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久到属于另外一个世纪，久到有些事，当事人都记忆模糊了。
那是九十年代第一个冬天，五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在规定的日子里，一起到某个正吃香又红火的国企报到。坐在公司人事部办公室里，即将成为同事的喜悦让几个年龄相近的小年轻很快就熟络起来。他们都知道，他们几个被分配到距离市区二十公里之外的一家正处于停产状态的工厂。
第二天，人事部经理就带着这几个年轻人去工厂报到。初冬的阳光暖暖的照在满是灰尘的厂房里，大家静静看着，有点好奇，也有点失望。接着，厂长召开了一个简单的职工会议。其实，虽然说是工厂，但是包括这五个刚来报到的年轻人，这个厂子一共才是十来个人。除了中年的厂长，临将退休的老业务员和老司机，壮年的高个子业务员，还有两位和新丁们年龄相仿的同志：女会计和技术员。我的职位是出纳，可怜我那时连出纳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呢。
参加工作的第一次会议很有意思，厂长简单讲了一下各自的工作安排和宿舍的分配，随后就是上班时间的安排：轮流上班，轮流做饭，工资福利和公司后勤人员一样待遇。年轻人们有点吃惊，又乐不可支：不用上班还有优厚的工资拿？
轻松的职业生涯开始了，每天就是看看报纸打打电话，在空旷的厂房里乱走，去市场买菜做饭，好像回到了另一段学生时代一般。不过年纪稍长的同事们颇有些微词：这些年轻人啊，啥都不会干，连饭都不会做，只会玩。
在这远离市区又闲散的时空，一些暧昧的情愫，也如厂区内的野草一样疯狂滋长。毕竟大家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又正是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的年龄，何况大家还那么清闲，不谈点小恋爱，怎么对得起那郊区的芳草和阳光呢？
这种优哉游哉的日子持续了不到一年，公司老总就宣布，将该厂作为中方投资的资产，与一台商合作经营成为当时流行的“三资企业”，其实是一套班子，两个招牌。中方人员的福利待遇，按照有关政策，按照公司的130%发放。很快，来自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工人就陆陆续续进厂了，很快我们就见到了台商。
对于台湾人，大家的心情该是比较复杂的吧。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他们来自敌对的那一方，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等待我们去解放的劳苦大众，但是，他们现在却是趾高气扬的来到大陆，以合作的名义，赚取自己的财富。这个和我们合作的台商，姓巫，我们称之为巫先生。
巫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当好——至少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将近四十岁的人还自称“男生”，散发着另外一种制度教育下的味道。然而也因为来自另一种敌对制度，他对49年前的那场战争耿耿于怀，并且还大肆宣扬台湾的好和“什么都有”。记得年轻气盛的我和他争执过几次，回到家后还愤愤不平的对任职书记的父亲发过牢骚。记得老爸微笑道：“台湾什么都有？有五星红旗吗？”
然而台商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包养情妇（不止一个）、克扣工人工资、羞辱职员、拖欠货款……让年青的我们，见证了一个“宁与外人不予家奴”的所谓合资政策的荒谬。这些三资企业，其实就是利用大陆低廉的厂房和人工玩的一套空手套白狼的游戏。据说这巫先生在台湾不名一文，就是靠着在大陆的掘金而赚取了大量财富。而工厂里的那些打工妹，有不少因为连续的加班而导致月经不调，甚至晕倒在岗位上。那些，都是传说中非常能吃苦的七零后打工者。
我们这些中方派出人员，只能是默默看着一切。在这期间，我们这批年轻人都结婚了，还赶上了公司的最后一批福利房。住在崭新的房子里，左邻右舍都是自己熟悉的同事，大家都笑嘻嘻地说：“我们要守护相望一辈子了。”那是九十年代初期，那时的公务员还不是热门职业，只领取着几百元的工资。而我们，当年热门企业下辖的三资企业里的中方派出人员，已经领取着数千元的薪资。
房子有了，婚姻大事也完成了，还有优厚的工资收入，让当时年轻的我们有点忘乎所以。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外贸政策的改革，这家三资企业成了总公司沉重的包袱，就像是美国掉进了越战的泥沼，这厂子也把红火的公司拖得举步维艰。当时的我们虽然照样过着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但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风暴的来临。
1994年，我率先调离了原单位，到了外贸系统的另一家出口公司。在我离开后的一两年里，工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方和台商决定终止合作，台商决定将工厂搬到东莞。喧嚣一时的合作经营，以中方公司惨淡收拾了个破包袱为下场。原来厂里的同事，也就是我们中方人员，有的退休，有的跟随台商去了东莞，有的回到公司办公室，有的则去了公司的另外一个工厂，还有的，则早早离开了国企出去打拼了。
时代的浪潮打得人有点措手不及，谁能想到，一个从前那么热门、令人羡慕嫉妒恨的企业，会在几年里走向衰亡。我那些从前的同事们，以个人微小的力量尽力搏杀着。那些年里，大家都过得比较颠沛流离。以致在十几年后的现在，他们会对我说：“还是你好啊，一直比较安稳。”想想也是，工作已经20年了，但到目前为止，现在的公司，是我工作的第三个单位。
我们虽然还在一座城市里，却很少有机会见面，只是偶尔，会在路上偶遇到一个他，或者她。彼此会交换着一些近况，知道有的人过得比较轻松，有的境况有点糟糕，还有，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将近一半离婚了。从前说会当一辈子邻居，却因为婚姻的失败，而陆陆续续搬离了宿舍大院。
这个夏天，在深圳工作的忠回到湛江，和我说起了想找从前的死党同事们一起小聚。我用尽心思找了一下午，尽管有的人号码已经停机，有的不知所踪，但是，在2011年六一节的晚上，我们一共五人，终于能坐在一起好好地叙叙旧了。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聚会。距离我们上班报到的那一天，已经是二十年过去了。
我说：在那里的四年，影响了我一生。
岁月的流光尽管带走了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真相，但是我们的内心依然真挚单纯，大家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交流着彼此的情况，过去的快乐和记忆就像散落的拼图一样又一一拼在了一起。从前我们谈感情的困惑，谈对台商的憎恶，现在依然是，不过感情的困惑变成了对婚姻的看法，对子女的教育。而那个台商，因为癌症已经在一两年前去世了。据说，还曾经在附属医院留医过。
那个晚上，我们坐到很晚，一直坐到饭店打烊了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下次的聚会，不用再等二十年吧？
1994年五四青年节，单位组织去衡山旅游
雷达卡
发表于 2019-7-4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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