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音 于 2025-3-11 13:13 编辑
从知乎抄一段：
蔡京与北宋社会保障体制的关系。
《宋史·食货志》记载：“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遂以为常”。
这段文字提到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它们是宋朝政府设置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机构。类似的还有福田院、安乐坊、安养院、养济院、实济院等，用以收养孤寡老人、流浪乞丐、残疾人士、贫困人口等群体。
这些福利机构的养恤方式“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且成为“每岁常例”，有时“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
福田院是北宋成立最早的收养老幼残废及难民、饥民的专门机构。
《宋史·食货志》记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
宋初开封府始建福田院，各院有房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限额，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年拨给经费5千贯。
宋英宗时期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扩建东、西院舍，四处福田院可收容1200人。
福田院虽好，但是有个局限，那就是只在京城才有，各地方州县的百姓无法享受这番福利。
到哲宗时期这番福利扩展到地方：“诏鳏寡孤独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由此形成了“居养法”。
到了宋徽宗时期居养法得到推广，蔡京在各地州县设立居养院，居养院蓬勃发展，快速推广开来。
《宋史》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而且居养的对象有放开，从“鳏寡孤独乏不能自存者”到“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是贫乏不能自存者”。
地方居养院给的标准很高，州县要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勤杂工、保姆、乳母，添置絮被衲衣、炊具饮膳，居养院中收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朝廷也都有具体规定。
除了居养院之外，蔡京当国时期还新设置了安济坊。
安济坊是宋代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的机构，“若疾而无医，则为之置安济坊”。其名称最终来源于苏轼任杭州知府时期建立的“安乐坊”。
《宋史》记载：“崇宁元年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到了崇宁五年，朝廷下诏要求，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行政单位，都必须要设立居养院和安济坊，“务使惠及无告”。
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同时建立的，标准和居养院一样，但是增加了医药钱。“日给粇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
安济坊的管理十分严格，地方官若是将无病之人收入安济坊充数骗取拨款，将“仗一百”。是否需要收治，有验实官查验，安济坊收治“亲戚识认”之类与管理者沾亲带故的人时，不能妨碍验实官查验，若是有假，验实官必须担责“同罪”。
安济坊的建立得益于蔡京和徽宗的大力推广，北宋灭亡后，战乱不断，安济坊等救助机构基本荒废，南宋建立后，逐步建立养济院机构，代替了安济坊的救助功能。
蔡京对于北宋社会福利机构的贡献还在于漏泽园。
漏泽园是是宋代的助葬机构，类似于现代的福利性公墓，以帮助因各种原因不能安葬的人由政府出面入葬。
这样助葬福利在宋真宗仁宗时期便有了。宋真宗“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 宋仁宗嘉佑年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
这时期的政府安葬行为仅局限于近郊佛寺和近郊，还没有推广到全国各地。 宋神宗时期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委派寺僧进行管理，并设仵作等执事人员，漏泽园制度才渐渐成形。
宋徽宗时期，漏泽园真正制度化并在全国大力推广。崇宁三年，蔡京上书奏请“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
对于安葬的标准，朝廷也有着人性化的规定。“埋瘗不深，遂至暴露，为副陛下所以爱民之意。望寻访州县，凡漏泽院收瘗骸骨，并深三尺，或不及三尺而致骸暴露者，宜令监司觉察，按劾以闻。”
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两口”。这样漏泽园安葬的大概情况便可以了解了，每个死者，在园中画地八尺，下挖三尺，在方砖上记载死者姓名籍贯等为标志，并且按照《千字文》文字为序赋予编号。管理者要画好图籍作为档案保管，监司以图籍作为检查核对凭证。
各种关于漏泽园的史料都提到漏泽院确实实在蔡京的大力推广下，于崇宁三年在全国推行的。这的确是蔡京的贡献，虽然蔡京是个大奸臣，但是漏泽院的确是个福利工程。
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论述漏泽园时评论道：“漏泽园之役起于蔡京，不可因其人而废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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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11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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