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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典之爱

主楼

发表于 2021-10-25 19:3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我出生于1972年9月20日，一个近乎一无所有的河南邓州的农民家庭。当时我父母的“财产”就是一间草房、四面土墙、一扇破门，室内坑坑洼洼的黄土地面，活跃着无数快乐的跳蚤，一张破木桌，几张破木椅。真是对不起列祖列宗们创造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智慧，我的父母过的是物质赤贫的原始人生活呀！

还好。我来这个世间不是来继承物质财产的，我是来工作的，我是要来实现我的一个心愿的，也是来送请柬的。

我读邓州市重点高中的时候，立志考北大——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我的心愿。本来学习成绩还行，但是鬼使神差，高考时临场发挥严重失常，当我对了答案后，我达不到我的理想目标了！我可能毕生也实现不了我的心愿了！我精神崩溃了！我用一盆冷水不停地浇脑袋，想促使过度发热的脑袋冷却下来。在那个完全没有精神卫生常识的年代，我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我已经患上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后来，我被河南郑州一所军事大学录取。但是，我已经处于严重的精神分裂状态，而“作战”根本不是我的选项。1995年9月，到大学报到的第三天，学院组织新学员们到学院门诊部第二次体检，我独自一人走到门诊部三楼，我决定跳楼自杀。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我从三楼一跃而下，眼睛盯着楼下的水泥地、耳边听着呼呼风声，用脑袋去撞击地球！

结果是意外的。伟大的地球没被我撞坏，我的脑袋后脑勺出了一滩血，我昏迷在水泥地上。打扫卫生的阿姨发现了昏迷在水泥地上的我！大声呼救！我被战友们紧急送到郑州空军医院抢救，全身作了CT，结果发现除了脑部出了点血，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住进了脑科病房，打上了消炎的点滴，我早已经醒过来了，屁股和脚后跟儿肿了，比较痛。我万念俱灰、眼神无光。没有万念俱灰，哪有浴血重生？

就在当天晚上深夜，陪护我的战友已经回去了。月光从窗外洒入到我的病床上，我双目无神地望着吊在我头上方的输液瓶，我想起一本侦探小说中说，只要把空气注入静脉让它进入心脏，心就会因空转而停止跳动。于是，我决定第二次自杀，我仰起头对着输液的排气口，狠命地吹入了一大段空气柱，然后静静地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把我叫醒了！看来，那个侦探小说是胡说的。因为我一直沉默，不说话，所以学院的领导和学员们都不知道我是自杀。我的老父亲从乡下赶过来了，看了一眼昏睡着的形容枯槁、黄瘦黄瘦的我之后就默默出去了。

我醒来后听到一个护士对我临床的病人说：“那个乡下人真可怜！蹲在医院的墙角大哭！”

当我老父亲再次来到我床前的时候，他望着我，眼里充满了血丝，脸色极度憔悴焦虑。

他问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了？”
我极度虚弱地说：“我是自己跳下来的，我不想活了。”
父亲听后，十分焦虑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想？赶紧醒醒呀！你如果死了，就不说我了，疼爱你像心肝一样的你奶奶和你妈还能活么？！”

一句话，豁然惊魂！我一个人是三条命呀！！！

我这是什么家庭背景？
我奶奶8岁的时候，因为她父母是山里人，生育了五个孩子，她是老大，那年山里闹饥荒，她随着父母逃荒到我老爷爷家，被我老爷爷老奶奶收留了，让她给我爷爷当了童养媳。

我的老爷爷家算是当地祖传的乡绅了。不幸的是我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染上了鸦片瘾，为了吸鸦片把家里的200亩良田卖光了。也算是未卜先知地避免了后来被当作地主批斗了。

我奶奶20岁的时候，生了我父亲。我父亲5岁的时候，我爷爷得了癌症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母两个人。我奶奶25岁，成了年轻的寡妇，没有改嫁，大字不识一个，但十分善良勤劳，靠给村里人织布维持生计养育我父亲。

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偶和老年丧子。我父亲占了一大不幸。我父亲13岁的时候，因为我奶奶没钱给他交学费了，他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也就在那一年，我母亲来到了我父亲家。她是一个中农寡妇的养女，她亲生父母在她一两岁的时候因为养不起她就把她送给了没有亲生儿女的中农寡妇。

中农寡妇对我母亲很不好，经常虐待她辱骂她，常常在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时让她到雪地里去捡柴等等。我母亲十分想上学，但是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中农寡妇不给她交学费，不让她上学了。十分刚烈的13岁的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她拿了中农寡妇的一只白瓷碗，头也不回就走了，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宁当乞丐也不愿意当中农寡妇的养女了。我母亲怀里揣着那个白瓷碗，沿路“乞讨”到了我父亲家，我奶奶也是同病相怜，说服并收留了我母亲并把她当女儿来养。那些村里人呀，经常说我母亲是一个“要娘”，即要饭的女人。我母亲也知道那些村里人叫她侮辱性、歧视性的“要娘”，她为此不喜欢和那些村里人说话。

我寡妇奶奶把我父亲和母亲养到20岁成年的时候，让两个可怜但非常勤劳善良坚强的家伙结婚了。后来，他们生育了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上面有一个大哥和两个姐姐。我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寡妇奶奶和我父亲母亲都是非常善良勤劳和敦厚的，他们终生都没有说过脏话，从不骂人、不与人争吵也不占他人便宜。

我很幸运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一出生就受到了他们极致的宠爱。我长大后，听那些村里的长舌妇们说，我母亲是“要娘”出身。我亲眼见识了我母亲的超级勤劳与刚强，活活脱脱地一个“战斗母狼”。她不说假话脏话，自尊心十分强，心思细密。

我曾问过她要饭的事儿，她说，她怀里揣着那个白瓷碗，饿了三四天都没有把碗拿出来，她的超级自尊心使她张不开嘴向别人乞讨。我是深信母亲的，知道她的超级自尊心，也知道她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是深爱我母亲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她去世（去见上帝——她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给过她一次难看的脸色，我也没有反驳过或指出过她有什么过错，我的“天职”就是竭尽所能地逗她笑，我感恩她把我生到这个世界来。

再说了，13岁的女孩，也只是一个孩子，即使乞讨了，也没啥呀。

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了。因为我的父亲孤儿出身，十分孝顺我奶奶，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是超级坚强的北方大男人，我哪儿见过他流眼泪？

好了。我差点让他品尝人生的另一大不幸——老年丧子了，但迫使他流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滴眼泪！让一个老人老泪纵横、声泪俱下，那是何其悲惨的场面？！再想到让三个白发人为我一个黑发人“送行”，那简直不寒而栗了！

我被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哭醒了！我躺在空军医院的脑科病床上想，既然二次都死不成，那就好好活下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当兵作战、保家卫国挺好！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有弥天大勇和大智慧的毛主席是我的偶像呀！很荣幸成为毛主席的新时代战士呀！

我住了九天院，屁股和脚后跟儿的肿消下去了，我就强烈要求出院了。

出院后，我就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军校的超强度军事训练和学习中了。天幸啊，军校的生活是十分有规律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学习使我表现不出我的精神分裂症状。

大学毕业时，我取得了不错的军事训练成绩，文化课也过关了。我第一个向队领导申请，毕业后到前线部队服役，有机会战死在前线，那是何其的荣耀？对于一个自杀过两次的灵魂来说，哪有对死亡的恐惧感？勇气自然是大无畏的。现在看来，有勇气自杀不算啥，在高房价、高教育费和高医疗费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有勇气活下来才是真正的纯爷们儿呀！

1998年7月，我如愿被分配到厦门前线部队某旅某连任雷达站长，算是学生官儿了。我心想，没有当过新兵呀，战士的心理状态自己没有体会过。于是，我决定先当一兵，后当一官。我就权当自己是新兵了，与新兵们一起训练、学习、生活，和新兵们一样挑大粪浇菜地搞地产，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

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优良传统”问题，那就是新兵要给老兵和干部们洗衣服、打饭洗碗。中午吃过饭后，值班干部一声哨响，午休！新兵们哪有午休啊，他们端着本班所有老兵的和本排干部的衣服涌到澡堂里，开始洗衣服。每天中午，我到澡堂里只是洗我自己的衣服，我每次吃过饭后和新兵们挤在一起洗我自己的碗。这“优良传统”呀，那些老兵和干部都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衣服要新兵洗，吃饭的碗要新兵刷，起床后的被子要新兵叠，蚊帐要新兵收，甚至连早上洗涮的水也要新兵们打好了并把牙膏挤好了放在脸盆旁。

把新战士当成了仆人了呀！这是那些老兵和干部们的臭毛病。这还算好一些了。98年之前的部队，老兵干部打骂体罚新兵的问题十分严重。中央军委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98年出台了严禁部队打骂体罚战士的规定。

我在连队当了二年的雷达站长，此间被评为“全旅先进带兵典型个人”、“科技练兵先进个人”，先后在全旅做了事迹报告，我和雷达站的战士们一起研究钻研国产新型雷达的作战技能，立求达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制作了国产新型雷达对抗T军某进口战斗机的多媒体软件，作为科技练兵成果被军区机关认可。

二年后，我被调入司令部军务科任军务参谋，负责部队管理工作，主抓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管理，作军队严明的作风纪律谋划者、维护者和执法者。

我进入了超级繁忙的前线军队管理工作，精神也处于长期的高负荷状态。我是一个理科生呀！也算是科技干部。我被迫写文科生更拿手的机关公文。我经常白天去检查20多个建制连单位，不知道跑烂了多少双袜子，晚上回到机关写检查情况通报。

六年的机关工作，我把机关公文的每一个文种都写了无数篇。计划、通知、通报、指示、总结、汇报和先进事迹等等，我在我的工作电脑上分门别类建立了满满的文件夹。军队机关公文是不能出错的，一个字一个符号都不能错，公文是指挥部队的，也有向上级汇报的，哪里可以出错呢？

我在司令部军务机关拼命奋斗的那六年时光，算是亲自见证了后来落马的那两只军中大老虎对全军官兵造成的伤害。

首先是对广大士兵的伤害。基层连队的士兵们积极训练，争当优秀士兵，很多服完二年义务兵役的优秀士兵想转一级士官，一级士官想转二级士官，二级士官想转三级士官等，还有义务兵想学开车、汽修等技术，这些都是军务部门的职能工作。这些都是有指标的。比如，义务兵转一级士官一年有120个指标，结果奇葩事儿来了，各级领导的想转一级士官的关系兵多达180个。

军务的兵员参谋工作是“非常严谨”的，哪个领导的关系都不能出错呀！在那个“关系兵花名册”上详细注明了战士某某某，是哪个领导交待的。然后，兵员参谋把指标下发到连队，这些指标全部是带着各级领导关系下去的，兵员参谋会特意把这些关系兵的关系私下电话告之基层连队的主官，那些主官自然“心领神会”，会千方百计完成上级首长的“特殊指示”，让那些关系兵顺利地通过“民主评议”，“合法”地圆满地转为一级士官。至于，转一个一级士官找关系要送多少钱？当年的“行情价”是六万。

关系兵远远多于指标怎么办？于是，作为某旅一把手的政委召开了常委会，会上研究决定每一个常委占的指标不能超过三个，司政后装部门副职以下的机关干部及营连主官等只能占一个指标。

其次是对广大干部的伤害。军中的那个高高在上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徐大老虎，提拔将军们都搞“批发了”，都必须提“钱”晋升。下面的许多干部们安不住心来研究作战，他们开始“跑官买官”了。那些中层以上的很多干部个个通晓获得晋升的“捷径”，光埋头苦干、深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这些老前辈的书是不行的，还必须得“知书达礼”，只有礼送到了且送对人了，官职自然就晋升了。

营以下的干部想要提个副团难不难？我的正营职军务科长被旅机关向上级军机关推荐拟提升副团职干部。公示了七八个人选，我的军务科长排在第一个。于是，在军务科长这个位置上奋斗了三四年的他兴高采烈地回老家探亲去了。机关已经有“好心”人，悄悄提醒了他，要去军机关“活动活动”，但他自信自己对部队所做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认为自己被提为副团职干部问题不大。

好了。公示拟提升名单中排在每二名的某机关科长抓住了机会，他迅速果断地把“礼”送到了某上级首长那里。

等到我那亲爱的军务科长探亲回来的时候，上级机关的“命令”也下来了。那个排在第二名的科长被提升为副团职干部了，而排在第一名的我的亲爱的科长落选了。正营提升副团没有希望了，于是我的军务科长当年就转业了。

提升一个副团要花多少钱？当年的“行情价”是三四十万。

我在机关干了六年，我自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潜规则”，我抓了六年的军纪处理过不少违纪的官兵，我没有受过任何贿，我当时的工资收入累积起来，远远不够那个“行情价”。

2005年4月，我负责处理一起士官盗窃案，日夜工作。我自从调入机关后，晚上十二点之前就没有休息过，大量有时限性的部队机关公文摧残着我，消磨着我的早已长期超负荷的精神。在处理那个案件中，我终于把我的精神分裂症给彻底激发出来了，我陷入了极其可怕的精神分裂状态！

我七天七夜无休无眠，也不吃饭，只喝矿泉水。在我的机关干部宿舍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精神分裂了呀，“精”和“神”自动“对话”，一问一答。常委们轮流到我宿舍里“关心探望”我这个机关苦干六年的“老黄牛”、老参谋（我转业离开军务科作最后的工作交接时，科里边的打字员整理我的电脑，掀开电脑健盘一看，下面全是我的头发），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他们：“什么是真理？”常委们轮流从我的宿舍里出去，严格来说是“落荒而逃”，没有一个常委回答我。一个个摇着头、低声叹息，疯了！

我疯了的消息像狂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部队。我立过的军功、优秀机关干部、优秀党员等被我视为军人荣耀的东西和长达六年的我的工作表现换来了常委们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救治我的领导小组。我被送进了厦门市精神病医院——仙岳医院，领导小组的组长专门交待院方给我开一个单人病房，与那些地方的精神病人分开，因为我是军方精神病人！我是一个正连职军官儿呀！我是官儿，他们是民，怎么能住在一起？有些官们儿不都是巴不得高高在上，摆个官架子，嘴里说要紧密联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权力从人民那里来，要回到人民那里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不为人民币服务！

诊断结果出来了！精神病中最严重的病——精神分裂症！实际上，我已经病了很久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忘我的工作“隐藏”了我的精神不正常，也许我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只不过我身边的战友没有精神病专业人员，他们自然无从鉴别我的行为正常或不正常。

当我知道我是人类最严重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后，我彻底堕入了极端的精神痛苦和极端黑暗的深渊之中，我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接受将来要受到正常人的歧视这一残酷的现实。负责医治我的专家给我服用了进口的最贵的精神病药物，这个药物也确实缓解了我的病情。住了一个月院后，我要求出院。

出院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咨询了主治我的代表“精神病权威”的专家，我问他了一个我最后抱着的唯一“希望”和“幻想”的问题：“我这个病是不是可以痊愈？”
这个专家冷冰冰地说：“没有痊愈的可能，要终生服药，不能停药！”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站在悬崖边上，专家的回答相当于直接在我身后踢了一脚，我被踹入了永生不能“精神正常”的精神病中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无比痛苦与绝望的深渊之中！

但是，我那不要命的勇气很快从我内心中涌了出来，我要勇敢活下去，但是我已经不期望得到正常人的尊重。我有些置疑那个专家所下的结论，我估计整个中国能够称得上精神病权威专家的决不会超过梁山108条好汉！我停止了服药。

回到部队后，我提出了转业申请。常委们慎重地考虑并通过了我的转业申请，报到了集团军，军首长们不同意，因为我是最年轻的正连职干部，而且还是部队紧缺的科技干部。我的旅首长们只好把我的病情汇报给了上级，军机关又报给了军区机关。最后，我被同意转业了。当旅卫生队的队长好意地提醒我，我可以申请军队重度精神残疾补助时，我静静地心领了这个“好意”。回到机关干部宿舍后，我立即找出了那个让我感到无比耻辱的精神分裂症诊断书，撕了个粉碎，扔到垃圾桶里了！我没有把敌人搞疯，却把自己整疯了，真是丢人现眼呀！

2007年，我转业到了厦门市厦港街道办事处，开始了我的地方工作，其实我是冲着厦港街道旁边的千年古寺南普陀和百年名校厦门大学才到厦港这个老城区——厦门城市的发源地的。

这就是我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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