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

炉渣渣

苏俄的索尔仁尼琴因为写了《古拉格群岛》被人称为“俄罗斯 的良心”，那么东大这么多相同遭遇的人，有没有有良心的人出来说说？

虽然东大盛行明哲保身做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落井下石歪嘴胡说，但终究还是存在有良心人，这本《中国1957》就是证明，一直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假不了，《中国1957》获得9.0的高分，被 称为“中国的 古拉格”

下面把《中国1957》电子版分章贴出来，也是向有勇气的作者致敬

炉渣渣

《中国1957》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一


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就像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这座胡同的24号大院是他们关押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后来当了副总理的薄一波和当了北京市长的彭真都曾在这里被关押过。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他们在这里关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这大院也做了同样的用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被历代统治者都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这地场究竟有何玄妙。说起来这里实在是普通而普通，寻常又寻常的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凶险地。胡同里人来人往，大门口没有岗哨，墙上没有电网，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与许多北京人的住处没有任何区别，可当你走进去，再拐上一两个弯，你就会感到气氛不对了，你脑袋里会一下子跳出两个字：监狱。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这座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西方人过的圣诞节。苦难从这个日子开始使我终生都对主难以产生亲和，尽管我知道这没来由，可当没来由的灾祸突降于身时你迷乱的思绪也只能没来由。我没有查过中国当年的历书，那个飘雪的寒日当是冬至的前后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对于我，长达二十二年的人生严冬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被关进2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8611。

我不想对牢房多做描写，古今中外描写牢房的文字已经够多，况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宾馆。不要奢望牢房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舒适和安定。但我发现这间关押我的24号牢房有些特别：只有门没有窗，像一座洞窟。这不由使我想到了大仲马笔下的巴士底狱。头上亮着一盏狱灯，很昏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个从墙这头通到另一头的大通铺上吃饭。这时已快吃完了，因为犯人们正在进行吃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仔仔细细舔自己的碗。来了新犯人他们俱无动于衷，只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仍然干自己的事。只有一个四十岁模样的长脸犯人认认真真地打量着我。我也看看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有神。看了一刹他开口问道：刚来的？我点点头。他又问：姓名？我答：周文祥。他再问：从哪儿来的？我说K大学。这时所有的犯人便一齐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留意的怪物。正诧异间，长脸犯人开始向我自报家门，说：我姓崔，大伙儿叫我崔老，是这牢里的头儿，以后有事就问我。介绍完自己，他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摇摇头。他指指通铺示意我坐下，便冲门高喊报告。一道亮光从靠走廊的那面墙上射进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里的一把剑。我发现那是开在墙上的一个喇叭形的洞，外窄里宽。不久一张脸在外面挡住射进牢房里的光。我认出是那个刚把我送进牢房里的管理员的脸。他尖声问有什么事。喊报告的“崔老”说新来的犯人没吃早饭。外面说：派个人去打。洞门关了。一会儿铁门开了。崔老指指通铺上的一个小个子犯人说你去吧。被指定的小个子犯人像拉肚子跑茅房般蹿出牢门。铁门又重新关闭了。进屋时间稍长眼睛便适应了昏暗的环境，我看清这是由两小间连成一大间的监室。贯通屋子的大通铺是土垒成，我觉得叫炕更恰当些。炕上铺着席子，靠墙那面一个挨一个摆着铺盖卷，整齐划一。刚吃过饭的犯人坐在各自的铺盖卷前，坐的姿势也同样整齐划一，打眼一看，活脱脱是一拉溜秃头和尚在打坐。也许正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实这类比是很荒谬的，这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为信仰而磨炼自己，犯人是接受惩罚而坠进无边苦海。

铁门再次开启，刚出去的小个子犯人为我打来了狱中早饭，放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这份饭立即吸引了全牢房犯人的目光。我打量一下我终生都难以忘记的头一顿狱饭：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面窝头，一碗成分同样是玉米面的稀粥，一小块咸萝卜。崔老指指说老周你吃吧。老周？我不由一怔，以为是说别人，可当明白老周就是我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当然我不是说在这之前我的心情有多么好，自从被批判被打成极右后心情就没有好过，而今天被逮捕进了监狱则心情更糟。但此时此刻的一声“老周”使我在意识中明确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的青春已被关在铁门之外，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小周”、“周文祥同学”、“花和尚”（同学给起的外号），而成了“老周”以及28611，我成了灰蓬蓬犯人族中的一员。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情绪占据了我的心，使我的心一阵一阵的刺痛。当崔老好心催促说老周趁热吃吧，我竟然冲他吼叫起来：我不吃！不吃！崔老惊讶地看着我，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神情紧盯着我，一时我被盯得有些慌，心想不吃还违犯了狱规了么？中文系一位讲师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后发现抓错了，放了。这位讲师在讲课时经常谈他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说人无论如何不能“犯事”进监狱，进去就不是个人了，管监的把你当畜生看待，而那些“牢头儿”狗仗人势更邪乎。联想到刚才为我打饭的小个子犯人对崔老那副屁颠样子，我寻思是不是由于我忤逆了崔老才有犯众怒的？我不吭声。崔老和众犯人还紧盯着我。崔老问一句：老周你不吃了吗？我说不吃了。他又问一句：老周你真的不吃了吗？我还说不吃了。他紧接着再问：老周你确实不吃了么？我被问糊涂了。反问道：难道不吃不行吗？这时崔老脸上露出笑容，说没什么不行。遂朝打饭的小个子犯人做个手势脸却冲着大伙说：分了吧。就见个个脸上都绽出喜色，刚才盯我的众多目光又呼啦啦转向了小个子犯人。这时小个子犯人已雷厉风行遵照崔老的吩咐着手分我那份饭了。分饭的过程我两眼瞪得圆圆的，惊诧不已，不是我初来乍到少见多怪，而是这过程实在离奇，那不是分一份粗劣的饭食，是在分金、分银、分珠宝。小个子犯人将窝头按照犯人的数目掰成麻雀蛋大小的小块，一块挨一块摆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接着再用一块瓦片将咸萝卜条切成同样数目的小块，摆放在每块窝头的前面。之后小个子犯人退后几步，仔细端详着各份额是否分得均匀。不是尺卡秤量，手眼操作自然会出现偏差，于是他就再做比较，从大点的掐下些补充给小点的。调整过后再退后端详，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方把眼光转向崔老。崔老又向大伙征询：可以了吧？一个浓眉犯人朝大伙挤挤眼，说句：爷俩比鸡巴一个吊样哩。大伙一齐笑了。崔老说拿吧。大伙就各自拿一份丢进嘴里，香甜地咀嚼着。但这并没完结。接着又分玉米粥。分稀不及分干的方便，大伙拿出刚舔净的碗，一拉溜摆在木板桌上，小个子犯人用小勺将粥舀进每只空碗里，分过一轮后尚有些剩余，接着再分，这次就是半勺了。分完后小个子犯人将空碗递向崔老，崔老说你舔了吧。小个子犯人脸上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神色，极其神速地将舌头伸进碗里舔将起来。事实上别的犯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受用了自己的那一份。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入狱头一天所见的一幕。

这一幕令我不寒而栗，也令我震惊与困惑：在这个罪恶之地，在这些犯了罪的人中间，为何能如此自觉而严格地遵循着一条公平的准则？须知这一切在狱外世界里也并非被所有人认同与施行，更不会做得如此一丝不苟。总之，这是我在监狱这所大学里上的头一堂课。

“28611起来！”

我是在梦中被人吆醒的。都说犯人在狱中的头一个夜晚无法入眠，而我在经过一番辗转反侧后竟睡过去了，还居然做了梦。看来嗜睡和多梦是注定要伴随我一生了。我是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说法的。白天冯俐不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担心她不知道我已被捕仍将写给我的信放在传达室里，这将对她不利。我就在梦里见到她，但没对她说起信的事。而且连自己被逮捕这一事实都忽略了。我和她一起爬山，山很高很荒凉，光秃秃一幅冬天景象。冯俐在我的前头，她爬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把我拉下一段距离。她停下脚，回过头朝我招手，让我跟上，我很焦急，很想立刻撵上她，可觉得两腿像绊了绳子，怎么也迈不开，这愈发使我焦急……我十分疑惑的是在我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这个梦境竟然无休止地重复，不断地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爬山，又总是行进艰难爬不上山顶……

“28611起来！”

我睁开眼，只觉得满眼陌生。这是在哪里？是谁喊28611？28611是什么玩意儿？狱灯亮着，显得比白天亮些了。屋子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直到我看到那位姓庄的管理员（他的姓是崔老告诉我的）和一名提盒子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敞开的铁门处，我梦游出窍的魂魄才回归于身。这是提审。白天崔老已经提醒过我：这座看守所习惯在夜间审讯，新来的犯人又大都在当晚初审。崔老说知道这规律很重要，否则黑下冷丁被持枪的警察拉出去会以为要被秘密处决。也确实有犯人不知底细被吓傻了的事。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弹起，又跳到地上，从一双挨一双的鞋中间认出自己的那双穿在脚上。监房里极其安静，这么大的声响都没使睡在炕上的犯人动一动。好像炕上摆着的不是活人而是一拉溜僵尸，这景象使我惊惧不已，使我不知所措。走出牢房门，铁门在身后关闭。

我的管辖权即刻从管理员移交给武警战士。他押着我从走廊走到院子。头一个感觉是冷，出奇的冷，冷得浑身打战。我立刻后悔没穿那件带进狱中的呢子大衣。大衣是考入K大后回家过第一个春节，临走时父亲把它披在我的身上，说北京的冬天冷用得着。今早当我知道将被逮捕晓得今后确实用得着便穿在了身上。这一着使我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劳改时光中大受益处。因头一次受审我不晓得去审讯室的路径，而且按规定犯人不能走在押解人员的后面，我只能依照武警战士在身后发出的“向左”、“向右”的口令，在一幢幢房子间穿行。这些房子大都有灯光溢出，我知道皆是监房。监房里的长明灯如同它的名字永远明亮，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却亮亮堂堂。深夜的牢狱大院寂静无声，人间的凶险地竟似温柔之乡。说起来世事真是荒诞不经，可叹又可笑。就这么我在武警战士的口令下一步一步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是一幢独立的平房，里面坐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一个四十几岁，圆胖脸，胖人显和善。他是审讯员。另一个二十刚出头模样，是书记员（他们的职务分工是审讯后知道的）。

进屋后我站在地中间，他们不理不睬仍旧看桌上的材料，就好像眼前没我这个人。我不知所措，时间愈久心里就愈慌。不知过了多久，五分钟？十分钟？圆胖脸审讯员才抬头打量我一下，然后指指我身前的一把椅子。我会意，走过去坐下了。

心弦放松后我才觉出屋里很暖和，原来屋角生着一只火炉。暖和使我想起押我来的那个武警战士，他没进屋，留在门外站岗。为什么不让他进屋里呢？他穿得很单薄，站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肯定会冻得够呛。我想着实在不该我想的事情时审讯就开始了。审讯员先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声（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叫你必须答到。我说是。他说周文祥。我说到。他说周文祥你已经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批准逮捕，希望在案件审理期间能很好地配合我们，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听明白了。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一下子想起崔老白天口中念叨的那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话虽不是冲着我的，可我明白是说给我听，对这话他没做诠释，含义却一清二楚。我心领他的好意但并不觉得可取。起码对我如此。我很清楚自己的问题，说我是反革命完全子虚乌有，我不认为有什么罪，无罪便无须隐瞒什么。坦白和抗拒都谈不上。

审讯正式开始：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他们的年龄职业政治面貌？

父亲周峻青，五十八岁，在烟台当店员，群众；母亲周彭氏，五十六岁，理家，群众；大哥周文起，二十八岁，工人，群众；二哥周文来，二十六岁，工人，群众；姐姐周文娟，三十二岁，教师，共产党员；弟弟周文吉，二十岁，在校学生，共青团员。

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职业、政治面貌？

大叔周峻山，原籍务农，群众；小叔周峻杰，原籍务农，群众；大姑周峻英，原籍务农，群众；大姨焦彭氏，原籍务农，群众；小姨彭玉敏，军人家属；舅舅彭玉泉，原籍务农，基干民兵。

个人履历？

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后考入K大学。

婚姻状况？

未婚。

未婚妻状况？

我诘住了。眼前现出冯俐俏丽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针扎了一下，随之一抹悲伤惆怅的思绪从心底泛起，扩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限的，朋友、恋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阶，各有各的位置。应该这么说吧，在大学的三年间我和冯俐的关系是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登，去年春节期间各自将对方的照片带回家让家人过目，双方家人俱表示赞成，而且我俩已将明年的毕业分配与今后的婚姻联系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的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我成了现行反革命，成了阶下囚……

我没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开始交待你的问题。审讯员说。

开始了。我在心里说。

开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审讯员说。

如实交待问题，这样才有出路……我在心里默念着审讯员的提醒，对这种提醒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反右初期的大会小会帮助到打成极右后的大会小会批判，这种话我听得多多，可谓如雷贯耳，有苦口婆心者说得情真意切，有恨铁不成钢者说得义正词严，于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沦为阶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为我指“出路”……

是。我说。

你说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审讯员目光霍霍地看着我，书记员也抬头紧盯着我。

我被问愣了，瞪大了眼。本来对审讯我是胸有成竹的，这几个月来，我的问题就像庄稼人捣粪似的被捣来捣去，早已烂熟于心，不怕问。但是……

说说这三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答不出，心里充满疑惑：这三天怎么啦？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单单问这三天？他这么问，就证明了这三个日子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可我一下子无法从过去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三天干了什么。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着的扑克牌，我做不到按别人的要求从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或者几张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回答？审讯员问。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实话实说。

审讯员的脸绷了起来，很白皙的面皮在灯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个白萝卜在碗里蘸了酱。

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实话对你说了吧大学生，我们是不怕你不交待问题的，当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们也不能放，不放就老关着，老关着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尽管不富裕，可打扫一下囤子底，也够关你一辈子吃的。我说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我说明白。

他说明白就赶紧交待问题。

我说您问的是哪几天的事情呢？

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终摇了摇头，说：这几天我真的没办法记起来……

记不起来了？那就好好回忆一下，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审讯员说着看看表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开始回想。什么叫开动脑筋绞尽脑汁？我这时就是。我没有抵触情绪，当了犯人，接受审讯是天职。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断定这三天与我的问题肯定有重大干系。因此必须认真回忆，做出回答。于是我苦思冥想，边想边默念着那三个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过于紧张，也可能是回忆不得要领，到审讯员掐灭烟头时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我听出他的话音有些冷，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关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说不知道完全是胡说。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孟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时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往食堂里去，看到范、孟两书记和我在走廊里的阵势自会猜到几分，也不显多少惊讶。反右斗争也使大家都经了风浪，无论再出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我说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我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赶紧找一个茅坑蹲下。我不否认我对范、孟两人说拉肚子是说谎，问题是一经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欲望。是拉稀？拉稀是我们那儿形容人遇到危难事的怂包形状。我不由感到沮丧和自卑。大难当前我一下子窥见了自己那一缕懦怯的神经。哈，怂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这嘲弄完全是为自己壮胆。拉稀归拉稀，但我却没忘记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销毁“罪证”。我从门缝向外瞅瞅，范、孟两人没跟进厕所，我便赶紧行动，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起来的信纸。这信纸是冯俐写给我的，自从我被定为极右派冯俐不断地为我鸣冤叫屈，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为此受到她所在外语系党组织严厉的批评，警告她如不和我彻底决裂将步我的后尘。我自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不能让她和我毁在一起，便提出与她断绝恋爱关系，分道扬镳。她非常固执，既不理睬系党总支的警告也不采纳我的忠告。我拒绝与她再见面，她就不间断给我写信，放在传达室窗口等我取。平时收到信看过便销毁了，只有最近这封还保留着。我将冯俐的信撕碎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释。我被范、孟两书记带出宿舍楼天还没完全亮，东面天空透出的青光与宿舍楼窗子透出的黄光融合一处，这是我熟悉的校园晨光。

可今天这校园晨光让我感到光怪陆离，感到充满欺诈和险机。气温很低，尽管我已经像有经验的犯人那样将几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还是冷得不行。校园里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练，有的走向食堂吃饭，一切俱与往常无异。朦胧晨光中没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后面的范、孟。我一路向大办走去，就像我在为范、孟两人带路。从宿舍到大办大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虽短却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路程。什么叫穷途末路？这就是。也许那时我的精神已经麻痹，整个人已变成了无魂无魄的行尸走肉。快到大办楼前时我兀地感到了紧张，是紧张不是恐慌。我看见有几辆轿车停在空地上，周围走动着许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认出他们是学校保卫处的，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们曾扮演“激奋的学生”卡过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认不出他们的脸却能认出他们膨胀着强蛮的形态。现在他们已用不着扮演什么了，已堂而皇之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向我包抄围拢。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说。一束手电的强光就刺在我的脸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后来手电光熄了。交给我们，一个粗嗓门说。范、孟两人立刻转身走了。校园晨光下他们走得飞快，就像叫鬼咬了脚跟。我被保卫人员带进二楼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我推进房间便在外面把门关上。屋里亮着灯，我看见一个人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眼光相碰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反右斗争使我们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人都小有名气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动力系的助教黄斌。学校右派泛滥成灾，情况又各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师，成了右派我也没忘记师道尊严，我叫一声黄老师。他点一下头没说什么，似乎不愿与我说话。祸从口出这一被印证的真理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大加防范。我也住口不言。屋里很静，静得惟听见电流烧灯丝的咝咝声。不久我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校办秘书潘林。潘是校编委，我和他认识，我断定那张“有事到大学办公室一谈”的字条是出自他手。而看见我他并不打算和我“一谈”，而是用平淡口气问句：周文祥最近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我说一直在考虑。他说桌上有笔有纸，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心里纳闷，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这儿写思想汇报呢？我说我前天刚把一份思想汇报交给系党总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烦地说，叫你写你就写，这份汇报材料是学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写了。这时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写汇报是假，把我安抚住是真。果然，我刚在纸上写了一个“思想汇报”的题目，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很重很凌乱，是皮靴在水泥地上发出的铿锵声。我的心往上一提。门被推开，拥进三个穿蓝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这就是周文祥。一句话又完成了一次交接。两个警察走到我跟前一个扭了我的胳膊，一个从文件包里掏出逮捕证，向我宣读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这时我已经对逮捕有足够心理准备，可一听罪名我的头就轰地一声炸响，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惧怕的罪名，能招致杀身之祸。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铐是什么时候铐上了我的手腕。紧接着便是搜身。一个警察将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扬手丢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弹了几弹掉到地上。看着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从中来。我意识到学生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与逮捕判刑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我还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心。他们又将我里里外外乱摸一气。摸出的学生证、借书证、记分册、指甲钳、零钱及饭菜票等胡乱丢在桌子上。最后又抽下我的腰带，同样丢在桌子上。他们做这些“老本行”事情时显得十分的熟练，三下两下就完。搜查完毕两个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尽管我手提裤子十分的狼狈，可我没忘记和黄斌老师告别。但黄垂着头，不肯响应。

我被押出办公楼天已经亮了。正是学生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校园空荡荡的。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楼前台阶下待命。向我宣布逮捕的那个警察拉开车门，把我推了进去，他也跟着上了车。车里已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穿黄军装的武警战士。警察和武警战士将我夹在后座的中间。警察又将他的文件包盖在我的手铐上。车开了，我看见是开向西校门。说来也真是一种讽刺：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小轿车；头次坐要去的地方就是监狱。车向前开，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奔走，有的是去食堂吃饭，有的是吃完饭从食堂出来。这时我不禁又想到冯俐，想到平日里我们相聚食堂时的美好时光，我十分渴望她能行走在路上，让我在离校之前见上一面。尽管我知道这个机缘的概率很低，可还是将热切的目光盯向车外。路上的学生见轿车开来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这时我突然明白警察为什么要将文件包盖住我的手铐。欲盖弥彰。我脑子里倏地跳出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像一颗肮脏的果子被人强塞进我的口中，恶心之极却又必须吞咽下去。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逮捕我恐慌过畏惧过痛苦过，那么这时占据我内心的已经是深深的厌恶与憎恨了。当西校门现于眼帘这一刻我想哭泣，我想号啕大哭。我热爱K大，无比珍惜我的大学生活。但这一切都随着车出校门离我而去，这一切将永远离我而去。今后只能存留在记忆中。但是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只要我尚有自由的一天，我就要回到K大校园，而且我要从这西校门进来。

这就是我离开K大时心中所想，无讹无妄。尽管这一切我记得清晰，但却无济于事，这不是审讯人员指定的日子。他们要我交待的是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个日子。其实我也知道这不是一道无解的题，有解在我的日记里。日记里记得很详细，只要翻翻日记……可我的日记不在身边，它仍然在我床下的书箱里，还是已被公安局的人搜走？我不得知，也无从得而知。为此我向崔老请教。崔老说被捕后搜查是必不可免的，日记这类重要证据肯定已落入审讯员手里。我问能不能向审讯员讨回看看。崔老摇摇头，说有句俗话叫：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我还不明白，问既然日记在审讯员手里，为什么还问我哪天哪天都干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不会自己看？崔老笑了笑，说连这也不明白可真是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经崔老的一番点拨，我像被启蒙的学童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我晓得无论如何要把那几个日子回忆起，然后再一五一十向审讯员交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态度好，才能证明我对自己的问题是“竹筒倒豆子”（这是审讯员的口头禅）。于是我想啊想，一天到晚就像灵魂出了窍。一次放风结束我竟怔在那里忘了回牢房，挨了管理员的训斥还不知为了哪一桩。崔老见我这般失魂落魄又继续点拨我，他说凡事离不开常理……如果一个人将钱币什么的东西失落在沙滩上，怎样才能寻得回来呢？我想想说：用手扒。崔老说再好好想一想。我想起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庄稼人用筛子筛粮食。对，用筛子筛。崔老说对了，用筛子筛。我问时光也可以用筛子筛？崔老说这是自然。他说你记日记其实就是筛一天的时光，重要的事情留在筛面上记下来，不重要的从筛孔里流失去。他说你现在要筛的不是一天，而是好几个月，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崔虽说得玄妙，却给了我启迪。我觉得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种回忆方式。我想应该选择某个尚有记忆的日子为基准，然后沿着这基准点往后回忆。说是筛筛子也好，说顺藤摸瓜也好，都差不离。有了这种想法我很是兴奋也变得从容冷静。我很清楚今后我面对的审讯将十分艰巨，决不会只说清楚那三天就万事大吉。绝不是。我须将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拨拉着给人家看，而通过这种全面详尽的回忆，事实上就是为下一步的审讯做准备。当然由于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即使这般的“天网恢恢”也难以做到“疏而不漏”。事实也正是这样的，我想起一些完整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片断，一些细枝末节。为防止再度遗忘，我将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应记录在纸上，没有选择没有取舍，包括全部。这样记下来的东西看起来杂七杂八零零碎碎，就像搬家将家中的坛坛罐罐一应的东西全堆放在大门口。

——五月里我首先能记起来的是四日。五四青年节。星期六？不错是星期六。天气很晴朗。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她换了件灰蓝色列宁服，很精神。从她的装束我想起昨天她告诉我今天去参加中国青年欢迎伏罗希罗夫的集会。我说你去吗？她笑了下说去。她说活动完了去王府井。我问去不去书店。她说去。我说去就替我买本汉俄小辞典回来。她说行。这时走来了程冠生。程说你们小两口在唧喳个啥呢？好不好公开公开？冯俐说去去去，再胡说八道就不理你了。都笑了。冯俐又问程要不要捎东西？程说罗锅子上山前（钱）上紧呐，口袋空空买个屁！我说要屁好说，立马就给还是热的。冯俐瞪我一眼说别恶劣。喇叭广播了，说参加集会的同学吃过饭立刻到大办（大学办公室）楼前上车。冯俐说我走了。

各系都贴出纪念“五四”活动告示。中文系的活动很出新——修广场。由系总支书记范宜春带领。他的即兴动员很有感召力，说广场是民众和民主的象征。广场没有台阶，人人平等。

K大的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意义深远重大，我们要发扬五四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范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下午中文系在大教室讨论《长生殿》，我有兴趣，早早去了。《长》剧是清初戏剧家洪昉思的杰作，它描写的是唐代君王李隆基和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对这一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等，三年前中文系已进行了一次讨论，但当时对展开学术讨论的精神领会不够，讨论不够实事求是，效果不太好，也没能继续讨论下去。这次讨论是学校第四次科学讨论会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纳入了中文系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鸣放的活动中。讨论会由吴宝中系主任主持。首先是徐宏仁、周永昊两位青年教师宣读了他们的论文，题目是《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观点是：《长》剧的主题歌颂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挚爱情，特别是颂扬了杨玉环的痴情。作者认为尽管作品中暴露了帝王宫廷的腐败生活和封建王朝颠覆前的昏庸景象，也表现了郭子义、郭从瑾、雷青海等人的爱国感情和民主思想，但却不能把这些思想内容提升到作品的主题思想地位上来。之后展开讨论，发言者很多，观点各异，可归纳为：一，洪昉思所以写《长生殿》是基于被李杨爱情故事所感动和作者所处的动乱时代，因此不能把作品的爱情描写和它的社会意义分割开来；《长》剧的主题不能单用爱情来概括。二，不能孤立地看爱情而忽视了社会意义，性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李隆基是个色情狂，而杨对李则是不得不“爱”，否则便要被打入冷宫。三，认识洪昉思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重要，对理解《长》剧的主题有帮助，洪昉思写《长生殿》是要借这个故事抨击当时的社会，因此首先应从思想意义上来理解《长》剧的主题思想。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折中调和的观点，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完全强调社会意义不适合，完全强调爱情也不适合。二者俱备，尽在其中。整个讨论的过程很热烈，发言很踊跃。争鸣气氛浓郁。最后吴主任做讨论会总结。他认为讨论会争鸣得很好，希望今后能继续争鸣下去（“争鸣”成了最时髦用语）。

晚饭去食堂的路上遇见程冠生，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长生殿》的讨论会。他说S大的一个高中时代的同学来找他，我问是不是来过几次的那个姓葛的小个子。程说是。我对葛小个子没好印象，对程说没必要和他搭连。程说他来是想告诫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可轻举妄动，也是好意。我说你对此怎么看，程说我仔细研究了《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发的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觉得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所说，经常批评自己，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缺点错误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常常是随着彻底的自我批评而来的。他说我觉得不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中央的铮铮言辞。我说中央这次整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克服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其诚意是毋庸置疑的。

吃饭的时候找到冯俐，我问她看没看清楚伏罗希洛夫，她说看得很清楚。她说没来得及去王府井，书下次上街再买。我约她饭后到湖边走走，她说今天不行，系团总支有活动。我问什么活动，她说具体不知道，但肯定与整风有关，也许是研究团总支如何配合党总支的工作吧。我说程冠生一个在S大的同学来告诉他整风中不宜轻举妄动，你在团委应注意控制一下调门，别当出头鸟。她不以为然说咱光明正大襟怀坦白怕个啥？我说这也是。她说明天星期天想去民盟宿舍看舅舅，问我去不去。我哏都没打说去。因冯俐的舅妈菜烧得很好，每回去都能打打馋虫子，这对我很有诱惑力。她笑了，说一天跑一趟你的小腿也是溜溜的。我说对。

星期六晚上照例是舞会。大食堂里将饭桌往两边一拉，舞池就出来了。因今天是青年节，舞会也是节日的庆祝活动之一。人到的很多，大多数是学生，也有部分青年教师。乐队奏响之后，我立刻奔到冯俐面前请她和我跳第一曲，我知道动作稍慢她就不属于我了。我俩跳舞很协调，动作也规范，从大学一年级我们便是舞伴，开始仅仅是舞伴，后来又多了一层比舞伴更亲密的关系。一曲终了，我意犹未尽。当乐曲再起，冯俐便被别人“抢”走了。尽管我知道自己没有独占她的权利，但心里还是悻悻的。待发现将她“夺”回的可能性不大，便离开舞场回宿舍了。

——五日星期天起得晚些，和同宿舍也是同班的黄伟、董建力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路上黄伟说他听到一个消息：中央高级领导人周、邓、彭分别到几所名牌大学做了整风动员报告。彭还在清华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形势转得很快，整风鸣放是大势所趋。国家高教部受到中央的批评：只抓教学不抓整风。我问消息确实么？黄伟说不知道。

董建力说不论确实不确实，以K大的状况看和上面的精神是牛蹄子——两半儿。我说新事物需要有个过程。正吃饭时校刊编辑姜池走到桌边，催要前几天向我约的文章，说下星期二发稿，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交给他。我说来不及的。姜池说今天上午可以赶赶嘛。我说今天有事要外出。姜池不依不饶，说小周你是校刊的中坚作者，校刊一向待你不薄，关键时刻可不能袖手旁观啊。我问啥叫关键时刻？他说这还用问吗？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党整风，校刊要起号角作用，我们对你这篇文章期望很大，你现在退缩不是要我的好看么？记住，下午两点钟我去你宿舍拿稿子。姜池怕我再和他扯拖，说完就抬腿走了。我很为难，站在食堂门口等冯俐。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她星期天是从不吃早饭的，只好到她宿舍去找。正走着碰见她同宿舍的鞠燕，就让她带话给冯俐说不能和她一块去了。

上午在宿舍里写稿，题目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

中午姜池来将稿拿走。

下午？睡觉。

晚上在礼堂看电影《不拘小节的人》。

——星期一头节课是哲学。去教学楼的路上遇见四班的吕浩明，吕是校刊的诗歌作者，常有作品刊出。他显得神采飞扬，对我说他联络了中文系一些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同学，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名字都起好了，叫“绿叶文学社”。他说希望我能参加。我说我考虑一下。他说这还考虑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说没有。他说既然没有就应该有所作为，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是造就人的时代，良机不可错过啊。我说以后再说吧。他说别以后再说，星期三开筹备会，你一定要参加，参加了才好安排职务。我说我不要职务，我的事情挺多。他笑笑说你说的事情还不是谈恋爱？现在可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时候呀！胡适曾送他弟子一句名言：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我也送你一句：少谈点恋爱多有点作为。哈哈。

他的话让我挺不舒服，便不再说什么。快到教学楼时看见楼前告示牌前挤满了人，我心想会有什么重要消息呢？我快走几步，到近前时见从人群里挤出来程冠生，我问他贴了什么。他说是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的通知。我吃了一惊，问：是真的吗？程冠生说白纸黑字还能假。

这时我想起昨天黄伟说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评的传闻，现在看可能是真的了，这不学校开始行动起来了？我说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程冠生点点头说看来党中央是痛下决心了，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央开始从根本上抓起了。

前脚回宿舍，后脚姜池就来了。不上课宿舍里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里，对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领导认为锋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误解。我问哪些地方锋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说也许大概……我领会领导的意思是可以阐明整风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为主地对“K大三害严重”做导向。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连校党委都下决心停课整风了，而以“号角”自居的校刊却畏首畏尾，这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我对姜池说把稿子还我吧。姜池从口袋掏出稿子递给我，说快些改，还是中午来取。我说别来了，改了我送过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

中午收到家里来的信。

午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最近食堂将菜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三类，学生吃什么买什么。从买菜的情况可看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只要和我一起吃饭，冯俐大都是买一份甲菜，有时还买甲、乙两份，甲菜是买给我吃的。吃饭的时候我问怎么早饭时没见到她，她说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赶回来上课，不料停课了。早知这样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赶。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她说她也感受到了。我问她舅舅那里的情况。她说舅舅对帮助党整风还顾虑重重。我说民主党派历来胆小，口头上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实际上一直是捧着蛋子过河——提心吊胆。冯俐吼一句又恶劣！我朝她做了鬼脸。她又说恐怕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告诉她家里来信了，问暑假能不能带她回去住几天。她笑着摇摇头。我说丑媳妇早晚也要见公婆。她扬手捶我说不害臊，谁是你媳妇呢。我说现在不是早晚会是。她说那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我继续动员她，她说你家里人的态度诚恳么。我说那当然，不信你看信。她说态度诚恳尚可考虑。见她答应了我很高兴，说同意了我就写信回去，可别到时候又变卦啊。

她说你急乎什么呢，离暑假还有两三个月呢，再说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仅她不能随我一块回家，连我自己也没回成）。

下午参加班里的整风座谈会，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孟广琦主持。这是我们班的首次整风座谈会，同学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参加，到得很齐。孟广琦读了《人民日报》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念完后以系总支的名义做动员，他的态度很诚恳，特别讲到希望同学们对他本人多提批评意见，一不要有顾虑，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证决不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孟是江苏人，考入K大时就已经是党员，因此顺理成章的当了系里的干部。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又老觉得自己是干部自觉不自觉在同学中拿架子，威信不高。听了他的动员我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说“不打击报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击报复的权力？只取决于用还是不用。孟讲完话之后冷场。我的同位卜东方悄声问我发不发言。我摇摇头，问他发不发。他说发言就像喝酒，得有个气氛，现在这种气氛能有情绪发言？还冷场。陆续有人离开教室。我心想这开场锣怕敲不响了，也蠢蠢欲动。卜东方说新闻系的一个专题会也在开，估计会热烈，问我想不想去听听。我说去。卜说别一块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闻系开会的大教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座位满了，后面也站满了人，我和卜东方努力往前挤，挤不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后面听。正发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鸭嗓。他说在肃反中我被斗了三次。我听了一怔，原以为新闻系的鸣放不外乎新闻原则和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却不是。拐出去很远，就留心听下去：他们说我有反动历史和反革命罪行，这些都是积极分子们像创作小说一样苦心的构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来的。党委就根据这些创作成果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险些使我进到监狱里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问题才弄清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平反了，党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样道歉的呢？党委派一个姓陈的干部把我叫到一间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党委肃反没有经验，让你受了委屈。说完这句话又提高了调门，说不过你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嘛，否则为什么不斗争别人呢？（笑声）听听这是一种什么腔调？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斗争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了我的检举材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小说。小说情节是一九四九年在长沙中学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我们几个爱好钓鱼的同学常一块溜到江边钓鱼。（笑声）我向组织提出销毁这份假材料，组织上却不同意，说这些材料不作为你的历史资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废或者销毁。真是奇怪的逻辑。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什么不销毁？不销毁就说明有保存的价值，是不是想留着下一次运动来再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希望系党组织能给予答复，否则这次整风运动中我无法轻装上阵……接着是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发言，他同样以肃反为话题，说肃反在K大搞得热火朝天呀，结果把数学系的许多教授搞走了，我们新闻系的许多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中写了七次检查不过关，因为我用一张旧画报包书皮，画报上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这点不放，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新闻系的许某人是条棍子，东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汉，而是儒林小丑（笑声）。

和卜东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谈会会场，有人在发言，记不清是谁了，发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实质性发言，是表态，说些整风伟大要踊跃参加之类的话，后来就散会了。

晚上和冯俐约会，坐在湖边长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边人很多。后来云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当时我对冯俐说的一句自以为很有诗意的话：人有时是需要黑暗的。当时我真觉得黑暗很好很温馨。

——七日？这天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糟糕，日子断线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断桥边，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见彼岸的路径在何处。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须把断了的线接起来，从断桥上走过去，否则……如果具体事情记不起来，能不能有一个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学校、中文系和我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学校系里不外乎以各种形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个人不外乎……

炉渣渣

二


周大学——

是喊我。我睁开眼，见崔老正看着我。我问崔老有事么？崔老说轮到你了。我一时不解，问什么轮到我了？崔老伸手往房顶的一扇小窗指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轮到我晒太阳了。

来的当天我发觉监室只有门没有窗，事实上是我没有看仔细，在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方很小的天窗，晴天时太阳可以从这扇小窗照射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随着太阳在天空的移动，这道光柱也在监舍里移动。对于长期关押的犯人来说，这缕阳光是极其宝贵的，同样也是出于公平的原则，阳光被所有犯人公平分享，依照床铺的顺序依次照耀，而现在轮到了我。我是刚进来的，对这点可怜的阳光并没有多少热望，可我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陈规”，走进那缕阳光中。

周大学，暖和了吧。一个犯人问。

我点点头。

周大学……

周大学？我边晒太阳边琢磨这个蹲监后新得的外号，觉得苦涩而有趣。这个外号是一个外号“将军”的犯人给起的。这里的许多犯人都有外号，情况与学校里差不多。不同的是学生们起的外号趋向于戏谑，努力从人的缺陷与弱处发掘，而犯人们则相反，外号尽量往好里起，显示着对当事人的友好与敬意。“崔老”、“将军”这样的外号自不必说，再如丞相、道长、骏马、员外等也相当的不错，当然个别也有不佳的。那是因为其人行为恶劣所致，比如爱向管理员打小报告的叫“小咬”，爱占人小便宜的叫“臭虫”。叫我周大学自然因为我来自大学，这比我在学校时的外号“花和尚”中听得多。得到这么好的外号或许是我头一天来贡献出来的那顿饭起了作用，狱友对我挺友善挺关照，特别是崔老。记得当天下午饭我依然不吃，大伙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不急于分掉我的那份饭，崔老将我拉到一旁问道：老周，你是不是想绝食呢？我没听懂。他接着说：老周你得明白闹绝食可是头号大傻瓜哩。我说我不想绝食，是不想吃。他一直盯着我，待觉出我说的是实话方松了口气，又说：千万别想不开，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活着出去，不能死。这样死去丝毫没意义，连上帝都对不住。这是有生以来头一个人对我郑重谈生与死的话题，我受到震动。后来我将崔老的忠告奉为“囚人谶语”，才使我得以活着度过二十多年的刑期。

虽短短几日，我已差不多习惯了狱中生活，这是强制的功效。强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一块胚料砍削成想要的形状。我，犯人老周，28611号，笔直站着提着嗓门喊报告；喝了稀饭伸长了舌头舔碗；往马桶里尿尿不出声；学习时打瞌睡放风时望天。这些和其他犯人已没什么两样。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摆进俑阵磅礴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我一缕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狱内狱外进进出出，像一只热锅里的蚂蚁惊恐万状。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入狱之初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相反肉体上却比较消停：不用劳动，坐监是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和放风，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铺盖卷前盘腿打坐。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报纸。这一段时间报上登的多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们犯人在里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猪肉铺地撑得人人打饱嗝，我们仍旧是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一块咸菜饿得要死。大家没有情绪，念报纸的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以迎接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轮到的审讯。凡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这时候的犯人便成为已决犯。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

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

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24号监舍有个姓曲外号“地工”的犯人，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报馆新闻记者，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四十出头，文质彬彬的，他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有叛变行为，本人拒不承认，就一直关着。他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晃着脑袋念念有词：我这事只有少奇同志明白，可少奇同志也不给我做证。真假自然谁也不知，审讯员也不好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落实。

当然不论是哪一种被认定有罪的人都是不肯轻易认罪的，都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否则就不会总结出那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至理名言”了。审讯，无论对于审讯员还是犯人都是一种斗智斗法，许多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残喘。监舍有一名外号马灯（由眼亮而得名）的日本翻译官，据说罪恶累累，死有余辜，他应付审讯的方法是颇具“匠心”的，他交代某年某月他带领日本兵去某地扫荡机枪“点名”多少，步枪“点名”多少，公安人员跋山涉水去调查，当地却没有这桩血案发生。回来再审，他说记错了，是在另外的地方。公安人员再去调查，同样没这回事。他就这么吊着审讯人员的胃口，审讯员想结束审讯又担心遗漏重大的罪证。案子就这么悬着，马灯就这么活着。

前面说过草庙子胡同是一所政治犯看守所。我们24号监房有点特别，历史犯与现行犯人数恰好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狱方的有意安排。当然这是我初到时的情况。后来就打乱了这种格局。与正式监狱相比，看守所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进进出出像走马灯。成为已决犯的犯人走了，新的未决犯人就补充进来，再走再补，像锅炉里的水流循环不已。我渐渐发现，尽管崔老貌似公正，其实对他的同类，“历史”犯要比“现行”犯优待得多，将打饭打水倒马桶等杂务更多的让“现行”犯们干。如我入狱那天为我打饭的矮个子犯人就是个现行犯。矮个子犯人外号叫“大郎”。细想想他这个外号实在起得妙，他不仅身材像《水浒传》里卖烧饼的武大郎，甚至连遭遇也与武大郎极相似。他是个扛活的雇农、光棍儿。土改那年本村有一户地主出于拉拢的目的，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环白送他做老婆。这丫环尚有几分姿色，比得上比不上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不敢说，可她后来招惹出来的事体却与潘金莲没两样，活脱脱个潘金莲第二。西门庆第二乃是本村的头面人物党支书。说起来这党支书可有点非同小可，他比“师傅”西门大官人更有气魄，大官人搞潘金莲还多少有些顾忌，偷偷摸摸，暗里来暗里去。而这支书搞女人却是大摇大摆地进门，又大摇大摆地离去。他让大郎回避，说法是他要审案子，说要从那前丫环嘴里审出那地主还有没有藏匿的浮财，有又埋在哪里。一成了公事大郎便唯唯诺诺不敢放一个屁。于是支书就关起房门挖起了“浮财”。今天挖不出来，改日接着再挖，支书的兴趣不败，挖个不止。审案的说法起初大郎信以为真的，一点也没往歪处想，支书在里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哒巴哒抽烟。支书从屋里出来总是涨红着脸盘，他就寻思是自家女人顽固不化惹得支书生了气，就小小心心地问句：挖没挖出来呢支书？支书就说这娘们忒顽固，改日还得挖，挖不出来决不收兵。支书往外走的时候他还很不过意地说句：辛苦你了支书，辛苦了。后来事情坏就坏在这对狗男女欺人太甚，愈来愈放肆。大郎终于明白了支书的隔三差五进门真正干的是什么。他怒了，想杀了这狗支书，到真要动手时胆子却不够了，就弃了支书杀了他家的牛，将一块石头从牛嘴里塞进去，坠死了牛。杀人事大，杀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杀牛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大郎就顺理成章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监。说起来大郎也真是个窝囊废，黑下犯人睡不着觉就起哄叫他讲经典故事：支书挖浮财。他就讲，且一遭比一遭详细，就好像在讲别人的事。在24号监房里“挖”字已具有一种特有的意义，挖等于审，哪个犯人要受审就说要去挖。受审回来，铁门在身后一关，立刻就有人问句：挖出来了吗？答：挖出个屁！尽管问者答者都属调侃，可说话间监室里每个犯人的心都是不轻松的，很重很重。挖呀挖，当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动机，甚至还要帮别的犯人挖。我已经意识到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挖出来是多么重要。审讯员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问路，是声东击西，事实上他们对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兴趣，早晚都会问到。我必须将自己当着一份答卷精确而一览无余地置于他们面前，而缘于这种认识现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轻松。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无法忘记的，无法忘记的是发生在我和冯俐间的事，纯个人间的事，纯爱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这个日子我便暗自流泪了，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回味着那个日子渗透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感觉，那感觉甜美而神圣，具体而虚幻，细腻而磅礴，如美味的一餐，如酣畅的一浴……啊，我的确无法将此与生活中的其他加以类比，那种愉悦欢畅无可替代也无法言说，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浓缩，我几乎怀疑我仅是为此而生而活。而后来当冯俐悲惨遇难，我便意识到美好时光不再，我的精神为之枯竭，我的身体变成一具躯壳，生命对我已不存意义……现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狱灯昏暗的监房，那可贵的日子（八日）对我又重现意义，它将五月里从记忆中断裂的两处黏合在一起。

——九日早晨我和冯俐一如往常在食堂里见一天的头一面，看见我时她的脸刷地红了，慌乱中将头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样感到羞赧，我走过去低声说句：你好吗？她悄声回句：坏蛋。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嘴里吐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这时她抬头瞄了我一眼，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并没生我的气，她的模样更显得妩媚动人。我心里一阵喜悦，说句晚上见便慌慌张张逃了。

可是晚上并没有见。吕浩明软磨硬泡非要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筹备会不可，我实在推不过就去了。地点在四班教室。参加筹备会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我奇怪平时不吸烟的吕浩明怎么忽然吸起了烟，从夹香烟手指的抖动显示出他心情的激动。他俨然扮演着领袖的角色，连说话也与平常不同，一副首长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之后便讲到这次筹备会的主题：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个文学社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希望参加筹备会的同学能发扬红军长征时曾发扬过的播种机精神，在同学特别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中间进行宣传发动，让更多的同学参加到社团。吕浩明说到这里做了一个革命导师列宁惯常的讲演动作，伸出手臂身体前倾。吕浩明讲得很多，可我已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他讲完许多同学也开始发言，调子与吕基本一致，特别是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讲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三班一个同学说成立社团使其在整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作为一个组织就不是儿戏了，前车可鉴，例如几年前的那个高饶反革命集团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旦成为某某集团，问题的性质就非同一般了。吕浩明反驳说这种类比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无论高饶集团还是胡风集团都属于反革命性质，是与共产党对立的，而我们的社团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组织，两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成吕浩明的观点，尽管对高饶胡风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对我们学生自己的心情是了解的，我们确实是希望党能够通过整风变得更好，也确实希望能在这次运动中助党一臂之力，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谈了我的看法。吕浩明带头鼓了掌，并夸张地冲我微笑。这种过度的姿态使我很不舒服。接下去是讨论社团章程，章程草案是吕浩明起草的。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有关章程的条文以及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记不清楚了。之后是协商社团成员名单。今天参加筹备会的同学都是发起者，都有资格成为《绿叶》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关键是社长人选。有人提吕浩明，有人提我，还有人提庄霞。这时吕浩明很紧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那一刻我真有点可怜他了，为早一点使他安心，我说社长还是让吕浩明干吧。列举了一些理由。我说至于我，一贯自由散漫是不适合做领导者的，做个普通社员足矣。庄霞也提吕浩明干社长。我和庄霞态度明朗了，原先提我俩的人也转向吕浩明。这样与会者的意见趋于一致：吕浩明干社长。吕浩明谦让了一番便接受了。转而提议由我和庄霞干副社长。我不晓得庄霞的推辞是出于诚心还是做一种姿态，反正我的推辞是真心实意的。但结果还是我和庄霞干副社长。其余与会同学都是理事。最后社长吕浩明说力争在下周召开文学社的正式成立大会。散会时已过熄灯时间，与冯俐的相会彻底告吹。

——十日早晨在食堂见到冯俐，她说今天要去舅舅家，舅母病了，舅舅单位整风正紧，不能请假照顾舅母。我说咱们学校的整风也到了高潮，这种时候离开领导和同学会怎么看？会认为你是在逃避运动。我说出来的是这番话，没说出来的是舍不得她走。她说她不是没想到这些，但无论如何舅舅家的事她不能不管。她又说她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学校少了她一个整风会照常进行，况且到了舅舅家还可以温习功课。我了解冯俐，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孩，她认准的理儿谁也劝不动。我问能在舅舅家住多久，她说那得视舅母的身体状况定。我问是否向系里请了假，她说请了。我抱怨说你是把一切都办利索了才通知我呀。她笑了，笑得很调皮。我说我可以去看你吗？她说想去就去没人拦。我叹了口气，说小冯你现在走可是害人不浅哩，我心中的火焰……她打断说现在把火焰浇熄了好哩，省得烧出什么毛病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可心里仍不情愿，我心里渴望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洗礼，我渴望这两者都轰轰烈烈，否则便会辜负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上午中文系召开整风座谈会。气氛比上次热烈了许多。会议开始不久，学报编辑姜池把我叫到外面，让我赶紧把上次那篇稿子找出来给他，说领导认为根据目前形势已可以发表，无须修改。我有些不悦，说稿子叫我撕了，没有了。姜池知道我是说气话，赶紧向我道歉，又连说带哄地把我往宿舍楼拖。看他那副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把稿子找出来给了他。我重新回到座谈会现场。这时同学们发言更踊跃了，一个接一个，提出的问题也尖锐起来。如学校和系党组织宗派主义严重，只注重斗争不注重团结；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治校；党委对党员和群众不一视同仁，遇事有双重标准；党委整风劲头不如肃反劲头大，当年上面一提肃反下面雷厉风行，现在上面喊破嗓子下面耳朵里像堵了东西。也有的同学给班级里的某些党员提意见，认为党员在思想上高人一等，有的刚入党就换了一副面孔。也有人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在肃反中不明不白地挨整，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入党入团等。最后主持会议的范宜春书记做总结，他说今天的会议令他振奋，是整风运动在K大中文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下午？做什么已记不清。

晚上姜池又来宿舍找，未开口我就知道还是为那篇稿子。果然，他首先表示道歉，然后又说领导的意见是将文中某些句子做些修改。我十分生气，但压住火气，我问这些句子有什么不妥？姜池说他认为没什么不妥，只是领导有领导看问题的角度。经姜池这么一说，我顿时豁然开朗，说到底领导对整风还是心存戒备的。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我这么想时就决定收回那篇稿子，可又怕说收回姜池不还我稿子，就说把稿子留下来，看看能不能修改得了。果然姜池迟迟疑疑，说可否由他改动一下，我断然拒绝，说文责自负嘛。他这才把稿子给了我，千叮咛万叮嘱一定今晚把稿子改好，明早在食堂交给他。我说行。姜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气得不行。这时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样是否过于激烈？和平时一样，每每心中有了疑问便会想到冯俐和程冠生。冯俐已去舅舅家，只剩下程冠生。程冠生的宿舍在上一层楼，我上去把他叫到走廊，把稿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他听了也认为校报领导岂有此理，说不发算了，何必和他们啰嗦？我说我不想算了。他问你想咋？我说姜池在宿舍里几进几出，许多人都知道是为稿子的事，稿子如不面世，大家会以为我写了什么恶劣文章。程冠生说你还是想发表。我说不是发表是抄出来贴到校园里。程冠生显出惊讶神色，说这做法可有点惊世骇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或许是受了伙房每月公布账目的启发，流水账贴在墙上一目了然。程冠生想想说这可不是伙食流水账。我问有什么不妥？程冠生说妥不妥得看稿子内容。我就把稿子交给程冠生，程冠生走到电灯下看起来，看完后他思忖一下，说从目前形势看，应该说稿子没问题。他再重复一句：应该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么看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教室里抄出来。程冠生问要不要我帮你。我说欢迎。我俩就一块去了教室。

——十一日。开早饭前赶到食堂大门外，我和程冠生把昨晚抄在纸上的文章贴在食堂的告示牌上。那时天不大亮，再加上心情有些紧张，将纸贴倒了，发现后又揭下来重贴（后来我一直想这不应当有的差错有着某种预示性）。贴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回宿舍不值当，我和程冠生商量一下，就后退到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等。我们想观察一下同学们发现这张大字报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尽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张大字报将对全国的大鸣大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心情还是颇为激动的。在我们的等待中东方渐泛光亮，校园有了声响，不久三三两两的学生向食堂走来。我和程冠生窥望着，许是光线依然太暗的缘故，开始的几拨人没有发现大字报，径直走进食堂。我不由暗暗着急。如同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忽视一般。又过了一会了，天大亮起来，往食堂来的人已络绎不绝。终于有人发现了贴在告示牌上的文章，是个高个女生，开始也似乎没怎么留意，只是朝告示牌随意一瞥，两腿仍向前迈动，可陡然间停住了。随之，返回到告示牌前，看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招人注意，拥向食堂的学生也留步在告示牌前，看起我的文章。我像终于完成一桩大事般吐了口气。我和程冠生绕过人围走进食堂，竟没有人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天的早餐过程，横空出世的大字报是所有就餐学生议论的焦点，我感到自己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人们从四周向我投来目光，指指点点，我承认那一刻我有一种名人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既生疏又美妙，如同吗啡注射到身体中。只是这快感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便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个人就是校报编辑姜池。他走到我的桌边，压低声音对我说：周文祥你可是不鸣则罢一鸣惊人呐。他停停又说何必做这惊人之举？我看看他没吱声，他又说你会为此后悔的。本来我对姜池是略有歉意的，听他以这种腔调说话就十分地不悦。心想我这样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说姜池你不要这么和我说话，文责自负，有什么后果我承担是了，大不了倒霉。姜池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而后像赌气似的用筷子敲两下碗边，说你现在是鬼迷心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改日再和你谈。说完离去。姜池的态度让我莫名其妙，将我本来很美好的感觉完全破坏掉。后来又有几个熟悉的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姗姗来迟的是吕浩明，他走到我跟前便说周文祥你行了这遭行了。我不明就里，问你说什么？他说你行了这遭行了。我说我行了什么？他意味深长地笑笑，说你以你的创造性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脱颖而出了，我佩服你的足智多谋，其实用这种方式鸣放大家都应该想到，问题在于大家都没想到惟你想到，什么叫先驱，这就是。我听着不对味儿，反驳说吕浩明我张贴我的文章事出有因，可不是要当什么先驱的。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讲了前后过程。他听了愤愤不平，说校报真不像话，校报实际是校党委的镜子，镜子照出了党委的思想面貌。他又说周文祥我支持你的革命行动，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会和你一道签名的，以后再有什么想法及时和我通通气，咱们以绿叶文学社的名义干，这样影响会更大，效果也会更好。我说好吧。

上午系里没有集体活动。贴大字报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姜池与吕浩明对此事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倒不是患得患失，而是这一行动毕竟是太重大了，它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已不仅仅属于我本人。我想既然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那就不能不顾及校党委的态度。据说校党委已派人将文章内容抄回去了，我希望党委能明确表态。或认可或不认可，我都乐于接受。这一天是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度过，到傍晚也没见校党委或系总支的人来找。在去教学楼的路上曾遇见系总支书记范宜春，他朝我笑笑就走过去了，没有和我谈谈的意思。我想去找孟广琦，他和我同年级，平时关系尚可。他或许会透一点风信给我，起码也可以谈谈他个人的看法。可我没有找到他，中文系没有，教室里没有，宿舍里也没有。就好像从K大校园失踪了。无奈我又去找程冠生，同样也没有找到。我心里怅怅的。这时我想起冯俐，想起冯俐心中不由泛起一股甜蜜滋味儿，我知道自己十分思念她。我决计立刻去找她。我回宿舍穿上大衣，正要往外走程冠生却从天而降。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进城去找冯俐。他说别去了，跟我去食堂。我说晚饭在冯俐舅舅家吃。他说不是叫你去吃饭是那里又贴了大字报。我吃了一惊，问贴了什么大字报。他说他也没看到，是别人告诉他的，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俩一溜小跑奔到食堂门口。还不到开饭时间，告示牌前已围了许多人，边看边议论。后面的人看见我和程冠生主动闪出一条缝隙让我们靠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现象》，落款是龙天胜、严文强。我问程冠生这两人是谁。程说都是哲学系的学生。这时旁边的一个学生说不是这张，在这儿，遂向旁边的一张大字报指指。移过眼光，便看见这张大字报正贴在我的那张《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旁边，题目是：《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我的头“轰”地一响，眼光掠过密密麻麻的内容找见了下面的落款：肖宝。肖宝何许人也，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不知晓，也无从猜测。就带着这个疑问看大字报的内容，正如标题当头的那个“反”字，通篇是对我那篇“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批驳。认为“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非帮助党整风而是反革命的煽风点火，是反党。看完我和程冠生对一下眼光，没说什么退出来。这时许多看大字报的学生回头将我和程冠生围住，七言八语地议论着。有位很瘦的女同学问：你认识肖宝这个人吗？我摇头说不认识。她又问其他同学问有没有认识肖宝的。也都摇头说不认识。她说这么看肖宝一定是化名。许多同学都点头同意她的分析。又一致表示不屑与愤慨，说给别人扣反党帽子而自己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可见其心虚了。瘦女同学又问我：你怎么办？回击么？我说还没想。她说应该回击，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议论时又有更多的学生从四处拥过来，告示牌前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阅读新贴的反驳文章，反应十分强烈。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已掉进这场运动的旋涡中，难以自拔了。我决定暂时不去找冯俐了，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事。吃饭的时候我和程冠生商量是否对《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做出反应。程冠生说须首先弄清肖宝的真实背景，如果真是化名，那一定有来头的，这样须谨慎行事。我说全校一万多名师生，找这个人像大海捞针。程冠生说其人肯定是学生不是老师。我问为什么。他说目前的形势，老师还不会参与学生间的论争。我觉得他分析得有道理，又说排除老师学生也有七八千呢。他说他有个老乡在学生会，那里有全校学生的名册，明天去要出来查一查，一查就知道有没有这个人。我说行。

饭后在宿舍走廊上碰上孟广琦，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无论作为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还是作为同班同学，找他都找得着。我上前问他有没有时间，他赶紧说马上要去校党委开碰头会。我说那就说两句话。他没吱声。我问他看没看到贴在食堂门口的文章？他说看过。我问你觉得以这种方式鸣放是否恰当？他说对你的大字报总支还没正式研究，因此不好回答。我紧追不舍问他个人有什么看法。他想了想，说我认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的事就做，对党不利对整风不利的事就不做。说完匆匆走了。望着他走下楼梯的背影我心里直想骂，你他妈说的是啥话呢？不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我何苦要写什么文章？又何苦贴出去呢？

我悻悻回到宿舍，见只有李德志一人在下象棋。我问怎么就你一人在宿舍呢？他说都看电影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看？他说我从来不看电影。他确实从来不看电影，他说电影是瞎编的，看电影纯属上当受骗。说起来这个学数学的李德志属怪人一类，平日在宿舍总是一副不与凡人搭腔的模样，或闷头看书或自己与自己下棋，极少与人说话。他的记忆力惊人，与他不搭界的事都记得很清楚。有次我自言自语：大哥来北京是什么时候呢？他马上答三月十八日，星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信口胡诌，可翻开日记一看他说的一点不差。他的记忆力使宿舍里的人感到可怕。下象棋是他惟一的爱好。我想他下棋时一定是将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劈成两爿，劈开一条楚河汉界，然后厮杀争斗。我进来后他继续下棋。他左手挪一个子，再右手挪一个子。这爿李德志和那爿李德志捉对厮杀。我看得别扭，加上心情不好，便说句这玩法有啥意思。他一边走棋一边接腔，说各人有各人的玩法，你不是也玩出了花样？我不解，问我玩什么花样了？他说那张大字报不是你贴的？他指这个。我说那怎么是玩花样呢，那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他不再吱声，一手一手地挪子。我无所事事，想利用宿舍难得的安静时刻给家里回封信，再有两个多月就放暑假了，早些把和冯俐一起回去的事告诉父母，一让他们高兴，二让他们早做准备。信很快写完了，要落款一时竟记不起日子，我问李德志今天是几日？他告诉我是五月十一日星期六。我照他说的写了。我封死信，他的棋也见了赢输。只见他伸出右手抓住左手摇了摇，说祝贺你。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每次收了局，总是输手握赢手表示祝贺，神色很郑重，没一丝调侃。时间长了，宿舍里的人也见怪不怪了。我问是左手赢了吗？他说是左手赢，最近左手赢多输少。我问这为什么？他摇摇头说他也不清楚，也觉得奇怪。他说也许与大脑的构造有关吧。我感到匪夷所思。李德志又摆上棋准备再下。我说别下了。他抬眼看看我，说妨碍你了吗？我说并不妨碍我，只是觉得你不应无谓消耗自己的智力。自己和自己交手不是正负对消吗？他笑笑（难得的一笑），说《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和《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难道不是左右手相对正负对消吗？我一怔。想想说这与你下棋可不是一回事。他说是一回事，我还知道最终也是左手赢。我问哪是左手。他说自然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是左手。我觉得他在胡扯，不吭声。他也收了棋，边收边说：数学是一门绝对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状态，所以数学能解生活中的万题。我嘲讽说难道数学能解出上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协约国孰胜孰负么？他说当然能，只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学公式罢了。我心想简直越说越荒唐了，数学万能也不能万能到如此玄妙的程度。我说你现在有这个公式？他说有。我说拿出来给我看看。他说这可不成，天机不可泄漏，不过你要有什么题我可以为你解。我想想说：行。你解解写《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肖宝是真名还是化名。他说这题目太简单了，我已经解出来了，是化名，确切点说是校报那伙人。肖宝，校报，我嘴里念叨着，一下子恍然大悟了。李德志说的没错，是校报无疑。自然我不相信答案是他用什么方式解出来的，但我必须承认他的绝顶聪明。我从小就听人说“南蛮子”聪明，这一点在李德志身上得到印证。与李德志相比，我觉得自己不仅记忆力低下，理性也十分缺乏。我想趁这个机会和李德志谈谈，听听他对形势的分析，正这时走廊上脚步声乱响，接着同宿舍的黄伟和董建力推门进屋。我问这么早就散场了吗？黄伟说电影没意思，不看了。

——十二日是星期天，食堂开两顿饭。平时这是睡懒觉的好时机，可今天很早我就醒了，头很痛。晚上失眠，天快亮才睡着。躺在床上我想今天一定要去看冯俐了。走之前还要找到姜池，印证一下肖宝是否就是校报。对这个问题昨晚我想得很多。假若《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确系校报所为，那样校报领导的心胸就太狭窄了。只因没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稿子，就用这种方式还以颜色，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我觉得应与他们论究一番。在床上把一天的事情想好，到真要起床却起不来了。身子软绵绵，头昏沉沉，一点劲儿也没有。我知道自己病了。

又迷糊过去。再醒来宿舍里人影全无，都去吃饭了。我一贯是懒觉大王，特别是星期天常常睡误了饭，我不起床别人不会往别处想。事实上我也极少病倒。我还是想起来，爬了几爬仍未爬起。我明白所有的安排都作废了。我静静地躺着，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程冠生推门进来，张嘴便嚷：起来起来，又贴大字报了。我一骨碌从被窝里坐起，问还是肖宝吗？程冠生说不是。我不再问，三下两下穿好衣裳。往食堂走的路上我对程冠生说用不着再查花名册了，肖宝是校报的谐音。程冠生想了想点头认可。他问我怎么想到这一层。我说不是我，是李德志。食堂门口还是昨天一样的场面，黑压压的人头在告示牌前攒动，议论纷纷。

我顾不上程冠生，拼命从人中间往前挤，直到看见了告示牌。新一张大字报贴在我那张的旁边，标题写得很大：《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落款是苏英。我又看内容。事实上内容已从标题上一目了然了。一边看我心里一边想这个苏英是谁呢？似乎是女生。我从告示牌前退出来，又被许多学生围住了，像记者采访似的提开了问题。有人问我认不认识苏英。我说不认识。又问你想认识她吗？我说想认识。那人说她在历史系。提问继续。程冠生见状拉我往食堂里走。直到端起碗我才想起自己病了，想起病了立刻就支撑不住了，觉得天地旋转。我撂下饭碗，坚持着一步一步回到宿舍，倒在床上人事不知。醒来时眼前漆黑一片。再睡就到了天亮，十三日。啊，十三日！就是审讯员询问的十三日，我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谢天谢地！

炉渣渣

每次发两章

看多了浑身冰冷

绝对不主流

自传

炉渣渣

绝对不主流 发表于 2025-2-4 13:51
自传

用的第一人称，可能也不全是，作者不是这个名字

炉渣渣

三


这天放风将军因殴打外号“小日本”的犯人被关了禁闭。事情的起因是小日本没把水烧开。

今冬特冷，监房里不生火，滴水成冰。为了御寒犯人便拼命往肚子里灌热水，小日本像有意与大家作对，烧出来的总是半开不开的温吞水，温吞水喝下肚不仅不能增加热量，反倒使肠胃不好受，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一泡接一泡地撒尿。这事各监室都不断向管理员反映，一反映水就热两天，接着又是老样子。大家把小日本恨得牙根痒。大家恨小日本还有另外一层：小日本是个真正的日本人，进一步说是个真正的日本鬼子。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他就在这座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当看守，据说还亲手杀害过抗日志士。日本法西斯投降后他成了在册的战犯，被判了无期徒刑。没送走，留在看守所里干杂役。搬运东西、扫院子、烧茶炉。每次放风都能在院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小脑袋、短腿，脸阴着没一点表情，宛如一头伺机反扑的野兽。犯人普遍恨他。将军、崔老这些曾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的犯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认定小日本贼心不死，叫暗劲和中国人较量。可他不敢对着狱方人员，就对着关在这里的犯人。将军早就嚷嚷着要教训教训他，终于在今天寻到了机会。

犯人放风的地方是靠监狱后围墙的一座小院。院子不大，于是放风就在各监室间轮流进行。

几个监舍合一的时候也有，少，一般发生在因某种原因须压缩放风时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便格外戒备，严密监视如临大敌。放风的犯人实际上是在院子里转圈，驴推磨似的，一个跟一个，转完放风时间拉倒。但位置在放风的开始可以伺机选择，想利用放风时间和某个狱友交谈就走在他的前或后，压低了声音说话别人听不见。人的创造力无限，任何险恶地方都有空子可钻。

这天也合该小日本倒霉，我们24号监室的犯人鱼贯走向放风小院时他正打扫这条路径，看到小日本那一瞬我突然产生一种预感：要出事。这想法刚一冒头接着便听见小日本鬼哭狼嚎地一声惨叫，定睛看时将军已把小日本踢倒在地，并连续再踢，嘴里骂狗娘养的把水烧开！听好，烧开！靠近的几个犯人也不失时机用脚踏杀猪般在地上嚎叫的小日本，直到管理员闻声赶来为止。放风立即被取消，作为对24号监房犯人的集体惩罚。将军被宣布关禁闭一周，这是对肇事者个人的惩罚。从纯狱规角度看，这种处罚并没有偏差，无论是将军还是其他犯人都能接受，且无怨言。况且这次行动使我们吐出一口恶气，且效果在当天便立竿见影：我们喝上了滚烫的开水。小日本吃了苦还须痛改前非。不知什么原因，将军没关满一周就放出来了。大家把他当成了英雄，吃水不忘打井人，喝热水不忘将军。关小号给犯人的最大的折磨是减少伙食份额，本来便吃不饱，减了更要挨饿。虽只关了几天，将军的身体就见出虚弱，脸色死灰，大家自动从自己碗里舀出一勺稀饭添进将军碗里。积少成多，将军每天能多喝一碗稀饭。这碗稀饭就像治病的药物，将息着将军。可笑的是小日本被那一顿臭揍吓破了胆，烧水不敢马虎不说，每当轮到我们监室放风他都躲得远远的，躲避不及时便规规矩矩站在路边，垂手低头，等我们过去。那卑躬屈膝的模样使管理员总是阴沉着的脸都露出笑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用到草庙子胡同就是铁打的看守所流水的囚犯。这里不是正式监狱，被看押的囚犯确如流水，一个一个流走了，一个一个又流进来。我自从进到24号监房这里先后走了四人又补进来四人。这遭要走的是员外。员外的本名叫曹均轩，五十多岁，本人成分富农。他在这里关了将近一年，案由是反革命杀人。那场惨案已过去了七八年，当年被杀的一个村干部的儿子突然从关外回到村，他说还乡团那晚砸他家的门，他爹知道事情不好赶紧把他从后窗丢出去，让他逃命，他往村外跑时看见曹均轩在街上溜达，他是还乡团的内应。他一检举，曹均轩就遭逮捕。审他，他不承认参与杀人，说那晚他在家睡觉。翻来覆去审讯了快一年，他翻来覆去还是在家睡觉。最后一次审讯连续了三个晚上，犯人们都清楚员外正经受着一场车轮大战，没有坚强神经的犯人是经不起这种疲劳审讯的，大家都为员外担心。崔老说员外能不能回家过年就看他这次牙咬住咬不住了。员外回到监房就像死人一样，铁门刚在身后关闭就倒在地上呼呼睡过去了。大家把他抬上铺，给他盖上被子。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也没醒过来。打来了早饭，崔老过去把他推醒，他睁开眼左看右看，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呆在什么地方。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牛哞，让人听了心里发怵，他边哭边吆：我完了，这遭完了。见状大家什么都明白了：员外没能经受住车轮战术的考验。他是完了，彻底完了。等他平静之后，崔老问他到底参没参与还乡团杀人，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崔老说这就是那村干部的儿子诬陷你。员外摇摇头，说我虽是富农成分，可和村干部无怨无仇，他干吗要害我？崔老说那就是他看错了人。员外说大概他没看错人，他看见的是我，我有夜游症，夜里常出门在街上溜达，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老说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将军急急问：员外你对没对审讯员说你有夜游症的事？员外说他记不清楚了，熬到最后只想早早回来睡觉，脑子乱了，什么也记不清楚了。将军又问他最后是否签字画押？其实这话纯属多余，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不签字画押能放他回来吗？早饭吃得十分沉闷，没一个说话，不用说都在为员外难过，为他担心。果然饭后管理员便来监房宣布让员外收拾东西转狱，这意味着员外在看守所的预审业已完结，案子将转到检察院。员外就这么走了。后来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真的快要过年了。犯人中确有人在想回家过年的问题，这大抵是那些预审完结又自觉能无罪释放的犯人，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犯人是不抱这种奢望的。他们的全部心思仍旧放在如何应付审讯以谋求最终得到法院的从轻发落上。特别是不要被判死刑，留下一条命。至于我有没有回家过年的想法呢？当然想。而且还很乐观。同监室的犯人对我的问题也普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我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们曾真刀真枪和共产党交过手，共产党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我则不同，我不过说了几句让共产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不仅没和共产党对立还真心拥护，我的所作所为也许在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主观上是绝对没有恶意的。我想一旦把问题弄清楚了还会让我回K大的，人遇事总愿往好处想，一厢情愿的乐观。但我的乐观想法很快便破灭了。

这得从那次放风说起。我们24号监房和14号监房一起放风。在院子转圈时我突然发现一张熟面孔，惊讶中，我想起他是K大新闻系的学生，姓史。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在我之前还是之后？在狱中看见熟人心中确是别有一番滋味。我起意利用这次放风和他谈一谈。否则这机会一旦失去以后很难再有。自然这很冒险，狱方明确规定犯人不许在放风时互相交谈，一旦发现将给予严肃处罚。但强烈的愿望使我顾不了许多。我朝站在四周的管理员看看，他们的眼光没盯在我在的地方，我就蹲下身做出系鞋带的动作，用眼光瞟着在我身旁仍继续转圈的犯人队伍，待姓史的同学走来时我站起插进他的身后，虽然我的伎俩没被管理员发现，却紧张得心怦怦乱跳。没待我开口，我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我立刻明白是史同学对我的呼叫。竟然他也发现了我。我轻轻叫了他一声老史。他应了一下。由此我二人便心照不宣，一边转圈挪步一边交谈起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草庙子胡同的，他说是一月十二日。我问进来后见没见到别的K大师生。他说有一次和13号监房一起放风，见到哲学系的朱为民，但没说上话。我问我走后K大又抓了多少人。他说不太清楚，反正不少。我问抓没抓程冠生，他说抓了，比他早几天。我问程关押在哪里。他说不清楚。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串问题，我一一回答。也许急于知道的事情太多，待他稍一停顿我又开始询问。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冯俐的外文系学生。他说认识。他说他还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问他知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他说自你被逮捕后她成了全校的名人。我心中一惊，问咋？他说她为你被抓的事几次到校党委闹，让他们讲出你关押的地方。学校讲不出她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最后被警察押送回学校。这事在全校引起轰动。我听了紧张万分问她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她被抓了，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总算知道冯俐的消息，而且是个坏消息，我心里十分冲动，要不是在院子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会大哭一场。我强忍悲伤，又想到那个能不能回家过年的老问题，此时此刻这个愿望无比的强烈。释放后我将立刻去寻找冯俐，哪怕她关在天涯海角。我问老史当局会不会在短期内将我们释放。老史说千万别有这种幻想，绝无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右派已被定性为阶级敌人，被抓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么严重的罪名怎会轻易释放呢？他还说他被抓前接到哥哥从上海复旦大学的来信，信中讲他们学校被逮捕的右派许多已被判刑送劳改农场了。上海如此，北京还会两样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像被重重地敲了一锤。这一锤也就敲醒了我的自由美梦。

这次放风之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也十分抵触。心想共产党到底是犯了哪门子邪，干吗非把原本拥护他的人推到悬崖下面去不可？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联想到自己这些天的苦思冥想，我感到无限的怨恨。我决定不再绞尽脑汁想自己的“罪行”了。既然右派在共产党眼里已经是个又臊又臭的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好了。这么想我便不在乎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只是担心冯俐。我牵挂着她，这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当然我还很清楚，这种牵挂仅仅出于我对她的感情，已没有功利的成分，我相信我和她的爱情关系已经结束，我们已失去爱的权利。我别无它求，只求她能平安无事。

崔老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注视我的眼光透出关切，这是我能察觉到的。这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床铺的一角，问我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此我又能怎么回答呢？千头万绪，一言难尽啊！崔老见我不语，又问一遍，我便将放风遇史同学和从史同学口中得知的情况说了。我是信任崔老的，尽管崔老对自己的一切缄口不言，但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崔老听了脸上倒露出微笑，说我当是天从头顶上塌下来了呢，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啊。我诧异地看着崔老。崔老敛住笑容，神情恢复惯常的平淡，他问我想做何打算。我说我不想再苦苦回想自己的事情了，问我，记得多少说多少，反正怎样都没有好结果了。崔老摇摇头，说老周你进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该知道这里不是可以耍脾气使性子的地方。不仅不能耍脾气使性子还须提高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说崔老为什么……你不用说下去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我对你说，我的情况和你是大不一样的，我只能硬顶着，顶住了就能回家过年，顶不住就到阎王爷那里过年。除此没第三个地方。我不吭声了。崔老说既然你的所有情况他们都掌握，审讯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程序。但你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不仅不能惹他们恼怒，还要取得他们的欢心，乖乖的。记住，对你来说，的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别的选择，老周。

——二十二日。上午，作为《大地》主编我列席了中文系教师整风座谈会。这几天为筹备创刊号的稿件，编辑部全体人员一齐出动，参加各系召开的座谈会。汇集大家的发言，归纳观点。

我头一次参加教师们的座谈会，总的感觉比学生座谈会有水平，教师了解的情况比学生多，谈得深透，有说服力。在这次座谈会上，教师们揭露了学校存在的许多问题，对党委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教师认为目前校党委整风决心不大，仍持观望等待态度。要求进一步放手，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消除由错误而造成的副作用，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弄清是非。在座谈会上，许多教师做了专题发言，我根据他们的发言做了相关的归纳，大致如下：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管事和治校；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助长官僚主义；党员不接受群众批评，党政不分包办代替；领导不懂业务，有问题找谈话就是思想问题；个别党员自认为他就是党，批评他就是批评党；肃反对知识分子情况估计不足，反革命定义不恰当，宁左勿右偏差大；党委应检查团结工作，宗派主义是主要的，知识分子好像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党现在没有威信，不是办学而是办党，强调政治忽视业务；士可杀，不可辱，不能光看知识分子的缺点，也要看优点，不能叫大家都像绵羊一样。

中午在食堂见到了冯俐，她上午回校，她在舅舅家竟一住两周。她比走时胖了些，脸红扑扑的。我问她舅母的病咋样了，她说差不多好了。我说一直想去看她，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实在走不开。她笑笑，说离校才十几天，回来看看变化很大，真是那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话啊。我问她从哪些地方见出学校的变化。她说别的不说，光大字报就把K大校舍覆盖起来了，一点见不出K大的原先模样。我听了有些得意，说你知道是谁贴出来的第一张大字报？她说不晓得。我说就是我。她显出吃惊的样子，说你干吗要当出头鸟呢？我说都不想当出头鸟运动咋开展呢？我见她不吱声又说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咱们晚上见好吗？她说好。

下午召集《大地》编辑部的人开会，凑情况，汇集稿件。副主编程冠生提议可以设一个“大字报选编”栏目。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好。加进这个栏目，既能充分反映出全校整风的面貌，又能使刊物生动活泼起来。我建议这个栏目就由程冠生负责，但大家要一起帮他，分头去各系看大字报。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抄回来备用。散会后有一个陌生面孔的学生来找我，自我介绍说是哲学系的龙天胜。我说我看过你贴的大字报。他谦虚地笑笑说不足挂齿，也是步你的后尘吧。不等我说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为把K大的整风运动搞好，不能单枪匹马地干，必须联合起来才成。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已经有几个人想成立一个哲学学社，一个探讨与当前形势有关的理论问题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希望我和程冠生能够加入。“你跟我来吧！”他说。我跟着他来到哲学系的一间宿舍里，铺上坐着六七个人。龙天胜一一介绍，其中一人是与他联名写大字报的严文强。还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物理系学生谭超。都认识了以后，龙天胜便就成立学社的事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议论，最后商定学社的名字叫《观察与思考》，由龙天胜担任社长，严文强、谭超、郝达三人担任副社长，严文强兼秘书长。我担任宣传股股长。程冠生没在场，安排他当组织股股长。对这种人事安排我是有看法的，我觉得我和程冠生都应该当副社长。也不便直说，便以编辑《大地》忙为由婉辞宣传股股长职务，也就从这档子事中脱身。晚饭时冯俐告诉我，饭后外语系领导要找她谈话，不能见了。我问谈什么，她说不知道，可能与请假离校有关吧。晚上不得见，很沮丧。

——二十三日。上午班里召开座谈会。我请了假。《大地》编辑部的人也都在各班请了假。全体一齐出动看抄大字报。程冠生他们去了民主墙。我去了生物系和历史系两处。抄了整整一上午。下午在《大地》编辑部讨论创刊号稿子。头题稿理所当然应摘发《人民日报》社论。但从十九日到现在《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社论。有人对此不解。按说在运动的关键时刻，中央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前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社论，现在连续一周没有，只是转发各种座谈会的发言摘要。程冠生说是否可摘部分知名人士的发言作为整风信息登出来。我说既然没有社论，党报登载的发言大致也可体现出中央的态度。我们开始从报上选择发言摘要，有民盟领导人，工商联领导人，民革领导人。民盟领导人的发言讲得很直率：现在人民有顾虑可以理解，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么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再整？有人说这位民盟领导的发言很大程度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顾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英（就是那位声援我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字报的历史系女生，她主动参加《大地》编辑部的工作）表示不同意这种见解。她说既然党报能登这位民盟领导的尖锐发言，正说明党是胸襟坦白的。有句俗话叫人正不怕影斜，没有这种想法才敢于将人的误解讲出来的。苏英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大家统一了认识，转载了这位民盟领导人的发言摘要。苏英说还应该转载K大校长的发言摘要，《大地》毕竟属于K大校园嘛，现在首都许多大学都提出学习K大的口号，咱们把校长抬出来也算是以壮行色呀。对苏英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但又有人说似乎没在报纸上看见张校长的讲话。苏英说这无妨，我们以《大地》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请他谈谈对整风的看法。苏英的观点总是让人无话可说。有人建议让苏英完成这个任务吧。苏英说采访校长应该由主编亲自出马。立刻又有人支持苏英的观点。我有些畏难情绪，想想还是答应由我去采访张校长。本期重点稿件初定七八篇，所谓初定是鉴于形势发展很快，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时刻刻都有变化，所以不到最后发稿时刻，稿子便不能最后拍板。初定这部分稿子是向教师、学生约写的专题性文章，话题十分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合作化的意义与时机》、《怎样看待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性》、《论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论党的危机》、《文艺方针我见》等，特别是一篇名为《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小品文写得诙谐和幽默，立论新颖，论据透彻，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二十四日。上午编稿。下午去采访张校长，到了办公楼。校长秘书潘栋见了我十分客气，说周主编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我也调侃说古言曰老爷好见舅舅难缠，找张校长自不能迈过你这大秘书的锅台上炕啊。他笑了笑，说老爷不在，舅舅爱莫能助。我问去哪儿了。他说在物理系参加整风座谈会。我说我去那里找。

到了物理系座谈会会场，会议已接近尾声，系总支书记正做总结发言，让大家打消了顾虑，畅所欲言，总支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做认真的研究。最后他请张校长做指示。张校长摆摆手说我是来听的，不讲了。这时一个有点谢顶的中年教师站出来冲张校长说：我们希望张校长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哪怕说一句也行。只见张校长呵呵地笑起来，说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地发议论呐，再说就是发议论也离不开中央的精神呀。说完站起身，做出要离场的样子。那谢顶的教师却不算完。说我们不是请张校长传达中央精神，而是想听听张校长对这次座谈会有什么看法，是怎样的评价，难道不可以么？张校长的笑僵在了脸上，眼光盯着谢顶教师，形成一种对峙局面。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种对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逼校长表态，一个不肯表态。这当儿有人站出来支持谢顶教师，说张校长可以谈谈个人看法嘛，群众不怕揪辫子，领导也不要害怕嘛。张校长的脸色更难看了，嘴哆嗦着，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我真不知道下面的同志还有这么多意见啊。谢顶教师针锋相对说，我也没想到张校长到现在才知道下面有这么多意见啊。立刻有人插言：精彩，精彩，辩证的精彩。张校长没再说什么，离开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采访是不可能的了，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饭时没看到冯俐，离开食堂我向她的宿舍走去，想约她到外面转转。前天晚上系领导找她谈话，不知谈的什么，对她有何影响。其实我也非常想和她谈谈怎样对待整风运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我觉得她有些消极，置身于社会潮流之外。我心目中的冯俐应该不亚于苏英才是。我当劝说她参与《大地》编辑部的工作。没有找到冯俐。也没见到同宿舍的人。我只得回自己宿舍。只有李德志回来了，已摆下棋盘，左右手大战在即。他说刚才吕浩明来过。留话让我到他宿舍找他，有要事商量。这几天吕曾几次通知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的会，因忙《大地》创刊号抽不开身。找到吕浩明，他把我拉到走廊上，我先向他解释没能出席会议的原因。他说他知道，他也正是为《大地》才找我。我说《大地》怎么啦？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把《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作为社刊，这样对两方面都有好处。他提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吕浩明接着说：把《大地》改名为《绿叶》，你还做主编，绿叶文学社副社长兼《绿叶》主编。我作为绿叶文学社社长兼任《绿叶》社长。你我都名正言顺。我想想说这倒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得和《大地》其他同学商量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吕浩明说当然，但愈快愈好，最好明天便能确定下来。接着他询问创刊号稿件情况，我说基本就绪。他又问什么时间可以下稿。我说随时可以下稿，印刷厂也联系好了，但大家还想等一等。他问等什么？我说等《人民日报》社论，对对中央的口径。他说似乎没这个必要吧，整风大方向中央早就确定下来了，并且三令五申，不会变。我说是这样，但大家有顾虑。吕浩明说胆小怕事畏首畏尾是成不了大事的。他问你知道田野这个人么？我说我听说过，S大法律系学生。吕浩明说这女生非同小可，以她的胆识与才华在首都数十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听说K大法律系的同学近几天就邀请她来K大演讲，我觉得咱们文学社应参与这件事。我没表态。

——二十五日。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我问她昨晚到哪里去了。她说同宿舍的鞠燕过生日，下午大家一起去颐和园玩去了，晚上在外面下饭馆。我心里有些不满，但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我说今天晚饭后别安排别的事，咱俩谈谈。冯俐说今天是周末，她要去舅舅家。我说你不是刚回来吗，咋又要去？冯俐说走时舅母还没好利索，她不放心，要去看看，反正这一段时间也不上课。她又说你和我一块去吧。我说《大地》这两天便要付印，走不开的。又说你最好也留在学校参加运动，那天你们系领导找你谈什么呢？她说和你是一个腔调，希望我别分心，投身运动。我说这不就是了么？她说我今天得去，要是舅母没多大问题，明天就赶回来。我说一言为定啊，明天中午在食堂见不到你，我立刻去把你抓回来。冯俐笑了，说那我就等着你去抓。上午继续编稿，我瞅空把吕浩明的意思同大家说了。大家就议论起来，一致认为没必要和吕浩明掺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也觉得没必要动员大家同意。报纸送来了。《人民日报》仍然没有社论。心里的不对劲儿都表露在脸上，很失落。突然苏英又高叫一声，手摇着一张报纸说《光明日报》把咱K大的大字报宣传出来了。有人说快念念。苏英念了标题《K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程冠生兴奋地说报纸肯定了“民主墙”的鸣放形式，太好了。苏英说周文祥祝贺你这个中国大字报的创始者。我也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

我从苏英手里要过报纸，一目十行地看起来。文章里讲到K大一位副校长欢迎用大字报揭露问题，还有K大几位名教授对“民主墙”的态度，称赞这是继承“五四”民主传统。我看的时候程冠生有些迫不及待，[奇+书+网]说让苏英把文章念念吧。苏英又从我手里抢过报纸念了起来。念完后程冠生说行了这遭行了，咱们的《大地》可以付印了。苏英说可以付印了。我说既然等不来《人民日报》社论咱就转载《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吧。大家同意。当即议定今明两天将全部稿子编定，画好版样。星期一印刷厂一上班就送去。

——二十六日。星期天。早晨往食堂走见到的一幅景象使我一下子想起那两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K大校园到处都被大字报覆盖起来，说到处开遍梨花一点也不为过。显然是昨天《光明日报》那篇文章起了作用，原先便以大字报形式鸣放的师生更坚定了信念，原先存疑虑的师生也打破了顾虑，一齐行动起来。我顾不上去食堂吃饭，一路看下去。我发现许多大字报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了一步，视觉更广阔，思想性更锐利。

我觉得应该从这些新张贴的大字报里选出一些，替换下已定发于《大地》的那些，这样更具时效性。这么想我便掏出笔记本选抄起来：在最显眼的地方贴着的是两句诗，是模仿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改写为“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我记下了，接着再看，先大致浏览一下题目，觉得有抄写必要的再抄下。如《高度集中是危险的》、《我们的顾虑与呼吁》等等，特别是一张题目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很有分量，因太长，我只记下了片断：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了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也办不好，社会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学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法制、争取民主、保障***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历史系高云纯。

做了抄录之后，我突然感到将这大字报刊发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于内容的尖锐程度，而是立场有问题。他的批评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体制加以否定，对共产党加以否定，恐怕这就出格了。共产党整风，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却不是想让人掀出历史的舞台。想到这儿，心里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担忧：如果像高云纯的批判者多起来，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转而又想，或许共产党不会介意，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对待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政见者的意见。

又继续抄了一会儿，看大字报的师生愈来愈多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忽然发现校党委袁书记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态沉静地看大字报。在K大张校长是一把手，掌管学校一切大权，但大家都知道张校长与袁书记关系密切，全国解放后两人便成为搭档。张每调动一次工作，必定向组织提出让袁做他的副手。于是张从高教部调K大当校长，袁也就来当了书记。在K大，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战友情谊的一段佳话。这时看到袁我想到昨天采访张校长不成的事，觉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采访采访他。即使不宜刊载，也可以摸摸领导层的态度。我坚信张袁两人的意见会完全一致。我从人群中挤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时一个认识我的同学又对袁介绍说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编。袁郑重地看看我，问你就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周文祥同学？我点点头，袁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提问，我说袁书记看了大字报能谈谈你的看法吗？袁沉吟一下问：你是问大字报这种形式还是指内容？我说两者。显然我的提问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或者说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齐把目光注视过来。袁颇有风度地笑笑，然后抬手拍了几下掌，随即转身离去。袁的拍手举动开初使人们怔了一下，当有所意会后，便不约而同地向离去的他鼓起掌来。这场面令我十分地激动，我坚信校领导的态度已尽在袁无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见到程冠生，他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抄大字报了，我又说饭后到编辑部对稿件做最后一次筛选。他说好。程冠生又说今天《人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在冯俐身上。我权衡要不要去她舅舅家找她，现在马上起身，天黑前赶到。可我又担心现在她正在往学校赶的路上，别走了两岔头。我突然起意到公共汽车站等她，那路车是她必乘之车。我觉得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很好，既实际又浪漫。我的心情十分惬意。革命加爱情，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游动。

离开教室我向西校门走去，迎面遇到许多从外面返校的师生，不知咋的我对那一时刻的记忆十分清晰，我能按顺序写下遇见的我熟悉的师生的名字：金平、苏大林、席登强（外号“砚台”）、彭永辉、于坤安、程炳（外号“狗尾巴草”）、石毛（外号“橡皮”）、邹光龙、王雄才、夏小燕、李奇迹、李晶、刘铁军、杨华（外号“小白菜”）、杨旭光、贺礼、朱伟宏（外号“猪头”）、贾宏富、曾筝、汪妮、尹民、吴志强、袁勇兵、刘光旺、胡勇、张健、吴珊、刘吉勇、潘玉莲（外号“潘金莲”）、卜伟才、杜莉、唐松柏、刘海国、周利均、李先保、谢讯、田骏（外号“小跑”）、晏春喜、邹文凯、郭炜、王玉兰（外号“大嫂”）、李爱莲、胡骏辉、陈练、许伟、许宇霞、管金平、黄琪、林木森（外号“烧柴”）、易之军、童伟国。我认识的师生都和我打招呼，许多我不认识的师生也和我打招呼。我有些应接不暇。出了西校门我赶紧拐向人少的左边。后来我到了车站，很快就来了一辆车。下车的人没有冯俐，我再等。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二十多分钟来一辆车。这样，等了三四辆，日头就掉到六郎庄村西，天也就暗了。我心想没准冯俐又在舅舅家留下了，等也没指望了。可又一想明天是星期一冯俐是应该回来的，再等一会儿吧。这时六郎庄方向闪烁着点点灯光，我想起程冠生对我讲过的六郎庄这座小村的掌故：据说有一年西太后登万寿山，打眼往东面一看，看到一座被柳树掩映着的小村，遂问随行太监村庄的名字，太监回禀说叫六郎庄。西太后一听顿时沉下了脸，她把六郎庄听成了六狼庄，她属羊，这么多狼围着她这只羊怎会叫她安生呢？于是就下旨将六郎庄改成柳浪庄。西太后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百官惟命是从，可老百姓不买她的账，六郎庄照叫不误，叫到了今天。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想冯俐回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了，我该回校了，刚转身要走又听见汽车响，一辆交通车亮着车灯从南面开过来，我就收住脚等这辆车。下车的几个人中还是没有冯俐。我想约莫还能剩下一辆末班车，就干脆等末班车算了。要是现在走了，而冯俐又恰坐末班车，损失就大了。我又等下去。等这辆末班车觉得时间很漫长，我又怀疑起刚才那辆就是末班车，本应向售票员问一声才是，真是疏忽。事到如今我知道必须再等下去，一旦还有一辆末班车，一旦冯俐坐这班车回来，天这么黑……正这么想时又听见汽车响，我精神为之一振。车灯将路面照得雪亮，像急赶着下班那般急速驶来。车到站只下来一个人，我一眼便认出是冯俐。啊，谢天谢地了。我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在暗处，冯俐没看见我，下车后快步向西校门方向走去。我喊她一声，她停下脚，回头看见了我，惊讶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等你。她说等我？我说等你。她说你知道我今晚会回来？我说我知道会。汽车开走后四周黑暗寂静。我牵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宿舍前。

——二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去食堂吃饭，见广告牌上贴出大字报：S大学生田野来我校讲演。地址食堂门前。时间上午十点。许多学生围着看，议论纷纷。原定上午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下《大地》稿，但错过听田野的讲演很可惜，便在食堂里寻找程冠生，倒先看见拿着空碗的吕浩明。吕浩明问你看到外面的告示了吗？我点点头。吕浩明说咱先打饭，边吃边说。我说好。我俩打了饭端到一张空桌上。吕浩明说那天我提的那个建议你们研究了吗？他指将《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的事。我说大伙议了议，不大赞成。他停止咀嚼，盯着我问为什么？我说也不为什么。吕浩明不语。我说目前情况下文学社要办份刊物是很容易的事，何必一定要接收《大地》呢？吕浩明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非常喜欢“大地”这个名字，涵盖量很大。我说叫“绿叶”也相当不错嘛。吕浩明摇摇头说“大地”气势磅礴，任何别的名字都无法与其相比。这一点我倒不否认，那天我们想到这个名字时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吕浩明直言不讳地推崇“大地”的“响亮”使我颇为自得，也多少有些歉意，似乎是自己将一件大家都看好的东西抢先装进口袋里。出于安慰我重复我的前言：其实“绿叶”也是相当不错的。吕浩明看着我说你要真的觉得“绿叶”不错，我拿它换你的“大地”可好？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哑口无言。吕浩明又说一句换一换怎么样？

正这时程冠生端着饭过来了，见我和吕浩明俱一副不自然的神情，问你俩这是怎么的啦？我没吭声，主要是不想使吕浩明尴尬。因为我知道程冠生会怎样回答。不料吕浩明自己把用“绿叶”换“大地”意思给程冠生说了一遍，我方明白他的这一想法是执拗的，他又想游说程冠生。我想他是失策了，果然程冠生听了用刚放下饭碗的手拍拍吕浩明的肩膀，讥讽说吕会长如此精通交易之道，何不拿你的会长头衔去换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头衔呢？这才是大有气魄啊。吕浩明变了脸色，朝程冠生嚷道你程冠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了个副主编么？我倒要奉劝你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宗派主义时要警惕自己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说完端起碗悻悻离去。我和程冠生互相看看。我明白吕浩明所说警惕犯宗派主义错误的话不仅针对程冠生，更针对我。“收编”《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换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有什么权力如此强加于人呢？对此倒应该奉劝他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时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程冠生说你何必要和他这样的人搅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为个什么副社长头衔吧。我苦笑笑，无话可说。在这种时刻说一句符合客观又不失表白的话是不易的。不便说的话只能压在舌头底下。

我说S大田野来演讲我想听一听，你呢？程冠生说他也想听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嘛。我说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厂下稿吧。程冠生说这样好，可以加一则田野来K大演讲的消息及有关反应的文章。我说就事件而言是应该的，只是版样已经划好，再做更动是挺麻烦的事。程冠生说改改看，不行就加个插页。我问你是说加个号外？程冠生说叫号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虑说作为号外出现是否太郑重了？太夸张了？程冠生说我不这么看，在当前形势下田野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做她坚强的后盾，不能让她单枪匹马地和那些老左们干，老左们四处散布她的演讲背离了社会主义，说她是反革命，真是岂有此理。我说要不等听过她的演讲再定吧，这样有的放矢。程冠生突然想起什么，说周文祥我还有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我听说田野手里有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可以向她借用一下，在特刊上一起刊出来，影响一定很大。我听了一下子冲动起来，说这样好。想想又说这份报告属党内高级机密文件，田野怎么会有？程冠生说田野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她从男友那里得来。我说我们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未见得她会给。程冠生说相信她会给的，不给她就不是田野了。我说假若不给的话也有办法，可以去资料室翻英文报纸，听说纽约时报曾发表了这篇文章，找到请人翻译出来就成。程冠生说对。走出食堂程冠生问我去教室还是回宿舍，我说去女生宿舍找冯俐。程冠生笑笑说看来你们已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耳。我说没这么严重，我找她有正经事。程冠生说恋人之间还分得出正经不正经的事？比方亲亲嘴是不是正经事？我说要亲嘴也不能大白天去找人家亲呀，我去是让她参加今天的田野演讲会。程冠生说看来你很希望冯俐能成为K大的田野。我说净胡扯，她成不了田野，我也没这个奢望，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在这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落伍，如此而已。程冠生说既然这样何不让冯俐去找报纸并且翻译出来，以此把她拉上战车。我一听觉得程的意见可取，便答应去同冯俐讲。

没找到冯俐，给她留个字条在铺上。去教学楼的路上碰上系总支书记范宜春，范知道《大地》的事，问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我说今天下厂，一周后差不多就能出来。范说出来一定给他一本看看，他说尽管他没参与，可毕竟属中文系的整风成果。我听出他的态度与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党组织态度的变化。我问范对田野演讲怎么看，提倡不提倡师生们参加。范说校党委对田野来演讲原则上不反对，系总支也是这个态度，师生们参加与否也不予干涉。我问他本人是否参加。他说他和孟广琦要为下午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做准备，就是想参加也参加不成了，可能会委派几位同志去听一听。我向他询问可否列席下午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他说你作为《大地》的主编可以列席。

教室里十分热闹，全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在，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争论问题，问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是一桩历史冤案。见我来了有人立刻让我发表见解。我连忙挥手说我还有事恕不参辩。离开教室回宿舍拿记录本，准备记一下田野的演讲要点。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躺在床上看书。自从停课，李德志的全部生活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食堂）。

别人风风火火投身运动，他优哉游哉当逍遥派。我从心里有些瞧不起他。我故意大声嚷：李德志起来。他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到我身上，问：到午饭时间了吗？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刚吃了早饭又想午饭，你快成了酒囊饭袋了。他不在意我的讥讽，又重新看起书来。我说快别看书了，和我一块去听田野的演讲吧。李德志哼了声说她出的啥风头呢，迟早要倒霉的。我挖苦说这也是你那劳什子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么？他说不错。我说你没推导自己是什么结局呢？

他说推导了，同样倒霉是结局。还有你，你也是。我说去你的。

炉渣渣

日本看守留用，管中国右派

炉渣渣

四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日。在北方这是一个节日：小年。犯人有点像小孩子，盼着过年过节，既然不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心中切望。老监号崔老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交底说狱方并不把小年当节，伙食照旧。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但这一天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缕阳光的问题上两个犯人发生了争执，等候的那个犯人说已经到了他照射的时间，而正照射着的那个犯人说时间还不够，先是唇枪舌剑，而后便扭打起来，如这类事情的所有结局一样，是崔老将这场战火熄灭。接着的一件事是管理员进来宣布今天有外国友人来参观监舍，交代了一些必须遵守的事项，如外国友人进来后不许乱说乱动，要有礼貌面带笑容。还有，事先要清理监舍和个人卫生等等。外国友人是安排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入监舍的，在这之前管理员抬进了纯玉米面窝头和炒鸡蛋，交代说必须吃得文明，不许抢，谁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就处罚谁。犯人们盯着放射着金子般颜色的饭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贼亮，不动声色地快速往肚里吞咽。一会儿几个深褐色面膛的外国人在监狱一干人等的陪同下进到监舍（后来知道来参观的人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随从），参观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友人们站在门口朝正吃饭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赞许地点点头，便转身出门，往别的监舍去了。大门刚刚关闭，只见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脸憋得青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叫饭噎住了。几个人撂下碗筷奔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揉胸抚背，却不管用，眼见得地工的眼珠一点点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报告管理员，就立刻有人高喊报告。管理员恼怒道好饭好菜也堵不住你们的嘴么？！等他知晓是有人快让好饭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将人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就抬走了。没过多会儿，管理员回来黑着个脸宣布：帮曲文曲把东西收拾收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坐过监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管理员宣布给某人收拾东西，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管理员走后人们议论起来，大部分人的见解是曲地工临死做了个饱死鬼，不冤。这种话用在别人身上很无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说得过去。因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曲地工确有些惊世骇俗。每每吃过饭后他便把吃下的饭从胃里倒回嘴里，做第二次咀嚼吞咽，像牛反刍那般。他的理论是这般在感觉上是吃下了双倍数量的饭。无论如何，对于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难受，我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了死鬼。而且死得这么“他妈妈的”。

近些日子狱方加紧了审讯，犯人像跑马灯似的往审讯室跑。24号监房又转走几个犯人，转北京监狱，没有放回家过年的。补进来的犯人中有个姓陈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个冤枉，惹得大家心里很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孝子。孝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很感激崔老，不时以胃口不好为由将自己窝头掰一半给崔老。崔老自然能体会他的心情，每回都坚辞不受，并开玩笑说这里的人什么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没胃口的病。不知什么原因，对孝子的审讯很是频繁，顶多隔一天便审一次，每次回监房情绪都极其低落，有时还面有泪痕，像在审讯中受到严酷折磨似的。有人想探听一下他的案情，他守口如瓶，说狱方不许有半丝透露。这越发使大家感到神秘。另外近来狱方也加强了对崔老的审讯。且每次审讯的时间都很长，去得早，回来得晚。大家都在替崔老担心。也知道崔老一向忌讳提自己的案情，便不多问。频繁的审讯使监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压抑，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既包括受审的也包括不受审的。

屈指一数，我被关押已一月有余了，从头一次审讯之后，我便严格按照审讯员的要求每时每刻都陷入回忆之中，特别是在记忆中搜寻他们指定的那几个日子。这个过程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原来并不属于自己，属于别人，属于与自己构成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其他人。孩童时期属于父母，属于爷爷婆婆姥爷姥娘伯父伯母叔叔婶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学生时期除上述之外又加上了老师和同学，具体到我作为K大学生这一时期，我更属于冯俐、程冠生、范宜春、孟广琦、姜池、吕浩明、苏英、汪海、毕玉胜、常林东、古好义……甚至还属于热衷自己和自己交手的李德志。而此时此刻在这草庙子胡同26号看守所24号监室，我则属于管理员、审讯员、武警战士、崔老、将军、小咬、臭虫，甚至还包括心怀不轨的“小日本”和哭丧般哭哭啼啼的孝子。而在以后我一旦离开了这里，我又会属于检察官、法官和新面孔看守新面孔警察及新面孔狱友……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和以后，我都无可逃遁地属于这些“关系人”。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些关系人的愿望和要求，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中间有的是我乐于接受的（如冯俐要我做恋人、程冠生要我做诤友、同学们要我做主编），也有的是我不乐意却又拒斥不掉的（如范宜春、孟广琦要我做右派进而升级为现行反革命，这里的管理员审讯员要我做守狱规坦白认罪的好犯人）。这一个月来我绞尽脑汁苦苦回想过去，说穿了就是想做一个符合狱方要求的好犯人。我不属于自己，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得继续想、好好想，不容遗漏地想，这就好比用一张口眼细密的大网将记忆深处的鱼虾鳖蟹一网打尽……

——确如程冠生所说，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也使我很激动），是指她毫不犹豫地将“秘密报告”借给了我们《大地》编辑部，对我们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说现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只要对社会有益，她乐于“捐躯”。为此，我和《大地》编辑部的同学们做出出特刊的决定，随《大地》一起印发。

午饭时在食堂没有见到冯俐，由此也证明她没有参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讲会。我有些失望。

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范宜春孟广琦两书记主持。会议一开始冷场，范宜春做启发性发言，我一点没料到他把话锋指向了我。他说从本系的运动发展来看教师落后于学生，接着他把眼光转向我说比如五四级四班的周文祥同学，是他首先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对推动全校以至全国的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他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地》，据说创刊号很快便能面世。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能如此对党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作为师长的怎能甘居落后呢？坦白地说听了范宜春这般说我心里不免窃喜。他毕竟是系党总支书记啊，他的话代表党的声音。党认可了你的行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了你可是很不寻常的啊。我发现很多白发老教师都侧目向我看，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

范宜春这番以学生激老师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师们开始发言了。教我们哲学的秦仲俞教授打了头炮，他说既然党态度诚恳地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沉默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上午S大来的女学生的演讲说起吧，我去参加了。开始是好奇，心想一个未出茅庐的丫头能有多少货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听了不一会儿，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黄毛丫头，是理论家。我觉得她确实了不起，她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水准。比方她谈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国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党委清除“三害”，并且大张旗鼓地通过整风运动来清除“三害”，但产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里呢？她指出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说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觉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于是沿着她的思路我们便不得不这么想：党愿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没有决心改变，那么清除“三害”便无从谈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风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此我不想反驳，拭目以待吧。

范宜春微笑着对秦教授说：秦教授这头炮开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嘛。接着发言的是教现代文学的李教民教授。他说我步秦教授后尘，也从田野的演讲说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开始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一开始则持欣赏的态度，因为我在S大的一个学生听过她的演讲，学生对我谈到她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精辟，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这次她谈到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对我们这些教中文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不会没有看法，一是系统不起来，二是没勇气探讨。田野既统而观之又说得大胆坦诚。我完全同意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对胡风下的论断根据不足，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根据不足。所谓胡风反社会主义，是否就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进言，说胡风一案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错的！但是没关系，赶紧解决就是了。我以为田野对毛主席这一规劝既诚恳又大胆，我希望毛主席能够采纳。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罪，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金口玉牙，那与封建帝王有什么区别？说到底这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法由谁制定出来，由谁来解释由谁来行使又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解决。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逻辑混乱，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这个公式定罪，岂不是人人都有当反革命的份么？

李教授的发言引起会场的骚动，许多人私下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做记录。我以为秦李两教授的发言作为对田野演讲的反响，可作为《大地》下期的内容。接下去是教当代文学的邓岿骥教授发言，他说党现在有威没信，群众害怕党，怕党的干部，怕党员。校系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党的工作，不是在领导学校治学而是在办党。民主作风不够，党员高人一等，对一些工作包办，如留助教，报考研究生等问题不征求教师意见。党对群众的意见不能虚心考虑，不喜欢听反面意见。因而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怕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党的领导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后提倡尊师爱生，而肃反和三反中学生抓住教师的头发要他低头，还撞墙，有人说这叫人民的法律，这样如何能尊师？党应该负责对待整风，许多教师在肃反中受了创伤，应当赔礼道歉，否则谁还敢在整风中讲话？

邓教授的发言使会议的温度升高起来，议论声中同时有几位老教师举手要求发言。范宜春满脸绽笑地环视一下会场，眼光最后停在教现代文学的吴启都讲师身上，说先请吴老师发言吧。听范宜春这么一说，会场立刻肃静起来，许多教师都把眼光盯着吴老师看，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异样。吴启都讲师的遭遇在K大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恋爱经过能写一本书。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恋人也是后来的妻子齐女士一起在上海读大学，解放军攻打上海时这位齐女士的父亲携全家登船去了台湾。到台湾后齐女士日夜思念吴启都，要求父亲再把她送回大陆去。父亲不肯。她便以绝食要挟，扬言不放她回大陆就永不进食，直至饿死。到绝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国军将领老爸心软了，把她送上一条返回大陆的舰船。那时台湾海峡穿梭来往着运送国民党撤退人员的大小船只，从大陆开向台湾的船只人满为患，从台湾开往大陆的船只几乎全是空船。齐女士乘坐的那条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随身行李是她保存着的吴启都的一箱书信。就这么一人独乘一艘客轮横渡过台湾海峡，回到了上海。这段渡海寻郎君的佳话当时在学校传为美谈。大学毕业后吴启都和未婚妻齐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书，不久两人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开始了肃反。齐女士被肃成了国民党派遣特务，被逮捕判刑。吴启都被定为特嫌。所以此时吴启都要求发言就十分引人关注。

吴启都还未开口眼圈便泪光闪闪，他说：前几天我给K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对齐韵琴的问题加以甄别。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要向中文系党组织再次呼吁：齐韵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这一点我以我的脑袋担保。首先我必须承认，齐韵琴从台湾返回大陆，并非出于对共产党新政的向往。那时我和她都没有这种觉悟，她纯粹是为了和我结合而为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说成是派遣特务，她有口难辩，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务的证据。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好大喜功，觉得能挖出一个真正的特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于是颠倒了司法程序，先将她定性为特务，然后才寻找证据。邻居说常听到我们家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办案人员就叫人家写材料说听到了发电报的声音。他们不知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影里特务发电报滴滴答答响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直观的效果，事实上耳机里的声音别人是听不到的。还有，他们还忽略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假如国民党想让齐韵琴充当潜伏特务的话，那有什么必要先到台湾然后再返回来呢？这样做不是会明显暴露身份吗？办案人员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要抓特务，只要出工作成绩，不要别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要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齐韵琴到现在还在劳改农场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呜呜……吴启都说到这已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范宜春关切地说吴老师你先休息一下，过会儿再说。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系总支向你表个态：会后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党委。吴启都哽咽地说：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进去，呜呜……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惟听吴启都讲师凄惨的呜咽声。范宜春不住地说哪位再发言？过了一会儿，又有老师开始发言了。发言一个接一个，直到天暗下来。

出来后在路上遇见了龙天胜。龙天胜问我《大地》出刊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再有几天就出来了。龙天胜随即对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说你和程冠生都应该做副社长的，忽略了。我说干不干副社长无所谓，主要是刊物忙。接着他说《观察与思考》学社的全部人马也都行动起来了，忙得不亦乐乎，干了好多事。你们刊物可不可以报道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说一下。他说好。我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光线已经很昏暗了。他说一是针对《人民日报》不报道K大整风情况我们去报社质问，贴了大字报，遭到了围攻；二是把K大整风中涌现出来的有质量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三是组织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绍K大整风经验，为筹措路费，我们向教授们募捐一万多元；第四，组织人与民主党派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都表示和学生们站在一起；第五，以《观察与思考》学社为一方以K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开得十分热烈；第六，以《观察与思考》学社名义参加数学系的一次辩论会，辩论会也很成功……龙天胜如数家珍般介绍完他们最近的各项工作，说马上要出席一个会议，匆匆走了。

晚饭时在食堂大门口见到冯俐，一副焦急的样子。我说你咋不进去呢？她说我在等你。我说我一直在找你。她说我知道。我说进去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吃饭吧，我有要紧事对你说。我们走出南校门，找了一家饭馆进去，饭馆店面不大，很清冷，坐下后点了两碗馄饨，两个烧饼。在路上我知她这次“失踪”又是去了舅舅家，是舅舅亲自来学校把她接回去的。加上一见面便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我猜到她确有重要事情对我说。果然刚一落座她就急急地问：你们的《大地》下稿了没有？我说下了，今天下午把稿子送去印刷厂。她说赶快去把稿子追回来，立刻追回来，不能印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是真的，听我的，赶快撤稿，印出来事就大了。我说咋了？出啥问题啦？她刚要张嘴服务员端饭过来，等服务员离去她放轻声音说：我舅舅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形势要起变化：毛主席有一个内部指示。我问内部指示什么内容？她说大意是：我们在反教条主义，有人在借反教条主义传播修正主义，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现在右派很猖狂，让他们做，把他们的谬论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见识毒草，然后锄掉它。我听了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毛主席不会下达这样的内部指示，肯定是谣传。冯俐说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我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在一家党报当社长……你想想最近《人民日报》的态度与内部指示不是很吻合吗？冯俐这话使我的心猛地一沉。是的，最近的《人民日报》成了广大群众关注议论的焦点，不发社论，只发各种座谈会的尖锐发言，都觉得不应当这样。可偏偏又是这样，莫非……冯俐说内部指示也符合毛主席惯常说话的语气。我说语气符合但内中精神不符合。冯俐问怎么不符合？我说指示精神与目前整风的指导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大张旗鼓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给党提意见，背地里却说是反党毒草，等长出来再锄掉，这，这不明显是阴谋啊！我不相信毛主席会搞阴谋，因为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个人品质问题，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说到这儿我激动起来，不觉抬高了嗓门，说我们不应该怀疑！冯俐赶紧示意注意隔墙有耳。有位服务员已经在向这边看了，也许是以为我们在吵架吧。我俩默默吃饭。

走出饭馆，天昏暗下来。我说回校？冯俐说去你宿舍，趁空给你洗洗衣裳。我说没什么衣裳要洗，咱们往公园方向走走吧。我们沿街向西走去，然后拐到通往公园也就是K大西门外面那条路。我的心情很乱，像有一块黑云压在头顶。我俩默默走着，过了西校门路人开始稀少。冯俐突然站住，抓住我的手，她抓得很用力，都使我有些痛了。她看着我，映着西天已经变暗的晚霞，我看出她的神情非常凝重，她说文祥。她的声音也有些异常，发颤，也有些沙哑。她说文祥以后许多事我都可以依你，可现在你得依我，把《大地》撤下来，明天就撤。我没吭声。她说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她说你答应不答应？我摇摇头，说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所谓的内部指示，退后一步说，就是相信了《大地》也是不能撤的。她问为什么？我说《大地》不是我自己的，要撤也得和大家讲明事由，可是怎么讲呢？能说我听到一个毛主席要锄毒草的内部指示么？冯俐想了想说既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怎么不能说，这同样关系到大家的安危。我摇摇头说不能散布这样的言论。冯俐说你可以单独和程冠生说说，你们俩统一了认识，不难找个什么理由把稿子要回来。我说这样不行。冯俐问为什么不行。我说这不就成了我们在耍阴谋了吗？你，你，你，听了我的话冯俐嘴唇哆嗦，生气地把手抽回去，她说周文祥你，你怎么这样……这样……她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表达对我的愤慨和失望，而后把脚一跺说句你要不照我说的做今后永远不要找我！说完转身向西校门奔去。我在后面追她，一直追到她的宿舍楼也没追上。我不能上楼，这么晚了不宜往女生宿舍里去。我在附近溜达了几圈在一棵柳树下站下，向三楼她宿舍的窗子望着。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不想离去。我体味着她对我的关心，这个世界只有她才能以这种方式关爱我。我知道这个，可还是无法照她说的去做。就像人走进胡同里，再很难往回走那样。不断有头影映在那扇窗子上，很模糊。我猜不出哪一个是她。她或许会想到我在宿舍下面没有离去，也或许她从窗子里能看见我。但我知道她不会下来了，她真生了我的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好像是一场较量，是爱情与信念的较量，二者难以融合，只有从中取舍，体现在此刻，要么我奔上楼去，或者高声将她唤下，当面向她许诺：我听你的；要么从这里离去，一切咎由自取。事关重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难以决断。或者根本没勇气决断。我伫立树下，思想麻木，不知所措。

夜色已深，天幕漆黑，我渐感寒气侵身。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从宿舍大门口走出一个打伞的人。我无动于衷。直到打伞的人一步一步走到树下，我才魂魄归体。啊，冯俐。我失声出口，顿时惊喜万分。这时冯俐已把伞举向我的头顶。我发懵地问：下雨了？她不说话，用手擦我的脸和头发，后来又掏出手绢擦。这时我感觉身上湿淋淋的了，也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啊，真的是下雨了。我咋一点也没感知呢？我自语。你傻了，你精神失常了。冯俐哽声说。说着抽泣起来。她弃了伞，两手紧紧抱住我，我怕湿了她的衣裳，使劲往外推她，她却把我抱得更紧，并且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后来她哭出声。我心里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只是不停地唤她的名字。我说冯俐冯俐冯俐……她不应不答只是哭。我向往着能这么永久地和她拥抱在一起，可知道这样不行。冯俐上中学时曾患过一次肺炎，为此曾休学一年。我不能让她着凉了。我用力将她推开，说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宿舍了。她静默着。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脸的轮廓。后来她弯身捡起伞递在我手中，便向宿舍走去。大门吞没了她的身影。

回到宿舍，李德志一个人在。我赶紧换下湿衣裳，找一条干毛巾擦头发。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倒了一杯热水喝起来。李德志趴在桌前写什么。我问他别人都到哪里去了。李德志说大概都在教室写大字报吧。我一想回来的路上确实看到各教学楼都灯火通明。这一两日学校的整风运动已达高潮，从系、班级到个人几乎没有死角。想到死角我的眼光又不自觉落在李德志身上，我问李德志你咋不下棋了呢？他摇头苦笑一下，说再下棋没准会被开出K大呢。我说咋这么说？他叹了口气，说今天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过话，态度很严厉。批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警告说对整风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这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最后又说K大是共产党的K大，要想当K大学生就不能和党离心离德，否则后果自负。这不是暗示如果我继续消极最终会被开除学籍吗？我听了心里有些不平，心想这位总支书记肯定是迫于数学系的整风落后于其他系的事实才这么威胁李德志的。如果在今天以前，我也许只会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些生硬简单，出于对李德志的关心甚至我这个局外人也会劝告他要积极投身运动。但今天听了冯俐所谓“内部指示”的事，我就对那位总支书记“赶鸭子上架”的做法很是反感。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料想像他这一级干部是看不到“内部指示”的），起码那种危言耸听的言辞也是很不正派的。我问李德志在写什么，他说明天系里举行专题座谈会，总支书记点名要他发言，说这是对他想不想以实际行动回到党的怀抱的考验。既然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后退的路了，发言就发言吧。于是我明白他是在写发言稿。我不再说什么，倒在床上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可一点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乱成一团，从饭馆谈及“内部指示”谈及《大地》撤稿又想到冯俐的雨中拥抱，最后又想到刚才李德志的一番话，我不由侧目看看正“幡然悔改”埋头写发言稿的李德志，只见他眉头紧锁，脸若苦瓜，干这一套确不是他之所长。与他相比，我已是是非之人，我写了K大第一张大字报，参加了绿叶文学社，还当了《大地》主编。假若“内部指示”属真，我自是难逃干系。而李德志则大有不同，他尚属“清白”之身。既然前景叵测，清白就不妨清白到底。对他而言这才是明智之举。而此时此刻也正应那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同舍好友，按说我应该向他指点迷津，阻止他在这种情势下陷入泥沼，但又苦于实话不能实说。我苦苦思索该怎样进入话题，忽然灵机一动，我翻身从床上坐起，冲他说李德志你陪我下一盘棋吧！他听了迅即转向我，那一刹脸上惊且喜，问：你想下棋？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我说我心里闷，想下盘棋解解闷。他想了想，得了吧，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下，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说只怕是你和自己过不去哩。他听出我话中有话，问：我咋和自己过不去？我想既有心说了不妨再进一步，我说你何不用那套公式算算我和你下棋是和你过得去还是过不去？他说不用算，过不去。说到这儿，黄伟和董建力推开了门进屋，衣服都湿了。进屋后两人从各自的衣服里面抽出一卷写好的大字报。我问程冠生在不在教室里。黄伟说和我们一块回宿舍了。我立刻起身去找程冠生。在三楼走廊上我把所有的事毫无保留地倒给他。他听了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他的结论使我感到欣慰，却并没完全消除我的疑虑。我再次向他强调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他说只要不是听毛主席亲口说他就不相信。说完又补充一句：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意在污蔑毛主席，意在破坏整风运动。如果前提确实，他后一个结论自可以成立。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撤《大地》的稿？他说不仅不能撤，还要督促印刷厂早点印出来，按计划明天看校样，我的意见是不要拿回来校，咱俩一块去，在那里坐镇校对，校完即可付印，能节省许多时间。我说好吧。

——二十八日，早晨起来雨过天晴，夜雨没有浇熄熊熊的运动烈火，各处新张贴的大字报掩盖了校园雨后遗痕。在食堂里一眼便见到了冯俐，我端着饭走过去，与她同桌吃饭的女生们一如往常见我便含笑走开。我亦笑笑向她们表示致谢。冯俐显得神情恍惚，眼圈发黑。她看我一眼，问我着凉了没有。我说没有。她掰了一块馒头递给我，说她吃不了，让我帮她吃。我接过来。问她今天干什么。她说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说你想怎样？她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问有事吗？她说你不能再继续滑下去了，得离开。这时她用异常温存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听着，到了舅舅家给你自由。啊，自由。自由这字眼是我和冯俐之间的专用词汇，我当然能够明白此时冯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我顿时热血沸腾，心猿意马起来。要不是已讲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我会马上丢下饭碗与她直奔校外。她见我不语，问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说出要去印刷厂的事。她半晌不语，一口一口喝着稀饭。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过会儿她放下碗叹了口气，说：从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随和，而骨子里却很强硬，谁也别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随你吧。她说这番话声调平和却透着伤感。我问：你要一个人去舅舅家吗？她说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问：为什么？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说：我欠你的。我一时不解，反问道：你欠我什么呢？她低下头，哽咽着声音说：别问了，以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无论要做什么须提前告诉我，你写大字报座谈会发言，写什么说什么都和我说一说。我说行。她说别食言。我说保证不食言。

去印刷厂。一进车间便感到气氛不对头，排字班的工人师傅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程冠生说师傅们我们是K大学生，是《大地》编辑部的，来校对清样。请问清样出来了吗？一个五十多岁的长形脸师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稿件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我和程冠生对视一下目光，然后走到案边翻看稿件，我说就是的，清样在哪里呢？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很端庄的女工厉声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别指望我们给你们印刷。这话一下子使我们明白《大地》的处境了。程冠生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是完全出于党的要求不是反党。长脸师傅大吼一声：住嘴，别以为我们印刷工人不认识字，不认字当不了印刷工人，你们污蔑党，破坏党的威信，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纸黑字，瞒得了谁？！这时许多工人从车间各个角落聚拢过来，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觉得眼下有点“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景况，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说既然师傅们误会了我们也不勉强，我们回去了。但工人不放我们走，将我们围堵在车间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挤，边挤边说请师傅们让我们走。那长脸师傅似乎担任着什么职务，发号施令说：同志们，我们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决不能听任反党分子对党进行攻击，现在我们召开现场批判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深批透（后来知道这个说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的长脸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长脸师傅的话音一落立刻就有几个强壮工人扯着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将我俩提到一辆平板车上，车体晃动使我们险些摔倒。呼起了口号。居高临下，我看到四周黑压压挥动着拳头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头会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击，我似乎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或许是今后命运遭际的预演。工人们开始批判，一个接一个发言。高亢的铿锵的尖厉的男声女声在高大车间里形成强烈的回响，就像一场骤起的风暴，在这风暴中我能分辨出来的惟有两个字：反党反党反党……直到从厂里狼狈逃窜出来这两个字依然在耳畔轰响。

——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这一天，我多么惊喜……

知音

1957，还没有发生文革呢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2-4 18:23
1957，还没有发生文革呢

已经开始布局了，先热身

知音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20:49
已经开始布局了，先热身

居然不是禁书，出乎我意料
看来我看这方面的书比较少。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2-4 20:59
居然不是禁书，出乎我意料
看来我看这方面的书比较少。

可能也是禁过又放的，想看完吗？这书文笔不错，看开篇第一句就知道

金豆豆

分享新书了啊？等我缓过明儿，再来翻阅~~~~

知音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4 22:35
可能也是禁过又放的，想看完吗？这书文笔不错，看开篇第一句就知道

你发吧，我慢慢看……

用手机累眼睛，上电脑才能看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5 09:42
分享新书了啊？等我缓过明儿，再来翻阅~~~~

好，你是后来居上，这先发着

周文王

尤凤伟，小说写得极好，

估计这个是主编？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2-5 15:05
你发吧，我慢慢看……

用手机累眼睛，上电脑才能看

好的，先发着，你慢慢看，好像现在也不用排版了，自动生成，哈哈

炉渣渣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5 15:44
尤凤伟，小说写得极好，

估计这个是主编？

好像是山西的作家，写得不错，而且敢写

金豆豆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5:45
好的，先发着，你慢慢看，好像现在也不用排版了，自动生成，哈哈

无碍。我都习惯了。能看。刚才接到一个校对任务，阅读可能还要往后延一下。渣兄你先发着，我后面跟上节奏。很喜欢渣兄推荐的书籍。。。。

金豆豆

瞄了一眼时间点，想起《癌症楼》，跟我们的时间段和背景，故事很多相似性。。。。不知这部故事又如何?起风了，这三个字倒是很让人遐想。。。

炉渣渣

五


过了春节，北京的天气渐渐回暖，放风的院子已见不到雪迹。仰望方天，满眼碧蓝。日光已能在放风时间里将犯人的棉衣晒透。这使我们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实也无须多求，一碗饭食一缕阳光而已。

对我的审讯继续搁置。看到同监犯人频繁提审我竟然有一种受了冷落的感觉。我已通过陈管理员向审讯员报告，说我已经回想起他们要我说清楚的那几个日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还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继续回忆），但案子的悬而未决确实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审才能早结，我盼望早早出狱。我也坚信能够出狱。可审讯员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将我忘却，或者有意将我丢在这里让我备受煎熬。崔老看出我的烦躁情绪，一再劝我要安下心来，说且不可太乐观，任何时代的衙门都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分析当局将我弃之不审大致会缘于两点，一是共产党对右派反革命进行刑事量刑的尺度尚未制定出来，作为执行者的司法机构无章可循，只有等待；二是司法机构正致力将陈年积案了结，以便腾出手来处理大宗的右派案件。以草庙子胡同的实际情况而论，我觉得崔老后一种推断是贴谱的。

年前年后狱方确是加快了对历史积案的处理。员外、将军等一拨历史反革命已审毕转监，离开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余下的人也正在加紧审理，其间也包括崔老。崔老对自己的案子依然守口如瓶，仅从他被看押的时间也能猜到他案子不同寻常。最近，监狱为敦促他交待问题，除正规提审，每回提审之后还发动监室里的犯人对他进行“帮助”。犯人批斗犯人叫“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在狱中已司空见惯，我来之后也多次参与对别人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做法会给犯人造成压迫，当局把你当成敌人，狱友又把你当成敌手，轻则恶语辱骂，重则拳脚交加，这时你就会感到天地间一片漆黑，没一丝光亮，会感到绝望，觉得没有了活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俯首就范。不仅“竹筒倒豆子”交待自己的问题，还会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当然，这种“互相帮助”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犯人，有的犯人神经磨砺得犹如一团橡胶，抗击打抗腐蚀，拉则长团则圆，死猪不怕开水烫，如同崔老将军这类老油子犯人。崔老更见乖张，他是24号监房的犯人头儿，平时恩威于众，关键时刻便见出功效：开他的批判会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批判者看似声色俱厉实则装腔作势，更没人敢动崔老一根汗毛。批判会过后又暗中向崔老道歉，崔老的反应仅是淡淡一笑，道一声知道。后来狱方也“知道”，知道犯人都在自觉维护崔老，知道批判会仅是走过场，完全不起作用。为改变这种局面，狱方宣布撤掉崔老狱头头衔，让他当普通犯人，然后再“帮”。结果情况仍未改观，依旧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狱方无奈，只好在崔老身上收起这套做法。

这就轮到了小咬倒霉，在任何场合下人们都鄙视告密者这类人渣，何况小咬的行为早就犯了众怒。小咬的真名叫曲众民，捕前是大兴县一个乡供销社的营业员。案由是历史上当过日本人汉奸，不是在本乡，是在承德附近的一个日本鬼子据点。他犯下了罪行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日本人投降后他回了乡。正应那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话，若干年后他被知情人揭发出来。说起来他的案子也并不复杂，且到案后态度老实，能“竹筒倒豆子”把那段历史的所作所为都交待出来。按说可以转监判罪了，可他一直没有走，长期呆在24号监房。因他不断向狱方告密，有人便怀疑他是狱方有意留下的“眼线”。却又抓不着真凭实据。小咬有一个毛病是爱吹牛，像他这路人想吹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吹，他就乱吹一通。说他捡了日本人多少“洋捞”，说他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有一次说溜了嘴还说他看见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其实平时监室里的犯人也不断拿他出气，以此惩罚他的告密恶行。比如谁身上招了虱子就让他捉，久而久之就成了监房里的一架捉虱子的机器。这遭他状告崔老可谓是自找倒霉，对他的惩罚就不是捉捉虱子的问题了。联想到他以前的胡吹牛，有人怀疑他说的和许多女人睡过觉没准是他当汉奸时所为，何况他还有言曾见过日本人轮奸妇女。别人告发他当过汉奸，自不会清楚他所有的罪行，即使他再傻，也不会自动将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向审讯人员坦白。隐瞒罪行是完全可能的。于是犯人间串通了一下，决定对小咬进行“帮助”，替狱方审讯出小咬有可能隐瞒下来的罪行。像这种为狱方效力的“积极表现”是可以堂而皇之的，用不着事先向管理员请示报告，干不好拉倒，干好了邀功。于是这天的学习时间里监房新头目道长便召集起全体犯人，对小咬的帮助就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了，而是雷声小雨点大。

道长是个沉稳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却掷地有声，何况经历过审讯的人自然会知道如何审讯别人。他向小咬一针见血指出：对他的“帮助”将是一场持久战，只要小咬还留在24号监房，只要监房里还有一个犯人，对他的帮助便不会停止。直到交待出全部罪行。小咬刚要辩驳，道长便用手势将他止住。这是事先制定出来的战略：不给小咬任何辩解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将他制服。首先是一个外号牛眼的犯人开始“帮助”。尽管和道长的言辞不同，可意思完全一致：小咬必须认清形势，别打谱蒙混过关。

牛眼之后说话的是一个叫邹成的犯人。邹成是小咬的苦主，有一次邹成提审回来连连叫苦说审他的审讯员嘴臭，一说话臭气就喷到他面前，熏得他恶心想吐。他实在受不了才交待了问题，只为交待完早早逃开那股臭气。小咬把邹成“臭气逼供”的话报告了管理员，邹成被关了半个月小号。现在到了复仇的时候，邹成自不会坐失良机。他的“帮助”进一步深入，他上前一把扯住小咬的耳朵，骂道：狗日的今个儿我要瞧瞧你耳朵眼里是不是长了狗毛，我明明说审讯员嘴香，你他妈偏偏听成个嘴臭，害我蹲了两周小号你说你该死不该死？！今天我看你的表现，要不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待会儿一根一根捋净你的狗毛。说着一掌将小咬打个趔趄。

接着跳起来的苦主是一个姓黄外号腌黄瓜的苦主，他是地道的北京人，精瘦，五十开外，满脸皱纹。大概因他年纪大的原因，狱友当面不叫他的外号，只叫老黄。老黄平日里不说不道，学习也极少发言，有空就闷头看书。他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具体案情不清楚。小咬告他的原委是一次放风看见他和小日本哇啦哇啦说日本话。狱方对此十分重视，进行突击审讯。因考虑到狱方肯定已提前审问过小日本，撒谎等于自找难看，他便承认自己想利用一下小日本。小日本常出去为伙房买菜，他有一个朋友住在菜场附近，他想写封信让小日本送给那个朋友再转送给自家。这事小日本没敢答应。尽管说了实话，同样为此少吃了好几个窝头（坐小号晚饭减一个窝头）。老黄控诉小咬就像电影里贫雇农控诉恶霸地主那般声泪俱下，这情形是包括小咬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小咬惶惶地瞪着眼。老黄哭诉道：你个小咬咬这咬那，咋不想想咱们这些人像牲口似的关在一块够倒霉的了，你他妈的还雪上加霜。你到底是畜生还是个人？！这是长期郁积于胸的哀怨苦楚的集中喷发。尽管如此也勾起在场犯人各自独有的一份悲哀与伤感。从小咬的神情看他的内心似乎也受到了冲击。他急于表白，依然遭到道长的制止。

老黄的控诉无形中给批判会定下了调子，后面的人批判发言俱带有强烈的声讨情绪。声讨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小咬发出警告：如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就让他永无宁日。话的说法各异，意思都一样。小咬始终处于惊恐之中，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还知道这次大家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群众专政的威力无穷，这一点在对小咬的批判上得到真正的体现。在巨大压力下小咬不再坚持说自己的问题已交待清楚，而是说有些问题他避重就轻。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想收也收不回来。人们像追兔子般一个劲追问他在哪桩事上避重就轻了，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邹成火冒三丈，又揪起小咬的耳朵，说小咬你他妈的竖起耳朵给我听清了，凭你这副狗德行，能做什么事一猜就会猜出来的，你说你是不是和日本鬼子一块强奸过中国妇女？嗯？！小咬的脸一下子灰了，嘴像蛤蟆等食般大张着，连眼珠也停止转动。这副模样无异于已招了供。大伙互相对对眼光，然后一齐朝他吼叫着：快说！快交待！不说实话就把你狗鸡巴废了，为被害的中国妇女报仇！对，废了他！废了他！不仅是口头上的警告恫吓，行动也紧跟上，几个年轻犯人已迅速将小咬扳倒，摁在通铺上。这么大的“手术台”这么多的壮汉，别说一个瘦猴似的小咬，就是一头牛也是说阉就阉的，无须多费周折。小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完全像一只被抽去筋骨的狗瘫软在那里，哼也哼不出一声。“苦大仇深”的邹成始终是这次“帮助”的积极分子，他一边大骂小咬不止一边动手扯下小咬的棉裤，又一把抓住小咬的“家什”，说快拿一根筷子来，我先把这两颗狗蛋串在一块。很快就有人从外围把筷子递过去，他握在手里对准小咬的家什，一副说穿就穿的架势。我初来乍到没经过刑讯，没见过刑讯场面，但这遭我却在监房里在犯人中间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让我完全不知所措。这一瞬间监室里鸦雀无声，似乎这静是一场血腥行动不可或缺的铺垫与前奏，是一张欲射之弓绷紧了的弦。我已无法断定从监室的完全寂静到小咬的凄叫之间究竟有多长的时间，也许是十秒钟，也许只有五秒钟，但随着小咬的一声求饶，原先绷紧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人们松开了小咬，同时又松了口气，互相用眼神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小咬已被“解决”了，他成了熊蛋包。果然小咬翻身坐起接着就跪下了，不住地作揖磕头，声泪俱下，嘴里嚷道：我有罪，我有罪，我坦白，我交待……之后小咬便讲出了对审讯人员隐瞒了的犯罪事实：他参与了一桩日本鬼子轮奸中国妇女的事件，有时间有地点。开始时他想走开，但日本鬼子不许他走，说让他看看大日本皇军怎么干中国女人。在场七个鬼子干完后又逼着他干，说他们要看看中国人怎么干中国人。他不干，一个鬼子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脯说不干就挑了他。他怕极了，就照日本鬼子说的做了，可没干成，他说真的没干成。他说他是畜生，是罪人。小咬认罪之后监室里再次寂静下来，大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我不清楚当时大家的心里都怎么想，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复杂。

说起来人的内心确实是复杂的。惩罚小咬本来是这次行动的宗旨，现在如期取得了成功，按说应该将小咬招认的犯罪事实向管理员报告，因为最终的惩罚只能借当局之手进行。奇怪的是完事之后没人再提报告的事，诸多苦主不提，别人也不提，似乎忘记了这次行动的初衷。

新头目道长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装聋作哑。24号监室一切恢复到往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从犯人的私下议论中我才晓悟出事情的症结：那就是这伙“人民的敌人”心中尚存有一丝怜悯之情。大家清楚，小咬的这项新罪一旦得到当局的确认，必死无疑。小咬固然可恶可恨，可一想到将由一颗子弹结束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也有些于心不忍。再退一步说，即使小咬大罪当诛也不该由这伙犯人将他推上断头台。这种想法很符合犯人心理也符合我的心理。

但后来出现的事实却让我们犯人大惑不解：在经过一两次审讯之后小咬的预审终结，接着便被转往北京监狱。走的那天他被戴上了脚镣，他成了重案犯。24号监房里的犯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关于小咬参与强奸的罪行究竟是哪个犯人向当局告了密？这是个谜。

——六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同样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记忆中无影无踪。我仍须以老办法进行搜寻。

六月下旬对我以及许多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师生来说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已陆续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开始接受批斗。这个过程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记叙清楚，只因与审讯员问及的日子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从略。令我瞠目结舌的是K大一把手张校长终于表态亮相了，那是在一次全校范围的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张声色俱厉地向全体右派发出警告，说右派分子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矛盾就要变质，那就要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张校长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几天前学校保卫科便将一名右派教师一名右派学生送到了公安局。那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历史系那个写《有头脑的人，不要那么想》的中年讲师高云纯。关于高云纯被打成右派前后过程在K大有许多说法，也别具一格。他公开讲他给共产党提意见并非出于帮助整风的目的，而是要亮出自己的政见。他说他的行为也可谓是“自投罗网”。开始划右派被定为右派的人都觉得自己冤枉，惟独高云纯不喊冤叫屈，他讲如果把右派定义为不赞成共产党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话，那他就是个右派。他认。且痛痛快快地签了字。想想高这个人的确有些“各色”。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没有高这种类型。被送走的学生姓黄，哲学系的，家庭贫雇农出身，他本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认错。最后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反省，并派人监视。后来因一件小事和监视他的人打了起来，他打不过那人，就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就被定为右派行凶。学校让公安局来人将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黄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这件事令人惊骇，K大历任校长都从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中保过学生，如蔡元培、胡适等都曾亲自出面将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从未听说有哪位校长主动将自己的学生送进“局子”去。而这位张校长就开了先例，也令世人开了眼界。从这次全校批判大会后，大小批判会便在校园一个接一个。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批斗会是二十二日上午，范围是全中文系。系总支副书记孟广琦在头一天通知了我。当时我想不通，思想很抵触，我问孟广琦是否要穿上棉袄，他反问天热了还穿棉袄干啥？我说穿厚一点抗得住击打呀。他好长时间没吭声，我不知道他这时心里怎么想。后来只说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许久也没想出他的话表达的是啥意思。

二十二日早饭时间在食堂里见到冯俐。自从被划为极右，我不想连累她，不仅公开场合不找她说话，私下里也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她却不管不顾。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主动找我。看见我她端着碗走到我的面前，这时周围许多人一齐把眼光投来，她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情。对我说她已看到中文系贴出来的会议布告，说她也要参加。我吃了一惊，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干吗要参加。她说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的《大地》稿件本来是与她无关的，可后来就有了关联。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被印刷工人拒绝后带回了学校，根据当时冯俐舅舅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我有意将稿件搁置。但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板的工作。说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边照顾舅母边做。大伙赞成。当时我觉得冯俐的态度有些异常，不对头，却也没往深处想，便同意了，将稿子给了她。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磨磨蹭蹭不上紧，否则印了出来事就大了。可这时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俐是采用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冯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打听到冯俐舅舅家地址，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了，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舅母是位贤良女性，压根儿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因为材料是“匿藏”在冯俐舅舅家的，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说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他便不会以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对冯俐说了，可她不听，坚持要参加会议。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想冯俐咋这般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别人积极时她消极，别人退缩时她却顶风上，完全的不识时务，乱弹琴。为了阻止她的盲动，我严厉相告不许她参加批判大会，坚决不许！她生气了，说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饭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情况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顶顶要紧的是不能让冯俐陷进去了。当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对我对她舅舅都有一种内疚，她觉得是由于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难。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她的错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难逃的。不是有句古语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想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我苦苦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看她那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再劝说下去已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批判会很快就要开始，再找她也没有时间了。我一边思索一边向宿舍走去。看来人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还是能想出相关办法来，关键是紧要关头要懂得另辟蹊径。我另辟的蹊径是：既然是开我的批判会，我不参加，不就开不起来了吗？开不起来冯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吗？对，逃会。我几乎不考虑逃会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便当即做出逃会的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校方和系里尚未派人监视。我走着走着便改变了行进方向，从两座宿舍中间插向通往西校门的路。

我心里很紧张。都说做贼心虚，我没有做贼咋也心虚呢？直到顺利出了西校门，才轻轻吐了口气。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个问题：出逃的这一天该怎样打发呢？去颐和园吧。已春暖花开，颐和园正是游览的好时机。这一两个月来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了，就借机好好放松一下吧，把什么都丢到脑后，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赐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欢欣一番，不想别的，只想眼前的风景是多么壮丽，想拂面的春风多么和煦，想宽阔的湖面多么清澈，想人间生活多么美好。这种趋美的意识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是虚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种强迫意识在驱使。不真实的东西注定不会长久，积聚心胸中的灰蒙蒙的色调渐渐扩散开来，一丝一缕将眼前的美丽仙境覆盖起来。春夏之交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严冬中，寒冷彻骨。心重得像灌了铅。这一刻我感到无助无望，感到心灰意冷。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归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让我警觉，潜意识中对死的拒斥对我当顶一击。我恐惧地战栗着，我站起身，离开水边。这次对死亡的浅尝辄止可以说对我的终生进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够在后来漫长的炼狱中苟延残喘而得以存活下来。

从颐和园回到校园我似乎是大病初愈，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时分。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进屋只是抬眼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在这次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与别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来确有点戏剧性。他就像一个慵懒的永不出窝的兔子，一出窝就被逮个正着。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窗外已经昏暗，宿舍里连李德志也没了影儿。是吃饭的时间，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连中午饭也没吃。我爬起来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门口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块走进食堂。尽管我俩都成了右派，但友谊继续，也不做出疏远的样子给别人看。吃饭的时候程冠生告诉我今天批判会的情况，说我的逃会行为使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感到震惊。他说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有句话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问后来怎样了。他说系总支领导非常恼火，派人四处找，没找到决定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我很惊讶，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我立刻想到冯俐，忙问冯俐到没到会。程冠生说去了，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使主持会议的范宜春非常狼狈，下不来台。范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又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这样。我如实相告，说我逃避批判就是为了达到阻止的目的，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程冠生扫了一下四周向我俩投来的目光，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我不理睬他这套事后诸葛亮的腔调，只关心冯俐的处境。我问程冠生该怎样弥补。程冠生说晚了，也许中文系总支已经将情况通报了外语系总支。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说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我说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过饭我立即奔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点，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个声音我也觉得耳熟，但一时对不上号。我站在那儿，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这时传出范宜春的声音：你的第三份检查还可以吧，态度很诚恳，但思想根源还挖得不深刻，要继续提高认识。另一个声音：是，感谢系总支各位领导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温暖。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继续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我的批判会，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党组织的革命权威。范宜春的声音：你有这种态度就好，至于怎样继续对你帮助等总支研究了再定。另一个声音：是，范书记，我等着，这段时间我离校会向您报告的。范宜春的声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个声音：是，各位领导我走了。再见。听到再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不要让人觉得我在偷听，但不待抬腿，门开了，我看见走出来的是吕浩明。吕浩明看见我显出一丝惊慌，张张嘴又闭了，幸好屋里没出来人。我问吕浩明范书记在不在。吕浩明连忙答在在，你进去吧。他侧身从我身边过去，从楼梯口下楼去。我抬手敲敲门，里面说进来吧，我就推门进去。屋里除了范宜春，还有副书记孟广琦和另外几个人，合起来就是吕浩明所称的“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见我进门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范宜春冷冷地问句周文祥你有事吗？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本以为见面他会首先质问我为什么要逃会，却不是这样，好像把这事忘了。我静一下心，说范书记我想和你谈谈。他反问一句：你要谈什么呢？我又不知该怎么说了。站在屋中间我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像剥光了衣裳赤身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月前出现这种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甚至还会对“各位领导”出言不逊。但在经历了大会小会批判最终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捍卫自己尊严的血性，我甚至真诚地认为错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吕浩明这样向领导请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但逃避既定的批判会也是对党组织严重的对抗行为，破坏了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仇恨我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我决定在询问冯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领导消消气。可我刚要张嘴孟广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说周文祥你先回去吧，总支马上要开碰头会。我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他说这可难说，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点点头，十分沮丧，只好退出来。

下到楼外面，天已完全黑了。向四下望望，教学楼宿舍楼皆灯火明亮。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去找冯俐，我告诉自己。不待这想法在头脑中得到完全的确认我的脚就已经迈开了。这段时间我坚持不去找她，但今晚无论如何要见她一面，因为事关重大。可等走到她的宿舍下面我又踟躇不前了。我停留在树的阴影里，向那扇晃动着人影的窗子凝望。这时不由想到不久前的那个雨夜，如果当时能照她说的去做，那么她和她舅舅都不会因我而担干系。想到这儿不由心里阵阵作疼。我想起程冠生说的革命热情是狗屁的话，我们的确是幼稚的，可幼稚的又岂止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幼稚无知的啊，连那些经过了若干运动并且身受其害的人也未能从中接受教训。人家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开始不相信，再说，还不相信，再再说，便相信了，就站起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直到明白并非是言者无罪而是言者有罪才惊呼上当了。连动物都知道看见攻击过它的人赶紧躲开，而人的警觉性连动物都不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回宿舍吧。冯俐不会出来，我也不能进去。从树下到宿舍大门这咫尺之遥，就像是隔着一条漫漫银河。回到宿舍，宿舍里的人齐了。黄伟、董建力倚着各自的铺盖看书。李德志正用一支红蓝铅笔描棋盘，描得专心致志。我们这间宿舍四人中间有两个右派，我和李德志。不知是出自本意还是做姿态，在我和李德志成了右派后黄董两人便向系里提出调换宿舍的要求，理由是和右派分子同住一室有种不安全感。似乎人被定成右派就有了杀人之心。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要求没被批准，因此只能继续与我们屈居一室。平常他们两人很少与我们搭腔。对此我并不在意，相信缺心少肺的李德志更不会在意。说来也奇，本来对下棋兴趣不大的我进屋后看见李德志描出的十分醒目的棋盘突然生出下棋的欲望。于是便向李德志提出对弈一局。不料却遭到他的拒绝。我立刻大感后悔，怨自己不该自找难看。如果仅仅是我俩在屋，我也就自认晦气拉倒。可此刻黄董两人都在，并且俱向我投来嘲讽的一瞥，我忍受不住，瞪眼朝李德志吼叫起来，我说李德志别给脸不要脸，你有什么臭架子可端？我是他妈的右派你还是左派么？对你讲咱俩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啊！李德志被我骂懵了，怔在那儿。我站起来摔门出了宿舍。走在空寂的校园甬道上我很快后悔了。反省刚才的事，我发现自己内心的不良。事实上我是将在“各位领导”面前未敢发泄的怒气倾泄在李德志身上。这一点李德志是不知就里的，而我知道。古语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这话是不对的。真正知道自己的还是自己。我无目的地在校园里穿行，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头上的右派帽子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想冯俐会不会因为今天的行为惹出乱子，想家里很久不来信是不是因为接到学校我已成右派的通知，想今年暑假还能不能和冯俐一起回家……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找不出答案。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一切都是未知数，且凶多吉少。我像幽灵似的在校园里东游西走，不顾方位，不管时间，直到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冷，才转回宿舍。宿舍里电灯还亮着，黄董两人已呼呼大睡，李德志端坐床上，身前描成的棋盘上已摆好了棋子，见我进屋李德志朝我指指棋局。我一下子明白：他等着和我下棋。我的心不由一热，我领他的情。我说刚才很对不起啊李德志。他没说什么又朝棋盘指指，我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我连输三盘，输的只能是我。

——六月二十三日。早饭时没见到冯俐，我想大概又去了舅舅家。听她说过自舅舅被打成右派，舅母刚见好的病又加重了。我担心这种时候冯俐老往外面跑对她不利。吃过饭我还是去找范宜春。路上遇见吴启都老师，他和我是同一批公布的右派。他和妻子的恋爱故事我一直觉得可以成为爱情故事中的经典。此刻我眼里的吴老师显得神采飞扬，不像是一个刚遭厄运的人。我叫一声吴老师。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党总支找范宜春。他说他也去找范宜春。我们就一路往前走。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他的问题有望解决。我问所谓解决是不是指摘掉帽子。他说是。我说刚戴上帽子就能摘下来吗？他点点头说他的情况特殊。他说他替爱人鸣不平才被打成右派，现在公安机关经过重新审理，已对他爱人做出“潜伏特务证据不足”的结论，很快就会释放。既然妻子的案子是错抓错判那他自然就谈不上鸣冤叫屈的问题了，理应平反。我心想这合乎逻辑。我说为你高兴啊吴老师。他说谢谢。走到系总支办公室门口我站住了，让他先进去。范宜春不能同时和我们两个人谈。我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我觉得站在这儿让别人看见会觉得鬼鬼祟祟的。便又下了楼，在楼前的花园里转悠。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吴启都从楼里出来，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猜不出他和范宜春谈得怎样，问题是否有望解决。

我立刻返回办公楼。只有范宜春一人在屋。单独在一起范宜春的态度是极有分寸的，声音平和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既显出一丝熟人情分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而我是很看重这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想趁机和他深入地谈一谈。我问他是否吃过早饭。他说他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说不吃早饭对健康不利。他说也许是吧。我看出他没有兴趣和我寒暄，也担心延搁了会有人撞进来，便从早饭与健康一下子切入正题。我对昨天的逃会向范表示道歉并检讨认错，我说我不是有意抗拒批判，而是有另外的原因。范宜春并不吭声。我说会前我得知冯俐也要参加这次批判会，为了阻止她，我就采取逃会的办法。这时他才看了我一眼，问你是说你所犯错误责任在冯俐？我说不是，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的原因才使冯俐陷入了不利的处境。他又看了我一眼，说这么说昨天冯俐的恶劣表现是与你有关了。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当初我要不把《大地》稿件交给她就不会……但有一点我必须申明，在处理《大地》稿件上我俩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我想的是让她早早刻出来印发，而她是借机将稿件压住。事实上她也是这样做的，到最后她也没刻出一个字来，在这一点上冯俐是有功的。他说是对你还是对整风有功？我说对我和整风都有功，她阻止了事态的扩大。他眼光现出一丝讥讽，说你是来替冯俐请功么？但你知道她不是中文系的，要请功你可以去外语系。我心想堂堂的总支书记怎么可以用一副流氓腔调说话呢？我很难接受，但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我说范书记说请功我是不敢的，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做什么也都是徒劳无益的，对自己对别人都如此。我来找你只是想向你说出事情的过程和真相，我也承认冯俐来中文系闹会是错误的，但是……他说你说下去呀周文祥，说下去。我知道只有说了，我说冯俐她做得不对，但是中文系打着她的旗号去她舅舅家搜查《大地》稿件也是不妥的，她对中文系领导有意见也就在这里。范宜春冷冷地说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两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范宜春说这还有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范宜春说到一个党字，我就赶紧收了口。自开始反右以来，这个本来普普通通的汉字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威严而神圣，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范宜春费什么口舌了，因为谈不拢，这也许正像范讲的立场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时间，便直接对范说到希望他不要把冯俐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文系。他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恳求他通融一下。他说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通融。说完又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对她通融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冲他说老范你是应该对冯俐通融一下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时无答。我接着说：老范请你屈尊和我讲一次理好吗？你听我说，冯俐到中文系闹会是因为你让人以她的名义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讲以你的道德准则怎么看，但她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

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还要去告诉《大地》编辑部每一个人，让他们也知道今天的事。苏英没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担干系，让大家也有所准备。如修改说话口径，这一点很重要。我向苏英所在的历史系教学楼奔去，但走着走着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我感到心慌意乱，自知无法面对苏英。我的过失（如果不说出卖的话）是不可原谅的。我毁了她。最后我站住了，心里充斥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恐惧中还存有一丝希冀与幻想，这就是校党委或许不会拿苏英是问。因为说出姓名后我立刻向秃顶领导申明：苏英不属《大地》正式人员，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顺便帮着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说这些的时候秃顶领导不住地点头，说明他已认可，既如此苏英就不会有事。就这么我阻止了自己，决定暂且不把这事对苏英说，也不告诉相关的其他人。放弃了苏英我又想到了冯俐。自从前天早晨在食堂见面后再没见。不知这一两天范宜春是否将她“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语系？外语系会不会以此对冯俐进行处理？又会对她进行怎样的处理？还有冯俐本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心里翻滚。当然最担心的还是冯俐本人是何态度，因为我知道她太任性认死理儿。找冯俐。这么想时我的两脚已开始迈动（每当想到与冯俐有关的事我的思维与行动总能够同步进行）。这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上，已近午饭时间。性急的学生已三三两两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点不觉得饿，我快步来到女生宿舍楼，见许多女生从楼道拥出来，尽管我低头目不侧视地往楼里走，可还能感觉到向我投来的目光。

我和冯俐的关系不是秘密，可现在这时候来找她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楼里走，在楼梯上碰见与冯俐同室的鞠燕，她颇惊讶地叫了一声周文祥。我点点头问冯俐在不在房间里。她说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两个台阶又停下脚，转回身看看没人，对我说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绪很糟糕。我赶紧问道：系里领导找过她没有？她说找过了。我问怎么样呢？她说领导让冯俐做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我问冯俐是什么态度。她说冯俐首先将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来《大地》稿件对系领导说了，她质问领导中文系总支这么做是不是卑鄙。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冯俐便扬言如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她永远不会做什么检查。正说到这儿有两个女生从楼梯拐角处下来，她高声说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楼了。我赶紧上到冯俐所在的楼层，为避免再与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见我来她不惊不喜，指一把椅子让我坐。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屋里没人她都让我坐在她床上。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这些日子我有意对她疏远，这出自对她的关爱，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此刻当感觉到疏远已真实存在我的心便感到无限的痛楚。待习惯了黑暗环境后我发现冯俐的脸色非常苍白，精神委顿。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诗集》，她十分喜爱普希金，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普希金的诗。但我觉得如今诗已离我们很遥远，生活中只有斗争和政治，早已没有了诗。我望着这本已同样被我疏远的诗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5 15:48
无碍。我都习惯了。能看。刚才接到一个校对任务，阅读可能还要往后延一下。渣兄你先发着，我后面跟上节奏 ...

好，你先忙着，好饭不怕碗，哈哈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2-5 15:51
瞄了一眼时间点，想起《癌症楼》，跟我们的时间段和背景，故事很多相似性。。。。不知这部故事又如何?起风 ...

还是你懂，同那本是同一类的，你扛得住，如大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炉渣渣

六


屈指数从一九五七年圣诞节入狱至今已两个月了。中间跨过一个被中国百姓称为旧历年的春节。从气候上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在监牢里度过的这头一个严冬使我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监室里滴水成冰，夹着雪花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和墙上的瞭望孔往里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盖的被子也很单薄，一天到晚都觉得周身冷飕飕的，没一点热乎气。另外，肚子里缺少饭食，产生不出足以抵御寒冷的热量。冷是彻里彻外无终无了没处躲没处藏的冷。监室里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都像得了统一的号令那般将身子紧缩，缩成一个个“人干”。尽管入狱之初我便晓得监狱不是一个福地，可也没料到环境会恶劣难熬到如此地步。“饥寒交迫”是对这段狱中时光最客观的写照。

问题是“饥寒交迫”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心里总是在猜测不久将从法官嘴里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还是活。躯体的饥寒交迫以及心灵的恐惧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犯人的生存景况。

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转。

经过公安审讯员的突击审讯，历史反革命犯大都转去了正式的监狱，腾出的地方便接纳了像我这样被批捕的右派犯人。开始是分关在各监室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个监室里关两到三名甚至更多。狱方对此也做了防范，尽量不把同一单位的右派关在一起，我们24号监室新增的三个“右犯”一个是北京某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一个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再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演员叫郭纯，编辑叫刘基若，讲师叫胡普光。监室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但为新到犯人起外号的传统却保持不变。几天之后，我的这三名政治同类便都冠上了新名号，演员郭纯叫“二姑娘”，编辑刘基若叫“二分之一”，讲师叫“胡公公”。如果亲眼见到演员和编辑两人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这两人的外号起得真是天才。演员细皮嫩肉的还长着副女人样的水蛇腰，编辑小小的个子连脸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号。讲师是因为他三十几岁未结婚并扬言终生独身才被叫了胡公公。正如那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话，初进监狱的他们在得知我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后，便对我表现出亲近与信赖，向我问长问短。我是过来人了，完全理解初入狱的人急于了解新环境的迫切心情，回答问题尽我所知。我从他们口中也知道了许多我想了解的事情。如外面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对那些未解送司法机关审判的右派分子怎样处置等等。他们也如实告诉我。刘基若说他从新华社内参上知道对K大《观察与思考》学社头头龙天胜的审讯情况。

龙的经历是轰动一时的：龙被逮捕之前听人说以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的身份不仅会被逮捕，有可能被枪毙。他便伺机逃。这时他发现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挑戴眼镜的人离他不远。他明白自己“长尾巴了”。为甩掉这个“尾巴”他先乘22路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动物园。“尾巴”也进去，他左转右转总甩不掉，出动物园乘101无轨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尾巴”也上了火车，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他有些紧张，到天津站下来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回到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买票就跳上去了，这回把“尾巴”甩掉了。他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他想如有船就游过去，求人将他带走。正张望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两个人来，一下子就把他扭住了。他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是把他扭送到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他“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打算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那头头嘿嘿一笑说白天不看大海黑下里看？下令搜他的身，因为他腰里系着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那头头笑了，说原来你不是小偷，是K大的右派学生啊。想逃跑是不是？于是打电话跟北京市检察院联系。检察院用打印机现打了张逮捕证，来人将他逮捕了。

我问刘基若知不知道龙被关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问胡普光他们学校的田野是否被捕，胡讲田野捕得比他要早。我问是不是也关在这座看守所里，胡说不晓得。我又问知不知道K大有个叫冯俐的外语系学生，胡说不知。我又问知不知道有个叫苏英的历史系女生，胡也说不知道。他说K大他只认识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个别教师。我又问知不知道中文系有个吴启都讲师。他说知道，吴在他被捕的前几天被捕。这消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吴本来满有把握会被摘帽平反，而事实上却加重了处罚，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正为自己官司所累的我也顾不上多想别人的事，吴启都的遭际在脑中是一闪而过的。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冯俐的消息，还有苏英。我不知道胡公公这一拨新犯人中间有没有K大的人，如果有我寄希望在放风中见到，他们会告诉我急于知道的一切。

春节后对崔老的审讯是步步加紧了，崔老是块难啃的骨头，曾对他采取过许多措施，均未奏效。审讯员不相信崔老对自己那个“历史空白”的解释，又苦于找不到他“训练国民党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的证据。因此长达三年之久没有结束预审。看来这次是决意要把这个案子了结。几乎每晚都要提审，每次都审讯到将近凌晨。崔老回到监室躺下不一会儿就到了起床时间。爬起来的崔老两眼红红哈欠连天。崔老是个嗜睡的人，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垮了下来，整日无精打采，连话都懒得说一句。而在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却说起了梦话。崔老说梦话也与众不同，很有水平。从倒下一直说到起床。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翻身坐起，坐起来并没醒，仍在睡中，梦话也不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醒着的人便起身将他摁倒，给他盖上被子。那个外号“孝子”的犯人自告奋勇将铺位挨到崔老身边，他说他总是失眠睡不着觉，由他就近照顾崔老。这自然没人不高兴，况且大家也知道“孝子”是出于真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对这个好哭的犯人渐渐有了良好的看法，他虽然生性怯懦，却为人谦和善良，遇事多为别人着想，主动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杂活脏活。对崔老他是极其尊敬的，他说他十分钦佩崔老的人格。这一点其实也与大多数犯人相同。不同的是孝子对崔老的尊敬与亲近常常见之于行动，有时竟达到一种讨好的程度。“虎死有威”，被罢免了头衔的崔老恐怕便属于这种情况。自从孝子与崔老睡了邻铺，他对崔老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了，说来也真是难得。

崔老每次被提审，孝子便显得有些神不守舍，嘴里念念叨叨的。崔老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起来照顾崔老睡下，直到崔老睡着说起了梦话，他才呼呼睡去。一旦崔老从梦中坐起，他又立刻起身照料。有人开玩笑说定是崔老前世修的好这世进了监狱还有孝子在身边服侍。话虽说得难听却完全出于善意。

崔老的精神状况渐渐为狱方掌握，于是审讯的频率加快时间加长。再后来对崔老便采用“车轮战术”审讯。这种方式以前未对崔老用过，大概是基于狱方对崔老的神经承受能力估计过高，认为这种对普通犯人起作用的方式对崔老不会起到作用。而现在狱方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人的神经再坚韧终不是钢铁所铸，况且是钢是铁也有一个物理限度。果然连续审讯了三日三夜的崔老回到监房就完全成了一团稀泥。铁门刚在身后关闭便倒地呼呼大睡。还是孝子抢先将崔老抱到铺上，崔老不仅没醒还大声说起了梦话。审讯没给崔老喘息之机，当晚继续审讯。接着又是一个“连轴转”跟上。再次回到监室的崔老人已完全走了形，像一具被摄去魂魄的行尸走肉。当警卫战士把他扔在地上，管理员说句：行了，就叫他一直睡吧。

崔老得到了长睡的特权。他抓住这个权利不放，连续睡了两天两夜。开始时还说梦话，像和某个人大吵不止，后来架吵完了，安静下来，睡得十分安稳。均匀的呼吸伴着细微的鼾声，让见的人都感受到睡觉的香甜无一能够取代。

崔老睁开眼是他开睡后第三天的下午。监室里的犯人正在吃下午饭。崔老坐起来默默地望着吃饭的人，他的眼睛里有了些光亮，看来一度失却的魂魄重又回到了身上。所有的人都以关切亲和的眼光看着他，而一时竟无语。后来是道长率先说句崔老饿了吧，赶快吃饭。这几日每顿都是为崔老留饭的，以备他醒过来时吃。应该说大家是很得崔老济的，大家分吃了他的那份饭，做法是每次开饭为崔老留一份，同时将上顿留的那份分掉。这样做既没有忽视崔老的存在，还让大家受益得心安理得。崔老永远都有一种长者风范，几天不食，吃起饭也不显狼吞虎咽饕餮状，慢条斯理地吃。有人不过意提出从自己那份饭匀出些给崔老，但崔老谢绝了。还是那句话：崔老毕竟是崔老。

而后的时间里崔老仍然显得安静，极少说话，学习的时候微微合着眼，不知他是睡还是醒。

对他的审讯情况大家不便于问，但从突然停止审讯这一点看似乎审讯已大功告成，猜测中每人都为崔老怀着一分担忧，因为崔老的情况与大家不一样，以他的案情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被判重罪，甚至死刑。从目前情况看更接近于后者。

这期间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闷的，也很压抑的。新来的右派同类二姑娘、二分之一和胡公公都已开始提审，胡公公已提审了三次，而我仍然被继续搁置不顾。恐惧对于人最大的折磨不是结果，而是等待的过程。当局对我弃之不顾是不是认为我的案情重大？这一种猜测又加重了内心的不安。

这期间监室里发生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一个犯人不服从道长的管理，争吵时一拳打在道长的脸上，将道长的鼻子打出了血。而管理员在看过道长血迹斑斑的脸后竟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便加剧了那犯人的嚣张气焰，弄得道长灰溜溜的。再一件又是发生在我们与战争罪犯小日本中间。小日本向狱方报告说在24号监室与22号合并放风时，他看见24号监室的一个犯人将一样东西偷偷塞给了22号的一个犯人。犯人间传递物品是违犯狱规的行为，狱方对此十分戒备，决定查个水落石出，杀鸡儆猴，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在另一次放风时间里，管理员命令两个监室的犯人站成一排，让小日本指认那两个违犯狱规的犯人。像这种检举坏人的方法是狱方经常使用的，很奏效，能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来者以矛迎者以盾，时间久了犯人也有了与其相对的策略，那就是指认者站在谁面前就冲着他笑。这一笑就使原本总是阴沉冷漠的脸改了模样，人就变得陌生，而且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也还十分的相像，这就使检举人的指认变得很困难。这办法常常奏效，对此管理员也无计可施，因为没有一条狱规写着犯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监禁生活却不许面露笑容。而这次事件发生在小日本身上，人种之异使指认难上加难。都知道我们看洋鬼子差不多是一个模样，反过来洋鬼子看我们亦同样。

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人种上尽管很是相近，但差异还是本质上的。由此才将他们呼为东洋鬼子。无论是我们看东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看我们都会觉得是差不多的模样，何况小日本平常贼心不死作恶多端，面对与他不共戴天的人自是心虚，一张张匪夷所思的笑脸就使他惊惶失措乱了方寸，到最后也没找出传递东西的那两个人。狱方不肯罢休，借又一次放风之机对两个监室进行了突击搜查，犯人的许多“违禁”的东西被搜查出来，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接二连三的事端使监室里本来便压抑的气氛更加压抑。在这种时刻崔老接到了转狱的通知。

崔老倒显得很平淡，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狱友说着告别的话。我看见崔老和孝子说话时将自己的一副皮手套送给了他，以表达对他悉心照顾的致谢。崔老又将一枝钢笔送给我，我收下了。然后我将我的一条围脖还赠于他，他凄然一笑说老周我用不着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心一下子疼起来。我说崔老问题真那么严重吗？他点点头。我抬眼看看崔老，这一刻我发现他明显苍老了，比两个月前初次见面时苍老了不止十岁，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耄耋老人。想初来时听人喊他崔老我觉得有些滑稽，名不副实，而此刻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永远的崔老。自我入狱以来，崔老对我一直是十分关照的，可以说像一个师长那样对我言传身教，对此我心存感激，如今他要走了，我想到或许今生今世不会再见面，我们的离别事实是诀别，我心情压抑。我忍不住说：崔老我衷心祝福你平安啊。他点头一笑，说谢谢你了大学生，你的情谊我领了，只是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共产党是很厉害的呀。我没说什么，只是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跑到台湾的那个人以为能斗得过，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我本以为……却要搭上一条命……崔老的话使我的心一阵战栗，我想安慰他却无从开口。崔老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平时我总习惯于以发问方式与他交谈，此刻也同样。我说：崔老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糟。他压低声音说我断定这里有公安方面安插的内线，我是吃了内线的亏。我一惊，小声问知道是谁吗？他摇摇头，说反正是这24号里的某个人。我的眼光下意识地往铺上的人堆里一瞥。这时耳边又响起了崔老低沉却充满自信的声音：我们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这人是个隐秘的专家，一切都会做得天衣无缝；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走后不久，便会有人离开这座监室，谁离开谁就是那个人。崔老的话使我的脊背冒出了一股阴森森的凉气。

崔老是在吃过上午饭后被带走的，走时被戴上了脚镣。

只在第二天崔老的判断便得到了认证，管理员打开铁门厉声呼出一个人犯的代码，叫他立刻收拾东西，说是转狱。我看见从人堆里站起来的是孝子。这时我的头猛地一炸，差点叫出声来，啊，是他？！怎么会是他？！我惊愕，我大惑不解，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小咬（后来听说小咬被判了死刑），当时谁都猜不出小咬的新罪是谁报告了当局，现在清楚了，是孝子无疑。

当天的晚上管理员又一次打开铁门，呼声28611号起来，提审。我坐起来，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心中暗想：开始了，终于开始了……

（复杂动荡多变的经历使你在记录时也不得不将某一部分从略从简。我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的审讯，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方结束，然后转北京监狱，而后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有期徒刑九年，成为已决犯的我很快转去清水塘劳改农场服刑。）

周文王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2-5 15:47
好像是山西的作家，写得不错，而且敢写

查了下，山东人。

已经过世了。

看过小说《石门夜话》，

当时感觉像是江浙一带的故事。

估计还是山东故事。

最好看的小说之一。

炉渣渣

第一部完结

待续

周文王

还不是主编，就是作者。

这个是纪实小说，是不是自传体，难说。

43年生人，57年反右，时间上对不上号。

看人生经历，应该是搜集的资料，

或者有讲述人口述历史。

专业作家，社会接触面比较广。

周文王

尤凤伟的小说，语言非常好，

故事好看。

炉渣渣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5 16:06
查了下，山东人。

已经过世了。

嗯嗯，喜欢看他的，差不多路遥同时期的作家，但风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