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疯老爷子 于 2018-5-27 10:44 编辑
小时候总眼热有哥的人,有哥罩着的弟弟不挨欺负。我也是弟弟,我是我姐的弟弟,我姐比我大五岁,可她罩不了我,她连她自己都罩不住,出去常挨欺负。我姐长得白,村里的坏小子们都叫她白骨精,她不服就挨打,常记得她被打得哭着回来。我姐挨打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学习成绩总是挡在那帮坏小子们的前面,可惜她没有上学的命,高小(小学六年级)刚毕业,就赶上了那场大革命,学校都停课了,“老三届”的学生们都到城里串联去了,我姐不够串联的资格,只好到生产队去挣工分,那年她才十五,还是虚岁。
我父亲城里的报社当记者,我家最缺的就是工分,自从我姐当上了小社员,我家就不用往生产队交粮点钱了。生产队分粮食都是按人头分,工分不够粮食钱的,年终结算的时候,就要找给队里粮点钱。我姐为我家做出的贡献,我妈忘不了,我也忘不了。
我姐虽然还没成年,在生产队却和成年社员一样干活,不管是薅苗,还是除草,都和成年社员一样占着一条垄,可生产队欺负小人儿,同工不同酬,我姐拼着命的干一天,连成年社员一半的工分都挣不到,但我姐从来没有过怨言,她只盼着自己早早长大,挣更多的工分,让全家人都不愁吃穿。
我姐在生产队干得最轻松的活就是看谷子。夏天谷子抽穗以后,麻雀和小山雀们就来偷吃,为了确保谷子丰收,生产队就派两名小社员到谷子地里去轰鸟。早晨天一亮,就能听到我姐在谷子地里哈哈呜呵...哈哈呜呵的喊,中午别人都在家歇晌,她们还在喊,嗓子都喊哑了。为了吓唬鸟儿们,她们还在谷子地里扎个草人,戴顶破酱笸篓,从远处看像真人一样,吓得小鸟不敢往跟前落,这也是充满童心的她们的一大乐趣。处暑割谷,天刚一凉快,谷子就不用看了,谷子是生产队收获最早的秋粮。
织草袋是我姐在生产队干得最苦的活儿。那时候没有塑料编织袋,修堤坝、堵决口全用稻草编织的草袋子。生产队为了增加收入,建起了草袋厂,为供销社织草袋子。织草袋和农家织土布是一个原理,但草袋机比织布机沉得多,草袋机的箸拍子是钢筋做的,有二三十斤重。织草袋的丫头们,一只脚踩着箸拍子的踏板,一只脚踩着梭条的踏板,两只手有节奏的从两边往梭条上挂稻草,那姿势,从后边看,就像想跳出枯井的蛤蟆。春秋时节还好说,最难熬的是冬天和夏天。冬天草袋厂里不能生火,刚淫湿的稻草就冻出了冰碴,抓稻草的手不能戴手套,手背儿冻得像翻面包子似的,裂着血口子的手指上缠满了胶布;夏天没有电风扇,丫头们不好意思光膀子,衣服整天被汗水浸着,不用拧就往下滴水,一天不换就又酸又臭。队里和家里都没有洗澡的地方,晚上睡觉以前,只能用湿毛巾擦擦。我姐说她身上的痱子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但织草袋挣计件工分,我姐挣的工分快赶上男社员了,她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老家流行着一句话:“只有认识人儿,才能走后门儿。”有权有势的,都通过关系为子女们安排了工作。我父亲刚从报社调回了县里,没权没势,也不认识几个人,但还是钻窟窿捣洞的把我姐弄了出去,在胡各庄木业社当上了合同工,挣上了工资。本以为这就跳出苦海,翻身农奴把歌唱了,没想到在木业社干的是糊篓脏活儿,比打草袋也好不到哪去。那时候没有塑料桶,酒厂装酒都是用酒篓,我姐她们糊的就是这种酒篓。累是不累,就是太脏太臭。酒篓是用柳树条编的,要使其不漏水,就要用刷上猪血的毛草纸,把酒篓里三层外三层的糊严实。糊酒篓用的猪血不是新鲜的血,而是装在猪尿泡里在太阳下晒了好几个月的臭血,其臭气指数比茅房粪还高。捞麻、拆炕掏茅房是生产队时人们最腻歪的三大脏活儿,我姐她们等于每天都在玩茅房粪。当时我正在胡各庄上高中,放学的时候到我姐的宿舍去玩,她们宿舍里挤着4个水水灵灵的大闺女,本该是满屋生香的,可我进去却闻到了满屋的恶臭,不难想象她们的所谓车间得有多臭。干这么恶心的活,也没人舍得辞职回家。还是木业社周围的居民受不了臭味儿的熏陶,四处告状,工业局才关停了这个车间,把她们调到了制锁厂。
我姐20刚出头就有对象了,和我们是一个村的,不是她自己搞的,是村里人介绍的。我姐夫长得一般,但个子很高,人也很好,只是他有位后奶奶,年轻的时候绯闻很多,我爸爸从小就对她耿耿于怀。记得我妈写信告诉我爸时,我爸很反感,他回信说:“让我的孩子给那种人叫奶奶,我比吃蝇子还难受。”这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敢和任何人说过。但我姐的婚事我爸爸说了不算,我们家的大事都是我奶奶说了算。我奶奶为孙女选对象的标准是,高大壮实,能挣工分。我姐夫正是我奶奶最理想的孙女女婿。我姐夫的勤劳和正直,也感化了我爸,为了生活方便,还千方百计的托人把他安排进了化肥厂。
现在网上有句话叫“裸婚”,我姐虚岁28才结婚,那叫一个裸,裸得一无所有,我姐把结婚前的劳动所得,全部贡献给了家庭财政,自己连一分钱的私房钱都没留。结婚以后他俩就住在化肥厂一间不到20平米的宿舍里,有了小孩以后,我奶奶去帮她看孩子,家里没处住,只好挤在了邻近的女工宿舍。平时做饭都是用柴油炉,冬天屋里生地炉子烧炕,顺便就在地炉子上做饭。那天我姐夫下夜班,躺在炕上看孩子,可能是太困了,孩子从他爬过去都不知道,结果孩子从炕上掉下来,摔在炉子上,被炉子上烧着的热水烫得一塌糊涂,把人心疼的呀,我姐夫的眼泪比我奶奶流得还多。好在经过治疗没留下什么残疾。
熬过了最艰苦的日子,我姐也过上了好日子。我姐夫很能干,从工人一步一步的干到了厂长,住房子也由一间、两间、换成了三间,收入除了工资以外还有了奖金,我姐家再也不是过节都吃不上肉的人家了。我爱吃我姐包的大馅饺子,爱吃我姐炖的大胖头鱼。每次到她家,她都想着法的为我做好的吃。记得小时候吃鱼,我姐总是吃鱼头,不管大鱼小鱼,鱼头都是我姐吃。我不吃鱼头,一吃到鱼头里的东西就恶心。现在我却爱吃鱼头了,我姐说“你不是不吃鱼头吗?”我说“小时候都是你吃鱼头,原来鱼头这么好吃。”我姐说“那时候你爱吃鱼尾,我是让着你才说爱吃鱼头的,现在条件好了,谁还吃鱼头呀!”我说“现在不一样了,南方人鱼头鱼尾分着卖,鱼头比鱼尾值钱”我姐说“那你就吃值钱的,不值钱的留给我们吃。”我姐从小就让着我,到现在还让着。
好好的一个化肥厂,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国退民进,结果国是退了,民却没进来,只好卖给了开发商,盖起了住宅楼,我姐和姐夫双双下岗了。后来我姐得到了一个上岗的指标,可那年我也下岗了,我姐怕我受老婆的气,就把指标让给了我。这一恩情让我终生难忘。
好在国家没有忘了这些下岗的可怜见儿,我姐和我姐夫退休以后,退休金连涨了好几年,现在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更可喜的是,儿子儿媳都很孝顺,还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孙子,虽然不敢和富人的比钱,但小日子的和谐、温暖和快乐,有钱的人家也不一定敢和她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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