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黄河殇：1938·花园口》

失败的匈奴

第一章 燃烧的土地

1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初，“台儿庄大战”胜利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抗战中心武汉连夜举行火炬大游行，彻夜狂欢庆祝胜利。但是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大举反攻，徐州前线局势岌岌可危。

    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实施对后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国民庆祝天皇裕仁诞生日。头天日本电台宣称，为了以胜利向天皇陛下祝寿，日本飞机将毫不留情地轰炸支那（中国）城市武汉，直到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为止。

    这是残暴的日本强盗向这座人口稠密的华中大城市公开发出的第一张死亡名片。对于生活在武汉三镇的我父亲一家和数百万中国人来说，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敌人的节日成为他们的受难日，他们无法逃脱一场来自天空的血光之灾。

    上午八时，日本海军重型轰炸机十八架，在三十六架战斗机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朝武汉方向扑来。气焰嚣张的日本电台还威胁说，这将是一次“无区别”大轰炸，无区别的意思就是不用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一场随心所欲的野蛮屠杀。五个多月前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抗战中心，不仅国家机关和战争大本营迁至该市，各国驻华使团、外交机构和来自全国各沦陷区的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民众团体亦云集武汉三镇。对日本人来说，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更是中国抗战的心脏，摧毁中国必得先摧毁武汉，摧毁中国抗战必得先摧毁武汉抗战。

    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

    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日本人事先已经对驻守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了如指掌，不仅掌握这些部队的番号和动向，知道这些部队对外号称三个战斗机大队，实际上只有不超过十几架作战飞机，而且刺探到这些飞机多已超期限服役破损严重的军事机密。抗战十个月来，以弱击强的中国空军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境地，因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人非常自信，在强大的日本护航机群面前，中国空军的残兵败将还不得赶快逃得远远的吗？

    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

    这时候城市上空响起刀子一般尖利的空袭警报。

    圣保罗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里，这条马路现在仍然叫做鄱阳街。学校标志是一座尖顶教堂，每逢周日汉口的教友便要来到教堂做礼拜。抗战之初，教堂尖顶被涂抹上红白相间的十字标志，这是在华的外国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交战双方表明的中立立场。但是空袭警报一响，课堂秩序还是大乱，小学生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纷纷奔出教室，挤在乱哄哄的操场上看热闹。

    有个眼尖的同学最先发现敌机，他尖叫起来：啊……日本飞机！我父亲循着同学手臂望出去，他果然看见一群像马蜂一样的小黑点出现在太阳下方。后来这些黑点渐渐爬高起来，一直爬进太阳里，叫人感到有些恐惧，好像太阳已经变成一个恶毒的蜂巢。

    日本飞机眼看就要逼近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忽然低空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马达轰鸣，又有同学惊呼起来：快看啦……飞机！于是我父亲赶快掉转脑袋，他看见从江岸火车站方向飞来一队银光闪闪的飞机，当机群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的时候，他们都看见飞机翅膀下面有一枚醒目的青天白日机徽。

    中国飞机升空迎战了！

    抗战以来，老百姓最大心愿莫过于盼望自己军队快快强大起来，好把万恶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这一天他们的愿望部分地得以实现。我父亲说，从前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听说汉口机场的飞机多是用来蒙骗日本人的木头飞机，一旦敌机来犯天空便很难找到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雷鸣般的马达震撼长空，他看见一队又一队中国战机升空迎战，其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前所未见，已经大大压倒敌机，好像一夜之间战争天平已经倒向弱势的中国一方。

    我查阅当时的报刊史料，以证明父亲的讲述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载：“四·二九武汉大空战”中国空军出动新式战斗机达六十四架，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本《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载：中国空军四大队、三大队和五大队共起飞苏制战斗机“伊尔15”、“伊尔16”……共计六十四架，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迎敌。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父亲说，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学生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许多老师仰望长空热泪滚滚，他们期盼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了。地面人们目送排出战斗队形的中国机群直插蓝天，然后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不可一世的残暴敌人扑去。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出错，汉口机场确实只有十几架中国战斗机，而且由于长期苦战和缺少零配件，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战斗力大减。但是令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俄国）援华空军也就是斯大林元帅派出的“苏联志愿军”已经秘密抵达中国，两个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战斗机大队连夜转进武汉外围的孝感机场，成为这场出奇制胜的抗日大空战的绝对主力。

    于是“四·二九武汉大空战”变成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噩梦。

    这天武汉民众万人空巷，人们不顾危险涌出家门，百万民众在地面为中苏空军呐喊助威。抗战以来，凶恶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城市和村镇，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头上。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第一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拖着滚滚浓烟坠入长江并溅起高高水柱时，久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惊天动地的怒吼把武汉三镇变成埋葬日本侵领略者的汪洋大海。

    但是疯狂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战斗机拼命开火抵抗，试图掩护轰炸机突围。尽管中苏空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击中敌机，打得敌机起火爆炸，还是有几架漏网的敌机蹿至武汉上空扔下炸弹，炸毁一些房屋并导致地面民众伤亡。

    激动人心的武汉大空战历时约四十分钟，中苏空军击落日本重型轰炸机十架，战斗机十一架，自己也损失十二架飞机，牺牲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负伤之后驾机撞击敌人，成为血洒长空的抗日英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也英勇撞击敌机不幸牺牲，被授予苏联功勋飞行员称号。

    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

失败的匈奴

2

    我父亲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

    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

    我父亲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这幢小楼至今还在，地名仍然未改，但是主要产权已经收归当地政府所有。1995年我代表父亲同武汉有关部门洽谈剩余产权问题时，看见这幢历经岁月沧桑的小楼外表依然坚固，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名字叫张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张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我父亲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

    在我父亲记忆中，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

    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

    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

    长辈都说，我爷爷张松樵其实是个小个子，身长不到五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标准也就一米六十左右吧，但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却是人们心目中财富和资本的象征。据武汉市工商联协会撰写《张松樵传》载，张松樵“声音洪亮，办事果敢”，“耳垂肥大，双臂过膝”，民间说法就是“有异人相”。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李宗仁）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张松樵半晌无语。

    我父亲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

    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

    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

    张松樵瞪大眼睛说：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

    肖老大两手一摊说：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

    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张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

    “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张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张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

    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张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

    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

    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即助理）、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张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我父亲回忆说，当时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

失败的匈奴

3

    就在敌人大举进攻，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一架中国政府专机从外地飞临武汉，飞机上搭载的要人是蒋介石夫妇。

    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美国生产的波音客机遭遇强气流干扰，盘旋在武汉上空无法降落。机长报告说，接地面紧急通知，飞机将改降九江机场。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始终表情严肃莫测高深，夫人宋美龄则紧挨丈夫身边，不时向舷窗外张望，看得出有些担心的样子。机舱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熟悉蒋介石的侍卫人员都知道，这位大人物没有表情的表情就是最严重的表情，所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

    飞机改变备降姿态，机长大幅抬升机头，飞机发出沉重轰鸣，欲奋力冲破气流涡漩和厚重云层的阻碍。一只玻璃水杯跌落在地板上，发出粉身碎骨刺耳声音。乘客仿佛都被一只恐惧的大手按倒在座位上，他们听见飞机翅膀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抗议声。

    蒋介石依然正襟危坐，双手拄牢手杖，对跌碎的水杯和恶劣天气视而不见，好像飞机安危与己无关。对这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来说，如今令他身陷险境的不是天气，而是战争，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视察过的徐州前线。确切地说，徐州战事已经不可挽回，他刚刚向第五战区发布了撤退命令。

    可以预料，徐州全线撤退（不是战败）必将在危机四伏的国民政府中再次引发强烈地震。“七·七事变”以来短短十个月，日本人势不可挡地占领半个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

    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

    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

    中日停战近在咫尺。

    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表示，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之停战条件。

    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的结果就是徐州会战再次以中国军队全面失利而告结束。

    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摆脱强气流干扰，飞行变得平稳起来。乘客纷纷松了一口气，机舱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侍从室主任林蔚将一份急电呈送委员长，电报是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赞绪和川康绥靖行署主任邓锡侯联名发来的，大意为四川后方热烈一致欢迎中央政府入川抗战，但是因为巴蜀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民众愚昧负担沉重，一时难以接纳数量巨大的政府机关和内迁人员入川，恳请中央体谅苦楚，给予足够时间，暂缓入川云云。

    蒋介石嘴角轻轻颤动几下，说明他内心有了几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简短指示：回王、邓电，务请诸公以抗战大局为重，从速做好中央政府迁都准备，切望万勿延误。

    年初，“四川王”刘湘病死武汉，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四川群龙无首，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入川主政。不料四川诸侯联合抗命，群起抵制张群入川，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任命。而今国民政府滞留武汉，迟迟不能迁都重庆，正是双方僵持不下，四川方面一再借故拖延的结果。

    林蔚小心地说：四川方面放言，如果中央派员强行空降，当以枪炮侍候之。

    蒋介石冷冷地说：孙猴子能逃出如来佛手板心吗？你先把电报发出去，压一压他们再说。

    事实证明，那些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阀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不久之后委员长采用封官许愿和暗中分化的谋略瓦解了四川人的枪杆子联盟。到抗战结束，蒋介石基本上削平西南各省军阀势力，在抗战的名义下完成第二次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

    抗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领导权问题。随着战场上一败再败，国民党内部裂痕四现矛盾重重，蒋介石铁腕统治一再削弱。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空前活跃，他们联合各方势力积极活动，虎视眈眈伺机夺权，不难预料，一旦徐州撤退的消息公开，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的政敌汪精卫积极“倒蒋”的结果，虽然委员长最终渡过危机重返政坛，却也威信大损不得不有所顾忌。问题是当前日本人攻势猛烈步步紧逼，必欲置国民政府和他本人于死地，如果此时汪精卫再次发动党内政变逼他下野，他这个三起三落的委员长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

    飞机在云雾中穿行，马达发出雄壮有力的歌唱。舷窗外面的云层逐渐稀薄起来，雪白的云絮像羊群一般向后掠过。心事重重的蒋介石仍在自己的思绪里。

    国民党原本是个中西合璧的大杂烩，“三民主义”就是滋生党内斗争的最大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甚于战场，党内敌人比公开敌人更危险，更具威胁性，日本人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势力却能把蒋委员长赶下台，从内部把他打败。

    现在蒋介石再次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

    南京失陷后，利令智昏的日本人以为大功告成，竟然抛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事实证明日本政治家大多是目光短浅的好战之徒，中国首都被占领并不等于中国灭亡，就是目前中国未被占领的剩余领土也超过日本面积二十多倍，难道你发表一个首相声明国民政府就不存在了吗？几百万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就自动消失了吗？何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呢？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战争狂人啊。蒋介石多次东渡日本，深知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战力极限为动员二百万军队，而中国至少能够动员二千万大军，这就是说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条蛇，那么中国就是一头大象，蛇能吞下大象吗？

    所以抗战必须坚持下去，这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归根结底在战场上。如果你不想打仗，那么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你不要战争，那么你一定要坚决应战。去年历时百余天的淞沪抗战不仅让狂妄的日本人吃到很大苦头，而且差点迫使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就是“以战逼和”的成效。一个“逼”字，折射出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核心战略思想。

    两个月多前，蒋介石下令调集六十万大军实施徐州会战，表面看是阻断敌人打通津浦铁路，但是大本营的深层意图仍然是迫使日本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为此中国军队一度在台儿庄正面击破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十师团主力，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可惜胜利旗帜未能如愿高举下去，日本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实施南北夹击，第五战区不得已放弃徐州，实施战略大撤退。虽然从理论上讲徐州会战不应算作失败，因为我军主力并未遭敌合围，保存实力有利于长远抗战，但是国内舆论和人民群众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撤退意味着更多国土被敌人占领，更多人民沦为亡国奴，所以撤退就是逃跑，汪精卫和反对派决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次前线军事失利都将导致政治危机，都会把蒋介石推上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

    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乘客产生头晕耳鸣的失重感。忽然机身重重一震，随即颠簸不已，乘客不由得发出一阵惊呼。

    九江机场到了。蒋介石把手伸给夫人，夫人挽住丈夫，两人会心一笑。夫人款款起身，柔声说道：

    大令，我们已经安全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

失败的匈奴

4

    特务头子戴笠一大早赶到戒备森严的东湖官邸来见校长。

    他被告知，校长昨晚会见客人，凌晨刚刚睡下，因此戴笠只好坐在接待室耐心等候。但是不多久他又被告知，校长已经起床了，要立刻见他。

    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此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据说蒋介石睡眠极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并且从不在衣冠不振或者精神不佳之时接见下属。戴笠一身鬼魅之气，这个特务头子横行天下，惟独畏惧蒋介石决不是没有理由的。

    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

    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

    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如打翻五味调料盘，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

    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俄国）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节一向极有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件重要道具，他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反共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国军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反共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呢？他们是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共产党发源地和大本营啊！

    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种种假面具后面的铁血意志。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共产党作出最大让步也再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批准贷款条约，这是打败日本人的惟一正确途径。

    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失败的匈奴

5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从历史遗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

失败的匈奴

6

    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

    一般来说，前线战事顺利蒋介石是不会主动约见他的，但是吃败仗就不一样了，军事失利是蒋介石的软肋，越打败仗他在党内的筹码就越少，就距离下台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跟汪精卫是同一战线的同盟军，他们在前线战场上帮助汪精卫削弱乃至推翻蒋介石统治。

    抗战以来，蒋介石推行“以战逼和”的抵抗路线，汪精卫主张“以谈促和”的柔性战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表面看似对日策略不同，本质上还是领导权之争。如果蒋介石到处打胜仗，打得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成为民众拥戴的统帅和抗日英雄，那么一惯大唱反调的汪精卫岂不等于自掴耳光自掘坟墓，自绝于党和国人吗？所以蒋介石的失败就是汪精卫的胜利，反之亦然，说明国民党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

    如今前线已有徐州战败的风声传来，令汪精卫精神亢奋如沐春风，说明日本人又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承担罪责，他是头老奸巨猾的九尾狐狸，惯于玩弄金蝉脱壳的花招，比如首都南京失陷，他该辞职下台以谢国人，不料却以撤职处分一批高级将领搪塞过去，那些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替罪羊。但是汪精卫以守为攻信心百倍，他相信形势对他有利，这就是说，不动声色的汪副总裁一旦出手必然一击致命。

    会议室一侧的小门悄然打开了，露出一条通往中国政治铁幕的后台幽径来。蒋介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对来客伸出手来作欢迎状，关切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汪精卫也快步趋前，双手一齐伸向那个同床异梦的党内政敌，两人表情愉悦握手言欢。这是抗战初期蒋、汪举行多次秘密会晤中的一次。

    这天汪精卫直到天黑以后方才离开武昌军委会。

    历史表明，1938年的汪精卫距离实现其政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不仅获得主持“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权，控制中央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还得到蒋介石“不拒绝谈判”的让步，加速同日本人进行幕后交易。蒋介石企图通过妥协来缓和反对派的逼宫，事实上他将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因为汪精卫绝不会满足于获得部分权力，他觊觎的正是蒋介石统治宝座。

    当载有这位国民党大人物的汽车悄悄隐没在朦胧夜色中，另一轮与日本人的秘密和谈即将开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距离汪精卫公开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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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下克上”
1

    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五月，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后十个月，两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实现胜利会师。

    “七·七事变”日本华北派遣军登陆天津大沽港，然后一路攻占包括热河、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以及豫北在内的北方数省，他们只是后来才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遭遇开战以来的顽强抵抗。另一路稍晚在上海吴淞口登陆的华中派遣军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在淞沪战场付出伤亡近十万人的惨重代价之后才逐渐打开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权。如今这两路相距千里的日本大军终于打通津浦铁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这就意味着日本太阳旗已经升在比日本岛国大几倍的中国土地上。

    此刻两位意气风发的日本总司令骑在各自战马上，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彼此微笑地注视对方。日本将军都是小个子，他们身披同一制式的黄呢斗蓬，腰挎御赐军刀，连仁丹胡都修理得一模一样，看上去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几年后他们也将一同排上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将军身后紧跟着军乐队，乐队之后是仪仗队和战斗部队排出的威武方阵，当将军向对方行举手礼致敬的时候，军乐队便开始奏乐，士兵一齐发出欢呼，日本记者纷纷涌向前去拍照，记录下这个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并把“徐州攻克”的重大新闻抢先发回国内。

    尽管此时中国大地还在流血，士兵脚下的泥土还在震颤，城市还在被战火无情吞噬，死亡阴影笼罩广大乡村，说明前方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但是日本人庆祝胜利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内寿一大将客气地对另一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表示：您辛苦啦。感谢华中派遣军及时对敌人实施攻击。

    ■大将答谢：华北方面军的战绩值得好好学习啊。

    寺内大将：不过敌人还没有完全歼灭啊。

    ■大将：是啊，请多多努力吧。

    仪式完毕，两位总司令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军方发言人向记者发布徐州会战的战绩称；支那（中国）军队已经遭受决定性打击，皇军歼灭敌人第五战区主力三十万人，俘虏数万人。

    有记者问：皇军下一步将进攻武汉吗？请阁下予以证实。

    ■大将答：这是军事机密，恕不奉告。

    一位西方记者：请问阁下，你认为贵军会占领重庆吗？

    寺内傲慢地说：是的，我认为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两位司令官开怀大笑，笑得空气颤抖不已。

    西方记者：司令官先生，外界流传日本代表正在与中国政府谈判，请问这与贵军的行动矛盾吗？

    寺内大将皱起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告诉诸位，这里是战场，皇军不接受谈判，只接受投降。

    西方记者追问：目前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贵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和以非人道方式虐待战俘的报道，请问此次战役的俘虏将会受到何种对待？

    寺内大将生气了，他厉声说：这是敌人造谣……你们将会看到皇军以怎样一种仁慈的方式来优待支那俘虏。

    这天各国记者果然在野战医院看到一群正在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员，他们大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表情恐惧而惊慌。日本军医耐心细致地为他们治疗，还有天使一样的日本护士小姐推着小推车，到处为伤员敷药和包扎伤口。

    在战俘营，记者也亲眼目睹中国俘虏得到人道对待的场面，他们不仅正在大嚼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喝上肉汤和洗上热水澡。记者当场拍摄许多照片，发回许多报道，有力地驳斥了外界关于日本军队残暴虐待和杀害中国战俘的种种传言。

    西方人对于日军残暴本质的深刻认识当等到三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不仅任意处决西方战俘，比如砍头、腰斩、活埋、火刑、挖心剖腹、喂狼狗、做刺刀靶子等等，而且制造多起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大规模虐俘暴行，比如著名的“巴丹半岛死亡大行军”、“穿越马来西亚死亡丛林”、“修筑泰缅铁路”等等。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亚洲战场至少有九万多名盟军战俘成为日军暴行的牺牲者，伤残者无数。

失败的匈奴

2

    与徐州沦陷同时，一架涂有国际红十字机徽的美国运输机在徐州前线机场徐徐降落。

    从机舱里钻出来一群趾高气扬的西方绅士，他们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装戴礼帽，这些神态优雅的西方人个个身挎照相机，有人胸前还挂着望远镜，好像这里不是血腥屠杀的战场而是旅游观光一样。西方人受到日本军人隆重接待。日本人为他们举行简短欢迎仪式，然后客人分乘几辆军车，一路扬尘向徐州战场驶去。

    这是一个来头很大的国际观察团，团员中既有西方各国驻华武官，也有美、英国防部官员、武器专家和新闻记者。他们此行目的当然不是观光，而是实地考察中日战争，并对日本人的战争能力做出恰当评估。日本人虽然十分恼火却不敢得罪这些居高临下的西方人，因为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有求于人，所以无法拒绝西方国家的强硬要求。根据战后披露的文件，三十年代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抗战爆发后两国军火交易额更是连创新高，达到战前的十倍以上。另外美国还是日本最主要的废钢铁来源国，来自美国的废钢铁占日本全球采购总量的百分之九十，而澳大利亚则是日本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国。当然还有宝贵的石油、稀有金属、化工原料等等，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说，如果西方国家发起一场全球制裁的话，资源贫乏的日本人连一个月的战争也难以维持。

    客人沿途看见，飞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中国的城镇和村庄，还有各种威力强大的高爆炸弹、镁粉烧夷弹以及大口径航空机枪有效地摧毁中国人的防御工事，粉碎守军的抵抗意志，而这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先进武器和装备大都印有“USA（美国）”字样。仅以横行天空的日本战机为例，三分之二的航空发动机都是来自大洋彼岸美国工厂的产品。

    日本人还向客人展示了攻坚武器的威力。

    在一门一一五大口径野战炮的连续轰击下，一堵高大坚实的中国城墙轰然倒塌。日本军官骄傲地对客人说：没有任何工事能够抵御皇军炮火的攻击。而事实上这种大口径野战炮正是美国军火销售清单上的供货武器之一。

    在川流不息的日军车队中，西方客人满意地看见，无论是拖曳大炮的卡车还是运兵车，吉普车还是摩托车，包括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辆，其输送强大动力的发动机均为美国货。数据资料表明，抗战初期侵华日军的技术装备中，平均每百辆汽车、坦克和装甲车中就有九十六台发动机和关键技术为美国制造。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借助美国和西方的现代科技入侵贫弱落后的中国大陆，然后通过最血腥和野蛮的抢劫掠夺来向美国人支付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惟利是图的美国人同样是这场罪恶战争的帮凶和获利者。

    在一辆被击毁的坦克跟前，西方武官考察了日本坦克的性能构造，然后得出结论是，尽管日本获得了美国发动机，但是他们制造的战车至少还要等五年才能赶上西方军队。然而当他们得知日本坦克兵为了消灭敌人在起火坦克中坚持打完最后一发炮弹，最后被活活烧死的故事后，日本军人服从命令、效忠天皇和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日本将军接见西方观察团。客人向主人提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日本士兵为什么使用老式步枪而不装备冲锋枪（自动步枪）？如果使用美国制造的冲锋枪，其单兵作战能力将因此提高三倍以上。

    日本将军当场命令一队士兵向客人表演射击技术，日本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在士兵手中弹无虚发，表明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然后演练刺杀格斗，士兵个个精神抖擞吼声如雷，一齐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刺向假想敌的胸膛。日本将军这样自豪地回答客人：日本武士将以决死的战斗精神去杀死每一个敌人，他们不需要冲锋枪，那是胆小鬼的武器。武士渴望把刺刀刺进敌人胸膛。

    西方人目瞪口呆。

    事实上日本人直到太平洋战争后期的1945年才开始生产冲锋枪，总共生产了一千支，但是尚未来得及装备部队天皇就宣布投降了。究其原因，并不完全归咎于日本将军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是因为日本实在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日本士兵全部换成冲锋枪，他们将在短短数月内耗尽全国的弹药库存。

    西方人离开徐州以后又马不停蹄地飞往武汉，继续对中国军队进行考察，然后把对中日两军的对比结论以及战争前景判断写出书面报告呈交各自政府。西方观察家认为，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尚不足以威胁西方大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军队虽然落后，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吃苦耐劳，必将极大地消耗日本军队。西方人对这场亚洲人之间的战争持有的普遍观点是：幅员广大的国土将成为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有力武器，日本人占领中国全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中国和日本必将互相消耗两败俱伤，日本人的胃口将被中国这头巨大猎物撑破，除非中国人自己选择投降。

    结论是，适当增加对华援助，牵制日本人的扩张野心；同时继续卖给日本人军火，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国际战略方针。

失败的匈奴

3

    昭和十三年（1938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前夕，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战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原本不轻易露面的天皇裕仁决定亲自主持会议，由此开创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先河。此后凡是有关“圣战”进程和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都须提交御前会议讨论，并由天皇本人亲自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君主立宪制同欧洲宪政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皇室是名义上的皇位制，即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实权，比如英国宪法明确规定，最高权力归议会，即使高贵的英国女皇也无权干政。然而日本宪法则规定，天皇不仅是国体象征，还是陆海空三军统帅，握有战争终裁权。换句话说，日本天皇并非虚设，他的个人意志对于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天皇的全力支持才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步伐，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无一不是得到天皇的亲自御批。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日本人所谓“议会制民主国家”不过徒有其名而已，究其实质仍是封建帝王的皇权统治。

    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战场并未如日本人期待那样“三个月解决战斗”，而是呈现出一种缓慢持久的胶着态势。天皇对此深感焦虑不安。大臣被告知，高贵的陛下常常为战事所忧夜不能寐，令众臣诚惶诚恐深感自责。当然这个被日本国民顶礼膜拜的“天照大神”（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当然是为日本怎样才能尽快实现侵略野心而忧心忡忡。

    在部分内阁大臣看来，战争迅速扩大的后果已经超过战争最初的设想，因为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认为，解决支那（中国）问题的要领不是全面占领，而是逐步分化，中国版图实在太大，日本吞并中国无异于蛇吞象，因此对中国实施每一次军事打击的目的都不是表面占领——占领是徒劳的，而是肢解。通过反复肢解把中国分割成若干个互相独立并由日本控制的宗主国，以实现“大东亚共荣”的长远目的，就像日本吞并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那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也许几十年，也许几代人，为此他们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应加强与蒋介石政府秘密谈判，迫使对方接受“华北自治”等多项苛刻条件。

    但是日本将军却没有耐性。

    军人的舞台在战场上，他们等不了几十年，甚至连几年也等不及，他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因为明日的辉煌和功勋将不属于今天的军人。日本人世世代代渴望拓展疆域，垂涎东海对面的广袤大陆，这是大和民族野心勃勃的东方帝国之梦。以陆、海军大臣为首的日本将领坚决反对和谈，他们极力渲染说，中国这头古老的大象已经病入膏肓，只需一记重锤就能将它送进坟墓。随着中国首都南京被占领，日本将军的野心空前膨胀，仿佛“王道乐土”的美梦马上就要实现一样。既然前方将士浴血苦战高歌猛进，后方国民一致拥戴“圣战”，内阁有什么理由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呢？将军们发出威胁，如果内阁企图实施谈判，军队首脑将集体辞职。

    尖锐的“战”、“和”对立严重妨碍天皇的判断力。

    在御前会议上，文臣武将唇枪舌剑互相指责，令天皇裕仁绷紧脸缄口不语。当时有种说法是天皇陛下正在饱受一种神经系统紊乱的综合症折磨，使得君临万方的日本君主看上去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像个没有生气的木头人。当然天皇是不能随便在群臣面前发表言论的，他的声音被称作“玉音”，要被宫内大臣记录下来，当作圣旨传谕四海。直到御前会议结束，掌玺大臣宣布天皇退朝，裕仁还是未开金口，不免让文武群臣深感疲惫和失望。但是天皇临出门时却意外地说话了，陛下的“玉音”不是针对某人，甚至与御前会议无关，而是随口吟诵一首出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茫茫海内，相争何为？吟毕离去，扔下那些摸不着头脑的群臣面面相觑。

    据说裕仁天皇多次在御前会议上引用其祖父的俳句诗。明治天皇是裕仁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他吟诵祖父的诗句就等于曲折表达自己的内心不满。内阁大臣诚惶诚恐连夜开会，最终同将军达成妥协，形成方案呈送天皇批准执行，这就是近卫内阁“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所谓政府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出笼经过。该文件的发布表明文官内阁不再反对战争全面扩大和升级，而军部则向内阁保证，“徐州会战之后两大（中国）派遣军保持各自态势，以暂不扩大战面为一般方针，汉口作战可能在明年（1939年）春天发动。”（《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但是军人战车的驱动往往不以政治家意志为转移，徐州会战的炮声尚未停息，大本营“暂不扩大战面”的禁令就被华北派遣军打破了。

失败的匈奴

4

    正当徐州激战之际，陇海铁路的出海口连云港忽然遭到日本舰队的海上进攻。

    本来徐州一失，连云港便成孤城，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地守军和居民大多已经撤离。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日本舰队却排出包括航母和舰载飞机在内的强大阵势，短短几小时便宣布占领连云港，缴获大批海运物资和民用船舶，当天向大本营发出报捷电。

    但是海军这个“辉煌胜利”却大大激怒了陆军。本来陆军奋战数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铁路，将孤立无援的连云港变成囊中之物，华北派遣军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为在寺内总司令看来连云港就像一只锅里的鸭子，放在那里也不会飞走。不幸的是，煮熟的鸭子偏偏飞走了，偷走总司令胜利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陆军死对头，以帝国老大自居的海军舰队。

    其实此前海军已经多次制造类似越权进攻的事件，严重侵犯陆军的利益。年初华北派遣军进攻山东，海军派出舰艇抄海上近路抢占青岛，宣布将这座重要的海滨城市占为己有。此事一度引发两军冲突，险些酿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专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权贵而大逞威风，也就是造反的意思。但是进入近代，“下克上”的意义悄然演变，成为日本军人集团干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内阁决定与英、美妥协削减海军舰只。首相滨口雄幸招致军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处极刑，刑前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一时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天皇观看根据刺客故事改编的戏剧之后，公开表示对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滨口遇刺不久，右翼军人在东京策划武装政变，企图建立军人内阁以实现对支那（中国）全面入侵，史称“三月事件”。当局逮捕大批政变分子，奇怪的是政变者并未受到严惩，甚至免予军纪处分。原来赦免政变分子的命令来自日本皇宫，天皇裕仁成为军人“下克上”的最大保护伞。

    三月事件风波尚未平息，日本陆军就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内阁驳回陆军紧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扩大”方针。但是军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关东军、朝鲜军联合出动，不到一百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两倍半的东北全境。

    部分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机迫近，时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在内阁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此战一开，则日本国无宁日矣。可见得他已经预见到对华开战是一条不归路，将给岛国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无奈此时的日本军人就像阿拉伯神话中那个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经为时晚矣。

    此后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军人大行其道为所欲为，肆无忌弹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动法西斯军人集团上台的武装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帝人事件”、“神兵队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泽事件”等等。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轻军官数百人发动政变，全面袭击东京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党本部，枪杀内阁首相犬养毅。昭和十一年（1936年），驻守东京的日本近卫第一师团发动兵变，公然杀死曾任首相的内阁大臣斋藤实和高桥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边等多人，开创军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称“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时蔚为风气。

    本来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擅自行动和越权作战为军纪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经像一种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军队像脱缰野马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寺内总司令向东京拍发电报进行控告，同时派人向海军提出抗议，更有年轻气盛的师团长派出坦克部队开往连云港向海军示威，但是一向傲慢无礼的海军哪里把陆军放在眼里。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军舰上的远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舰载飞机排出密集队形从天空呼啸而过，海军陆战队筑起工事严阵以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一场流血内讧眼看难以避免。

    东京大本营紧急派出特使前往调解，调解结果是华北派遣军退回徐州，海军维持占领，“连云港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东京的袒护立场最终成为妨碍日本帝国走向胜利的绊脚石，1942年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时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请求海军运兵船支援，海军则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加速瓜岛守军覆灭。

    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1938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支那（中国）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

    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以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坂西公馆”（特务机关），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著名间谍）。从照片上看，这个凶残的特务头子外表却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条纹和服，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松弛，神情和蔼笑容可亲。当然这些都是伪善的表面现象，史料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惟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剧；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独立，试图把华北诸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挑起种种事端，为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迹昭彰罪恶滔天。

    昭和十一年（1936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失败的匈奴

第三章 国破山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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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华纱厂原址坐落在武昌临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临江大道一带，二十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滩涂，最早有个英国人在江边上建起一座制铁厂，后来投资者竞相效尤，我爷爷张松樵就是第一批在荒滩上填土造地建厂创业的中国人。据《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离开官办的湖北棉布丝麻局，个人出资三十万大洋，另筹资金二十万，一共五十万元……于次年创建武昌裕华纱厂。

    建厂之初的裕华纱厂规模中等，拥有一万纱锭，两百台布机，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纺织界龙头企业“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纱厂都采用老式蒸汽机发电，工厂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炭渣、铁渣和工业垃圾，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垃圾直接倒入长江，任由滚滚江水冲走。张松樵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环保意识，他的裕华纱厂也跟别家工厂一样往长江里倾倒垃圾，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不安分的工厂主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利用工业废渣来建造一道围墙。

    按照他的计划，这道未来的工厂围墙高宽均达十余尺，几乎等同于一座城墙。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决定显然是心血来潮之举，工厂虽然建在江边，但是别家工厂不也建在江边吗？别家工厂为什么不去修建围墙呢？虽说用自家生产的炭渣铁渣不花钱，可是施工花费的大量劳动力却是要计算成本的。但是张松樵固执己见，他一旦做出决定别人便很难改变，何况他是老板。

    两年过后，一道矗立于江滩之上规模宏大的工厂围墙平地而起，远看犹如一座逶迤雄伟的古代城堡。其间有个小插曲：本来土建工程师欲将墙体设计为普通围墙，但是张松樵不同意，他找来各种水文资料，请人计算出长江历史上的最高水位，然后要求工程师修改图纸。张松樵说，如果围墙不能防御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笔钱何用？结果裕华纱厂就变成一座工业城堡，一座独立的城中之城。这道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在当时武汉三镇很轰动，市民争相前往参观，一家当地报馆发表记者文章讥讽说：这个从柏泉乡出来的泥腿子资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还奉劝他把扔进水里的钱捞起来，替穷人多盖几间草房吧。

    不管舆论如何褒贬不一，处于漩涡中心的张松樵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他绝不是那种容易妥协和随波逐流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宁可千次枉带雨伞，不可一日变成落汤鸡”。我理解作为旧时代创业者的我爷爷，他生于乱世之末创业艰辛，须时时谨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大意，否则他的一生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不幸的是，张松樵的“雨伞理论”果然应验。

    《湖北文史资料》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号称“十里洋场”的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水深数米，著名的江汉关只剩下钟塔尖顶，今天的汉正街一带棚户区皆被洪水席卷而去。滔滔洪水铺天盖地，荆楚大地尽成泽国，武汉三镇断电断粮，灾民啼号其状甚惨。仅湖北一省，死于水灾者达二十万人，灾民数百万。

    我父亲说，当时汉口咸安坊的楼房已淹没一楼，全家退至二三楼坚守，幸好大水没有继续上涨，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惟一的奇迹出现在裕华纱厂。

    当整座城市皆为洪水所困死气沉沉时，惟有裕华纱厂的烟囱依然冒出滚滚浓烟，围墙内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工人有条不紊地加班生产，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工厂不仅派出船只把员工家属接到厂里安顿，还投放数十船馒头熟食救济当地灾民。

    裕华纱厂由此名声大噪，产能和资本迅速扩张。后来《张松樵自传》提及此事，自云修建工厂围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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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墙虽然挡住滔滔洪水，却没能挡住比洪水更加凶恶的日本鬼子。

    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刚刚起步，外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被称作“东洋货”的日本纺织品大举进攻中国市场，一度形成垄断之势。日商资金充裕，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产品质优价廉，很快把国产纱布逼入绝境，许多纱厂纷纷宣告破产倒闭。

    张松樵的抗日战争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务派主帅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纱、布、丝、麻四局，开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先河。张松樵曾在其官办纱局任主管（厂长），他最早悟出商战之道其实就是质量之战，说到底是科技之战，所以他从创办裕华纱厂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欧美纺织工业。

    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力排众议，决定斥巨资购买英国最负盛名的“布拉特”牌纺机。当时英国名牌纺机价格比日本纺机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种种垄断供货的苛刻条件。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张先生您何必非贵不买呢？难道您乐意花冤枉钱吗？张松樵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东洋人模仿欧美人，所以东洋人是学生，他们的技术始终只是二流。我们不能图便宜向学生学习，而要直接向老师学习。

    为此他高薪聘请欧洲留洋归来的留学生担任技师，广揽人才，工厂开办短训班，聘请洋工程师前来授课，老板同员工一样老老实实做学生。他还立下许多厂规，比如无论工人还是职员，进厂须经定期培训，考试不合格者辞退；上工后仍须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辞退。他自己身体力行，将技术人员尊为上宾，一时间学习和钻研技术在工厂蔚为风气。

    父亲告诉我，武汉地区气候炎热潮湿，那个年代没有空调，英国纺机落户武汉水土不服，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张松樵请来专家会诊，摸索对洋机器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来他们加装一种可以人工调控的蒸汽喷嘴，有效解决了棉纱断头的质量问题。生产实践使张松樵大彻大悟，他认识到一切舶来品须经消化吸收，决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为此组织技师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改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当时裕华纱厂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同行，主要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布行”（纺织厂）。建厂之初张松樵便做出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在进口英国机器的同时购买部分日本设备和配件，由于有了采购机器的正当理由，张松樵就能亲自前往上海和青岛的日本工厂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一来，他不仅摸清对手底细，还顺手“牵”回不少宝贵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后来他又与中间商“泰华洋行”合作，于民国十二年（1924年）分两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学，身份是“商业研修生”，专攻纺织技术和营销策略。只是后来裕华纱厂全面崛起名声大噪，如梦初醒的日本人这才连忙撕毁合同，中止与其签订的合作计划，但是为时已晚。

    张松樵独到的经营策略和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至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武汉裕华纱厂的主力产品“红赛马”、“绿赛马”棉纱和“万年青”棉布均为当时国内家喻户晓的国货名牌，质量全面赶超东洋货，产品远销华北、华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岛各国。国产纺织工业迅速崛起，国产纱、布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已经对东洋产品形成优势，而裕华纱厂也从建厂之初的一万纱锭扩展到四万五千纱锭，布机五百台，工人达二千四百余人，生产规模名列当时湖北省私营纱厂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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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根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欢迎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对于身陷困境的国民政府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中国一方伸张正义的国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邪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政府给于中国全力支持，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国军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希特勒语），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身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情报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日本秘密签订反共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日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中国，使得国民政府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中国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国大使，只是最后关头那个物体改变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发出的响亮爆裂声充分传达出中国首脑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议。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际社会毫无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拒绝把军火卖给中国，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政府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国民生产总值）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设备能力三万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见《中国抗日战争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

    中日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中国外长对美国政府长期卖给日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巨大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强烈不满，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中国客人道：欢迎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美国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中国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贷款给国民政府，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没有美元不要紧，银元也是硬通货呀。

    历史惩罚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仅仅一年之后二战爆发，以及三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损人利己的“靖绥”政策终于使他们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外交会见尴尬收场，德国大使蒙受羞辱，为此提出相应的口头抗议。但是随后一件更加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当场啐了一口，骂出那句著名的粗话，然后扔下客人拂袖而去。会见险些酿成外交事件。好在德国人背信弃义在先，撕毁合同在先，卑鄙无耻不讲信用在先，两国既已做不成朋友，蒋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也都无所谓了。

    德国大使离去当晚，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英美法意等七国西方外交官，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国政府抗战三原则：决不接受任何外国调停；决不停止战斗；决不缔结任何停战协议，除非日本军队撤回“七·七事变”之前的停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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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于1905年的陇海铁路西起甘肃兰州，东至江苏连云港，全长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与另一条横贯南北的大动脉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在郑州交汇，由此形成以郑州为枢纽的近代中国铁路纵横交错的大格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郑州，由于其铁路枢纽地位而更添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抗战爆发，日本人攻势凶猛，接连占领河北、山西全境，进而威胁郑州，位于郑州城北花园口的黄河铁路桥就成为扼守京汉线的惟一咽喉要道。黄河铁路桥全长近五千米，桥墩多达一百座，全钢架结构，由比利时公司设计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桥”之称。如果该桥被敌人夺取，不仅郑州大门洞开无险可据，而且敌人还将沿京汉铁路直趋中国抗战心脏武汉，于是大本营命令一支番号为新八师的贵州部队紧急开赴郑州，担任大桥守备任务。

    蒋在珍，中将师长，号丕绪，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毕业。蒋在珍早年追随贵州军阀王家烈，后来投靠四川军阀刘湘，再后来接受南京政府改编，率领新八师北上抗日。据说当时许多战区都不肯接收这支来自西南边陲的杂牌队伍，致使该师一直辗转广西、湖南等地，后来北方形势吃紧，这支备受冷落的贵州队伍才找到守备黄河大桥的用武之地。

    时值豫北战局趋紧，日本人逼近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北上火车只开到新乡为止，有传言新乡不日也将弃守。日本飞机频繁飞临黄河上空侦察，既不投弹，也不扫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很有可能对大桥进行偷袭。新八师对此提高警惕，除了将主力推进至黄河北岸构筑工事，还对过桥行人严加盘查，以防敌人便衣部队混过桥来。

    初春的一天早上，从郑州驶来一列火车，当大口喷吐蒸汽的机车在桥头缓缓停稳之后，一群身穿黄呢大衣神情严肃的长官从车厢里走下来，然后径直登上大桥视察。等得到消息的蒋师长连忙赶上桥时，人群已经走到大桥中央指指点点。一个面容瘦削的中年长官独立桥头巍然不动，强劲的河风不时撩起他的黄呢披风，使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一尊雕像。

    蒋在珍认出来，他就是令人敬畏的蒋委员长。

    原来这是蒋介石专程前来视察黄河大铁桥。由于事先保密，许多第一战区将领都蒙在鼓里，他们紧跟在委员长身后，对委员长的来意不免浮想联翩。他们猜测委员长的突然驾到一定同北方战场的形势有关，也许还同他们脚下这座大桥的命运有关。但是答案并未写在领袖脸上，因为委员长除了令人生畏的严厉表情外，还有就是一如既往地莫测高深。

    这时候意外敌情忽然发生了。

    一架日本飞机从河边钻出来，这架低飞的敌机紧贴着大桥横梁呼啸而过，机翼掀起的巨大气流竟然将一个哨兵刮下河去。幸好这是架侦察机，没有空袭和扫射投弹，令桥上的人们虚惊一场。众人旋即簇拥委员长返回桥头堡。在新八师指挥部，蒋在珍进行简要汇报，委员长未作指示，倒是总参谋长何应钦提出几个有关桥北敌人活动的问题，蒋师长一一作答。何总长是贵州人，他听出蒋师长地道的贵州口音，得知新八师来自他的贵州老家，态度顿时亲热起来，临走还拍着蒋师长肩头说些鼓励话。

    后来蒋介石一行来到黄河南岸桥头，这里竖有一座清光绪年间的铸铁纪念碑，刻有纪念碑文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必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蒋介石表情沉重，短暂伫立于铁碑跟前，旋即登车离去。

    很快大本营下达炸桥命令，人们的猜测部分地得以证实，委员长果然决心放弃黄河以北地区，他是来同这座“天下第一桥”告别的。一队工兵在桥墩上安放新式的“TNT”炸药，由于桥墩太过坚固，第一次爆破竟未倒塌。工兵只好再次进行爆破，才将黄河大铁桥彻底炸毁。无桥可守的新八师暂时原地待命，师长蒋在珍随即离开驻地京水镇前往武汉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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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清明刚过，笼罩大别山区西马寨的千古宁静就被一声巨大的爆炸打破了。一个放羊娃亲眼看见一架翅膀上涂了膏药的日本飞机像只黑色大鸟掠过明亮的天幕，然后拖着长长的尾巴撞在山头上。当得到消息的村民赶到后山时，飞机已经摔得七零八落，树林里到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村民找到两个驾驶员的尸体，他们都变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但是其中一人手腕上牢牢锁着一根铁链，与铁链相连的则是一只完好无损的黑色皮包。

    村民惊讶之余都感到兴犹未尽，如果这两个日本人没有摔死的话，他们应该开口对大家讲点什么，比方飞机为什么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要到哪里去？那只黑皮包为什么要锁在手腕上？如此等等。一个村民当众砍断铁链，当他打开那只神秘的黑皮包时，人们不由得大失所望，因为皮包里面除了几张写满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日本字的薄纸片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飞机撞山的消息很快传到山下乡公所，乡长大人亲自坐着滑杆赶进山来，他责令村民把死人和战利品统统都送到县里去。西马寨距离县城足足有一天路程，村民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人和一只飞机尾巴抬出深山老林，半道上有人想起那只黑皮包，于是又从草丛里捡出来交给政府。

    村民获得一笔抗战奖金。

    日本人发现飞机失踪后，立即派出侦察机到处寻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失事飞机的下落。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本人扫荡大别山区，才因汉奸告密在西马寨找到失踪两年的飞机残骸。残暴的日本人对村民进行血腥屠杀，并将村子夷为平地。

    武汉大本营十万火急派来专家对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进行检查，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原来这架意外坠毁的日本飞机竟然是一架信使专机。抗战之初，无线电通讯易遭监听破译，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飞行信使专门传递，那个把自己同公文包锁在一起的日本人就是一名来自东京的飞行信使。当时徐州会战还在激烈进行，东京大本营向中国前线发布一道绝密命令，内容为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两大派遣军各自巩固战线，不再扩大战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汉。

    中国大本营如获至宝。经情报机构分析鉴定，确认文件属实，排除敌人投送假情报的可能性。战略家一致认为，这道东京命令至少说明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是日军战线过长，战力疲软，暂时无力发动新攻势。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谈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内部仍有和谈的声音在起作用。日本人这一最新动向无疑给激战正酣的中国战场带来种种变数，透露出某种战事趋缓的微妙迹象，中国高层透过硝烟看到一线停战希望，有人甚至开始对战争前景恢复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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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州会战尚未结束，蒋介石急飞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会议由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主持，总参谋长何应钦代表大本营宣布《武汉会战纲要》。与会将领均来自北方各战场，他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迷惑不解，不明白部署武汉会战为何不选在南方的武汉战区却在北方的郑州战区，否则不该叫做“中原会战”更恰当么？

    随着何总长对大本营会战纲要的宣读和解释，人们心中的疑团逐渐解开，原来这是一场南北相连唇亡齿寒的整体防御战。如果把武汉会战比作一座堤坝，那么这座堤坝的要害恰恰不在华中而在中原，因为一旦郑州失守，北方日军将沿京汉铁路长驱直入夹击武汉，所以确保中原不失正是保卫大武汉的首要前提。为此何总长下达措辞严厉的命令；第一战区须以战略要地开封和郑州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展开防御，拒敌于归德（商丘）、鲁西一线，确保武汉侧翼不受威胁。

    蒋介石面色肃然，目光如炬。

    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正是因为中原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国民政府才调集重兵布防，仅第一战区部队就达五十个师，另有中央军主力薛岳兵团三十万人马，筑成多重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问题是中原地区一马平川无所遮拦，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作战，所以蒋介石为此深感忧心忡忡。这天委员长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什么人，而是耐心地给部下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不久前发生的台儿庄大战，重创日军精锐师团的部队除了中央军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还有武器装备堪称最落后的川军。川军出川抗战之初，军纪松弛口碑很差，人称“草鞋兵”或者“双枪兵”（步枪、烟枪），以至于许多战区都不愿接收。但是川军知耻后勇终于打出军威国威，令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个故事是明朝万历年间倭寇屡犯沿海，这些倭寇海盗作战十分勇猛，善使双刀，其战术为三十人一队，背靠背互相掩护，常常打得明军大败。大将军戚继光总结破敌之法，创造一种“鸳鸯战阵”；十二人一队，三队为一哨，每队有长枪手四人，藤牌手四人，“狼筅”（一种扫除障碍的兵器）手二人，“■钯”（一种火器）手二人。此种战阵要求每个士兵须有勇猛精神，服从铁的纪律，紧密配合进退有序，如果一人擅自后退或者逃跑，必将导致战阵出现缺口而失败。后来这种“鸳鸯战阵”果然大获全胜，倭寇绝迹不敢再犯。

    委员长脸色渐渐严厉起来，他说，连武器落后的川军尚能打胜仗，至少说明第一，日本人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二，你们各位同样也能够做到。告诉你们，这一回我就是来当戚大将军的，你们都是我的“鸳鸯战阵”，当年戚大将军定下铁律，士兵后退，立杀无赦；军官后退，士兵可诛。丢失阵地，将军撤职；杀敌用命，全队受奖。你们就把这条纪律看作我蒋中正的战前训示吧。

    将领人人肃立，个个内心震撼，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委员长立下的军令状和生死状。几个月前号称“山东王”的韩复榘被撤职法办，随即以“抗战守土不力”的罪名公开枪决，这就是铁腕的力量。

    一个侍卫官匆匆来请委员长听电话。

    当蒋介石重返会场时，在他原本阴云密布的脸上竟然透露出一丝喜气洋洋的阳光来。将领纷纷猜测，也许该有什么好消息吧，否则一向莫测高深的委员长决不会如此喜形于色。

    果然，蒋介石向会议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国民政府全权代表孙科和杨杰从莫斯科来电，苏联政府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第一笔五千万美元贷款，全部用于购买苏制军火，包括中国急需的作战飞机、坦克大炮和轻、重机枪等等。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政府获得的最大一笔国际援助，并且苏联人还慷慨地接受中国政府以农产品和矿石原料来偿还贷款。对于艰苦抗战的中国政府和军民来说，这笔重要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难怪连一惯不苟言笑的委员长也因此心情激动喜不自禁。

    事实上很快苏联政府又将贷款额增至两亿五千万美元，此后直至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前，苏联一直都是中国抗战最大的军火贷款国和经济援助国。统计资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获得国外贷款五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贷款占一半，高居各国贷款首位。并且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而西方国家的十七笔贷款则多数限制为民用和非军事性用途。国民政府用苏联贷款先后购买苏制作战飞机五百三十六架，坦克八十二辆，高射炮二十门，防坦克炮一百三十门，野战炮三百四十门，机枪三千九百二十挺，汽车七百二十二辆，各种炮弹一百零五万发，子弹四千零三十六万发等（见《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述军火还不包括苏联政府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在内。

    与会者无不心情振奋，他们从苏联的国际援助中看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线曙光。不管怎样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小小日本兵力有限，以中国人力资源加上源源不断的国际援助，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终难得逞。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让他的将领过分乐观，他指着地图上仅与郑州一河之隔的豫北地区，那里有一支代表日军进攻的蓝色箭头。委员长警告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比如这股占领濮阳的敌人，它一旦进入中原来就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密切监视它的动向。

    何应钦在一旁小声提示说：那是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点点头说：这股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是他随时可能威胁我军侧翼，打乱我军部署，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会毕，蒋介石当天返回武汉。

    登机之前，委员长再三嘱咐部下：陇海铁路为我军防守之生命线，一旦截断则郑州危矣，而郑州失守，则武汉必然不保。请切记在心。

    飞机转眼间飞走了，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机场，还有地面频频招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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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有幸采访卢老先生完全是由于朋友卿光亚的引荐。     卿光亚父亲卿云灿老将军毕业于黄埔五期，官至国民党中将军长，生前为重庆参事室参事。卿光亚得知我正在写作一部有关豫东抗战的长篇作品，他对我说，你去采访卢老先生吧，他正是你需要的人。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春，我敲开重庆卢老先生家门。     卢老大名卢继东，河南邓县人，重庆参事室参事。我面前这位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身体硬朗，腰板挺直，性格率直，记忆力惊人。卢老告诉我，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南京陆军大学参谋班，抗战期间转战华北战场和中原战场，历任第一战区郑（州）中（牟）河防守备及陕（州）灵（宝）闵（乡）河防守备司令部作战科长，黄河决堤的花园口、中牟赵口均在其管辖职权范围以内。卢老1949年参加起义，曾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     卢老说，抗战前政府实行义务兵制，抗战之后才改为招兵制。军队竖起招兵牌，就有爱国青年和吃不饱饭的穷人来当兵，当然也有抓来的壮丁，总之成分比较复杂。那时候有的队伍规定新兵晚上睡觉不许穿裤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卫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时子弹还是很充足的，每个士兵都有百十发不等，如果力气大还可多背一点。但是炮弹却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没有。当兵的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常常要喝稀饭，吃不饱，穿得也不好，所以军纪比较差。有的地方把过境军队的枪缴了，过境之后再发还军队，这样尴尬的事情到处都发生过。     我问：士兵战死有何待遇？     卢老回答：当兵的人最可怜了，一旦战死疆场，既没有抚恤金，也没有阵亡通知书，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长官甚至连士兵姓名岁数都弄不清楚。下场好一点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入土为安，打了败仗那些尸体就全扔了，听天由命吧。相反各级长官都要敛财，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个连有一百二十人编制，实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连、排长装进腰包里。     “七·七事变”时，卢老驻防北平，他说第一次遭遇日机空袭，中国守军队没有高射机枪，日机就肆无忌弹横行天空。日本飞机一直飞到电线杆那么高，追着人群扫射，连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日本坦克更是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步枪机枪对它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凶。那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平射炮（战车防御炮），对敌人坦克束手无策，所以一见到坦克只好拼命逃跑。卢老说，直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他才第一次见到平射炮，中央军一个军才配备四门。     另一位炮兵专家廖季威老人告诉我，蒋介石政府从1938年在湖南组建战防炮团，但是因为数量太少，难以对付敌人坦克。     我想起一个问题，二战期间各国的阵亡将士都有统计，有名有姓，备有档案可查。当了战俘的，也有战俘名单。犹太人被杀害六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记载，好让后人纪念。可是中国究竟阵亡多少军人，多少民众死于战争？还有多少官兵成为敌人战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残酷杀害有多少，生还多少？还有大批战俘被运往日本做劳工，后来下落不明，这些人数共有多少？中国何以一本糊涂账，以至于今天连起诉日本战争罪都难上加难？     卢老摇头叹息，苦笑不答。     光阴荏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一段遥远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和当事人未能说出真相就去到另一个世界，把许多遗憾和谜团留给后人。值得庆幸的是，1938年的抗日军官卢继东亲自参与和见证当时那场震惊世界的黄河大水事件，当他老人家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来到我的面前，就成为带领我走出历史迷宫的一座醒目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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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鬼子来了
1

    二战结束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以“我记忆中的二战”为题，发表一封战争亲历者来信，在日本引发强烈反响。至次年八月，读者来信多达四千余封，其中选发一千一百余封，以《战争》为题结集成书。于是日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时机地推出若干战争亲历者的回忆、见闻、故事、书信等等，在日本社会掀起一股“回忆二战”的文化热潮。

    “昭和五年（1930年），我刚满七岁，穿上盼望已久的小学生第一套黑色校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学习背诵当时流行的校歌：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规定我们小学生每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敬礼，天皇照片被置放在每所学校门口最神圣的位置上。历史课和德育课是背诵《天皇敕语》，老师教育我们：忠诚于天皇是每个日本国民的最高美德。学校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节、海军节等等。”（铁口成志，六十三岁，东京退休职员）

    “昭和十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的，系着黑带的日本选手和戴着拳击手套的美国选手上台，自始至终观众给柔道选手鼓劲，大声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得胜利，全场欢声雷动。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地方地盘，升起太阳旗，全场观众鼓掌，群情激奋，高唱国歌《君之代》……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从小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要当兵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古泽敦郎，六十二岁，北九州市退休社团人员）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面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通过教育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战争。”（熊井雅男，六十六岁，东京退休者）

    “满洲事变爆发，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约零花钱为飞机捐款来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中日战争爆发，报社又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曲有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后来还有《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在日本军队中产生很大影响。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利的‘胜’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体检时军医突然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儿不好吧？现在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要难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两个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的第二类乙种标准，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火车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心想还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长屋义雄，六十一岁，爱知县退休公务员）

    “我家正好对着鹿岛神宫的大门，有一天，大队士兵的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原来这是特工队员到鹿岛神宫去做最后的参拜。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这些特工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人，当时心中堵得难受。后来每当我看着与当年特工队员同龄的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大场满子，四十七岁，琦玉县，家庭主妇）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做‘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工具，这不是‘课目’而是纯粹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稻永仁，七十四岁，退休中学教师，佐世保市）

    “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似的用绳子捆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水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是因为没有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岁，退休教师，岐阜市）

    （注：载《日本人眼中的二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只有十五个常备师团，但是战争爆发当年就激增至四十个师团，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更是扩展到号称三百个师团。在当时只有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征召数百万士兵就意味着这个岛国所有能拿动步枪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战场。要不是日本举国一致效忠天皇和拥护战争，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岛国民族何以迸发出如此惊人的战争能量以至于险些改变亚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

    战争是个恶魔，这个恶魔深藏在日本国民心中。

失败的匈奴

2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个抗战文物收藏家。

    他在闻名全国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近旁建起占地数百亩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馆聚落”，投资达数亿元，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数抗战博物馆，分为“共军抗战馆”、“国军抗战馆”、“美军馆”、“日军馆”、“汉奸馆”、“俘虏馆”等，馆藏文物展品达数十万件，其规模已经超越国内同类博物馆，堪称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馆还珍藏有大批从日本和海外搜集回来的战争资料，包括书刊、画报、专辑、专刊、号外、报纸、宣传画、政府文件、军方文件、命令、电报以及日军官兵的战地日记、书信、照片、作战记录等等，简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华罪证的档案文库。对我来说，这些战争文物弥足珍贵，因为它将为我重新审视那场金戈铁马的抗日战争提供另一种视角，那就是循着日本人的眼光读解战争，使我得以找到许多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事实真相，揭开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们的历史谜团。为此我要格外地感谢博物馆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开放这些尚未对外公开的历史资料，朋友C君是个日语教师，他志愿担任我的翻译，使我得以进入大半个世纪以前作为我们民族凶恶敌人的日本人的战争世界。

    资料记载，“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日本各大报刊争相派出随军记者（或特派员）多达二百余人，其中仅《朝日新闻》一家就达八十余人，日本军方也紧急招募或者培训战地记者约一百名。这里需要加以说明，随军记者同战地记者并非一回事，随军记者是随军采访的记者，身份还是老百姓，而战地记者却是军队编制，换句话说就是做记者工作的军人，随时都要拿起枪来战斗。随着中日战争扩大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地记者激增至二千余名，这些主要以笔和照相机为武器的日本军人转战中国乃至亚洲战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操纵舆论和蒙蔽民众的主要宣传工具。

    当时日本军方称其为光荣的“笔部队”，而战地记者就是所谓“笔武士”。

    我查阅战争初期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几家报纸杂志，比如《支那战争周刊》、《大东亚圣战特辑》、《每日前线快报》以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等，都能读到战地记者发自中国战场的消息、报道、特写、通讯、纪实等等文章，可以想见这些踌躇满志的“笔武士”是怎样活跃在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战场上。比如一个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战地记者在回忆自己走上战场经历时写道：战争爆发……中学生是多么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国歌，浑身的血液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我和河边君、野岛君都是好朋友，本来野岛君要到欧洲留学，河边君很有希望加入职业俱乐部，而我父亲则希望我继续上大学深造，但是我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荣入伍……体检时我们三人都达到了甲等一级，我们真是幸运者啊……记得那时候女同学私下里都很羡慕我们，我收到过“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的美好祝福……（《圣战之路·大东亚圣战特辑之九》）

    我深感震惊，这样一场野蛮、血腥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日本记者眼里却是那样令人向往，充满神圣的献身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罪恶之一。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充斥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的绝大部分战地报道和照片都是出自这支“笔部队”的所谓赫赫战果，至战争结束，在战场上“玉碎”的“笔武士”多达数百人。在我大量查阅日方资料过程中，这个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战地记者屡屡引起我的注意，因为该记者在中国战场不仅表现异常活跃，从战争爆发到次年，他在日本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战地报道和通讯文章多达数十余篇，而且他的报道内容主要为华北战场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所谓“战绩”，据此推断他应为派驻该部队特派专员（记者）。

    我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因为第十四师团恰好是豫东战役的日军主力，也就是我在本书中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凶恶敌人。中国方面迄今所能发现有关第十四师团在这一时期活动的历史资料不仅相当有限，而且大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该记者最后一篇战地报道发自“中支那”即今天的河南省，时间为1938年6月，内容是土肥原部队攻占开封城，此后“清水岩太郎”的名字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猜测只有两种解释比较合理：一种是因故去职，不再担任战地记者。另一种就是“玉碎”，也就是死了。

    作为侵略军组成部分的“笔武士”以笔作刀，起到挥舞屠刀的日本武士难以起到的美化战争和毒害日本人民心灵的作用，但是如今这些“精神战果”却作为不容抵赖的铁证把日本侵略者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我们重新认识过去那场战争提供新的事实依据。

失败的匈奴

3

    1938年春天，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匆匆结束豫北扫荡，开始强渡黄河。

    “七·七事变”爆发当年，从日本军方公布的所谓“战绩”来看，侵华日军的“优胜者”应当非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莫属。这支主要由学生、市民和农民组成的侵略军深入中国腹地最远，攻占中国城市最多，击溃敌军数量超过自身十几倍之多，但是伤亡人数却最低等等，创造一系列战场奇迹。因此一些狂热的日本报纸就把该师团吹捧为“支那克星”，也有人将土肥原贤二称作“模范师团长”，不一而足。事实上第十四师团自塘沽登陆以来，一路攻陷天津、北京、石家庄、保定、运城、太原、长治、新乡等大小城市数十座，扫荡河北、山西、河南数省，而他们的对手大多弃城而逃，并没有形成真正坚强有力的抵抗。土肥原的战绩引起许多师团长嫉妒，有人将他的胜利归咎于运气好，或者不战而胜，因为当第十四师团在华北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时，声名赫赫的坂垣第五师团却陷入惨烈的平型关伏击战，而第二军也不幸遭遇像台儿庄那样的强劲抵抗，两个主力师团伤亡惨重一度后撤。但是上述说法到底有欠公允，毕竟第十四师团征战数千里，攻城掠地战果累累，难道全都因为交了好运的缘故吗？

    个中秘密只有土肥原自己清楚，那就是他大半辈子在中国的特务生涯派上用场。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自认为是个政治军人，不像大多数日本将军头脑简单，除了打仗对敌人一无所知。比如驻防河北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自“西安事变”后一蹶不振，根本无心打仗，土肥原就事先派人同他达成秘密协议，只要退避三舍虚晃一枪，皇军决不攻击他的队伍。于是万福麟果然按照协议放弃保定和永清地区，退过京汉铁路相安无事。同样的例子还可见诸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伊始，华北数省未经激烈抵抗就迅速沦陷敌手的主要原因。土肥原对这些遭受排挤的杂牌部队又打又拉，后来许多人公开投降日本人，变成助纣为虐的“皇协军”都与这个前特务头子的暗中策反不无关系。

    但是寺内总司令一道严厉命令改变了第十四师团的进军方向，土肥原不得不转而踏上黄河对岸的山东土地。关于派遣军意图和师团今后任务，他和幕僚作过种种猜测，一致认为最大可能就是攻占菏泽为止，以保持策应徐州和屏护派遣军侧翼安全的作战态势，也就是继续执行牵制性作战的任务。

    黄河枯水期大大有利于日军渡河，对岸守军仅作短暂抵抗便匆匆撤退了，于是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就在侵略者面前暴露无遗。菏泽盛产牡丹，素有鲁西“牡丹城”之称，但是这座千年古城更是中国军队的辎重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情报表明，第二十集团军下属第二十三师已在城外严阵以待，当土肥原下令坦克大队搭载搜索大队（营）全力前进，务必击溃敌人夺取该城时，参谋长担心后续部队有可能跟不上，导致攻击乏力增大伤亡。但是土肥原毫不担心，他轻蔑地说：对付这些支那人，我看两个大队足够了。

    参谋长提醒他说：可是空中情报表明，荷泽以南还有东北军三个师啊。

    土肥原哈哈大笑，他说：我敢打赌，万福麟除了撤退什么事也不会干，请执行命令吧。

    日本大军兵临菏泽城下。

失败的匈奴

4

    昭和十三年（1938年）5月，东京《每日前线快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清水岩太郎发自山东菏泽的报道，其内容为采访一支“皇威荡荡”的坦克部队。记者满怀激情地写到，帝国坦克大军强渡黄河，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当他正在采访时，与高中同窗河边俊也不期而遇。

    日本一直沿用古代幕府征兵制，划地征兵，第十四师团在日本宇都宫市编成，官兵大都是乡党、同学、邻居和熟人，甚至还有不少兄弟、父子和亲戚在同一部队服役。但是由于师团作战范围很大，平时难得有机会见面。记者以欣喜的口吻写到，分别将近一年时间，河边君已经升任坦克车长，他身穿皮夹克，头戴威武头盔，腰间别着小手枪，眉宇间透出英武之气，简直就像日本人崇拜的电影明星吉田茂。坦克兵骄傲地告诉老同学，他指挥的“044”号坦克在攻克河南新乡的战斗中还获得一枚荣誉奖章。

    这是一篇夹杂个人感受和随意性较强的战地报道，在记者笔下，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战争苦难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统统不见了，只剩下“皇军”铁骑到处耀武扬威和攻城掠地的胜利场面。记者写道，随着天空飞机俯冲轰炸，浓烟笼罩了敌人阵地，菏泽城内燃起冲天大火来。早已跃跃欲试的坦克部队开始出击，“044”号坦克一马当先，炮筒高高扬起，钢铁履带扎扎转动，开足马力直扑敌阵。记者不惜铺陈许多溢美之词来美化侵略军：河边君从炮塔里露出半个身体来，坚毅有力的脸被仇恨怒火燃烧着，就像英勇赴死的日本武士一样。他真是宇都宫高中的骄傲啊……飘扬着太阳旗的坦克像下山猛虎……云云。

    这篇刊登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战地报道完全以侵略者的眼光视角和感情立场为我们展示那场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攻城战斗。战场呈现一边倒之势，日军坦克不断击溃试图抵抗的敌人步兵，机枪猛烈扫射，大炮不停开火，而敌人手中的步枪对坦克根本不起作用，所以他们除了失败逃跑别无出路。记者写道，战斗只持续几小时就结束了，空气中到处漂浮着淡蓝色的硝烟，据说日本坦克手已经习惯这样快速的突击战术，他们管消灭敌人叫作“打猎”，车长一面呼吸田野的新鲜空气，一面从容不迫地指挥射杀猎物。

    我从中国出版的史书中查到，公元1938年5月14日，日军攻陷菏泽，守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三师进行了顽强抵抗，师长李必藩中将、参谋长黄启东少将英勇殉国。一位曾在第二十集团军作战部任职的抗战老人对我说，日本人的进攻决非轻易得手，他们当然是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占领菏泽城的。

    尽管日本记者大肆渲染侵略军的所谓重大胜利，我们还是不难从“笔武士”的战地报道中发现真实战场的冰山一角。记者写道，当日本军旗在残破的菏泽城头猎猎飘扬时，他惊讶地得知敌方战死者中竟有一位手持步枪的支那将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中国人的决死精神赢得日军的尊敬，指挥官下令把尸体交还敌方。记者为此得出结论说：虽然战死的支那将军像个武士，但是他的部下却很怕死，我相信这是敌人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失败的匈奴

5

    土肥原下令向派遣军发出报捷电。

    本来一旦占领菏泽城，第十四师团即告胜利完成任务，因为按规定山东地面是第二军的作战范围，土肥原只是临时渡河来支援而已。但是没容他喘过气来，司令部里电话铃声大作。

    土肥原拿起话筒，立刻“嗨”地绷直身体，脸上的惊讶表情将一对金鱼眼撑得滚圆。他听出来对方并不是派遣军那帮装腔作势的参谋幕僚，甚至也不是他的直接上司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那个以独断专行著称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

    寺内总司令是个来头很大的上级，他出身于日本显贵的寺内家族，其父寺内正毅为日本第十八届内阁首相，他本人曾任内阁陆军大臣，连当朝的近卫首相也要让他三分，所以飞扬跋扈常常令下级敢怒不敢言。此刻总司令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傲慢，他无需征求下级意见，再次下达一道出人意料的简短命令；放弃菏泽，立即向南转进，切断陇海铁路。

    根据最新情报，徐州当面的薛岳兵团正沿陇海铁路筑起多道战线与日军对峙，他们身后便是被称作“兵家必争之地”的开封和郑州，那里囤积有更多中国军队随时准备进行支援。至此土肥原方才如梦初醒，他明白总司令的意图显然是要将第十四师团作为一支奇兵，从侧背长途偷袭中原地区，切断陇海铁路，堵住薛岳兵团退路。土肥原不由得感到一阵气紧。因为如果达到上述目的，敌人北方防线便名存实亡，夺取开封、郑州犹如探囊取物，问题是第十四师团必须孤军深入数百里，单独对抗十倍以上的中国大军。更重要的是，他将面对的中原之敌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杂牌军，而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中央军精锐兵团。这简直是个疯狂和不可思议的赌注啊！但是他不敢对抗总司令的意志，只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师团是……单独转进吗？

    总司令当即给予肯定回答。

    土肥原身体晃动一下，有些站不住了，他知道此前东京大本营有令在先，华北派遣军不得逾越徐州以西战线，而总司令却命令他长途奔袭数百里外的陇海铁路，须知越权进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于是他只好婉转地表示说：据卑职所知，中原至少有数十万敌军啊！

    总司令立刻毫不留情地敲打这个前特务机关长，他冷冷地说：阁下害怕支那人吗？怪不得阁下行动迟缓，不希望是这个原因吧。

    土肥原后背上立刻渗出冷汗来。

    他从总司令话中听出了一种威胁的意味来。在华北派遣军中，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同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尖锐矛盾已是公开秘密，第十四师团隶属第一军建制，土肥原是香月清司的老部下，是公认的“香月派”，如果总司令迁怒于他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如今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立足未稳，如果一旦未能达到目的或者遭遇意外失利，岂不等于授人以柄，这个“擅自越权进攻”的罪责难免落到他的头上。于是土肥原绝望地抗辩说：请允许卑职向第一军司令官请示吧。

    总司令大怒，在那一头申斥道：混蛋！这是阁下在接受派遣军总司令的命令吗？你听着，如果第十四师团不能完成任务，阁下将被立刻召回东京。

    电话挂断。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很快得知此事，他两次向派遣军提出抗议，均遭驳回。此时军司令官权力已经被架空，他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下，而土肥原则明智地选择了服从。战后出版的《大本营陆军部》载：华北派遣军两次命令第一军增调第十四师团主力东进，协助第二军进攻，但第一军未予执行。土肥原指挥官……冒着被追究越权责任和敌人围攻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新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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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土沦陷，敌人逞凶，菏泽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

    数百被俘官兵被敌人驱赶到一座空地上集中，一个挎战刀的日本大佐带着翻译官噔噔地走过来，连比带划地吼叫一通，可惜那些硬梆梆的日本话俘虏听不懂。翻译官是个猴脸台湾人，讲一口蹩脚的国语，他把大佐的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皇军天一亮就要出发，去进攻驻守山东的支那军队。大太君说，你们这些俘虏，统统都要转移到城外去。

    俘虏一听就炸开锅，日本鬼子所说的转移就是要将他们赶到城外去屠杀，敌人此类暴行数不胜数。俘虏高声抗议：我们不走！死也要死在城里面！

    翻译官叽叽咕咕地讲了一阵，大佐就发火了，翻译官赶紧翻译说：大太君说，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有什么资格死在城里？你们要是像个真正的军人，为什么不死在战场上？

    俘虏立刻泄了气，他们听懂日本军官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死在城里的人必须是战士，而不是俘虏。第二是俘虏不值得尊重，他们将像牲口一样被任意屠杀。日本兵涌上来，明晃晃的刺刀一阵乱捅，将俘虏强行赶往漆黑一片的城外去。

    时值立夏，经过一冬生长的麦子正在进入灌浆成熟期，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像乳汁一样香甜的小麦气息。很快俘虏发现，押解的日本人并不太多，看守也不十分严密，加上天空没有月光漆黑一团，让人们重新开始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死逃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只要挣脱绳索的束缚像鱼儿一样游进黑夜的大海，日本人再凶恶也是枉然。有的俘虏率先行动起来，他们悄悄挣脱捆绑，眨眼工夫就钻进路边的庄稼地不见了。更多俘虏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地解开绳索，然后飞快地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等到日本人发现俘虏队伍像火炉上的冰块一样迅速融化时，那些幸运的逃亡者已经不知去向。残暴的日本人枪杀了来不及逃跑的俘虏，当凄厉的枪声和受难者的咒骂惨叫渐渐平息下来，大佐军官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和满意的微笑，然后下令收兵回城。

    一些俘虏终于逃回自己人阵地，他们的生还简直是个奇迹，更重要的是俘虏为中国军队带回来一个重要情报，那就是敌军即将对山东境内的第二十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情报受到前线指挥官的高度重视，立即上报上级和战区总部。

    几个小时以后，武汉大本营获悉日军这一重要动向，总参谋部除命令第二十集团军高度戒备严阵以待外，同时还命令郑州第一战区往山东方向调动兵力，随时准备支援第二十集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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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战后日本出版的陆军战史证实此事，称第十四师团故意放走俘虏去向中国军队报告日军进攻山东的假情报。原来这是诡计多端的土肥原玩弄的一个花招，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向山东境内做出大张旗鼓的佯攻姿态，而师团主力则偃旗息鼓地朝着数百里外的中原腹地隐蔽疾进。

    1938年5月中旬，一支日军快速部队忽然出现在河南民权地面上，随即与守军发生战斗。日军接连占领民权县城西北的野鸡岗、石楼、楚庄寨和内黄集等地，其前锋推进至距离民权火车站不足千米的李家集。在日本指挥官的望远镜里，一条乌黑的铁路已经隐隐可见，而火车拉响的汽笛声则像潮水一样在暮春的豫东大地上涌来涌去，刺激着日本人的贪婪胃口和野心。

    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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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风云突变
1

    湖北棉纱大王张松樵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造就的传奇人物，他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艰难成长的历史见证。《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张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卒于1960年，享年八十八岁。他一生历经坎坷磨难，是我国民间纺织业的开拓者之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裕大华资本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纺织王国，分别拥有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石家庄、广元、台北等多家大型纺织厂，另有铁路、矿山、码头、银行、学校和房地产投资等等。湖北裕大华集团与沿海申新（荣氏）集团双峰鼎立，并称中国纺织界两大巨头。

    许多人或许不理解，何以我爷爷张松樵姓张，而他老人家的后代比如我父亲和我却姓邓？关于家族姓氏的来历，多数人只知道裕华纱厂老板名叫张松樵，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邓旋宗。在这个有关姓氏来历的故事后面隐藏着张松樵乃至我们家族鲜为人知的身世之谜。

    父亲告诉我，我们邓氏家族并非湖北原住民，张松樵的祖母也就是我的太曾祖母是从中原地区逃荒来到湖北的灾民。我在史书上查到，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至同治年间，黄河大水多次溢道，其中尤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河南中牟决口为甚，洪水冲垮大堤达三百余丈，淹没州、县二十余个，中原一地流离失所者甚众……

    据湖北《汉阳县北泉乡志》记载：清咸丰年间，有河南妇女邓彭氏携一邓姓男孩流落北泉乡万子山村……该村张姓乡民无子嗣，遂将其收养，改姓张。

    这个“河南妇女邓彭氏”就是我爷爷张松樵的老奶奶，邓姓男孩就是我的曾祖父，张松樵的父亲。上述文字记载的就是我们邓氏家族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风雨中走过的艰难坎坷的迁徙历程。

    张松樵七岁进城讨饭，小小年纪做过学徒、伙计、帮工、管账，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湖北棉纱大王，这是一个有关财富和命运的世纪传奇，也是我在另一部传记作品里将要讲述的家族故事。张松樵一生娶过三房太太，前两房分别是他的救命恩人，杂货店老板女儿和上海一位徐姓买办的千金小姐，她们所出子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都姓张，是所谓“正姓”。前面说过，张松樵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邓旋宗，此为“祖姓”，也就是“邓彭氏”从河南老家带来的祖宗姓氏。父亲说，曾祖父去世早，曾祖母过世之前把儿子叫到跟前，此时张松樵已经发迹，曾祖母念念不忘嘱咐儿子的一件大事就是，你是俺河南老邓家的后人，你得为老邓家“三代还姓”，要不俺老邓家就要断子绝孙啦。“三代还姓”是一种古老的中原习俗，指被外姓收养的男孩可在第三代恢复祖姓，所以“三代还姓”就是关系河南老邓家薪火相传的祖宗大事。

    曾祖母去世这年张松樵已经五十二岁，他为了遵从母命决定迎娶第三房太太，而这位未来的女主人注定将以生儿育女为己任，完成重续家族香火的重大使命。于是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上，一个来自湖北仙桃名叫柳韵贤的纺纱女工走进张家，她年轻美丽生气勃勃，使邓氏家族得以延续。

    柳韵贤是个穷苦的船家女，十六岁那年随父亲来武汉运棉花，父亲不幸染病暴卒，她和妹妹无家可归，遂入裕华纱厂做工。许多纱厂前辈告诉我，当年武汉裕华纱厂有女工两千多名，可谓巧女如云争奇斗艳，谁要一枝独秀技压群芳可以说比登天还要难。但是来自仙桃水乡的船家女柳韵贤是个例外，她不仅天生丽质心灵手巧，而且创造出一系列奇迹更是无人能比，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纺纱女工最重要的技术工作就是捻接断头，俗称“捻纱头”。那时候纺纱机极易产生断头，由于一台机器能同时纺四百支纱锭，这么多纱锭一齐飞转起来就像天空下雨，不仅把人搞得手忙脚乱目不暇接，而且纱头未捻好还会大大影响棉布质量。于是工厂常常都要针对问题组织技术大赛，张松樵带头向东洋人学习管理，每次大赛必定亲临现场，以倡效尤。

    纱厂前辈告诉我，通常情况下，熟练女工捻接纱头平均用时约需十秒钟，学徒工为十五秒，只有最优秀出众的女工才能将这个工效提高到五秒钟。但是进厂不到两年的年轻女工柳韵贤一出场就技惊四座，她平均用时三秒钟，眨眼功夫就创下全厂之最。许多挡车工一辈子都用双手捻纱头，柳韵贤却能毫不费力地单手捻，不仅单手捻，而且两只手同时捻接两根纱头。到后来，她还能表演双手和嘴同时捻接三根纱头的特技，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一时引起轰动，被武汉报馆誉为“纺纱奇迹”、“赛裕华”等等。通常一名女工巡看一台纺纱机还忙得脚不沾地，但是柳韵贤却能独自巡看两台机器，而且不慌不忙游刃有余。纱厂前辈感叹地说，有幸目睹柳韵贤巡纱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啊，她像传说中的月光仙子，步履轻盈身姿飘逸，春风一样在机器的丛林中巡游穿行。

    张松樵一下子惊呆了。

    从那一刻起，上帝抛出的命运红线落入张松樵心头，令他无可逃遁。据说张松樵向他的纺纱女工求婚时只有一句话，他说：给我生一群儿子吧……我一辈子对你好。

    柳韵贤从档车女工变成我奶奶只有十八岁，她果然不负厚望一连为丈夫生下三个健壮儿子，其中第二个邓姓儿子的血液就一直流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血管里。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俺们都是河南老邓家的香火传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武汉，战争脚步越来越近。这一年张松樵已有六十六岁，柳韵贤三十一岁，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邓述义只有十二岁。

    我的家族大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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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州战败，蒋介石在党内地位岌岌可危。

    如果说抗战使蒋介石的声望一度达到顶峰的话，那么随着首都南京陷落和战场节节败退，委员长的威信已经一损再损跌入谷底。而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对派则趁机步步紧逼，叫嚷要检讨什么“对日战略的重大失误”，“十个月武力抗战的严重后果”等等，迫使蒋介石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并不得不口头向中政会申请处分。反对派占了上风，得寸进尺地提出实行“党内弹劾制”，毫无疑问这是用心极为险恶的伏笔，是党内夺权的预谋，接下来就该轮到汪精卫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幸好拥蒋派奋力反击，令弹劾决议案不了了之。汪精卫欲借日本人之手来达到夺权目的，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蒋介石呵呵冷笑，他要用一个大大的军事胜利来回击日本人，同时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

    外出视察军队的蒋介石半夜才返回武昌东湖官邸，不料睡下不久随即被人唤醒。由于领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睡眠受扰最易暴躁，所以通常没有人胆敢在他休息时候去惊动这位大人物。但是这天不一样，当他刚开始昏昏欲睡时一只手轻轻摇醒他，蒋介石睁开眼睛，看见是夫人宋美龄。

    夫人抱歉地告诉他，前线有重大敌情，何总长白副总长已在官邸等候多时。对蒋介石来说，睡不睡得着觉都是一种特权，谁叫他是君临天下的委员长呢？

    在客厅里，焦急等候的何总长向他报告说，接第一战区急电，一股来路不明的敌人出现在豫东民权县附近，正在逼近陇海铁路，已与我军发生战斗。

    民权为我军战线后方，这个突如其来的敌情显然大出蒋介石意外，他瞪着眼睛厉声问道：这股敌人究竟从哪里钻出来的？有多少兵力？番号是什么？他们有何作战意图……嗯，都搞清楚没有？

    白崇禧答：第一战区刚刚得到报告，第八十八师一部已经与该敌人交火，暂时还没有更多敌情报告。

    蒋介石眉头紧锁，身为军队统帅的他当然十分清楚陇海铁路的战略意义，一旦铁路被截断将直接威胁薛岳兵团三十万大军退路，进而威胁开封和郑州。令人不解的是，此时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日本人有可能大举进攻吗？这是寺内寿一玩弄的花招还是进攻中原的信号？从战略上讲，敌人立即发起新战役的理由并不充分，难道他们真要不顾一切与我军决战？还有东京那个“不得逾越徐州战线”的命令又当作何解释呢？

    种种疑团在脑海翻滚，令蒋介石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只把画满问号的目光投向他的参谋长。何应钦指着作战地图解释说：根据情报，目前徐州当面的华北派遣军尚无大规模调动迹象，而北上增援的敌华中派遣军主力也在陆续撤回长江以南地区，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近期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白崇禧补充说：从敌人失事飞机上缴获的文件来看，东京把重新进攻的期限定在秋季或者明年是可信的。一来敌人战线太长华北空虚，黄河以北地区仅有一两个师团维持占领，给我敌后兵团相当大的游击空间。二是敌人刚刚占领徐州地区，按说需要一段时间巩固战线，休整部队和补充弹药给养。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从逻辑上倾向于同意总参谋部判断。客观地讲，日本人一时还不具备继续进攻的条件，他们战线背后存在若干不利的战略因素和困难，除非他们有意对此视而不见。至于这股来路不明的敌人究竟目的何在，仅仅是干扰还是试图切断我军退路，有待前方进一步查明。由于陇海铁路的安全关系重大，蒋介石指示总参谋长说：电告第一战区，火速查清敌人番号和规模，尤其是要查明敌人目的和任务，同时调集部队坚决彻底予以歼灭。

    此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大本营均未意识到，日本人一个穷凶极恶的战争阴谋已经悄悄迫近，寺内寿一和他指挥的十几万侵略军将疯狂挑战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民族生存的最高利益。随着两位总长相继离开，东湖官邸恢复平静，蒋介石服下几粒安眠药，重新上床与失眠症作斗争。

失败的匈奴

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一份来自日本关东军的秘密报告称，中国军队与帝国皇军的差距……当在三十年以上。而西方军事家估计，如果加上社会制度、民族文明素质、受教育程度以及科技、经济发展等等因素，这个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蒋介石痛定思痛，决心大力改造中央军，全面提升其战斗力，以期缩小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军队的差距。在这个风起云涌追赶世界潮流的时代背景下，一支具有示范效应的“德式师”应运而生。

    当时德国陆军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优良的装备，钢铁般的意志，绝对服从的纪律，当然还有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国家生产力作为后盾等等。“德式师”体现了国民政府决心向西方学习的变革思路。国民政府大量向德国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聘请德国顾问对中央军进行严格训练，完全按照德军的作战模式分批组建若干支精锐的“德式师”，总之蒋介石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把穿草鞋的中国军队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

    按照德军标准，一支机械化摩步师通常要配备数百辆汽车，上千辆摩托车，百余门野战大炮和自行火炮，另有数目不等的坦克装甲车担任突击掩护任务。德军士兵装备有冲锋枪、钢盔、呢军大衣、皮靴、毛毯、照明手电、防风眼镜、刮胡刀片、行军帐篷等等，军官甚至还配备照相机和收音机。中国是个亚洲穷国，当时人均收入只及日本六十六分之一，德国一百二十分之一，美国二百分之一。如果照搬德军标准，那么装备一个“德式师”的军费开支足可以武装十几个师甚至更多中央军，很显然如此庞大的军费远远超过国库承受力。但是面对虎视眈眈入侵在即的日本人，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还是痛下决心，不惜血本拨出重金购买德国装备，最初计划改造二十个德式师，后来因为经费严重不足缩减为十个师，到抗战爆发时，基本完成改造的德式师只有不足原计划的一半。

    号称“天下第一师”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就是其中的幸运儿。

    第八十八师前身为广州黄埔军校卫队，北伐战争中则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贴身卫士营，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卫士营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以人们干脆将其称之为“皇家御林军”。第八十八师追随蒋介石征战南北，无论军阀混战还是苏区“剿共”，以及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该师均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赢得“天下第一师”的美誉，后来名扬天下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即出自该师第五二四团。

    经过改造的“天下第一师”果然面貌一新：官兵头戴德国制式钢盔，军官配备德国驳壳枪，班有国产仿捷克造轻机枪，连有机炮排，师有重炮营，配备大口径榴弹炮、野战炮和汽车、摩托车等等。在德国顾问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还破例配备先进的无线电台，用以加强通讯联络和机动作战能力。第八十八师官兵在待遇上也大大优于其他中央军，不仅薪水翻倍，许多军官还被优先选派到德国留学，可以说精英荟萃人才济济。

    然而德式师毕竟不是德国而是中国军队，自然难免打上许多中国特色的印记。2000年我采访原南京国防部中校参谋邢李政老人，老人告诉我，德式冲锋枪闻名天下，但是冲锋枪的一个缺点就是耗弹量惊人，往往一支冲锋枪所耗弹药超过一个步枪班，所以当时国防部只允许采购少数冲锋枪来装点门面，而德式师的主要武器还是国产“汉阳造”步枪。据说当时国防部对德式钢盔和水壶大加赞赏，因为钢盔除了威武军容外，还能起到有效保护头部减少伤亡的作用，而水壶则能解除士兵行军作战的干渴之苦，并防止因喝脏水而引发的肠道疾病，当然一个更重要和人所共知的原因是价格便宜。但是呢大衣和军用皮靴却没有受到青睐，国防部认为这些装备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并且价格不菲，所以蒋委员长亲自批准采购钢盔水壶而将呢大衣和皮靴从采购清单上划掉。

    1938年春天，一股来路不明的日军出现在豫东民权县城附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奉命反击，火力强大的“德式师”一通炮轰就把日军打退十几里。根据日军还击的火力判断，这股敌人没有携带重炮，也无坦克装甲车掩护，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股渗透部队，其规模不会超过一个大队（营）。

失败的匈奴

4

    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接到副师长朱振民电报，告知集团军下达紧急命令调往豫东前线驻防，于是提前结束养病匆匆从汉口返回郑州。

    徐州会战前夕，大本营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统一指挥对日作战，其中尤以郑州第一战区位置最为重要，管辖兵力也最多，除中央嫡系外，还有许多来自各省的地方抗日军队。派系一多，难免关系复杂，发生互相扯皮勾心斗角的事情也再所避免，比如这支来自贵州的新八师名义上归属第二十集团军节制，但是该师无论部队建制还是指挥权都完全保持独立，听调不听管，这便是民国初期地方军阀体制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第二十集团军为原西北军，也是个临时单位，总司令商震上将为晋军将领，麾下都是那些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来的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鲁系、奉系、皖系等等。抗战初期日本人大肆宣扬在华北取得的所谓“惊人战绩”，比如一个中队（连）击溃中国军队一个团，一个大队（营）消灭一个师，他们的对手都是上述这些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的杂牌队伍。这次新八师接到的命令是限期开拔到豫、鲁交界的考城县驻防，原驻地京水镇由河防军刘和鼎部接管。

    蒋师长一眼看穿这道命令背后隐藏的图谋和那张老谋深算的狐狸脸。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军队吃粮当然全靠驻地筹措，富裕之乡的郑州郊区理所当然就是新八师的米粮仓。而豫东考城则是一个以黄涝和风沙盐碱闻名的不毛之地，你换到那里驻防不就等于喝西北风吗？河防军本来驻防中牟、考城一带，军长刘和鼎与商震总司令关系密切，这只皖系老狐狸一直觊觎新八师驻扎的京水镇，必欲取代而后快。

    地盘之争关系重大，虽无枪炮硝烟，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蒋师长一下火车就直奔商震官邸，他向总司令大倒苦水，比如战区拖欠薪饷达数万元啦，春季补充新兵和装备未到，部队缺员严重啦，恳请总司令先予解决然后再行调防。但是上述各项恰恰都是最令上级长官头疼的难题，因为抗战爆发国库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薪饷，各省财政更是捉襟见肘，集团军是个空架子，哪来经费满足新八师的要求呢？兵员得不到补充则是普遍现象，有的部队缺员高达一半，所以总司令清楚这是蒋师长在同他讨价还价，集团军显然难解新八师的燃眉之急。

    蒋师长还带来一封来头很大的私人信件，写信人是蒋师长的贵州同乡、黄埔一期毕业的何绍周将军。何将军时任另一支贵州部队师长，他在信中极力为同乡说项，使得总司令更加左右为难。官场有自己的潜规则，怎么说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因为这位何将军还有一个特殊关系，他是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的亲侄儿。

    于是新八师的调防命令就无限期拖延下去。

    进入五月，随着徐州会战失利，中原形势骤然紧张，一道由战区总司令程潜上将签发的调防命令下达新八师。程长官是个元老级大人物，连蒋委员长都得让他三分，这回蒋在珍再也顶不住了，他没有胆量同总司令讨价还价，只得服从命令准备开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新八师准备撤离郑州，将京水镇拱手让给刘和鼎之际，豫东方向的考城县忽然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当地驻军遭遇数目不详的日军进攻，考城宣告陷落。

    由于敌情不明，战区命令新八师暂停调防原地不动，已经先期开拔的蒋师长率领第一团就在开封城外修筑工事等待命令。

失败的匈奴

5

    大名鼎鼎的特务队长“肖金刚”奉命赶赴前线。

    肖金刚本名肖乾龙，是原西北军中威震敌胆的侦察英雄。特务队直属战区长官部，专门执行各种特殊任务，比如潜入敌后捕俘、爆破、暗杀以及偷袭敌人指挥部等等，相当于今天的特种部队。官兵均为百里挑一的军中好汉，人人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队长肖金刚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那时他还隶属于西北军，有一次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敌营，把中央军一个团长装进麻袋扛回己方阵地。古北口长城抗战，他亲手把两个日本兵的脑袋像捏鸡蛋一样捏碎，从此赢得“肖金刚”美誉。

    肖金刚赶到指挥部已经傍晚，一股浓郁的战斗气氛扑面而来。他看见作战室灯光通明，电台嘀嗒发报，参谋神色紧张跑进跑出，预示前方正在进行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一个戴眼镜的情报处长把他领到地图跟前介绍说，昨天地处黄河南岸的考城县城忽然遭到数目不详的敌人攻击，这股敌人不仅有坦克装甲车开路，而且还附有多门火炮。现在指挥部迫切需要弄清楚的是，这股敌人来自何处？有多大规模？隶属哪个师团？番号是什么？他们意图何在？与民权方向的偷袭之敌有何联系？武汉大本营也对这股敌人极为关切，要求不惜代价尽快摸清敌情。情报处长用手指在考城上空划了一个圈，然后斩钉截铁地下令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抓个俘虏回来，而且必须是个日本军官。

    对抗战时期的侦察兵来说，深入敌后捕俘等于虎口拔牙，不仅因为敌人十分狡猾，防守严密难以下手，而且日本人往往极为顽固，宁可自杀也不当俘虏，所以令肖金刚深感任务棘手。他向指挥部提出，找些敌人军服化装做掩护，但是指挥部却没有现成的日本军服，正在焦急之际，一位中年长官掀开门帘走进来。长官身穿一件白衬衣，说一口南方话，情报处长赶紧向他汇报，长官想想说：我记得政工部还有一些日本军服，原先是剧团演戏用的，让他们赶快送来。

    后来肖金刚才知道，这位雪中送炭的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第一路总指挥李汉魂将军。

    化装成日军的捕俘小组顺利潜入敌阵，这天他们运气实在不错，很快抓到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日本俘虏。肖金刚满心喜悦，眼看任务完成，正要下令撤退时，不料俘虏却开口说起中国话来。原来他是个专门替日本人喂养战马的台湾军夫，就是所谓的“二鬼子”。据俘虏交待，日本军马共有数百匹，粮草都堆放在小学堂内，他们来自黄河北岸，走了很远的路程。至于日军队伍人数多少，都有哪些番号，携带哪些装备，任务是什么，台湾军夫一概摇头不知，令侦察兵空欢喜一场。

    黑夜的大海开始退潮，眼看东方天际现出一丝淡淡的鱼肚白，肖金刚呼吸沉重起来，一颗心越来越冷。因为天亮以后侦察兵将被迫撤退，捕俘行动不得不中止，可以想见这个失败的结果对于侦察兵来说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战场上的成功，有时靠勇气，有时却得靠运气。就在肖金刚已经不抱希望，正要下达返回命令之时，埋伏在前方的侦察兵忽然发出信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果然，公路上很快出现一对雪亮的灯光，随着马达声由远而近，原来是一辆迷路的日本吉普车送上门来。

    喜出望外的侦察兵一拥而上，当场活捉车上的日本人。

    这次自投罗网的俘虏没有让人们失望，汽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日本联络军官，军官携带的公文皮包里面装有指挥部急需的作战地图和文件。

    特务队胜利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经查明，攻击考城县和出现在民权地面的敌军同属一支部队，他们得到的作战指令十分明确，那就是直插陇海铁路，坚决切断薛岳兵团的退路。该股敌人不是一个大队（营）或者联队（团），甚至也不是一个旅团（师），而是一直盘踞在黄河北岸虎视眈眈，素有“支那克星”之称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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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运筹帷幄
1

    民国时期的荆楚大地，战祸频仍百姓遭殃。

    武昌裕华纱厂曾经遭遇两次较大战火，险些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一次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伐军进攻武汉，大火将厂房烧毁近半。北伐军入城后还强征“胜利税”，导致生产大幅萎缩，经营利润严重亏损。

    另一次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大战，战火殃及半个中国，武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对企业家来说，发展生产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问题是各路军阀才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打败仗的军队纵兵抢劫如狼似虎，打胜仗的军队同样毫不留情搜刮民脂民膏。军阀混战大半年，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裕华纱厂也奄奄一息举步维艰。但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纱厂却不受中国内战影响，他们有租界保护，有本国政府的治外特权，工厂大门口甚至还派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所以日本商人乘虚而入大举抢占市场，把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逼进死角。

    于是中国市场多次出现“花贵纱贱”的雪崩行情。

    “花贵”是指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价格飞涨，而作为产品的棉纱却价格一路下跌，市场俗称“雪崩”。大肆制造这种市场混乱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居心叵测日本商人，他们借中国内战大肆哄抬原棉价格，低价抛售棉纱，其罪恶用心就是一举挤垮中国纱厂，达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的。

    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遭此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不仅许多中小纱厂纷纷破产关门，连一些名气很大的企业也陷入困境，不得不宣布停工停产。此时的裕华纱厂亦不能幸免，工厂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当债主登门逼债时，昔日的众多追随者已经不知去向，跟在张松樵身边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工厂主管肖老大。这时候我爷爷说了一句名言，他对我奶奶说：人是打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张松樵还能不倒，他就像一棵树干被掏空的老树，很难抗拒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即使在忠心耿耿的肖老大看来，裕华纱厂的倒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出现奇迹。只有一个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张松樵一边，她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柳韵贤问她的丈夫：工厂关门以后你去做么子呢？

    张松樵答：回柏泉乡种地，或者再去讨饭。

    柳韵贤忧郁地笑笑说：我不怕跟你讨饭，但是讨饭能讨回来你的工厂么？

    张松樵不解地问她：你有么法子？

    妻子把一只雕花的紫檀木匣子推到丈夫跟前，那是属于一个女人的全部私产，包括金银首饰、房产和银票（存折）。她坚定地说：你一定要熬下来，时间就是我们的救兵。

    张松樵变卖掉所有不动产，破釜沉舟最后一搏。一个声名赫赫的大实业家，过大年时险些无米下锅，可谓到了山穷水尽和重操打狗棍的地步。但是裕华纱厂始终没有停产，工人不领工资而以棉纱去换大米，职员不发工资发棉布，大家与老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肖老大购进“贱纱（东洋纱）”织布，然后把产品卖到偏僻的西南内地去，在市场上同日本人“打游击”。次年内战结束，一家私人银行终于贷给张松樵一大笔钱，裕华纱厂得以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否则我家族的历史也许到此为止。

    张松樵的人生格言就成为我们家族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老人家就是以这种永不言败的坚强姿态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一个人生榜样。

    但是1938年春天，战火再次逼近武汉，日本鬼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