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民族自决：中国如何帮韩国、越南抗日？

汉唐魂

蒋介石的努力，使“韩国的战后独立问题”，在开罗会议得到保障

抗战八年，除了击败侵略者这一现实目标之外，国民政府还长期存有一种理想目标，即努力争取战后亚洲的政治格局，能够摆脱旧的殖民体系，实行“民族自决”。为达成这一理想目标，蒋介石对亚洲各国多有援助。

以韩国为例。早在1932年，蒋介石即指示国民党中组部与力行社分别援韩，为韩国独立志士提供资金、枪械支持。蒋并劝导其领袖金九：不可过度依赖暗杀，“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①为韩国独立运动培训军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助其组建了一支“光复军”。

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蒋介石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竭力为韩国争取“民族自决”——出发前，蒋就曾向金九交底：“中国革命最后之目的，在辅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其结果，如韩国学者朴明熙所评价：“1943年11月27日的开罗宣言中，热切希望独立的一百多个弱小民族中，唯有韩国的战后独立问题，以首脑会谈的声明书的形式，得以保障”，“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谈上倾注了特别的努力”。②因是之故，1953年，蒋介石获授代表韩国最高荣誉的“建国勋章大韩民国奖(章)”。③

再如越南。在为独立志士提供资金、枪支、训练等方面，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援助方式，大致与韩国相同，唯因越南紧邻中国西南抗战大后方，故援助力度较韩国更大。对越最重要的援助，也同样在于国际外交。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关于支持越南独立和恢复泰国独立地位的主张，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赞同，惟国民政府当时无力以武力援助越南摆脱日本的控制——“三国参谋长会议，对于越南问题作了简短的讨论。美国主张原‘法属印度支那’不再还给法国，由中英美协商处理，美国请蒋介石作从云南攻入越南的作战准备，在适当时期攻入越南。蒋说他的兵力不敷分配，如将其部队再分配到越南方面，势必减少进攻缅甸的兵力。美国建议请蒋派出两万名士兵，由美国组织装备，并派美国军官担任训练指挥，进攻越南。蒋未同意。最后决定，攻克缅甸后再对越南进行军事行动，仍由中国自缅甸战场抽调部队担任向越南进军的任务。”④

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前排左八为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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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缺乏实力支撑，蒋未能做成越南“老大哥”、扶助其完全独立

然而，当二战进展至1945年时，国民政府又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政治理想。

韩国方面，蒋介石曾一度决心先于英美列强，第一个公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种承认，一方面有利于使韩国在战后避免被列强以“托管”名义瓜分；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范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渗透——朱家骅曾一再提醒蒋介石，苏联训练了数万朝鲜军队，若韩国没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权，将来日苏开战，苏联“必即建立韩国苏维埃政府”，唯有中国率先公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才能使苏联“不能制造韩国苏维埃政府，届时只有随我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⑤但最终，蒋介石选择了放弃。放弃的原因是美国表态反对，并把中国排除在讨论韩国战后安排的会议之外。

越南方面，1942年秋，罗斯福曾通过私人特使，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主张由多国进行“托管”。蒋则担心这种“托管”，可能成为模式，被用于中国的东北、西藏等地，所以，“主张由中国充任‘老大哥’，战后单独托治越南，扶助其获得完全独立。”⑥蒋的这种要做“老大哥”的诉求，正吻合其1942年迅速膨胀的“亚洲独立运动代言人”心态——在该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蒋明确写道：“力求解放亚洲各民族，为我今后惟一之责任。”

蒋有这样的“责任感”，一方面，固然有中国跻身同盟国“四强”后，被“民族复兴”的荣耀感激发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客观现实的需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抗英美，一直以亚洲黄色人种“保护者”自居，以“扶助亚洲弱小民族之解放”为口号。东南亚各国民众，因不满殖民统治，多有响应者。如国军在缅甸，即不受当地民众欢迎，屡遭攻击；印度“国民军”数万人，自1942年起也一直在与日军联络，蠢蠢欲动。所以，在蒋介石看来，若不能打破旧的殖民体系，就无从在道义上击败日军，抗战也就会更加艰难。⑦1942年访问印度时，蒋也曾劝说过丘吉尔，希望其能承诺在战后给予印度独立，以换取他们协助同盟国共同打击日寇，却被丘吉尔强势拒绝。⑧

最终，蒋介石也没有能够将做越南“老大哥”的诉求坚持到底。1944年双十节，蒋秘密接见了戴高乐政府驻重庆大使贝志高。据贝志高次日向戴高乐汇报之电文，蒋在会谈中表示支持法国重回越南殖民：“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请您亲自把我这个意愿正式转达给戴高乐将军。”⑨蒋之所以如此转变，乃是因为此时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之破坏已跌入谷底，故有联络法国感情之需要。

不过，“民族主义”情结旺盛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放弃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扶持。1945年3月，因法国光复，日本对法印当局发动突袭，全面接管越南。蒋立即下达指示，要求负责越南事务的相关部门，对法国，“务须维护盟友并肩作战之关系，表面上予以极友好之印象”，对越南革命同盟会，则“实际上积极扶植”，“务使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准备于盟军驱除倭寇出境时宣布独立，成立新政权。”⑩不过，该计划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实施，越南最终被托管。

“须知精神道义的胜利，一定要有真实的力量，为之保障。”1944年2月，蒋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这番感慨，用来形容国民政府关于“民族自决”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可谓恰如其分。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是主要的援越机构

汉唐魂

注释

①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②朴明熙，《开罗会议上的韩国独立问题和蒋介石、宋美龄的作用》，收录于《宋美龄及其时代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③(韩)国家动态处：《大韩民国独立有功人物》，首尔：国家动态报，2002，P625-626。韩国“建国勋章”分六个等级，以“大韩民国奖(章)”为最高。截至2002年，该勋章共授予四十四人，其中有五名中国人获此殊荣。他们是：孙文、蒋中正、宋美龄、陈果夫、陈其美。④杜建时，《忆开罗会议》，香港《镜报》，1983年5月号。⑤吴景平，《关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的若干思考》，收录于《韩国研究论丛》第5辑。⑥⑦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⑧段瑞聪，《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之分析》，《民国研究》2009年冬季号。⑨杨元华：《中法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108-114。⑩“越南政治占领计划”,194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3—316。转引自：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