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中学,和我连做了九年同学的唯有顾沂。八十年代的小学生,有结队上学的习惯,顾沂每天早早来到我家,等我(有时也有别人)一道走向“大丰实小”。途中必经一家小吃店,我请他吃馄饨,他请我吃包子。因是这样的交情,初中就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我,义不容辞为他代写起了情书。
说起来他属于开窍早的一类,在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已经深深(据他自己形容)喜欢上了一位温婉秀丽的女同学。他和他的兄弟们还依照九十年代香港枪战片的叫法,管追女孩子叫“吊马子”,现在听来不雅,但在当时,许多男生视港风为潮流,从穿搭到口头禅,对电影里的一切作派,是葵花向日般的虔诚。
我帮他写的情书一封接一封,他的追求一浪接一浪,怎奈那位女同学是极正统的家教熏陶出来的,单听到“男朋友”三字就要大惊失色,对任何异性均不假辞色,弄得顾沂心灰意冷。
同样是发生在中学里的故事,网剧《最好的我们》就浪漫得多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朦胧情愫把时光镀上了一层淡金色。有这淡金色照着,回忆里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晴天。影视是给人造梦的,果不其然。
但梦与梦不一样,电视剧版的《最好的我们》更生活化,刘昊然、谭松韵十分贴合原著,每一个配角都闪闪发光。陈飞宇的电影版就比较戏剧化,转折也略嫌生硬,这主要不是演员的问题,更是编导的差异——剧版的情节很少所谓“大事”发生,却如行云流水,偶尔推一下情感高潮就能让你眼眶湿润,那个开放式的结尾,一棵树,两个人,戛然而止,精美的构图伴着不绝如缕的回味,颇有些山重水复、人世沧桑,比之影版胜出了不止一筹。
说到校园剧,鼻祖该是《十六岁的花季》,而成熟于《十七岁不哭》。这两部电视剧间相差数年,气质也迥然不同:前者是上海拍摄,沪上风情作了底子,嘈嘈切切,细碎逼真,校内、校外并重,女一号白雪父母辈的风波、男一号韩小乐被误解的轩然大波在叙事上平分秋色。《十七岁不哭》则充满了“京味”,明快利落,绝大部分戏份放在学校以内,风格明媚洒脱,还罕见地点到了学生间的心机手腕,老师间的微妙复杂。两部片子都有少量篇幅涉及早恋,也都细腻动人,只是前者处理得似乎一直处于一个恰到好处的暧昧期,后者则明确写到斩断这份纯美爱情的痛楚。我推荐给顾沂看,理所当然听到他不屑的评价:“假的!”“粘乎乎的!”
他认为不粘乎的作品是怎样的呢?暑假里有一天,他未经预约上来敲门,拿着租来的《古惑仔》系列前三部,在我家看了个昏天黑地。社团、帮派、斗殴,义气、背叛、惩罚,酗酒、砍刀、刺青……照现在的讲法,我那天是“纯陪伴”,耐着性子陪他看了六七个小时“铜锣湾的扛把子”。
我初中时少数几次“犯规”都和他有关。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包场电影看了一半回家打麻将,放学拐弯几个人到郊区乱晃,夏夜从荒废的水塔中间爬到顶上撒欢儿。那时自以为是了不起的叛逆,直到上了大专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
大专时代可以高度概括为“混乱的快乐”。上课混乱,有发育过早的高个子男生跳起来和老师互骂;宿舍管理混乱,半夜有人翻墙出去看通宵录像。到后来愈演愈烈,有人抽烟,有人喝酒,有人赌博赢钱引来社会青年的敲诈,有人借钱带校外的女朋友做流产手术。对这乱烘烘的重口剧情,我不参与但很喜欢旁观,而且兴致勃勃。毕业时某室友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说,我居然烟没抽一根,酒未尝一滴,我行我素,不声不响了好几年还没被大伙儿孤立。我笑嘻嘻地不言语,心想你们这些轶事都是我不可多得的素材啊,我是作者,又不是故事中人。那会儿我写小说的题材已经从武侠转到校园。他们的一言一笑,以及那些个轰轰烈烈,全被我储进了大脑,直待情节需要就零存整取,喷薄而出。有些人写作是为了生活,对我来说刚好相反,生活是为了写作,来人世走一遭就是为了写东西。这态度决定了我对身周环境既投入又超脱,再怎么沉浸式的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精神上自有一个顽固的小天地,外人进入不了,外力影响不到。很多年后我看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孟烟鹂的一段文字,觉得稍微有点像说我自己:“……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我周围的那层白膜,隔开了一些年少荒唐,也隔开了我和功课的缘分,各科考试账面上的分数很过得去,可是一边硬学我一边知道,将来绝不可能真去当律师、法官的。我跟法律没有那份契合。
当时同学们毕竟二十岁不到,不可能所有剧情都奔着狗血的方向去。惯常的校园事件也在每天发生,比如篮球赛大家喊加油喊破了嗓子;熄了灯讲鬼故事不敢去厕所;一个“随身听”放一盘周华健、张学友的磁带,十一个男孩沉醉地听一个小时鸦雀无声;过生日到附近的小饭店聚餐,回来且不上楼,明月下,树影中,三三两两躺在隆起的草坡上聊闲天;元旦到了,明明天天见面,偏偏互寄贺卡,仿佛不从邮局走一趟,友谊的成色就打了折扣。不知是哪里听说的秘方,有人把牙膏涂在熟睡的室友脚板底上,江湖传闻这会使他梦遗……
少年人住集体宿舍,一大麻烦就是做了绮梦,夜里起来换内裤,可是动静大了,惊动了某个促狭鬼,第二天势必要上全班的热搜。一位姓盛的同学想出了妙招:把一叠整整齐齐的衣服放在床头靠墙处,上面是内衣,下面是袜子和内裤,真出了状况,轻手轻脚,方便快捷,平时看着又是那么的自然和不动声色。
还有人偷别人吃饭的搪瓷钵子、打水的茶瓶,把别人贴的名字抠掉,做的记号划掉。性子温和的,吃个哑巴亏认栽;性子火爆的难免要吵起来,甚至大打出手。
男生间经常约架,所以后来我在《致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里看到类似桥段,觉得再也正常不过;看到校园恋、堕胎,爱情、友情间的分分合合,也觉得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影评人和比我较有品味的观众会义愤填膺地抨击说,展示这些情节会教坏小孩子。他们大概没看过席绢的《凉夏校园纪事》,没留心他们的孩子手机上的浏览记录。又有一说,担心总拍这些会拉低了电影的档次。还是陈可辛说得好:有打架、打胎的未必就是烂片,一纯如水的从艺术上看也未必就是神作,只看主题、人物和情节是不是内在需要(大意)。大导演的识见,毕竟不凡。
以上提到的几部电影中,《致青春》的色调太沉暗,影片的时代背景至少比我早了七八年,虽有关锦鹏监制,观影体验不能说很好;《同桌的你》就更平庸了,除了有个外国人局部地插科打诨,其余真就亮点寥寥,谁能想到它的导演日后会贡献出科幻杰作《流浪地球》呢?倒是《匆匆那年》,我一直感觉被低估了,它的角色塑造、情感张力、跌宕起伏,都颇为可观。彭于晏饰演的男主在医院走廊上揽住了历劫而归、憔悴支离的女主,二人相对痛哭失声,“虐”也虐得合理而酣畅。我尤其喜欢该片结尾,透过视频的镜头,男主屏息凝气,望着久已失联的当年的女孩。她停下来,顿了顿,转过身,一袭红衣,凭栏微笑,有阅尽千帆的释然。倪妮的笑脸,伴着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感染到的又何止彭于晏一人呢?
该片对友情的刻划也十分出色,因之有一场五人决裂的戏份就格外使人遗憾。还好,他们还是在老同学的婚礼上坐到了一起,这其中的况味叫人唏嘘。要是没记错,这电影票房5.5亿,胜过了姜文同年上映的《一步之遥》。姜文的粉丝气得大骂,我倒想客观地说一句:胜负有凭。
真正有序的、光洁的、美妙的学校生涯是我进了南京大学作家班以后。班上固然有单冲着文凭来的,但多数是对文学真感兴趣,起码是具备一定文学素养。详细的情形我在另一篇散文《南大往事》里写过,这里只拣拾几颗漏网的遗珠:
戏剧创作课的周老师布置我们写个剧本,给的要素是妻子藏起了一个道具,道具里有个秘密。我下午五点多在教室冥思苦想,陡然灵光一现,想到妻子藏的是丈夫的项链,那项链是丈夫当初插队时想送给初恋女友的。这是把文章反着做了,一时下笔如有神。写到手腕子疼,中场休息,抬头看室内只有三五个人散坐,互相不认识、不打扰,窗外四五种植物织成一片绿网,不,网还有空隙,是镶成了一块硕大的碧玉,绿得那么通透彻底,简直有几分憨态,把临窗的空气都染翠了,窗边的同学也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绿鬓”。这个绿意盎然的场景后被我写进了长篇《繁华落尽》。剧本写完了,六千字,小话剧,定名《黄昏》。交上去后周安华老师甚为喜爱,叫我投到《剧作家》杂志试试。投了,也就忘了,隔了一阵,母亲打电话来,说她的朋友卢阿姨在《剧作家》上看到有个署名陶然的剧本,下面还有个寻人启事,让作者看见了尽快与刊物联系。原来我没记得留地址和手机,闹了个愉快的大乌龙。生平第一个剧本就发表了,我母亲比我还得意,说以后也许试着写戏。那会儿无论如何想不到编剧竟成了我的终生职业。
又有一次,晚自习后,下着小雨,凉爽怡人。我们不甘心就回宿舍,打着伞在校园散步。忽有人提议到新开的舞厅瞧瞧,就在宿舍区内“大学生活动中心”负一楼。众人纷纷说好,连不会跳舞如我都热烈附和。我是单纯喜欢那种看着大家起舞而我与身边两三同学喝着饮料说着闲话的氛围。大家越说越激动,加快脚步朝那里走。雨越发小了,我头一个发觉,收了伞,众人也笑着收伞。啪啪啪,雨夜里收起了一朵朵盛开的花,像电影里花开镜头的倒放。行道树的阔叶子被雨浸得微亮,女同学的发卡也微亮,男同学把此情此景与古今中外的名著作着联想。走过喷泉,走过食堂,走过一排插卡的电话亭,有零星的校友正对着电话喁喁细语。一个豪放的男生说,不行,太美好了,我想喊!他真的仰头来了一嗓子。树叶上的水滴滴到他脸上,细心的女生陈海燕递了面巾纸给他擦睫毛。空气清明,心境澄澈,五六个人说笑着,即将走到舞厅。
不记得谁先说了一句“忽然不想去了。”就有人说“我也不想去了。”陈海燕笑道:“对的,已经很满足了。”我说我们还真有魏晋遗风,像那个想念好友、雪夜拜访、到门口却连门也不敲就回头的名士王徽之,理由是“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大家轰的笑了,说:“他不用见戴逵,咱们也不用去舞厅,这就兴尽回宿舍。”
再一次是周末午睡方酣,被同学电话惊醒,邀我去他家看一个话剧的碟片,去了才知是台湾讽刺喜剧《绝不付账》。我困得不行,到第三幕才真正还过魂来,又不忍拂了同学一片好意,遂在前两幕忍着呵欠连说这个剧不错,“最高级的喜剧内核永远是悲剧”。文科生撒个谎都是煞有介事。过后还打了羽毛球,竟然打得有来有回,不分胜败,结合二十年后我轻松学会了骑马来看,似乎也不是毫无运动细胞。再后来出去吃了鸭血粉丝,我不喜鸭血,把汤逼干了,把半透明的粉丝捞尽就算完事。同学是本地土著,三转两转,把我带到一段老城墙下坐等夕阳。南京六朝古都,城墙自然有历史的厚味,却绝无残破颓丧之感。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现代时尚的街道,而近处却是似苍蓝、似浅褐的墙体。城墙上垂下些绿藤,与学校里民国北大楼的端凝古朴遥遥押韵。日落西山,余晖打在墙面上、墙脚下,奇异地有种舞台光的感觉,灿烂得失真。有一瞬间好像能感应到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明初、太平天国、民国江山起落之际,无数生魂在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那是生命中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什么叫“底蕴”。
由此想到看过的那些校园剧、青春片,主打的都是现代与活力,很少突出文化感,很少追求深度。诚然主角二十来岁,往朝气蓬勃里拍容易处理,但也不等于青年天然与深刻、哲思、深厚的积淀绝缘。试看那部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不就既唯美浪漫,又发人深省吗?它的台词字字珠玑,内蕴深邃淳厚,境界让人抬头仰望、低头沉思,远远超过了“大学里的那些事”。回头看一看《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谁的青春不迷茫》,乃至一度被奉为标杆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不能不感到某种缺憾:男性第一视角的不约而同强调“性”,女性第一视角的不用说侧重于“纯情”。早期《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不哭》《万岁,高三2班》还有纯正的校园感,后面即使做得最好的“振华三部曲”也逃不脱假校园之名浓墨重彩拍恋爱的窠臼。局部细节的相似本来不要紧,底层基座的趋同却把这一类型渐渐逼进了窄胡同,如果不是死胡同的话。
思维陷入惯性后亦步亦趋,连起名字都面目相似起来,《致青春》、《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致而又致,致之不已。我想起张爱玲《必也正名乎》里说的:“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天主教的神爷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但是他们永远逃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们不少青春剧的名字也跳不出“致”字的圈子,正如同内容跳不出前辈的笼罩。
不必刻意标新立异,只要编导们结合个人经历,揉进自己的真感情,不敢比《死亡诗社》,制作出清新动人的作品总还是可能的。好比我们“南大”的黑板报是丁娜、陈海燕两员女将所写,二人的粉笔字着实秀丽。丁娜是本班歌后,卡拉OK专挑着《青藏高原》唱的,名震全校。陈海燕温文小资一些,和我私交更多,情同姐弟。毕业后每当我到南京,她必请我吃饭咖啡;每年我生日,她例必发一个两百块钱的红包来。直到有一年,另一位同学告诉我,海燕莫名其妙得了肺癌。她从不抽烟,也没什么机会吸二手烟,大概只能归结于“命”吧。陈海燕本人没跟我说,我也装不知道,但那年生日收到她的红包,鼻子很酸。再后来话说开了,她还主动自嘲,说妹妹的女儿笑她化疗以后像光头强。我很想促成她和她以前谈的对象见上一面——因她一直没结婚,我私心忖度也许他在她心中仍占着重要的一席,男方也是作家班的同学,混在我们当中探视她一下也无伤大雅——只不确定她的心意,始终没敢出口。她去世那年我在宣传部挂职,那里不比基层文化单位,情绪不便任意流露。我跑到四、五楼之间的楼梯上,给她母亲打了个电话。阿姨在那边哭得肝肠寸断。上大专时我以为我能相对超然地面对整个世界,现在我知道我不能。
前些时我到南京出差,和同学陈俊晚上七八点钟夜游大学。经过图书馆,我告诉他有一回我在那里复习,巧遇陈海燕,她让我帮她带瓶水,我从超市给她加了一个肉松面包,是从那件小事上结下的友谊。我问陈俊,那男同学知不知道她的死讯,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海燕在天有灵,希不希望他还记得她?陈俊叹道:“你的三个问题,我一个答不上来。”我们把逸夫馆、体育场、花园、礼堂都走了一遍。大一到大三的本科生挪到了别的校区,这里比二十多年前显得萧瑟,一地的碎叶子又让我想到我们欲去舞厅而未去的那个雨夜。陈海燕递面巾纸给男生擦睫毛上的水滴,犹在眼前。
陈俊的好处是温暖而乐观,对往事追怀而不沉缅。我走到电话亭和附近的黑板板那里,却不禁像听到了王菲的歌声:“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缅……”
从拿着毕业证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的青春就此终结。岁月匆匆,人生这部大电影,便径自流转出新的情节——
只不知剧终后,谁是我的影评人?
谁又是我们这一代人光影流年的赏析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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