龄论叫他小陈既恰当又亲切，只是亲切有余恭敬不足了。瞧我们犯人遇事就是这么思前想后的没出息。后来我听龚教授叫他老陈，我也就叫他老陈。这么叫心里却不住地嘀咕：我新来乍到姑且不论，龚教授无论年龄和资历都比陈涛高，为何场方不用龚教授而用陈涛？如果陈涛是“内矛”也情有可原（前面说过劳改部门如有需犯人担当的差事大多派给刑事犯），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敌矛”。另一种可能是陈涛所犯错误（罪行）比较轻，因此获得场方信任。后来龚教授告诉我陈涛是从陕北老区考上S大的，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他家乡对革命做出的贡献说了一通话，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后毛主席一次也没回陕北”，这话是事实不假，但难免不叫人觉得话中有话，果然就有人指出这话是影射毛主席共产党忘本。本质一经点出，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他说那天他没把话说完，后面要说的是“革命老区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可这话还没出口就被别人打断了。但没人同意把他没出口的话狗尾续貂接到上面去，何况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杀不了反动的。
　　
　　他的话没人听，他继续为自己申辩，后来问题就升了级：将他批捕劳教。他的问题就这样。
　　
　　平心而论，陈涛本质上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人，他的心术不坏，处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负责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画脚不干活，可他和我们一样干；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可他也有不少叫人讨厌的地方，一是咋咋唬唬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领导身份自居动辄训人。这一点我来到“御花园”的当天就领教过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场部情况，问我听没听到政府为右派摘帽解教的消息。我们犯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摘帽解教”这个时代词语就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悬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热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梦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梦（而不是“做梦娶媳妇”），但梦境与现实又是那么遥远，两不相及。
　　
　　我在清水塘的两年里，只听说有一个作家因表现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众多的右派犯人却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我们的刑期被无限制地延长着。想想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劳教犯，他们原本三年的教养期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创造了教养二十二年的“吉尼斯”纪录——这自是后话。“御花园”与“世”隔绝，信息不畅，所以我一到这里陈涛和龚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听这方面消息。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好消息。以前关于“中央政策放宽”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烟消云散，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突变，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还因此受到批评。这是流传在兴湖的普遍说法，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无保留地说出来，龚教授听了只是摇摇头，没再吭声。而陈涛听后脸刷地变成了死人样，两只透出绝望和愤怒的眼珠凶凶地盯着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权归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贵手那样。我被他盯得不知所措，我说老陈……你先闭嘴！陈涛把手一挥。随之将眼光转向在油灯下看书的龚教授，说老龚你出去一下。出去？龚教授抬眼看着陈涛。出去。陈涛口气很横。老陈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啥？龚教授满脸疑惑，不动。我心里也纳闷，不晓得陈涛耍的是啥威风。只听他说老龚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周谈话。他把“谈话”两字咬得很重，我不由一怔，不由想起流传在劳改犯人中间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教找谈话。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周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待。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山东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说好。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
　　
　　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
　　
　　主要社会关系？
　　
　　大叔周峻山，小叔周峻杰，大姑周峻英，大姨焦彭氏，小姨彭玉敏，舅舅彭玉泉。
　　
　　个人简历？
　　
　　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五四年高中毕业考入K大。
　　
　　婚姻状况？
　　
　　未婚。
　　
　　说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是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的向这位“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刑的缘由过程。我说到K大的鸣放，说到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到《大地》期刊与绿叶文学社，也谈到K大外文系党总支以不正当手段从冯俐舅舅家骗取了《大地》稿件。这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叙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好像不是在向头儿报告，而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往事的回忆与梳理。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判了劳教。由于态度强硬，后来又被判了刑。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在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陈涛问：怎么会在那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又长了，老陈你对冯俐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周，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沮丧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陈涛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恼了么，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虽说陈涛以官自居假充积极，很讨厌，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唬唬，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一个犯人的逃跑，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说到打井，我倒是可以在这里施展一番才华的，经过在清水塘整一个冬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陈涛和老龚是不行的。看我一副很内行的样子，他们便把打井的“领导权”交给了我，我也就不客气，带领他们干了起来。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进度很快，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清水塘打井以及在大场修渠相比我们逍遥得多。陈涛教导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但对于我们三人而言，无论这右中之左右中之中及右中之右怎样划分，“读书人”的角色却是一致的。我们读书的“臭”味相投，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陈涛读的是社科类，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及古典章回小说；我读的是国内与国外文学方面的书。当然，除了读书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做，一是继续写“大事记”（这一部分写得较详细，已接近通常的日记了），再就是修改清水塘的纪实小说《回家》，另外我又开始构思一篇东西，以吴启都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虚构，争取能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想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荒度这个大好时机，对一个劳改犯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空间啊！陈涛和老龚只是一味地读书，身为物理学教授读的却是生物学方面的书，且多是国外原版。如施莱登的《植物学概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及中国人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等。我和陈涛都觉得奇怪，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问他为何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回答说不是兴趣，是学以致用。这更让人不解。继续追问何意。他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物理学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以我的年龄和我对国家前景的分析判断，我的专业恐怕在有生之年已无用武之地了。没用处了。而生物学与物理学是大大不同的，生物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活命的学问。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是怎样活下去，记住吧小伙子，是怎样活下去……不久便证实：“怎样活下去”这个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在我们这里，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更没有千担粟。
　　
　　说到断炊须交代一下背景材料。古语曰：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犯人，食不仅为天，而且为九重天。事实上每一个犯人从判刑那天起，便面对着怎样活下去的严峻现实。但具体状况还是取决于全国整个经济形势的，比如五八年我刚进清水塘农场时犯人每月定量不低于三十斤，还有可观的蔬菜和副食，虽不能吃个肚儿圆也差不多了；之后来了灾年，定量一次一次往下减，在我转场之前每人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粮食。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这不错，但不全面，存在还决定着人的形态，在大饥饿的煎熬中，犯人的身体迅速向着两极分化，要么奇瘦，瘦得只剩一张皮贴在骨架上；要么奇胖（水肿），那胖法就像劳改农场一天有八顿饭吃。劳改农场成了瘦子和“胖子”的天下，看不见体态适中的人。幸运的是瘦子，看上去没活头了却像墙头上的枯草摇摇晃晃总倒不下。胖子就不济，看模样富富态态的，可瞒不过阎王爷的眼，死人先死胖子。想想劳改农场大批死人的日子，现在头皮还发麻，那时犯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埋葬饿死的犯人，这是一个犯人能为另一个犯人提供的惟一帮助。兴湖农场情况与清水塘大致差不多，到了“御花园”情况也没多少不同，不同的是自己起伙，每月从场部把应得的那份口粮领来，怎么吃自己安排，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又要说到负责人陈涛，他掌管每顿饭的下粮，每回都是对他意志的严峻考验。不仅是他，连我和龚教授也一齐用眼光鼓励他从粮袋多抓出一把，饿得快死的人是顾前不顾后的，“今日吃了明日的粮，该死该活鸟朝上”，这样到了月底就见出了缺口。“御花园”月底断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管教干部每月几次检查工作，来就要管饭。对这一点场部有规定：依照管教干部在这里吃饭的顿数进行补偿，但补偿的与他们吃到肚里的却不成比例。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了，傻眼了，在领到下月口粮之前我们只能扎起脖梗儿来。
　　
　　我们鼓励陈涛去场部提早领回下个月的口粮，陈涛连连摇头。他说以前曾有过“寅吃卯粮”的企图，不仅没成功，反被场部狠狠训了一通。龚教授说：没成功是因为你没力争，在我们面前你本事一万，在管教面前就软成一摊泥水。反正你是这儿的负责人，饿死人你得负责。
　　
　　陈涛哼了一声，说：这儿饿死人我负责，那么兴湖饿死人谁负责？全国饿死人谁负责？要是有人站起来负责，我也负责。龚教授说谁说没人负责？中央早就指出有人要负全面责任。陈涛问谁？龚教授说赫鲁晓夫。陈涛张眼看看龚教授又看看我，笑了，说没想到你个老龚肚里长牙，竟敢讥讽党中央毛主席。现在看来尽管反右中你没言论，但打成右派是不多的。我来之后便发现陈涛和老龚心存芥蒂，经常唇枪舌剑地斗嘴，我不参与，但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而眼下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吵嘴的时候。我说我们先说说怎么办吧，饿上几天怕连去场部背粮食的力气都没有了。陈涛仍不放过老龚：老龚说了，读生物学书是为了致用，现在就到了致用的时候了，那么老龚，你说你从书中找到活下去的办法了吗？老龚并不生气，平静地说：有哇。陈涛问啥办法呢？老龚说吃草。吃草？！我和陈涛面面相觑，又一齐把目光转向老龚。老龚一丝也不显调侃的神情，满脸肃穆地凝望着前面的绿色沼泽地。是的。他说，眼下能归我们所用的只有沼泽地里的青草，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瞎话，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吃草。陈涛说净胡扯。老龚说这是现实也是历史，从现实说只能面对这种现状，没有别的办法；从历史说人本来就是吃草的动物，是后来进化成食肉动物，现在人得按原路返回去才成。这叫返祖。懂吗这叫返祖。听听，老龚饿傻了，说昏话了。陈涛对我说。
　　
　　吃草是老龚的邪说，没人会当真，更没人会去实践，但草的嫡亲——野菜却一向是穷人度荒保命的宝物。无论在清水塘还是在兴湖农场，犯人们其实不是靠那一丁点粮食，而是靠野菜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活命。那时“吃”字是中国字典上最大的一个汉字，在吃的问题上连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都有十分具体的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到后来不仅忙时不能吃干连稀的也吃不上时，就另辟蹊径：瓜菜代。再后来瓜菜代又成了民间的稀世珍宝就提倡吃代食品。我记得在清水塘劳改农场曾放映过一部介绍将茅草根制成代食品的科教片，画面是一群妇女推石碾粉碎焙干的茅草根，妇女们个个喜笑颜开（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拍片子的人是用什么高招让这些面黄肌瘦的娘们儿绽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只要看见那些肩膀上扛机子的人便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影片画外音对茅草根代食品的营养是这样分析的：茅草根的营养价值相当于韭菜，韭菜的营养价值相当于菠菜，菠菜的营养价值又相当于粮食，这几个相当于就将茅草根与粮食等同起来。既然山上的茅草根海海的营养又那么丰富，那还愁什么呢？这部科教片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遇到与吃有关的事情我总会想到这部科教片。当时我们想到了野菜便立刻行动起来，三人一头扎进沼泽地里，从草棵间搜寻可以吃的野菜。刚刚开春，许多野菜还没长出来，只有星星点点的苦菜子、荠菜、野韭菜之类。在沼泽地里转悠半天也采不到多少，回去洗了下锅，一人就是一碗野菜汤。当时觉得肚中有物，可转身撒泡尿又觉得空落落的了。后来陈涛突然想起曾在沼泽地外面某处发现有一小片榆树，他兴奋起来，我和老龚也兴奋起来。榆树无论是皮还是叶都可食用，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口味，百食不厌的。我们就立刻行动，朝陈涛指引的方向穿越沼泽地。还不到雨季，沼泽地里没有积水，但有些黏滑，这是冬季里的积雪融化所致。
　　
　　我们拣草地和干燥地行走，还免不了滑跤。老龚是我们三人中体质最差的一个，行走更艰难，不多会儿便摔成个泥猴。陈涛取笑说看老龚返祖已返到猴子年代了。老龚不吭不睬。他本质上是个沉闷的人，不多言语，但有时喜欢卖弄自己的广博知识。陈涛说他没言论被打成右派不多，不多是不过分的意思。我还是从陈涛那里知道老龚被打成右派的过节。系里召开整风会议请大家鸣放，他不发言，主持会议的人再三启发敦促，告诉他只有给领导提意见才是真正拥护党，他伸手摸摸脖子（这是他为难时的习惯动作），终也未开口。弄得主持人很尴尬。后来开始揪右派了，那位主持人没忘记那天的情景，他分析说龚和礼不发言摸脖梗儿是暗喻“不能说，说了共产党要杀头”。这般的“恶毒”可谓是无声胜有声了。于是罪加一等打成极右。后来我一直想“祸从口出”这句警世格言并不全面，起码对龚教授不适合。
　　
　　我、老龚和陈涛终于走出了沼泽地，也终于找到了陈涛记忆中的那片榆树林。可我们来迟了，树皮树叶都被人剥光采光，打眼望去，日光下通体白亮的树林怪模怪样很吓人，冷丁有种置身冥境的感觉。我们搜寻捷足先登的“杀手”，眼光不约而同投向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小村。这时候的小村也像被人杀死了，无声无息卧在地面上。陈涛告诉我们那是小关村。希望落空，我们只有返回沼泽地。
　　
　　这时已近中午，日光直射在潮湿的草地上，半空中飘散着一层薄薄雾气，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儿，直顶脑门。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可又吐不出来。失望加饥饿使我们无精打采往回返。“蛇！”走在前面的陈涛突然惊呼一声，吓得我和老龚赶紧止步。顺着陈涛的眼光我看见一条两尺多长的灰蛇横着从我们前面滑行，它似乎没察觉我们，从从容容在草皮上滑，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两头蛇。老龚说。我吓了一跳，再看就果然发现是条两头蛇，看了心里不由发怵。打死它！陈涛大声吆，并开始从地上寻找可以击蛇的硬物，可光秃秃的地面除了草什么也没有。陈涛急得团团转。打死它！我也吆，这是为自己壮胆，我从小怕蛇，见了蛇便逃得远远的。我听说过两头蛇的厉害：谁看见它就注定要遭殃。还听说过孙叔敖杀死两头蛇的故事：儿时的孙叔敖和小伙伴们上山割草看见了一条两头蛇，别的孩子都吓跑了，他没跑，用镰刀将蛇砍死了。回到家他把这事对母亲讲了，问母亲他以后是不是要遭厄运。母亲问他为什么要把蛇杀死，他说杀了它就不会有人再看见它了，也就不会再有人遭殃了。他母亲说孩子你不会有事的，你的心肠这么好，老天爷会保佑你的。后来孙叔敖官至楚国宰相。我不知道当时我想杀死这条两头蛇的愿望是不是与陈涛嘴里念叨着“别让它跑了，抓了吃肉”有关。老龚将陈涛喊住，告诫他冬眠过后的蛇毒性大也好斗，不可造次。陈涛犹豫了一下止步了，但神情仍有一丝不舍。我问陈涛是否吃过蛇？他摇摇头。我说没吃过何苦要动这个念头呢？他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说听你这话好像你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了。尽管我对生物学没有研究，但我知道生物间的相互捕杀不是因为吃过吃出了滋味儿，而是为了各自的活命。说着他转向老龚，说：老龚你是个半路出家的生物学家，你同意我的观点么？老龚没吭声。他又问：龚和礼你吃过蛇吗？老龚说：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我饿死也不会吃蛇的。陈涛不屑地向老龚望望，然后大步朝前走，走出几步又戛然止步，转身向老龚大声问道：龚和礼，你说蛇会毒死自己吗？也许这问题太突然，太古怪，也许老龚压根儿没听清，老龚没回答。陈涛又抬高嗓门：我问你，蛇会不会毒死自己？老龚似乎怔了一下，但没做回答。
　　
　　我们在等待，心里装着希望，这希望就是几天后从场部领回下月的口粮。这样的等待可真是度日如年啊。为了将消耗减到最低限度，我们调整了劳动时间。所谓调整说穿了是减少劳动时间，我们每天只干两个多钟点的活，而且干活时间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这也是陈涛应付检查的一种小狡猾，因为管教每次来大抵是十点以后到达。这样就保证不论管教哪天来都会发现我们在努力劳动改造，不松懈。如果干到天晌时分还不见管教骑自行车的身影在沼泽地尽头出现，就说明今天平安无事了。我们就立刻收工，转而到沼泽地里挖野菜以解决肚子问题。下午或睡觉或看书。我和陈涛躺在窝棚里，老龚则坐在外面空地上。后来发现老龚竟然脱了衣、裤，身子光光的，只剩一条裤衩。开初我们以为他是图凉快，没理会他这有些不雅的举动，可又见他被日光晒得浑身淌汗仍不挪窝，我们就觉出有些不对劲儿了。我们劝他移到树阴下面，他不动，他说他光身子不是图风凉。我们问图啥。他说不好说。我们又问为啥不说。他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听出有点蹊跷，我们就鼓励他说下去，我们说我们相信。他这才说道我这是从日光里摄取营养。我们说相信，事实是听了他的说法不仅不相信，倒十分诧异，头一次听说晒太阳能晒出营养来。见我们不以为然的神色，他说这是确实的。植物的生长靠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人的皮肤也具有植物叶片的功能，只是这功能过于微弱，人们难以印证罢了。但在人缺乏食物时，是可以把自己当成一棵植物从日光摄取一些营养的。因为我和陈涛对生物学是门外汉，且老龚又分析得挺“深奥”，一时我们难以反驳。只是问他这是书本上说的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也算不上研究，只是对书本知识的举一反三。我们无话可说，可心里还是觉得老龚痴迷于生物学有点走火入魔了。
　　
　　晚上，饥肠辘辘使我们睡不着觉。只有一盏油灯看书也成问题，就只能躺在铺上闲聊。话题海阔天空没定规。我看过一些描写劳改犯人的书，似乎犯人在一起只有两个话题：吃和女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会餐。我不是说没有这种情况，人缺少什么便想什么。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尽量回避。饿中说吃会更饿，性饥渴中谈女人会更饥渴，何必自寻烦恼？我们也很少谈自己的事情，因为说这些也无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原因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经常这么戏谑自己。幽默是有一些的，可其中包含着不尽的辛酸苦涩。
　　
　　说起来犯人和犯人的关系真有些特殊，有些古怪，大家本来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然而却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即使一个和睦家庭成员间也会有短暂的分离，而犯人们每天分分秒秒都厮守在一起。甚至都不能瞒着别人放一个屁。什么叫完全失去自由？把你定为犯人又把你和犯人关在一起就是。这时你的实际情况就像牲口和另一些牲口拴在同一个畜栏里。只是人和牲畜毕竟还有些不同，牲畜永远以沉默相对，它们始终遵循那句伟大的处世真理：沉默是金。而人却不然，是他们归纳了真理自己却不愿遵循（要是遵循的话全国会减少多少右派啊），大概这也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囚禁使人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枯燥，惟一的排解方式便是谈话，犯人间的斗嘴咒骂实际就是排解的方式之一。我没见过哑巴犯人，所以不知道将一群哑巴关在一起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曾因为说话而招致灾祸，而现在又为活下去不得不继续说话。人可是要多贱有多贱的。也没有多少正经话说，说的大部分是废话、昏话、一钱不值的话。
　　
　　我老龚陈涛在饥饿的夜晚说的就是这一类狗屁话（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确实谈论过狗屁是臭味还是臊味的问题，但最后未统一认识）。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完全没有根由，没有过渡。像满天飘着雪花，抓到哪片是哪片。这晚的话题似乎是从全国各地人的特点开始的，因为劳改农场的犯人几乎来自全国每一个省份，他们的表现无形中便被认为具有地域性特征。比如一个湖北籍的犯人爱向管教打小报告，大家就说湖北人品性低劣；再比如一个安徽籍的犯人喜欢占小便宜，有偷盗狱友东西的行为，大家就认为安徽人有贼性，需提防。陈涛先说到河北人，说河北人很虚伪，也好炫耀。论据是他原来所在的那座农场有个姓齐的河北籍犯人，大家见他经常有香烟吸，很羡慕，都想跟他套近乎好吸他的香烟，可这河北籍犯人每回吸烟都和别的犯人保持一种距离。开始大家想这小子是怕别人向他要烟抽才躲得远远的，但后来就戳穿了他的鬼把戏。原来他每次点烟并不真把烟点着，装样子吸两口后又偷偷装进烟盒里。这样一盒烟他能吸好几个月。说到这陈涛把脖子向老龚一歪说：老龚你们河北人是不是都这么爱面子？老龚说别问我，我不是河北人，我是天津人。陈涛说天津不在河北的地盘上？老龚说讲地盘北京也在河北的地盘上。陈涛说我听说天津人每家门口都挂有一块猪皮，一家老小吃完了饭都用猪皮擦嘴，出门让人以为家境富裕顿顿吃大油水。老龚说想用一块猪皮脏天津人，没门。就算天津人有点爱虚荣，但虚荣心本身有进取性，不像你们陕西人，惰性十足，把种子撒进地里就不管了整天晒太阳抓虱子。还有你们陕西人缺乏责任感，自私。陈涛打断说你有什么根据？老龚说当然有根据，你们陕西人我是指陕西男人，一遇上灾年，就丢下老婆孩子走人，什么时候年景好了什么时候回来。陈涛说你老龚根本不了解陕西，那叫走西口，是我们千百年的传统。老龚说我不管什么传统不传统，只讲实际，无论是走西口还是走东口，说到底是只顾自己活不管别人死。陈涛有些急，说老周你们山东人遇到灾年不是也下关东么？我说我们那儿的人下关东都带老婆孩子。陈涛噎住了，半天不吭声。
　　
　　我又开头说起别的。我说头一年到东北，怕冬天受不了，要是有件皮袄就行了。老龚说以前北京有很多旧货行，羊皮袄只需十几块钱就买得。陈涛说要买就不能买旧货。我说咋？陈涛说旧货商都是些只知赚钱不知别的的二百五。老龚说旧货商又怎么得罪了你？他也是河北人？陈涛说你们没听说旧货商娶小妾的故事？我说没听过。陈涛说这个故事在我们那儿传得很广，人人都知道。说有个姓杨的旧货商瞒着家里的黄脸婆在外面娶了个年轻小妾，杨老头总是以到外面进货为由离家住在小妾那里。后来这事让黄脸婆知道了，这天她找到那小妾住的地方，叫开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那小妾一顿揍，将小妾打跑了。这时天已经黑了，黄脸婆想了想，就脱光了身子上床睡了。没过多会儿杨老头来了，进门也顾不上点灯，三下五除二脱了衣裳钻进被窝，什么也不说抱着床上的女人呼冬呼冬干了起来。干完后黄脸婆起身点上灯，张眼看着自己的男人，杨老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老婆，先是一怔，接着就爬起来呼冬呼冬给老婆磕头求饶。他老婆不屑地哼了一声，说：你还算什么旧货商，连新货旧货都分不清。
　　
　　我和老龚都笑。陈涛说老龚你结过婚，你说新货旧货到底能不能分得清？老龚说你个毛孩子别和老头没大没小的。陈涛说这算啥的，开开心嘛！再说论官衔我比你们大，我不摆官架子和你们平起平坐算高抬你们了。老龚你说呀，新货旧货到底能不能分得清？老龚被逼不过，叹口气说：三年多没照老婆的面了，还谈什么新货旧货呢，依我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学问，术业有专攻嘛。比方那个旧货商，如果说他对货品的鉴别是专业水平，那么他对女人的鉴别只能算是业余水平。人无完人，他老婆没理由嘲笑他。陈涛又问：老龚你算过来人，你说对女人真的有很专业的男人吗？老龚说你看过《金瓶梅》吗？陈涛说那是禁书哪看得到。老龚又问：你看过《水浒传》吗？陈涛说看过。老龚说《金瓶梅》和《水浒传》里都有这个人物。陈涛问：哪一个？老龚说西门庆。陈涛问：你是说西门庆很专业吗？老龚说西门庆每回去找女人，手里都提着个工具箱，就像进作坊似的，你说这还不算专业？我和陈涛都笑了。过会儿陈涛说：老龚，你为什么不让你婆姨来探望呢？叫她来吧，她一听说“御花园”这地名肯定喜欢，一准来。老龚说算了。陈涛说咋算了？老龚说你不是知道我已经离婚了吗？还提这干啥？陈涛说离婚也是假离婚，这个谁还不明白吗？叫她来吧，这回我给你想个办法：给你婆姨写封信，叫她不通过场部，直接到沼泽地东面的小关村，那村里我有熟人，你去小关村和她团聚，我给你批假，在这儿我有这个权力，只要别和你婆姨一块跑了就行。老龚说往哪儿跑？我说这个办法可以，老龚你明天就给嫂子写信。老龚不吭声，过了会儿说：算了吧，何苦招惹是非。我说这事我和老陈不说谁知道？老龚说办法是行，可现在来不是时候，她来了我拿啥给她吃呢？我和陈涛都不吭声了，因为这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总不能千里迢迢让她自己背干粮来。这话题就断了。
　　
　　过会儿陈涛问老龚：老龚我问你句话你必须如实说。老龚说问啥？陈涛说鸣放时叫你发言你摸脖梗儿究竟是不是“说了共产党要杀头的”意思？老龚说深更半夜你问这干啥？陈涛说我只是好奇。老龚说你自己都进来三年了还好奇个啥哩。陈涛说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清楚，可别人的问题……老龚打断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你清楚自己是冤屈的而不相信别人是冤屈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陈涛说对，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不这么认为许多问题不好解释，逻辑上讲不通。我问怎么讲不通？陈涛说：如果右派中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是冤枉的，那么只能是当局有意制造冤狱，有意陷害他的子民，那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道理也不合逻辑，所以我始终不相信别人和我一样是错案。老龚在黑暗中哼了声：所以你就是当领导的材料。陈涛说别嫉妒，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老龚说你今晚是一定要弄清我是不是用手臂反党的问题了。那我就如实告诉你，我没那个意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共产党没公开处决一个右派嘛。如果当时他们将我的动作分析为：不能说，说了共产党要关你禁闭的。这样还有点谱。事实上当时我也没有这个先见之明，要有的话我连脖梗儿也不会摸的。我说快别说这些事了，事到如今还说这些有什么劲呢？陈涛说：说说有什么要紧的呢，身子都掉进井里去了还差个耳朵了？说说心里痛快些嘛。老周你的问题……我赶紧说老陈我的问题那天不都向你说过了吗？就那些了。陈涛说：我、你、老龚咱三个比较起来，你……我打断他说，说这些事情老陈你心里痛快吗？我心里可不痛快，换个话题吧。陈涛说：行，既然你们都回避现实，那就说点现实之外的，古代的，外国的，或者民间传说，鬼神故事都行。
　　
　　我说陈涛你先说。陈涛停了片刻说干啥都是领导带头？那我就先说。说的是我们村老辈子的一桩事，有个外号叫“鼓王”的人。这外号来自他打得一手好鼓，陕北腰鼓是远近闻名的。这鼓王敲打得那鼓也是远近闻名的。这就像老龚说的那术业有专攻，那鼓王敲鼓就是术业有专攻。这鼓王不仅鼓敲得好，为人也很仗义，村里人有了三灾八难都去找他借贷，他也是有求必应。借出去的钱粮，还就还了，不还也不讨要。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年鼓王得了绝症，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也知道这一死撇下的婆姨娃子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很忧虑，怎么也不肯咽最后的一口气。后来他吩咐婆姨，让她命人竖着挖掘他的墓穴，把他直立埋葬，还要给他陪葬一面鼓。见老婆点头应允，他就立即闭眼咽气了。生时婆姨对他是百依百顺，死了也一切都照他说的去做，不打折扣。就如此这般地把男人埋葬了。也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出奇过节。过了一年，我们那一带大旱，庄稼颗粒不收，就出现了饥荒。忽然在一天夜里，村里的一个人家听到门外有鼓声，且一听那非同一般的鼓点就知道出自鼓王之手，决不会是他人。这人家非常恐惧：鼓王死了好久咋又到家门前闹鬼呢？莫非——那家的男人突然想起曾向鼓王借过几次粮，鼓王没讨要他也没还。他心想一定是鼓王的鬼魂替他婆姨讨要粮食了，鼓王死了还惦记着自己的婆姨娃子，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啊。想到这儿那男人就冲着大门说鼓王你放心回吧，天一亮我就去你家还粮。果然鼓声就戛然而止了。那男人没有食言，尽管家里也十分困难，还是想方设法还了鼓王家的粮食。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又有人家听到大门外响起了鼓声。这时关于鼓王为婆姨讨债的说法已在村里传开了。传得纷纷扬扬，这人家听到鼓声自然什么都明白了。天一亮也去还了粮。从此以后，几乎夜夜村里都响彻着鼓王的鼓声。这一夜就敲到一个外号“年糕”的光棍儿门口。从这外号就知道这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个混混，无赖。他听了鼓王的鼓声置之不理，照常睡他的大觉。这鼓声就从天黑一直敲到天亮，后来就熄了。第二天天黑后鼓又在“年糕”家门外响起，且敲得更急更响，“年糕”还是照睡不误。就这么连着敲了三夜。鼓王执著，“年糕”更是强蛮。到第四天天亮，“年糕”扛着镢头去了“鼓王”的墓地，刨起坟来。这时闻讯赶来的村人一齐对他规劝，让他念“鼓王”生时对村人的那份情谊，不要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年糕”不从，说一定要刨出“鼓王”的鼓砸碎。他刨坟不止，不久便刨出棺材上面的那面鼓，一看鼓“年糕”一下子怔住了，村人也怔住了，只见鼓面上印着斑斑血迹。那天埋葬“鼓王”的人记起，由于疏忽，下葬时只往墓里放了鼓，没放鼓槌，“鼓王”只得用手敲鼓，结果将手敲得鲜血淋淋，把鼓面都染红了。村人正嗟叹间，忽见“年糕”直通通倒在地上，口吐黏沫，眼珠直翻，爬起后便抓起那面鼓敲起来。“年糕”本不会敲鼓，可他一下子会了，而且村人们听出他敲的和“鼓王”敲的一模一样，村人也就什么都明白了。从这一刻“年糕”便不停歇地敲鼓，走村串巷，从天明敲到天黑，再从天黑敲到天明，一边敲嘴一边和着鼓出声：锵锵锵！锵锵锵！……人们听到的分明是：粮粮粮！粮粮粮！……
　　
　　陈涛的故事讲完了，一时窝棚里寂静无声。过了许久，我问后来“年糕”怎么样了，陈涛说死了，他敲鼓一直敲到倒地死去。我说他是罪有应得，人应该讲道义；相反，鼓王了不起，做了鬼魂还不忘记自己的责任。陈涛颇得意地说：刚才老龚不是还污蔑我们陕西男人自私、没责任感么？听了“鼓王”的故事老龚你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会考虑修正你对陕西人的错误看法？陈涛真是个不吃亏的人，讲了半天“鼓王”，原来是针对着老龚对他家乡的非议。小肚鸡肠。我说听了“鼓王”的故事我想起我老家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可故事从男人开头。说一个男人外出做生意，发了财。回家的路上怕强盗抢劫，就扮成一个穷光蛋，衣裳破烂，满脸污垢，把金银财宝装在一只破麻袋里，背在肩上，一路上果然平平安安。到家后老婆看出外的男人这么一副穷相，心想一定是将本钱赔光了，就很窝火。不给男人好脸子，连饭也不做。那男人见状叹口气将身上的麻袋丢在地上，金银财宝哗哗作响，那娘们儿一听什么都明白了，立刻脸上堆笑，嘴里唱道：元宝元宝满地转，我的哥哥我的汉，我刚要说话没得闲，你是吃饺子还是吃面？……陈涛问完了？我说没完，后面这女人又向男人报告家中情况：咱家的谷，收了二斗五，咱家的牛，下了个花脸虎……再下面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这个故事对女人不利，揭露女人的薄情寡义，嫌贫爱富。陈涛说我要是那个男人，二话不说，背着金银财宝走人，才不吃她的啥子饺子和面哩。哦不，吃是要吃的，吃了再走。我心里想，你陈涛这番话倒道出你和你的“鼓王”老乡可不是一种人哩。可我没说出口，怕惹恼他。我说老龚该你讲了。老龚说我讲什么呢？我说不是讲好只要不讲现实啥都行。陈涛也说老龚你不能光听，我们讲你也得讲。老龚想想说：那我就讲则寓言吧。是一只蝎子和一只青蛙的一次不成功的合作。陈涛说老龚啥时都忘不了他的生物。老龚说下去：有一只蝎子想过河，但蝎子不会游泳，于是它找到会游泳的青蛙。蝎子对青蛙说：青蛙先生，我想过河，你能驮着我过河么？青蛙想了想说：我要是驮着你过河你会蜇我的。蝎子回答说不会的，我要是蜇你咱们都会淹死。后来青蛙同意了蝎子的要求，可等到它游到半路上，就觉得背上火辣辣的疼，青蛙叫道：蝎子先生，你为什么要蜇我？我们两个都会淹死的。蝎子回答说：没有办法，这是我的本性。老龚讲完窝棚里又是久久的寂静。
　　
　　过会儿陈涛说我还要问老龚那个问题：蛇会不会毒死自己？陈涛的思维就像大海里的浪花瞬息万变，一跳又跳到昨天在沼泽地遇到蛇时问老龚的问题。老龚说这问题我已开始研究，我正在读有关爬行动物的书，边读边思考。一谈到生物学上，老龚就来了兴致，完全忘了刚才陈涛对他的诘难。他继续说：蛇会不会毒死自己是个怪诞而有趣的问题，就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要弄清蛇会不会毒死自己，首先必须弄清蛇是怎么产生出毒液的。最早的蛇是没有毒液的，经过若干演化阶段，蛇的唾液，一种温和的助消化的像我们人的唾液一样的液体逐渐变成了甚至在今天也难以分析的毒液，就成了毒蛇。人们或许认为：唾液转变成毒液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其实没有。因为这一类毒蛇和那一类毒蛇产生的毒液很不一样，一种蛇的毒液作用于神经，像马姆伯斯大毒蛇和眼镜蛇；一种作用于血液，像蝰蛇，小蝰蛇和响尾蛇。比较起来，神经毒液是这两种毒液中较原始的一种，打个比方说，血毒液是一种经过改造了的新配方生产的新产品。老龚侃侃而谈，谈得很专注也很专业。尽管黑暗中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从他的声调中判断出他带有某种亢奋，像大多数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时的那种亢奋。我和陈涛听得津津有味，鼓励老龚讲下去。老龚继续说：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唾液变毒液，认为毒液是生存竞争的产物，实际上不是。无毒蛇不是也在地球上生存下来了吗？因此毒液对蛇来讲只不过是一种奢侈品，懂什么叫奢侈品吗？陈涛说：没有也行，有了更好的东西算奢侈品吧。老龚说对，无毒蛇捕捉动物需经过长久的搏斗，毒蛇扑上去咬一口就完事大吉，然后不慌不忙地享用，所以几乎所有动物都惧怕毒蛇，见到便躲得远远的。我问：为什么只有蛇的唾液能转化成毒液，而别的动物像牛马猪鸡兔子之类却不能？老龚说这很神秘，的确很神秘。谁也说不清大自然为何单单在蛇身上调制出这样高效的毒液来。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01


　　二
　　
　　那晚谈蛇的话题至今不忘是因为不久蛇便进入我们的生活（更恰切地说是我们侵入了蛇的生活）。那场人与蛇之间丑恶的生死搏斗今天想起来仍然毛骨悚然。
　　
　　我们靠每天从沼泽地寻觅一点野菜活命，总算熬到了月底。正满怀希望要去场部领取口粮，这时场部来人了，这次是一个姓栾的操南方口音的管教。他是来检查“御花园”春播情况的。栾管教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打井。井已挖下去三米多深了还未见到水，但泥土已很潮湿，这就离水层不远了。栾管教来先看了看打井情况，表示很满意，同时指出要加快进度，要保证春作物的抗旱。我们说没问题。接着栾管教又检查“御花园”的播种情况。几天前刚下过一场雨，玉米苗出齐了，地里一线一线的绿，这样的播种情况很直观，栾管教也表示了满意。接着栾管教又向陈涛询问了我们的改造思想情况，陈涛云山雾罩地胡诌一通。之后栾管教很严肃地告诫我们越是远离管教越要自觉改造思想，不能松懈，也不要想三想四。说到这儿他特意看了看我，接着说我透露一个消息给你们，从这儿逃跑的那个倒霉蛋四六最近被抓获了。我们听了面面相觑。陈涛问在哪儿抓获的。栾管教说在中朝边境线上，他想越境经过朝鲜叛逃到南朝鲜，真是痴心妄想。这时我不由想起清水塘的于队长所说“最后一道围墙在边境线上”的话，觉得一点不假。栾管教又说很快就押解回来了，倒霉蛋这遭要倒大霉了。都不吱声。栾管教就撂下这个话题，说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下月口粮在原来基础上减少一半（即每人每天二两半杂和面儿），而且须推迟一周再领取。消息？这是消息么？不，不是，这是噩耗，是晴天霹雳，是告诉我们临近世界末日。我们三人一下子懵了，瞪着栾管教的眼珠半天不转，死人一般。栾管教显得有些紧张，连忙解释，说场部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根据上级的指示。上面说省下粮食是为了支援解放军，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边境屯守重兵，我们不能让亲人解放军空着肚子保家卫国。听着栾管教一番减粮支军的伟大言辞我们无话可说，以前每次往下减粮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支援灾区啦，支援国家建设啦，等等。就好像我们犯人最具支援能力，又最具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一样。（要是这样又何必从边界上分出兵力来看押我们？）我们无语还因为说什么都无用处。
　　
　　克服克服吧，现在全国是一样的困难。（刚说完形势一片大好，转眼就“全国是一样的困难”。）栾管教边说边看看太阳，说天晌了，赶快弄饭，吃了我得回去。
　　
　　陈涛犯难了。情况明摆着：粮食一点没有。也没有别的能下锅的东西，吃野菜得现到沼泽地里挖。管教大老远从场部来检查工作，叫人家吃野菜那怎么成，这可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的事。但这就是现实，是不可改变的现实，陈涛吞吞吐吐一阵子只得实话实说。
　　
　　栾管教脸上泛出一丝不悦，似乎不大相信陈涛报告的事实，批评说吃粮怎么可以没有计划性呢？国家有大计划，我们得有小计划，吃光了扎起脖梗儿怎么劳动？陈涛赶紧是是的点头，保证今后吃粮有计划性，把吃和劳动思想改造联系起来。栾管教听后点了点头，说：吃野菜，垫垫肚子能骑车回去就行了。他忽然想起什么，说：我来时在沼泽地里遇见好几条蛇，去抓几条回来不就有东西吃了吗？我们听了都有些意外，一齐望着瘦瘦的栾管教。我问：栾管教敢吃蛇吗？栾管教平淡地笑笑，说：有啥不敢吃的？从小就吃，蛇肉是美味哩。老龚说：蛇不可吃。栾管教问：为什么？老龚说：蛇不属人的食物链。食物链？啥子食物链？栾管教疑惑地看着老龚。陈涛赶紧替栾管教打圆场，瞪着老龚说：快别谈什么食物链不食物链的，孤陋寡闻，人家管教那地方……栾管教打断陈涛说：我们那地方人三天不吃蛇就全身痒，在旧社会，财主家都养着一笼子蛇，随吃随杀，吃蛇就和北方人吃鱼一样。我们穷人家没这个条件，要吃蛇就到野地里现抓。我们小孩子抓到蛇就用火烧了吃，喷喷香哩。哎，你们没听说有人怎样吃活蛇吗？有趣得很哩。下地干活怀里揣一张饼，中午就近抓条蛇卷进饼里，上面露头下面露尾，先一口将头咬掉，然后往下吃起来，一边吃蛇尾一边在下面甩……我听着脊背一丝一丝往外冒凉气，我看老龚也死灰着脸。陈涛接栾管教话茬说：不仅中国人吃蛇，外国人也吃，我见报纸上报道伏罗希罗夫访问中国时在广州吃“龙虎斗”吃狠了吃坏了肚子。栾管教笑着说：你们可真是身在宝地不识宝啊。我要是早知道早就来了，走，你们一块跟我去抓蛇，学两手。陈涛连忙应着，说走，走哇，跟栾管教学两手。老龚说他去挖野菜，我也说挖野菜。陈涛不满地瞪了我和老龚一眼，跟在栾管教身后向沼泽地走去了。
　　
　　我和老龚从不同方向进入沼泽地。
　　
　　刚下过一场雨，沼泽地变泥泞了。低洼处水汪汪的，在日头底下一片一片泛着光。野菜只能在隆起的干燥地方找。时令延迟，荠菜已开花变老，不能吃了；苦菜子还能吃但很稀少，低头转悠半天也难见一棵。肚子空空，身体虚弱，头重脚轻，直起腰眼前便一片黑。本来可以蹲在地上，但这样危险，遇到蛇来不及躲避。随着天气渐热，沼泽地里的蛇也渐渐多起来，我们挖野菜时，经常能看见蛇在草尖上乱窜。这是一个适宜蛇类繁衍生长的地方，可以说是蛇的乐园。蛇生相丑陋，有的还有毒牙，对人造成威胁，但见得多了，就看得眼熟，原本对蛇本能的恐惧便减退了。“一般情况下蛇不主动向人进攻。”老龚说。最近老龚对蛇的研究已成绩显著，与书本对照，他能认出蛇的种类属什么科，是游蛇科蝮蛇科还是眼镜蛇科以及其他什么科，属于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及其生活习性。他喜欢对我和陈涛讲述，多少有些卖弄。但这一次老龚沉默寡言，好像也心不在焉。他不时抬头向陈涛、栾管教所在的地方观望，他们在我们的南面，离得挺远。看不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听到他们一阵又一阵的呼叫，我们知道这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得手。这时刻我突然对人生感到十分迷惘，感到对人类的陌生。同时又意识到在这生死关头个人无论其理性还是感性都面临着何去何从。
　　
　　我不由想起刚才栾管教说的那头一个“消息”，那个从这逃走的S大学生的情况我所知甚少，觉得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除了我顶替了他的位置以外）。所以没向陈涛和老龚打问他的事。现在听说在边境线被抓获，我很为他担心。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向老龚询问他的情况，老龚就简单扼要地说了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他的名字叫管勤，外号倒霉蛋四六。只屑把这一外号的来由讲清楚他的事情也就大体清楚了。S大历史系共有二百多名师生，经研究确定打右派一百名，正要公布时从市里来了一位领导视察工作，领导看了这份名单后问历史系一共多少师生，系领导如实回答。这位领导说这个比例过高，不符合上级精神。说完便拾起一枝笔在名单中间画了一道线。说要上面的，这些就行了。这道线画在四十六与四十七之间。公布以后打成右派的认了，没打成右派的也放心了。可不知怎么后来领导划线这码事传出去了，而且很详细，说线上面最后一名（也就是第四十六名）是管勤。管勤听了心里非常不平衡，到各级领导那里去反映，说以画线的方法来确定人的命运太草率，太不负责任。还说仅此一点便说明反右运动是十分荒唐的。情绪一激动对反右运动进行了否定与攻击，问题就严重了。就当了极右，又被判了刑。倒霉蛋四六这个外号是到了劳改农场以后有人给起的，因为他不断讲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讲后大呼倒霉，就叫了倒霉蛋四六。老龚评介说如果从事物的表面现象看管勤确实是不好接受的。一线之隔，第四十七名毕业后分到了科学院（此人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而第四十六名的他“分”到了劳改农场。如果跳出S大历史系这个小圈子，从更大的范畴来衡量，管勤是应该认可这个现实，因为比他更倒霉的大有人在呢。我同意老龚的观点，管勤是当局者。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由于野菜比蛇更难寻觅，当我们返回“御花园”时他俩已归来多时了。我们没看见他们杀蛇和烹饪的过程，只见锅里冒着热气，空气中飘着一种异样的气味儿，让人作呕。满面春风的栾管教用勺子敲打锅沿，半认真半玩笑地冲我和老龚说，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劳者不得食。
　　
　　我和老龚没吃蛇，即使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各取所需我们也不会吃。
　　
　　栾管教的到来一下子改变了“御花园”的生活形态，我们像掉进了“冰窟窿”，心里冷得直打哆嗦。前面说过，我们对于自己能在“御花园”这里劳动改造十分满足，尽管也饿肚子，但心里总还存有一种希望。现在我们的希望全消，完全断炊，没有了任何指望。我们都在心里念叨着：完了，这遭完了。“一是自力更生，二是自力更生，三还是自力更生。”栾管教临走时慷慨地将这一精神礼物连着送了我们三回，我们领情可我们知道送一百回一千回也不管实际用处，该完还得完。填不饱肚子，我们陷入了绝境。
　　
　　绝境面前，陈涛不再以领导者自居。他嘴里也念念有词：一是自力更生二是自力更生三还是自力更生。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放弃了责任，让大家各谋生路。他自己是无忧的，他有蛇吃，栾管教教会了他捕蛇吃蛇的本领，沼泽地里也有的是蛇，是蛇囤子。他到沼泽地里走一趟回来手里便倒提着三四条蛇。“陈涛变成了鼬”。老龚这么形容陈涛。人也好，鼬也好，他终归还是“御花园”的犯人头儿，有事就得找他。我和老龚敦促他去场部反映“御花园”的实际情况，要求领导发放一点口粮救急。陈涛拒绝。理由是既然场部有规定，况且以前也碰过钉子，去了也是白搭，反倒要挨批评。老龚说挨批评也要去，我们不能等着饿死。陈涛说按领导指示办：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就死不了人。老龚说你是行了，有蛇吃，我和老周咋办？陈涛说你们也可以吃蛇嘛。我带你们一块儿去沼泽地里抓。老龚说你知道我和老周不吃蛇。我说我真的很害怕。陈涛说什么事都有个过程，那天跟栾管教去抓蛇，不害怕是假的，心像被一根小绳提溜着。可一想不这么着不行，是死路，就死逼着干了。一干就知道没啥大不了的。打个比方就像旧社会的刀斧手，头一遭行刑砍人肯定得横着一条心，以后砍人就像杀鸡杀鸭了。我说陈涛你行我不行。陈涛说那我就爱莫能助了。老龚火了抬高声音说：看来我说你们陕西人缺乏责任感可真没说错了你，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就是走西口。陈涛被老龚说得直翻白眼。他火辣辣地说：你个老龚真他妈能胡联想啊，我咋是走西口？这是西口吗？西口快到老毛子（“老毛子”：民间旧指俄国人。）地界了。你看样还没饿昏，离饿死差得更远。我说老陈老龚的意思你没听懂，他是说你是这儿的负责人，负责人就是负责任……陈涛打断说：说这个我可不愿听，谁说我不负责任？今天中午我负责向你们提供一份高蛋白的食物：清炖蛇段，你们吃不吃？吃不吃啊？！最后反让陈涛将了军。
　　
　　@奇@那段光阴真是不堪回首的，如果将陈涛比作蛇的天敌鼬，那么老龚呢？我呢？“老龚是只羊”，这是陈涛回敬给老龚的称呼。“老龚是向日葵”，这是我对老龚的比拟。羊和向日葵都是取其一点，如果合起来就全面了。老龚一直坚持认为人与植物有相同的光合作用功能，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阳光里，或看书或闭目养神。他永远面对着太阳，身体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如同我说的“葵花向太阳”，陈涛说得损，说他是只“烤全羊”。说实话，我对老龚的理论将信将疑，对他的实践也不敢苟同，所以我不效仿。应该说一段时间里我和老龚同属于一个营垒，这营垒不指思想形态，也不指共同的被领导地位，而是指共同的生活方式，即以吃野菜为生。我们和以食蛇为生的陈涛分道扬镳。
　　
　　@书@陈涛的生活极有规律，天刚放亮他就走出“御花园”，像猎人那样手提武器（木棒）向沼泽地走去。他抓蛇一般需小半天时光，天快晌时提着猎物返回“御花园”。我和老龚对他有两点要求，一是要他远离住处杀蛇，二是单独用一个锅。他也乐得与我们划清界限。中午陈涛午睡，下午再次回到沼泽地抓蛇。但这次不杀光吃光，而是有所储存。这与栾管教有关。栾管教临走时除了告诫我们自力更生外，还半开玩笑对陈涛说好东西可不能吃独的。陈涛心领神会。他在住处附近挖了一个深坑，将蛇养在里面，留待回场部的机会带给栾管教。很快便有了可观的数量。陈涛没事的时候总愿到蛇坑那里去转转看看，就像农民喜欢到自家的谷仓旁转转看看那样。领袖教导：家中有粮心里不慌。陈涛是家中有蛇心里不慌，白天无忧无虑，夜里也睡得香。这就是陈涛一天过下来的大体情况。
　　
　　@网@不知是出于对蛇的厌恶还是出于对陈涛的成见，老龚和我有意在生活节奏上与陈涛不同步。早晨陈涛去了沼泽地，我们滞留在“御花园”，老龚进行光合作用，我看书。这些日子里大事记还写着，小说是搁笔了。我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人饿过了劲儿就失去了饥饿的感觉，肚子里永远像装满了沉甸甸的东西（而不是像人们说的空空如也），但却无着无落，浑身无力，脑袋晕眩，看任何东西都走形。精神上也趋于麻木，什么刑期，什么未来，什么幸福生活，统统变成空中的流云。总之一句话：人变成了一个干巴巴的躯壳。待老龚晒足了太阳我们就一起去沼泽地，这时陈涛也快返回“御花园”了。前面我说一段时间里我和老龚同属一个“营垒”，这“一段时间”是指我们一起以野菜为生的时光。
　　
　　后来沼泽地里的野菜日渐枯竭，老龚改为吃草，他真的开始实践他的“人要学会吃草”的理论。这个事件（我认为可视为一个事件）无论对老龚本人还是“御花园”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于是我们这个“营垒”便分化瓦解，不复存在了。一进入沼泽地，老龚便朝青草茂密的地方去，我则选择青草稀疏的地方，因为这种地方才有野菜。寻找野菜的过程是一个怒气填胸的过程，野菜久久不肯露面，便在心里怨恨老天的吝啬，连最下等的食物都不肯多给一些。这不是不给人活路了吗？我相信苦难中的人是不会真心膜拜神明的，也会失去对神明的信仰。既然上苍全知全觉魔力无边，为何对身遭劫难的人熟视无睹，不予救援？沼泽地里的野菜难觅，挖大半天也不够下锅，而且会越来越少。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熬。
　　
　　陈涛一如既往地动员我和他一块儿抓蛇、吃蛇，这不能说不是种诱惑，可我难以和他为伍。我并不同意老龚关于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的说法，不是因为这个才不抓蛇吃蛇，而是实实在在地怕蛇。如果让我在满世界无论是地上天上和水里所有生物中举出最惧怕的一种来，那就不是狮子，不是老虎和狼，不是鲨鱼鳄鱼，而是蛇。这种惧怕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记得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村里叔辈一伙人黑下在村外大水湾里洗澡，到半夜时都又累又饿，有人提议抓鱼烧了吃。他们就下湾抓了许多鳝鱼。烧上火堆，在火上烧鱼。边烧边吃，吃饱了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有人从水湾边路过，看见熄灭的火堆旁堆满了蛇骨，吓得飞跑回村，向村人诉说有人在湾边烧了蛇吃。立刻全村哗然。这话传到那伙叔辈们的耳朵里，他们承认这事是他们做的，但说吃的是鳝鱼。目睹的人咬钢嚼铁说看见的是蛇骨不是鱼骨。叔辈们这才惊惧起来，立刻奔到湾边去看，果然看见的是绿色的蛇骨。他们当时就吓蒙了，死人似的直挺挺不动，而后便一齐呕吐起来，那是翻江倒海样的大吐，吐出了五脏六腑吐出了苦胆水。回家后都大病一场。再看见他们个个都脱了形，蔫蔫的一点精神没有，像掉了魂。这件事当时被当着一桩奇行凶为在周围一带地面流传，可见我们那里的人对蛇是怎样一种恐惧心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也同样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不敢想象自己去靠近一条蛇，追逐一条蛇，捉拿一条蛇，更不敢想象能用手杀蛇和张口吃蛇。
　　
　　每当进入沼泽地意识里一方面对蛇回避，另外也打着别的生物的主意。饿极了的人看见所有的东西都与食物相联系，考虑能不能吃。眼下的时节沼泽地里除了蛇其他的动物极少，一年生的动物大都是幼虫，如水湾里的小蝌蚪，蹦来蹦去的小蚂蚱、小蟑螂、小蟋蟀、小金钟儿，小油葫芦。在灾荒年里我家乡的人有吃青蛙、癞蛤蟆、蚂蚱和螳螂的，我没吃过，现在会吃，只是没有长大。也有人抓老鼠吃，我没吃过，现在也会吃。只是老鼠的穴很深，掘不出来，老鼠出洞时又总是跑得飞快（躲避蛇也躲避人），别说我身体虚弱，就是身强力壮也难能捉住它，于是鼠肉也吃不成。沼泽地上空有各种鸟类；它们或是成群结队飞来飞去觅食，或是独来独往，啼叫声给沼泽地带来一点活气。我对这些鸟有着强烈的兴趣，看着它们就有些馋涎欲滴，可我找不到网，找不到枪。没有网和枪，吃鸟肉是妄想。
　　
　　在清水塘我们曾捉过雁。那是前面我曾提到那个叫曹先佩的犯人的绝招。曹是狩猎方面的专家，不仅会猎雁，还会捅马蜂窝。他说捉雁最好方法是智取：黑夜，成百上千只的雁群在麦地里栖息，有一只更雁在执勤。更雁多是失偶的“单身汉”，地位卑下，又被叫做雁奴。捉雁人朝警惕守护雁群的更雁划一根火柴，更雁见到火光立刻向同类发出危险信号，雁们从睡梦中惊醒来仓皇起飞，但不远飞，只在空中盘旋，发现没有真实“敌情”便又落回地面，继续睡觉。这时捉雁人再对着更雁划一根火柴，更雁不敢疏忽，又再次发出撤离信号，后面的过程和前面就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雁们不得安稳。于是便恼怒了，以为是更雁“谎报军情”，戏弄“全军”，便一齐去啄更雁，施以罚戒。更雁很委屈，要是它和人一样有思维准会大发牢骚，骂骂咧咧：操，你们睡觉，老子辛苦，反倒出力不讨好，啥世道啊。思维反映于行动便是更雁脱离了集体，独自飞去了。这时捉雁的机会便来到了，你可以大摇大摆走到雁群中去，抓到哪个算哪个。就像从地里拔萝卜似的。这几乎是发生在雁族中的“狼来了”的故事（可见许多事理不仅适应人类，也适应整个生物界）。用这种方法捉雁可称得上人类狩猎行为中的一绝，只可惜不适用于我们犯人，因为我们不能使用火光，那会被岗楼上的警卫发现，一旦被发现我们就成了被捉拿的雁了。我们惟有徒手捉雁，这办法同样奏效，但要历尽艰辛。在离更雁几百米的地方我们匍匐下身子，慢慢向雁爬去，那是极其缓慢的爬行，不能出一点声响。这时要是遇到水湾也绝对不能迂回，得老老实实从水湾里过去。离雁愈近，爬的速度愈缓慢，完全像一只蜗牛，一丝一毫向前挪动，十几米的距离竟需一个多时辰。这样直爬到雁的近前，雁也不会发现。它们将人当成了静止不动的物体，不加提防。捉雁的瞬间可以说惊心动魄，与爬行时的缓慢截然相反，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雁的长脖抓住，雁都来不及叫一声，就做了俘虏（我们戏谑地将捉雁叫捉俘虏）。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夜夜出来捉“俘虏”也天天晚上有雁肉吃。
　　
　　这是清水塘留给我的最美好的回忆。在沼泽地里想着这些时我盼望着秋天和冬天早些到来，那时我会给老龚和陈涛露一手，我们就会吃到鲜美洁净的雁肉，那时的“御花园”就是真正的人间天堂。我不时抬头看看老龚，他在我左前方不远的地方，正一口一口地吃草。劳改农场是个没有“自我”的地方，任何行为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老龚吃草也不例外。他看好草地一般先在范围内巡察一番，看有没有蛇躲在草丛里，如果不放心，就用棍子搅动草丛——打草惊蛇。要是还见不到蛇，他就蹲下身子或坐在草地上，开始辨认各种草类混杂的草棵（我知道在这之前他已对照着书本对各种草类的可食性进行了研究）。沼泽地土质肥沃草也长得肥美，绿油油的，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老龚毕竟是人，他不像羊那样用嘴啃草，也不像羊那样打嘴便吃不加辨别。老龚吃草充分运用了人类的智慧，先用手掐下了可食草的嫩叶和草心，填进嘴里慢慢咀嚼。这是一个品味鉴别的过程，味觉对草的反应完全呈现在他的脸上：苦、淡、异、良好、尚可……我敢说这是我所见老龚表情最丰富多样的时刻。最后他将嚼过的草或咽下肚，或吐出来。看着老龚安静地吃草，我的心出奇的平静，以极其超然的态度看着眼前的一切，似乎觉得这是世界的一种惯常景象，不稀奇，用不着大惊小怪。
　　
　　正如老龚说过的：我们正面临人类进化史的新纪元，人必须按原路返回到进化的初始。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吃草。现在想想老龚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是个大预言家。我知道在大饥饿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吃草，说人吃草并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诋毁“一片大好”的国家经济形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像老龚这般以最动物化的方式吃草。吃生草，坐在草地上吃草（这一点又与羊吃草很类似），吃不经过任何加工的草。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老龚便是先驱者，对昭示后人功不可没。在沼泽地里，饿得晕眩的人的思维竟出奇的活跃，不，不是活跃，是迷乱，真的是迷乱。我感觉自己全部的精神都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也无援无救。绝望像一口大铁锅罩在头顶上。而老龚却不乱方寸，仍不慌不忙地吃草。有时抬头看看我，有时招手将我唤到他身边。这种情况大多是他在草间发现一棵野菜，他总是把野菜给我。自从吃草，他就不吃野菜了，似乎他的返祖过程已超越人吃野菜的阶段，对野菜已不再有兴趣，不屑于再吃了。当然也可能出于对我的友好，帮助我这个顽冥不化的既不肯吃蛇又不肯吃草的俗人。不管怎样我对他都是很感激的，我愿意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
　　
　　在近处看老龚吃草忽然就有一种不堪入目的感觉，从草的入口到咀嚼再到下咽这一连贯过程，以及他满嘴涂染草汁的绿色，都让人作呕让人心悸，我好像看到一只真正的老羊在吞食青草，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记得有次我直截了当向老龚提出问题：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那么草就属于人的食物链么？再说人毕竟已经进化到今天，能一厢情愿想退就退回去吗？老龚凝神一刻，说：我累了，咱到那块干地方坐一会儿吧。坐下后老龚两眼望天，问：老周你看看天上太阳在不在？我不知他为啥问出这个不搭界的问题，我说在，怎么会不在呢？老龚说你再闭上眼。我仍然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可还是照他说的做了，闭了眼。这时老龚说你现在能不能看见太阳？我说看不见。他又问：老周你说这时候太阳还在不在天上呢？我说这算什么问题？当然在天上。我睁开眼见老龚狡黠地笑了，露出一口绿牙，他说老弟你错了，错了。我说错了什么？他说当你看不见太阳时，太阳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我惊奇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违反物理学的常识哩。老龚说我是学物理的，后来教授学生的物理课，我会不懂得物理学的常识么？但是我告诉你，按照新的物理学学说：当你看不见某一物体时这物体便是不存在的，而且人们还能通过计算和实验对这一理论进行验证。我说真是不可思议。他说我举一个例子吧，把一只猫和一个扳机同置于一个钢箱内，扳机有少许放射物质，它在一小时之内可能有原子衰变也可能没有原子衰变，两者的概率相等。如果有原子衰变，扳机将杀死猫。因此，一小时之后，箱中的猫死去和活着的概率相等，或者说，是死猫的概率是二分之一，是活猫的概率也是二分之一。这意味着猫处于死活未卜的状态。现在你打开箱子，发现猫还活着，这样猫的状态的概率分布发生了突变，死猫的概率从二分之一变成0，活猫的概率从二分之一变成1。于是，由于你的观察，半死半活的猫变成了完全的活猫。由此看来，猫的死活决定于“人眼的一瞥”。这是一个叫薛定谔的物理学家提出的定律，叫“薛定谔猫”。它说明，不是事物的客观状态决定观察者的主观认识，而是相反，观察者的主观认识决定事物的客观状态。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一时像掉进了云里雾里，难以判断是非。过一会老龚说下去：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你用不着深究，我说这个就是想说明一点：常识这东西不够用也不可靠，人必须认同常识之外的事物并找到合理的根据。比如吃草，既然非吃不可为什么要把它想象得那么悲惨可怕？完全可以这么想：草和蔬菜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被人食用之前所有的蔬菜都被看成草，就说蕨菜，原先叫蕨草，当人开始吃了就改叫蕨菜。后来皇上吃了，就叫了贡菜，被当成菜中珍品。世上事情无定规。我说草没有营养。老龚说不对，植物不但有营养，而且营养极为丰富，甚至超过肉类。我说这是海外奇谈，不可能。老龚说可能不可能要由事实说话，拿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比较，以身体的大小论，世界上最庞大的动物是食草动物而不是食肉动物；以活的寿命论，世界上活得最久的还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我惊奇老龚怎么有这么多的古怪念头，而且听起来总是有理有据的，叫你无可辩驳。这时我想起陈涛曾提的“蛇能不能毒死自己”的问题，老龚一直没做回答，我也生出刁难他一下的念头，想想说：有的草有毒，人吃了会送命的，怎能辨别出有毒和无毒的草呢？老龚想想说：大多数的草都有一种草苦味儿，小部分的草没有味道，我不吃没味道的草，这样的草有毒的可能性最大。我问这是书本上说的吗？他说这个书本上没有，是他推断出来的结论。他说他坚信有毒的物质是无味的，无味才有欺骗性。要是毒药有异味，世界上就不会有毒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我无话可说，无法反驳他，也无法相信他。我觉得老龚太自负，走到吃草这一步仍以哲人自居，谈天说地，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怎么是这样的不可救药？
　　
　　此刻，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老龚和陈涛已经成为沼泽地上的生物了，尽管有人吃蛇有人吃草有人吃野菜，我们与人类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属于北大荒里的这片沼泽地，是衍生于这沼泽地的新物种。
　　
　　我不想说自己死过一回，不是那么回事。人生是一回，死也是一回，不再有多，大活人说死过一回其实就是昏过去一回，昏不等于死，但接近死。昏的过程是人在生死之间徘徊的过程，是生命的千钧一发，是命运的非此即彼，这状况大致相同于老龚所说“薛定谔猫”理论中的那只箱子里的猫。猫的生死决定于人眼的一瞥，而那天我的生死则决定于老龚和陈涛的一瞥。
　　
　　他活过来了！我听出是陈涛的声音。很轻，像从天边飘过来的。也很悦耳，像出自笙管。
　　
　　我看见了陈涛和老龚，同时产生了意念：我这是怎么啦？
　　
　　陈涛告诉我，昨天打井我昏倒在工地上，是他和老龚把我抬回来的，昏迷了一天一夜。
　　
　　老龚安慰地朝我笑笑，露出他的绿牙，说：幸亏地面松软，没摔出硬伤，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我说很累，想睡觉。
　　
　　那就睡吧。老龚说。
　　
　　再醒来，天还亮着，窝棚里只我一个人，我试着活动一下身体，觉得还听使唤，便慢慢从铺上起来，走到窝棚外面，看看天上的太阳，我知道是傍晚。
　　
　　夕阳照耀下的沼泽地空旷而寂静。
　　
　　真是奇怪，光天化日之下我的意识突然闯回到梦境。我不知道梦是什么时候做的，是昏迷中？还是苏醒后的睡眠中？我不清楚。我属于多梦的那类人，几乎每觉必梦，哪怕是短暂的午觉也不例外。我一般不回忆梦境，我听人讲想梦会损害记忆力。但这次不同，我努力回想梦中的情景：我又见到了母亲。是在家乡的河边（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随母亲住在原籍乡下，后来随父进城读书），母亲坐在水边洗衣裳，用棒槌捶衣裳发出响亮的“砰砰”声，我想给母亲一个意外，提着脚跟从后面向母亲走过去，走到母亲背后她也没发现我，还是一下一下捶衣裳。从近处看我突然发现母亲本来花白的发髻变黑了，当时我想：母亲怎么返老还童了呢？我把眼光转向四周，发现许多东西都变了模样，河堤上的桦树变成了柳树，河上的石桥变成了木桥……梦到这儿就断了，下面又接到我走在桥上，是向离村子去的方向走，桥上满是青苔，很滑，我很小心往前走，梦这时又模糊了，后来不知怎么又回到母亲洗衣裳的水边，母亲变成了冯俐，小冯头上绾了个像母亲那样的发髻。我非常疑惑，问小冯咋留了发髻，小冯说老人不都这样吗？我说你可不是老人。小冯说是的，我就是老人。我说净胡扯。这时小冯指指河水，说河里的鱼真多呀。我果然看见水里游着许多鱼。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说凭着这么多鱼不抓真傻呀，咱们快抓鱼熬鱼汤喝。我正要下河被小冯一把扯住，说你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想喝鱼汤还用得着抓鱼么？我说你真怪，不抓鱼咋能喝上鱼汤呢？小冯指指河水，说鱼在里面，这不就是鱼汤吗？我心想小冯咋啦？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小冯走到水边，弯腰捧起一捧水举到我面前，说喝吧喝吧，这是正宗的鱼汤呢。我心里还在想小冯真怪，可还是听从了她，把嘴对着她的手喝了起来。这时就更奇妙了，我觉出满嘴都是鱼汤味，又鲜又美的鱼汤味儿。我大口大口地喝着。再往下又模糊起来，似乎回到了校园里，也似乎是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不再往下想了，我觉得头痛，心想头痛一定与刚才想梦有关。我不往下想梦，刚才想起来的梦境却老在脑子里转悠。谁也不会把梦当真，可谁都想从梦中寻找些什么。我敢说没人像我们犯人那样在意梦了，平时一个重要话题便是相互交流和诠释各人的梦，可以说梦是我们犯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惟有梦才能冲破关押我们的牢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事情可以由梦来完成。尽管虚空也多少是一种安慰。当然有的犯人也因梦引发出许多麻烦。在清水塘农场管教曾暗示犯人要向当局报告同监室犯人夜里说的那些体现反动思想的梦话，于是犯人中那些“积极改造分子”闻风而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竖起耳朵听狱友的梦话。这种事说起来像天方夜谭，却是事实。谁要听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要去找别人就找我们犯人，怪事多得像沼泽地里的蛇。
　　
　　傍晚时分，老龚从沼泽地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野菜，是给我的。他像伺候病号那样将野菜熬熟，端在我的面前，叫我吃。我要分给他一些，他坚决不从，说已经吃过了。我自然知道他的“吃过了”是怎么回事。不知怎么，只要看到老龚我的眼前便显现他趴在地上吃草叶的情景。我不想规劝他什么，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但愿口粮能早点发下来，结束这一切。我问怎么不见陈涛，老龚说陈涛去场部了。我眼前一亮，问是不是为口粮去的。老龚说他是去给栾管教进贡（送蛇），顺便问问口粮的事。老龚后面这句话又燃起了我的希望，也许正是这希望使我的心情好转了。借陈涛不在场的机会，我向老龚询问一些事情，人在病中是喜欢唠叨的。无边无际的唠叨，也不管该说不该说，该问不该问。老龚倒不介意，我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
　　
　　老龚你真的是天津人吗？
　　
　　天津郊区，离市里十几里路。
　　
　　家中有什么人呢？
　　
　　父母都去世了，有老婆——离婚了；有孩子——跟着他妈。
　　
　　这到底是算有呢还是算没有？
　　
　　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要离婚呢？
　　
　　为了孩子，也为了老婆。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不受影响。
　　
　　不离婚就不行吗（这时候我想起吴启都一家的遭遇，心想离与不离还不是一样的）？
　　
　　也不是不行。不过不离又有什么实际的不同呢？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活着。活到从这里出去。
　　
　　出去以后再怎么样呢？
　　
　　教书。只要让我教书我就不选择别的。
　　
　　家庭呢？
　　
　　要是那时候老婆还没改嫁，我就向她提出复婚。
　　
　　她会同意复婚吗？
　　
　　我想会的。
　　
　　看来你们的感情不错，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也可以这么说。
　　
　　老龚你说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
　　
　　终还是要结婚的吧。
　　
　　那太监不就是不结婚么？
　　
　　因为他们想吃皇帝老子的饭。
　　
　　那和尚呢？
　　
　　因为他们想吃老佛爷的饭。
　　
　　我觉得太监和和尚是些活得明白的人。
　　
　　但是你现在既当不成太监又当不成和尚啊。
　　
　　我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当劳改犯。
　　
　　是啊，别的甭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
　　
　　陈涛是在天黑以后回到“御花园”的，两手空空。他一天来回跑了四五十里路，疲惫不堪，情绪也很不好，嘴里骂骂咧咧的，说烧香引出鬼来了。原来他给栾管教送蛇被另外几个南方籍管教看见了，也向他索要，说什么要一视同仁。虽是玩笑着说，可他不敢玩笑着听。今后他得不断穿梭于场部和“御花园”之间送蛇了。我问他口粮情况如何，陈涛说根本没戏，说这次去场部在犯人中间听到一些情况，缩减口粮根本不像栾管教来说的支援解放军，而是整个农场储粮虚空。去年向上报的产量太高，超出实际产量，上面按上报的产量调运粮食，自然就出现了虚空。另外他的情绪低落还因为证实了我对他说的摘帽解教的前景黯淡。我和老龚问他大场最近有什么动态，陈涛听了愤愤说：什么动态？动态就是挨饿、死人，没这两样还算得上劳改农场么？陈涛又说这次回场听见两桩新闻，头一桩是跑了一个犯人。我心想这算什么新闻呢？又问第二桩是什么。他说第二桩是这个逃跑的犯人又回来了。我说这家伙折腾个啥劲？神经病。陈涛说跑出去才知道不跑比跑好。我和老龚便不再问。
　　
　　晚上睡觉前陈涛突然对我说：老周，明天跟我一块去抓蛇吧。我听了一时没说出话来。陈涛接着说：天气热起来了，蛇越来越难抓，可我们需要更多的蛇，管教要送，我们自己要吃。
　　
　　我们？我看着陈涛：我们指谁？
　　
　　陈涛说：你和我，还有谁？老龚早说了饿死也不吃蛇。
　　
　　我也不吃。我说。
　　
　　你已经吃了，陈涛平淡地说。这事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大概老龚也没说，昨天你昏倒的原因很简单，饿的。营养极度缺乏。我不是医生也诊断得出来，为让你活过来，我喂了你蛇肉和蛇汤……啊！我像被蛇咬了那般惊叫一声，立刻有种急于呕吐的感觉，我赶紧向窝棚外面跑，但被陈涛一把揪住。他瞪着我吼：你他妈少来这一套！
　　
　　你——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横蛮震住了，向喉咙上升的呕吐也被压住，我不认识似的盯着陈涛，说：老陈，你——你，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么？陈涛愤然打断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中央首长吗？你是省长是专员是县长吗？你是外国人吗？看把你高贵的，把你忘乎所以的。我给你提个醒，你他妈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是，只是个犯人，是一条关在笼子里的狗，快饿死的狗！
　　
　　陈涛劈头盖脸地臭骂，把我骂懵了。我木木地站在那里，嘴里蹦不出一个字来。
　　
　　陈涛没骂解气，继续骂，但声调降低些了：人得识时务知道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得有自知之明知道吗？人贵有自知之明。到了现在这份上，老龚你也给我听着，别他妈猪八戒夹着两刀烧纸混充斯文。都当了劳改犯了，还自我抬高说什么“兴湖农场是全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文化程度高又怎么样？大学教授还不是向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管教警卫点头哈腰，屁颠屁颠跟狗似的。快收起这一套吧，别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老周，还有你老龚，咱“御花园”要是再昏倒了人，我老陈是不救的，死了也不理，我可是有言在先啊！
　　
　　这一晚我没睡着觉。
　　
　　栾管教再次来“御花园”视察完毕后将我带回了大场。开始他保守秘密，说把我带回大场是场部的指示，具体什么事不晓得。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又像以往遇上这类摸不着头脑的事先反省自己。到“御花园”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当中并没做什么越轨的事啊。当然，如果以在大场时的状况为基准，须检讨的地方还是有的，如劳动和思想改造都有些放松，甚至可以说是放任自流，还时常发一些牢骚，还有瞒骗行为。但这些问题管教是不清楚的，因此不可能以此向我问罪，而且撇开老陈老龚单单向我问罪。又想会不会是陈涛向管教打了我的小报告？想想可能性也不大。我说过陈涛虽然是个有不少歪歪毛病的主儿，但人并不坏，有口无心。这种事还做不出来。后来我也就不想了，也无法集中精力去想。一是身体很虚，怕走了神摔跤，二是我手里提着陈涛送给栾管教的蛇，一旦摔倒了蛇就会伺机咬人。我基本上是提心吊胆走了一路，好像手里提的是一颗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炸的地雷。
　　
　　到了场部谜底才揭开，原来是有外调人员找我调查，这种事对我们犯人一点也不新鲜，在清水塘那一年多我就摊上好几回。一次是K大来人调查姜池（问当初我给学报投稿是不是姜授意的）。一次是双山农场来人调查程冠生，还有一次苏英所在单位来调查苏英（在苏英第二次探视我之后）。这一次来的两个人穿便装，一下子难以判断是属于哪类人。但等他们一开口，身份也就明确了。不妨把开始的一段问询写出来，相信任何一个被判过刑的人都清清楚楚了。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下面依次问的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及个人履历。已了解于胸，来人是司法机关的正宗审讯员，不是劳改劳教单位的人，更不是社会单位的人。说心里话，一旦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我的心不由得紧揪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现在我们这些被整过的人，明知没有亏心事也害怕鬼叫门。想到可能牵扯到自己的生死攸关，原先那种松松垮垮的心弦绷紧了。
　　
　　我注意地观察他们一下，一个四十岁左右模样，小眼尖下巴；另一个三十四五岁样子，也是小眼尖下巴。冷丁一看就像是亲弟兄。
　　
　　他俩也盯着我。开头是“老兄”向我发问。盯了一会儿还是兄长继续发问。不等开口我便明白，下面该是告诫“竹筒倒豆子”了。他说了：周文祥我们已看过你的档案材料，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这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在改造期间应该努力劳动认真学习，服从管教遵守场规，争取早日把自己改造成对人民有用处的新人。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我听明白了。他说听明白了就好。下面我们向你调查一个人的情况，你必须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不许隐瞒，要竹筒倒豆子！一旦我们发现你不老实报告事情，会加重对你的处罚，明白不明白？我说明白。心里在想一件尚不明白的事：这遭要调查哪一个呢？
　　
　　“老兄”这才开始了正题，问：周文祥你认识一个叫冯俐的人吗？
　　
　　冯俐？我脱口而出，急问：她，她又怎么啦？！
　　
　　你别激动嘛。老兄眼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回答问题：认识不认识？
　　
　　我说认识。我不会说不认识。我刚刚松开的心弦又一下子绷紧起来，我觉出心在疼，像被刺的那种疼。事情的凶险是不难推敲的，如果冯俐在劳改农场，一般性的外调应由劳改单位来承担，而情况不是这样，是由检察机关（我直觉中觉得这两个人是检察官）直接插手，这是非同小可的。准是冯俐又犯了“天条”，惊动了检察机关。或者说检察机关要接手处理。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呢？“老兄”继续问道。
　　
　　她是我未婚妻。我答。
　　
　　可从案卷中看不出，几次审讯你都讲你没有未婚妻。
　　
　　我哑口无言，明白这事是难以说清楚的。可我心里清楚，头一次在草庙子看守所受审时冯俐还没被捕，我不想牵连到她。直等到了清水塘，我开始说出和她的这层关系，这时已不存在连累的问题了，而且我想利用这种关系对她施加影响。就这样。可现在我该怎样回答呢？
　　
　　你说呀，怎么忽然跑出个未婚妻来了？“老兄”问。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呢。“老弟”记录中间插空补充。
　　
　　听到这话，我知道和苏英的瓜葛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之前他们已去过清水塘农场。是这样的。这些人做事情总是点滴不漏的。
　　
　　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苏英不是。K大的同学都知道的。我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所有事情都瞒不过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跋山涉水到这儿来找你问冯俐的问题。“老兄”说。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不够用，我真的用不着向他们强调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这是多此一举的啊。
　　
　　我没吭声，等他们的下文。下文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冯俐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老兄”问。
　　
　　这一问不由使我想起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过的审讯，方式口吻都很相似的，时间地点人物所作所为，给你个囫囵枣去啃吧。
　　
　　还得再提一次草庙子看守所的审讯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稍一思索，便记起了那“最后的一次”：是我被捕前的那个周一，冯俐到宿舍里找我，问今天安没安排我的批判会。我说没有。她说她舅舅一家要迁返河南老家，让我和她一起去送送行。我想请假或许会被批准，可我不想去。《大地》稿件的事给她舅舅带来了麻烦，是不是就为这个戴的右派帽子不敢说，有影响是肯定的，我无法面对她的舅舅和舅妈。我说你去吧我不去。我催促她赶快离开宿舍，她不走。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是大相径庭的，当时她总是不管不顾地去找我。而后来在清水塘任凭我千呼万唤她就是不出头。记得那天她在宿舍里呆得很久，直到黄伟董建力回来才走。
　　
　　“最后一次”的情形像闪电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如实向“两兄弟”报告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老兄”又问。
　　
　　五三年九月份。我回答。回答时一个扎着两小辫满脸潮红的小姑娘（也许应该称大姑娘）形象鲜明地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甜甜脆脆的声音“你是中文系的吗？”回响在耳畔。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老兄”又问。
　　
　　我摇摇头。我不是想回避问题，而是我真的搞不清是从哪个具体时间我俩建立了恋人关系。
　　
　　大一？大二？大三？“老兄”扳着指头问。
　　
　　大二吧。我答。
　　
　　就是说你们有三年以上的恋爱时间了。“老兄”说。
　　
　　是这样。我答。
　　
　　你们两个是很谈得来的是吧？“老兄”问。
　　
　　是的。我答。
　　
　　在一起经常交流思想，谈论国家大事？“老兄”问。
　　
　　我开始警惕起来，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合适。
　　
　　她从什么时候起暴露出对领袖的抵触情绪？“老兄”急问。
　　
　　我吓了一跳。心想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事。我答：我从未发现她对领袖心存抵触情绪。不会的，她家是贫农成分。急切中我连她家的成分都报出来了。
　　
　　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大多出身很好嘛，到后来不是也走上反党的道路了吗？“老兄”说。
　　
　　我无法反驳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但反党是中央文件公布的，是铁定的事实。
　　
　　她在你的面前曾暴露过对领袖的抵触情绪，这一点我们是掌握的。你要如实交待。“老兄”态度一下子变得严厉，两眼牢牢地盯着我。这时“老弟”也抬起头，以同样的目光向我发射威慑力。
　　
　　我真的没发现她对领袖的抵触情绪。她是很热爱党热爱人民领袖的。我说。
　　
　　她自己都交待了，为什么你还替她隐瞒呢？你怎么能这……这……这样呢？“老兄”很激动，很气愤。又说，你这，这是帮她还是害她呢？“老兄”的表情很诚恳。可他忘记了一点，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在审讯（和做审讯的准备）中度过的，态度比“老兄”诚恳的大有人在，我也几度被“诚恳”所感动，将“豆子”一股脑儿倒了出去。可到了向你宣判的时候，“诚恳”就不见影了，一下子送给你九年刑期。
　　
　　党的政策你清楚不清楚呢？“老兄”问。
　　
　　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答。
　　
　　既然清楚为什么抗拒呢？“老兄”问。
　　
　　我没有必要替她隐瞒的。我想想又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祸来临各自飞。何况我和她还不是夫妻，恋人关系也早断了。只要我知道她的问题，一定会揭发出来的。
　　
　　但你说做不一哩。“老兄”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们才真的说做不一哩，我心里想。到这个时候，我又横下了一条心，决不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决不伤害冯俐。这么想的时候我实在是愤慨到了极点，将一个弱女子判处劳教又改判劳改，仍不算完，到底想怎么样呢？真要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你必须揭发，不揭发是不行哩。“老兄”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说话，又一想这并不明智，不说话便是对抗。那就对应。往下任“老兄”再说什么，我都是这么一句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必要隐瞒……你，你出去吧，回去好好反省一下。我们还会找你的！“老兄”厉声说道。
　　
　　事实上并没有找我，可能是对我已失去信心。
　　
　　中午在食堂里吃了一碗瓜菜代，回“御花园”前我想去看看李德志，到了他的住处我才听说陈涛说的那个跑了又回来了的犯人原来就是李德志。李德志刚从小号里出来，见了我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在班里我俩随便说了几句话，他送我出来的时候我冲他说道：李德志你的事我听说了，你是坏了哪根神经做出这等傻事来？他说我本来觉得跑出去总比在这儿受罪强，可跑出去我的大脑便清醒了。在这儿受罪可能活着，出去可是脑袋别在裤腰上哩。他又说其实这个账本来就很清楚的，只怪我一时糊涂。
　　
　　没人押解，是我一个人返回“御花园”的。一路上我都为冯俐的处境揪心着，她究竟怎么的了，司法机关又究竟想把她怎样呢？我没底没落，我真想大哭一场啊！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05



　　三
　　
　　我终于与食蛇人陈涛为伍了，尽管很不情愿。可我知道我不是屈从于陈涛，而是屈从于我自己。那天早晨陈涛带着捕蛇家什向沼泽地走去，没有喊我，的的确确没有喊我，甚至连看都没看我，是我自己跟在他后面的。那一刻就像神差鬼使似的，陈涛转身一笑，说老周你行了，行了。
　　
　　我行了？行了什么呢？指已具有与蛇较量的勇气？指迈出这一步今后便无饥饿之忧？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头一次捕蛇心里极其恐惧，像随时会被蛇咬送命一般。陈涛很善解人意地慢下来和我并肩走，安慰我，鼓励我，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迈过去就迈过去了。今天你不要动手，看我，我给你做示范。收拾蛇首先是胆量问题，得敢下手，然后才是技能。他这是经验之谈。
　　
　　陈涛带着我穿越沼泽地，径直走，像有个目的地似的。我知道他对蛇在沼泽地的分布已了如指掌。走了大约有半个时辰，我们来到一大片洼地前。这里是龙潭。陈涛指着洼地对我说。
　　
　　太阳已经升起来，很明亮。沼泽地上空没有了雾气，被陈涛叫做龙潭的大洼地很透明。
　　
　　陈涛将一个包袱系在腰上，将一个“Y”字木棍交给我，说：记住，要是有蛇向你进攻千万不要跑，你没有它跑得快，用棍子叉住它的脖子，它就动弹不了了。
　　
　　陈涛说这话时我好像感觉已经有条蛇向我袭来，我心悸地问：要是叉……叉不住呢？
　　
　　那就干脆打死它。陈涛说。
　　
　　打哪个部位？我问。
　　
　　打哪儿都成。但要打准打狠，不要恐惧。蛇看样子凶恶，其实很脆弱。你捏着它的尾巴向上一提溜脊椎骨就脱臼了，就和死的一样了。陈涛说。
　　
　　我没再吭声。
　　
　　陈涛又说：我估计前面这块大洼地隐藏着成百上千条蛇，虽然数量很多，但发现也不容易，蛇的习性好静，平时多呆在窝里或草丛里。只有觅食的时候才出动。我归纳了抓蛇的四字经，一看二听三引四轰。一看……哎，老周你看见了吗？
　　
　　我摇摇头。
　　
　　人不抗念叨，蛇也一样，一念叨就来了。看那儿。陈涛一指。
　　
　　顺陈涛的手指，我看见一条大灰蛇，有两尺多长，听召唤似的向这边滑过来。我的腿有些打战，欲退，陈涛将我扯住。
　　
　　别退。陈涛说。蛇的视力很差，现在它还没发现我们，发现我们后就停下，然后拐弯溜走。
　　
　　这是条什么蛇呢？我问，问是为了壮胆。
　　
　　这得去问老龚。陈涛说。我不研究这些，不为这个费心劳神，没实际意义。你也无须知道太多。蛇是肉，肉能吃，知道这就得了。
　　
　　没等蛇溜走，陈涛便迎上去，走到蛇前面，不是像教我的那样用叉子叉，是徒手擒拿，像随便从地上捡样东西那样把蛇捡起来，握在手里。往回走，陈涛手里像握着一张弓。我看得目瞪口呆。
　　
　　七八两。陈涛掂着分量说。用空着的手从腰间解下包袱，丢给我，说：铺在地上。
　　
　　你要干吗？我不解地问。
　　
　　过会儿就知道了。陈涛说。
　　
　　我满腹狐疑地照陈涛的吩咐去做，将包袱平铺在草地上。这时陈涛蹲下身子，用两手将蛇身子理直，吊角放在包袱上，接着开始卷包袱，三卷两卷就把蛇卷进去了，首尾全不见。然后陈涛就把蛇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叫法）系在腰上。
　　
　　我看得眼直，我敢说，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这一幕任何人讲述我也不会相信的。
　　
　　除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陈涛看出我的惊愕，多有得意之色。你试想，没有装蛇的家什，不能打死它，也不能弄断它的脊椎骨，当然也不能让蛇伤着你，可以说这是惟一能把它安全带回去的办法。
　　
　　你怎么能想到这样呢？我余悸未消地问道，也是栾管教教的吗？
　　
　　陈涛说：不是，但得承认是受了他的启发，你记得他讲他家乡有人用饼卷蛇吗？我想既然可以用饼卷蛇吃，为什么不能用包袱卷蛇携带呢？而且这样比用筐篓方便得多，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再抓了再往里卷。而且在夏季还有解暑作用，蛇是冷血动物，体温很低，围在腰上感到凉咝咝，很舒服。不信你试试？
　　
　　我信我信。我连忙推辞，不敢做这个试验。
　　
　　我们开始往洼地里走去，陈涛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我们都在“看”，不过陈涛是看前面，我是看脚底下，我生怕冷丁从草丛里窜出一条蛇来，心里很紧张。但这时候并不像刚开始时那么恐惧，[奇+书+网]高手陈涛给我做出了榜样，他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蛇看起来很凶恶，实际上很脆弱”的话。“人是世界上最歹毒的动物”，这是我家乡里人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我也搬过来为自己壮胆。
　　
　　走出百多米远，陈涛又发现一条蛇，是一条青蛇，蛇发现有人，立刻向侧方的草丛里逃窜。
　　
　　陈涛追上去把它捉住，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将蛇卷进包袱里，“蛇卷”就粗了一倍，陈涛重新系在腰间。
　　
　　我们往洼地纵深处走，地面愈来愈泥泞。我们小心翼翼地防止滑倒。如果很久看不到蛇，陈涛便蹲下，示意我也蹲下，他将一只耳朵侧向地面，屏声顿气地倾听四下动静，我知道这是他的“二听”，是在“听蛇”，听蛇爬行时身体和草叶摩擦的细微声音。尽管我不认为这是陈涛在故弄玄虚，但他却没有听到蛇的行踪。几次都没听到。天热了，蛇懒得动了。陈涛说。又往前走了走，陈涛又蹲下身，这次他没有将耳朵对向地面，而是用手做筒状放在嘴上，发出“呱呱呱”的蛙声，叫得很逼真。他这是“三引”，在“引蛇”，“引蛇出洞”——这一刻我脑际立刻跳出这四个字来。我们右派没人不晓这四个字是著名政治术语。这是反右中最行之有效的策略。但我断定，当时发明和使用这个术语的人并没见到自然界真正的引蛇出洞，他们应该到这北大荒的沼泽地里来见识见识，看看当年被他们引出“洞”的“蛇”今日又是怎样在引大自然的蛇出洞。
　　
　　咯咯咯咯咯咯……陈涛很有耐心，并不断变换“蛙声”的节奏。时而用手拍打地面，做出青蛙跳跃的声响。过了大约几分钟，一条蛇出现了。从远处昂着头向这边滑过来，匆匆忙忙就像来赴宴似的。直到近前发现有人，方晓悟不是那么回事，调头遛弯，却已经迟了，转眼间便被拿住。我想蛇与同类之间一定是没有语言交流的，否则便不会这条蛇在陈涛手中龇牙咧嘴，而另一条蛇却一无所知地向这边赶来，啊，不是一条，是几条，形态各异，从不同方向向这边滑过来。俱急急匆匆，也是一副怕来迟占不到座位的样子。看到这么多蛇呼啦啦围拢过来，我的心又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脚一点儿也不敢动，心里叫苦不绝：完了，这遭完了。老陈——我喊。陈涛将空着的那只手向我摆摆，让我安静，他不急于动手，静等蛇们继续靠近（后来他告诉我早动手将拾不过来）。呱呱呱，呱呱呱……陈涛大概怕蛇改了主意，仍不断制造出蛙声，且更加逼真。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这时一条蛇停止了前进，侧头看看，看出了破绽，调头而去。陈涛便从它拿起。之后陈涛连续拿蛇看得我眼花缭乱，他就像一条狗跳着脚转圈，一圈下来五六条蛇就握在两只手中。陈涛兴高采烈，像耍蛇人那样爱不释手地晃动着手里的蛇，我知道他的喜悦不仅为丰收，更为在我眼前露了一手。师傅是很在意在徒弟面前的表现的。
　　
　　这次卷蛇就麻烦了些，但还是卷起来了。直到这时我紧张的心才又平复下来。陈涛掂着圆滚滚的“蛇卷”对我说：老周系在你腰上吧，这样我抓蛇轻便些。我连忙拒绝，说：老陈，这可不行，真的不行。陈涛就不说什么，重新系在自己腰间。
　　
　　我们一路往前走，陈涛一路学蛙叫，故伎重演。这时候我就分心了，思绪执拗地将现实与历史拉扯在一起。“呱呱呱、呱呱呱”我听成是“说说说、说说说”，“呱、呱、呱呱”我听成是“说、说、快说”，我感到不寒而栗，感到孤独无助，感到对生活深深的失望。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龙潭”里与蛇周旋较量，我在极其复杂的心情中接受着陈涛对我的启蒙。我渐渐发现，陈涛捕蛇的技能并非无可指责，他对蛇缺乏理性认识。比如他难以对有毒蛇和无毒蛇进行区分，或者说只是一种模糊区分。他把头部呈三角形的蛇归于毒蛇类，对毒蛇陈涛不敢掉以轻心，在捕捉时小心谨慎，以专业水准衡量不免露怯。但尽管如此，陈涛在对付蛇（三角头蛇）方面还是自有一套的。在发现三角头蛇后不急于动手，先观察一阵子，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条布袋，迂回到蛇行进的前方，将布袋抖开，蛇就感到有了威胁。这时，蛇改攻为守地跃起朝布袋攻击咬噬，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跃起咬噬，每次都在布袋上留下一点湿迹，这是它注入的毒液。这样就消耗了它的毒液和力气。陈涛忙里偷闲地教导我。陈涛如此这般地斗蛇，使我自然地联想到西班牙斗牛，牛鬼蛇神，斗起来是何等的相似。结局正如陈涛所说，蛇终于耗尽了毒液和体力，软软地瘫在地上，对人已不存在威胁。陈涛这时的神色很有几分得意，说这是对付毒蛇的办法之一。在没有布袋的情况下可以抓住蛇尾，蛇跃起探头向你攻击，你就扯着蛇尾向后一退，蛇扑空后就重重摔在地上，如此重复，蛇连跌带累，很快就瘫软了，乖乖做了俘虏。我听了无言以对，就像学徒对师傅那样心存敬畏又甘拜下风。
　　
　　中午时分，我们回到“御花园”，可以说满载而归。老龚不在，但我知道他在的地方。由于我的变“节”，“御花园”的形势也像国际形势那样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可不是嘛，原来的龚周联盟变成了陈周联盟。食蛇族压倒了食草族。但这里有一点让人感叹，最懂得“适者生存”法则的人却不肯趋同于这一法则，甚至背道而驰。“生存不是一切”。那天在沼泽地老龚这么对我说：人为了生存，有的事情可以做，有的事情不可以做。他还说：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历次大饥荒中都发生过易子而食的事例。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那样人就真的不是人了，而是野兽，啊，不，连野兽都不如——我们都知道“虎毒不食子”啊。
　　
　　那天中午我没有杀蛇，但也没有回避，我眼睁睁看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蛇在陈涛手里瞬间变成了白肉条。那时刻我恐惧，我在心里咒骂该死的蛇：狗日的你也有今天啊！你在沼泽地里恶霸似的东游西走，见啥吃啥，罪行累累，今日活该着你倒霉！
　　
　　在陈涛的言传身教下我很快便成了捕蛇的行家里手。陈涛说得对，关键在于勇气，勇气在前，别的就在其后，迎刃而解。当然是循序渐进的，开始拿蛇须借助于工具，然后抓住它的脖子，蛇在地上跑时十分灵敏，一旦被拿住就失去了一切反抗能力（这主要缘于它的脊骨十分脆弱）。后来就可以像陈涛那样徒手拿蛇了。任何技艺最终必须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样才实用，才属专业水准。除了捉蛇，我也能像陈涛那样用包袱卷蛇，也敢于把“蛇卷”系在腰间。开始确实是提心吊胆的，有句话叫“如芒在背”，这时的感觉就是“有蛇在背”了。
　　
　　待我成了行家里手，没有了恐惧感，我便感觉到蛇身确实是凉冷的。在闷热天气里，围在腰间很舒服，很解暑气。有时我和陈涛争抢着“蛇卷”，为了使背部凉爽，我们还将“蛇卷”斜背在身上。从一种斜背再变成另一种斜背，什么叫游刃有余，什么叫术业有专攻？这就是。
　　
　　也不是每次都有收获。有时候大半天看不见一条蛇，任你使尽“一看二听三引”招数也不奏效，这时候不得已采取“轰”的办法。说不得已是指“轰”的办法太费体力，也费喉舌，用木棒打草，以此将蛇轰赶出来。有时打草累得筋疲力尽，便放弃。将行为方式改为“君子动口不动手”（天知道我们是不是君子）。我们扯着嗓子吆，声嘶力竭地吼。想吆什么就吆什么，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没人听得见也没人来管。多少年没这样放肆地出声叫一叫喊一喊了，心里十分舒畅，好像将满肚子的郁闷都从喉咙里喷发出来了。
　　
　　吼得久了，又觉得单调无聊，便琢磨将吼寓以适当的内容，这不难。我提议背诵唐诗，一人一首轮流着背。陈涛赞成。我背的头一首唐诗是《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我小时学的第一首古诗，是爷爷教的。不知怎么，我总是将第三句“欲穷千里目”念成“欲穷千里眼”。无论怎样更正，我都改不过来，认准是千里眼。气得爷爷都说我是对牛弹琴。现在爷爷早已不在人世，而他的不肖子孙却在这茫茫草地上对蛇吟诗了。陈涛朗诵的第一首诗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陈涛的陕西家乡口音很重，他“走西口”出来在北京不到二年就到劳改农场了，普通话没来得及学好。平日说话是陕西普通话，而朗诵诗由于发音太高，陕西口音就突出出来了，听起来很像秦腔戏中的道白。当时我想，如果蛇当中也有“走西口”来到这北大荒的，没准会出来会会它的陕西老乡的，只是难保陈涛会念及乡情而放过他这乡党一马。我和陈涛你一首我一首地比赛着朗诵古诗，“听众”却无动于衷，不肯显形露影。后来陈涛说这么一首首地背诵太单调，没意思，不如只背古诗中的名句。我知道他的古诗底子很厚，也知道他是想借机炫耀，有与我叫板的意思。而我是不惧的，前面说过，我从小在爷爷的严教下像受刑罚似的一首接一首背古诗，在大学学的又是中文，我自信不会败在陈涛手里。我表示同意。看来陈涛与我较劲的意向是明显的，又提出不论谁先背诵，后面背的开头一个字必须与前面背的头一个字相同。其实这也是小儿科，我说行。陈涛说我先背你跟上，若是跟不上算你掉一分，你再起头背我跟上。我说随便你。于是陈涛一马当先，以一字开头背起来。
　　
　　陈：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周：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
　　
　　陈：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周：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陈：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周：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
　　
　　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周：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
　　
　　陈涛见难不倒我，又变换规则：相同的首字只许使用一次，且轮流为先，十次为满。我仍同意。我让他再为先。
　　
　　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周：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陈：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气。
　　
　　周：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
　　
　　陈：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周：三分春色描未易，一段伤心画出难。
　　
　　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周：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重天。
　　
　　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周：山围古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陈：天高皇帝远，民小相公多。
　　
　　周：天道有迁异，人理无常全。
　　
　　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周：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陈：今日不见古时月，今日曾经照古人。
　　
　　周：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陈：从今别却江南日，化着杜鹃带血归。
　　
　　周：从来好事天生险，自古瓜儿苦后甜。
　　
　　好了，我领完了。陈涛说。原来他是扳着指头的，不多不少领完了十次便打住。我说该我领你跟了。陈涛说你领吧，大点声，像蚊子叫样蛇可听不见。我说好。
　　
　　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陈：世胄蹑高位，英纹沉下僚。
　　
　　周：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陈：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周：百代兴旺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陈：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
　　
　　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陈：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周：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周：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陈：多少绿荷相依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周：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陈：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周：鸡声茅月店，人迹桥上霜。
　　
　　陈：鸡虫得失天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
　　
　　我在心中暗暗惊讶，一个S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对古诗词竟如此的熟悉。看他对应诗句时的得意之色，再联想到平日他对我和老龚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Qī-shu-ωang|我就生出教训一下他的念头，我努力从古诗中搜寻不易对应的句子。
　　
　　周：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陈：丑……丑……丑……
　　
　　果然陈涛对不出来了。但他不甘认输，这，这是你自己胡编的，谁能对得上来。他自己找台阶下台，可我不让他下，我说：怎么是我胡编的呢？这有出处。“丑”句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
　　
　　太生僻了，太生僻了。陈涛打断说：这句不算数，你重来。我说行。我吟道：远看大山黑糊糊，上面细来下面粗。
　　
　　陈涛怔了一下，随即打断说：得了吧老周，越说越没谱了，这算什么诗，算什么名句，古诗中根本没有。我说诗本上是没有，但我们山东人对这诗却是家喻户晓，这是曾为山东父母官的韩复渠的大作。老陈，你知道韩复渠其人吗？陈涛说不就是那个不抵抗日本人被蒋介石枪毙了的山东省主席吗？我说对。这首诗是他游览千佛山时所作，当时天已昏暗，韩主席远眺朦胧山脉，诗兴大发，吟出一首七绝，全诗为：远看千佛黑糊糊，上面细来下面粗；要是把它倒过来，下面细来上面粗。陈涛听毕大笑不止，几乎笑岔了气，笑罢说：文如其人，从这首诗可见出韩复渠是个实在人，山本来是上面细下面粗，倒过来可不就是下面细上面粗嘛，人都说山东人实在，却不晓得这实在原是省主席带的头。我也忍不住笑了，说老陈你可找到糟践我们山东人的机会了。别忘了，这诗你还没对上呢，快对吧。陈涛想了想问：换个对法行不行？我问：怎么个对法？陈涛说就以刚才你吟的李太白那首“丑女”诗为对应，我吟一首写照韩主席的诗。我说可以。陈涛点点头，略一沉思，便吟道：笨官充斯文，吟诗唬子民；本末强倒置，笑煞陕西人。陈涛吟毕一脸得意神色，看着我。
　　
　　我以为诗对得算不上有水平，但眨眼间能对成这样子，也算不易了。特别是最后那句“笑煞陕西人”对得还满机智。我说老陈你意识中永远忘不了你是陕西人，陕西人真有什么可自豪的么？陈涛说当然有，陕西矿产丰富，煤储量全国第一，有“陕西黑腰带”之称；陕西的省会西安是全国六大古都之一，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这时我一下子想起陈涛在鸣放时说过的那句叫他遭殃的话）；从文化方面说陕西的秧歌，民歌信天游，秦腔戏……哎，老周你看过秦腔戏吗？我说看过。陈涛说，秦腔是全国诸多剧种中最有味道的，干脆咱俩唱段秦腔吧。陈涛的思维就像雨天的闪电，东游西走，瞬息万变，从对诗又一下子扯到了唱戏。我说我不会唱秦腔。陈涛说那就唱你们山东的地方戏，你们的地方戏有哪些呢？我说很多，吕剧、茂腔、柳腔、五音戏……可我一样不会唱，我不大爱好。老陈你很爱好秦腔吗？陈涛说爱好，从小听。就像人从小吃奶，就一辈子对娘亲。外面的戏班子常到村里唱，村里也有自己的业余戏班子，每逢年节就扎台子排演。秦腔的剧目很多，如《一字狱》、《三回头》、《赵氏孤儿》、《三滴血》、《审坛子》、《山河破碎》、《雪鸿泪史》、《李寄斩蛇记》……哦，说到这儿陈涛叫了一声，停下他如数家珍般的开列剧目。他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转向茫茫沼泽地。我猜想一定是他刚说出的《李寄斩蛇记》这出戏令他的思维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沼泽地上。果然他很快又把眼光转向我说：就唱出李寄斩蛇怎么样？太贴切了，我们现在不就是在斩蛇吗！我说是陈涛斩蛇，戏曲新编。陈涛不理会我的调侃，说：这出戏说的是越庸山有一大蛇，盘踞山谷，攫食人畜，危害百姓。地方官吏无能为力，听信巫祝鬼话，每年用重金购买一童女供蛇吞食。官、祝、巫互相勾结，从中渔利，勒索百姓，百姓苦不堪言。只说有一个叫李涎的人，生了六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李寄。她聪明勇敢，自告奋勇去填蛇口。祭日晚，她带一只狗一把剑，隐于蛇洞口，蛇出后犬咬剑刺将蛇杀死，为民除了一害。却不料众巫祝买通了郡都尉，诬陷李寄父女，打入牢狱中。下面我唱李寄父女在狱中的唱段，你欣赏一下。我说好，我欣赏。陈涛清清嗓子便唱起来：
　　
　　（李涎）见都尉说的话这般混账，妖巫们气昂昂稳坐两旁。
　　
　　狗奸贼和妖巫勾结一党，连年的害百姓不得安康！
　　
　　论心肠你与那毒蛇一样，只不过把人皮披了一张。
　　
　　我女儿为救人自投罗网，杀蛇魔无功偿反倒遭殃。
　　
　　（李寄）叫声爹爹不要过于悲伤，古来事自有那天理昭彰。
　　
　　这般人一个个兽心人相，将来会与毒蛇一样灭亡。
　　
　　……
　　
　　我得承认陈涛唱得确实不错，唱出了秦腔那怪怪的韵味儿。特别是一人唱男女二声，很见些功力。他见我听得很有兴味又连着唱了几段。后来停住，硬要我给他唱一段山东地方戏。他说凡事得讲个公平合理，不能光他唱我光听。我再次讲明我不会唱戏曲，要唱只能唱新歌。陈涛想想说行，说唱新歌。我又说我的嗓子不好，要他和我一块唱。陈涛倒也通融，说就一块唱。这样声音响亮。唱他个惊天地泣鬼神，不信轰不出蛇来。我们开始选择歌曲，这并不容易，我会的陈涛不会，陈涛会的我又不会。最后总算选了一个两人都会的，是《黄河大合唱》组歌里的《河边对口唱》，两个人唱对唱再合适没有了。我们扯着嗓子狂唱起来：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离河还有二百里。
　　
　　……
　　
　　唱完《河边对口唱》，我们又唱了其他一些革命歌曲，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校歌》、《毕业歌》、《怒吼吧黄河》等。我们引吭高歌，唱得极投入，唱得声嘶力竭，如同要把五脏六腑全倾倒出来。遗憾的是我们的听众——蛇却无动于衷，不出来就是不出来。它们好像识破了我们的阴谋，也好像在开着一个重要会议，会议期间任何个体不许外出。
　　
　　这晚睡眠中被外面的一种声音惊醒，或者说是被老龚喊醒，我们一齐支着耳朵倾听，声音愈来愈响，让人犯疑，谁会在大黑天跑到这大沼泽地里来呢？来行窃？到这儿来行窃可是瞎了眼睛，这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地。来杀人？我们这几条贱命并不值得有人来杀。那瞬间脑子里想到这些足以证明心里并没有恐惧感。陈涛说会不会是野兽呢？要是有只狍子、羚羊什么的上门犒劳，咱就阔了。还没等陈涛说完便听见推窝棚门的声音。陈涛厉声喝问：什么人？！外面说老陈是我，开门。陈涛冲口说是管勤？门外答是我老陈，开开门让我进去。
　　
　　管勤的突然到来使我们不知所措，半晌没有反应。过会儿老龚擦根火柴点亮了煤油灯。我们赶紧穿衣，下了地，又一齐走到窝棚门前。老龚要开门被陈涛拦住。陈涛问：管勤你不是被抓获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外面答：开门吧，我会把一切说清楚的。门开了，灯光下我看到撞进窝棚里的像一个鬼，浑身泥水，蓬头垢面。进门后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然后呼呼地喘气。看样他是累得筋疲力尽了。这种情况下陈涛大概又记起自己是这儿的头，以责备的眼光盯着他的这位前部下，发问：管勤你不是被抓获了吗？管勤说我一会儿全告诉你们，我快饿死了，给口吃的吧。陈涛说这儿早断顿了，哪有啥给你吃。管勤大瞪着恐怖的眼睛看看陈涛看看老龚又看看我。老龚说老管真的是断顿了。管勤眼里尚有的一丝乞怜的光熄灭了，透着绝望的灰暗，嘴里念叨着：我完了，完了。他这副样子实在让人可怜了，我脱口说句：你，吃蛇吗？他听了赶紧说：吃，吃，我吃。从陈涛丢向我的眼光我明白他是怪我多嘴。他说吃蛇也得等到天亮，黑天瞎火谁敢到坑里去拿。管勤说行，行，先给我口水喝吧。喝完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说小老弟你是刚来的吧。我点点头。他说到这儿好。陈涛气呼呼地说，这儿好你为啥还跑？你不知道你跑了要连累别人吗？！管勤说我知道会连累大伙，可，可要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想管勤倒也说实话。老龚说老管你起来坐炕沿上吧。管勤便从地上爬起来，却没坐炕沿，大概怕身上的泥水弄湿了炕上的被褥，只捡一个小板凳坐下了。陈涛还黑着个脸，继续冲管勤询问：你得说清楚，你被抓获了咋又跑到这儿啦？管勤说他又跑脱了，回这儿是拿点东西。陈涛问拿什么东西。管勤说拿他自己的东西。陈涛说他的所有东西都让场部来的人拿走了。管勤说他逃跑前把几件衣裳埋在窝棚外面的地里，他回来就是来拿这个。陈涛疑惑问：你千里迢迢从中朝边境跑回来就是为了拿这几件衣裳？管勤说：我想再往中苏边境去，也正从这儿路过。再说这衣裳对我很重要哩。这时老龚问：老管你这次过了边境线没有？管勤说过去了。老龚说过去了怎么又被抓获了呢？管勤一脸的苦相，摇头不止，说谁叫咱是倒霉蛋来着。倒霉的事都叫咱逢上了。陈涛说你如实说。管勤就把他这次越境过程概略说了说。
　　
　　他说他往朝鲜跑是因为听人说有个犯人经朝鲜去了南朝鲜，他就动了心。他从这儿跑出去后走了两天两夜看见了铁道线，爬上一列往南去的货车。在快到图们市的一个草甸子上跳下车，又绕过图们市到了江边上。开始没敢贸然过江，先观察了两天，主要是搞清楚边防军巡逻的规律，后来就搞清楚了，每隔一个半小时从西往东沿江堤过一次，再过一个半小时又从东往西过一次。这样他就知道有一个半钟点可供他渡江，足够了。江面上已封冻了，他很安全地到了对岸。然后往南方走，走了大约七八里路遇见一个朝鲜男人，他多少会几句朝鲜话，他向这个朝鲜人打听路，那个朝鲜人说跟我走。他觉得也许碰上了个好人，要把他带回家款待一番。不料那个朝鲜人把他带到一个军营里，这时他才知道这是一个边防哨所。当场就把他关押了，一直关了四天。
　　
　　说到这儿陈涛问道：他们给不给你饭吃？管勤说给。陈涛问吃的是什么？管勤说是大粟子，高粱米及大米混合饭。陈涛又问管顿吃吗？管勤说先给一大碗，不够还可以要。陈涛说朝鲜还挺富的呢，哎，你怎么又回来了？管勤说，他们审讯了几天，审明我不是特务，就把我递解过来了，交给了咱中国的边防军。陈涛问你是怎么又跑出来了呢？管勤说跳火车。陈涛说你跳火车很有技术啊。管勤说犯人要想逃跑最好选在乘火车的时候，等车停下来你也就跑远了。陈涛问你打算咋办呢？管勤不语了。陈涛说只有一条路，回大场去自首，按照你的情况也就是加十年刑期。管勤还不言声。老龚问：老管你为啥要跑呢？你不是只剩下两年刑期吗？管勤说是不到两年，可我叫倒霉鬼缠住了。老龚问咋叫倒霉鬼缠住了？管勤说你还记得我逃跑前被传到大场去一趟吗？还关了两天小号。老龚说记得，怎么？管勤说是找我外调。老龚问外调有什么问题？
　　
　　管勤说真他妈是大晴天叫雹子打破了头。那外调的公安人员问我在一九四九年那一年对我表弟说了些什么话。我说记不得了。公安人员说你表弟揭发了你，你必须如实交待。我说我真的记不得了，干脆你们给我指出来得了。公安人员说我们指出来就不算是你主动交待的了。我说行。公安人员说既然这样我们就指出来，你表弟说你对他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下面的话我不多说了，还不交待？我听出那话的意思，吓了一跳，赶紧否认，说我没说过这话。公安人员说指出来了你还不承认，说明你的态度很不老实。先关你的小号，好好反省一下。在小号里我确实在努力反省自己，就是没想起我说过这话，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可我知道不承认是不行的，不承认只有受罪。我就交待了，说我是说过那种话。在材料上签字画了押就回来了。这事我没对你和老陈说，可我越想越害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人把我带走，也说不定会判枪毙。我就想只有逃跑这条生路了。
　　
　　陈涛问你一九四九年多大年纪呢？管勤说十二岁。陈涛说十二岁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呢，未成年，法律是不追究的。管勤说表弟比我小两岁，要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那他还是个吃屎的孩子呢。他揭发的算数，我哪能没事呢？陈涛不吱声了。三人都沉默着。只有管勤连声叹气。我觉得他被追究的可能性很大，对共产党人来说，年龄是次要的事。我记得在K大有一次和同学议论系党总支书记孟广琦的年龄问题，孟是解放前入党的，按年龄推算那时他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有人不解地说咋共产党连吃奶的孩子都要？可见年龄无关紧要。
　　
　　过会儿陈涛问道管勤你打算咋办呢？管勤说我清楚我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继续跑。陈涛问从这儿拿了东西就跑？管勤点点头。陈涛的脸色又一次严肃起来，盯着管勤说：你要是不返回到这儿来，不叫我们看见，你跑你的，与我们无关，可你跑回来了，再跑我们就担干系了。管勤警惕地看看陈涛又看看老龚和我。说老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涛说意思很明白，让你跑了我们就犯了罪。管勤说你们要把我抓起来？嗯？！陈涛说不是抓，是送你去大场自首。这样对你对我们都好，按惯例对逃犯一般加十年刑期，处死刑的在少数。管勤嚷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去自首，自首非没命不可，我清楚我就在那少数里头，啥时候我都最倒霉。陈涛说你跑就一定有活路吗？管勤说跑终归是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再往后怎么的也认了。老龚插言说老管你得明白，跑得脱是不易的，藏人不是藏东西，埋进地里就行了。就像临走时你藏的衣裳，你不回来挖谁又能找到呢？一个大活人吃喝拉撒麻烦事多，跑脱不易啊。我也表示同感，说是这样的，没听说有几个跑得成的。管勤听这些话时一直摇头不止。后说反正事情不摊在你们身上是不知道厉害的，我是要跑的，死也要跑的。陈涛有些发火了，说管勤我们可是为你着想啊，别执迷不悟好不好。再说我们能眼睁睁看着你从这儿跑出去吗？
　　
　　管勤、我和老龚一齐盯着陈涛，陈涛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当然如果设身处地为陈涛（也包括我和老龚）想想，管勤从这里跑出去会受牵连的，怂恿逃犯出逃，知情不报，罪名都现成。可我们能为洗刷清自己而把管勤抓起来上交吗？这样十之八九要送掉管勤的命。这一层管勤也是明白的，他冲陈涛说老陈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么？陈涛不语。管勤又说老陈不管怎么说咱一个锅里摸勺子一年多，总还有点交情吧。陈涛说我和你讲交情可人家不和咱讲交情。管勤说陈涛你可以把我抓起来去邀功，可这样你就扮演了杀人凶手的角色。咱们当右派并没有真罪行，可把一个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就是真正的犯了罪，成了千古罪人。陈涛你一辈子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你好好想想吧。
　　
　　我、老龚、也包括陈涛都没料到管勤会说出这么一通话来，眼光又一齐转到他的脸上。我发现管勤的脸生动起来，也有了光泽，抬头一看，晨曦已从窝棚窗口照进屋里，天亮了。但升起的太阳并不能驱散我们心中的阴影，局面是严峻的，也是不可捉摸的。我猜不透别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可我清楚我自己的。我觉得无论如何是不能把管勤推向死路的，那样真的会像管勤所说的，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看着管勤那张差不多已由鬼变成人的脸，说老管你从这儿跑出去要是被抓住，能不说你到过“御花园”吗？管勤说我不会说，肯定不会说。陈涛哼了声，说现在许诺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攻守同盟这一套对付日本人和国民党还行，对付共产党可是打错了算盘。管勤急了，眼盯着陈涛说老陈我对天发誓行不行啊，以后出事我要是把你们供出来就天打五雷轰！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陈涛不语了。不住地摇头叹气，过会儿说老管你当我老陈是铁石心肠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可……老龚打断说老陈有你这句话我就往下说了，咱都是有良心的人，不是作恶事的人，以前咱和老管相处得也很不错，不能看着他往悬崖里掉。陈涛又打断老龚说可这遭乱事摆在这儿，叫咱咋办好哩。老龚说关键是看我们想怎么着，打什么谱，有了谱办法总能想得出来的，不信咱们就找不到一个既让老管离开这儿咱们又不会担干系的办法。又应了姜是老的辣那句话。经老龚这么一说，我和陈涛不由对视了一眼，我说会有一个两全办法的。陈涛说那就想想看吧，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想糊弄共产党是不容易的。
　　
　　说起来陈涛还是讲交情的，他杀蛇款待了管勤，之后我们又帮管勤从他的藏匿点刨出了衣物。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两全”办法业已在头脑里成熟。再之后我们便在“御花园”窝棚门前出演了一场除我们当事人外，任何人都不会有眼福看到的人间戏剧（是喜剧？还是悲剧？难以判断），每个人的台词都十分地精彩：
　　
　　陈：管勤，逃跑是罪上加罪，党的政策你也很清楚，你打谱咋办呢？
　　
　　管：我愿意去大场自首，听候上级处理。
　　
　　陈：这很好，这是摆在你面前惟一的光明大道。
　　
　　管：是。
　　
　　陈：老龚、老周，你们说是现在立即把管勤押送大场呢，还是等到下午，看管教今天来不来，来了让管教带走，不来咱们就送了去。
　　
　　龚：等下午。
　　
　　周：等管教来了好。
　　
　　陈：那好吧，可咱们上午干活，该把他怎样处置呢？
　　
　　周：把他绑在树上。
　　
　　龚：这办法好，我绑。
　　
　　陈：（向管勤）要老老实实的。
　　
　　管：我不跑。
　　
　　陈：老龚你动手吧。
　　
　　我们在打井工地干了一会儿活，回来后管勤不见踪影了。我们并不吃惊，只是相互嘟囔几句：咋叫这小子跑掉了呢？但每个人心里都透明，该演的戏是演过了。这戏既是演给自己看的，也备以后说给管教听。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现实。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08



　　四
　　
　　这是个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日子。这一天收到了场部发放口粮的通知，这一天老龚病倒了，这一天陈涛被蛇咬。
　　
　　老龚并不是一下子病倒的，他的身体是一天一天虚弱下去，光合作用和营养丰富的草没有阻拦住垮下去的步伐，到十日这天早晨他没爬起来。
　　
　　本来我和老龚一起去场部运粮，老龚一病不起，陈涛就让我留下来照顾老龚，他说那十斤半（能领多少我们早就算得一清二楚）粮食他自己也背得回来。他到“御花园”后面储养蛇的地方卷了一条很粗的“蛇卷”系在腰上，就出发了。他说今天一定要赶回来，保证老龚当天能吃到药（粮食）。
　　
　　上午天空晴朗，中午开始变阴，沼泽地上空低垂着浓黑的乌云，冷风一阵阵从“御花园”后面方向刮来，将窝棚刮得吱吱响。看情势下雨是不可免的，只希望能等到陈涛回来再下。但老天不从人愿，傍晚时分雨飘下来，不大，淅淅沥沥。我站在窝棚门口望着通向场部道路的蒙蒙雨帘，心急如焚。
　　
　　老龚一整天都躺在铺上，时睡时醒。醒来时我便坐在他身旁说话。这时我不知怎么把他和崔老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一个是阅历丰富性格锐利的军人，一个是知识渊博性格怪僻的教书先生，可我从这不同中感受到相同的东西，那就是堂堂正正的人格以及柔软和善的悲悯之心。他们都把我当成一个晚辈，以各自的方式对我施以关照与体恤。
　　
　　我终生都不会忘记崔老临走时对我说的那番肺腑之言，我也不会忘记老龚在吃草的时候把野菜剔出来留给我。想想这些我是既感动又内疚的，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我没能为崔老做些什么，如果我能对昏睡中的他悉心照料，那么孝子也就插不上手了，因此也就不容易骗取崔老的信任而得到所需要的东西，从而将崔老置于死地。在这里，老龚身患重病，我却什么都不能做。陈涛让我留下来照顾老龚，这谈不上的，面对虚脱的老龚我束手无策。陈涛说得对，眼下粮食就是治老龚的药。可我不能为老龚做一口饭，做一碗汤，只能一遍一遍让他喝水。
　　
　　我动过为老龚杀条蛇吃的念头，就像当初我昏迷时陈涛做的那样，可思考再三，觉得这样是对老龚最大的亵渎和伤害，便放弃了。将全部希望转向陈涛即将背回来的口粮。
　　
　　老龚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睡的时候十分的安静，如果不是见到胸脯还在起伏，你会误认为已经死过去了。醒来后话很多。平时他寡言少语，现在倒成了健谈之人。他把他的许多事告诉我，他的童年，他的第一次恋爱，他的婚姻，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诸多见解。也许是受到他这种袒露心胸的感染，我也向他倾吐出我自己的心声。我着重谈了我和冯俐的关系，他是过来人，我希望他能向我提出一些建议。记得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对婚姻的失望情绪，说过向太监和和尚看齐的话。当时他持以否定态度。一个婚姻的失败者，却对婚姻仍心存企盼，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前几天从大场回来我只是轻描淡写说接受了一次外调。不知什么原因，我或多或少还是对陈涛有种戒备之心。趁陈涛不在，我将在大场外调人员逼迫我揭发冯俐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老龚。老龚听毕哼了一声，说这不奇怪的，什么叫各司其职？这就是嘛。庄稼人多打粮食是丰收，工人多造机器是成果，司法人员多抓人多判人也是他们的工作成绩。停会又叹了口气说：这是个好人蒙难的时代啊！老龚如此抨击社会的话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连我听了都有些心惊肉跳。我想老龚敢于出口一是说明他相信我不会告密，另外，大概那时他便清楚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他用不着担心阎王爷追究什么。当然也知道发感慨于事无补，后来就说到了一些具体问题。老龚问我冯俐判了几年刑，我告诉他是三年。老龚说得设法告诉她，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弱女子当不成思想者，要好自为之，平安度过刑期。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问题是我无法见到她啊。老龚又说怕只怕你的朋友是夏天生长的昆虫，过不了冬啊。我吓了一跳，问是什么意思。老龚说世界上有些生物无法适应冬天的寒冷，便在冬天来临时纷纷死去。有的可以越冬，像人、马、猪、狗都属这一类，还有一类是需要借助冬眠来度过冬季，像蛇、青蛙这一类就是。现在看来人也是需要进入冬眠的。我说你是说躲避政治气候的严冬？老龚点点头。说尽管不是人人都有所意识，而事实上劳改农场所有的犯人都已进入了冬眠状态，等待着春天到来后的苏醒。老龚的话使我半晌无语，他打了一个多么恰切的比方啊。他总是能从他掌握的生物学知识中领悟出人生的意义来。我只是担心他自己能否像他说的那样平安过冬。
　　
　　陈涛是黑天后回到“御花园”的，他撞开窝棚的门，我和老龚都惊呆了。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分明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泥猴。快看看粮食湿没湿。听声音是陈涛，这时我们看见他扔在地上的一个水淋淋的大布包。我上前解布包，发现布包是他的衣裤，他是脱了衣裳包粮食防止被雨水浸湿。谢天谢地粮食没湿。陈涛长长地吁了口气，接着说出了那个让我们惊骇万分的消息：我叫蛇咬了我完了！陈涛说完便倒在地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时间惊惶失措，张着手不知怎样才好。老龚慢慢从铺上爬起，对我说：快弄盆水来给老陈擦擦身。我诺诺照办。擦身子的时候陈涛不时“我完了，我活不了了，我要死了”地叫唤，声音十分凄凉。我们也顾不上安慰，全力以赴给他擦身之后，把他抬上铺。这时老龚问他蛇咬了哪个部位，他说左脚背。老龚让我把灯端来，借着灯光我们在陈涛左脚背和脚脖子相连处找到了伤口。两颗“八”状的牙痕十分明显，淤着紫血。
　　
　　原来事故发生在回“御花园”的途中，也就是在刚刚踏进沼泽地时，陈涛发现一条蛇在泥水中缓慢爬行，当时他犹豫了一下，意识中清楚此刻不是捉蛇的时候，但终是经不住诱惑，决定将其捉拿。他追蛇捕蛇时不慎滑倒在地，这时蛇瞅准时机咬了他一口，逃走了。当时天已快黑，雨还下着。返回场部就医已不可能，只好回到“御花园”。这就是陈涛被蛇咬的全过程。
　　
　　你不能断定咬你的是有毒蛇。老龚说。
　　
　　是毒蛇，长着一颗三角形头。陈涛说。
　　
　　这不完全说明问题，长三角形头的蛇不见得都是有毒蛇。老龚说。
　　
　　陈涛开始发烧了，浑身很烫，又冻得在被窝里打哆嗦，完全是中蛇毒的症状。对此老龚也不再怀疑。但我们没有对症下药，只能硬撑，我和老龚都清楚陈涛能不能过这一关，取决于他自己的生命力。
　　
　　我完了，老周。陈涛用绝望的目光看着我：那天咱们还唱打回老家去，看来我回不去了，我要死在这儿啦。老陈，你别胡思乱想，不是所有中蛇毒的人都没救，关键是要有活下去的信心，精神是第一位的。我极力安慰他，我知道自己的话有多么苍白无力。
　　
　　龚教授，平日里我对你不尊重，没大没小，这都怪我政治觉悟不高，我现在提前向你道个歉，否则我死了……你不会死的，老陈，你好好睡一觉，明早就会好的。老龚安慰地说。
　　
　　我不要睡，我知道一睡就醒不过来了，我，我才二十七岁呀，我还戴着帽子，我还没结婚，呜呜……陈涛说着哭泣起来。
　　
　　我和老龚都不知怎样安抚他，只是木木地看着他。
　　
　　我知道，是我做了孽呀，我杀了那么多蛇，这是报应啊，呜呜，我发誓，只要别叫我死，以后就不再杀蛇了，呜呜。陈涛边哭边说，像对自己，又像对沼泽地里的蛇们，我怀疑他的神志已有些不清楚了。
　　
　　这时老龚也有些支撑不住了，他本来就虚弱，加上刚才一番折腾，额头往下掉着大颗汗珠，身体也摇摇晃晃，我赶紧把他扶到铺上让他躺下。老龚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让我把油灯挂在他头上的墙上，他从枕边摸出一本书看起来。
　　
　　陈涛渐渐安静下来，慢慢合上眼。
　　
　　雨下大了，雨声很响。
　　
　　陈涛又睁开眼，把头歪向老龚的铺，声音微弱地问道：龚教授，你说神经性蛇毒和血液性蛇毒哪样厉害呢？
　　
　　我说：老龚讲过血液性蛇毒厉害。但你中的肯定不是这一种毒。
　　
　　你有根据么？他问。
　　
　　有，根据就是你现在还活着。我说。
　　
　　陈涛将信将疑地盯着我，看得出我这句话很入他的耳。
　　
　　这时老龚将目光从书本上移到陈涛脸上，问：老陈，你看见咬你的蛇么？
　　
　　陈涛哭丧着脸说：看见了，要不是当时顾脚就能把它抓回来了。
　　
　　老龚说：这本书里有各类蛇的照片，你看看有没有咬你的那一种？老龚说着将书递给我。我交到陈涛手里。陈涛就看起来，过会摇摇头说没有。
　　
　　都不说话了。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电闪雷鸣，春季里下这种大暴雨是罕见的。在闪电耀亮的瞬间，我从窗子里看到沼泽地白花花汪洋一片。随之而来的雷声好像要把我们的窝棚震垮。我不知道雨继续这么下会不会吞没了“御花园”，我感到恐惧。
　　
　　陈涛陡然坐起，瞪着眼说：老周，我想吃饭。
　　
　　我一怔：你说什么？
　　
　　我想吃饭，咱有粮食了，我真馋粮食啊，龚教授你也别睡，咱一块儿吃，老周你也吃，今晚吃上一顿饱饭死也闭眼了……陈涛认定自己是死定的人，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我的心一酸，险些掉下泪来，我说：老陈，我给你做饭，让你吃饱。我转向老龚：老龚，你也吃，这些日子……我没往下说下去，大家都心明的事情说出口是多余的。
　　
　　我看看搁在枕边的手表，时间是上半夜十一点零五分。我开始做饭。“御花园”有一个小煤油炉，来路我不清楚，因为煤油短缺，平时基本不用，我决定这次派它的用场。领来的口粮还是以高粱面为主的杂和面儿。做烙饼？还是做粥？利弊是很好权衡的。吃饼过瘾，可太费，喝粥不解馋，可细水长流。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问陈涛想吃干吃稀。陈涛不假思索地说吃干。陈涛的回答使我顿生疚责，他差不多是个快死的人了，还有奄奄一息的老龚，在这生死攸关时刻我还管他妈的什么细水长流，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说吃干，咱吃干，吃烙饼。窝棚在风雨中剧烈摇晃，闪电横扫，雷声震耳，水从天降，世界似乎到了末日。我无疑在制作“最后的晚餐”。
　　
　　饼做好了，满屋香气扑鼻，我喊陈涛和老龚起来吃饭，却没有回声。再喊还没有回应，一看，见他们都紧闭着眼，我的心猛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刚才光忙做饭，没顾上注意他俩的动静。我首先到陈涛的铺前，把手按在他胸上，啊，他还有呼吸，很微弱。他还活着。这时我又一次想起老龚的“薛定谔猫”。按照老龚的推理，陈涛原来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当我把手在他胸上一按，半死半活的陈涛就突然变成了活的陈涛。难道事情是这样吗？我不懂物理学，但我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事实是，在我按陈涛的胸之前和之后，他都活着；但只有通过这一按，“陈涛还活着”这一事实才被我所认识。这里确实有一种突变，但突变的是我的主观认识，而不是陈涛是死还是活这样的客观事实。回头再看“薛定谔猫”，情况也是这样，“箱中的猫是死猫的概率是二分之一，是活猫的概率是二分之一”，说的是观察者的主观认识，而“箱中的猫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说的则是猫的客观状态。老龚把这两个概念给混淆了，这才得出“太阳在没有人看时就不存在”的奇谈怪论。烙饼的香味给了我灵感，我终于摆脱了老龚的这一难题带给我的困扰。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评价我的这种想法，反正我自己理清了思路。
　　
　　无论如何，此时此刻陈涛还活着。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我无从判断。我又走到老龚身旁，他睡得很熟呼吸很均匀。我知道老龚一直神经衰弱，睡眠不好，可现在倒睡着了。莫非是烙饼的香气将他催眠了？我同样无从判断。我不忍心叫醒他，让他醒来便吃上期待已久的食物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现在又有了问题，问题是我，我怎么办？今天我没吃任何东西，早已饥肠辘辘。还有做饭这一过程已唤起我不可遏止的食欲，可说是一发而不可收。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在陈涛和老龚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我吃不吃“独”食呢？人生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小到丢不丢弃一条脏手帕，大到放弃不放弃一个王位。就是说大人物有大人物雷霆万钧的选择，小人物有小人物无足轻重的选择，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无足轻重就成了雷霆万钧，比如我此时此刻的“吃还是不吃”的抉择其意义和分量完全不亚于哈姆雷特的“是死还是活着”的抉择。我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是个俗人，小人物和俗人的特征是欲望总要占理性的上风。我吃起饭来，大口大口地独自吞咽，我的嘴巴和头脑分工合作，嘴负责将饭送到肚里，头脑负责找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但在意识深处，我清楚任何开脱都是苍白无力的都不能将“小人”开脱成“君子”。“御花园”那个风雨大作的夜晚，我经历了人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我一方面得到了无与伦比的饕餮之足，另方面，心灵上受到难以愈合的创伤。
　　
　　早晨雨停风止，明媚的阳光从窝棚窗口射进来，一扫昨天的阴霾景象。晚上睡得很好，很踏实，不用说与睡前吃饱了饭有关。吃饱了饭真好，吃饱了饭睡觉更好，吃饱了饭睡觉醒过来感觉赛神仙，浑身每根毛孔都舒畅，都消停，透着满足。
　　
　　我醒来头一件事就是看陈涛，看他是否还活着。昨晚吃过饭我守护了他一阵子，后来实在困得不行，就睡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是陈涛冒雨背回粮食的头一个受益者，蛇又咬了他，生死未卜，我不该只顾睡觉，我为自己未能尽责而感到内疚。我走到他的铺边上，心一下子提起来。我曾做过一次箱里的猫，而这遭轮到了陈涛，他的死活决定我的一瞥。这是多么残酷的一瞥。我简直就像一个刽子手回头一瞥他的刀下人那般把目光投到陈涛身上。啊，谢天谢地，他还在喘气，身上的被子随同他呼吸的节奏起伏，很微弱，却说明了他活着。我放下心来。伸手摸摸他的额头，仍然很烫，烧没有退。大概是我的抚摸给予他感知，他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呓语，像对我诉说什么。是说别担心我还活着？我不再管他，又去看老龚，这一刻日光正通过窗子照在老龚的上身，聚光灯似的，我陡然发现老龚铺上换了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圆圆的一张大脸，绽着光亮（老龚的脸像树皮般灰暗无光）。这瞬间我惊讶得叫出声来，这叫声惊醒了睡觉的陌生人，他睁开眼，四目相对中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是老龚，不是别人，是肿了的老龚。我的心忽嗒一沉。在劳改农场犯人本不把肿当成一回事的，一是大家都肿，再是一时半时死不了人，一旦补充上营养也就没事了。问题是肿与肿不同，有人是一点一点地肿，有人是突然肿，犯人都清楚突然肿是很危险的，十有八九没救。老龚一定是看出我的神色异常，问：老周，你咋啦？我连忙掩饰，说没什么，一切都好好的，老陈也没事儿，还睡着。老龚朝陈涛看看，那陌生的圆脸现出让人无从揣摸的表情，说：不知他是睡着还是昏迷。我说：咬老陈的大概不是毒蛇吧，要是毒蛇老陈早就完了。老龚说：叫毒蛇咬了过十几天才死也是有的。我问：为什么同样被毒蛇咬，有人立即死，有人拖几天死，还有人能活过来呢？老龚说：这与蛇毒的类型和中毒的程度有关。当然，也是因人而异的。生命力顽强的人活的希望大，老陈体质一向不错，我想他能坚持过来。我点点头，我觉得老龚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哲学上说就是决定事物状态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我希望老陈能战胜毒蛇，同时也希望老龚能战胜水肿。我想老龚若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他就会明白死神离他并不比离陈涛遥远。我考虑是否把老龚的真实处境告诉他，可嘴张了几张终是没出声。我赶紧拿出昨晚烙的饼让老龚吃，老龚看见饼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他说你也吃。我说我吃过了。他又问陈涛吃没吃。我说陈涛那一份留着，等醒了就给他吃。老龚就吃起来，可刚咽下一口，就“哇”地一声吐了出来。我赶紧给他擦干净，又让他继续吃。老龚摇摇头，没说任何话，重新躺下了。当时我想：是不是老龚吃“草食”吃得不接受“人食”了？但只是一闪念，我便否定了这种想法，我明白老龚已病入膏肓了。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悲哀。
　　
　　我走到门口，推开了门。眼前立刻呈现出一派让人魂惊魄动的景象，极目远望，昨日的沼泽地已变成一片茫茫大水，浩浩荡荡看不到边际，水面极平，日光照在上面反射出镜面样的光亮。“御花园”的田地庄稼已全被大水淹没，只剩下窝棚所在的高处露在水面上，我们的脚下成了汪洋大水中的一处“孤岛”。我不由感到惶恐，感到茫然，我慢慢收缩目光，将目光停在大水与“孤岛”连接的那条水线上，那里离我站立处只有几步距离。这时我突然大叫一声：啊，蛇——蛇——我惊呼着连滚带爬倒退回窝棚里。一定是我的声音太尖厉，老龚和陈涛都从铺上坐起来，一齐以惊疑的目光盯着我，刚醒的陈涛显得更为恐惧，两眼瞪得溜圆，嘴哆哆嗦嗦：蛇、蛇在哪儿？！我镇定了好一会儿方说蛇在外面，就在外面。老龚从铺上下来，向门口走过去。陈涛也壮着胆子下铺，站在地中间，当他和走过来的老龚打照面时，他盯着老龚呼叫起来：你、你是谁？老龚也怔了，一时不知怎样作答，陈涛又转向我：老周，他、他……我向他使个眼色，嘴里说老陈你干吗大惊小怪的，他是老龚，老龚呀，你连老龚都不认识啦？老龚叹口气说：老陈的神志不太清。在我的不断示意下陈涛也很快意识到老龚是怎么回事了，忙掩饰说：我、我被蛇咬傻了，不认人了。我们三人一齐走到窝棚门口。
　　
　　蛇，不是一条也不是几条，而是数不清的蛇。蛇全部聚在水线上，下半身没在水里，上半身露在陆上，一条一条排成一大圈，就像水边筑起了一道五颜六色的箭状铁栅栏。我们三人过去都没见过这么可怕的蛇阵，不由毛骨悚然，全僵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我，我完了，这遭完了！”陈涛透着哭声嘟囔，“蛇是冲我来的，找我报仇……我死定了……”我紧咬牙关不言声，可心里也极紧张：冤有头债有主，我是陈涛的同伙，蛇不放过陈涛也同样不会放过我。我并不迷信，不信鬼神故事，但动物不是鬼神，是活生生的生物。有灵性，有智力，羊和牛被宰杀前都会感知到末日来临，下跪落泪以求生。民间关于动物向人复仇的故事很多，不能说没有夸张，不能说没有以讹传讹，但决不会完全虚假。眼下，任何人看了水线上排列有序的庞大蛇阵都不会怀疑它是有目的而来。我感到一股阴冷的杀气从水边升腾而起，森森逼人。
　　
　　我们完了，要倒大霉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同时将求援的目光投向老龚。
　　
　　这都是些旱蛇，陆地上的蛇大都属于旱蛇。老龚说：大水淹了沼泽地，这些蛇不能在水中生活，必须寻找陆地栖息，就聚集到这儿来了。你们说它们不到这儿还能到哪儿呢？不是冲着谁来的，不是报什么仇，他们是求生。
　　
　　求生？我和陈涛互相看看，又看看老龚，迎着大自然的亮光，老龚肿起来的脸像贴上去一层透明纸，白里透青，死人样的吓人，说几句话就累得不住地喘息。想想老龚的话也似乎有道理，但毕竟眼前的情景太阴森可怕，我仍然心有余悸。
　　
　　老龚喘息了一会儿又说：万幸的是雨没继续下，要是水涨到窝棚底下，蛇就会一股脑儿钻进窝棚里来，那时……老龚戛然止住。
　　
　　我的想像力却不肯戛然而止，我的眼前映现出千百条蛇缠绕窝棚的恐怖情景。我的嘴里呼呼直吐冷气。我下意识地转头看看陈涛，陈涛的身子摇摇晃晃，我赶紧把他扶住，问：你咋啦，老陈？
　　
　　我，我不行了，陈涛有气无力地说：我发晕，头痛，蛇毒一定是跑到脑子里去了。
　　
　　我要把陈涛扶进屋里。我也不想再面对这些可怖的蛇了。
　　
　　等等。老龚伸手拦住，我看见他眼里的一抹亮光，他指指水边那排“蛇栅栏”，以命令的口气说：老陈，你从里面指出来咬你的那种蛇。
　　
　　陈涛瞪着老龚，不动。
　　
　　老龚严肃地说：老陈，这可是个机会，认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样蛇咬了你，有益处。
　　
　　我明白了老龚的意图，觉得眼下确实是个机会，不应错过，便帮着老龚动员陈涛认蛇。
　　
　　在我和老龚一再劝说下，陈涛同意认蛇。我们三人紧靠在一起跨出窝棚门，极慢极慢地向蛇驻守的水线挪步。我感觉到陈涛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他此刻的懦怯与往日捕蛇时的骁勇判若两人。真可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们肩并肩向蛇阵靠拢，这种怪异的冒险，我敢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要不是我亲身经历，任别人说破天我也不会相信世间会有这等事。而这就是我、陈涛和老龚落难犯人的共同经历。当我们走到离蛇阵三步远光景时我们站住了，这时已能看清蛇的模样。我轻声问老龚前面的这些蛇会不会窜上来咬我们，老龚说关键是不要惊吓了它们，只要它们没觉察到有危险，便不会向人进攻。我又问老龚怎样认出毒蛇无毒蛇。老龚说这可不是一时半晌能教会的。从头、形体、花纹颜色都能分辨出来，不过最简捷的方法是看它的眼睛，看它的眼睛是凶恶还是平和，凶恶就是毒蛇，平和就是无毒蛇。我惊疑地问：是不是奇谈怪论？老龚说：不是。其实不仅仅是蛇，世上任何生灵都能从它的眼睛里看出是善是恶有毒无毒。我说：人也有有毒的吗？老龚说：人毒最歹毒，伤人没救。老龚总是有奇谈怪论，到了这种时刻仍然不改初衷。老龚伸手指着正前方一条把头昂得高高的黑头褐身有红色窄横纹的蛇，说：这是条赤链蛇，属无毒蛇。捕食鱼、蛙、蟾蜍和蜥蜴，分布于我国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地方。陈涛，就以这条赤链蛇向两边一条一条地看仔细。
　　
　　陈涛诺诺。将怯怯的眼光投向前面水边上的“蛇栅栏”，这时老龚就指点着蛇阵为我和陈涛介绍着蛇：看这是鸟风蛇，游蛇科，无毒蛇；这是黑眉锦蛇，游蛇科，无毒蛇；这是龟壳花蛇，又叫“烙铁头”，蟾蛇科，毒蛇。你们看它的眼是不是同别的无毒蛇不一样？不一样，陈涛说。不一样，我说。我们两个人的声调都有些抖，两眼紧盯着被老龚指出的那条毒蛇，生怕它一跃而起向我们袭来。恐怖中我听老龚问陈涛发现没发现咬他的那种蛇，陈涛说没发现。老龚说那就只有绕着窝棚往前找了。听老龚这么一说，我和陈涛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两腿打战。绕窝棚找蛇，实际上就是绕着蛇阵转圈，那状况就像检阅一支水陆两栖仪仗队一般，人与蛇可以说是擦肩而过，一旦有了事变就完全猝不及防没有退路，老龚怎么能想出这样的主意？盯着老龚那张变形变得可怖的脸我们不动。老龚见状只好作罢。他想了想，说前面没有，那就从窝棚后窗看有没有。反正得认出那条蛇来，不然不好办。这倒是一个安全可行的办法，我们立即响应，退到窝棚里，又一齐趴在后窗上往外看。看到的情景和在前面看见的一样，也是沿水线铺着一排五颜六色的“蛇栅栏”。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窝棚已被蛇们包围得水泄不通。这种处境让我们不寒而栗。我看见了！陈涛突然凄声叫道：就是它！就是它！这瞬间我像突然被窜上来的蛇咬了口似的跳了一下脚，用手使劲搂抱着一边的陈涛和另一边的老龚，此时陈涛的身体抖得更凶，眼睛里透出极度恐怖，好像这条被他认出的蛇会前赴后继为它的同类再咬他一口那般。老龚很冷静，朝陈涛指的那条蛇看看，然后说：把窗关严。
　　
　　你没事了，咬你的不是毒蛇。老龚说。他的精神已有些不济，说话有气无力。
　　
　　老龚你，你不是骗我吧？陈涛仍不敢相信。
　　
　　咳，我骗你干啥哩，要骗你还用得着费这么大的事么？老龚说。
　　
　　我问老龚：不是毒蛇，为啥老陈有中毒症状呢？
　　
　　陈涛很警惕地听老龚的回答。
　　
　　老龚喘过几口气后说：老陈是重感冒，昨天淋了雨，又以为叫毒蛇咬了，连惊带吓，主要是心理作用，就……据说癌症病人十有八九是吓死的。
　　
　　我点点头，说：要是找不到这条蛇老陈没准也会……老陈，这遭没事了，放心吧。
　　
　　陈涛仍将信将疑，又连着追问老龚是不是骗他，当他认定老龚不是给他吃定心丸，而是真真实实的，才完全解除了心理负担，顿时焕发出精神来。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说：哦，不晕了，也不疼了，真怪，人的心理作用怎么这么有效呢？
　　
　　我觉得陈涛被蛇咬就像演出了一场悲喜剧，让人哭笑不得的。我问老龚咬陈涛的究竟是什么蛇。这时老龚已合上了眼，他闭着眼回答说：那是条滑鼠蛇，游蛇科，无毒……说着老龚睡过去了。
　　
　　这时陈涛想起我昨晚烙饼的事，问：老周我真的饿透了，饼烙出来了吗？我把饼拿给他，他就坐在铺上狼吞虎咽起来。我知道这与昨晚是完全不同的，昨晚他是为死而吃，现在则是为生而吃了。老陈吃饭的时候我心里老装着一件事：蛇将要把我们围困多久呢？
　　
　　或许人们会以为下面将是一场人与蛇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了，这不对，没有什么惊心动魄。
　　
　　“惊心动魄”这四个字历来都不属于我们犯人。当全国数十万之众的知识人几乎在同一个时刻被宣布为敌人被送进监狱或劳改农场时，有谁说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饿得濒死的犯人们为死去的狱友挖掘墓坑口中唱“……挖呀挖，今天咱们埋别人，明天别人埋咱们”的歌谣时，又有谁说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说到底，就算我们“御花园”的三个犯人在与群蛇的搏斗中被咬死，也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后人们提到时只会平平淡淡地说一句：三个犯人被蛇咬死了。就这样。
　　
　　老龚睡觉（或许是昏迷）的时候我和陈涛倚在各自的铺上想心事。有道是“人心隔肚皮”是说谁也不知别人心里是怎样想。但此刻我和陈涛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就是怎样度过眼前这一关，包围我们的大水和蛇什么时候能退走。陈涛解除被毒蛇咬的恐慌后确实兴奋了一阵子，但很快，兴奋消失了，脸上布满了愁云。咬他的那条蛇自然已不在话下，可大批蛇正盘踞在窝棚四周，“蛇”网恢恢，疏而不漏。躲过了初一又能躲过了十五？我和陈涛都感到自己的命运未卜，或许已到末日。
　　
　　天快晌午时老龚醒来，说要喝水。我连忙从暖水瓶给他倒，可提起水瓶发现空了。我对老龚说稍等，立刻烧水。而我去水桶装水时发现水桶也是空的。那时我的脑子还未反应过来，提起水桶要去窝棚后面的井里打水，但走到窝棚门口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了，完了，我们完了。我心里绝望地叫道，是习惯害了我们，平日我们没有储水的习惯，随用水随从井里提。现在水桶空了，水井被大水淹没，而周遭淼淼大水又被蛇踞守着，无法取来。这时陈涛和老龚也从我的惊恐中明白了我们的处境：我们断水了。
　　
　　置身大水当中却须面对干渴，与大水近在咫尺却像隔着万里之遥，谁能说这不是倒了八辈子霉的人才会遇到的事？望着水线上密密匝匝的蛇们我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囿于预谋，囿于天意。我们束手无策。
　　
　　退回窝棚，放下水桶，倒在铺上我闭上了眼睛，一种从未如此强烈的心灰意冷袭上心头。奇怪的是这时我竟又想到了上帝，想到《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摩西和他的希伯来族人被埃及法老的军队追赶到红海边，在这危急之时摩西向他的上帝求援，上帝施法力劈开了海水，让摩西带领他和人民从海底逃出了埃及。对于希伯来人上帝总是这么万能又无所不在，可对于我们中国人，上帝却总是销声匿迹。我想如果上帝真的全知全觉又大慈大悲的话，就应该劈开“御花园”外面的大水让我们这几个可怜的犯人逃生。我这么胡思乱想时听老龚和陈涛在探讨着从外面大水中取水的办法，办法想出了许多，可要么无法实施，要么不可实施。
　　
　　比如用一根长竿挑起衣裳，从窗口伸进水里浸透，然后挑回衣裳从中榨水。这办法可行，但无法实施。因为窝棚里找不到足够长的竿子，这办法只能作为一个办法被搁置。再比如用一根绳子系着水桶，从窗口将水桶扔进水中，然后将水桶拖回，桶里总会存留一些水。这办法同样也有合理性，问题是没有可行性，因为拖水桶经过蛇阵时必然会惊扰了蛇，被惹怒的蛇会向窝棚发出进攻……
　　
　　这时我一下子从铺上坐起，说我有办法。老龚和陈涛一齐看我，我说我们还有半桶煤油，浸在布上点着扔到窝棚门外，把蛇烧跑，烧出一条通往水边的通道。说出口我便明白这更不是个好办法，我这么说更多的是出于对蛇的义愤，果然老龚和陈涛都摇头否定。
　　
　　我们于干渴中谋划着解除干渴的办法，尽管绞尽了脑汁，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良策。没有水的后果是清楚的。没喝的，也没吃的（连饭也做不成）。惟一的希望寄托天上下雨，接雨水饮用。但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下雨会使包围我们的大水继续上涨，水上涨蛇又会更逼近窝棚，最后终归会与我们争夺窝棚栖身，那时的情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们像走进了一个生死迷宫，刚找见一条生路，又随即被堵死。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这句话，老龚说。我发现他的脸似乎更“胖”了，“胖”得把眼都挤成一道缝。他喘息了一会儿，又说：只要努力就会绝处逢生，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我和陈涛相视着摇摇头，都什么时候了老龚还有心思讲故事。这是一个外国故事，发生在巴拿马的丛林里。老龚说。由于缺水，他的嗓音沙哑：一个叫特里的总工程师带一伙人在丛林中勘探，晚上他们睡在各自的睡袋里。早晨总工程师特里和助手瓦尔加斯及印第安人向导起来，发现工程师艾尔还睡在睡袋里，特里便走过去喊他。走到近前，特里发现艾尔大睁着眼，并且眼珠拼命地转动，他的脸像柴灰一样灰白，他的嘴动了动，朝人吐出一个字来：蛇。
　　
　　啊，蛇，蛇，又是蛇！陈涛嘴里嘟嘟囔囔。
　　
　　听老龚说下去。我说。
　　
　　特里的眼睛顺着艾尔的目光，朝他的肚子上的一团东西看去，顿时全身血液凝固了，他看见艾尔的前胸上卧着一条很粗很丑的蛇。特里不敢出一点声，那条蛇随时会进攻。他一点一点地退了回来，他把看到的情形和瓦尔加斯、印第安人向导说了，两个人都吓得张口结舌。但为了救艾尔，特里等三个人又朝艾尔走过去，踮着脚尖，像踏在羽毛上一般。他们默默地朝睡袋里的蛇看去，发现那是一条巨蝮——世界上最毒的蛇。瓦尔加斯伸手取枪，但艾尔的眼睛从左转到右又从右转到左，意思是：不要这么干。瓦尔加斯立刻明白，要是一枪打不中蛇头，蛇就会咬艾尔。他没敢放枪。但有什么办法能把毒蛇从艾尔身边驱逐出去呢？谁都没这方面的经验。人和蛇就这么僵持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突然印第安人打破寂静，轻轻吐出一个字：烟。他装出抽烟的样子，为了告诉他们关于他的意思，他在地上画了一个睡袋的轮廓，又拿出刀子，做出捅破睡袋的样子。特里和瓦尔加斯明白了，印第安人的意思是说在艾尔的睡袋上开一个洞，用烟把蛇熏出来。特里觉得可以试试，便绕到艾尔的脚下在那里用刀将睡袋开了一个橘子大小的洞，这时印第安人和瓦尔加斯在远处点起火来，用一只工具袋从火上储足了烟，然后来到艾尔身边，将烟袋靠在睡袋的洞口处。很快，艾尔的脸周围烟气缭绕，熏得两眼直流泪。突然蛇扭动了，它在动了。特里他们迅速跑开，等蛇从睡袋里出来。
　　
　　可不久烟消云散了，蛇不动了，它又在艾尔的肚子上安定下来。特里他们气坏了，急坏了，可没有一点办法。这时日头升高了，艾尔满脸大汗。特里见状突然想到艾尔曾对他说过的话：蛇是冷血动物，它的体温会随着周围的气温而变化。它们的体温升起来很快，在丛林烈日下晒半个小时就会晒死。这时特里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招呼着另外两个人一起将睡袋上方的防雨篷皮揭掉，让太阳光直晒在睡袋上。毒辣辣的阳光照射着艾尔和睡袋，艾尔紧闭着眼，一副半死的模样。艾尔能顶得住吗？“只要再坚持一下。”特里为他祈祷着，瓦尔加斯和印第安人也在祈祷。蛇终于扭动了一下。阳光起作用了。特里他们奔进丛林中，向这边窥望，只见蛇扭动并弓起了身子，又平躺下来，接着它慢慢向艾尔的脖子游去，艾尔的脸颊边突然冒出一只凶恶的、沉甸甸的蛇头。蛇的脑袋来回摆动，然后那褐色丑陋的蛇身从睡袋开口处游了出来。它从艾尔的脸边滑行过去，并向附近的树丛游去。特里他们赶紧把浑身湿透的艾尔从睡袋里拖出，给他喝了水，将他放在一张吊床上，他几乎立刻就睡着了……睡着了……
　　
　　老龚也睡着了。
　　
　　如果在过去，老龚讲述的这个故事会吓得我毛骨悚然，但此刻——我们被成百上千条蛇围困的此刻，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我只是在想，蛇已经使我们恼恨透了，老龚为什么又雪上加霜给我们讲蛇的故事呢？
　　
　　老龚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陈涛问我。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冒犯蛇么？
　　
　　我摇摇头。
　　
　　是说外国人和我们一样对蛇心有恐惧么？
　　
　　我又摇摇头。
　　
　　沉默。
　　
　　这时日光从窝棚门直射到屋里来，天晌了。我觉得饿从中来。我问陈涛饿不饿，他说饿。我说那只有吃生面了。陈涛点点头。我们从铺上下来，开始用餐（多么文明的说法啊），从粮袋里抓出生面往嘴里纚，用唾液将生面拌湿往肚里咽，开始还行，后来怎么拌也拌不湿了，干面呛到嗓子眼里，呛得不住地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只得作罢。望着门外的泱泱大水，我们真他妈的无可奈何。
　　
　　老周，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陈涛突然蹦出这么一句。眼没看我，直勾勾盯着窝棚顶。
　　
　　我吃了一惊，惊的不是他说的什么，而是这一刻我脑子里也转悠着这一个问题。我也在想人活着真是没劲。从早晨开始，我便发现我们俩的思维几乎完全同步，都好像钻到对方心里头看了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听说孪生弟兄之间的思维有同步现象，而我和陈涛不仅没有血缘关系，还一个山东一个陕西，南辕北辙。我们惟一共同之处是都是劳改犯人。
　　
　　我说：人和人也不一样的，有人活着是受罪，有人活着是享福，享福的人就活不够。
　　
　　陈涛点点头。
　　
　　我又说：像我们这类人死是一种解脱。
　　
　　陈涛再点点头，无疑是我说到他心里去了。
　　
　　又是沉默。
　　
　　老周你说，要是我们死了，我们这一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呢？陈涛问道。
　　
　　怎么算怎么回事呢？我一时不解其意。
　　
　　换个说法，要是我们死了，别人会怎么为我们写悼词呢？
　　
　　悼词？你可真会造句，放心吧，不会有人为你和我写悼词的。我冷冷地说，说这话时我的眼前闪现出一大片苍凉的坟墓，那里长卧着无以数计病饿而死的知识者犯人们。
　　
　　我知道。我是说假如，假如总是允许的吧？陈涛很固执。
　　
　　现实中是没有假如的。我比他还固执。
　　
　　老周，你说的不对，假如……
　　
　　假如个鸟哩！不知道怎的，一股无名火突然窜上我的心头，我恶狠狠地盯着陈涛，劈头盖脸地臭骂着：假如你他妈的早出生十年，跟着刘志丹闹革命，你今天就有个师长旅长的当当哩；假如你他妈的不想三想四出来读大学，你今天还在陕西地区，“老婆孩子热炕头哩”；假如你他妈的当初发言没漏了那句“陕北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你就成了反右积极分子，运动后能弄个主任副主任干干哩；假如……假如是想多少有多少哩，想多么好有多么好哩，可现实是怎样呢？你不仅没当上师长旅长主任副主任，倒是当上了反动派劳改犯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陈涛被我骂懵了，用盯蛇的那种眼光盯着我，直到我住口，他的嘴唇才鼓了鼓：你，你……我不吱声了。
　　
　　你，你咋啦？我，我惹你了吗？……陈涛仍然盯着我。
　　
　　我摇摇头。我说：老陈，对不起。
　　
　　陈涛叹了口气，也不吱声了。
　　
　　窝棚里的光线起了变化，由明亮变暗了。天阴了，乌云遮住了太阳。我和陈涛对对眼光，都告诉对方：要下雨了。
　　
　　这现实让我们惶惑。突然一道闪光将窝棚内外照亮，雷声瞬即从天而降，这是春雷，春雷总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像要给人某种警示。
　　
　　雷声唤醒了老龚。我和陈涛靠到他的铺边，关切地看着他。抑或是一种错觉我觉得老龚的脸一分一秒都在增大。一张本来和善可亲的脸变得很怪异很狰狞。
　　
　　场部来人了吗？老龚睁开眼即问。
　　
　　我和陈涛摇摇头。从一开始我们便盼着场部来人，解救我们于危难之时，但又清楚这不可能，场部不会想到沼泽地会储起这般大水，更不会想到蛇会出来作祟。
　　
　　我好像看见栾管教陈管教还有于管教……老龚说。我和陈涛只是听，不做声。
　　
　　雨下来了，声音很响，我和陈涛不约而同走到门口，只见雨帘将整个天地间迷蒙住，闪电起时才撕开一道缝隙，我们极担心雷电雨会激起蛇们的愤怒。静观了一会儿，没有异常动静，蛇还踞守在水边，只是暴雨将它们的队形冲得有些凌乱。
　　
　　我回屋拿出水桶接雨。不论以后会出现什么局面，水解决了是个大问题。我们感到一丝欣慰。“生活总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句话，我很赞同这一精辟之见。人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即使都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操他妈，该死该活鸟朝上，先吃饱喝足再说，我这么想。日他婆姨，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死与非。陈涛又再次与我“心往一处想”了，不一样的是我操人家他妈，他日人家婆姨。老龚没有反对的意思，默默地看着我和陈涛。我们立即行动，开始做饭。陈涛点煤油炉子，我和面，用刚接到的雨水和面有一种与上苍十分接近的感觉。呈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事实上不正是这样么？也许我们即将由脚下这块方寸尘界腾起升往宽广灿烂的天界。做饭的过程是宁静的，吃饭的过程也是宁静的。我和陈涛轮流喂老龚稀粥，老龚像吃药般往肚里吞咽。我们都清楚这“最后的晚餐”具有一种怎样的性质。雨继续下着，天完全黑了。我们点上油灯，将窝棚的门窗封死，将墙上的每一道缝隙堵死。这是做水没窝棚的准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让蛇们只能攀附在窝棚外部，进不到里面来。当然这仅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窝棚破败不堪，千疮百孔，蛇又是无孔不入的。我们这么做说到底是一种“尽人事”之举。后来我们就一齐倒在铺上。
　　
　　喝了一点粥，老龚的精神好些了，话也多了，他问我和陈涛读没读过英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那本小说。又来了。我和陈涛苦笑笑，到这般地步这龚老夫子还谈什么外国小说，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回答了他：读过。老龚说船航行在海上没有了燃油，菲里斯·佛格便买下了那条船，拆下甲板以充做燃料，最后终于把船驶到港口。我记得这个情节，曾很为菲里斯·佛格的机智与气魄折服。老龚接着说：这个情节给了我启发，一旦水上涨到窝棚根，我们可以把窝棚拆了，造起一个木排。木排？我和陈涛眼一亮，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好办法，造起了木排，还愁从大水中出不去么？我们十分兴奋，眼前似乎现出一条金光灿灿的生命通道。但这条通道须臾间便垮塌了，老龚忽略了最可怕的现实，即蛇的存在。当木排造好了漂浮在水面上，那些该死的蛇还会谦让什么吗？它们会一拥而上抢先占领。难道人蛇能够同舟共渡？（这时我想起了老龚讲的青蛙背蝎子过河的故事）我们否定了老龚的拆屋造排的设想，有理有据老龚也无话可说。
　　
　　窝棚外面的黑暗世界响着排山倒海的水声，我们有生以来从未像此刻这样对水声充满警惕，充满了恐惧和恨意。水声像一曲挽歌，将我们的末日铿锵奏响。想想人真是可悲，不可救药，千苦万难活得如猪如狗，可一旦望见了死神，却惶惶退缩，硬是不愿舍弃这条卑贱的命。
　　
　　就说我们劳改农场，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大多死于病饿，也有的是逃跑被子弹击毙的，但很少有人自杀。自杀率本应最高的地方实际情况却是相反，连我们自己都感到羞愧。活下去，总会有出头之日的。大概这就是老龚所说的“冬眠”，大概这就是照耀我们温暖我们身心的希望之光。就是说我们活着不是为了今日，是为了明天。
　　
　　老龚、陈涛和我还会有明天？
　　
　　今天是几号了？老龚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和陈涛相视一下，都摇摇头，答不出。我们一向忽略时日，因为对我们没有多少意义。
　　
　　我说：大概快过端午节了吧？
　　
　　陈涛说：起码还有一个星期。
　　
　　我说：小时候最爱过的节一是年，二是端午节，有鸡蛋和粽子吃。
　　
　　陈涛说：要是雨能停下来，咱今年就好好过个端午节，我保证叫你们俩吃上鸡蛋和粽子。
　　
　　我不以为然，说：去偷？去抢？
　　
　　陈涛说：不用偷，不用抢，会有人送上门。
　　
　　我说：胡吹。
　　
　　陈涛说：我老陈不是吹牛皮的人，真会有人给我们送，怕只怕……
　　
　　我替他说下去：怕只怕咱们没有福气吃上，是不是？
　　
　　陈涛点点头。
　　
　　我说：能不能吃上是一回事，有没有得吃是另一回事。你说真的会有人给咱送吗？
　　
　　陈涛说：真的有。
　　
　　我转向老龚说：老龚，你听见了，到时候吃不上咱找老陈算账。
　　
　　老龚说：行，咱等着吃老陈的鸡蛋和粽子。老陈，可得言而有信啊！
　　
　　陈涛夸张地拍拍胸膛：我保证。
　　
　　都不说话了。大家又一齐倾听着外面的雨声。不是别的，是雨牵动着我们全部的神经。雨声仍然很响，像不远处有一道瀑布向下跌落。我们的心也不住地往下跌落。
　　
　　这个夜晚我们是无法入睡的。
　　
　　过会儿陈涛又提起话头，说：端午节我想起《白蛇传》那出戏，白蛇在端午节那天现了原形，是因为许仙让她喝了雄黄酒。说明蛇也有忌讳的东西。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将蛇驱走呢？
　　
　　用酒么？我说，可我们没有酒。
　　
　　用煤油。陈涛说，绕窝棚边浇上一圈，煤油味儿烈，它们就不敢往里面钻了。
　　
　　这办法可行。老龚赞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龚的话在“御花园”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大概是因为他的知识渊博，值得信赖的缘故吧。此刻老龚说用煤油驱蛇可行我和陈涛就立刻行动，我们争先恐后去拿煤油桶。
　　
　　但煤油桶空了。我和陈涛傻子般钉在地上。希望——破灭，再希望——再破灭，这几乎成了我们命运的铁定公式，这究竟是怎么啦？
　　
　　该诅咒的蛇！陈涛眼冒怒火。
　　
　　诅咒？我冷丁一怔。
　　
　　该诅咒的蛇！陈涛又重复一遍。
　　
　　诅咒？哦，我记起什么了，记起了什么呢？稀奇古怪，我记起我的爷爷对付“老黄”的那桩事了。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一年冬天南山上的老黄泛滥成灾，每到夜晚就成群结队到山下各村骚扰，见鸡咬鸡，见鸭咬鸭。百姓恨之入骨，却又无计可施。后来是爷爷提出由他来驱除“老黄”，他说他从一位道长那里学了驱赶鬼怪异类的十字箴言。村里人就请他驱除“老黄”。那天黑下爷爷躺在炕上一遍一遍朗念十字箴言，从天黑念到天亮，果然没听见“老黄”进村的动静。从此以后村里再也没见到“老黄”的踪影。想起爷爷的这段功德事，我顿时升起效法他驱蛇解难的念头，这念头一发而不可收，真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我本来打算将我的想法与老龚和陈涛说，后来想想便作罢。我只是说头疼想睡觉，接着我便用被子蒙起了头。我在被窝里温习爷爷曾教我的十字箴言。我自信不会忘记，也果然就是没忘。当记准后我便集聚起意念，默念起十字箴言：奄叽咪辟痴吧哑哇讹啶，奄叽咪辟痴吧哑哇讹啶……我一遍一遍地默念，无休无止，也无限虔诚。这时我的精神上又呈现出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不知念了多久，不知不觉睡着了。将十字箴言、蛇、生与死及所有的一切都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祖传的十字箴言发生了灵验，奇迹是实实在在出现了。早晨起来我们发现围困“御花园”的蛇一条也不见了，像接到什么总号令似的，撤退得无影无踪。陈涛和老龚惊奇，我更惊奇，我又一次想把十字箴言的事对他们讲，想想还是作罢。说心里话，昨晚起意用十字箴言驱蛇也是迫于无奈的“有枣没枣打一竿”，不想竟奏了效。当然这么想时心中还有疑惑：也许起作用的并不是十字箴言，而是冥冥中其他的什么因素吧，但不管怎么说，威胁着我们的蛇逃遁了，这使我大有从死神手中脱逃的感觉，轻松无比。
　　
　　只是老龚不行了。
　　
　　沼泽地里的大水也于三天之后退去了，这么大的水说退就退，同样使人感到神秘。浩劫后的沼泽地一片疮痍。
　　
　　这三天老龚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我和陈涛轮流守护着他。就在大水退去的那天早晨他醒过来，这次醒的时间很长，精神也显得很好。他说想吃一点东西，我赶紧烙饼，怕他咽不下去又做了粥。他吃了饼又喝了粥，尽管吃的喝的都很有限，但没有吐出来。我们很高兴，也很担心，我暗地里对陈涛说老龚大概是回光返照，要严加注意。我可以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三天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三天，是噩梦中的噩梦。
　　
　　我不知道老龚对自己是否有预感，如果有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死就看得很淡，他和我们说一些事情，都不是些重要事，多是些即兴性的，想到什么说什么。我忍不住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他说知道。我问是什么病，他摇头不答。后来他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头转向陈涛，说：老陈，你还记得问我那个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的问题么？陈涛说记得。老龚说：我已经找到答案，现在可以告诉你了，蛇不会毒死自己。为什么？我和陈涛同时问道。老龚咳了几咳，他说他太累了，想再睡会儿，他立刻睡着了。这一睡便没再醒过来。
　　
　　老龚死了。
　　
　　后来我们问了时日，老龚死这天是端午节的前一天。
　　
　　依着我和陈涛，本想把老龚葬在“御花园”附近的沼泽地上，这里离我们近，我们一早一晚都可以来伴伴老龚。另外这里又是老龚熟悉的地方，但场方驳回了我们的意见，理由是大场有专门掩埋犯人的地方，一切都应该规范，井然有序。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又提出由我们两人送老龚去十里之外的犯人基地，这个场方是同意了。“御花园”有一辆板车，是秋收后往大场送粮食用的，现在我们用它来运送老龚。我们在车上铺上老龚的全部被褥，将穿了全部衣裳的老龚放在上面，这时的老龚完全像一个大腹便便的“阔人”。我们拉着这位“阔人”离开了“御花园”，穿越泥泞无比的沼泽地。天快晌时才望见了黑河边上的犯人墓地。那是一个青草茂盛的小山岗，我们拉着老龚走上了松软的草地。这时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怪异的联想，是有关生物链的联想：草从地里生长出来，被牛羊吃到肚里，人又把牛羊吃到肚里，人死后埋于地下又被草类吸收。这就是三点一圆的生物食物链，亘古不变。但“阔人”老龚改变了这一点，他取消了一个中间环节，他直接吃草，然后把身体又归还于草。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
　　
　　尽管我们的条件有限，但还是尽其所能把老龚的后事做好。我们挖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墓穴，小心翼翼将老龚葬下。然后又在上面堆起了同样很像样子的墓丘，墓丘比周围的墓丘高出许多，用意不在于使老龚卓尔不群，而是便于我们记忆。也许有一天我们将把老龚的家人带到这里，那时我们不费力地直奔老龚的墓前。我们为老龚烧了纸（只可惜不是正宗的烧纸），陈涛果然言而有信，将鸡蛋和粽子供在老龚的墓前，正是事实胜于雄辩，一贯吹吹呼呼的陈涛那晚说让我们吃上鸡蛋和粽子不是虚妄之言（后来陈涛说了他和那个送东西的农民间的一段生死之谊）。殡葬的仪式简而又简，之后我们便在墓前久久默立，大概这是人生最肃穆的时刻，我们回忆着和老龚相处的那些时光，想着老龚颇有些荒诞不经的言行，同时也感念着他对我们兄长般的情谊。这时候我们又听到了水声，不是“御花园”外面惊心动魄的水声（我终于忍不住说了“惊心动魄”这四个字），而是山岗下面那条叫做黑河的流淌声。那流水像在呜咽，我们都想哭，但终于没有哭，哭泣与欢笑同样都不属于我们。不知怎的置身于这大片埋葬客死他乡者的坟场，我和陈涛的思维再次出现同步：我们想歌唱，想放喉高歌。我们不约而同唱起了那天在沼泽地轰蛇曾唱过的那首《校歌》，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又同时改动了一个字，我们唱起来了，一遍接一遍地唱着：黑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御花园”废弃了。没人告诉我们原因，而原因又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大水淹没了田地、水井和道路，要恢复重建并非是三两个人所能完成的。何况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大水。我和陈涛奉命撤回了大场，分到了不同的队。我们怀念在“御花园”的那段好时光，回想起来就像做了一场梦。在兴湖农场共呆了二年七个月，我和其余二百余劳改犯一起转场到了山东双山农场。还要提及一点的是，陈涛转到另一农场不到一个月便死去了。据说是他研究了老龚留下来的生物书，他认定咬了他的是一条有毒蛇，而不是老龚所说的无毒蛇。这就给他的精神造成很大压力。他觉得留在他体内的毒素迟早会要他的命，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整日像丢了魂魄。后来开始疯言疯语，再后来就一卧不起。直至合眼死去。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10



　　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一
　　
　　我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由双山农场转到了我乐岭农场。这时我已经在众多的劳改场所里度过了八年多刑期。事实证明，在度过了头一年难熬的劳改时光后，以后的日子也大致可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老话来形容了。想想也真让人嗟叹。苦难的时日在匆促中默默滑过，我想还与精神的麻痹有关，什么也不去多想，思想懒惰得厉害，意识像冬眠般被深深地埋藏，精神活动更多是本能的反应，猪狗一般。与灵魂的枯萎成正比的是肉体的日渐强壮。如果硬要附会管教干部“劳改富于成效”的宣称，那么这成效也只是体现于躯体而非思想。思想已几近一个空壳，像一只掏空了的葫芦在水皮上飘飘悠悠。我们都成了地道农民，从外形到技艺都没半点差池。在农业人口已占绝对优势的国度又增添我们这些变种的一群，真不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双山农场转我乐岭农场，此时离我九年刑期届满尚不到十个月，就是说自由在即，我不明白已“临秋未晚”了还有什么转移的必要。况且听从我乐岭转来的犯人讲那边比这边要“邪乎”得多。因此这最后一次转场（后来证明并非最后一次）使我感到甚不情愿。后来我才听说，这次转场是整个劳改系统的一次“战略性”大行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当局对聚集于京津要害地带的政治犯产生深深的忧虑，担心在某个时候会生出什么事端。于是将几个农场的政治犯一并转移到偏远的我乐岭农场。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犯大集聚局面。许多旧日难友在这里重新聚首。这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
　　
　　我乐岭位于河北与山西之接壤处，地势起伏，满眼是连绵的群山。时令尚为初春，山顶上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远远望去像围着一圈威严的白发老人。据说我乐岭原先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劳改单位，营的编制，几百亩土地。后来扩大为师的编制，数千亩土地，容纳上千名犯人。有人说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劳改事业，相信此话不讹，遍布全国的一个个本来很不起眼的劳改场所就好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得就蓬蓬勃勃壮大。我乐岭，这名字也是意味无穷。当地人将“我乐”发音为“窝乐”，无论是我乐还是窝乐体现的都是安乐的意思，天晓得将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谓之为安乐窝是当地人以苦为乐的天性使然，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反正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被运送到这里服刑的犯人而言，这名字实在是一种讽刺……
　　
　　可以说在我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生涯中我乐岭农场是最不堪回首之处，以至每每回想除我乐岭之外的其他劳改农场所便不由生出怀恋之情，想到在那里的种种好处。比如在草庙子看守所没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审讯期间没有遭受肉刑；在清水塘农场相对宽松，还可以用笔提纲挈领记下一些事情；而“世外桃源”般的御花园自不必说，即使在犯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过高的兴湖大场总还有能让人喘口气的时候。我乐岭就不同，这里所有的方面都可以用“邪乎”两字来概括。这里可以说是地狱中的地狱。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甚至突发奇想：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能再回到其他一些劳改场所。
　　
　　我所说我乐岭不堪回首，其实更是难以回首，无法回首。因为在这期间我没有在纸上留下一个字，一切只能凭借记忆。这使我感到恐惧，感到茫然无措。我总是依赖文字，认为白纸上的黑字如同钉在墙上的钉子，有钉子才能挂住许多东西，而有文字就能牵引出许多沉沉往事（如清水塘期间留下的大事记对未来的回忆就大有裨益，而在御花园期间留下的那本日记使后来的记忆更为清晰）。到我乐岭后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期，似乎人世间没有发明出笔和纸。我要说明的是不留字迹并非是担心所谓“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也并非是谨记犯人中流传的：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由此可见白纸黑字最要命）。都不是。而是我乐岭劳改当局严格禁止犯人进行一切“非正当”书写（正当书写界定为思想汇报，检查材料及揭发材料）。家信属正当与非正当之间的书写，场方对每一封家信都要仔细审阅，不允许将农场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好像将“罪人改造成新人”也成了国家最高机密。开始我并不理解当局为何这般严格杜绝犯人的书写，是后来从一位管教干部嘴里才弄清楚了原委：原来场方也和我们犯人一样的信奉“文字是固体”，害怕犯人将发生在我乐岭的“种种”记录下来会给他们造成不利。说白了禁止书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锁消息。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手段确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离开的犯人提到我乐岭只是“邪乎啊邪乎”地叫苦，而对于“邪乎”种种却大多回忆不起来，正如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苦吃多了也记不得苦味儿。我也是同样，每当回想在我乐岭的那段时光眼前就像堆着一团乱麻，往事像隐于浓雾里，模糊不清。这令我十分地沮丧，难道所经历的一切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踪？一切都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我甚至痛恨自己当初何苦那么乖乖地听话，到后来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相当长的时间对我乐岭的那段人生经历望而却步，我甚至想干脆把那里的一切完全从生活中（不是记忆中）勾了去，幸福的时光才值得怀恋，悲伤的日子只能给人带来伤感——并由此产生出对自己生命的否定，生命便涂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记着又有何益？
　　
　　然而人真的是一种怪物，行进途中总要频频回首，总要执拗地记住什么。忘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爱与欢乐不能，恨与苦难亦同样。就是说，我乐岭是不能令我释怀的，永远不能。那里的人、那里的事，以及那里的景物都是我生命中的环节，令我难舍难弃。我的心理状态又回到了入狱之初那种绞尽脑汁的回忆，不同的那时是被迫，而现在则是自觉自愿。我合闭双眼，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雾障，我试图将雾障驱散，居然奏效。雾气像被风推动渐次从眼前飘逝，这时就展现出我乐岭苍凉粗粝的全貌，开始若隐若现，而后渐渐清晰，从上方鸟瞰，我乐岭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蛋壳是环绕的青色山峦，蛋白是被白雪覆盖着的农田，蛋黄则是被高墙电网圈住的灰黄色牢城。没有声音，静静的，死去一般，这影像初现时竟感到一丝陌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到过这个地方。然而这种意识只保留了片刻，我便陡然觉出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熟稔，岂止是熟稔，这里是我的故地（被高墙电网圈围的），是我的家园（被辛酸血泪浸泡的）。这时我的身体不由得剧烈地颤抖，如同遭受从覆雪原野上刮过来的冷冽寒风。思维也凝固了，驻足不前。
　　
　　我遭遇阻隔，不得通行，似乎已成“新人”的我不再被容许重踏禁区旧地，只能远远地瞭望，像个局外人。沮丧中我不由回想起曾教我筛时光的崔老，我坚信已作古的崔老曾给于我的启迪不会作古，我思考如何活学活用，怎样举一反三。也就在这一刻奇迹出现了，眼前的我乐岭开始退却远去，渐渐变成一个虚幻的背景，与此同时一张张面孔轮次显现在这背景中，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们，他们都是农场里我所熟悉且有着种种“恩仇”的人。这些形态不一，表情迥异的脸就像在空中飘飘摇摇的风筝，闪闪烁烁，生动异常。同样在这一刻，通往我记忆的大门轰然打开，我觉得每一张面孔上都写着相关的字（如同在清水塘记的大事记），一张脸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将我带进业已在记忆中逝去的我乐岭。往事历历在目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细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每当我见到一个熟人却又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时，我便赶紧在心里默念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要是该人姓韩，当默念到蒋秦韩杨时那个韩字便从中跳出，我就会记起他姓韩，以姓带名，名字也大致能够记起。有这种记忆方法“救驾”使我多次免除尴尬。而对于一张闪现于眼前的熟悉面孔，这面孔与之有关的一桩桩事情（事件）也就展现于眼前了，再举一反三，也就不单单限于人的面孔。
　　
　　熟悉的环境与景物，如一棵小树，一堵石墙，都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见物忆旧，从而回忆起与此相关的诸多往事。这新发现令我兴奋不已，我已经畅通无阻，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管教、难友），一个个熟悉的场所景物（监舍、山坡、堤坝、石墙），凡此种种就成了我通往禁区的通行证。尽管由此召唤回来的往事旧事有些凌乱残缺，甚至时空倒置，但却原生原态又原汁原味儿……
　　
　　吴启都——
　　
　　每次回忆我乐岭，不知为什么首先闪烁于眼前的总是吴启都吴老师那张山羊脸。因为他是我母校K大的人？因为他的恋爱故事不同凡响已在我的记忆中扎下了根？还是他的美好姻缘最终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在我心中造成难以磨灭的冲击？我说不清。而每当想到吴启都我眼前又同时出现他的妻子齐韵琴和儿子小建国站在警戒线外向犯人队凝望的情景。这种联想应该说是必然的，就像我每次想到竹川眼前总会出现他的儿子小竹涛那般。屈指一数，我与吴启都自一九六○年春在清水塘农场分别已整整六年了，我不知道这六年中间他转了几次场，都到了何处。只知道他是在这次政治犯大迁徙行动中从京郊团河农场转到了我乐岭，比我早来半个月。我一直这么想，如果当局确实担心政治犯在京津周边会给国家带来危险，而对吴启都的担心却完全是多余的，“危险分子”中间不应该包括吴启都，因为即使他有心给国家来点什么“危险”，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是说他的身体瘦削，而是说他的魂魄已离身而去，成了一具空壳。清水塘的难友送了他个外号叫“植物”，很是贴切。六年多过去，植物仍然还是植物，只是日见枯萎。见面我端详了半天才认出他来，我呼了声吴老师，他看着我，眼光空洞，好半天才对我点点头，问句你是周老师？我说我是周文祥，也是K大的，不是老师是学生。我这么介绍自己是为了帮助他进行回忆。他点点头，似乎对上了号。我们就说起了话。从对话的过程，我惊奇地发现，吴启都的魂魄并没有完全出窍，而是在他的躯体中进进出出，进去时他说话尚为正常，离去时离奇的话语就犹同痴人说梦，这情状让人惊骇，又让人匪夷所思：
　　
　　周文祥你从哪里来的？
　　
　　双山农场。
　　
　　那里好不好？
　　
　　挺好的。吴老师你从哪里来？
　　
　　团河农场。
　　
　　具体位置在哪里？
　　
　　北京南郊，你知道有个叫南苑的地方吗？
　　
　　不知道。
　　
　　在清代南苑是皇家的狩猎场，地盘广大，里面饲养着许多麋鹿、山羊、兔子之类。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便在那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一干人马，乘兴而来，跃跃欲试；倦猎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南面，又专门辟了一个“团河行宫”。除了设有“御厨”、“御寝”、“御厕”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花鱼池，四周遍植苍松翠柏，环境幽雅，气势恢宏。
　　
　　俱往矣，早年间的光景已不复存在。
　　
　　谁说已不复存在？风景依然，我看得见的。
　　
　　吴老师能看得见百年之前的景象？
　　
　　嗯，别人看不见，我看得见的。你不信？
　　
　　难以置信。我这么说时已发现他的眼又变得空洞无物了。
　　
　　你应该相信的。我这人从来不说谎。在别人眼里团河是片庄稼地，可在我眼里是个游乐园。
　　
　　吴老师别说了。
　　
　　干吗不让我说实话？团河的确是块风水宝地呢，否则皇家会相中它？那一年队长让我走，我不走。我说要我走，我就死。死了埋在这里子孙后代都沾光。
　　
　　别说了吴老师。
　　
　　（后来我与也是从团河来的解若愚说起吴启都，解说吴说的让他走他不走的话属实，农场当局见吴整天痴痴迷迷的曾打算让他保外就医，吴知道后一反常态地与当局对抗，坚决不从，嘴里整天吆：这里好，我不去，这儿好，我哪儿都不去。保外就医的事就作罢。）
　　
　　袁光——
　　
　　袁光就是K大的袁书记，在K大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后来他被打成右派从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知道的。来我乐岭的头一天在监舍里看见他我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刻我神不守舍，竟脱口叫了声“袁书记”。旁边的一个人听见哼声说书记个鸟哩，右派劳改犯，还是个顽固的。我没有理睬，袁也没有理会，他看了我一眼，无言地点点头。我看出他认出了我。世事沧桑，彼此的外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乍见面竟然不能认出，也真是奇迹。看见袁光，我首先便想到在K大民主墙前面，我欲采访他时的情景，我问他对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怎么看，他微微一笑，鼓了几下掌。这无言的话语立刻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也正是这无言的话语成了将他定为右派的佐证。袁光被打成右派是轰动一时的，对此说法不一。有说袁光冤枉，朝大字报鼓鼓掌说明不了什么。也有说从袁定右派这一事实可见出张校长的大公无私。都知道袁是张多年的战友，张不念旧情挥泪斩马谡，这本身便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原则性。我从K大被抓走时袁光还留在学校里，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没想到九年之后在我乐岭不期相遇，望着他潦倒的样子我内心感到非常内疚，也全怪我当年多事，我若不向他提问他就不会对着大字报鼓掌，不鼓掌也就打不成右派。事情的因果关系清楚明了，对他的遭遇我难逃咎责。刚来我乐岭的那天我一下子见到许多在各个农场时的难友，尽管同样感慨多之，却没像袁光那样的让我心灵震撼，我真的觉得对他有愧有罪……
　　
　　马厩——
　　
　　马厩是我乐岭犯人对监舍的称呼，令人难忘是因为它在各方面都挺特别，且许许多多事情都发生在其间。要说监舍得先说说整个牢城。前面我说过我乐岭的地貌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中间蛋黄部分是牢城羁押区，用蛋黄来形容似乎显得小了点，其实很庞大，方圆有数公里。这块地面上分布着农场所辖的五个大队：劳改队、教养队、妇女队、少年队、就业队以及场部和家属区。具体位置是劳改队在中央，后面是场部和家属区，其他各队在前面，自左至右成扇面排开，之间相距一两里。除劳动时间之外，其他时间可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劳改队在转场完成后共有七百多名政治犯，分住在七座监舍里。七百比七，只须简单的算术便能算出每座监舍要住进上百号人。长长的监舍从外面看像马厩，进到里面再看还像马厩，当然如果再看看关进去的这些“动物”，说是马厩千对万对的。每当管教或者犯人班长吆一声回监舍，马上便有人小声应一声：入栏。我是头一回住进这么大的监舍里，其他劳改农场的监舍一般都住十几个人。开初，我对农场建造这么大的监舍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是为筹办养马场而建。却不是。住惯了小监号，再住大监号会感到很不习惯，前者多少能给人以“家”的感觉，而后者就没有这种感觉，会觉得很苍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看看对面两排长长铺位上挤在一起的同种色调的躯体，就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后来才知道当局将监舍弄得这么大是为了加强对犯人的防范与管理，也确实有成效。把守在监舍门口的警卫战士对一切都一目了然。“入栏”、“出栏”井然有序，吃饭睡觉相安无事。
　　
　　佟队长——
　　
　　初到我乐岭并不知道佟管教从清水塘调到这里，也没人对我说起过。头遭见是一次晚点名。
　　
　　冬日天短，点名时天早黑透，值日管教说请什么什么人讲话。我没听清，准确地说压根就没听，低头乱七八糟想事，只等一声宣布“回监舍”就赶紧“入栏”困觉。一讲话随西北风灌进耳朵的声音不由使我一怔，声音陌生又熟悉，说陌生是指前几次点名都是胡队长讲话，江浙口音，这遭不是。说熟悉是说不是头一遭听这人讲话，可一时又对不上号，就凝神倾听……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人民的敌人，你们对人民犯下了罪，这罪就是企图把新中国拉回到吃人的旧社会，你们本应该被枪毙，一个都不例外。现在人民不仅没有枪毙你们，反而教育你们，欲把你们改造成新人。这是人民对你们的宽恕，你们要感谢人民的大恩大德。现在，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佟大鸭子！我在心里叫了声，随之打了个冷战，操他妈！他像跟踪追击似的追过来了。还当了官。他的叫嚷声还不住地往耳朵里灌……
　　
　　你们不要抱有幻想，上级已经往我乐岭农场调集了精兵强将，将对你们进行严格管教，不给你们以可乘之机。从今往后，有抗拒改造的，藏奸耍滑的，居心不良的，谣言惑众的，惹是生非的，一概严惩不贷！
　　
　　这晚我久久不得入睡，听着满监舍惊涛骇浪般的鼾声，眼前晃动着佟大鸭子奸污齐韵琴的画面，画面清晰异常，挥之不去。后来我睁开了眼，向吴启都的领地望去，只见他睡得很沉稳，瘦猫样身躯起起伏伏。我猜不出此刻他的灵魂是在体内还是体外……
　　
　　解若愚——
　　
　　在我乐岭见到的昔日难友中间，解若愚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一是分别数年，他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到某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先前胖了些，面色也不错。打眼一端详，会使人觉得他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再就是还像从前那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比方难友聚首，在人前大多装着不认识，有话背地里说。可解若愚不装样，见了面就问长问短，亲热得很。一言以蔽之，“改造”这把快刀尚未将解若愚砍削成形，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当天解若愚便以一个先到者的身份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次转过来的犯人中，当年清水塘的难友有五十多名，分散在七个小队里。我俩所在的第五小队有八名，他对我列数了一通：有俞峰华、高丽金、张克楠、张撰、吴启都、李戍孟。有的我已经见过了，只是没见过张撰和高丽金，他说张撰临时抽调到场部演出队搞舞美，高丽金临时抽调到砖瓦场干活。又说到个人这些年的情况，我说我在兴湖大场和双山农场呆的时间较长，那里的许多难友这次也一块过来了。他说他比我晚一年多离开清水塘，这之后又转了两次场，清河三年，团河两年。他说比较而言清水塘是难忘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那里的地理位置好，气候适宜，二是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他停停又说，特别是我们对“内矛”的那场斗争是很解气的。他问你还记得高冲“审”高干那场面吗？我说记得。他说想起那一幕就令人激动。我说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我乐岭比清水塘要好一些。他问你刚来怎能得出这种结论？我说你知道的，在清水塘当局挑动刑事犯压迫我们政治犯，弄得我们很狼狈。这里现在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政治犯，就不一样了。他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你见过张克楠了吗？我说见过，点点头而已。他说你还记得清水塘的黄管教抄袭泰戈尔那回事？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就是张克楠替黄管教捉的刀。我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张克楠刚来那天清理物品，我看见书堆里有一本《泰戈尔诗选》。我问是真的吗？他说这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不信哪天我从他那里借出来给你看。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张克楠干这种事让人难以置信。最后解若愚说了一句话让我振聋发聩：记住我的话，哪里都不会风平浪静的，不是有句名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
　　
　　傻朱——
　　
　　傻朱是负责我们五小队三个管教中的一个，本名叫朱克俭，可没人叫他的本名，我们犯人当面喊他队长，背地里喊他傻朱（猪），而管教人员喊他大朱，朱与猪音同，因此难说叫的不是大猪。不管是与不是，大猪与朱克俭联系在一起，实在很相称。说“大”是他的身体很魁梧，足有一米九的个头，骨架上坠了少说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肉。用“铁塔”形容站在你面前的他一点儿也不为过。说“猪”是他的头脑很简单，动作也迟缓。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人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在农场已经当了多年犯人的“老右”们谁也不想跑了，如果要跑，傻朱就是把他的眼珠子摘下来挂在厕所门口也看不住。傻朱是不久前从团河农场调来，从团河来的萧恒传播了傻朱一段“佳话”：他老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而他却想趁机考验一下姑娘是否艰苦朴素。一大早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就领着姑娘上了路。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他愣是不坐，领着姑娘走了整整一上午才到。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光景。下午还是步行回来。大热天逛北京连根冰棍都没给姑娘买。这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刚谈对象就这么抠门儿，成亲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遂提出拉倒。他确是傻得可以，不仅不想想对错，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估计萧恒不会凭空编出这么一段故事来，况且这故事也很符合傻朱的为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当着“精兵强将”调到我乐岭来呢？精肯定是谈不上的，强也仅仅是强在体格上。难道当局竟然要利用这种强将对犯人施加威慑么？我不愿这么想，而事实却做出了回答。那天在地里挖排水沟，一个犯人从水里捞冰凌吃，叫傻朱看见了。他不吭声，迈着熊样的步子走到那犯人跟前，一只手从背后抓住棉袄领子像提小鸡似的往上一提，那个犯人的两脚就离地了。傻朱还不说话，手往前一送，那个犯人就被送进前面的冰水湾里，跌得嗷嗷直叫唤。这时傻朱才开口说话：吃，吃，我叫你吃个够。如这事发生在一般管教身上，来这么一下子也就够了，可傻朱不，他是个照死铆子造的主儿，愣是逼着那个犯人趴在冰水里吃冰。直吃得浑身发抖脸像纸一般白，傻朱才算完。犯人们看着这情景能不感到威慑么？据萧恒讲傻朱在团河以监管犯人严酷著称，殴打犯人是家常便饭。因而他管辖的那个队经常得到队部的表扬。我不由想到了清水塘那位以善做犯人思想工作著称的郝管教，他是个好人，对我们犯人充满友善，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刑期。他这样的人在劳改农场就吃不开，多次受到批评。问题在于犯人并未珍惜郝管教的良苦用心，不仅不把他放在眼里，反倒利用他的宽厚仁慈玩一点为自己谋好处的小伎俩，这也包括我。想到这些心里便颇感内疚，也颇多感触。看来，人是个贱物，不知好歹。由此说来，让傻朱这么个动物对我们施虐施暴倒是天理昭昭的了。
　　
　　冯俐（梦中）——
　　
　　先是听见了歌声，是熟悉的《西波涅》。我循歌追去，见辽阔的原野上有一个人在扶犁耕地，是冯俐。心中不免产生疑窦：冯俐咋老是耕地不止呢？我快步奔过去，叫她的名字。看见我冯俐朝我一笑，说你来了。我说来了。她没停下，继续赶牛向前犁，我跟在后面。她说今天天气好，争取多耕几亩地。我问耕完了地就播种吗？她说不播种。我不解，问不播种耕地干啥呢？她反问一句为什么耕地就一定要播种呢？这不是太功利了吗？我心想最近冯俐是咋的啦，怎么净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我没吱声，因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牛身上，我发现牛走得极缓慢，老态龙钟，吭哧吭哧地直喘气，后来干脆停下来了。冯俐摇摇头说它累了，让它歇会儿吧。我说从前这头牛可是很有力气的，能拉着犁上山。冯俐说你见过？我说见过。冯俐说那时候它行。我问它老了吗？冯俐说老倒不老，如果和人相比，也就相当于你这样的毛头小伙儿吧。我说它的体力与年龄不相称。冯俐说这其中有个缘故。我问什么缘故？她说它阉过了。我有些吃惊，问好好的牛为啥要阉它？冯俐说这还用问么，干活的犍牛都是要阉的，阉了它就心平气和了。就说这头牛，阉之前可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干活是蛮有劲儿，可不听调理，还要耍威风，阉了脾气好多了，顺顺溜溜地拉犁。可见阉是大趋势。我听着不对劲，说这成什么话。冯俐说是的，阉是大趋势。我听她这么强调阉，意识中也似乎有些赞同了，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时冯俐说周文祥咱们一起唱个歌吧。我说行。她说唱啥呢？我说还唱《西波涅》。冯俐说不唱它，老掉牙了。我问那唱啥？她说唱《我们的田野》。我说好，就唱《我们的田野》。冯俐看着我，然后把双手举在胸前一挥，我们就唱开了……梦是在唱中醒的。这是我到我乐岭后做的头一个与冯俐有关的梦，所以记得很清楚。醒后心里极难过。这些年我一点不知道她的下落，不知她是死是活。
　　
　　张撰——
　　
　　张撰从场部回来取东西，神采飞扬的。见了我热烈地将我抱住，说又见面了老周，太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画家。我又说你给我画的那张画我一直珍藏着呢。他说现在有颜色了，可以画张彩色的。你想要幅什么样的呢？我想起不久前做的与冯俐在一起的梦，心里一动，就说画一个宽阔无边的原野，一个女孩子在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牛（我本想说是阉牛，而转念一想阉牛又如何表现呢？遂作罢），背景里有一棵树。他听了微微闭目，我知道他是在意识里组合这个画面，他张开眼睛说听起来很美，也很有意境。下次回来就把这幅画带给你。因他急着回去，没说更多的话。
　　
　　李戍孟——
　　
　　在我乐岭头一眼见李戍孟明显感觉他苍老了。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爷爷常念叨的一首“人老先从哪里老”的歌谣，其中有一句是：人老先从头上老，白发多黑发少。这一句正对上了李戍孟。在清水塘时李戍孟便生出了白发，不多，星星点点掺杂在黑发中间，几年工夫，白发与黑发的关系倒置，是星星点点的黑发掺杂在棉絮般的白发中。其实李戍孟才四十岁出头。
　　
　　据说人的早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营养不良、体力透支、骤然打击、精神悲观等。李戍孟属哪种因素所致？难以论断。如果硬要从其中选出一样，我想归于精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从生活境况上讲，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伙食，一样的劳动强度，别的待遇也都差不多。不同处惟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李戍孟的精神一直是压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很投入地写作，恐怕也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我和他在我乐岭监舍里的头一次交谈是背对背的，各人拿一张报纸佯看，轻声地说话。话音被报纸反射到对方耳畔，如果各自将报纸弄成一个弧形，就会合拢成一个小小的话语封闭区。这种不知被哪个犯人发明出来的伎俩被我们犯人广泛地使用，并称之为“我乐岭交谈”。那天我与李戍孟的我乐岭交谈大致如下：
　　
　　李老师久违了。
　　
　　五年了吧？
　　
　　清水塘之后又转了几次场？
　　
　　三次．团河、广河、我乐岭。
　　
　　还好吧？
　　
　　老了，成了白毛男。
　　
　　我也成了三十多岁的小老头。
　　
　　你还有几年呢？
　　
　　不到十个月。
　　
　　望见地头啦。
　　
　　你呢？
　　
　　还有三年半。
　　
　　也快了。
　　
　　出去到哪儿？
　　
　　不知道。
　　
　　你呢？
　　
　　不去想。
　　
　　为什么？
　　
　　不愿想。
　　
　　别太消极了，怎么说苦难也是暂时的。
　　
　　对我无所谓。
　　
　　不能这么想。
　　
　　真的无所谓。
　　
　　李老师你的小说写完了吗？
　　
　　快完了，剩了个尾巴。
　　
　　尾巴有多长？
　　
　　和我剩下的生命一样长。
　　
　　李老师真逗（后来的事实证明可不是“逗”）。
　　
　　你想看我的小说吗？
　　
　　我？可以吗？
　　
　　想看吗？
　　
　　想看的。
　　
　　我给你。
　　
　　……
　　
　　高云纯——
　　
　　K大校友，《有头脑的人，不要这么想》的作者，自称是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对打成右派不鸣冤叫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在我乐岭不期而遇了。
　　
　　高云纯高高瘦瘦的，显得有些佝偻，长条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面带笑容。笑的时候眼眯成很细的一道缝，一副天真相。腰上常年扎一条草绳，别一条擦汗的毛巾，拼命地抽烟。他的全部业余时间是到处搜罗卷烟纸，据说窘迫时曾到厕所捡过擦腚纸，当然此说有遭践他之嫌。他卷烟的技术一流，随便撕下一块纸，再从烟荷包里抓出一撮烟末，三卷两卷一根标准的锥形烟卷就夹在指缝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烟鬼，不仅自己抽还蛊惑别人抽，他的说法是烟是好东西，对犯人而言更是好东西。饿了的时候顶一碗饭，冷的时候顶一件衣裳，病了的时候能顶一服药。这人的模样也有些怪，上下不协调。把他从下往上看，不折不扣一个潦倒庄户人模样，可脖子往上，就是另一番“景观”。那颗晃来晃去的头颅以及眼镜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神，断不会让你觉得这是颗庄稼人的脑瓜。他的这种身首迥异的情状会使人想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细想想这种“狮身人面”现象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右派犯人的普遍形态，只不过高云纯比别人更分明些罢了。管教人员不断训斥我们说改造得不完全、不彻底，大概就是指这个头颅还没一起变过来吧。
　　
　　那天头一眼看见扎草绳挂毛巾狮身人面的高云纯，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人不一般。还没等生出第二感觉他就从老远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着，摇着。说听说你是K大的，我只主动跟K大的人握手。
　　
　　那天我们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但他还是拣最要紧的一桩告诫我：记住呀老周，站在傻朱面前千万别忘了摘眼镜。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有一回傻朱打了他个冷不防，将眼镜打碎了，差一点儿刺瞎了他的眼，所以他让我这个也戴眼镜的人防备着傻朱的这一击。
　　
　　张撰——
　　
　　张撰再次回来仍然情绪高涨，所以能记住他的情绪高涨是因为这里的人都难以情绪高涨。他把我要的那张画画出来了，交给了我。画是用水彩画的，根据我的描绘复原了我的梦境：深褐色原野上一个长发姑娘在扶犁耕地，是背影，人与牛向画面的纵深处走去。树画在右下角，树冠一直向上延伸，一片树叶夸张地伸出来，透视着天空。叶子中间有一个圆洞，一半涂黑一半涂红，我看了不解，问是不是虫子蛀出来的洞。他抿嘴笑笑说可以这么认为，也可以认为是挂在天上的太阳。我说哪有这样的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的。他说有的，你想想，发生日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么？我觉得有道理，也没再多想，就谢了，小心地将画收起。这时他又拿出一幅画给我看，是一个姑娘的肖像，用炭笔画的，我脱口说句：王丹凤？他仍然笑眯眯的，问你看像王丹凤？我说像。他说那就是没有把她画好，她比王丹凤美。我问她是谁？他说谁能这么美？只有王妃了。王妃？我的头脑终归不算太迟钝，一下子想起帽儿山劳教农场五妃子的故事。还记得当时张撰还以五妃子的存在论证他的“美无处不在”的理论，又说很想让妃子们给他当模特儿。就问王妃是不是指帽儿山五妃子中间的一个。他点点头，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得意，说她姓王，名正言顺的王妃哩。我又端详起那张肖像，我不知道画中人是否被张撰美化了，确是美丽非凡的。那宽宽的额头忧郁的大眼以及好似经严格打磨了的面庞透出一种高贵，这一刹那我竟又想到俄国随十二月党人丈夫流放的女人，不同的是王妃并不是“罪人”的家眷而自己是“罪人”。端详着画中的王妃我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忧伤，我不由想起了冯俐。当年冯俐和王妃在一起，如果能有机会见到王妃，一定要让她讲讲冯俐的事。
　　
　　我问王妃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乐岭的，张撰说也是前不久转来，在妇女队，眼下也是抽出来演节目。我问她是怎么被尼泊尔王子列入妃子名单的。张撰说她原来是一家百货店卖金银首饰的营业员，尼泊尔王子在随从们簇拥下给他的妃子们买礼品，一见到她王子的两眼就直了，问这问那。出于礼貌她一一回答。她被捕后审讯员让她交待里通外国罪行，她压根儿就没与尼泊尔王子联系起来。营业员天天同顾客打交道，也不可能联系起来，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说到这里张撰激愤起来，骂道封建这东西真是坏透了，应该从根本上剔除。一个尼泊尔腚盘大小的地方，顶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县长的儿子就满世界去选妃，好像浑身都长鸡巴似的，凭空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真他妈不是个好鸟……我想那个混账王子是该骂的，可也有些冤枉。说到家那仅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并没有权力将这些中国姑娘抓起来再判以重刑啊！我叹了口气，问张撰与王妃是否有“戏”。张撰也叹了口气，苦笑笑说，谈不上，谈不上哩。我看得出，他对王妃是有情的，说不上“戏”已开场了呢。
　　
　　高云纯——
　　
　　高云纯在学习会上惹了事。学习组长张克楠念报纸。文章是写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后发表观感。他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四分钱就能买到一斤，而在苏联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艾地还说了其他一些吹捧中国的话，这话要是当着苏联人的面说也算他有种。可不是这样，他是在舅舅面前说姥姥，在姥姥面前说舅舅。一个堂堂的共产党主席这般，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屑。问题是我说的“大家”并不包括高云纯。高云纯听完报纸就刷刷地卷烟，点着了烟便开言道：中国农民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能卖上四块钱，农民就富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想艾地这人可能没学过经济学，才犯了这常识性的错误。话音刚落，立刻有个叫李祖德的犯人站出来批驳。他说高云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一，你对我们亲密国际同志不友好；错误二，散布国家靠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错误三，劳动改造中坚持反动思想是对改造的抗拒。
　　
　　你真得宾服李祖德的本领不一般，刹那工夫就能归纳出个错误一二三。先到的解若愚给我介绍过李的历史，他原是北京一所工业学院的助教，上海人。父亲是资本家，解放后被镇压。因此他平时很谨慎，积极靠拢党组织，以表示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右运动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惟独将嘴巴锁紧。按说他打不成右派，他打右派原因也有三（借用李的语法）。原因一，这个前资本家少爷娶了个漂亮老婆；原因二，系党总支书记对他老婆觊觎已久；原因三，那厮有权力将他列入右派名单。就这样。他的右派起因许是所有右派中的一个特例。仅此而言，也颇值得同情。
　　
　　再说学习会，李祖德发表过批判词之后我发现有一道目光紧紧盯着我，是俞峰华。我不解。在心里琢磨他看我的意图，后来就散会了。趁混乱之际我凑到俞峰华跟前问他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他说我看你像是要发言的样子，很担心，千万不要多说话呀，咱俩的刑期都剩下不多了，这期间万万不要生出事端。他的话使我心头一热，朝他点点头。他又说你等着瞧，这事并没完。事情果然就没完。晚点名时佟队长在全队面前点了高云纯的名。说到这一点须说明一下：管教干部一般不参加犯人的学习会，各组的学习发言由学习组长或指定的犯人做记录，会后将记录呈送给管教干部过目。高云纯发言和李祖德批判时我看见张克楠在记录，却没料到当晚他就汇报给了管教干部，也称得上雷厉风行了。最后佟管教宣布责成高云纯写出深刻检查，如何处理视检查情况而定。
　　
　　一根绳——
　　
　　乍一听没准会以为由一根绳子生发出来的某件事。不是的，一根绳不是一根真绳子，而是一个地名。再确切说是一道半人高半里长的石头墙。位置在我们劳改营和妇女营中间。我乐岭一带有许多叫人莫名其妙的怪地名，什么凤凰头、风箱沟、火盆地。就说这一根绳，完全可以叫个与地貌实物相符的名称，比如一堵墙、一道岭之类，可不，当初起名字的人就要不着边际地叫个一根绳。在田里劳动望见远处的一根绳有一种眺望长城的感觉，这感觉又会在心里派生出另一种苍凉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一根绳是我们犯人向往的好地方，那里是我们的休息地。晴天时骑上墙头晒太阳，大风天在墙根儿避风寒。看着难友们一线排开在一根绳上，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这句俗语。想想这成语与我们的实际状况还真相符呢。一根绳除了让我们休息避风外还有了更重要的用途是看女人，看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女劳改犯，她们是一道永远看不够的风景。管教们也是够操蛋的，常以此对我们冷嘲热讽。每当看见犯人眼巴巴向墙那边观望时，就骂道：狗娘养的，小心掉下眼珠子！犯人们则自嘲道，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哩。一道石墙就像天上的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站在石墙下面我也禁不住和别人一样“撑死眼珠子”，观望当中不免又想起冯俐，心想：要是冯俐一直在帽儿山呆好，现在也会出现在那边的女犯人中间啊。那样我就能看见她了，甚至我们可以在“天河”两边对唱《西波涅》。一根绳可以说是我的白日梦。
　　
　　冯俐，你在哪里？
　　
　　活着还是死了？
　　
　　再给我托个梦吧，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13


　　二
　　
　　赵仁、董善——
　　
　　眼前同时跳出两张阴阳脸是因为犯人中流传的一句话，这话是：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一句话就把人们对赵仁、董善的看法表达出来了。但这话不属我乐岭的专利，“产地”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说是广合农场，有说是团河农场。曾和赵董一起改造过的人都极力证明当时就传开这种说法。可见此话由来已久。想到这两人我不由想起在清水塘时高冲说过的“人实际上应该分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所提到的赵、董二人当属坏人阶级无疑，不管他俩认不认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自己归了位。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人，好与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由来？先天的？后天的？还是先天后天两相纠缠的？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从根本上说是尚仁向善的。赵仁董善的名字便可证明这一点，而到后来出现尚仁不仁向善不善的情状大概也是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赵仁四十出头年纪，山东黄县人，县剧团的专业作曲。据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有些特殊，是民愤所致，确切地说是剧团全体女演员将他送进右派分子的行列。他的专职工作是为剧目谱曲，他熟悉每一个演员的音乐天赋，特别是掌握每一个女演员的音域。在一个新剧目排练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员暗送秋波。回应自是不一样的。知晓他伎俩或尚不愿放弃演出机会的人只好违心听他摆布，而那些不肯就范的就有霉倒了。设计唱腔时他在这女演员音域的上限高出半个音阶，试唱时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顶着唱下来，到真正演出时心里也十分紧张，演技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锅。女演员把他恨得要死，不断到团长那里去告他的状。团长是个不懂业务的工农干部，怕得罪了赵仁，赵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戏，只好两方面虚与周旋。后来就开始了反右。活该赵仁倒霉的是，这时剧团分配来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作曲不再是赵仁的一统天下。于是长久压在团长心头的那团怨气便膨胀起来，想起那句有关报仇的古语曰：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现在时机到了。反正剧团要有人当右派，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了赵仁。赵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践的女演员们人心大快，这足以证明赵仁打右派很有群众基础。《人民日报》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在这里可以改造为《女演员说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正好应在了赵仁身上。
　　
　　遗憾的是在整个运动中赵仁的情况仅仅是一个特例，况且让他这样的人也划为右派让许多当了右派的人都觉得面上无光。
　　
　　董善，也是四十岁左右年纪，看模样倒挺憨厚，下嘴唇厚于上嘴唇，就是人们所说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区委宣传部的干事，除了整材料写通讯报道外，还鼓捣点文艺作品，小说、诗歌、戏曲，什么都来，也时常发表，在区里小有名气。部里的一位副部长也迷恋文艺，时不时也小打小闹写点，共同的爱好将两个本来地位悬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整风开始后，有天副部长对董善说市区不设文联，对繁荣文学创作不利。现在许多单位成立了文学社，咱们是不是可以挑头搞起来一个，将广大文学爱好者团结在周围。董善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这事宜早不宜迟，应该马上动手搞。副部长就让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为形势很快就发生逆转，开始打右派了，文学社还未及进入实际性操作，就夭折在萌芽状态中。不要说这不成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是两人你知我知的事。不料董善却就这件八字尚不见一撇的事对副部长进行了揭发，还将平时副部长对他说的一些他认为有揭发价值的话也一股脑儿端出来。到头来，副部长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他忽略了一点：揭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后悔不迭，却也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常言道虎死有威，副部长的那些尚在位上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出面帮他把这件事情摆平，又给他董善罗列了些事，把他送进了监狱。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右派都有自己的“罪恶史”，这些东西本来是写在档案里的，并未公诸于众，可到头来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这传播者主要是管教干部。
　　
　　我时不时想到赵仁董善是因为这两个小子实在太可恶。
　　
　　王妃——
　　
　　看到王妃是五一劳动节这天。我乐岭农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首场演出，在场部前面的空地上垒起一个台子。台子的四角竖起长长的杆子，扯起天幕边幕，这简陋的戏台就很撩拨人心了。演出还未开始，台前已按预先划分好的区域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最前面位置是场领导管教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再往后是清一色的犯人，光头的是男犯，留发的是女犯，中间由小一号光脑壳的少年犯隔开。农场很少开全体犯人大会，也极少有演出，因此这是男犯与女犯难得聚首的机会，可以说这是犯人们的节日。女犯们已不存一般社会上的女子面对男人表现出的那种矜持，而是将火辣辣的眼光朝男犯堆里睃来睃去。男犯则更邪乎，就像同时接到向右看的口令似的齐刷刷将整个脑袋转向女犯们，这时倒真能体现出我们自嘲的“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的情状。坦率地说，我自己也未能超凡脱俗。不过我不像其他男犯看女犯那般漫无边际，我有目标，这目标就是妃们。听张撰说从帽儿山转来的几十个女政治犯包括着四名妃（五妃中的一个妃因病保外就医了），我想从众多的女犯中把这几个妃认出来。说起来这想法也确实古怪。我坐的位置与女犯的位置相距三十多米远，这样的距离看人的面目只能看出个轮廓，朦朦胧胧的。这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跳出“雾里看花”这个字眼。她们是花，是监狱之花。想到这里我的眼有些湿。我转回头，低垂着，直到演出开始。
　　
　　节目一个接一个地往下看，小演唱，对口词，天津快板，京剧清唱，小舞蹈，器乐小合奏，二胡独奏，板胡独奏，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内容不断重复，单学毛选节目就有三四个：两个老头学毛选，两个老婆学毛选，两个毛头（儿童）学毛选，夫妻双双学毛选……表演也雷同化，不管是老头老婆还是毛头，都是手持一本打开的毛选，在台上边唱边扭。接下来是女声合唱《我们的田野》，总共十几个女犯人一排站在台上。张撰已提前告诉过我，演唱者中有包括王妃在内的三个妃。但因距离远，从中很难辨认出哪个是王妃。嗓门都很嘹亮，优美的歌声响彻原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肥大。
　　
　　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
　　
　　唱完《我们的田野》，又唱了一首《打靶归来》。这是一首军营歌曲，轻松抒情，可想想是一些女犯人在唱，就觉得有些古里古怪的味儿。最后一个节目是歌剧白毛女片断，我知道王妃要再次出场了。是年关躲债那场戏，先是杨白劳出场，唱了一段后，喜儿出场。头一眼看见扮演喜儿的王妃，我觉得眼前倏然一亮，真是个可人儿。面目身条都极佳，张撰说王丹凤不及并非夸张，如果以业余的标准来评判，王妃的表演是出类拔萃的。动作协调，嗓子清亮圆润（这时我不知道怎么提到了赵仁，心想幸亏不是由赵仁谱曲，否则该轮到王妃唱破嗓子了）。演出很是成功，谢幕时热烈的掌声让二人下不了台。最后作为补偿，杨白劳唱了个学习雷锋好榜样，喜儿唱了个京剧《红灯记》片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第一次见王妃。
　　
　　张撰——
　　
　　在一根绳，张撰悄悄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问我对王妃的印象如何。我说很好很好。我问他和王妃的关系有没有发展，他坦言有发展。我问下一步想怎样，他叹口气，说身不由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点点头，潜意识中觉得他俩的恋情是行进在荆棘丛中，不会顺当。张撰又告诉我，几天后他们宣传队还要赴其他劳改农场演出，他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打听一下冯俐的消息。如果在以前，我会一下子振奋起来，因为这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希望渺茫，自来我乐岭后，只要有机会我便向从各农场（包括监狱）转来的难友打听冯俐的下落，回答都叫我失望。冯俐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可我也不想有违张撰的好意，说声谢谢了。张撰看出我的情绪不好，安慰说老周别难过，你快出狱了，出去后一定会找到她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说到这张撰像突然想起什么，眼光越过一根绳向妇女营那边望去，只是下意识地看，不求寻觅到什么。他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做了首诗，送给她的。我念你听听，看写得行不行，最好帮我修改修改。我说画家成多面手了，又成了诗人。他笑笑说：不是有人说恋爱的人都是诗人吗？他说我念了，题目是《篱笆上的花》：
　　
　　你是一朵打破碗碗花
　　
　　抖一身美丽朝篱笆上爬
　　
　　风吹
　　
　　雨打
　　
　　挡不住你的步
　　
　　你为什么叫打破碗碗？
　　
　　叫打破碗碗，但不要打破碗碗
　　
　　碗碗留下，好装盛秋天的果实
　　
　　假若有一天碗碗真的打破
　　
　　你不要伤心不要哭泣
　　
　　还要往上爬呀
　　
　　往上爬
　　
　　不料我叫这几句诗弄得眼泪汪汪的，是啊，往上爬，往上爬，爬到篱笆外面去……
　　
　　傻朱——
　　
　　刚消灭两个“黄团长”（犯人对玉米面窝头的戏称），就听监舍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那粗腔大嗓一听就知是傻朱。我一边喊到一边往门外跑，见傻朱背着手凶凶地盯着我。我不摸头脑，心想莫非有什么事让人报告了？面临危险我一下子想起高云纯对我的告诫，赶紧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攥在了手里。不料惹得傻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得意很放肆，像吃饱了的鸭子呱呱呱地叫。我又叫他笑怔了，心想今天这傻朱是咋的啦？喝了痴老婆尿？傻朱笑够了才开言说是高云纯那小子又教出你这么个学生吧？我没吭声，心想原来这伎俩已被傻朱识破了，看样高云纯除了我还对其他的“四眼儿”进行了传授。只见傻朱又板起了脸来，厉声命令道周文祥你把眼镜戴上！我的心怦怦地跳，心里斗争到底戴还是不戴，不戴是抗拒命令，戴要冒眼被打瞎的危险。这时又听傻朱吼叫周文祥把眼镜戴上，赶快戴上！我知道无法抗拒了，手哆哆嗦嗦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同时赶紧把眼闭了。舍车保帅，眼球无论如何要保住啊！我迎接着傻朱的出手一击，全身从头到脚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眼前像有一团火球在闪耀，在烧灼。我觉得快支撑不住了，要倒下了。这时耳畔又响起傻朱鸭叫似的怪笑，我睁开眼，见傻朱笑得脸都变形了。我立刻明白他是用欲擒故纵的手段来折磨我的神经。我愤恨极了，心里骂你这狗娘养的。傻朱停住笑说道：这回念你初犯，饶了你这个跟屁虫，下回见了我再他妈四眼儿变两眼儿就一拳把眼镜打进你脑子里去。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这时他把背在后面的手送到身前来，我看见他拿着一封信，他把信丢给了我，就转身迈着熊步走了。信使我忘记了其他，从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和落款地址一看就知道是苏英，我心里犯疑，她咋知道我转到我乐岭来了呢？我抽出信瓤看，仅寥寥的几行字，除千篇一律的好好改造外，还有这么几条信息。一是她于两年前摘了帽子，二是大病了一场，再一条是关于冯俐的，说听人说小冯目前关在晋城监狱里，恐怕出不来了。这条信息使我全身的血骤然冷下来了，呼吸都停止了。冯俐咋重新关进了监狱？出不来了又是什么含意？！我几乎要哭出来，傻朱刚才没打出来的那一拳让苏英打出来了，打在了我的心上……
　　
　　小西地——
　　
　　小西地是犯人墓地，在我乐岭农场正南的一个小山坡上。到墓地来的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被活人送来的死人，二是送死人来的活人。犯人中流传的那首掘墓歌将人生看个透彻：“挖呀挖，挖呀挖，今天咱们埋别人，明天别人埋咱们。”我是头一次到小西地，自是担当“埋别人”的角色。“别人”是同监舍的曹大个子。他是我乐岭农场的“坐地户”犯人，或者说是“卧床户”犯人。自我来后就见他一直躺在铺上不起身，整天哼哼唧唧，饭吃得很少，半个月前干脆不吃饭了，说“辟谷”了。“辟谷”这字眼其实与绝食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说法，大家都清楚，说“辟谷”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绝食”趋于合法化，这样死了没人追究“自绝于”什么什么的。我听监室其他“坐地户”犯人讲过他的大体经历。读中文系时知道了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最根本的一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曹大个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个类型化的人物：富家子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起来造老子的反，然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共产党内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大致人生走向有二：一是为革命捐躯成了烈士；二是活了下来在新政权中当了首长。曹大个子本应成为后者，是命运乖戾不测让他这个革命者到头来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当地农民打死，他事先不知道，大军向南挺进途经家乡时他突然起意回家看看，故事就从这里开了头。他骑马于部队驻防间隙回到自己的村子，正在这晚还乡团在村里屠杀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听着枪响如爆，他站在村口思忖再三，返回了。可有人看见了他。村政权给有关部门写了检举材料，说是他带来了还乡团。他拒不承认，又苦于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反革命杀人，最终被定了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当然没杀人只是听他个人说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个谜了。我和另一个被派公差的犯人用板车将曹大个子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墓地时，已经有一个犯人等在那里了。那犯人是场部勤杂班的，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姓程，又说许多年来我乐岭死了人都归他处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指，我看见了一大片坟包错落的墓场。有的长满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坟。看到这片坟场我不由想到我和陈涛埋葬老龚的那座叫太阳岛（不知怎么跟哈尔滨的一座公园同名）的墓场。相比而言，这小西地墓场要宽广得多，大概有几百座坟茔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犯人一座坟，这是错不了的事。想想有这么多同类客死在他乡心里便沉沉地痛。墓地边沿有一排早就挖出来的墓坑，这样死了人就不用现挖。我们将曹大个子的尸体用绳子放进坟里，抽出绳子就开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阳正慢慢坠落。
　　
　　卖木梳的赵仁——
　　
　　将赵仁冠以卖木梳的得解释几句才行。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个卖木梳的角色，是个奸细。于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报告的叫做卖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划到卖木梳的行列，人们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当面冷嘲热讽背地里骂他。这遭轮到我来骂赵仁。事情还得从那天出公差埋曹大个子说起，我好像命运不济，在清水塘时派我去杀牛杀猪，到了我乐岭又派我去埋死人。心里头别扭，忍不住发了牢骚，说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里的磨。我从小西地回来傻朱把我堵在了监舍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把我骂怔了。心想真是见了鬼了，刚埋的死人，要是出错该是曹大个子从坟里跑出来告的状，还会有谁？这自是瞎说了，死人要能站出来告状这世界就大乱了。我终归还是弄明白是我说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乱子。这句歇后语的后半句是：听驴的。磨驴拉就动不拉不动，不是听驴的是什么？我立刻意识到有人把这句话告了，说我骂管教是驴。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种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我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形容人做事不主动，像磨一样，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傻朱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大概我的解释确有些道理，他还是接受了，说你们劳动改造就是要积极主动嘛，否则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赶紧点头称是。这事就这么对挡过去了。当晚解若愚便告诉我是赵仁跑去告的状。我听了很生气，晚点名后回监舍的路上我问他今天是不是说了我的坏话。他说没有啊，咱俩无怨无仇我干吗说你的坏话？我说有人看见了，你赖不掉的。他不吱声了。我说对那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他问什么话。我说赵仁不仁啊。我听他嗓子眼里咕哝了几下，没放出声来。
　　
　　梁枫——
　　
　　梁枫是个小个子乐天派，整天笑眯眯的，那状况一点不像在蹲监，好像在自己家里过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别的犯人也似乎当成家里的人，很友好，很关心，有事没事愿和人拉家常。他有个习惯，说起话来两手不停地打手势，像指挥唱歌那样，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说他最怕听梁枫说话，说叫他晃的头晕。傻朱更不客气，说梁枫你说话不叫手老实我就把你的手捆起来。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给绑了，以示惩戒。就是这回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我说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绑，而是绑起来后仍然认真学习毛著。他手不能翻书页了，就埋下头用舌尖舔着翻。他学毛著不是装样子，而是从内心里想学，也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他被捕前是青岛一家报纸的编辑，青岛反右当中发生了一桩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谓“山大学生闹报社”。事实的起因和性质与K大学生“闹”人民日报社类似，学生对报纸发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满，要求报社领导出来进行对话。领导不出来，到街上收买了许多闲杂人员充当革命市民对学生进行围攻。这行径被梁枫看在眼里，在后来的一次会上梁枫对领导的这种“不磊落”提出看法，这是问题之一；另外他还写了篇《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有悲剧》的文章，在反右之前发表出来，这也是个问题。“二罪并罚”就打成了极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个本家侄子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具体是什么不详），就被逮捕判刑。
　　
　　他头一次同我说话是我到我乐岭当天，刚进监舍门便有一个小个子犯人接过我的铺盖卷，两眼笑眯眯的，说我姓梁叫梁枫欢迎你。我当时很哭笑不得，没吭声。等我安顿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我问句你是班长吗？他头和手一块儿摇晃说不是。后来我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他也忙，需要他“照顾”的人很多，我俩也没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认他是属于“好人阶级”范畴的，他是那种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痴心不改的人。
　　
　　我记得的第二次“重要”谈话是在一根绳休息时，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
　　
　　这一次是在“马厩”里他找到的我。说他写了两首诗，（天啊，怎么一当犯人都诗兴大发呢，莫非劳改农场真是个富于诗意的地方？）想请我批评指教。连日来我一直烦着，情绪低落，起因是苏英那封来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懂诗，怎能批评指教你？他说毛主席教导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我打断他说，服务、学习都到不了我这儿来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是工农兵吗？他说咱们虽然是犯人，可干的是农活，应该属于农民范畴吧。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需再推诿了。既然他想让你听他的诗朗诵，不达目的就不会罢休。我说指教谈不上，学习学习，你念吧。他清清嗓就点头摆手地将他写的《倾诉》朗念起来：
　　
　　痴三丁，腿儿弯，
　　
　　对着主席来诉冤。
　　
　　你诉什么冤？
　　
　　我要跟着主席走，
　　
　　别人叫我来坐监；
　　
　　坐监就坐监，
　　
　　死了也心甘。
　　
　　念完《倾诉》，他又念他写的第二首，《梦中见毛主席》：
　　
　　晚夜风雪激
　　
　　相会在北京
　　
　　正欲倾盆吐
　　
　　忽闻狱卒声
　　
　　我说好诗好诗，表达了对毛主席强烈的崇敬之情。但个别地方须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语不当，党和政府要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这是恩德，怎么能说冤呢？第二首中的“狱卒”也用语不当。狱卒是旧中国对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称，用在新中国的管教干部身上是错误的。他点点头，要说什么，正这时听班长张克楠吆喝干活了开始干活了。谈诗也就到此为止。
　　
　　马厩——
　　
　　吃饭时，高云纯亮出一副用枣木制作出来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样子，并且用刀叉开始了这顿晚餐。高云纯制作刀叉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以为是闹着玩，没当回事，现在见高云纯真用上了便都围上前看热闹。高云纯先用木刀将窝头切成若干片，然后又如法炮制将萝卜咸菜切成片，将食品加工完好后便开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窝头片，用一副小叉叉咸菜，吃得一丝不苟。看热闹的人中有的吃过西餐，有的没吃过西餐，无论吃没吃过都以一种讥笑的神情看着吃饭的高云纯。高云纯也不理会，依旧一样一样叉着吃。后来解若愚先开言，说高云纯你闹啥怪呢，人家外国人是怎样用刀叉吃饭的，用刀切面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后叉着吃。没这套家什不行，咱吃窝头咸菜用得着这些东西么？纯粹的出洋相。高云纯将最后一片窝头用叉送进嘴里，边咀嚼边说中国人外国人都很重视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话么？比方同样吃窝头咸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样的。解若愚问怎么个不一样？高云纯说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儿，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儿。解若愚说胡说。高云纯说不信试试。梁枫接话说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尝尝味道一样不一样。边说边从高云纯手里取走刀叉，切起了窝头咸菜，之后又学着高云纯的样子叉着吃起来。高云纯问老梁你觉得味道变了没有？梁枫一边用嘴品着滋味儿，一边说怪了，真怪了，窝头的味道真的变了。梁枫的话引得大家轰笑起来。又有人借用高云纯的餐具，吃了同样说味道不一样了。高云纯扬扬自得地看着解若愚说，怎么样，你不试试？解若愚说我不试。高云纯又转向大伙说我还保存一部分枣木，谁要做刀叉的话可以和我讲。梁枫说我想做一套，可没技术。高云纯说我教你。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并请高云纯当老师。高云纯一一应承。这顿饭吃得满热闹。
　　
　　袁光——
　　
　　袁光袁书记要离开我乐岭农场了，据说上级要给他换一个好些的环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替他高兴，同时也不觉得奇怪，理所当然似的。像袁光这样级别的高干也在劳改农场改造总给人以处理不当的感觉。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又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这不是要评说什么，只是讲出一个基本事实。至于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话叫“一个不杀”（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好像给了很大恩典似的），这总算给右派们留了一条活路。而在处理上职位高的仍然是大受优待，基本上是不抓不关，任务只是好好学习，而那些如我辈等就一鞭子赶到改造场所改造了。同样也不是对此加以评论，要说的只是袁光这位大学书记，不知怎么成了通常中的一个例外。
　　
　　我说过一直对袁光有一种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机会对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听说他要走，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谈一次。
　　
　　同样是在一根绳，我见袁光一个人趴在石墙上休息，便走过去，就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袁书记听说你要离开我乐岭了？
　　
　　佟队长告诉我了。
　　
　　能回K大吗？
　　
　　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呀。
　　
　　袁书记，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你不会忘记，我向你提了一个蠢问题，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说蠢，我鼓掌不是同样蠢么？
　　
　　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该向你提问题。
　　
　　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哩。
　　
　　那还有什么？
　　
　　不好说。
　　
　　……
　　
　　已经过去的事，别提了。也没必要提。
　　
　　听袁光这么说，我只有不提了。至于他说的“不好说”其真实情况是后来“二进宫”到丰城监狱后李德志告诉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
　　
　　将这两个名字写在一起会给人一种狎昵的联想。事实上却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归队后在“马厩”里我同时看见了他们两个（他俩由不同的劳改单位同时转来）。自从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分别，这是头一次见，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中国劳改单位之庞杂，熟人相逢并不是桩容易事。即使这次重逢，如果不是缘于当局的总体“战略部署”也是难以实现的。见面后我十分地惊讶，惊讶不是他们的面目有了改变，而是同他俩打招呼时旁边有人向我询问：周大学你认识胡公公和二姑娘么？草木春发秋枯鸟虫毛损壳脱，而落在一个犯人身上的外号，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样，辗转相随，终其一生。实让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听“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说“二分之一”被判刑后的第一站是清河农场，那时他也在。大约半年后他病死了，得的是伤寒。
　　
　　火盆地——
　　
　　火盆地是农场最边缘的一块农田，开春播的玉米，苗出齐了，全大队出动间苗。
　　
　　农场的犯人成天干的就是农活，耕地、下种、间苗、锄地都一样，有什么可说可道的？只因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
　　
　　一来天暖和，二来地块离场部较远，队部决定中午送饭到地里吃。天还没晌，大伙一齐犯了“歪脖子病”。一边干活一边频频往场部方向张望，看送饭的是否已走在路上。傻朱见大伙不一心干活，十分气愤，不住地骂人，还顺脚踢翻了几个。就这样还是不行，仍有人忍不住诱惑继续“犯病”。这当儿，佟队长从南山上打猎回来，背着猎枪牵着狗，正站在一个叫李宗伦的犯人身后。李宗伦没看见，让身旁的一个犯人猜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前者指黄颜色的玉米面窝头，后者指用高粱杂和面儿蒸的红色且被切成四四方方形状的发糕，所以叫了红四方面军。平时管教连犯人放个屁都知道，这一颇为流传的叫法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们并不理会。但今天情况不同，管教都在火头上，听见这话佟队长立刻向李宗伦喝道你他妈说什么来着，再重复一遍！李宗伦立刻明白佟队长要叫他当替罪羊，连忙站起身，笔直地站在佟队长面前，一声不敢吭。佟队长还要李宗伦重复，李宗伦只得照办，怯懦地说我说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佟队长吼道你他妈的说吃黄团长是假，说吃红四方面军是真。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革命队伍，你这么仇恨居心何在。李宗伦辩解说他说吃的是发糕，不是真的红四方面军。又说他一点儿也不仇视革命军队。大概李宗伦是吓昏了头，要不当了这么多年犯人，还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须辩驳。是怎么回事，对方心里清清楚楚，无非要借机整你，你还有什么可说，只有点头哈腰地认错，让他们发泄一通邪火了事。李宗伦愈辩解佟管教愈愤怒，脸都涨紫了。地里的犯人一齐看着这场面，暗暗替李宗伦担心。幸好事情没有继续发展，因这时伙房送来了饭。佟管教急着喂他的狗，他对狗是没说的。
　　
　　有说人在某一时刻会让倒霉鬼缠上，一旦缠上想脱也脱不了。这天李宗伦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一只青蛙在地里跳，别人没看见，李宗伦看见了。青蛙可不是等闲之辈，平时见了谁都不肯放过，抓了吃肉。李宗伦看见青蛙眼前出现的肯定是香喷喷的烧蛙肉。他站起身向青蛙奔过去，要把它逮住。动物总的说来是愚不可及的，可危险当头还知道逃命。青蛙跳了，李宗伦追过去，青蛙又跳了，李宗伦紧追不舍，渐渐追得远了。这场面吃饭的人都看在眼里，起初没大在意，有人还嘲笑李宗伦笨得连个青蛙都逮不住，后来便大呼小叫起来，原来李宗伦就要越过警戒线了。那面红色三角旗向他招手般在风中摇摆着，危险迫在眉睫，许多犯人站起身向李宗伦高呼：李宗伦回来！回来！！回来！！！那一刻他要么聋了，要么中了邪，依然磕磕绊绊地追着青蛙。就在腿迈过了两杆三角旗之间的那道虚拟的警戒线时，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爆裂开来，只见李宗伦像一只中了枪弹的兔子在地上滚了几个滚，不动了。转头一看，佟队长举着的那杆猎枪还冒着青烟。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死寂中先是几个警卫战士端着枪向李宗伦倒下的地方走过去，佟队长与另外几个管教也走过去，将李宗伦围在中间。过了一会儿，那边传过来命令，让人拖一辆板车过去。就见将李宗伦抬上了板车，拉着往场部去。这时犯人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李宗伦还没死，死了就直接拉到小西地了。
　　
　　一根绳——
　　
　　在休息时我和李戍孟谈起那天张撰和王妃冒受惩罚风险的爱举。我说张王二人的爱情确是真挚感人的，特别是王妃，她的勇气令人称颂。李戍孟听了沉吟不语，而后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王妃是了不起，可比起我的琳琳来，是远不及的。对他的话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琳琳在他心中的位置，我只是感到迷惑：琳琳究竟是一个啥样女子，能令李戍孟如此爱之至深。也许李戍孟猜到了我心中所想，又说道：琳琳是无人可比的，真的无人可比……我说是吗？他点点头，说我敢肯定，这个世上没有比琳琳再可爱的女子了。我说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赶紧解释说：对不起啊李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琳琳是个好女子，只可惜无缘见到。李戍孟叹了口气，说：琳琳是完美无瑕的，她的外表美、内心更美。我和她之间的事随便想起一件，都让我的心发疼发颤……不说别的，只说她跑到北京和我成亲，哦，你想听吗？我说想听。他抬眼望望飘着云彩的蓝天，似乎在寻觅他的琳琳的身影。他又叹了口气，然后缓缓说下去。
　　
　　他说他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从家乡返回S大的，一九五六年毕业留校后因染上肺结核回家休养了一年，这样便错过了上半年的整风鸣放风浪。回校后他给琳琳写去一封信，告诉她工作的事暂时搁置，估计不久就会得到解决，让她放心，让她集中精力复习迎接高考，还向她叙说学校的整风情况。很快便收到琳琳的回信，信中看出她对城里整风很感兴趣，提了一些问题，让他在回信中如实告诉她。他知道琳琳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孩，关心国家大事，当然也出于对他的关心。他将回校以来的所见所思向琳琳“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封信刚刚寄走，《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吹响了反右的号角。不久，琳琳的回信到了，信中又问及有关反右的情况。他在回信中如实谈了自己的不理解，这个阶段各系整风中的“闯将”们已纷纷落马。不久又收到琳琳的第三封信，信中要求能明确告诉她反右对还是不对。他回信了，信中“明确”讲了自己的看法：不对。他说如果一个政权闭塞言路且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势必令整个国民寒心。
　　
　　后来再没有收到琳琳的回信。又过了几天，琳琳奇迹般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只身来到北京，只为找他。在校大门口见时，她当头便问：戍孟哥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他听了大吃一惊道：我给你写了信，也收到了你的信。琳琳也惊呆了，说我没收到信，也没有回过信。我是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才急匆匆跑来北京。他定定地望着琳琳，大声说：琳琳你说什么？你没收信也没回信？！琳琳肯定地点点头。他像坠入五里雾中，一边抓脑袋一边说我手里就有你的信啊。琳琳说快给我看看。他说在宿舍里。两人几乎是一溜小跑来到他的宿舍，他找出珍藏在枕头底下的信，交给琳琳看。琳琳只看了一眼便哭出声来，边哭边说不是的，这不是我写的信，是有人模仿我的笔迹写的。老天！他的头一下子大了。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其中的就里，可他意识到他遭了人的暗算。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这样做又有什么目的？他问琳琳，邮递员进村送信一般送到哪里？琳琳说送到村支部。他就不吭声了，上前紧紧将琳琳抱住。
　　
　　不管怎么的，见到琳琳他还是高兴的，特别是在北京相见。他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安排琳琳住下，然后就带着琳琳逛北京城。尽管心里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在琳琳面前还是强装欢颜，尽量让琳琳玩得开心。
　　
　　大概在琳琳来北京的第四天，系总支将他找了去，他看见桌上放着他写给琳琳的几封信。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尚存一丝侥幸，那么此刻他就完全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无须多做辩解，白纸黑字，即使产生于别人的阴谋中，他也是难逃罪责的。当那位负责人冷冰冰地问他：这些信是你写的吧？他只点了一下头，没多啰嗦。
　　
　　形势突变，他不能将琳琳继续留在北京。琳琳没有思想准备，问为什么要把她早早“赶”走。本来他想把事情对琳琳隐瞒，经考虑还是觉得当面对琳琳说清楚为好，这是一种对她负责的态度。琳琳听后大眼一点不转了，问：会咋样？他说要当右派了。这几天琳琳在校园走顺眼看了几张大字报，也远远看过批判会现场，但对实际性的东西是模糊的。听他说要当右派，便问当了右派会怎样。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但他知道不能对琳琳轻描淡写，要让她有心理准备，为不可避免地结束两人的关系做铺垫。他问琳琳知不知道农村的四类分子。琳琳说咋不知道，是地富反坏。他说现在四类中又加了一类，就是右，地富反坏右。这你就明白右派是什么了吧。琳琳听罢放声痛哭起来，说戍孟哥我害了你啊。他说琳琳这与你无关的。琳琳说有关有关。他给她擦擦泪，顺势点点她的鼻尖，说有关？是你发动的反右运动吗？琳琳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可没有我你会给我写信吗？事情不就出在这信上吗？他说并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有句话叫水上不死陆上死，人要倒霉是躲不过的。琳琳仍认定是自己害了她戍孟哥，又提出了根据，她说支书女人曾到她家为侄子提亲，一个村里的，爹妈很清楚那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儿，没应允。是他不死心，才想出这么个毒法子害人。琳琳说的这件事他知道，也觉得可能是一种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针对他这个上大学的地富子弟心存仇恨，这一点在他考大学时便得到印证：刁难他，不给他起户口。总而言之，他在他们眼里是个除而后快的人物，加害是迟早的事，这一次终于瞅准了机会。他尽可能解除琳琳心里的自责，琳琳仍泪流不止，她突然冒出一句：戍孟哥，当了右派能不能结婚？他说那得看怎样处理了，要是判了刑，就不能结婚。琳琳问能把你判刑吗？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但为了琳琳他说了一句对自己有诅咒意味的话：我想我逃不脱的。琳琳听了想都没想地说：那我们就立刻结婚。戍孟哥，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他摇了摇头，将琳琳紧紧抱在怀里。他知道现实是残酷的，再深厚的爱也难以承受漫长岁月的磨砺，况且这也不公道。他不能让琳琳这样一个纯真美丽的女孩跟着自己受苦受难，他是深知自己的母亲这辈子是怎样生活的，不能让琳琳步母亲的后尘。他劝琳琳先不要想别的，立即回去参加考试，争取升入大学。琳琳却摇了摇头，悲伤地说：上学又有何益呢？看看你，还有满校园这些有大学问的人，我就觉得以前渴望读书的想法是幼稚的。琳琳的话使他的脊背一阵阵发凉，琳琳虽然文化不高，却能一下子看到问题的实质啊。
　　
　　他永远难忘的是琳琳离开北京的头天晚上，他参加完系里对他的批判会，已经很晚了。
　　
　　他急匆匆赶到琳琳住的旅馆，一进房间他怔住了，只见桌上点了两只大蜡烛，红红的烛光映照着墙壁上贴着用红纸剪出来的双喜字，还有一对并排贴着的纸鸳鸯。琳琳盘腿坐在床上，头上蒙着一块红包袱皮。一动不动。一看这景象他就明白了，顿时热泪涌出眼窝，他上前一把将琳琳抱住，颤声说：琳琳，你，你这是咋的啦？琳琳的声音从“红盖头”下面传出，极其平静，她说：戍孟哥，由我做主，咱俩今晚就成亲，你要是嫌弃我就立马走，要不嫌弃，就掀开我的盖头，这样以后谁也别想再拆散咱们了……
　　
　　李戍孟声音颤抖说不下去了，虽然他把成亲的过程讲得十分简约，然而却把我深深地震撼了，我眼前浮现出蒙着红盖头端坐床上的新娘琳琳的画面。这是人间至真至善至美的一幕啊。我由衷说到：李老师，只凭你讲的这一点点我就完全能够断定琳琳是一个不凡的女子，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十分难得的啊。李戍孟没有回应我的话，似仍然沉浸在对琳琳的思念遐想里。我又问：李老师，后来琳琳怎么样了呢？李戍孟长叹一声，说道：那是一言难尽的啊。我问：这些你都写在书里了吗？他点点头回问：你想看这本书吗？我说想看，他说给你。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16


　　三
　　
　　李宗伦——
　　
　　“越狱潜逃事件”（佟队长在点名时这么宣布的）发生的几天后，我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李宗伦。我住院了，是那劳什子“闹怪”引发出来的。自在清水塘得了这怪病后，一年总要犯那么三两回，说要紧也死不了人，说不要紧也很讨厌。这遭是蹲在地里间苗时眼前陡然又红了。与从前“闹怪”不同的是这遭昏倒了。被运进“马厩”里醒过来后，知道自己正发高烧，嘴上起了一串燎泡，身子却像掉进冰窟窿里，哆嗦成一团。就被送进了场医院。农场例来对刑期快满的犯人比较优待，一是这种人没有逃跑的可能（除非傻了），再就是给个顺水人情，显示显示劳改场所也是个讲人道主义的地方。一切都是功利的，整治你或是笼络你都不例外，正像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然而即使有缘有故，爱也比恨要好。我住院了，哪怕在死以前住一次院也是欣慰的。
　　
　　应该说我的体质还不错，这么多年除了“闹怪”一直没生什么大病，也很少吃药。这说明人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适者生存嘛。住院当晚打了一针，第二天病情便好转了。我心想既然好不容易住进来，就他妈多享受几天。因此当大夫问我怎样时我就一口咬定说头晕，头晕得厉害。大夫有些纳闷，说烧退了咋还头晕呢，再观察观察吧。我就留下来“观察”了。除此之外，我还想“观察”一下李宗伦。
　　
　　李宗伦和我不在一个班，认识但不很熟悉。只因他被佟队长用猎枪打了，也就从“马厩”里的百多个犯人中“脱颖”而出，成“名人”了，人人都知道他了。也知道了他的大体情况：他家在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镇，读中学时爱好文学，酷爱诗歌，本想考入大学中文系深造，但因家庭生活困难只能考入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镇中学教书，并开始投稿。头一次见铅字是在省报副刊，是一首为庆祝儿童节而作的儿歌。就是这儿歌让他当了右派。常言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李宗伦头一遭上这文学的“河边”就让大水卷走了。他的经历就这么简单，如同那首轻飘飘的处女作。
　　
　　我进入装病阶段后一直想去探视李宗伦，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怎样。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一个病房，又不敢贸然打听。也巧，这天那个让我“观察”的秦狱医向我问起李宗伦的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顺便问他李宗伦目前的情况。秦狱医说还活着，估计死不了，很幸运。我问幸运在哪里。他说一是用装散弹的猎枪打的，二是身体侧后方中的弹，没伤到要害处。只是他不肯配合治疗，要死要活的。我问为什么。他说真实原因闹不清，又说你们是一个监舍的，可以去看看他嘛，劝劝他别钻牛角尖。这正合我意，便问了他在哪个病房。
　　
　　既然有了秦狱医的恩准，就不用顾忌什么了。当天下午我就进到李宗伦的病房里。这是一间小病房，六个床位，有的病号躺在床上，有的坐着或走动。我一眼就看见头和身上缠满绷带的李宗伦，他侧向墙壁躺着，一动不动。我怕他正睡没喊他，走到近前探头向里面看看，见他上面的半张脸缠着绷带，下面半张脸上的那只眼大瞪着，样子很吓人，一点也认不出是李宗伦。一个年纪稍大的病人问我是不是找姓李的伤号，我说是。他说他就是。这时李宗伦侧转过了脸来，用原来瞪着墙的那只眼瞪着我。从眼光的变化看出他认出了我。我赶紧说老李我是老周，也住院了，你怎么样呢？他没说话。那个刚才与我搭腔的病号说你来了正好劝劝他，整天不吃不喝地等死，想不开。我点点头，觉得不妨先从别的病号那里摸摸情况再说。便攀谈起来。看来李宗伦真如秦医生所说“钻了牛角尖”。他认为越过了警戒线应该格杀勿论，可用打猎物的枪向他射击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是人，不是动物。这是无视人的尊严的行为。为此他要求农场当局就此给他个说法。听了李宗伦不配合治疗的过节，我不由一下子联想到冯俐，冯俐不也是认死理非要当局给个说法吗？可谁又会给你个说法呢？就是给了又怎么样，西葫芦就能变成茄子了吗？受苦受难这么多年，仍然童心未泯，李宗伦仍停留在写儿歌的阶段啊。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安慰李宗伦，更不知该怎么劝说他。说句老李我还来看你，就走了。
　　
　　张撰——
　　
　　张撰跑到医院把我叫到院子里，神秘兮兮的。我问他是怎么跑出来的。他说他是从演出队来，演出队已取消到外面演出的计划，他去拿东西。我问为什么取消了演出。张撰说要搞运动了。我问搞什么运动。张撰说“拔白旗”。我没弄懂，问在哪里拔白旗。张撰说在农场全面拔，劳改犯教养犯女犯少年犯都要拔。我还是不理解，问你刚才说的这伙人不都是白旗吗？白旗里头怎样拔白旗？张撰说谁知道呢，反正叫拔就拔是了。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张撰说前天晚点名时已做了动员，昨天趁大伙出工对各监室进行了全面搜查。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我听了紧张起来，问：搜出什么了吗？张撰说到底搜走了什么现在还没公开，我只担心上次给你画的那幅画，你搁在哪儿呢？我说在褥子底下。张撰说那肯定搜去了。我说那画会有什么问题呢？充其量是一幅田园风情。张撰摇摇头，说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清楚，许多事情不追究没有事，一追究准有事。我说那怎么整？张撰说这画是你要的我画的，都脱不了干系。问题是问起来咱俩必须得对上口径，别说了两岔道。我说这画你是按照我的意图画的，有问题我来解释好了。张撰说事情也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还是事先统一一下认识稳妥。我说统一什么呢？张撰想想说，要不我从管教的角度向你发问，你也把我当成真管教来为自己辩解，看看能不能把这事糊弄过去。我说你的意思是搞一场模拟审讯？张撰说是，毛主席不是说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吗？我点点头说你问吧。张撰略一思忖，就开始了对我的“审讯”：
　　
　　张：周文祥你说，你藏在褥子底下的这张画是从哪里来的？
　　
　　周：不是藏，是放在褥子底下，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褥子底下。
　　
　　张：画从哪儿来的？
　　
　　周：我请张撰画的。
　　
　　张：为什么要画成这怪怪的样子。
　　
　　周：是这样，我做了个梦，觉得这个梦实在怪，我把梦境告诉了张撰，请他给画出来。
　　
　　张：你总是做同一个梦吗？
　　
　　周：不是。
　　
　　张：那为什么单单要画这个梦？
　　
　　周：可能因为这个梦印象特别深。
　　
　　张：为什么这个梦印象特别深？
　　
　　周：我说不出来。
　　
　　张：不要回避问题。
　　
　　周：我真的说不出来，也许因为梦里有女人出现吧。
　　
　　张：这个女人是谁？
　　
　　周：不知道。
　　
　　张：哼，做梦娶媳妇想好事。我再问你，你梦里的女人也像画上的女人在耕地？
　　
　　周：是。
　　
　　张：为什么要画女人的背影？
　　
　　周：我梦里看见的是背影。
　　
　　张：有没有别的什么用意？
　　
　　周：没有。
　　
　　张：为什么要画上一棵树？为什么要画出一片大叶子？为什么树叶子上要画出一个洞？
　　
　　周（冲动地）：请问为什么不能画一棵树，画树为什么不能画叶子，树叶子上为什么不能有个洞？！
　　
　　张（回到原本的角色）：瞧你呀老周，管教没火你倒火在了前头，你还是没把我当真管教，要是换上傻朱的话，不等你问完就拿巴掌量你了。
　　
　　周：好吧，那我就把你当傻朱，你再问。
　　
　　张：你说说为什么要让张撰在树叶上画个洞？
　　
　　周：许多树叶都有洞。
　　
　　张：为什么要画成一半黑一半红。
　　
　　周：……
　　
　　张：你回答。
　　
　　周：是象征。
　　
　　张：象征啥？
　　
　　周：日食。
　　
　　张：日食的象征是什么？
　　
　　周：……是说发生日食很稀罕。
　　
　　张：别走题，我问的是象征。
　　
　　周：我说不出。
　　
　　张：说不出为什么要让张撰这么画？
　　
　　周：真的说不出。
　　
　　模拟审讯到此中断了。张撰说不能说画的是日食，因为日食的象征太明确。我说不说日食又该说啥呢？张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好好开动一下脑筋，上回你那句“磨房里的磨听驴的”不就解释得很好吗？我苦笑笑说是急中生智啊。张撰说那你就再来回急中生智吧。我说我想想，可想了半天没有智生出。张撰也无可奈何，说立马想不出来就慢慢想，千万别抱什么侥幸心理。想出了说法要尽早通知我。我说好。我又问他和王妃的事，他立刻就喜上眉梢了，说很好，正健康发展着。我说能预料到前景吗？张撰说自然是希望能实践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说衷心祝福你。张撰笑着说我也衷心感谢你。之后张撰就走了。
　　
　　李宗伦——
　　
　　李宗伦留在我头脑中最后的形象是一张极其狰狞的阴阳脸。那天看着狱医从他头上揭去纱布我禁不住“啊”了一声，病房里其他光头病号也都大瞪着眼，霰弹的火药侵蚀进他右边脸的皮肤里，看上去像抹了一层黑灰。李宗伦自己看不见，他看见的只是在场人的惊愕。他问道你们都怎么了？大家连忙掩饰说没什么。说这么重的伤没留下残疾真是万幸啊，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恢复得这样快也是没想到的。七嘴八舌地总算把事情搪塞过去。
　　
　　然而肥皂泡迟早有破裂的时候，李宗伦还是知道了术后脸上落下的可怕印记，这打击对他是致命的。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只说被枪击这件事，打都打了，又何苦计较用的什么枪？再说又有哪本书上写了射人不准用猎枪？而现在猎枪的火药又留在了他的脸上，成为永不磨灭的耻辱。愈要面子愈得不到面子，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问题还在于他硬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时时处处都对这一现实进行掩饰，他不再迈出病房一步，一天到晚歪着个脸，以那半好脸与人相对。如迫不得已须离开病房，他就用手捂住那半边黑脸。这些是外在的表现，更甚者是他的精神明显垮了，眼光直呆呆的，也非常神经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眼光在他脸上有稍多的停留，他便怀疑人家在欣赏他的缺陷而以仇恨的目光相对。他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不多言谈，现在则更沉默寡言了。相比之下，他和我说话还比较多，许是我匿于深度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存偷窥之嫌的缘故吧，因此才对我比较友善。一旦开启了嘴巴，他就像老太婆那样絮叨起来，非常神秘，将声音压得极低，将嘴贴到我的耳朵上，那些被他尽数视为“仇敌”的同房病友们是断然听不见的。话题也是海阔天空，且不断地跳跃，从南朝一下就到了北国。不管说什么，最后终归要回到一个既定的话题：死。也不管我如何试图将这话题扯开，他总是执拗地将话题扳回去，这样我俩的谈话就千篇一律，形成一种模式。比如：
　　
　　李：活着还是死去？这是沙翁剧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内含人生的真谛，什么叫人生真谛？这就是。
　　
　　周：人有生也有死。
　　
　　李：不，这不是沙翁的原意，原意是生与死的可选择性，人可以选择活，也可以选择死。
　　
　　周：中国人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人生的真谛。
　　
　　李：关键是怎样的一种活法，是活得屈辱，还是活得尊贵。
　　
　　周：活就是活，死就是死，哪有这么复杂。
　　
　　李：人不能回避死，谁回避谁就是懦夫。
　　
　　周：得过且过吧，多想想高兴的事，少想那些苦恼事。
　　
　　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周：马上就收麦子了，想想消灭白军（白面饽饽）岂不快哉？
　　
　　李：毛主席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人的死重于泰山，有的人的死轻于鸿毛。
　　
　　周：泰山也好，鸿毛也好，对单个人来说死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消亡，人死如灯灭。
　　
　　李：死是人生最终归宿，因此充满着诱惑。
　　
　　周：何必自欺欺人？历朝历代哪个皇帝老儿不都是寻求长生不老。
　　
　　李：也不尽言也，高贵赴死的帝王也是大有人在的，田横、项羽、虞姬……死得悲壮，名扬千古。
　　
　　周：且慢，死得悲壮，悲字总在其中吧。
　　
　　李：恕我用语不当，不过悲壮一词是活人强加在死人身上的，死得其所，何悲之有？
　　
　　周：死亡终不是欢畅。
　　
　　李：这同样是活人对死亡的感受。
　　
　　周：死人的感受只怕没机会表达。
　　
　　李：我是死过去一回的人。
　　
　　周：那你就说说死的感受吧。
　　
　　李：一言以蔽之，走向死亡的过程是美妙无比的，面对着一个五彩缤纷香气扑鼻的世界，天空要多蓝有多蓝，水要多清澈有多清澈，动物会说话昆虫会唱歌，你轻盈的身体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飘飘悠悠，舒畅之极，你急于飞向极乐世界，什么叫欲罢不能呢？这一时刻就是……
　　
　　周：……
　　
　　我无言以对。一个死去一回的人绘出的死亡景象，是由不得一个没死过一回人的反驳的。我只是想，如果死亡真的像李宗伦描绘的这般妙不可言，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死。
　　
　　死去的人是聪明透顶大彻大悟的，而活着的人却是愚不可及，犹如我自己。
　　
　　李戍孟的小说稿——
　　
　　自从听张撰说当局对监舍进行过一次大搜查，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一是那幅画是否被搜去尚未可知，再就是我带出来的李戍孟的小说稿不知会不会受到追查。不少人都知道李戍孟有这么部书稿，没搜出来肯定会引起人的怀疑，怀疑这部书稿的去向。而我又不敢担保李给我书稿以及我从“马厩”带走时没被人发现。可见危险是蕴于其间了，随时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所有的诘难我们犯人都只能被动地承受，除了编出一种“说法”搪塞之外，再没有别的主观能动性。时间一久，就使我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就“打破头用扇子扇了”。
　　
　　我想既然眼前还没追查过来，不妨抓紧时间看这部书稿，一有变故就想看也看不成了。遗憾的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看成。
　　
　　苏英——
　　
　　就是在我决心要读李戍孟的小说的那天苏英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吃惊的不是她又来找我，而是她从上到下全变了样，穿一身黄军装，戴一顶黄军帽，开始那刹我断定是自己装病的伎俩被揭穿，队里派来警卫战士把我擒回去。弄得我好紧张。待认出是她我的身子还是直僵僵的。我埋怨说苏英你咋这样，我还以为来了革命战士呢。苏英笑了，说我就是革命战士啊。我摘帽了，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你不为我高兴吗？我说高兴。
　　
　　苏英来我真的很高兴，站在院里我向她问这问那，惟独没问冯俐。她倒挺敏感的，头一偏笑道最要紧的咋避而不问呢？我说啥是最要紧的呢？她说问问你自己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冯俐的情况你不是在信里写了吗？她拍下手说看啊贼不打自招了吧。
　　
　　中午在病房里吃了饭，苏英将带来的食品向病房里的光头病号分送，换来一片感恩戴德的歌颂。苏英总是很周到的，这是冯俐所不及的。平心而论，苏英是个很不错的女子，热情，懂得关心人。拿我来说，曾伤害过她，她不计前嫌，对我还一如既往，对此我心里既感动又歉疚。为什么我不愿在她面前再提及冯俐，也是出于这种心情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院子里，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发觉她久久望着我。后说周文祥我想听你一句话哩。我说什么话？她问：我来你欢迎不欢迎？我说欢迎。她又问高兴不高兴？我说高兴。她问从心里？我说从心里。她说要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否则我下午就回去，你决定。我一点儿没想到苏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笨，也能体会出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暗示。苏英巧妙地将这个球踢给我。如果在几年前，我很清楚自己会怎样做，我不会允许自己对冯俐有一丝一毫的亵渎。而现在，一切都成过眼烟云了，冯俐可能打算永远不同我联系。我所有的热情与愿望都变得很荒诞，这是一；另外我还必须承认，即使一个苟延残喘的动物，意识中仍难以做到六根清净，渴求着女性的抚慰与滋润，是爱情之外求其次的那种吧，也是动物世界普遍存在着的那种吧。性爱，确像一面生动的旗帜在欲望的地平线上飘舞。现在，似乎移动起来，且愈来愈清晰。我是希望苏英留下来的，从内心。我说苏英我希望你能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聊聊，只是……只是什么？苏英问。我说只是你住的问题不好解决。苏英似松了口气，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有办法。她又说晚饭前我再来找你，等着我。说完冲我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全身戎装的背影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一种陌生，我问自己，她就是曾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且积极为《大地》出了谋划了策的那个历史系女生吗？我知道是，却又不敢相信，真是世事沧桑啊。
　　
　　不到傍晚她就兴冲冲跑来了，告诉我住的地方已经解决，在就业队的一个“二劳改”家借宿。又说她刚跟狱医交涉过，可以带我到外面去走走。我不怀疑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相信苏英能将寓言变成现实。
　　
　　在苏英的“押解”下我离开了医院，向远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走去。说“押解”并不为过的，一是院方把我交给她带出，她就成了我事实上的羁押人，跑了人她要负责任；另外在劳改营的辖区内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在一个犯人后面，从直观上不是押解又是什么呢？
　　
　　或许我俩在意识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我们确像押解般一前一后走着，不能说什么。但心里是激动兴奋的，这怕是十年当中享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由了，况且还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抬眼望向正南方向的那座高耸的山峰，我头一次觉得那山是这等的壮丽，像一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它脚下的土地河川，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敬畏。我一直认为，大山是有灵性的，一座山就是一尊神明。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有一次在一根绳休息，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科学与迷信这上面来。发生了争执，我和张撰认为不应把对大自然神秘现象的敬畏视为迷信。梁枫说他小时就让黄鼠狼附过身，他看见“黄爷”捻着白胡子冲他笑，眼见为实嘛。解若愚和俞华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论证神明的不存在，解若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看着咱们这么受苦受难咋不发发慈悲，予以救助呢？张撰回答得很干脆：上帝很忙。需要他救助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啊。解若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问：那你说上帝要忙到什么时候？张撰张口就来：再忙上三四十年吧。解若愚又问：上帝给你写信了？张撰哑然。
　　
　　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光景苏英将我喊住说别老像熊瞎子似的走个没完，到河沟边儿树底下坐会吧。就听了她，坐下。开始两人都不说话，似乎无从说起。后来就互相询问一些事，很广泛。也谈及各自家庭的情况。我告诉苏英我的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母亲随大哥一起过。弟弟妹妹都结婚了。现在也不太通信，写信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是一家人十年八年不见也就成了陌生人。所以现在家的概念很淡漠了。我问苏英为什么还不结婚，也三十多岁了。苏英不语，只低着头。军帽帽檐儿几乎遮住整个脸。我后悔不该说这话。也许形成了一种强迫观念，我的眼光一看见她的黄帽子就觉得不自在，就生出一种隔膜感，甚至还有一种恐惧感。而在我俩相对而视的时候，我就又看到了原来的苏英，感到亲切起来。我又问她在厂的情况怎样？摘帽后能不能考虑重新分配工作？她说原本是可能的，但后来大病了一场，体质很差，动不动就晕倒，就搁下了。这次来我发现苏英的气色很不好，面皮青黄，本以为是让黄军装映的，听苏英说病了一场，再看她就真的像个病人样。我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叹口气说想想也怪自己，为了摘帽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厂里有一个车间经常有有毒气体泄漏，为提前给人警示在车间里养了鸟，人进到车间先看看鸟还活不活，鸟活说明没有泄漏，鸟死了就告示出危险的存在，就赶紧通知维修人员进行修理。他们维修时都戴着防毒面具，即使这样时间也不能太长。她说她刚进厂时在这个车间干了一年多，后来把她调到另一个车间，根据她的表现和领导的许诺，她觉得在三年内摘帽是不成问题的，可没有。一点风声也没有。后来厂里发生一起事故，一个女工被有毒气体熏死了。女工的家人到厂里闹，许多工人也提出抗议，扬言不保证生命安全就起来罢工。罢工倒是没罢成，但拒绝到有毒车间去工作。这时她觉得是以实际行动向党和国家证明自己一腔热血的时候了，便主动提出回那个车间。有人解救于危难之时，领导自然很高兴，又许诺尽快考虑给她摘帽的问题。就这样她重返“坟场”（工人对那个车间的称呼）。开始几个月没出现泄漏，自然她也不敢大意，每次进了车间先朝挂在管道上的鸟笼看看。直到有一次她被熏倒在地上，幸亏被人发现得早，拖出去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符合苏英的性格，我只是不解，为什么这次进车间不先看看笼子里的鸟呢？她说她看过那鸟好好地站在笼子里，就以为没事了。后来她才知道，进车间那时刻鸟已经熏死了，没躺下是因为它的尖嘴搭在笼子的竹条上，挂起来了。这就给人以还活着的假象。她叹了口气说：也许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我想表现，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明白她说的不光彩是指什么。她能这样剖析自己，已证明了她还是原来那个苏英，起码本质上还是。我在心里为苏英难过，由苏英我又想到冯俐、齐韵琴、王妃以及一根绳那边的那些女苦役犯们。她们所承受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男犯的，然而上帝却仍然在忙着别的事。
　　
　　又继续说了一些话，日头渐渐西下了。苏英便“押解”着我回营。
　　
　　西南岗麦地——
　　
　　从苏英引我钻进“麦海”里的那一刻我便清醒地意识到这遭是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了。其实“发生点什么”的意念在那天苏英提出想多住几天并不断追问我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时已萌生出来。尽管那时一切尚为模糊，飘忽不定。而此时此刻，当我和脸儿红红眼儿亮亮的苏英对面促膝地坐在麦秆铺就的“床垫”上时，我竟然有一种木已成舟的信念。
　　
　　开始是很局促的，该说的话已说过了，再重复已不合时宜。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想起我老家关于男女新婚的一句颇粗俗的俚语：第一宿说说笑笑，第二宿摸摸捞捞，第三宿操操。我俩不是新婚夫妻，上述程序似不适用，但渐进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我就想和苏英先说一会儿话，身子一动膝盖碰在苏英的腿上，我赶紧挪开，（是不是因为尚未到肌肤相亲的阶段？）苏英睃我一眼，说周文祥我身上有刺是不？我真是傻得可以，连连说没有没有，身子却不敢动了。膝盖仍碰着苏英的腿，我看着她。她的脸红扑扑的，像抹了一层胭脂，眼睛和睫毛上洇着一层水汽，显得朦朦胧胧，一层细细的汗珠挂在帽檐儿下那宽宽的额头上。这时我眼里的苏英说是个美人是一点不为过的。我看她的时候她同样也在看我，脸上透出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情，这神情又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讽刺意味儿的笑，朝我问道：周文祥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要是还在K大，你还能跟在我后面钻麦地吗？我简直一傻到底，答：大概不会。她哼了声，说周文祥你回去吧，你给我滚回医院里去吧。我更傻了，心想我说错什么了？问：刚坐下来，干吗要赶我走呢？她愤愤道：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当了这么多年劳改犯，还以大才子自居，架子哄哄的，滚回去吧大才子！她别转过脸不看我，但看见她的胸脯一起一伏的，我明白她为什么生我的气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二百五”行状，就没按她所说“滚回去”，我觉得愠怒之后她更动人。我叹口气说：苏英你别生我的气，大概是坐监久了的缘故吧，我对一切都有种虚拟感，像做梦般不真实。她说怎不真实呢？我不是实实在在坐在你面前吗？我说这不假，可我又怀疑。总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进了草庙子看守所，也许是在清水塘得了那怪病，我就常常搞不清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了，真是这样的呢。苏英转过脸看看我，表情平和些了。她问你现在还觉得在梦里吗？要这样我帮你分辨清楚。我说怎样分辨？她说把手给我。我伸手给她，她抓住捏捏，问痛不痛。我说不痛。她再捏捏问痛不痛，我还说不痛。我真的不觉得痛。她挖苦说你真是个木头人，说着又把我的一根手指放进她嘴里咬起来。我这才觉得痛了，呼叫起来。她丢下我的手，说人在梦境里是没有痛感的，觉出痛来就不是做梦。我点点头。即使我不再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但在感觉中现实也是收缩得极小，我看不到天空和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看不到广大天边的麦地以及远处高耸的山峰，我只看见眼前坐在麦垄上的苏英。而且脑子里只想着那样一件事。我想“说说笑笑”这个阶段算是进行过了，该“摸摸捞捞”了？我在心里鼓励着自己：苏英可比你勇敢得多哩。她的“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难道还得让人家主动抱着你亲嘴吗？干吧干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要错过呀！这些就是当时我的真实“心声”。我鼓足勇气，一下子抓住她的一只手。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动作太突兀，太不自然，不由惶惶的，手里像握着个刺猬，不知该留还是该放。苏英扬起头，怪模怪样地盯着我，问句：干吗呀？我掩饰说我要你摸摸我心窝。边说边把她的手按在我胸口上，问：摸到了吗？她问摸到啥？我说心跳呀。她说没摸到。我说跳得这么厉害咋摸不到呢？她神情还是怪怪的，说：你周文祥长了心？我咋的不知道？不知怎么我一下子变得横蛮起来，说我没长心，我倒要摸摸你长没长哩。接着就伸出手按在苏英酥软的胸脯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我陡地感到胯间那物件战栗起来，伴随着一种入骨入髓的舒畅，到了这一步（大概属第三阶段前奏）一切都变得简单而无理可讲了。我像捕食的豹子跃起向苏英扑过去，把她掀翻又压在身下，紧抱着她，我能感觉到她的响应，军帽下的那双眼已不再是怪怪的，而是流泄着欢畅的光。我亲她的嘴时额头正碰在她的帽檐儿上，挺痛，似乎还不止于痛。我怔了一下，就在这一刹全身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原本率先兴奋的那物件也似乎逃之夭夭，不复存在了。尽管这时我仍紧抱着苏英，但整个身子都麻痹了，血肉之躯变成无知无觉的石木，而意识这时却极清醒，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在一些问题上没人比我们犯人更清醒了。我沮丧我愤怒，我十分无理地朝苏英嚷道：摘了帽子！她瞪大了眼，似乎没听懂什么。我不再说话，伸手一把将帽子从她头上扯下，只听她大叫一声，飞快地用手将头抱住了，但为时已迟。我看见她头发几乎脱尽了的光脑壳。天！我叫了一声，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了，心里哀号着：完了，自己干了一件永远不会被饶恕的事情。完了，所有的一切都完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留给了我的是永远冰冷黑暗的记忆……
　　
　　“许仙”——
　　
　　“许仙”是许管教的外号。不知底细的人会觉得这外号是与他那副“小生”形象有关：白脸细嗓，忸怩做姿，还有点神经兮兮，与他那个一家子《白蛇传》里的许仙许相公大有相似之处，联系在一起并不牵强，却不是。他的外号是因为与一个女犯人谈情说爱而得。这其中的过节我们犯人是在“许仙”由场部贬到队里当管教才知道的。而信息大部分是由在女犯队有“内线”的张撰提供的：许管教本名叫许文，在场部宣传科当干事。在一次给女犯队上政治课时看中了一个女犯人。这女犯人是从帽儿山农场转来的四妃子中的一个闵妃。闵妃的美丽打动了许管教，在讲课的时候便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整个一课堂，他的眼光几乎一分一秒未离开闵妃的脸，好像是在给闵妃一个人讲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仅此而已也算不上什么事。可后来他没有“仅此而已”，而是很认真地开始了与闵妃的交往，有事没事就往女犯队跑，去了就找个“题目”与闵妃谈话。引得女犯队的女管教们非常反感，就反映到场领导那里。领导找他谈话，他倒理直气壮，说他喜欢小闵，说他知道自己犯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错误，可就是管不住自己。又说小闵再有半年就刑满释放了，两人已商量好刑满后她留场就业，然后结婚。领导听了他这一席话十分惊诧，说难道你不知道她属哪一类的人吗？她是牛鬼蛇神呀，你要和美女蛇结婚，立场何在？你不成了戏台上的许仙了吗？许仙这外号就是从这儿叫出去的。当然任何故事都有以讹传讹的成分，但这外号的出处还是让人觉得顺理成章的。
　　
　　我与“许仙”的头一次打交道是我从医院归队后他找我谈话，这也是我转到我乐岭以来管教和我的头一次单独谈话。地点在被犯人称为“净身房”的一间大空屋里。“净身房”的位置在队部与“马厩”之间，能同时容纳五六十人。平时管教找犯人谈话，犯人班长汇报情况以及大型学习会批评会都在这里。有时犯人来多了一下子不好安排，这里又变成临时监舍，我来我乐岭之初就在这屋住了一周，然后才搬进“马厩”里。
　　
　　我按指示去到“净身房”，“许仙”已等在那里了，坐在一张桌后。我向他鞠了躬。他指指前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这种场面我经历得多了，本不应在意的，可这次我挺紧张，心噗噗地跳。一是我的“装病”伎俩在苏英走后便被一病友加难友揭发了，队部责令我立即归队。再就是归队后我发现压在褥子底下的那幅画不见了，也就是说所担心的事被证实了。管教早不找晚不找，偏偏在这个时候找，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不过我心里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许仙属好对付的那种管教干部，自己都敌友不分，看样儿也不会“邪乎”到哪里去。与傻朱相比，我们犯人对许仙还是颇有好感的。就拿他和闵妃这件事来说吧，他的所作所为证明算是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如果换了别的管教相中了谁找机会“干掉”就是了，哪会像他这样傻乎乎地谈情说爱呢。确如我所料，许仙对我的态度很平和，能将人一下子拉近的。他先批评我不该在农忙季节装病（我听出的意思是在农闲装病情有可原），我听着入耳，便赶紧认错。将这码事一笔带过后他便问起画的事，我听出他对这事是认真的：
　　
　　许：周文祥我问你，要如实回答，结果看态度。
　　
　　周：是，许队长。
　　
　　许：你藏在铺底下的那张画是从哪儿来的？
　　
　　周：不是藏，是搁在褥子底下，我所有的东西都搁在褥子底下。
　　
　　许：我问你画是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画的吗？
　　
　　周：不是我自己画的，我不会，我请张撰画的。
　　
　　许：是张撰创作的？
　　
　　周：不是，画什么是我授意的。
　　
　　许：为什么要画成那怪怪的样子？
　　
　　周：是这么回事许队长，我做了个梦，就把梦告诉了张撰，让他给画出来。
　　
　　许：为什么要画这个梦？
　　
　　周：是这么回事许队长，这个梦印象深……
　　
　　许：你总是做同一个梦吗？
　　
　　周：不是的许队长。
　　
　　许：那为什么单单画这个梦呢？
　　
　　周：可能是因为印象深。
　　
　　许：为什么单单这个梦印象深？
　　
　　周：我说不准啊许队长，大概因为梦里有个女人吧。
　　
　　许：这个女人你认识不认识？
　　
　　周：似是而非的啊许队长，说认识也不认识，说不认识也觉得面熟。
　　
　　许：到底认识不认识？
　　
　　周：不认识，做梦想媳妇，自己找乐呗。
　　
　　许：梦里的女人也像画上的一样在耕地？
　　
　　周：是。
　　
　　许：那女人为什么要耕地？
　　
　　周：我不晓得啊许队长，梦里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
　　
　　许：那女人长得好看吗？
　　
　　周：没看见啊许队长，是背影。
　　
　　许：画上为什么要画上一棵树？
　　
　　周：是这样啊许队长，梦里就有一棵树。
　　
　　许：为什么单单要画出一片大树叶儿？
　　
　　周：是这样啊许队长，梦里那棵树就长了一片大树叶儿。
　　
　　许：为什么树叶上要画出一个洞？
　　
　　周：许多树叶都有洞。
　　
　　许：怎么画上的洞一半黑一半红？
　　
　　周：……
　　
　　许：你回答呀周文祥。
　　
　　周：是我叫张撰这么画，与他没关系啊许队长。
　　
　　许：你为啥要让张撰这么画？
　　
　　周：我觉得艺术品一般都有象征性。
　　
　　许：象征啥？
　　
　　周：这个……（我刚要说象征日食又记起张撰对我的告诫，遂闭口。）
　　
　　许：周文祥你说呀。
　　
　　周：这个……我说不上来呀许队长。
　　
　　许：说不出来为啥要叫张撰这么画？
　　
　　周：这事与张撰没关系呀许队长（我同他兜圈子）。
　　
　　许：现在不是追张撰，是追你，你必须得把怪画的含意说清楚。
　　
　　周：没啥含意呀许队长，我保证。
　　
　　许：没啥含意为啥叫张撰这么画？
　　
　　周：画成这样子真的与张撰无关系呀许队长。
　　
　　许：我是在问你，不是问张撰。
　　
　　周：是，许队长。你问吧我保证说实话。
　　
　　许：你老实交待这张怪画的含意是什么？
　　
　　周：含意嘛，梦里头的事，稀里糊涂地真是说不清楚呀许队长。
　　
　　许：说不清楚为什么偏偏让张撰怪怪地画？
　　
　　周：别冤枉人家张撰呐许管教，这事真的跟他没关系。
　　
　　许：先追你，再追他，你说你，别说他！
　　
　　周：是，许管教。
　　
　　许：周文祥你给我听清了，不好好交待问题，想蒙混过关可甭想！
　　
　　周：是，我清楚这个许管教，我清楚。
　　
　　……
　　
　　清楚清楚清楚，其实我真正清楚的是必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再上纲上线，将问题的性质弄严重。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也清楚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许管教所指出“蒙混过关甭想”，而恰恰又赶在“拔白旗”运动的点上。既然这场运动叫了拔白旗，就得找出白旗来拔，否则哪里有运动的伟大胜利又哪里能收场呢？因此我还有另一份“清楚”：这次谈话我没让许管教抓住什么，并不说明事情已经完了。逃过了今日还有明日，我只是很庆幸提前与张撰进行了一番“演习”，有了准备，不然难说不会掉进陷阱里。事后我回忆一下我与许管教的对话，觉得和那天与张撰的模拟审讯非常相近，许多话如出一辙，这说明犯人与管教长年累月的打交道，也真是“知己知彼”了。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19


　　四
　　
　　苏英——
　　
　　见到苏英，这遭是在梦中。这是苏英头次在梦中出现，因此记忆清楚：我游在一片大水里，是海？是湖？不清楚，也没有寻求答案的意识。游着游着觉得身子叫什么碰了一下，赶紧用双手抓住，举上水面，原来是一条大鱼。我高兴极了，眼朝岸上望，看见苏英在那儿看着我，笑眯眯的。都没说话。我抱着鱼向岸游过去，想把鱼给苏英，可游到岸边时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一丝不挂的，心里也觉得奇怪：怎么能这样呢？我停止游动，使劲用脚踏水，以使自己不向下沉没。苏英喊周文祥上来呀，我不说话，心里尴尬极了。苏英又喊周文祥你咋的啦，快把鱼送上来呀。我觉得踏水踏得快没力气了，就要下沉。我朝苏英吆喝：你走吧，赶快走。她问为什么让我走？怕我要你的鱼？我说鱼给你，你赶快走。她说给我鱼为啥还叫我走？我大叫：我没穿裤子，你走了我才得去上岸。苏英闻听笑了，说句周文祥你可真能闹怪呀，就转身走去。我赶紧爬到岸上。我向自己的胯间看看，见胯下长着的那个东西不见了，光光的。我好生奇怪，一时也弄不清是掉了，还是本来就没长。心想既然这样还怕苏英看见吗？我向已走远的苏英呼喊，叫她回来。她听不见，还往前走，长长的黑发在身后飘动……梦做到这儿就醒了。许是梦里苏英的长发给我的印象深的缘故，我眼前一下子现出那天我摘下她军帽所见之情状，情绪一下子变坏了，内疚又像一把刀子在捅心窝。我睡不着了，长时间回想着发生了那桩难堪以后的事。分手时苏英对我讲了真情，说头发脱落与那起中毒事件有关，见弄成这样子，她不想活了，是那位为她治疗的医生安慰了她，对她说头发还有可能长出来。苏英仍然为自己“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而自责，不肯原谅自己，她说她相信这是报应：摘掉了一顶帽子却又戴上了另一顶帽子。她匆匆向我告别，我没有挽留她，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感到悲哀，心想：今后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了。
　　
　　火盆地——
　　
　　和张撰齐头并进割麦时，张撰悄声对我说等会儿休息有好戏看。我说演出队有地头演出么？他说不是。我说那会有啥好戏看。他说别问，到时就知道了。我就不问，很快也就把这事忘了。休息时和解若愚坐在用麦捆遮起的阴凉里说话，忽听有人吆“决斗了，决斗了”。抬头看，果见不远处的麦茬地里两个赤膊汉子扭打在一起。一时看不清是谁，两个人都发了狠劲儿，力图将对方摔倒。管教不在近前，没人进行制止。犯人中有好奇观望的，也有给“决斗者”鼓劲的，惟恐“戏”早早收场。正打得难分难解时，只见二姑娘奔到近前，一脸的惊慌，用哀求的声音向扭打在一起的人呼喊：别打了，别打了。二姑娘的出场，使我一下子明白张撰所说有好戏看就是指的这个。自从二姑娘来到我乐岭，他那女人样的细皮嫩肉立刻引得众多男人的青睐，为能占为己有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这已不成其秘密。眼下“决斗”于麦茬地的两个壮汉可谓是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已形成龙争虎斗之势。二姑娘透着哭声的呼叫不仅起不到制止的作用，反倒给两个争风吃醋的人增添了无穷的动力。打斗愈来愈惨烈，不知是哪一个将哪一个摔倒在地，两人又在麦茬地上滚来滚去，脊背被麦茬扎得血肉模糊。二姑娘见状放声大哭起来，却仍无济于事，直到管教闻声过来才制止了这场恶斗。管教火冒三丈，张口宣布关两人的小号，后似乎觉得麦收时节需要人手，又宣布改为每人多割两垄麦以示惩罚。
　　
　　中午在地头吃饭时，两“情敌”在众目睽睽下将自己的“黄团长”掰下一块给二姑娘，此情此景也着实让人心动。张撰说得对，炎热的火盆地确有好戏在出演。
　　
　　解若愚、张克楠——
　　
　　将他俩并列在一起因为两人一向是“针尖对麦芒”。这遭针尖对麦芒恰恰发生在打麦场上。
　　
　　还得先说说事件背景，这一阵收麦“拔白旗”两不误，白天割麦，脱粒，黑下开会学习批判。弄得人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忙得连拉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这天我们班的任务是脱粒。这活儿，是人跟机器比速度，一环扣一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别想偷懒。这节骨眼管教们也都把眼瞪在头顶上，抓着“懒汉”就严惩不贷。解若愚“出事”决不是偷懒磨洋工，这一点我清楚。他已连着拉了几天肚子，体力很虚弱，累得实在顶不住了，就跑一趟厕所，休息与排泄兼顾，蹲在茅坑上抽口烟，喘口气儿回去再干。负责这台脱粒机的是张克楠，见老对头解若愚一遍一遍跑厕所，就想借机整治他。这回他跟着进了厕所，见解若愚蹲在茅坑上，排泄不排泄看不见，却正优哉游哉地抽烟，就指责他有意磨洋工，还骂了句“懒驴上磨屎尿多”。解若愚很不高兴，讥讽说咋卖木梳卖到茅坑里来啦？别看张克楠平日总向管教打小报告，可要当面喊他“卖木梳的”也很反感。张克楠听见解若愚在厕所里这么喊他抬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差点把解若愚打进茅坑里。打了人张克楠也有点心虚，赶紧出了厕所，回到脱粒机旁。这边解若愚叫张打个冷不防，火冒三丈，提上裤子就追出来，见张克楠无事样又在指挥脱粒，知道这样在管教眼皮子底下复仇肯定要倒霉，转念想：队长多次讲过，别人打你，要向管教报告，由管教处理，不要还手，不然就变成打架斗殴，有理也成没理了。这么想，就跑到站在另一台脱粒机旁边的傻朱跟前，向他报告张克楠打他耳光的事。傻朱正在指挥脱粒（傻朱最大优点是忙时帮着干活），也忙得一脑袋汗，刚听几句就不耐烦了，斥责他不该停下生产来纠缠这些鸡毛蒜皮，命令他立刻回到脱粒机前干活儿。解若愚挨了打又吃了一通训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回到脱粒机旁就拿起一把麦叉狠狠地给了张克楠一下。张克楠没料到解若愚敢在“光天化日”下动手打他，被打个猝不及防，一声惊叫，倒在地上。这“报复打人事件”霎时震动了全场，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围过来看热闹。傻朱闻讯赶来，先吆喝让大家继续干活儿，一面吩咐将张克楠送到医院上药，一面立刻派人把解若愚送到禁闭室里反省。
　　
　　张克楠的伤并不重，第二天还照常干活。麦收大忙季节，人手紧张，解若愚只要肯应付性地写一份检讨，也就放出来了。而他偏偏是个认死理的“杠头”，咬住是张克楠先动的手。队长不给他做主，他不检讨，管教也没台阶好下，就继续关着。于是倒霉的解若愚尽管躲过了大忙季节的连轴转劳动，却躲不过一天只喝两碗棒子面粥的饥饿。何况得罪了管教以后更没好果子吃。
　　
　　李戍孟——
　　
　　归队后我发现李戍孟的眼光时不时向我投来，怪兮兮的，像在监视我似的。我明白他是惦着他的小说，又苦于没有机会向我询问。“形势”已越来越紧了，我这类反改造分子已置于积极改造分子严密的监控之下。平日关系不错的人也尽量避免接触。说来可笑，我和李戍孟得到的单独说话的机会是在厕所里。我进去了，他随后也进去了，显然他是瞅准了才追了我的脚跟。待厕所里的茅坑只蹲了我俩，李戍孟便迫不及待地问他小说的下落。我告诉他为安全起见没带回来。他松了口气又问现在何处。我说埋在医院旁边的一棵树下，很安全。他说这就好，这就好。我却清楚对他说了谎，我没有埋在地下，而是留在苏英借宿的那个姓董的“二劳改”家里。我背着他老婆对他说除了我什么人来取都不要给。董问：是反革命传单吗？我说不是。又问是秘密档案吗？我说不是。他说只要不是这两样就保存着。按说这是李戍孟的东西应该把下落告诉他，否则不合情理。可我担心要是逼他的供，逼急了没准会把董供出来。让一个“二劳改”再受二茬罪实在不是我所情愿的。但那时我却没有想到，这一厢情愿的做法却给自己留下了隐患。
　　
　　李祖德——
　　
　　晚饭后学习前，许仙拿着几封信来“马厩”分发，有李祖德的一封，他看了看立刻像得到重大发现似的吆喝：大兴县改名了，大兴县改名了。有人问改了什么？他说改成红旗县了。都觉得挺新奇的，便凑过去看，果然信封下栏写着寄自红旗县，后面括弧注着原大兴县。随之人们便议论起来，有人说这名字改得好啊，大兴算啥哩，兴隆昌盛，资产阶级一套。叫红旗好，神州大地红旗飘嘛。有人说叫红旗好是好，可要是天南地北都叫红旗，邮件就不好投递了。李祖德说活人能叫尿憋死了，加括弧嘛，这不（他扬扬手里的信）原某某县不就解决了。说到这儿学习组长张克楠就吆到时间开会了。
　　
　　自开始“拔白旗”后，惯常的学习会就变成了检讨会和批判会。所谓拔白旗就是在三类人员：犯人、教养人员、就业人员中开展一场以“认罪认错、服管服教”为中心的教育运动。换言之，就是要在三类人员中发动“积极分子”揭发检举少数的“反改造分子”，当然也包括迫使“反改造分子”投诚起义，自己举起白旗。
　　
　　李祖德是积极分子中的骨干，每次批判会都与学习组长张克楠紧密配合，向批判目标猛轰大炮。迫于形势，大伙都是敢怒不敢言，这晚的会本是批判解若愚的，他刚从小号放出来，[奇+书+网]又检讨不深刻，就批判他。可还没等张克楠开宗明义，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李祖德又扯上了大兴县改名的事。他说从这件事可看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应紧紧跟上才是。说到这他清清嗓子，然后郑重宣布：我已决定改名，把李祖德改为李左德，以此表明我永当革命左派的决心。李祖德的声明确有点惊世骇俗的意味儿，与他往日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如在拔白旗刚开始的学习认识阶段里他提到他被枪毙了的资本家父亲，说他自始至终认为，像李敬仁（他父亲的名字）这样的反动资本家，就是应该枪毙掉。说得大家瞠目结舌。声明改名后，他又补充说：从今以后谁要再叫我李祖德我就不答应了。张撰问句要是你往外写信，突然落款李左德怕人家闹不明白吧。李祖德胸有成竹地说：加括弧啊，李左德，括弧原李祖德。引起一片哧哧笑声。张克楠说有什么好笑的，对李祖德……不，李左德的革命行动应支持才是。赵仁说支持不仅是口头上的，应以实际行动。现在我也宣布更名，将赵仁改为赵勇，我要勇敢保卫人民江山，不变色。赵仁的话刚刚落音，董善大声说我也改名，将董善改为董卫东，永远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张撰说董卫东发音有些拗口。董善说只要对伟大领袖怀有深厚阶级感情就不拗口。解若愚说改得好，改得好哇。这一改就是名副其实的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了。气得赵仁、董善直瞪白眼。这时又跳出个吴佛生，他宣布要将佛生改为复生，一是佛字具有迷信色彩，二是共产党将自己改造成了新人就是复生嘛。这个吴佛生更加邪乎，不仅自己改名，还勒令别人改，他指着谷镇华说，谷镇华我看你这名得改掉！谷镇华说我这名咋啦？他说你是什么鸟人还想镇我中华，太狂妄太不自量了，必须改掉！谷镇华说我这名是我父母给起的，已经叫了几十年，我无权改也不能改。吴佛生说这也得改，我们不能允许你凌驾于中华民族之上。高云纯说改名须自愿，不应强迫，再说改名也得由上级部门批。李祖德说我相信上级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张克楠说想更名的今晚都写个申请，明天集体递上去。这也算是拔白旗见行动吧。张撰对着我的耳朵说：什么都要改，人的脸能改吗？我刚要说人脸无法改，这时眼前陡地现出李宗伦那张可怕的阴阳脸，遂想谁说脸不能改呢？
　　
　　吴启都——
　　
　　吴启都回来了。
　　
　　他是在我住院期间离开的农场，前面说过，自从他成了“植物”，农场就决定放他走，口头上说吴启都努力劳动，服管服教，改造得不错，其实是想放他一马。可他不识抬举，拿着上级的好心当驴肝肺，硬是不走。不走也不能抬起来扔到大墙外面去。前些日子突然犯了邪，早晨起床就闷闷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和谁都不打招呼，背起行李就走，在大门被警卫拦住了，汇报给场领导。场领导紧急研究了一下，命令警卫放人。他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大概全中国的劳改农场都没这么放人的，而全中国的犯人也没有这么出狱的。也算是我乐岭一奇。
　　
　　不料过了半个月他又回来了，仍是大摇大摆的，似出入无人之境。这遭警卫连拦都没敢拦，眼睁睁看着他走进“马厩”里。大伙议论说他妈的“植物”好大派头啊，进出劳改农场就像踏平地，想出就出想进就进。有人问他怎么走了又回来，他先吐吐舌头，随后告诫大家说：不要出去，不要出去，这里安全，这里安全。他不再多说，大伙猜想肯定是在外面遇上了麻烦。
　　
　　马厩——
　　
　　这晚在马厩开高云纯的批判会。起因有二：一是高平日便是不受管教欢迎的人，属“反改造分子”范畴；二是在上工的路上替人打抱不平，惹怒了朱管教。有这两条开批判会足够。所谓“替人打抱不平”的人是梁枫。梁枫性格耿直，不大会来事，加上个头小，干活不行，也属不受欢迎者。“拔白旗”刚开始时，积极分子们本想将他“扩军”可他不响应，反倒与“反改造”们靠得更近，积极分子们就想找茬给他点颜色瞧瞧。本来事情像芝麻粒大小：走在路上梁枫和身旁的一个人说话，声音也不大。放在平时，屁事没有。这就来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话，想整他了啥事都是事。吴复生（原吴佛生）冲他一吼：梁枫你闭口。梁枫正说得起劲儿，没听见，还说。这时“埋伏”在他身后的赵不仁（大伙在他改名后这么叫）就向前飞出一脚，只听梁枫哎哟一声就重重摔倒在地。这一倒地，四周的几个积极分子便一拥而上，用脚踢，用拳头打，边打边吆：叫你扰乱秩序！叫你不服管教！打得梁枫像头猪在地上乱拱乱哼。这时离梁枫最近的高云纯大吼一声：不准打人！并用力拖正起劲踢梁枫的李左德（原李祖德），因用力太猛，李左德倒在地上，这时傻朱闻声赶来，认定高云纯行凶打人。高云纯不服，说是赵不仁先打了梁枫，他替梁枫打抱不平。傻朱说你替梁枫打抱不平，那我替赵勇打抱不平。一听这话高云纯立刻觉得不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鼻梁上摘下眼镜，随之那熊掌般的巴掌就落在高云纯的脸上。上述是发生在路上的“序幕”。
　　
　　“正剧”一开场让高云纯做检讨。高云纯光抽烟不说话，主持会议的张克楠指出高云纯以沉默对抗运动，接着开始批判发言。头一个发言的是“苦主”赵不仁。他首先从根上批，他说从历史上说高云纯的阶级立场便有问题，陈独秀是什么人物？在中共党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老根儿。但高云纯不讲立场的和他的孙女儿谈恋爱，高云纯你说这是不是事实？高云纯说：陈独秀是陈独秀，他孙女是他孙女。赵不仁质问道：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革命的好姑娘，你为什么不找，单单找陈独秀孙女那号的？高云纯说开始并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后来知道了，已建立了感情，散也不容易的。董不善（原董善，后改董卫东）说怎么不能散？你和她睡觉了？嗯？！李左德立刻跟着起哄：对，你交待和她发没发生关系，如实交待。高云纯说我和她的关系很纯洁。赵不仁说纯洁不纯洁谁知道？你叫高云纯，你纯洁吗？你不纯，你是革命队伍里的杂质。高云纯说我承认我是杂质，可在座的除了许队长（许仙坐在一旁听会）谁不是杂质？不是杂质能装在这马厩里？董不善立即指着高云纯的鼻子说：好哇你个思想极端反动的高云纯，你把我们的寝室叫做马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对劳改政策的污蔑，也是对我们被改造人员的污蔑，你必须做深刻检查。高云纯说人人都叫马厩，为啥我不能叫？董不善追问：你说谁叫马厩了？李左德立刻附和：对，你交待谁叫马厩，指出来一块批。高云纯说我记不住谁叫了，反正大伙都这么叫。李左德说那不行，你这是一网打了满河的鱼。你得具体指出谁这么叫。高云纯看着李左德说，一定要我指我就指，那天我听你李左德叫了。李左德一听急了，一边用眼去睃许管教一边吆喝：你污蔑好人，你空口白话不成，你必须指出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哪分叫了。高云纯说，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早晨六点三十一分。解若愚说那是今天啊。张撰说这事发生在今天就严重了，这是真正的现行啊。李左德鼻子都气歪了，话也说不连贯：你，你胡说，六点三十一分刚起床，我，我总不能一睁开眼就喊马厩吧。赵不仁支援他的战友说：对，没有这个道理，不可能一睁眼就喊马厩，是高云纯造谣。高云纯说我听见了，说我造谣，人家都左德了我敢造人家的谣吗？解若愚说早晨一起床我确实听有人喊了声马厩，不知是谁，原来是李左德啊，喊了就喊了，承认了怕啥，法不责众嘛。现在当着全体的面我承认我叫了，在这里我做深刻检查。我说我也叫了，也检查。张撰说我也叫了，也检查。而后梁枫、李戍孟、俞峰华、胡公公、二姑娘也都众口一词承认自己说了，也检查。连“植物”吴启都也随声附和：“叫了，叫了，检查，检查。”总之除了以张克楠为首的几个积极分子闭口不言外，其余的人都承认自己喊过“马厩”，这俱是事实。只是董不善的上纲上线是毫无道理的，大伙将监舍（董不善叫寝室，只差没叫寝宫了）叫做“马厩”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自嘲，绝无污蔑劳改政策之意。因为谁都清楚犯人就是犯人，要是让犯人住进高级寝室里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见这么多人都承认喊过马厩，李左德几个积极分子没话说了，那股邪劲蔫了。张克楠便赶紧转舵，说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批判高云纯行凶打人，每个人都要批判。于是就开始发言了。
　　
　　那段时间在劳改农场呆过的人都清楚批判会是这么一种模式：当事人检讨之后首先是积极分子开始发难，极尽上纲上线之能事。而大多数人是缄口不言的，一有机会便“节外生枝”向积极分子砸软钉子，待将积极分子的气焰打下去后，大伙便草草地批判几句了事。像这次对高云纯就这样。批判词尽管各有不同，但大意都差不多的：高云纯看见董不善打人应该立刻向管教报告，由管教处理，而不应“打抱不平”违犯劳改管理条例，云云。事实上这种批判会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具有一定的温和色彩，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切都不是这样子了……
　　
　　佟队长——
　　
　　晚点名时佟说：最近有人散布一种污蔑党的劳改制度的言论，说什么右派分子解教或者刑满释放，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史反革命一样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还说什么所谓党内右派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内来，最多不过是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还说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无第二条路可走。大家听听，很反动很恶毒哩！这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回头看当年反右运动，是非常伟大、正确、及时的，没有反错嘛。二是在对右派的改造上任务还很艰巨，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眼下要把拔白旗运动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是白旗就要拔，坚决彻底地拔，一杆也不留，直到拔光为止。马上要拔的就是散布反动言论的这个人。已经有人检举了，我们知道他是谁，但我们不在这里点他的名，给他一个主动交待的机会。一天不交待，我们等他两天，两天不交待，我们等他三天，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要是第三天上还不交待我们就不客气了。要狠狠地处理，起码再加他几年刑。我们是说话算话的，不信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记住，三天，就是三天，多一天也不给！
　　
　　回到“马厩”，我的心乱极了，长时间睡不着觉，老想这回事。我记得自己说过这类似的话，也听其他人说过。长年累月被关着不放，谁心里能不琢磨呢？与关系不错的人发发牢骚也是难免的，可我硬是想不起和谁发过这种牢骚。要是盲目交待势必带来无尽的麻烦，可不交待倒霉就在前面等着，好容易快熬到刑满，要再加上几年怎样活人呢？转念又一想，也许被报上去的不是我呢？也许领导并不真知道是谁瞎咋唬罢了。要这样何必自己往枪口上撞呢？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权衡这件事，就像屎克郎滚屎球似的，一会儿往这边滚，一会儿往那边滚，可怎么滚都是一块臭屎。
　　
　　一根绳——
　　
　　休息的时候三大队的一个刚从团河农场转来的犯人来找胡公公。他们在团河曾在一个监室住过，大概还不大了解我乐岭农场的气氛，什么都敢说。内容都很新鲜，说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打，气得投湖自杀了；说北京某中学的几个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校内毒打，一边打一边问：这是无产阶级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过眼，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听得大伙心惊肉跳，这是我们头一次听到外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都很担心。
　　
　　也有人幸灾乐祸，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没想到咱们关进大墙里倒安全了。新来的犯人马上用另一个消息来批驳，说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集中起来，先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部是为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犯人“突突”了。虽然新来犯人声明是小道消息，不一定可靠，但大伙听了还是噤若寒蝉，觉得一个可怕的阴影正一步一步向身边逼近。那新来的犯人知道的事情还真多，不顾大家的心情，一件一件地讲下去，说在红旗县的农村，有人对“牛鬼蛇神”发出“最后通牒”，大字标语印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内容说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债，我们是革命的后代，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果然，不久“革命后代”就行动起来了，在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消灭了敌对阶级，革命就彻底胜利了。他说在这场“斩草除根”的革命行动中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技术员老婆，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要回去，场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白地主的女儿抓回去准是批斗，就编了一个谎，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等批斗过后再送回原籍不迟。这一个是场长有意无意间救了她条命。另一个是黄村一街一个农民的老婆，也是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抓她，赶巧她丈夫是本村造反派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干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也侥幸活下了。所有听见这消息的人，个个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适当的词来表达那种恐怖气氛，像到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慢慢又议论起来，解若愚说：红卫兵无法无天，灭绝人性，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党卫队。张撰说：意大利有个黑衫党，国民党有个蓝衣社，现在又有了红卫兵，可以说颜色俱全了，什么画都画得出来的。我问你从中也发现到美吗？张撰不言声。看来这位鼓吹“美无处不在”的美术大师终于从艺术中回到血淋淋的现实。
　　
　　青纱帐里的俞峰华——
　　
　　不知怎么回事，每回锄玉米耳边都回响着那首“青纱帐里抗日的英雄真不少”的歌，眼前又会闪动着抗日队伍在青纱帐里与敌周旋的画面。这可能与看多了抗日电影有关。战争在电影里是很富有诗意的，连人中弹倒下的姿势都带有诗的韵律。可一旦自己置身于青纱帐，一切的诗意都像惊鸟般飞去了。一定要说有诗，就惟有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锄禾日当午”是一年中最让我们草鸡的几样活计中的一样，还有割麦和冬天修渠。我一生中头一次中暑就发生在锄玉米的时候，而后几乎每年都在锄地的时候晕倒一次，像得了一种周期病。我曾怀疑得了癫病，却又没有癫的其他征候。最后还得归咎于“青纱帐”里的酷热。
　　
　　青纱帐里有值得回忆的事情吗？如果说有，那就是我们在青纱帐里干活犯人可以找机会相互说说话，自然我说的相互是带选择性的。这天下午我发现俞峰华总在我身前身后磨蹭，还时不时向我瞅瞅，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待我凑过去他又躲开了，就这么若即若离神经兮兮的。直到快收工的时候他才与我打了并肩，吞吞吐吐地说：老周我……我想和你说件事。我说有话快说，要收工了。他的声音很低沉，他说老周佟队长那晚点名说的那件事到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不解，问：到第三天咋？他说是宽限的最后一天。我转头看看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老周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了，我，我把那桩事报告了。我说报告啥？他说报告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我听了头一炸，问俞峰华我对你说啥啦？你说清楚？他说就是……就是我们再好好改造也白搭那些话……啊，我想起来了，我是对俞峰华说过，好像在一根绳。想到这个我的心像叫刀剜了一下，我没想到俞峰华会去告我，且无缘无故。如果是李左德，赵不仁，董不善之类，干了这种事我倒不会吃惊，正因为如此，平日我不同他们弹弦子。没想到俞峰华已悄悄在向他们看齐，“进步”了。我很生气，想骂几句解气的话，还没等开口俞峰华就开始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对不起。我火辣辣接他话说知道对不起为啥还要做。他怯懦地说我……我没办法。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压低声音但口气却十分严厉地质问道：不打人小报告就没办法了？就不能进步不能当积极分子了，是不是？！俞峰华几乎带着哭腔说不是的老周，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是怎样？你说说。究竟为什么要把我送上去？他说老周我不是存心害你，可……可我不报告也会另有人报告，那天在旁边还有一个人。我问谁？他说高云纯。我说高云纯？就是高云纯在场他也不会告我。他摇摇头说这形势谁敢打谁的包票呢？我问你知道高云纯已经向管教报告了吗？他摇摇头。到这里我已经很明白俞峰华的心路了，他怕不报告高云纯报告了他会受到牵连，就“防患于未然”地先把我报了。我的胸口堵得死死的，想冲他发火可又发不出音来，哑巴似的。俞峰华又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你，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理解，你知道，我九月份就到刑期了……我没吭声，心想看来俞峰华和李左德之类还不是一样的，他干这种事知道不正当，心存歉疚，而且还想办法挽救（在期限最后一天给我以自首的机会）。但这么想我仍然不能原谅他，愤愤地想：你俞峰华九月份到期，我不是十一月份也要到期吗？你这不是明摆着坑我？俞峰华还喋喋不休地说着要我理解他的话，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了，别说了，我理解了还不行？你未婚妻等了你整整十年，等着你出狱后成亲，你不能在最后时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是不是？俞峰华不吱声了，眼光闪闪烁烁仍避我。听见吆喝收工了，他赶紧冲我道：老周回去就和队长说说，千万别拖过今日啊。看着他那极度关心的样子，我只有苦笑。
　　
　　我想回去就找佟队长自首，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李宗伦——
　　
　　听到李宗伦在医院上吊身亡的消息我不吃惊而是感到困惑，我困惑他对死亡的执著，如他所说曾体验过死亡瞬间的美妙而孜孜以求？还是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不管怎么说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因此当许仙再次让我去给他送葬我欣然接受（似乎我是为死人送葬最合适人选）。
　　
　　这活一个人是干不了的，我从组里要了一个“助手”，见我点了梁枫，许多人大惑不解，让他那小腰板搬弄尸首实是不明智之举，但我有我的企图，是想听他说说他的北京之行。偏偏梁枫又是个不问自说的人，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段不凡经历。全记下来能写一本书，概要说也就是几句话：他是在一个月前刑满释放，转到就业队当了一名刑满就业人员。按规定可以回家探一次亲，他不回家，偷偷跑到了北京，他要去见毛主席。要当面向毛主席报告有人歪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他也清楚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想见毛主席也难，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写了一张攻击周总理和江青的标语揣在怀里。想的是让人发现了这张“反标”必判死刑无疑，临刑前再提出有重大事情要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一定会接见。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死谏”了。他是扒火车到的北京，他本希望在扒车的过程中让人抓着，却不知“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有如扒火车这类违法行为很宽容，没有人“成全”他，他就进了北京城。他身无分文，火车可以白搭，旅店可不能白住，就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到半夜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叫起来了，问他是什么人，他如实交待说是从劳改农场来的。问是不是越狱。他说已经刑满释放，又说他来北京是想见见毛主席。见他说话没谱人家就怀疑起来，对他搜身，搜出了那张“反标”，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他自己写的。问他有没有精神病，他说他精神很正常。就被铐走了。审来审去终归还是觉得他精神不正常，就派人将他押送回我乐岭农场，又装进了“马厩”。这段故事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却不像编造出来的，因为有些细节他想编也编不出来。何况他的罪行业已记录在案了。
　　
　　听梁枫津津有味像讲着别人的事，我也怀疑他精神方面有问题。这时我记起老家一个试验小孩子聪明还是愚笨的办法：问他是小孩还是大人。聪明的必说自己是小孩，愚笨的要么说是大人要么什么不说。我想借用这个方法试验一下梁枫。我问道：老梁你是小孩呢还是大人？
　　
　　他张口就答小时候是小孩现在长大成人了啊。我的思维一下子被他搅糊涂了，真可笑，自己都糊涂了又怎去考察别人的清醒与否呢？
　　
　　到了医院见李宗伦的尸体已停在院子当中，孤零零的，仰脸朝天。我吓了一跳，李宗伦的半边脸雪白雪白，像纸一般。走到近前一看，竟真的是贴了纸，将原先被火药喷黑的部位遮住了。这效果让我心惊肉跳，本来熟悉的死者一下子变得陌生可怕。没有人询问，因此弄不清这纸是他死前自己贴上去的还是死后别人贴上去的。如果是自己贴的，那么李宗伦真可算得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了。
　　
　　我和梁枫将李宗伦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原先熟悉的那个老程不在，新来的自报家门说姓周，我的一家子，说不久前从一大队来的，准备让他接替老程。我问是不是老程刑期到了，老周说他还早，是精神出毛病了，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清楚的。我问是怎么回事，老周说大概是受刺激了。你想想，长年累月干埋死人这活……半个月前他的一个也在这里服刑的好友死了，埋人的时候就开始不对头了，他不让别人动手，自己埋，埋一层土垫一层草，再埋一层土再垫一层草，直到封顶。他说他这位好友平常最怕冷，土里夹上几层草墓里就暖和了。梁枫说人死了哪会知道冷热呀。我和老周都没理会梁枫这个大聪明人的话。我问老程现在在哪儿。老周朝山坡上指指，透视岗顶上的天空，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在活动，很机械地动作着。老周说老程一犯了糊涂就不停地挖坑，止都止不住。现在从坡下到坡上已挖了数不清的坑，好像要给我乐岭的全部犯人把墓准备好似的，墓坑挖得也很考究，大小深浅一丝不苟。说挖墓是为死人造房子，万万马虎不得的。听了老周的话，我心里酸酸的，不是个滋味。
　　
　　现成的坑，埋人也很简单，我、梁枫和老周同心协力将李宗伦“入土为安”了。临走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老周道：老周，这些墓有标识没有呢？老周问：什么标识？我说标明墓里埋的是何人呀。老周摇摇头，说不立碑怎么知道埋的是谁呢？我说这可不行，要是以后家属来祭奠或者迁坟一笔糊涂账怎么向人家交待啊，再说也对不住死人啊！老周听了苦笑笑，说谁还想那么远那么周全呢？你以为咱都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还惦记着流芳百世吗？老周的话使我一下子想起在“御花园”时，我和陈涛关于死了怎样写悼词的争论，想想老周说的也确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这些大活人都被人遗忘在这大山荒野里，死了以后难道还……老周转而又说：不过，这个老程是记得的，都装在他心里，他说得出来的。我没回答什么，只是在心里想：一旦老程不在这儿或者脑子全糊涂了，不照旧是一笔糊涂账吗？
　　
　　我乐岭交谈（我与张撰）——
　　
　　老周我完了。
　　
　　咋的啦老张？
　　
　　我完了，真的完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王妃走了。
　　
　　出狱了？
　　
　　让人弄走了。
　　
　　谁？
　　
　　一个老干部。
　　
　　哪儿的？
　　
　　上面的，来视察。
　　
　　视察怎么啦？
　　
　　到女队走一趟，看上了王妃。
　　
　　王妃是犯人。
　　
　　那***大呀，一句话保外就医的手续就办好了。
　　
　　他想咋？霸占民间良女吗？
　　
　　王妃不是民间良女，是劳改犯人。
　　
　　她应了吗？
　　
　　她不应。
　　
　　不应他能把她绑了去？
　　
　　不用绑，治一个小女犯还不是一帖药。
　　
　　那能咋？
　　
　　女队队长和她谈了一次话。
　　
　　她怎样？
　　
　　答应跟那个老干部走。
　　
　　老干部要娶她当老婆？
　　
　　给他当保姆。
　　
　　那女队长究竟跟王妃说了啥？
　　
　　不清楚。
　　
　　她走前你们见没见？
　　
　　怎能见？一根绳就像一条天河隔中间。
　　
　　老张，想开点。
　　
　　快住口，赵不仁在偷听。
　　
　　……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21


　　五
　　
　　俞峰华——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对于俞峰华来说是极不平凡的，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刑满释放了。在正式办理留场就业前他又获得了半个月的探亲假。我所以能记得这个日子是缘于他那张洋溢着喜色的脸给我心灵以很大的冲击，我想无论生活怎样不如意总还是要有一个目标一个信念好，这目标和信念能支撑着你活下去。俞峰华的目标信念便是与他的未婚妻团圆，结秦晋之好。他早早就开始筹备带给未婚妻的礼物，农场的地堰子上长着不少酸枣棵，上面结着被日光晒成紫红色的酸枣，每到休息的时候俞峰华就钻进去采摘，手时常被荆棘扎出了血，可他全不在意，乐此不疲地采摘。面对别人的讥笑他磊磊落落地说：小敏子爱吃这个嘛。到他启程探亲之前，就已经采摘了满满一小口袋酸枣，足有四五斤重。有人开玩笑，说你不怕这些东西把你的小敏子的牙酸掉，变成一个没牙的老太婆吗？他不打垠地回说她就是变成老太婆我也照样娶她。什么叫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从俞峰华身上看到了。由此对他曾经对我的“出卖”行为原谅了。如果说我确实受到过伤害，那么这份伤害就算是我对他对美好追求的一种“资助”吧。我真是这么想。即使这样，俞峰华临走还是紧紧握住我的手，颤着声音说：老周，你，你骂我一声王八蛋吧，我……我赶紧打断他说：老俞快住嘴，你不是王八蛋，不是。真正的王八蛋才不会让别人喊他王八蛋呢。快走吧，小敏子在等着你哩。我看见他的眼里汪着一窝泪水。
　　
　　李戍孟——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祸事终还是降在了李戍孟的头上。缘由还是他写的那本书。自“拔白旗”以来，积极分子们把他们所知道自己同类的问题般般样样都做了检举，不肯漏下一样。李戍孟的问题自然也漏不过去。头一次搜查是我住院期间，搜出了那幅《日食》画，许管教找我谈过话，组里也开过我的批判会，但没搜出李戍孟的书。不久又针对性地搜了第二次，仍未搜出来。管教就觉得这里头有问题，有问题自然就不能放过去，佟队长找李戍孟谈过话，他亲自出马是因为他在清水塘时见过这本书，觉得由他这“知情人”追查会有威慑力。事后李戍孟将这次谈话情况通报了我，说他承认他写了一些自己的事，但到我乐岭后他就把这些东西都烧毁了。这么说尽管对我做了解脱，可管教未必会相信。
　　
　　这些日子用积极分子张克楠的话说是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气氛有些像过年。笼统说这话也不假，只是过年的情景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吃肉喝酒放鞭炮，有的被剥皮拔毛下油锅，这遭被抬上案板的是李戍孟，目的就是让他供出那本书的下落。
　　
　　打头阵的差不多总是李左德，名字都“左”了，名正言顺左也就落实在行动上。他一开口就杀气腾腾的，说前几次批判会都开得不成功，效果不明显，今天要改变，要是再开不好我就把李左德再改回到李祖德。奶奶的，不信在共产党的天下能让他妈的邪气占上风。说罢朝李戍孟大吼一声：站起来！
　　
　　站起来！以往的批判会是开到一定程度才罚当事人的站，今天反模式，一开始就站，这变化有点一叶而知秋，让人在心里发怵。而我呢，我自知是这次批判会的半拉当事人，会开成什么样子会直接涉及我。见李左德这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架势心里也不由直打鼓。李戍孟能挺得住吗？挺不住我得和他一块惨。
　　
　　李戍孟下了铺，站在两排长铺形成的过道里，眼镜片太厚，看不见啥眼神，但见两腿在抖。
　　
　　李左德见李戍孟乖乖服从了他，脸上现出颇得意的神气，眼光不怀好意地朝平常与他不对路的“反改造”们睃睃，然后转向李戍孟，说：李戍孟我明确告诉你，队长已经对这次批判会做了布置，有目标有任务有要求，一句话我们组的“拔白旗”要从你李戍孟身上打出个缺口来。你不要抱任何幻想，甭想蒙混过关，识时务者为俊杰，对自己的问题要竹筒倒豆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戍孟你听明白了吗？
　　
　　李戍孟看了李左德一眼，没吭声。
　　
　　李左德开门见山：李戍孟你交待，你把你的反动小说藏到哪儿了？
　　
　　李戍孟：那不是反动小说。
　　
　　李左德：是不是反动小说先不研究，你先交待藏在哪儿去了？
　　
　　李戍孟：我把它烧了。
　　
　　李左德：什么时候烧的？
　　
　　李戍孟：来我乐岭不久。
　　
　　李左德：白天还是晚上？
　　
　　李戍孟：晚上。
　　
　　李左德：熄灯前还是熄灯后？
　　
　　李戍孟：熄灯后。
　　
　　李左德：记准了吗？
　　
　　李戍孟：记准了。
　　
　　李左德：记准了就好，就怕你记不准哩。
　　
　　李左德眼里闪着狡黠而兴奋的光，继续发问：既然熄灯后去厕所烧的，那么是谁和你一块去的？李戍孟张张嘴没放出音来，这一刹几乎所有人眼里都现出异常神色，因为都清楚李戍孟已掉进李左德设计的陷阱里。我比别人更紧张，心里埋怨李戍孟不该说错了话。夜里上厕所必须是两个人，这个他怎能忘记呢？
　　
　　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哩。吴复生以这句著名的奉承话为开头从李左德那里接过了接力棒，追问道：李戍孟你说呀，是哪一个和你一起去厕所？
　　
　　李戍孟显然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不妙，有些慌乱，怯懦回答：我，我忘了……吴复生从鼻腔里哼了一声，说：你忘了，这样轻描淡写可不成，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杀了谁？一句我忘了就没事了？
　　
　　一阵哄笑，笑是从邻组传来，马厩里百十号犯人分成十几个学习组，一般情况是井水不犯河水，各开各的会。只有某组出现奇观怪语时才引起别组的反应。见自己的话引起了邻组的注意，吴复生更加来劲儿了，说：就算你忘了，可看见你烧反动书的人不会忘，现在我向大家问一句，有谁见李戍孟在厕所里烧反动书？看见的举举手。
　　
　　没有人举手，不举手究竟意味着没看见，还是不屑于回答吴复生？不明确。可吴复生有他自己的见解，说没人举手就证明李戍孟在扯谎。你压根儿就没烧，也不可能烧，辛辛苦苦弄出的反革命成果能说废就废了？这样当初又何必写？
　　
　　李戍孟没吱声，我觉得必须解脱李戍孟，让老积们再这么追下去没准会坏事。我问李戍孟：老李你烧书那天是不是过清明节？
　　
　　李戍孟似有所悟地看看我，说：好像是。
　　
　　我继续说：那天我拉肚子。黑下不住地跑茅房，我闻见厕所里有烟味儿，原来是你在里头烧了纸。
　　
　　解若愚说：有天黑下我也闻见厕所里有烟味儿。
　　
　　高云纯说：嗯，我也闻见有烟味儿。
　　
　　谷镇华说：我也闻见有烟味儿。
　　
　　梁枫说：我也闻见有烟味儿。
　　
　　胡公公说：我也闻见了，那烟呛得我直咳嗽。
　　
　　二姑娘说：嗯，有烟味儿，我记得。
　　
　　李戍孟感激地朝大伙直点头，说：我交待，是我在里面烧了书。
　　
　　几乎同于每一次批判会，老积们开头气势汹汹，可一旦让老反们抓住时机，就扭转过局势，这大概就是李左德所抱怨的那种“不成功”吧。这次追查李戍孟他们本来有必胜的把握，不料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集体为李戍孟打掩护，个顶个鼻子都气歪了。老将张克楠终于亲自出马了，他跳到地上，指着李戍孟鼻尖骂道：告诉你吧李戍孟，今天就是有一万人证明你毁了书我也不信，批判会不会收场，你要交待就趁早，不交待我立刻去向队长汇报，孩儿哭抱给他娘，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我数一二三，数到三之前你交待不迟，到时还不交待别怪我不客气。你听好了，一，二，三。李戍孟咬紧牙关不吭声。张克楠哼了声，大步走出“马厩”。
　　
　　张克楠来绝的，谁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心里清楚，真要让管教来出面追查这件事，李戍孟就有大麻烦了。替他打掩护的人也吃不了兜着走。这当儿赵不仁董不善之流自动担当起警卫的角色，不许任何人活动，连上厕所都不行。李左德幸灾乐祸地说：有本事等队长来再施展啊。解若愚顶他一句：幸亏你不是队长，你是队长全我乐岭的犯人一个也没得活。李左德说我是队长就先拿你开头刀。高云纯朗诵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李左德说谁和你高云纯同根，你的根长在陈独秀身上，我的根长在毛主席身上。解若愚说你名字左了仍然是个犯人呀，这点你可别忘了。李左德说犯人里头也分左中右，“拔白旗”就是要拔掉你们这路右中右。正丁当着，一脸怒气的佟队长跟着张克楠走进了马厩，又直奔我们的学习组。佟队长盯了李戍孟一刹说：听说你李戍孟胆子很大呀，拒不交待问题，还煽动不少人替你保驾，是不是这回事呀？！没等李戍孟回答，李左德抢先说报告队长，李戍孟对抗运动，是块绊脚石，得搬掉才成。赵不仁附和：得搬掉。董不善也附和：搬掉搬掉！吴复生也附和：坚决搬掉！佟队长点点头，说该搬掉的东西不搬掉是不成的，当然思想改造主要得靠本人，自己搬掉最好，李戍孟你现在当着我的面交待：你把你的书藏到哪儿去了？李戍孟说报告队长，书真的叫我烧了。佟队长说你再说一遍！李戍孟说烧了真的烧了。佟队长哼了一声，说李戍孟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好吧，既然你对自己都不负责任，那就怪不了我们了。说到这儿佟队长把眼光朝所有人一扫宣布道：关李戍孟的禁闭，什么时候交待了问题什么时候出来。停停又说：替李戍孟打掩护的人都竖起耳朵听着：你们识时务就赶紧悬崖勒马，交待自己的问题，不然等李戍孟交待了，咱就新账老账一块算。李戍孟当场被带走了，被带走的还有我的心，我很后悔当初不该将李戍孟的书稿带到医院，这才落到现在这种局面，这局面就像一个死结儿，怎么解都解不开。李戍孟要是交待出事实真相，所有替他打掩护的人都要倒霉，而我还要交待出那个姓董的二劳改，二劳改紧跟着又要受牵连。当然我也可以不交待，但不交待的结果又会是怎样呢？这一点儿也不难预见。
　　
　　张撰——
　　
　　收玉米的时候我和张撰有意无意干了并肩，自上次“我乐岭交谈”后再没机会单独过话，一方面“我乐岭交谈”被取缔，另外秋收大忙季节累得精疲力竭，什么也顾不上了。从侧面观察，自王妃被一位老干部带走以后张撰情绪变得十分低落，整天闷声不响地不说一句话，得空就在纸上一幅接一幅画王妃的肖像，画完了就往褥子底下掖。当然也不能指望他能有什么好情绪，咸一句淡一句地劝慰一番也没实际意义。包括这次干活碰在了一起我也不打算多说什么，不料他倒先开口说起。他说老周你相信不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一句话就证明他仍深深沉浸在对王妃的思念之中。其实这自古流传下来的说法更多的是对人的一种劝慰，给人一种希望，在实际中就不是像说说那么简单的了。无论是书本里戏剧里以及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有情人最终并没有成为眷属啊。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不应多说中听的话，这样更让他难以自拔，况且我对他与王妃的事确实没看到多少希望。于是我就说了些人生无常世事叵测之类的话，以给他仍忠贞不渝的爱泼泼冷水。这自然不是他所希望听到的话，他的情绪骤然间便激动起来，一边使气般用力将玉米穗子从茎秆上揪下一边冲我道：老周你说得不对，这是悲观主义情绪。我说我是谈我的看法，不代表你，看样你对那句话是深信不疑的了。他咔嚓又揪下一个玉米穗，说：我深信不疑，只要两人真诚相爱，海枯石烂不变心，终究会有一个圆满结局的。听了这话我再次想到他的“美无所不在”，现在又鼓吹起“爱终究圆满”的论调，真是个痴心不改的理想主义者啊。但我不想迎合他可怜的需要，让他回到现实中。这现实就是我们在对自身的许多事情上除意念之外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比方我与冯俐，现在还奢谈什么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自欺欺人吗？我坦言相告，说：老张，那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话你一定早知道的啊，你想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毁了，别的什么还能单独存在吗？不可能的，只有面对现实才成，否则精神不得解脱，苦恼无边啊。张撰侧目看看我，眼神流露着不屑，说：同样一件事其结果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会这样，有的会那样，一取决于决心，二取决于智慧。我打断他说决心和智慧能使你越过警戒线吗？他说这不是指眼前，是指将来。我说将来是什么概念？他说自是重获自由的时候啊。我说天各一方，音讯全无，就是到了那一天聚首也难啊。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仍是冯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张撰批评的悲观主义情绪作怪，而是客观真实的现实。张撰说我和王妃不担心不能重新聚首，我们一定能重新聚首的。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张撰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自得神情，说这就是前面我说的智慧了。接着他压低嗓门对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对智慧的运用。
　　
　　原来他倒不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在他与王妃的爱情发展最顺利感情最炽热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们有朝一日将会有天各一方，得不到对方的音讯的可能，于是就事先制定出一套能让他们重新相聚的方案。他们商定，张撰在获得自由以后立即给王妃写信，地址写王妃所在的北京西城区邮政局。收信人写转王妃。因没有再详细的地址，也不会查到姓名叫王妃的人，这信就成了一封无法投递的死信。再由于寄信人地址一栏标明的是“内详”，这信又成了无法退回的信件（即使撕开信查到地址退回也无妨），这样信只能保留在邮政局里，考虑到信有可能被丢弃，张撰须每月寄去一封，这样邮局里就会源源不断收到这无法投递无法退回又不能完全弃之的信件。这一切都是在等待，等待王妃获得自由的一天，那时她只需跑到这家邮电局查询是否有不断寄予王妃的信件即可。然后根据写于内里的地址就可找到张撰。
　　
　　待张撰将他的方案叙说完我真有点目瞪口呆了。细想想你真得承认，张撰想的这办法天衣无缝而又切实可行的。他究竟是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绝”法子啊。张撰见我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也不再掩饰内心的得意，说老周我说的事情因人而异没有错误吧。我说没错误，没想到你张撰肚子里真有些弯弯绕哩。他又用力掰下一个玉米穗，说道：马克思不是有句名言叫智慧就是力量吗？我们这些人除了智慧还有什么呢？也惟有智慧才不能被人从头脑中夺去啊。尽管我不太赞同他这进一步发挥的话，但我也没说什么。张撰又说：老周，我这个办法也适用于你和你的未婚妻呀，我向你免费提供，只是等你们以后喜结良缘的时候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他的话使我的心又是一疼。
　　
　　李戍孟——
　　
　　知道李戍孟的死讯是早晨。傻朱进了“马厩”里骂骂咧咧地：他妈的李戍孟净给老子添乱哩。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不妙，许多犯人也面面相觑。果然傻朱的下句就证实了，他说周文祥快带个人给李戍孟收尸。这句话如同一根大棒敲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立时蔫了。个个满脸死灰，就像死的不是李戍孟，而是自己。
　　
　　我说过对管教将我当成一个专业收尸人我极度的不满，却是不敢怒也不敢言。而这次分配我给李戍孟送葬我不仅没反感，反倒很接茬，我很愿意为李戍孟料理后事。我选择李德志当我的助手（李不久前调到五小队），说来人们也许不信，从他来的那一日起我便想到派他这个用场。说真的，埋了那么多同类，没有比这次埋李戍孟更揪心的。李德志也是一副十分悲痛的样子。在清水塘我俩都与李戍孟处得很好。跟着傻朱出了“马厩”，我和李德志往小号方向走去，却被傻朱喊住，他说李戍孟的尸体不在那里，在火盆地，到火盆地去。
　　
　　阳光灿烂，和风煦煦，是深秋季节里那种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我和李德志沐浴在明丽的日光中，拖一辆板车去往火盆地。地里的庄稼秆已被砍倒，整个田野空旷旷的，为节省腿脚我们舍弃了道路，从无遮无拦的地里径直奔向目的地。火盆地是农场正南方向的一处地块，离犯人墓地小西地很近。李戍孟一向是个不肯麻烦人的人，要死了也为埋他的人想象得这么周全。一路上我跟李德志谈了让他一起来的目的，即借用一下他的超常记忆力，把老程头脑里的东西装进他的脑袋里。听我讲完李德志点头认可，说尽管这事有些古怪离奇，但终归是一桩有意义的事。就这么我们在路途中将事说定。快到火盆地时我们看见一口水井旁站着一个不认识的犯人，再看看，又看见井台边上躺着一个人，我们立刻明白躺着的是李戍孟无疑。不用说那口井就是李戍孟的葬身地。我们加紧了步伐，拉着车从一条水渠上越过去，就抵达了井边。那站着的犯人三十出头年纪，见我们来了说句“我走了”就急匆匆向牢城奔去，一溜小跑如同怕叫鬼咬了脚跟。李戍孟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仰脸朝天，闭眼合嘴，像睡着了，不见一丝死相。我似乎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喊了一声老李，李德志也喊了声“一家子”。
　　
　　自是不会得到什么响应。我和李德志对视一下目光，摇了摇头，然后把他从地上抬起往板车上放，这时发现他一只脚脖上系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在水车架上。正疑惑间李德志又发现井边一块石头下压着一张纸，他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轻轻吐句遗书就交到我手中。
　　
　　我毫不费力就认出是李戍孟的字，很工整，稍稍有些女人气。上面这么写着：
　　
　　朋友们恕我早走一步了。我首先声明，我的自杀不是政治原因，我的女友琳琳死了，我要追寻她而去。收我尸体的时候请拉绳子，这样大冷天就不用下水打捞了。如果我脸上有血迹污渍，请替我揩净，因我不想在阴间相会时吓着琳琳。谢谢啦！
　　
　　不才李戍孟
　　
　　看毕我的心情十分平静，好像这一切早已天定，包括他的死与留下这般的遗书，一切都合情合理。如果不是这样倒是十分怪诞的事了。我只是感到困惑：一是他是怎样得到女友的死讯，确凿与否？可别酿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再就是他怎么从小号逃出，又怎样越过牢城来到火盆地？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写于小号还是写于井边儿？一切都像经过了深思熟虑，让人匪夷所思。
　　
　　我和李德志将李戍孟拖到小西地，又按照他的嘱托将他的面部擦拭干净，将衣裳理好，然后在紧挨着李宗伦的新坟的一座墓坑将他放进去。一切都如我乐岭的惯常事物，用不着多说。
　　
　　埋葬完我要求姓董的犯人帮我们找到老程，没说为什么要找，只说有一件事情要向老程询问。董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老程在几天前已离开农场，要么是回家，要么是进了精神病院。
　　
　　我看看李德志没说什么，李德志看看我也没说什么，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本来想得挺聪明的一着棋竟落了空。我点了李德志的将本想借用他那超常的记忆力，让他将小西地墓场一座座没有标记的坟墓装进脑子里，作为备忘录，而随着老程的永久消失，这一切将永远是一本糊涂账。我长长地叹息一声，心里头充盈着无奈与茫然，而后转念一想，这聪明的一着到底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活着的人都无着无落的，死了后又何苦要有根有梢的呢？死了死了，整个一座坟场就是个大大的“了”字呀。这么想心里也就释然。回牢城的路上又想着另一回事，就是李戍孟留下来的那本书。我暗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将它保存下来，以此作为对好友情谊的报答。
　　
　　高云纯——
　　
　　高云纯的倒霉纯是自找。学习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忽然来了兴致，顺手从张克楠手里抽过报纸，说声我来念吧，就念了起来。平日里也有这样的事，谁个感到百无聊赖了就自告奋勇念一会儿报纸，提提情绪。这种情况对高云纯却是头一次，这头一次就惹了大祸事。他念的速度很快，像赶进度似的。念着念着，舌头一没打过弯儿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念成了“法西斯专政理论”。话出口后大概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不对劲儿，一下子停住了。几乎就在这一刹，张克楠、赵不仁、董不善、吴复生、李左德一伙老积们像发现“马厩”里起火一般，跳下铺争先恐后逃命而去。自不是起了火，也并非是逃命，而是去找管教报告高云纯的反动言论。报告的人去了，留下来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高云纯一时间吓懵了，一声连一声地问念错什么了吗？念错什么了吗？没人应声（要知重复反动言论也是有罪的），惟有解若愚嘟囔句：老高你勤不着懒不着念什么报纸呢？纯粹没事找事。高云纯听了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他清楚自己平日总跟老积们作对，这遭一不小心犯在他们手里必定在劫难逃。
　　
　　“老积”们回来了，个个脸上挂着称心如意的神情。这个不觉奇怪，奇怪的是没有管教跟着来。往常可不是这样子，往常遇上这种事管教会立刻赶来“处理”。今天怎么无动于衷呢？
　　
　　再一怪是老积们坐下后也不提这回事，像没发生过一样，张克楠接着读报纸，只是接受了高云纯的教训，读得极慢，一字一字单个从牙缝里往外挤，念完也无他话，宣布散会。
　　
　　不到熄灯时间，别组还在继续学习，念报纸和发言声搅合在一起像要把马厩顶冲破。直到这时高云纯仍还蒙在鼓里，不知自己究竟犯了啥天条，看他那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我有些不忍，便不动声色地靠近他，又同样不动声色地指出他的罪行所在。只听他喉咙里咕咚了几声，没放出音，模样儿就很难看了。
　　
　　大概在熄灯前的几分钟，被人称“狗肚子盛不了三两水油”的李左德终于沉不住气了，嘟囔句：他妈的瘦驴拉硬屎躲过初一能躲过十五去？这句话尽管有些“含蓄”，可大伙还是体会出其中的含意来，不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教不急着“处理”是留出时间让犯人自己“表现”，按照“态度见立场立场见行动”的说法，是否真心靠拢政府，最终还要看行动。对于这件事行动就是揭发不揭发高云纯。这一招确实是很“邪乎”的，一时间，马厩里空气很紧张，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Y字路口上，一边去是靠拢政府，一边去是靠拢自己的良知，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再一个沉不住气的是高云纯本人，倒不是对所面临事态的惧怕，而是他不想让大伙为他担干系，他找这个说说，又找那个说说，意思是一个：去揭发吧，揭发吧。揭发不揭发对我没啥两样的。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也确有道理。但他却忽略了一点，揭发与否对别人而言，却并非“没啥两样”。
　　
　　佟队长——
　　
　　还有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是佟队长，第二天晚点名他便就此事发表言论了。他先是谈到种麦子的事，谈到颗粒归仓的问题，又谈到“拔白旗”运动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就跳到了有人“攻击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说到这声调就变得十分严厉了：有人说拔白旗拔白旗，惟见红旗不见白旗。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些天我们已经拔了不少的白旗，可是在昨天又有一杆白旗高高飘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有毒草就要铲除，我们说有白旗就要拔掉，昨天当场就有人拔了，这很好。啥是积极分子？这就是。今天呢又有人拔了，革命不分先后，拔白旗不分早晚，也行。但是还有人对白旗有感情哩，要保这杆白旗哩，怎么办呢？上次我们追查一个散布对党的劳改政策不满的人，给了他三天的时间（我明白指的是我），还不错，到第三天上他认识到抗拒是没有出路，交待了。这次嘛还给三天的时间，在三天内揭发不算包庇，三天内不揭发的以同案犯论处。我们是说话算话的，决不心慈手软。谁要不相信的话咱还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回到马厩大伙都心事重重的，是啊，谁又敢忽视佟队长那句已成口头禅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呢？也都深知他的确不是“心慈手软”的主儿，真的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我想的可能比别人要多，因为佟队长在队前不点名地提到了我。我告诉自己“自首”与“揭发”不是一档子事，自首是用脏水泼自己，揭发是用脏水泼别人。干这个不管是否会给他人造成影响都是“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事，要干也实在不易哩。我又想佟队长说今天又有人拔了高云纯的白旗，这人是谁呢？
　　
　　《渔父》——
　　
　　将古人弄进现实里来不是故弄玄虚，也并非搞什么时空交错，而是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忽然与我们这些现代人有了瓜葛。事情是这样：不知是谁首先在地上发现了一张纸，拾起来看看又交给了身边的人，身边的人看看再转给身边的人，就这么三传两传传到了我的手中。只见纸上是铅笔抄写的《屈原列传》中《渔父》一文：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繟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繠糟而啜其繡？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其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看毕不由心有所动，无语，又随手将纸递给了他人。这纸就又继续在人中间传看，看也只是看，没有人对此发表言论。直至传到张克楠手里，他边看边皱眉，后巡视四周问：这是谁抄写的？见没人回应，又说大家别小看了这件事，传抄这篇文章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说完就向“马厩”外面走去，都清楚他是去报告管教了。却也没当回事，也实在不必当回事。屈原再怎么，渔父再怎么，与我们这伙犯人有什么关系呢？
　　
　　不料晚点名时，佟队长却将这本应不当回事的事当了事，上纲上线，大做文章。按照佟队长的文化水平不一定熟悉这篇古文，更不一定理解其内涵。可从他言辞里看又似乎很懂，我想肯定是从张克楠那里趸来的，现蒸热卖。他一锤定音说：传抄《渔父》是一桩反革命政治事件，社会上有人抬出了海瑞，我们这儿就抬出了屈原，把党和人民比成封建帝王，把知识分子比成屈原，其用心何其险恶。其目的是号召犯人抗拒政府抗拒改造，甚至不惜以死相对抗。五队五组刚自杀那个李什么不就是个极好的例证吗？遗书上说是为爱情而死，骗鬼去吧，他是要做当代的屈原啊。屈原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狂傲自大的家伙，以为肚子里有点学问满天下就盛不下他了，连上级都不放在眼里了。打着忧国忧民的幌子，说什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能与统治者妥协，同流合污呢？瞧，其真实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现在我宣布，在拔白旗运动中增加一项批屈原的内容，把屈原批深批透批臭。另外还要追查《渔父》一文的传抄人，首恶必办嘛。最后佟队长又提到揭发高云纯的事，说今天又有几个人站出来揭发了，这证明党的政策还是有感召力和威慑力的，当然还有人继续包庇，那就让他做当代的屈原吧，我倒要看看他们做当代屈原会有什么好下场……
　　
　　俞峰华——
　　
　　早晨刚起床，许仙进到“马厩”说句把俞峰华的铺盖卷巴卷巴送到队部去。开始谁也没当回事，以为要把俞峰华的东西转到就业队，倒出地场好另安排人。解若愚顺口问句：许队长俞峰华探亲回来了吗？许仙说回来？回哪儿？回我乐岭？下辈子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却已明确无疑地证实：俞峰华死了。大家的眼珠子一下子都不转了。如果是别的管教，谁也不会再问什么了，可大家都知道许仙比较好说话，就向他询问俞峰华究竟是怎么回事。许仙就大体说了说。原来俞峰华回家后得知恋人小敏子早已结婚，连小孩都上学了。多年的骗局是他家里人制造出来的，目的是让他心存希望，以挨过漫长的刑期。俞峰华不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想不开，就到北海投水了，时间是国庆十七周年火树银花夜。听了许仙的叙说，人们就不吱声了。对这桩事我本来想多记几笔，后来又想，记一个犯人的死，这几个字足矣。转又想：从俞峰华身上确能看到希望的力量。同时也能看到希望破灭后的力量。前者能让人努力改造甚至不惜出卖良知伤其同类，而后者则能将自己的生命彻底摧毁。由此不由让人发问，希望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净身房”——
　　
　　不知最早是谁将队部一间空房叫成“净身房”又传开来。此房做机动用：召开小型学习会、批判会、与犯人较郑重的谈话、客人临时居所、犯人监舍等。将这么一处多功能用房叫着“净身房”多少有些牵强附会，可名字就是这样，一旦叫起来了就会被认可，不会再受到追究诘问，就像没人追问人为何叫人狗为何叫狗一般。我总共进过“净身房”四回。一回是刚来我乐岭临时落宿，两回是傻朱、许仙找谈话，这一回是我所在的五队五组在这里召开《渔父》及屈原批判会。佟队长一声令下，《渔父》及屈原就成了批判的靶子。因《渔父》是在我们五组“领地”发现并被“传播”，所以我们成了重点。考虑到马厩人太多会影响批判会的效果，佟队长指示五组的批判会移到大空房（管教们对“净身房”的称呼）召开。佟队长亲自坐镇，傻朱许仙与会，好几个警卫战士在门外守卫。看了这阵势不由会使人想，批殁了千百年的古人也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吗？可见批死人是假，整活人是真。只要不傻成吴启都那样的“植物”，都是心明如镜的。
　　
　　按惯例应该是张克楠主持批判会，以前有队长管教参加的会也都这样。可这遭反常，由佟队长亲自主持，可见这次会议的不同凡常。他的开场白也是头天晚点名讲的那一套，没多少新货色，只是态度更严厉了。最后出人意料地说到“净身房”，他说：我知道你们将这间大空房叫成什么“净身房”，“净身房”是什么地方呢？是割鸡巴的地方。你们谁在这儿被割了鸡巴举手给我看看，举手啊举手啊，没人举手就是证明鸡巴还长在原来的地方，这是污蔑劳改场所呐，是别有用心呐。我们今天不追究这个，但我要说，我们不割你们的鸡巴，却要割你们的坏思想，这叫净心不净身呐。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大家齐答懂啦。他说懂了现在就开始批判。许仙插话说：佟队长是不是让人先用白话文说说《渔父》的意思，以便大家对照着批啊。佟队长点点头。许仙就眼光一扫，问：谁说说，自告奋勇啊。果真有人自告奋勇，是高云纯。许仙说就你吧，讲得通俗易懂些。高云纯问要不要先朗念一下原文？傻朱插话说算了算了，念也是白搭，说说意思得了。高云纯就开言道：
　　
　　话说我们今天要批的这个屈原老头儿在公元前278年的一天来到一条名叫沧浪的河边，披散着头发，在河边边走边唱，他的脸色憔悴，身子和相貌都像干枯的树木一样，有个打鱼的老人见到，便问他说：“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屈原说：“整个社会都是那么污浊，只我一人洁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我一人清醒，因此才被流放了啊。”渔父说：“那些聪明通达的人不会受到外界事物的拘束，而能跟着世俗一道转移，整个社会污浊，为什么不顺应潮流去推波助澜连河泥都给它翻起来？众人都昏醉为什么不一起大喝甚至连酒糟都吃进肚子里呢？为什么非要保持美玉一样高洁的品德而使自己流放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完头的人一定要弹弹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拍去衣上的尘土，作为一个人，怎能让自己洁白的身体受到脏东西的污染呢？宁可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之中，又怎能拿高洁的品德受浊世的污垢呢？”渔父莞尔一笑唱道：“要是沧浪水清我就洗洗帽缨，要是沧浪水污浊我就洗洗脚。”渔父唱着远去了。
　　
　　反动咧，反动咧，佟队长听毕说：必须揭深批透清除余毒，谁先批？自告奋勇啊。
　　
　　这遭自告奋勇的是张克楠，队长主持会他自然要积极响应啦。他说：刚才佟队长的总结准确而到位啊，很受教益和启发。这篇《渔父》确实是反动透顶的，屈原通过对洁身自好的标榜以达到蛊惑毒害世人的目的，读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人都清楚，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邑。这证明屈原本身便从属于封建大地主阶级，这样的人又怎能站在民众的立场忧国忧民呢？可见他鼓吹的“正直爱国”“洁身自好”那一套是十分虚伪的，而许多人都将他视为传统人格的榜样，这是十分错误的……
　　
　　张克楠发言的时候，李左德早就按捺不住了，两眼紧紧盯着张克楠的嘴巴，张刚一合闭便马上插嘴发言。这时眼光又立刻转向了佟队长。他批的论调和张克楠差不多，也是从屈原的出身谈到其阶级反动性，从所作所为谈到其虚伪阴险性，但他又更进了一步，从古人死人联系到今人活人，他说：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展开之时有人祭起了“渔父”和屈原呢？他们祭起“法宝”的目的是号召人们去效法屈原，坚持所谓的“正直”，保留所谓的“洁白”。说穿了，就是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保留自己的知识分子“反骨”，以此反对政府，对抗改造，这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啊！……
　　
　　又一个急不可耐发言的人打断了李左德的发言，是吴复生。他说我完全拥护佟队长对《渔父》一文的精辟见解，也完全赞同张克楠李左德两人对屈原有理有据的批判。我仅补充一点：就是批判必须抓住要害，那么《渔父》的要害是什么呢？是唤起人民的抗上情绪，他妈的屈原老儿算个啥东西啊，不就是会写几句诗词吗？有人就是要仿效他，屈原反楚王，他**产党。从楚国到新中国，其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啊……
　　
　　“老积”重要一员的赵不仁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不失时机地从吴复生那里抢过话头。而与前几位发言者不同的是，赵不仁的文化水平有限，理论水平更有限，他只是懂点“豆、来、米、索、拉、西”，懂这个，又不能立刻谱出一首《打倒屈原》的歌当众演唱，如果说张克楠等几个内行对《渔父》及屈原的批判还能讲出点歪理的话，那么赵不仁则完全是胡说一通了。批臭他妈的“渔父”，打倒他妈的屈原。这两句可以概括他批判发言的全部内容。
　　
　　赵不仁之后紧接着高丽金发言（国庆节后他从砖瓦场回来了，全身红红的好像把自己装进窑里烧过了），他的发言更不值一提了。这个朝鲜族人似乎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一无所知，说什么秦始皇应该把犯上作乱的屈原斩首示众才是，干吗叫他舒舒服服唱着歌投江呢？关公战秦琼，出格得让张克楠都皱起眉头。
　　
　　我说过各种各样的学习会批判会在劳改农场是家常便饭，即使有不出工干活的时候也少有不开会的时候。我极少提到是因为这种会实在不值一提，完完全全是一个模式，批人的和被批的都是一成不变的嘴脸与腔调。比如这次批《渔父》及屈原的会，按照往日模式老积们发完了言会冷场一段时间，这次也不例外。冷场也是一种话语，无声地倾吐出对这种批判会的轻蔑。这冷场也像一首唱曲的过门，过门之后就有新音儿了。“老反”们极尽所能地从“老积”们的发言中寻找可击处。然后就冷嘲热讽地借题发挥，常常把“老积”们弄得很尴尬，下不来台。“老积”们热闹了前半场，“老反”们又热闹了下半场。这次呢队长在屋里坐镇警卫在门外弹压，局面非同一般。“老反”们哪敢“老鼠舔猫鼻梁骨”（佟队长的惯用语）大胆顶风上？不仅不能顶风上，还要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来点小表现。
　　
　　“过门”之后，“老反”队里还是高云纯先发言。高云纯是属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物，但他善于审时度势，又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这次一开口就说到《渔父》的要害处。他说：队长发动大家批《渔父》和屈原，我举双手赞成，批呀就是要批，不批倒批臭决不收兵（无实际内容的虚张声势）。但是，我又不大同意张克楠等人对《渔父》一文的见解，关于《渔父》一文的要害，刚才吴复生说是要人们仿效屈原，一齐犯上作乱，这看法是片面的。《渔父》一文阐述问题有两个角度，一是渔父的角度。二是屈原的角度。但是总体上说，司马迁是站在渔父的角度，对屈原的观点持批评的态度，文章的落处是渔父唱的那两句惊世骇俗的歌，“沧浪之水清兮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濯吾足”。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在这里我现身说法谈谈我读到这两句之后的深切感受。队长和大伙都知道前不久我犯了严重错误，我念错了报纸，可我思想不接茬，老认为自己是失口，不是故意的，因此有抵触情绪。到现在也未找队长检查。可是读了《渔父》这篇文章后，我认识到自己错了，大大的错了。不管有错没错认个错不就得了？有什么了不起？面子、自尊心就这么值钱？从这个角度说我还真的认为屈原那一套是不合潮流的，是迂腐可笑的。因此我认为《渔父》的要害不是什么犯上作乱，而是妄自清高。这是大可不必的，果然遭到渔父的耻笑。看来劳动人民就是与知识分子不同啊，明白事理得多。设想要是屈原听从渔父的劝告，就不会抱着石头投江了。《渔父》是有警世作用的，如果这篇文章早几天传开能让李戍孟和俞峰华看到，我敢肯定他俩都不会投水自尽的。正因为我从文章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我以后是决不会自杀的。我会好好活着好好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出狱，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公民。
　　
　　高云纯以导师的姿态做了长篇发言，实际上也为其他“老反”们的发言定了调子。下面的发言只消在此基础上发挥一下就成。解若愚说：我完全赞同刚才高云纯的发言，批《渔父》批屈原是好事，会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但我又不同意张克楠、李左德、赵勇、董卫东的观点。《渔父》这篇文章不是宣扬什么犯上作乱，什么正直清高，而是做人要变通，要入世，要合乎时代潮流。管他水清水浊干啥？水清水浊都为我所用，谁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像渔父那样活，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屈原那样死。我也来点现身说法，看了《渔父》这篇文章，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了，一下觉得自己总算活明白了。因此我很感谢传抄这篇文章的人，他那么及时的驱散了我眼前的迷雾，使我明白了做人要做渔父这样的人。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舒畅啊。
　　
　　梁枫接着说：我和老解一样，也觉得心里很快乐，也觉得明白了许多事。大家都知道劳改农场我是几进几出了，前几天刚释放又回来了，咋老和自己过不去呢？不是别的，是糊涂啊。不，是自作聪明啊！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领导的，他老人家高瞻远瞩，什么不清楚什么不明白，你个劳改犯梁枫充什么能啊，还跑到北京去“死谏”，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这是咋的了呢？看了《渔父》这篇文章我吓了一跳，心想我这不是要当当代屈原吗，这是多么危险，必须悬崖勒马啊！因此我建议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大家也要学习这篇《渔父》，我做了一首小诗，念给大家听听，算我学习《渔父》的心得：
　　
　　渔父与屈原
　　
　　沧浪水上两老翁
　　
　　一个糊涂一个明
　　
　　行船自古凭流水
　　
　　管他是浊还是清
　　
　　歪嘴和尚念经！听毕梁枫的发言我不由暗暗叫苦，你个梁枫犯的是啥毛病呢？领导明明白白指示要批判《渔父》，你梁枫却提出要学习《渔父》这不是公开唱反调是什么？我看看佟队长，果然脸绷得紧紧的，眼珠子瞪得老圆。我赶紧接梁枫发言，尽可能把他念歪了的“经”正过来。我发完言后又有几个人相继发言，目的是一样的，然而却于事无补。佟队长的脸色一直没有改善。其实前面高、解等几个“老反”的发言他听着也不入耳，只是抓不住把柄罢了。而梁枫直通通的发言叫他逮个正着，最后在总结发言中将心里的火气全发泄出来，大骂梁枫一通，并严厉警告“老反”们不要自作聪明，不要做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必须悬崖勒马好好改造，否则……否则之后又重申要继续批判《渔父》和屈原。
　　
　　后来我冷静想了一下，觉得佟队长一成不变地将我们视为“茅坑里的石头”过于武断，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尽量使自己能合乎潮流，比方这次再度温习《渔父》我就想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渔父的“入世说”并非完全不可取。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3 14:22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2:59
　　二
　　
　　9月13日：吴启都调到我们四班。我向班长竹川询问吴启都的情况，竹川说他也不太清楚 ...



作者确实做到了“述而不论”，所以才能让人看下去。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24



　　六
　　
　　鬼——
　　
　　刚批了死人，接着又要斗鬼。鬼为何？会前谁也不清楚，有人偷偷问许仙，许仙避而不答。只说鬼在暗地里，都看见了还叫鬼吗？又说到时候揪出来就知道了。
　　
　　“净身房”。十月二十九日（斗鬼的时间地点永远也不会忘）。
　　
　　有说法：晚上的斗鬼会属自发性质，除我们五队五组全体参加外，其他各队的人自愿参加。
　　
　　这说法有点叫人宽心，可走近了会场就使人感到气氛反常，警卫在门外严密把守，包括佟队长在内的几个管教干部站在不远处，神情怪兮兮的。进到屋一看，那些自发参加的人却比我们到的还早，都是些彪形大汉，金刚似的，一个个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样子。我们一进屋，这些人就把我们团团围住，看了这架势谁都会觉出这“自发会”不自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只是难料这会究竟能开成什么样。
　　
　　管教干部始终没进屋，从窗子往外瞧瞧，发现他们已不知去向。天黑了，屋里亮起了灯，斗鬼会就开始了。
　　
　　主持会议的是张克楠，按程序首先领着朗诵毛主席语录。平时开会，语录都是由队部选定提供，开会前各组去队部领取，很严格，不能自己随心所欲。从所选语录能大致估计会议的任务与目的。这次选的语录有两条：一条是“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另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仅从这两条语录大伙就清楚今晚要斗的鬼不死也得剥层皮。
　　
　　朗诵完语录张克楠先向“来宾”介绍了《渔父》事件的始末，这时才清楚这次斗鬼会是上次《渔父》屈原批判会的延续。他说那个传抄反动文章蛊惑人心的鬼到现在也没显形，但是我们已经抓住狐狸尾巴了，知道他是谁了。现在我们还希望他能自己站出来，主动自首交待，否则就当场把他揪出来示众。现在我数一二三，数到三他还不站出来我们就揪。他开始数数，一，二，三。数到三仍没人站出来。这时只见张克楠向身旁的李左德使个眼色，李左德高呼一声：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启都揪出来示众！话音未落，早埋伏在吴启都左右的两个大汉一人一只胳膊将吴启都提溜起来，推到会场中央。
　　
　　我怔了，五组的人也都怔了。鬼怎么会是吴启都呢？是不是弄错了？吴启都成“植物”多年了，“植物”怎陡然变成了鬼？这是怎么回事呢？再看被俩大汉架住的吴启都，平常那呆呆痴痴的神态不见了，完全像个正常人。这变化太大太快太突然，让人一时接受不了，解不开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鬼。
　　
　　先审问。犯人当法官。
　　
　　张克楠：吴启都你交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装傻的？
　　
　　吴启都：我不是装傻，在清水塘时我的脑子糊涂了，真傻了，可后来又好了。
　　
　　张克楠：后来又好了？啥时候？
　　
　　吴启都：去年秋天在清河。
　　
　　张克楠：好了为啥还继续装膘卖傻当“植物”？
　　
　　吴启都：我害怕。
　　
　　张克楠：你怕啥？
　　
　　吴启都：啥都怕。怕队长，怕警卫，也怕你。
　　
　　张克楠：装成“植物”就不怕了。
　　
　　吴启都：“植物”没人理没人睬。
　　
　　张克楠：你狡猾！你危险！是一个暗藏的鬼。你交待，反动文章《渔父》是不是你传抄的？
　　
　　吴启都：是。
　　
　　张克楠：你承认？
　　
　　吴启都：我承认。
　　
　　张克楠：交待你的险恶用心，要如实。
　　
　　吴启都：我觉得这篇古文会对大家有启发。
　　
　　张克楠：啥启发？
　　
　　吴启都：就是渔父唱的那两句沧浪水。
　　
　　张克楠：不对，你的用意不是那两句沧浪水，而是“皓皓之白蒙世俗尘埃”，是不是？
　　
　　吴启都：不是的。
　　
　　张克楠：你不老实！
　　
　　吴启都：我老实。我装傻比别人看得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活着的想不开，认死理，螳螂挡车不自量。我想告诉大伙不能死，要想法活下去。
　　
　　张克楠：不对，你本意是让大家学屈原，反政府，反改造。
　　
　　吴启都：不是的。
　　
　　张克楠：你顽固。
　　
　　张克楠说着又朝李左德使使眼色，李左德“霍”地站起来，冲到前面，使劲用手按吴启都的头，尖声喊：跪下，跪下。吴启都跪下了。开批判会让人下跪的事是有的，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这回不同，吴启都一跪倒，“自发”参加会的人就大喊大叫：砸烂他的狗头，砸烂他的狗头！像发出的命令，那两个大汉加上李左德就开始殴打起吴启都，拳头雨点般往他头上身上落，李左德咬牙切齿地乱踢。吴启都疼得在地上滚，双手抱头护住要害部位，脑袋护住了，背上又让李左德狠踢了几脚。因“老积”们下手太突然，五组的“老反”们先愣了片刻，等回过神来便一齐吆：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赵不仁董不善站起身来，眼光在人中间搜寻着，恶狠狠地喊：喊的站出来，谁站出来就修理谁！接着又站出来个高丽金，倒没喊，不慌不忙解下腰间的皮带，提在手中，冲赵董二人说：把他的衣裳扒下来！喊声就是命令，赵董立刻扑过去扒吴启都的衣裳。吴启都反抗着，但无济于事。两只胳膊被大汉死死把住，动不得。衣裳被撕开，露出了光脊梁。高丽金抡圆了皮带朝上面抽。吴启都惨叫着，高丽金边抽边吆：我抽你个屈原的孝子贤孙！抽你个屈原的孝子贤孙！大概觉得抽脊梁不过瘾，又开始抽吴启都的头，几下就见了血。其他几个打手还在不停地用拳揍，用脚踢。后来吴启都没声了，躺在地上像一只被宰过的羊。
　　
　　打倒了“鬼”，红了眼珠子的“老积”们并不罢休，张克楠又选定下一个鬼，凶狠地吆：高云纯站出来！站出来！高云纯不肯站出来，冲他喊：张克楠你疯了！张克楠说你说对了，我疯了！此时不疯待到何时？今天饶不了你这个陈独秀的孝子贤孙。说罢朝两个刚歇手的大汉努努嘴，两大汉便直朝高云纯奔过去，扭小鸡似的架到屋中间。
　　
　　审讯又开始。
　　
　　张克楠：高云纯你他妈的也是鬼。
　　
　　高云纯不服软：我是鬼，你是魔。
　　
　　张克楠：魔治鬼，你交待！
　　
　　高云纯：交待啥？
　　
　　张克楠：交待啥你清楚，你以为你不自首就没事了？
　　
　　高云纯：念错报纸是口误，不是罪。
　　
　　张克楠：不认罪，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话也是从佟那里学来的）。
　　
　　董不善高声喊：不认罪，脱衣裳！
　　
　　高云纯：我不脱。
　　
　　赵不仁：不脱就把你吊起来！
　　
　　这话音刚落，李左德就从屋角拿出一团绳子来，无疑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他从中抽出一根递给俩大汉。大汉便把高云纯五花大绑起来。绳子头往梁上一撂再一拉，高云纯两脚就离了地，却没立刻打。张克楠眼光扫扫又喊道：抓两头带中间，已经抓了两个大鬼，再抓出两个小鬼来，胡公公，二姑娘你俩给我站出来！一听喊胡公公和二姑娘，他们吓坏了，一声不敢吭，俩大汉和李左德、赵不仁奔过去，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俩拿到屋中央。两个人筛糠似的抖。
　　
　　又审讯。
　　
　　张克楠眼里流着不怀好意的笑：二姑娘你他妈先交待你究竟是公的还是母的？
　　
　　二姑娘：是男的。
　　
　　张克楠：不假吗？
　　
　　二姑娘：是真的。
　　
　　张克楠：我不信，老李检查一下他裤裆里是凸还是凹。
　　
　　李左德踮着小步奔到二姑娘跟前，伸手往二姑娘裆处抓抓，脸上露出狞笑，说：是凹的。
　　
　　二姑娘：你胡说。
　　
　　李左德二话没说，飞起一脚朝二姑娘的裆处踢去，二姑娘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乱打滚。李左德恶狠狠地骂：你他妈想当姑娘老子今天成全你，把你的凸踢凹了。
　　
　　二姑娘在地上呻吟时，张克楠又审起胡公公：你他妈也得交待是真公公还是假公公？
　　
　　胡公公干瞪眼不应声，大概是吓傻了。
　　
　　这遭不用张克楠吩咐，李左德就奔到胡公公跟前，像刚才对付二姑娘那般在胡公公大腿根处乱摸了一通，又一丝狞笑在脸上闪过，说：没想到倒是个真公公。
　　
　　胡公公陡然犯了傻，争辩说：不是的，不是的。
　　
　　张克楠：你承认自己是个假公公？
　　
　　胡公公可怜巴巴地点点头。
　　
　　张克楠：你知不知道这间屋被你们这伙“反改造”叫成“净身房”？
　　
　　胡公公：知道。
　　
　　张克楠：你说说“净身房”是干啥用？
　　
　　胡公公：这……
　　
　　张克楠：你说呀。
　　
　　胡公公：做手术。
　　
　　张克楠哼一声：做手术说的还挺文明，你给我说说做的是啥手术？
　　
　　胡公公：这……阉割男性生殖器。
　　
　　张克楠：割了就成了真公公？
　　
　　胡公公点点头。
　　
　　张克楠：你想不想当一个真公公？
　　
　　胡公公摇摇头。
　　
　　张克楠：当了吧，不然这屋白叫了“净身房”。
　　
　　胡公公求饶了：老张，求求你，求求你。
　　
　　张克楠：做了吧，为你好。做了清心寡欲没苦恼。
　　
　　李左德又开始行动，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段细铁丝，递给俩大汉，俩大汉上前把胡公公摁倒了，胡公公叫的像狼嚎。不一会儿，俩大汉隔着裤子绑住了胡公公的生殖器，手牵着铁丝的另一头。
　　
　　张克楠大吼一声：不许叫！
　　
　　胡公公被震住了，瞪着眼。
　　
　　张克楠：我再问你一句，究竟想不想当真公公？
　　
　　胡公公扑通给张克楠跪下了，连连叩头：张组长，饶了我，饶了我。
　　
　　张克楠：饶了你也成，但你得揭发出几个“反改造”。
　　
　　胡公公：我揭发，我揭发高云纯、解若愚、周文祥、张撰、梁枫、李德志……
　　
　　张克楠：民不告，官不究（他自认为成了官），现在我宣布，刚才被胡公公揭发出来的“反改造”分子统统站出来！
　　
　　没等做出反应，立刻有人从身后抓住了我的胳膊，扭在背后，并提溜起来。再看看其他被胡公公点了名的人也同样如此，大概也都清楚今晚是此劫难逃了|Qī-shu-ωang|，没进行什么反抗，被“自发”参加批判会的大汉们推搡到“审判台”。也就在一刹，灯忽然灭了，屋里漆黑一片。我脑中飞快闪出三个字：闭灯会！心里想：完了，这遭完了。果然很快就有棍棒雨点似的落在我的头上身上。那时我像麻木了似的一点也不觉得疼，也不谋求躲避，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渔父”的后人们——
　　
　　真是倒霉透顶，《渔父》反革命传抄事件（当局这么定的性）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桩传抄事件，时间是晌午，我们从地里干活回到马厩，看见铺上十分醒目地放着一张写字的纸。接受上次深刻的教训，开始没人捡起来看，像躲蛇蝎虫豸似的，就吃晌饭。吃完了晌饭歇晌。到这时梁枫忍不住了，这张纸就在他那块四十厘米宽的“领地”里，上了铺就像有一桩心事没完似的，脑袋三晃两晃就把纸上的字看了，随后舒了口气，说声原来写了些这个呀。说着从铺上拾起字纸递给了邻铺的人，邻铺的人从梁枫的言辞神态中觉出这张纸没什么了得，便接过来看看，看完也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又递给其他人。这过程与上次传看《渔父》很相似，传到我这儿我也看了看，只见上面写上许多以“活”字打头的词汇，如：活命、活佛、活见鬼、活力、活灵活现、活路、活泼、活脱脱、活水、活捉、活字、活动分子、活火山、活宝、活地狱、活动、活便、活门、活路、活动家、活该……我边看边想，一定是谁出于学习目的从字典上抄下来的。看毕松了口气，随手又给了别人。又像击鼓传花似的传了下去，就传到了李左德手里。李左德像不认字似的眼珠子在纸上转过来转过去，后来冲口道：这小字报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要追查，一定要追查。听他这一说，本来看过了的董不善又要过去看了看，嚷道：是呀，差一点被蒙混过去了，这小字报很反动，要害是活地狱一词，污蔑我们劳改场所是活地狱。赵不仁也随口附和说真是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吓一跳啊。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能等闲视之。张克楠点点头总结样地说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阶级敌人做不到的啊。说着下了铺，从董不善手里要过纸，再看看，就拿着往马厩外面走去。谁都清楚他去哪里，干什么去了，刚出门李左德、赵不仁等老积们也匆匆忙忙离开马厩，一齐汇报去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想：考验的时刻又来到了。这时我发现许多人都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从铺上下来，在地上来回地走。梁枫摸着西瓜样圆圆的脑瓜自语说：这事是要报告队长的啊，这是个立场问题呀。念叨念叨腿就向门口迈去了。梁枫一走，另外的人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一个一个向门外走去。既然这样，我也只有随大流了，也跟着向队部走去。因队长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所以门外就排起队，早去的在前，晚去的在后，谈完的人出来，脸上都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后来倒是佟队长打断了这一切，他走出屋子，瞅瞅排队等着报告的人，扬扬手中的纸头问道：你们都是报告这同一个问题的吧？齐答是。佟队长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说你们都来了，很好很好，问题并不重要，关键在态度，在立场，你们都回去吧，等这事整清楚了再告诉你们。听佟队长这么一说，大伙就返回马厩休息了。这次集体汇报我们五组惟有两个人没参加，一个是高云纯，再一个是吴启都。那晚吴启都被打得最重，有脑损伤，他再次变成“植物”了。这晚晚点名佟队长说了一个情况，他说大伙集体报告的那张纸并不是“反标”，也不是小字报，是许管教用过的一张写字纸，他知道大伙缺抽烟纸，就顺手丢在铺上。他又说：不过，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管教人员很感欣慰，很高兴。通过拔白旗运动的学习与互相帮助，大伙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正步伐坚定地行进在改造的康庄大道上。听了佟管教的一席话，我不由想起那年初到清水塘农场做的那首《清水塘初观》的诗。里面有“改造大道亦康庄”一句，现在想想我（以及其他五七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而反回头来看，那时便对未来有了这般准确的预见，不由对自己充满了敬佩之情。
　　
　　刑满日——
　　
　　作为当事人我知道我的九年刑期是从哪一天算起，也知道哪一天是我的刑满日。事实证明一点也没有差错，对于这些板上钉钉的事当局也执行得很严格。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我被宣布不必出工，到队部接受服刑期间最后一次谈话。和我谈话的是佟队长。佟队长的态度很客气，和我拉起了家常，还极为怀旧地提及当年在清水塘农场的一些人和事。只是最应该提到的齐韵琴和小建国都被他忽略了。自然我也没有提及的必要。而后他宣布给我一个月的探亲假，说等回来后再办理留场就业方面的手续。我请示他下午离场是否可以。他说可以。说完冲我笑笑，说归心似箭啊，老周，可以理解。
　　
　　由于心情的过分亢奋，离场前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两件尚留在记忆里。
　　
　　一是中午吃饭时傻朱不知为什么事撞进了马厩，看见正忙着用刀叉吃饭的犯人们愣住了。稍做交待，自从高云纯率先更换了餐具，并提出免费向大家供应材料及技术指导，一个制作刀叉的群众活动便在马厩蓬蓬勃勃展开。当然并非是真的用刀叉窝头咸菜就变成了面包牛肉味儿，而是日子太空乏无聊，大伙借此提提情绪罢了。吃饭的时候管教一般是不进马厩的，所以对犯人更换餐具的情况并不了解，现在傻朱被眼前这一罕见的景象弄呆了，所有的人也都停止了舞弄刀叉，等着傻朱必不可少的一顿猛训。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出人的意料，傻朱不仅没有训人，相反倒从一个人手里要过刀叉，左看右看，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后来冲大伙问道，这是买的还是做的。答做的。问是谁的手艺。张克楠赶紧回答，报告队长，人人都会做的。停停又说队长要是喜欢，我给你做一副好吗？傻朱眉开眼笑连连说好，好，给我做一副，不过要做得大一点。看来傻朱自我意识很强，永远不忘自己比别人大一号，因此使用的东西也要大一号的。总而言之，事情这般的结局真是皆大欢喜。
　　
　　再就是临走前我找到高云纯，问有没有事情需要我在外面帮办。高云纯想了想说让我帮他买本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没有立刻答复，不为别的，我觉得看这类书只会增加管教对他的敌对情绪。佟管教多次扬言如高云纯仍不改变态度就给他加刑，他绝不是说说玩的。于是我就把我的担心对高云纯说了。高云纯哼了一声，说大不了我在我乐岭呆一辈子，停停又说我乐岭这儿很好，这里的一切都适合我。我无话可说。
　　
　　冯俐——
　　
　　在苦苦期盼九个年头之久我终于等到了与冯俐见面的一天。确切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零十分（在这个重要时刻到来之际我同样没忘看一下腕上的表）。
　　
　　我是在这个日子的头一天来到冯俐的羁押地晋城的，在这个日子的头三天离开的我乐岭农场（就是我的刑满日）。我信誓旦旦地向管教保证在探亲的路上决不东游西走，而事实上刚一越过农场警戒线我便不顾一切地奔晋城而去。因心情激越一路上风餐露宿的艰辛全然不加顾及，甚至也没留下什么记忆。严格说晋城之行的记忆是从站在晋城监狱大门口那一刻开始。
　　
　　那时太阳已经西斜，监狱高墙的阴影在地面上愈拉愈长。我不敢怠慢，快步走向前向哨兵打听怎样办理探亲手续。哨兵打量我一眼，立刻用枪指住了我，说你小子是个犯人，是从哪里逃出来的？！我由衷地佩服他的眼力，赶紧加以解释。我说我确是犯人，不过已经刑满释放，我来这里是要探视我的未婚妻。他仍用枪指着我，似乎并不相信我的话，好像认准了我是个危险人物。为争取时间我只得继续向他解释，我说假若我是名逃犯，要逃便逃，又何必要赖在这监狱门口等人来捉？大概我讲出来的逻辑浅显易懂，哨兵听了慢慢收起了枪。说今天已过了探视时间，明天再来吧。
　　
　　无奈我只好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激动的心情使我一夜无眠。好不容易等到天亮，连早饭都顾不得吃便赶到监狱门口。哨兵已换了人，接受昨天的教训不等他用枪指我我便如实向他交待了身份和来意。正这时从大门里面走出一个穿灰中山服的中年人，看见我问什么事。我说来探视。他问探视谁。我说探视冯俐。我明显感到从我呼出冯俐两字后他的神情立刻起了变化，疑惑中包含着惊讶。他开始认真地看着我，问冯俐是我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的未婚妻。他说按规定未婚妻不算直系亲属，因此不能探视。他的话使我的头猛地一炸，心想完了，彻底完了。我像被判了死刑般钉在地上，大张着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穿灰中山服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答了。他点了点头，又问你们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说快十年了，从K大分别后再没见。他问这么多年没见还保留原先的关系吗？我知道不能如实回答，便说我们仍保持着恋爱关系。他说这么说来你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我说是。他想了想，说我们研究一下这种情况再给你答复，你等着。说毕返身走进大门里去。
　　
　　这是个什么人物呢？望着中年男人的背影我在想。能以“我们研究一下”这种口气说话就证明不是平庸之辈，我心中升起了希冀，简直是以一种恭敬的心情望着大门里面矗立着的监狱房舍。仅从外观上看，这座晋城监狱属中等规模的。说起来我们犯人的心态常常是稀奇古怪的，平时大家在一起议论竟然将自己蹲过的大监狱作为一种骄傲的资本：“我曾经呆过的某某监狱能装下三千人。”“那算什么，我蹲过的某某监狱能装下七八千人。”当然最后还是一个蹲过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拔了头筹。他十分形象地证明了提篮桥监狱的规模属中国监狱之最。他说如果将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送进提篮桥去，每天换一个监舍，等他将所有的监舍坐完，也就年满四十五岁了。在场的人不由为之咋舌。如果以提篮桥监狱作为参照，我觉得眼前这座晋城监狱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把婴孩送进去一间一间坐完，冒顶也不会满二十岁。这种时候头脑里还转悠这种可笑念头可见我当时精神状态是怎样的混乱不堪。在这种混乱不堪中我看见穿灰中山服的中年人站在了我的面前，说声我们研究过了，决定破例批准你的探视要求，下午三点，来了先去监狱长办公室。他的话像用射钉枪射出的钉子一颗一颗打进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嘴里连连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我觉得只有称首长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敬佩之情。首长又转身向哨兵交待：下午将这个人放行。一句话进一步为我的探视扫除了障碍。
　　
　　余下的时间我极其亢奋地在晋城冬日的大街上奔走，倾囊而出为冯俐购买礼品。自然我清楚犯人最需要的是食品，我还清楚冯俐最喜欢的是甜食。想想多年的心愿就要梦想成真，我觉得眼下自己是晋城大街上最幸福的人。当然我还一次又一次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否真实，是梦境还是现实。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我按时走进晋城监狱监狱长办公室。
　　
　　=奇=后来我想一定是我所熟悉的监狱特有的森严气氛令我的精神归于现实，我在心中嘘了口气，啊，探视已成为事实，不久我将见到苦苦思念着的冯俐。恋人也好，未婚妻也好，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相见。当我像犯人一般被“押解”到一间空荡荡的大屋，我发现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被警卫称为监狱长的人正是那位穿灰中山服的中年人（后来知道他姓段），我再次充满感情地叫了声首长。他点了点头，让警卫给我看座，开始了对我的谈话。他说周文祥，你是从劳改过来的，希望你今天能帮助冯俐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好好改造。她的表现非常不好，一贯抗拒改造，你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很可怕的。段监狱长的话使我深感沉重，他一开口便说冯俐的改造不好，说下场可怕，我立刻便明白事情非常严峻。但我对段监狱长的话没有反感，从在清水塘农场得知冯俐的状况我便急于见她，欲劝说她面对现实，熬过苦难日子，不要做无谓的牺牲。现在听了段监狱长的话，这种意向更加强烈。我要告诉她必须要活下去，不要死，只要活着便有希望。这时段监狱长又说你来了，这是个机会，今天我们问过冯俐，她说愿意见你，希望你能用爱情的力量来感化她，使她改变态度，争取宽大处理，不要走向死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连忙表态说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努力做好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点点头，说我们破例同意你们见面，就是想通过这次见面起到使冯俐转变的作用，这对谁都有好处。说完眼光转向把我带来的那个警卫。
　　
　　=书=出了办公室我跟着警卫走过好几道铁门，转来转去像进入一座迷宫。所有的监狱在结构上都不同于一般建筑，比如我曾呆过的北京监狱其内部呈放射状，犯人即使出了监舍想跑也摸不着门路。晋监给我的突出印象是有着数不清的铁门，一道连着一道。后来进到一间大屋子，我发现这间屋子的布局很像一座教室，顶头的地方有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子，摆一张前面有挡板的讲桌，有几把椅子。台子下面摆了一张长条桌，长条桌两边摆有长条连椅。带我来的警卫指着连椅让我坐下。屋子里很静，静得我能听见心脏的跳动。时间在这时像凝固了，完全没有了刻度。而我养成的在重要时刻看准时间的习惯在这时竟突然丧失，尽管此时此刻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时刻。沉寂终于被打破，一串脚步声从大门口传来。冯俐来了。我这么想便迅速将眼光投向门口，却不是冯俐。进来的是两个穿便衣的年轻女性，高高的个子，很文静。她俩径直走上台子，在椅子上安然坐下。这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使我很纳闷，在我近十年的囚禁生涯中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我在心里揣摸，这两位女性可能是翻译人员，狱方会想到我和冯俐都学过外语，如一旦出现我们用外语交谈的情况可以有懂外语的人进行干预。当然这仅仅是猜测，直到接见结束我也没弄清她们坐在台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正想着，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我想这一次该是冯俐了。却又不是。进来的是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以快捷的速度奔到我的身后，站成一排，手里握着枪。自然，对于像我这般的人物这阵势并不会使我在意。很快又响起了脚步声，一转头我看见了穿囚衣的冯俐，她在一个女警员的搀扶下穿过铁门向屋里走来。这一刻我的呼吸骤然停止，要不是事先知道我断然不会认出她就是冯俐。她披着长长的头发，脸色极其苍白，给人的感觉是从门外飘进来的一个纸人。再走近些冯俐看见了我，朝我笑了笑，说声你来了？这时我像呆傻了一般，大瞪着眼珠吐不出一个字来。直到女警员将冯俐带到我的对面坐下，我才渐渐回过神来。这时再看冯俐，我仍觉得那么陌生。我再一次在心里自问：难道这纸人样的女子就是昔日生动活泼的冯俐吗？我犹同验证般轻轻呼了声小冯。她又笑笑，像自我认定般地点点头。她说你什么时候到的呢？我说今天早晨，又说监狱领导很照顾，这么快就安排了接见。她问你怎么知道我被关在这地方。我说是农场的领导告诉我的。她问你家里人都好吗？我说都好，他们都惦着你。她没吱声。我说小冯你现在怎样呢？她说挺好的，你不要挂念。我问你是哪一年又判的刑？她说一九六○年。我问多少年。她说二十年。说到这儿她又朝我笑笑，说你能来看我，说明你到了刑期，挺好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先回家探亲，然后回我乐岭就业，你放心，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这时她咳了起来，咳得很厉害，半天才收住，又大口大口地喘气。我问小冯你是不是病了？她说还是老毛病（她曾经得过肺结核），没关系的。我说在这种环境里身体要紧，务必要抓紧治好啊！她轻轻一笑说治好治不好对我已是无所谓的事情了。她的话让我着实吃了一惊，问为什么这么说？她不作答。疑惑中我陡然想起段监狱长对我说的“冯俐的下场将很可怕”的话，我悟到冯俐话的含意所在，那就是死是免不了的，病死与杀死是殊途同归的。想到这立刻感觉有一股血往头顶上猛冲，似乎身体也从椅子上飘将起来，我猛醒了。我必须赶紧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要说的话对冯俐讲出来，这也正是多少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啊（况且这也是狱方同意破例探视的交换条件）！我凝视着冯俐苍白的面庞说道，小冯你务必要振作起来呀，我自由了，可我高兴不起来，我一个人的自由没有意义。小冯，你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和妹妹（她的父亲已去世），要听我们的话（我相信她的母亲妹妹也会和我一样劝诫她），要听监狱领导的话（这是说给在场狱方人员听的），要改变以往的态度，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我等着你，一直等到你出来。我算过你的刑期，到一九八○年出狱时你四十四岁，我四十五岁，我们还正当年呢。我们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曾有过幸福时光，可那太短暂，连作为回忆都不够用。可我们还有幸福时光，这非常宝贵，你可千万不能撒手啊小冯……说到这儿我的眼模糊了。然而我还不顾一切地说下去，小冯你千万听我的话呀，这些话压在我心底许多年，今天终于有机会对你说，你不会让我失望，是这样吧小冯？要把握自己，过去我们犯过错误，以后可不要再犯错误啊！
　　
　　=网=“周文祥你说话要注意影响啊！”我的话被人打断，是站在冯俐身后的女警员，我又下意识地朝台上看看，那两个年轻女性正目光霍霍地盯着我。我说了什么犯忌的话了吗？我不由怔住了，这一打断使我原先想一泻而尽的话卡在嗓子眼里，再也吐不出来了。为避免超时，我赶紧将带给冯俐的食品推到她的面前。冯俐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伸手从袋中拿出一包点心，拆开。她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吃吧。我摇摇头。她说你送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请你吃，不吃就是驳我的面子了。看她认真的样子，我只得接过来，咬了一口却又难以下咽。冯俐见状转过身以命令的口气对女警员说，给我们拿杯水来！我十分惊讶，她竟然以这种态度对待狱方人员。而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那位女警员居然听从于她，出去了，不一会端来两杯水，放在我和冯俐面前。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冯俐在接见的时间里吃起了蛋糕。“最后的晚餐”这个不祥的字眼也在这时飞过我的脑际，令我脊背发冷。
　　
　　冯俐的情绪倒很开朗，边吃边向我询问一些事情，她问K大的情况。我说不太了解。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我还是冒“犯忌”的危险将我知道的点滴告诉她。我说校长还是原先那个姓张的，袁书记判了，曾和我在我乐岭农场住同一监舍，又走了。她问S大田野现在怎样。我说也判了，大概是二十年。她又问K大一些老师同学的情况，如程冠生、吴启都、高云纯、姜池、李德志等，我都将我知道的对她做了介绍。最后她又提到了苏英，待我将苏英的情况说了后她又说苏英这人挺好的，各方面比她强多了。尽管她说得很平淡，可我觉出里面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我赶紧向她解释，说苏英以未婚妻的名义探视我只是为了能见上我，没有别的意思。冯俐听到这笑了起来，说周文祥你别误会呀，她能去探望你说明她是个很有情义的人。我说那时我天天都盼望你能去清水塘探视我，曾托吴启都老师的爱人齐韵琴给带过信。她说收到了，也向管教提过探视要求，被拒绝了。后来就从帽儿山转走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什么，我问她在帽儿山农场期间唱没唱那首《西波涅》的歌。她问怎么了。我说我经常听到她的歌声从帽儿山那边传来。她摇了摇头，说她没唱，又说你要想听我现在给你唱吧。不待我回答，她就轻轻地哼唱起来：西波涅你像朝霞一样美丽呀西波涅，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冯俐这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再次让我惊骇不已，我不由抬头看看站在冯俐身后的女警员，她们竟然无动于衷。冯俐继续唱下去：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蜜蜂来采摘，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唱到这里冯俐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面颊上哗哗流下来。她不擦掉，任其流淌。我的心像刀绞般地疼痛。过会她停止了哭泣，定定地看着我说，周文祥你这次来看我我很高兴，也很满足。可我要对你说，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他们已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枪毙我，这不是吓唬我，他们对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为了救我的命我妈要求狱方为我做精神鉴定，被我拒绝了。我的命运已不可逆转。我不由得想，是她的神经真的出了问题，还是多年的监禁生活使她的意识中具有了宿命的成分，才导致她说出这番“疯”话来？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我差不多明白再对她说什么已属多余，可我仍不甘心，还想在这最后一刻将她从悬崖绝壁上唤回。我说小冯看在咱们昔日的情分上，你不能让我失望而归呀，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呀。我知道我这么说同样有所犯忌，可我顾不了许多，此刻我只对冯俐个人负责。我希望用真情将冯俐打动，将她救出死亡之地。
　　
　　冯俐一直低头不语，后抬起泪眼朝我一笑，说周文祥我请你帮助做一件事好吗？我点点头。她说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文字，有的是记叙经历过的一些事，有的是一些感想，还有一些诗作。但随写随被他们没收。我提出抗议，让他们归还我，他们不予理睬，都知道那句“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的话，如果没有文字留下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像水那般地消失无踪了。相应的历史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变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觉得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责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听说你要来看望我就赶紧写了一份文字材料，我把它交给你带出去，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时你能帮我出版。
　　
　　冯俐说这话时整个屋子鸦雀无声。我不知该做何回答，似乎她也不谋求我的回答。她从怀里掏出一沓纸片，不等向我递来，便已被女警员伸出的手取走。女警员一张一张翻看着纸片，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皱起了眉头，那神情分明透着疑惑。之后又一张一张看了纸片的反面，眉头依然紧锁。后思忖一下，便把纸片还给了冯俐。冯俐又递给了我。我一眼便发现纸片上没有字迹，是一张白页。我翻过去看第二张，同样也是无字的纸。我大惑不解，以很快的速度将纸片一张张翻过，直至翻到最后一页，也未见上面有一个字。我抬起头来，用惊疑的目光看着冯俐。冯俐神色平和，没一丝恶作剧的模样。我说小冯……她朝我摇摇头，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我说，我不是有意节省笔墨，而是以我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写这么多了，请你原谅。我不吭声，此刻我的心已经豁然敞亮，也无须多说什么了。我朝冯俐点点头，煞有介事地将手里的纸片装进衣袋里。冯俐眼里透出笑意，说谢谢你了周文祥，为表达感谢之情，我送你一件小礼物，留做纪念。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在桌上抖落开来，是一些用塑料糖纸编织出来的工艺品。有小动物、鸡狗牛马之类；有交通工具如汽车、马车、帆船等，五颜六色，十分精致。她先是翻弄着自我欣赏一番，那神情就像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女囚是真实的冯俐了，这又使我十分地悲伤，心在痛楚。只听冯俐说周文祥要不送你这条帆船吧，驾驶它乘风破浪。说着把那只帆船递给我。
　　
　　这时我突然想起什么，一边收起她的帆船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拔出一枝钢笔。我说小冯我把这枝永生牌钢笔送给你。话刚出口钢笔便到了女警员手中，她将钢笔卸开进行检查。我带来的东西在接见前已做过检查，连那罐铁盒奶粉也撬开用铁钎子一阵乱戳，自然对这枝临时相送的钢笔也不会放过。检查的动作倒也麻利，检查完毕后钢笔又回到我手里，我又递给了冯俐。冯俐挺高兴地看着钢笔，后眼光停留在笔杆上的一行刻字上。这行字是我来晋城的路上被一个做刻字生意的人缠磨上，说什么也要在上面留下“革命的纪念”，拗不过就让他刻了。他刻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两句诗，讨走了我一块钱。冯俐看了一会却把钢笔归还给我，说她不要。正这当儿段监狱长从门外走进来，他脸色很不好看，大声地说时间到了，停止接见。我不由一怔，心想刚刚开始接见怎么就到时间了呢？我赶紧对冯俐说小冯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也是事先与段监狱长约定好了的。不料段监狱长却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天的接见取消。我的头像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响，我晓悟到整个接见过程段监狱长都在外面监听。我连忙向他央求，说我大老远跑来不易，希望能再接见一次，我会继续做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并不理睬我的话，向女警员发出将冯俐带回监舍的指令。冯俐站起身，却不动，她朝段监狱长说请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监狱长说不行。冯俐将声音抬高，说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请客人先走是起码的礼节，他不走我也不走。终是段监狱长让步了，气哼哼地冲我说，周文祥你赶紧走吧，走吧。我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我转身看了眼冯俐，纸人样的冯俐正朝我笑着，对我招了招手。这是冯俐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后形象。
　　
　　我的脑袋懵懵懂懂，不知怎么走出了监狱大门。刚走到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那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看到世界末日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马路上许多行人被我的哭惊动，停下脚步观望，而我全然不去顾及，依旧痛哭不止。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啊！
　　
　　28611——
　　
　　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狱所得代号竟与头一次入狱的代号完全相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会是巧合，我倾向于是人为。比方这丰城监狱里的某一个看守（或警卫）当年曾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供过职，他知道我的代号，见我九年后“二进宫”就把他所知的原代号奉送给了我。这样做也符合人惯常的恶作剧心理。有了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证，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个人，辨认是不是当年草庙子看守所的人。
　　
　　代号相同，然而其他却已是时过境迁大不一样的，比方说入狱原因，头一次是现行反革命罪，这第二次是顽固不化的劳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这第二次被革命小将抓获；头一次关在北京，第二次关在离我乐岭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心理上，头一次被人喊一声28611那情状就像是一个惊弓之鸟，现在再听喊就无动于衷了。就是说我已由一个雏儿变成一个老油子，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猪。
　　
　　第二次被捕其实无须用大篇幅论叙，也用不着进行一番渲染，因为这是“文革”初期许许多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处是别人是从社会抓到监狱里，而我是从劳改农场再进监狱。我得承认这次被抓与“组织”上无关，完全属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当中倒真的有了点巧合，丰城红总司的小将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乐岭农场来造反，农场当局将牢城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在哨楼居高临下地向小将宣传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冲击专政机关的政策。小将就“班师”了，这时在野外逢上刚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营的我和李德志（留场就业后我仍然担当着掩埋死人的重任），一点不差地“撞在枪口上了”。我们就被当着“战利品”抓获回了丰城。这一天是我刑满留场就业的三个多月后。
　　
　　有言曰：曾经沧海难为水。九年后再进监狱就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鲜，或者说一切都大同小异，审讯、放风、吃饭、睡觉、管教的叱责、关小号、犯人之间的角斗，都是曾经历过的那么一档子事，留不进记忆里。惟一还能记起的是监舍里人满为患，各色人等及流动性很大，李德志开始和我关在一个监舍，几天后就转别的监舍了，只有在放风的时候才能见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放风时见到了袁光，这位前K大党委书记自离开我乐岭后便不知他的下落。断然没有想到会在这丰城监狱里重逢。我们远远地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过这次看见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复存在，起码不像从前那么强烈，因为在他离开我乐岭后李德志给我讲了他和K大张校长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于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与我并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他不对着大字报鼓掌，右派帽子也会戴在他的头上，说他为大字报喝彩，只是一个借口，倒霉是迟早的事。李德志说袁的岳父是一个很得蒋介石赏识的高级幕僚，在领导一次反蒋学生运动中张遭逮捕，是袁通过岳父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也算是救了张的一命。有关抓人放人的过节张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恐怕也只有袁能从他岳父那里知道。而袁是缄口不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李德志说解放后张做了高官确实对袁很提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了K大又把袁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副手。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实际上张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袁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一棍子打死。果然就在反右运动中找到了这个机会，将袁打成了右派自己又得到一个“坚持党性不徇私情”的美名，可谓是一箭双雕。当时听了李德志这一“新奇”说法我似乎悟出了政治的“玄妙与深奥”，同时在心灵中也撤销了那份挥之不去的歉疚。在“丰监”的每次放风我都多看袁光几眼，每看一次这个“牺牲品”都使我的心灵感到震撼与悲哀。
　　
　　在“丰监”的另一桩难忘事是又见到了孝子，这遭叫他孝子而不叫邹场长是因为他也成了犯人。当看守将他从门外推进了监舍，我惊讶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装着不认识我，我也不敢上前与他相认。我只是在心里想，孝子终归是孝子，又一次混进犯人堆里当起了内线。这么想心里着实很悲哀，也很无奈。当然已知底细的我不会再上他当，你当你的内线，我当我的犯人，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却没有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在“陌生”了数天后他终于凑到我身边，悄悄问我怎么进了丰城监狱。听他的口音似乎并不知道我被抓的详情，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对他多说，我只是说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无论被抓被放都是革命的需要。大概他从我这半生不熟的“新时代话语”中听出了对他的戒备，他苦笑笑说道，老周我和你交个实底，这次我不是充当内线，而是一个真正的犯人，和你一样的。我一怔，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层。但也不敢轻信，问句：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摇摇头，说老周确如你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稍不注意就会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我犯了路线错误，我罪有应得。我没吭声。过会他又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未婚妻作古了。开始我一怔，大概是一下子没理清“作古了”这个概念，翻眼看着孝子问，你说什么？我说你未婚妻死了。我听清了，也明白了。心口立刻像捅进去一把刀，又一下一下地刺着绞着，全身反射出一种无以复加的疼痛。说心里话，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吃惊。事实上这许多年特别是前不久在晋城监狱探视过冯俐后我一直恐惧地拒斥着这个消息，它像一个隐于冥冥中的恶魔，今天终于降临了。这一刹我觉得我自己也死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问孝子冯俐是怎么死的，但话出口我就后悔了，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作了“古”，又会是怎样一种死法呢？果然孝子跟上的话就证实了，说她被枪毙了。一定是我的样子使孝子惊骇，他拍拍我的头说道，老周清醒些清醒些，要挺住啊，一定要挺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他所说“以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可是冯俐死了，我还有什么以后的日子？全毁了，一切都随着冯俐的消失而消失。孝子又说，老周现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整个社会都动荡起来，无论是你是我都要有心理准备，我哼了声问什么心理准备。他说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能获得自由，要安心继续服刑。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他鼓噪下去，然而不知怎的却想起在清水塘农场一个宣称会算命的姓曹的犯人说过的一番话。在给我们一伙人拆过八字之后，他称李戍孟、俞峰华是火命，水克火，要见水而避。说我和李德志是金命，火克金，要见火而避。当时并不太信，只当他是胡蒙。现在看来，李戍孟、俞峰华的事倒真叫他言中，两人都死于水中。而被曹算定为金命的我和李德志，尽管仍还在苟延残喘，最终怕也是“火”劫难逃啊。
　　
　　我们将继续在“狱火”中无休止地烧炼，直到某一天被烧死，化为灰烬。想想度过的九年“峥嵘”岁月，我还真期望这一天能早早地到来，走向那个被李宗伦描绘为“鸟语花香、美妙无比”的“了”处。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
　　
　　（后来的事情真的让孝子不幸而言中，已刑满的我的劳改生涯仍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尾声
　　
　　无论怎么说，我们五七人的故事总算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绝大多数被认定“扩大”了，予以“改正”。“改正”后政府也尽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各得其所。当然这其中的许多事情也是难以言喻的，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我们K大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真右派”且二十年来一直拒绝思想改造的高云纯被“改正”了，而S大那位始终以革命者自居也并非对新社会心有敌意的田野却没有被“改正”，将右派帽子保留下来。
　　
　　只是这类颇具荒诞意味儿的事例已不再会让我们发出声音，由此而说，谁能说改造没有成效？
　　
　　七九年为办理“改正”事宜我来到K大。这时我已年近半百。岁月悠悠我尚能记得当年离校时发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来，而且从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门回来。所以能记得我想可能缘于离开时的心情过于激愤。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心情竟然十分的平静，没有不平的愤慨，也没有漫长劳改岁月一直充填于胸的屈辱，没有这些，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哀伤，抑或是这一点点的悲愤也不当有，因为紧接便发生了一件颇具喜剧意味儿的事：在校园走时我突然发现迎面走来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高高的个子、眉目俊秀，梳一条长长的发辫。我冲她叫声：陶燕。不料这女生不仅不应声，倒出现一副惊讶的模样。我赶紧说陶燕你咋啦，我是周文祥啊。这女生说老先生你认错人了，陶燕是我的妈妈。啊，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头脑也立刻清醒了。原来我把陶燕的女儿当成了当年的陶燕，我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倒回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这等荒唐事，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老了，老了，在劳改农场我曾未觉得自己老，在经历了刚才这一幕后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再了。这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悲哀，为自己的这一生。
　　
　　当然狱友们总还是有机会（如校庆等）聚会见面的，关系亲密的也时常有一些走动。见面都还保持着在劳改农场时相互交换信息的习惯，只是现在的信息已不再是“某某人被关小号了”、“某某人逃跑被打死了”、“某某人自杀了”、“某某人服刑期满了”之类，而换成“某某人回校工作了”、“某某人找了个寡妇结婚了”以及“某某人病逝了”等等。信息的不同自然证明了处境的不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从劳改农场回到社会的确是换了人间。感触是很多的，即使说出来局外人也难以理解。
　　
　　说到我自己，自然首先须从我始终深爱着的冯俐说起——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趁学校开学前的一段时间我到晋城，这时冯俐离世已有十五年光阴（冯俐若能活着业已到了刑期）。可以说晋城之行成了我“改正”后这若干年的一块心病。每当假期到来之际我便迫不及待想赶到那里，而当真要起程时却又打了退堂鼓。坦白地说，我惧怕晋城，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每当眼前出现那座被雪尘弥漫着的“晋监”，我便如同掉进冰窟窿一般浑身冰冷。当然意识中我也清楚晋城必定是我的再访之地，不可逃避。去是迟早的事，却未料到一拖就是四五年。
　　
　　相同的季节，晋城也如同上次那般被风雪所迷漫。还有“晋监”，一切都竟然未变。接待我的仍是当年那位段监狱长，他看上去老了许多。露在警帽外面的鬓角像撒了一层盐，也胖了许多，腹部裹在大号警服里，看上去有些腆。有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人老了也是类似的情况。段监狱长对我的态度十分和蔼，先询问了我的一些状况，接着便谈到了冯俐。
　　
　　他说冯俐的事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她的死不是狱方的初衷。他说晋监后来进驻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查看过所有犯人的案卷后，认为冯俐是死不悔改的反动派。并认定狱方心慈手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后由他们做主将冯俐处死。段监狱长说话时我一直沉默无语，因为我知道人死了说什么都属多余。等段监狱长住口后我问冯俐还留下什么遗物没有。段监狱长说遗物早已被她的家人取走。这倒是确实的，一九八○年去上海见到冯俐母亲，她曾谈及冯俐死后她赶往晋城为女儿善后。我又对段监狱长说我听说冯俐执行后被剪下一绺头发，不知是否有这回事？段监狱长说他不清楚是否有剪下头发一说。又说按惯例对女犯应该是这样，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反派操作，他们又不懂司法方面的事。我又问狱方是不是一无所知。他说完全不知情。我心想这个问题再追问下去段监狱长也不会改口了，便作罢。我又说上次接见冯俐曾对我说她在狱中写了不少文字，这个当时在场的人员也都听见了，我希望能把她的这些遗文交给我，冯俐嘱托我替她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说现在冯俐已经平反昭雪，她生前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段监狱长沉吟片刻，说冯俐确实写了许多文字，但犯人在押期间写的任何文字都须入档，而一旦入了档就不能随便拿出去了。段监狱长的话使我想到那句“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的话，也就明白段监狱长所说并非虚妄之词。于是我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狱方能把我说的这部分文档借出来看看，我抄一份带回即可。段监狱长听罢摇了摇头，说很抱歉，我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样同样不符合保密规定。这时一股火气冲上我的头顶，我想咆哮，我想质问他这是些什么劳什子规定，规定能像橡皮那样擦去纸上所有的字迹吗？规定能像石灰水那样将污秽的墙壁涂改成白亮亮的吗？但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没让胸中的火焰喷发出来（从这一点也可见出改造在我身上产生的功效）。我只是在心中悲哀地想，看来冯俐是有先见之明的，她定然清楚她的书出版无望，因此才交给我那本张张都是白页的无字书。
　　
　　痛楚中我不由又想到从我手中失落出去的李戍孟的书。一九八○年暑假我曾专程去我乐岭农场找过那个姓董的二劳改，但那时他已举家离开了农场，去向不知，让他保管的书稿也就这么失落无踪了。当时站在董二劳改那破败的泥屋前面，我久久地像失落了魂灵般默立着，惆怅中我不由又想起那句“每一座坟墓里都埋着一本书”的话。
　　
　　此情此景我才真正地体会出这句话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李戍孟的书被埋葬，冯俐的文字无法成书（又何尝不是被埋葬），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他俩的在天之灵。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冷丁生出一种“补白”的欲念，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桩事完成起来会多么的艰难。
　　
　　说到晋城之行还须提及一件意外的事，离去时我提着包在覆雪的月台上小心翼翼行走，一晃眼我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个中年女性十分面熟。她穿一身淡灰色袍状羽绒服，头上围一条同样是灰绸子的围巾，被围巾裹绕着的面繢秀美而白皙。见过的，她是谁？我的头脑快速运转，正待要擦肩而过时我脱口呼出一声“王妃”。这声呼就犹同一阵突然袭来的寒风令那女子浑身打了个战，同时立得定定的，两眼惊惧地盯着我。她这副模样使我明白我喊得没有错，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刚才的一声呼是多么的冒昧与失礼。我赶紧说声对不起。接着又自报家门，说我姓周，叫周文祥。她仍然充满惊惧的眼光证明了她并未将我对上号。我又说记得吗，我乐岭，我是张撰的朋友周文祥。这时我从她变化的表情上看出她记起了我。果然她开口道：你是周……张撰说起过你。我点点头。她又说可我没见过你。我说我见过你，五一节演出，《白毛女》，女声小合唱《我们的田野》还有一根绳。她点点头，说记得的。我说那不久你走了，没过多久张撰也走了。她没吱声，垂下了头。我问道，你知道张撰的下落吗？我一直想与他联系的。她仍然不吱声，眼泪却从眼窝里涌出来，一滴一滴溅落在脚下的雪地上。我的心一阵发紧，心想张撰怎么啦？有不测？还是他们分开后没有聚合？这时我冷丁想起张撰对我说过的他与王妃约定的联系方式，那方式确实奇特而智慧（张撰的说法）。我问王妃道，你们分开后见没见过面呢？王妃摇摇头说，我没有见到他。我说怎么会这样，你们约定的联系方式是万无一失的。王妃叹口气，又摇了摇头，然后以极其简约的话诉说了后来的事。
　　
　　她说她离开我乐岭是无奈的，那老干部把她接到家里先让她做保姆，后来他老婆去世了就正式娶了她，再后来老干部也去世了，这时就到了一九八○年。她办完丧事后便匆匆赶到北京去赴约，走进那家邮电局询问有没有没投递出去的“王妃收”的信件。居然找到了，厚厚的一大摞。邮电局的人说这些无法投递的信件很有趣，每封信的背面都画有一幅画，有人物有风景，很艺术。即使投递不出去也没舍得丢，保存着。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不再有信来。邮电局的人说完十分好奇地问，你的真名就叫王妃吗？她也不晓得为何竟点了点头。邮电局的人又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叫王妃可是名副其实哩。她便不再作答，赶紧从众多信件中查找出日期最近的一封，邮戳上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发信地址是S省永乐县群众艺术馆。捧着这封信她失声痛哭起来，也不怕当着邮电局那么多人的面。三天之后她便来到了张撰所在的地方，那是一座被风沙弥漫着的小城，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她找到了县群众艺术馆。她说那一刹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疯女人，一踏进艺术馆大院便高声呼唤张撰的名字，一声连一声地呼唤。闻声从各屋拥出很多人，里面却没有张撰。她仍然大声呼叫，张撰呢？张撰在哪儿？一个人说张撰去世了，你是谁？又一个补充说已经一年多了，你是他什么人？她说到现在她还感到奇怪，闻听张撰的死讯她竟然没怎么吃惊，也没哭，只是怔了一会儿便离开了那个张撰“改正”后工作的地方。她说也许是信件中断这一事实早在她潜意识中投进了不祥的阴影，一进院便高呼张撰其名不过是意欲驱逐内心中的恐惧。她可悲的永乐县之行只是落实张撰的死。
　　
　　她说毕这个过程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哽咽说道，我对不住张撰。我欠他的情，欠得太多太多，可已经无法偿还了，永远也没有机会偿还了。说到这儿她用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里往地下落。这时我头脑中跳出“悲痛欲绝”四个字。是的，不如此王妃断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哭泣不止。我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待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她说，张撰是在期待爱情、期待新生活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应该说他是幸福的。要知道许多五七人是远不及的。我这么说并非是廉价的安慰，而是一个失爱的人真切的内心感受。不过我的话却也起到了某种宽慰的作用，王妃渐渐止住抽泣，从脸上移开手，用泪眼望着我说，张撰在信里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他们艺术馆最幸福的人，他说即使等不到与我团聚的那一天，他也能含笑而去，因为他心里装着真实而甜蜜的爱。她停停又说，我想张撰写最后几封信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才极力安慰我。他说他是在我乐岭认识并爱上了我，又在永乐县等待着与我的团聚，这两个带乐字的地方，不正昭示出他的人生注定会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吗？
　　
　　王妃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便浮现出张撰总是荡着笑意的弥勒佛似的圆脸，我想也许是他想通过自己的笑来禅释他的“美无所不在”的理论吧。也许是这样的。他和王妃的爱情尽管以悲剧结束，但却是很美很美的。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认为呢？
　　
　　陡然响起的广播声使我和王妃同时从往事的遐想中回到现实。广播说那列西行的火车很快便要开出。王妃慌慌张张伸出手与我道别，之后急急匆匆向月台前方奔去。我没有动，静静凝望着她那裹着长羽绒服的俏丽身影，直到这身影在一节车厢的门口消失。接下去便是在电影中已司空见惯的镜头：主人公（王妃）刚刚登上火车，火车便缓缓向前开动。望着巨如蟒蛇般向前蠕动的列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严重的错失，没有向王妃索要她的联络地址。这意味着这次与王妃分别后再也不会有重逢的机会，想到这里便感到无限的失落与忧伤。尽管我也晓得这意想多少有些没来由。这时渐渐加速的列车已经驶离月台，被车身卷起的风拂起了月台上一层厚厚的积雪，雪尘又立即将整个月台弥漫住，我只觉满眼都是茫茫的白……
　　
　　后记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三年写成的，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部作品上。现在出版面世，这码事也就算了了，后面的一切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了，似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评价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今日读者和批评者的事。因为作者、读者与批评者都难免有着各自的现实局限性，更何况还包括着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禁忌，言说有碍，难入其里。那么真正能够评价作品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历史。在若干年之后，当今日的现实变成了历史，那时审视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尘埃的塑像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有言曰当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当代不鉴文。尽管这说法很悲观，很无奈。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尽情坦陈，也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辞含有虚假、矫作或夸大其辞的成分，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说到历史，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一九五七》是属于现实题材还是属于历史题材？这就牵扯到这两种题材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界定。这一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叶，如果现实与历史两种题材也依照这种划分惯例的话，那么将这部《中国一九五七》归于现实是没问题的。然而也不是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著名运动距离今天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已从“现实”遁于历史的烟尘中。另外通常的说法也是将那场运动归为“历史事件”。如此说来将描述那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归于历史题材，也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说到底这也不是个非得较真的问题，不管归于何方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作品的品性与形态。事实上对于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为现实题材又是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的，我的态度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被劳改管教过，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具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怎样？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
　　
　　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当过右派劳改了许多年嘛，写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假？一开始便有着良好的信誉。但这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呢？细想想怕也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如果单纯囿于个人的经历而忽略小说艺术本身的要素，写作便会受到局限，天地便会狭窄。写出来的作品也就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彩。
　　
　　我曾采访过一个有右派与劳改经历的大学教授，我建议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听了沉吟良久，而后摇了摇头，说我们这一拨人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永远也难以复原，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对他的话我无法进行判断。但从他说话的神情我看出他是很认真的。也许他的这一悲观论调仅属于他个人，并不具普遍的意义。即如此也会给人一种启迪，即不同的写作（经历写作——写“我”与非经历写作——写“非我”）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这就谈到我自己，应该说我属于那种写“非我”的范畴中。我极少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甚至连边儿都不沾。我曾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写过土匪蟊贼，都是遥远的事情与陌生的人物。我想这般的写作大致出于以下两点，一是觉得自己个人的经历过于平淡不值一提；二是鉴于我对作家职业的理解。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视野应该是广阔的，应该在浩渺的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寻觅自己的写作题材。这样写作空间十分广大，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对比而言，作家个人的经历为创作提供的空间就狭窄得多。即使是饱经沧桑的人其人生经历对于整个人类生活而言也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现在许多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过于依赖个人经历写作（所谓个人化写作），其依赖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不足取。也终不是长久之计。富矿也有被挖尽的时候，何况未见得有什么富矿。既然小说被称为虚构的艺术，就应该尽情施展作家的想象才华，为艺术装上翅膀。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这样一句话：强劲的想像力产生强劲的真实。事实上也如此，想像力与真实并不悖离，还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生命力与作品的艺术品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想像力。
　　
　　我以往作品题材的时间跨度很大，大约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开始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说明我并非有意为之。我的写作随意成分很大，没有规划之类的东西，兴之所至，东一头西一锤的，不像许多作家在某一题材领域里执著地挖深井。后来还是几个批评家朋友发现了我的这一特点（或者说痼疾），并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他们说我的创作具有某种编年史的性质。把我的写作与史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些高抬了。但回过头一看，就发现自己的写作果然十分地散漫，题材几乎渗透到百年间的各个历史时期。时期，在汉语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汇。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的记忆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事件就成了时期。如北伐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土改时期、肃反时期、反右时期、四清时期、“瓜菜代”时期、“文革”时期及新时期……等等。一个个时期（历史大事件）如同一座座里程碑，在人们的记忆里由近而远向历史深处延伸。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依赖是缘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形态以及国人生活境况的影响深重，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只要回想到某一时期（事件）那个时期的特定画面便跃于眼前。如抗战时期的挖地道端炮楼、土改时期的分田地土豪游街、“文革”时期的红海洋打砸抢。当然，还有在各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难与血泪。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职责，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讳莫如深的字眼，像躲避瘟疫似的远离，似乎作家一与责任粘在一起，这个作家就等而下之不高级了，就完了。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比如建国以来一次次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我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大概今后还将继续涉及。如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对比而言，这部以反右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我着力写的一本书。不是说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把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摆摆平。也许有人会说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文化大革命”是反右运动所不能比拟的，那是一场全民的大劫难，而你的写作却没有体现这一点。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大约牵扯到对于这两场运动的本质认识，也与我要写的不是“全民”而是中国的知识层有关。话在这里倒可以反过来说了：对中国的知识阶层而言，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反右运动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浩劫。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而言，反右运动也同样是一场真正的大倒退。本来便十分稀薄的民主又一下子被收入囊中，以此告示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对“各方各面”其意义都十分深远。曾听说一个改正了的右派教授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首先要关闭了门窗才开始谈话，且决不涉及国事政事，他担心墙外有耳。一个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精神品貌已荡然无存。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一句话：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状。什么是想要的形状？那就是面对管教（上级）九十度鞠躬面讪口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型”，也将中国社会民主不复存在的状况定了“型”。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无论是写作前还是写作中，纠缠于我的不是写作本身方方面面的事，如搜集素材、构思、叙述等。对于这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题材而言，上述并不是顶要紧的。比如采访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七万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由此我将他们称之为五七人），虽然其中不少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活着的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总会有人提供说他认识的某某是个右派某某某在农场改造过云云。五七人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大多数已进入暮年。这就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于写作的其他方面亦不是问题，创作无定规，要怎样便怎样的事。那么问题又在哪里？纠缠于我的又是什么？我想是对那场运动的认识与把握，对落难于那场运动中的人的心灵轨迹的认识与把握。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给予我们的启迪。这是写作这部作品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后来被彻底否定的只有“文化大革命”。而“文革”恰恰又是诸多运动中最复杂、最怪异、最难以言说的一个。当初的发动者“一网打了满河的鱼”有犯众怒，因此遭到清算是理所当然的事。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与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六个真右派）。尽管这很让人费解，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便不是个清醒者。应该说针对个人的“改正”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在经济上没做补偿（指工资，须知若是因国家无力支付巨额补偿而影响到“改正”的政策实施，想也不是当事人愿接受的事），其他方面都有较好的善后。政治上不留尾巴，使用上也不受影响。五七人中后来有官至政府领导人的这本身便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场运动已经是尘埃落定，当事者各得其所（包括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五七人）。鉴于此，似乎也就没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老话重提了。那会使各方各面的人都感到疼痛与不适。这是一定的。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其用意并非是要将那块“伤疤”展览于世，如果要这样，由当事人现身说法则更恰当些（已经有不少纪实体裁的书）。我觉得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整个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文学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与追索，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职责。以其广阔的视野，高度概括以及执著的诘问与追索，将那抹暗色凸现于历史的画版上。
　　
　　真诚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大约是在《中国一九五七》写作之初受海尔集团那句“真诚到永远”广告词的影响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海尔如今的气壮如山是否与这句大谈真诚的广告词有关，而我知道我的这本书的未来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的真诚度，或者说作品的真实度。我希望能将作品写得真实，但真实能够走多远？或者说真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地间能够走多远？
　　
　　写作一部作品首先将真诚真实的问题提出，这本身便是件很荒诞的事，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相悖，情理不通。也正是这种“情理不通”困扰着当代文学及其写作者。真诚真实成了一件费斟酌伤脑筋的事，无奈只好将商业促销的“打折”手法用在创作上。将现实生活打上几折，于是生活的真实就成了“艺术的真实”。作家面对着现实，再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有谁能坦言自己没有“打折”？这是一种集体的“游戏”，也是一种集体的无奈，也差不多是当代文学的现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许多人耿耿于怀于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把责任归咎于评委的不公及汉语言翻译的障碍。我不敢说没有这种成分，但事实上他们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诺贝尔奖的原则是作品须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是那种放在全人类视野下崇高真诚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狭窄的伪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中国能够出现《百年孤独》、《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我想同样可以获奖。就是说，是我们没有那样的货色，不是评委有眼无珠。
　　
　　话题再回到《中国一九五七》，再回到真诚与真实。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我在这条真诚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不敢说能走到底，但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26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4:22
作者确实做到了“述而不论”，所以才能让人看下去。



对的，你看懂了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4:26

全书完结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3 14:43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4:26
全书完结



太好了，辛苦了。
我慢慢看……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5:20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4:43
太好了，辛苦了。
我慢慢看……



好的，你扛得住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3 15:26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5:20
好的，你扛得住



我喜欢看这种平铺直叙的，没有过度的渲染。
读起来恍惚觉得是在读左手刀的帖子一样。O(∩_∩)O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3 15:40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5:26
我喜欢看这种平铺直叙的，没有过度的渲染。
读起来恍惚觉得是在读左手刀的帖子一样。O(∩_∩)O



同好，喜欢这种写实，，英国的福大爷也是这样写，我发过一个爱尔兰没有蛇不知你看了不？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4 13:42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5:40
同好，喜欢这种写实，，英国的福大爷也是这样写，我发过一个爱尔兰没有蛇不知你看了不？



爱尔兰没有蛇---那个完整的看了，印度男孩的缜密复仇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4 15:11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3:02
　　三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



第二部的这个《三》，算是一个高潮了。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4 15:58
知音 发表于 2025-2-13 13:22
这种劳改农场的生活居然有点令人向往---



收回我的话，不向往了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4 19:34
知音 发表于 2025-2-14 13:42
爱尔兰没有蛇---那个完整的看了，印度男孩的缜密复仇


这样的故事看着过瘾，一环扣一环，丝丝入扣。

福大爷写这样的小故事太厉害了，又想推一个他写造假画的故事，也是草根逆袭，很精彩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4 19:37
知音 发表于 2025-2-14 15:11
第二部的这个《三》，算是一个高潮了。


嗯嗯，基本是每章重点写一个人的高潮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4 19:41
知音 发表于 2025-2-14 15:58
收回我的话，不向往了


哈哈，这就对了，这种地方就不是正常人能呆的地方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0:16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0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这个比喻来得奇巧: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实这类比是很荒谬的，这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为信仰而磨炼自己，犯人是接受惩罚而坠进无边苦海。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0:23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0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我想起来一个问题:57年，整个中国大地是不是正是最困难时期?三年灾害，还是食堂化大锅饭什么的？监狱不应该是专门为了虐待众生给不给人吃饱吧。。。。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0:46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0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文学作品最常用的悖论美:监房里的长明灯如同它的名字永远明亮，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却亮亮堂堂。深夜的牢狱大院寂静无声，人间的凶险地竟似温柔之乡。——抱歉，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结构力学，而不是内容的苍凉。。。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0:56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0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细节描写，……打动人心。说起来，在厄运来临时，谁知道谁是怎么个怂样呢！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1:10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0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肃反，整风，反革命罪……这类词我都很熟悉的，听父辈们聊及过，而今在字里行间读到，也是如此真实。一个时代……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5 11:58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15 10:16
这个比喻来得奇巧: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 ...


豆豆又回到书桌前了，哈哈

电影少林寺有句台词还记得：穿上袈裟事更多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5 12:06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15 11:10
肃反，整风，反革命罪……这类词我都很熟悉的，听父辈们聊及过，而今在字里行间读到，也是如此真实。一个 ...


这书能获得好评就是文风朴素写实，不评论不喧嚷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2:33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5 11:58
豆豆又回到书桌前了，哈哈

电影少林寺有句台词还记得：穿上袈裟事更多

本来以为年假是看书写字的好时光……惭愧啊！
作者: 云川    时间: 2025-2-15 14:16
还没看，我沉淀一下再看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5 14:31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15 12:33
本来以为年假是看书写字的好时光……惭愧啊！



以前喜欢问时光哪去了？

人说，看不见青草是怎么生长的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4:34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7
二

在24号监房里“挖”字已具有一种特有的意义，挖等于审，哪个犯人要受审就说要去挖。受审回来，铁门在身后一关，立刻就有人问句：挖出来了吗？答：挖出个屁！尽管问者答者都属调侃，可说话间监室里每个犯人的心都是不轻松的，很重很重。挖呀挖，当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动机，甚至还要帮别的犯人挖。
=
这段文字，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流行的：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莫名喜感，又莫名寒凉~~~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5 14:34
云川 发表于 2025-2-15 14:16
还没看，我沉淀一下再看



看这种书要择心情
作者: 云川    时间: 2025-2-15 14:39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5 14:34
看这种书要择心情

慢慢选，毕竟渣哥推荐的都是好书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4:52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3:47
二

推倒，反推倒，反反推到……大字报的岁月，激情燃烧成疯狂，在很多影视剧里涉及。有时候很难想象，设若身处其中会不会也只剩下了疯狂~~~~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5:27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4:00
三

中国大字报的创始者？可能我对大字报这种形式本能反感，所以晓得男主风风火火革命而被革命运动反噬便不怎么同情得起来了。人政客们在花样翻新搞政治运动，一个傻里吧唧的青年学生自不量力还自鸣得意走在前沿当炮灰……就，很无语~~~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5:45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14:06
四

这些乱七八糟的，感觉跟论坛一样莫衷一是，……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或者说，是一些人眼里的民主？殊不知大鸣大放背后张着罗网，每个人都是网里扑腾挣扎的鱼儿~~~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6:17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5:51
五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
====
这种看似敢拼敢打的女孩，实则心理很脆弱的，何况很多事情卷进去的人，又让她内疚，精神的弦早晚得断~~~。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6:37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6:03
六

说来很神奇，……从那倒霉家伙熬不住，睡觉说梦话开始，我就猜到了孝子有问题~~··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6:44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2:52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我所认识的许多难友在后来回顾自己数十年劳改生涯时头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
机械劳动，自然容易麻木~~·这几乎是能够想象的~~·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6:59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2:52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羊们还需要知道个作息时间吗？无需，只要能听见羊鞭就行。
====
这个部分跟搞地下工作似的，还挺……机智~~·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7:09
知识分子在劳动农场改造，目的就是将你改造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民的思维农民的心态，甚至还包括农民的形象。
===
这个说辞，有点膈应~~~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7:25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3:02
　　三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

“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过大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全部的信念集中为一点：赶紧拯救冯俐，拯救冯俐……这是当务之急……
=====
泥菩萨过河，还想要渡人~~~这也算是真爱了~~·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7:36
本帖最后由 金豆豆 于 2025-2-15 17:38 编辑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3:02
　　三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

劳改这部分，特别是看见说逃跑，我想起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另，苏英对“唯物主义”的解读，把我逗乐了。不知为何，在她和那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孩之间，我更倾向于喜欢这个学会了圆滑、世故的女子~~~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7:44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3:12
　　四
　　
　　4月21日：苏英再次来探视。

审高干那段，挺招笑，或者说，挺荒谬的~~~
作者: 金豆豆    时间: 2025-2-15 17:59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3:36
　　六
　　
　　9月9日：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由邹我想到一句“明人不做暗事”的成语，邹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一个犯人谈私事，高腔大嗓的毫无顾忌。邹可谓是个不做暗事的“明人”，而在草庙子监舍里当“暗人”时，他高超的“演出”瞒过了包括崔老将军在内的所有人。可怜巴巴说哭便哭，像个鼻涕虫。
=====
看似人格分裂。或许，最好的解说，是世道，把人割裂了。而今去看，其实不算是个坏人，只是在其位谋其事吧~~~
作者: 远去的烟云    时间: 2025-2-16 20:41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13 14:24
　　六
　　
　　鬼——

  读完了。尤凤伟算是我熟悉的一个作家，应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读得很沉重，有许多话想说，又觉得无从说起。

    希望悲剧不会重演吧。毕竟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作者: 知音    时间: 2025-2-16 21:07
远去的烟云 发表于 2025-2-16 20:41
读完了。尤凤伟算是我熟悉的一个作家，应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读得很沉重，有许 ...


你和豆豆看书好快呀，我才看到五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6 22:36
远去的烟云 发表于 2025-2-16 20:41
读完了。尤凤伟算是我熟悉的一个作家，应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读得很沉重，有许 ...




草根能活在世上，一靠有这些心软的人，二靠自己顽强从石头缝中钻出，当然嘎崩了的也不少，活得太不容易
作者: 炉渣渣    时间: 2025-2-16 22:40
知音 发表于 2025-2-16 21:07
你和豆豆看书好快呀，我才看到五



慢慢看

想起一个老剧，野百合也有春天




欢迎光临 北斗六星网 (http://154.85.43.82/) Powered by Discuz!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