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徐大言炎炎,说什么普遍人性和道德这种十八世纪老调,当下早已落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哲学只要建立在理性逻辑的地基上,就永远不会过时?因为理性和逻辑永远是普适的,也即非历史或者说超历史的,而不是随时代国情任意流变的。小徐们可能并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至今(至少上世纪初)仍是整个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注脚。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如今盛极一时,但在事关人类文明底线的社会政治领域,普遍人性和道德,仍然是主流思想家们坚决捍卫的最后防线,也是西方社会普通民众坚守的生活基础。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以仍旧是当今世界文明潮流的真正理由。
如果真要说落伍,我反倒觉得,小徐们每天孜孜不倦、津津乐道的四书五经、周易八卦,这些至今仍披着皇帝新衣的所谓博大精深的国粹,才真正早已过时。
然而这些真正过时了的东西,这么多年仍顽固根植于小徐们骨肉血脉深处,直接表现在今天张巡事件秉持的立场上。只是他们因长时间官方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双重洗脑,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矛盾罢了。
这个矛盾表现在哪?如果普遍的人性和道德真的不存在,或早已经过时,且不谈小徐仅举焦大黛玉互相看不上的例子,就想证明一个需要无穷举证归纳的全称否定命题,分明就是自证不通逻辑。仅就小徐自己最崇尚的老夫子而言,所谓“食色性也”,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本身这些普遍道德和人性思想,就不再有被追捧的理由。
实际上只要细心分辨一下,就会微妙地发现,小徐们真正反对的,并非普遍道德,而只是普遍人性。因为普遍人性会阻碍、拷问他们所偏爱的某种同样普遍的道德标准:比如朝廷社稷、民族大义,或者被认为理当凌驾于人全的国家主权。所以看起来小徐貌似开启了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视角,其实极为矛盾地以国家集体本位论的普遍主义,来反对普遍人性的普遍主义。
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个小徐:“君子固穷”的徐公和“小人穷斯滥矣”的徐公。对于儒家那套仁义信礼、家国天下的普遍道德,必须超越任何历史条件,不分任何实际情境,理当始终普适如一。不容有任何小徐所谓的“情境变通”。因而相比之下,吴三桂哪怕被杀父夺妾,如此极端特殊的困境之下,照样必须民族大义至上。而张巡“坚守的普遍意义”,极端情境哪怕活吃人肉,都是“守护文明”这一崇高目的之必要手段。
这时候的小徐,神圣庄严,宛如当年携弟子饥困于陈国的夫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然而一旦进入普遍人性的层面,这时候个体无论面临酷刑、屠杀等怎样惨烈的暴行,无论睢阳城中平民被吃时怎样悲恸、凄婉和恐惧的具体情境,都不得不按需变通,让位于江山社稷的宏大叙事。否则便是“只讲普遍的抽象的道德形式,不论具体的历史情境的道德内容”;不是道德家的伪善,就是“不足与语制度,历史及道德”的书呆子。在他们那里,所谓具体历史的情境考量,不过是他们厚此薄彼不同普遍道德的借口罢了。
看来,一边祭起“守护文明”的道德大旗吃人,一边振振有词“睢阳围城......发挥根本作用的因素不是道德与人性。”如此矛盾混乱的思维,毫无底线的双标逻辑。这时候的徐公,确实可以用“斯滥矣”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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