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中华历史【162】严复

井冈

    严复(1854-1921)，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留学英国。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学习西方，维新变法。

    又译《天演论》，以进化论观点，号召国人救亡图存。翻译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著作，首创"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辛亥革命后，思想趋于保守。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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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三年里，严复全力倾注的实际事业，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教育和翻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先是政治活动家，那么，严复则首先是教育家，这是他在维新派中独树一帜的特点。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这条主线基本设有变化和转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体制下，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已。对于严复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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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

1．开创近代“教育救国”的道路

    正是在1895年（光绪21年），中国近代史上签订马关条约这个屈辱性的转折年头，严复深受列强欺凌的刺痛，愤懑而深思，诉诸笔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激烈地批判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阐述了他的救亡图存和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正是他翻译《天演论》的过程。

    他信奉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称赞斯宾塞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社会，推崇斯宾塞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判断民族之高下。他以此考察中国之现状，指出清王朝的腐败不堪、行将灭亡，因而极力主张变法图强。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在方向上与康、梁大体一致，而在手段上有所不同。他并不主张从政治体制改革做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国内“民质”、“民智”条件尚未成熟，因而主张走逐步改良、稳步前进的道路。

    他既有民族自强的决心，又认为不可操之过急。他的典型言论便是引证斯宾塞的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这种“培其本根、助其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便是教育，他主张从教育做起。在严复看来，变法维新，救亡图强，首先必须改变国民素质，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入手，通过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达到“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力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目标。

    从理论到行动，他一直坚守教育岗位，努力从事思想启蒙、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民主政制，做改变和提升“民质”的工作。在戊戌政变期间，他并未实际参加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而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正是政治活动家与教育家的区别。严复的救亡图强的主张，与他的教育救国的理念是溶为一体的。

    他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道路的重要开创者，这条道路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而且与今日“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也不无一致或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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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

    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严复当时面临的基本格局是“中体西用”。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已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

    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可见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或洋务派，“中体西用”已是流行的思维模式或惯用术语。这种模式不但为当权的洋务派所倡导，也得到清末朝廷的认可，已成官方模式和教育原则。

    “中体西用”的原则虽在打破闭关锁国和专制文化统治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主张“中西兼学”，实际上是要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藉口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理论，企图挽救满清王朝的衰落。

    在严复看来，“中体西用”,就是治“标”不治“本”。他发起了批评和挑战。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从而为严复理论思维的突破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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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从进化论和实验科学的根据出发，分别对中学和西学作了认真的审视，并加以比较。他认为，从科学验证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切实需要看，中学中的科举、八股、宋学、汉学，以及词章小道等，属于“无用”、“无实”之类，应当束之高阁。

    他指出“陆王心学”貌似研究外物，实际只作“强物就我”的冥思苦想，“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与中学的这种弊端相反，他认为西学是面向社会和现实的，通过实践，讲究实验，因而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他大力提倡的西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应用科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他甚至把“救亡之道”归结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严复的这种思想锋芒，直指传统与潮流，使他在一般政界和学界不免处于孤立地位，但他坚持全面学习西方，视为教育的当务之急，变法图强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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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原则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这封著名书信中提出体用一致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批判。他指出中国近代的学堂教育，“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

    这种模式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危害甚大。其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体、用关系。“体”与“用”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两个方面。“体”属于事物的内在、本体的方面；“用”则属于事物的表现、功用的方面。二者不可分离。他引用江苏一举人的话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中体西用”论者则将中学与西学各自的体用分开，又企图将中学的“体”与西学的“用”相合，这是不可能的，只会使二者消亡。至于“政本艺末”之说，更是“颠倒错乱。”因为所谓“艺”即“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应是西学的基本内容，正是西方政治和教育的基础。

    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日形见绌”，不足以与之竞争，就因不以科学为本，而与社会的通理公则相违背。若“艺”指科学，则“西艺”应是“西政”之本；若“艺”不指科学，则政、艺二者都出于科学，如左右手一般，谈不上本末关系。中国学习西方之所以无效，往往由于当政者对科学一无所通，抓不住根本。这里他不但批判了“政本艺末”的观点，而且强调了科学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表明他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作为中国教育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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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论分析,动摇了“中体西用”的模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贯穿着体用一致的原则。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求“择其所善者而存之，”但新的教育原则应当“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

    实际上他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以学习西方科学为重心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新文化，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转变“中体西用”模式，启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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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

    严复把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转向并落实到教育的层面，便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若不改变我国国民的贫、弱、愚的状况，要实现民主政治、救亡图强，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竭尽全力，从教育入手，并且接受和发挥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从三个方面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素质，最早实施教育目标的全面育人。

    我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培养人才的最高目标是“帝王之师”，因而倡导“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选拔适合做官的人才。这种“官本位”的教育，是以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偏重于旧的伦理道德，而忽视智力与体质。当然，更加忽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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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在激烈批判旧的封建政治和教育制度时，便酝酿新的培养目标。他之所以不主张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是：“民主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他已看到，要增进国民的自治能力，教育应从才、力、德三方面入手，进行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的培养。这种视角直接来源于斯宾塞的教育思想。

    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其教育名著《教育论》，即《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明确提出了三育结合的概念。严复从1845年发表《原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引进斯宾塞的“三育论”，指出其“教人之术”是“以睿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并且说：“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得出结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便是他改变和提升民质的三纲目，也标志着他的新教育体系的基本建立。三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急”，占据核心地位，以新民德为“最难”。

    但他认为“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他的这种立足于学习西方科学，以智育为核心的德、智、体三育相互联系的新教育观，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使人全面发展的思想。它对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学说有重要影响。梁启超虽在“三民说”的具体内容上有较多的发挥，但基本沿袭了严复的提法，却是以德育为核心，有着更强的伦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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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以进化论和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正是克服了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伦理的局限，包含较多的科学与进步的成分。“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提出德、智、体、美育相结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培育完善的人格，与其他方面相联系，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教育思想，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体系，显然受到严复的影响，吸取了严复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

    蔡元培在北大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成就与贡献，和前有严复创造条件，后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协助、继承与发扬密切相关。一个孤零零的蔡元培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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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故居：

    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西段北侧20号，于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北朝南，主座与花厅两座毗连，占地面积609平方米。主座清式规制，门内三面走廊，前设有插屏门。大厅面阔三间，正间分前后厅，左右边间为前后厢房。主座前廊西有小门通花厅。花厅前后走廊、栏杆均仿西方建筑纹饰。

    郎官巷严复故居是当时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为严复购置的。严复于1920年底回到福州，居住在这里，直至1921年病逝。尽管严复于此的居住时间不长，但仍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严复孙女严停云，笔名华严，是当代台湾著名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在郎官巷。她在《吾祖严复》、《郎官巷里的童年》等散文中，曾娓娓动听地讲述她的郎官巷故居和她外婆的杨桥巷"台湾林"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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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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