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参评不参奖。
我姥姥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如果现在还活着的也有一百多岁了。生前她是个小脚老太太,走路都走不太稳,哪里会有什么江湖奇遇?但她在晚年创造了一点点奇迹,而且是匪夷所思之奇迹。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姥姥已经六十多了,印象中她那时开始信奉基督教。也是从那时起,她卧室的墙上贴了几张耶稣的画像,床头还放着厚厚的一本圣经——其实,姥姥出生在解放前,从小没上过去学,并不识字。从此,她几乎每周都颠着小脚、步行三四公里来我家,在冬天穿上棉裤时,松软但粗厚的裤筒下是窄窄的脚踝和鞋壳子,那个形象更接近经典的中国传统老太婆形象。她身体健康,拒绝母亲接送。为什么呢?来我家主要是路过,因为她要去某地教堂做礼拜,为表示诚心她坚持步行。
几乎风雨无阻,每周都要去,还带着一个粗布小包,包里面是一个笔记本和笔、水杯等物件。我问:“你们做礼拜,是干嘛呢?”姥姥说:“主要是唱歌。”唱歌?是的,他们做礼拜主要唱各种宣扬基督教义、故事的歌曲。不仅唱,而且姥姥拿的笔记本上,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歌词。姥姥说:“歌词是我自己照着抄的,我也不认字,人家怎么写我就怎么抄。”就这么着,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姥姥,歌曲倒学了不少。我也听过她唱的宗教歌曲,调子绵长平淡,从那仅剩的三五颗老牙里晃悠出来,到把我的门牙给笑掉了。哈哈。
姥姥那会很疼我,我也很心疼她。劝她别去了,每周颠着小脚来回五六公里路,没什么意思。她不听,坚持了十来年。
后来我高中毕业后去看她。当时她的眼睛已经不大好了,桌上放着一个放大镜。但她还是经常去做礼拜,而那些记录歌词的笔记本,约莫已经有五六本来,厚厚的摞成一叠在桌头。我翻开那本《圣经》,纸张业已微微发黄,《新约》、《旧约》耶和华等等,字儿不大看着略有点费劲儿。
我忽然想起那个放大镜,问姥姥:“你也看《圣经》?”姥姥笑了:“看啊。我用放大镜看。”我大吃一惊:“这书上的字你都认得?”“基本都认,能看下来。”“你以前不是不认字吗,怎么现在都能读《圣经》了?”“我看歌词啊。我唱着歌,看着歌词;唱的多了,看的多了,那些字就认识了。”她指着那叠厚厚的笔记本,笑道:“你没看,我这几年学会了多少歌?!”
原来如此,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斗大的字都不认得的农村老太婆,因为信教学唱歌,多年下来竟然学会了认字,能通篇看完《圣经》了。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奇迹,虽然算不上伟大,但那份虔诚与坚持,还有随之而来的后果,绝对让人震撼与感动!这个老太太,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后来没几年,姥姥去世了。那时我已在外地,回家奔丧时发现家里还是以传统风俗给姥姥办的后事——没有一点基督的仪式。那也正常,毕竟周围的家人都不信基督,也不会遵循基督的礼仪。
这是我姥姥身上发生的真实而又传奇的故事。沈复《浮生六记》里的芸娘也不认字,后来凭着记忆看着诗书读《琵琶行》,就那么般自学认字了。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姥姥身上,但她认的字肯定要比芸娘要多很多了。
现在回想,过去不识字的人亦即文盲太多。从小乡里就教育小孩:珍惜字纸。这其实是普通百姓对文字、文化的尊重和向往——但凡写着字迹的纸片都不要随意扔弃。他们把文字、文化视如神明,可惜这四个如警钟般的大字却恰恰反证了大多数人不能享到受教育的现象。
幸好,这些现象已经跟姥姥一样成为过去。解放后国家大力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数,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水平业已达到世界上游水平。据悉,在1949年我国文盲率约80%,美国不到5%;2021年,我国文盲率为2.67%,美国文盲率约为10%。两相比较,日新月异。
不能不说,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而像姥姥那样的识字方式,恐怕以后也不会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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