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宗教文明自带免疫系统,精神胜利法会把“唯一”变成“唯我”,既可以抵御外来意识形态冲击,又可以内部自动排异。
我们这种历经五千年沉淀的世俗国家,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原生自信,就像1962年那场战争。即便输得很惨,印度也依然能从宗教哲学层面,利用“非暴力抵抗”叙事将军事失败转化为道德胜利。
就像无数印度IT工程师向往硅谷,但在精神上却又看不起硅谷,认为硅谷过于功利世俗。所以,印度IT工程师说:“硅谷代码再厉害,能解释‘梵我一如’吗?”
这就是宗教国家的底层代码,其自信首先表现为基于神圣叙事的身份优越感。比如,印度作为印度教发源地,83%的国民信仰印度教,形成了“文明母体”的集体认知,骨子里充满着“人类文明发源地”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梨俱吠陀》中所记载的宇宙起源论,让每个印度教徒都自带“创世见证者”的使命感。所以,即便在经济增速被中国甩开几条街的1990年代,哪怕吃不饱穿不暖,印度知识界仍在争论:究竟是印度向西方学习,还是西方应该向印度取经。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72%的印度教徒坚信本国文化世界最优,这个比例在中国无神论群体中仅为39%。其实,儒家文化圈除了被宗教侵蚀的越南,其他几个都不咋自信。韩国所谓自信只是自卑到极致的反转而已,属于阴阳失衡。
原因就是东亚人都非常世俗,毕生追求和敬畏的都是些现世报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很容易被打脸。所以,大伙一般都会谨言慎行,不会把话说满,更不会把事做绝。
与世俗国家害怕打脸不一样,宗教国家的民众大多神学附体,满脑子“天堂、彼岸、来世”,信奉“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因为现实世界里,根本就得不到验证。
所以,当印度人将古老的宗教典籍与现代科技强行挂钩时,宗教就赋予了他们极为厚重的认知滤镜。然后,他们就把卫星发射失败解读成了“湿婆神的考验”,把经济危机美化成了“轮回必经的劫数”。
当宗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支柱,与政治权力进行绑定时,统治者就获得了双重权威。比如沙特以《古兰经》为宪法根基,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圣地守护者。
这种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就像给统治机器装上了核动力引擎。当世俗国家需要费尽心思证明政策合法性时,沙特王室只需翻开《古兰经》就能找到答案:从禁止女性驾车到发动也门战争,都能在教法中找到对应条款。
2024年,沙特军费占GDP高达7.98%,远超世俗国家平均水平。但在沙特民众眼中,这些军购并非劳民伤财,而是“保卫伊斯兰圣地的神圣义务”。所以,沙特民众可以心甘情愿忍受汽油涨价。毕竟《圣训》早就说过:“为主道奋斗者,必将获得十倍回赐。”
这种宗教提供终极解释框架的神操作,为宗教国家赋予了应对危机的特殊心理优势。比如在西方制裁期间,伊朗通过强化什叶派“受难即救赎”的教义,将经济困境转化为“神圣考验”。
在西方制裁最严酷的2022年,伊朗政府将经济崩溃包装成“新时代的卡尔巴拉战役”,让民众相信“今日的饥饿是马赫迪降临前的阵痛”,就像中世纪波斯诗人鲁米所说的那样:“真主的考验是隐秘的馈赠。”
当今世界,宗教国家依然掌握着特定文明的话语定义权,梵蒂冈就是其中典型。其国土面积虽然只有0.44平方公里,却掌握着人类最大的道德解释权。在罗马教廷的阳台上,教宗方济各每次挥手都能引发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欢呼。
所以,当堕胎权争议席卷欧美时,教宗一句“生命权始于受孕”,就让数百万示威者瞬间找到了理论依据。
相比之下,中国虽在经济领域崛起,但“礼仪之邦”的文化自信尚未完全转化为普世价值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仍然面临着“解释赤字”。但这并非简单的宣传技巧差异,而是两种文明范式的竞争。
宗教国家依托神圣叙事的永恒性,世俗国家依赖于理性建构的适应性。宗教自带情感共鸣,能把抽象的教义变成“天堂的阶梯”。世俗价值则需要理性说服,就像年轻人试图用数学公式解释爱情。
但历史经验表明,真正可持续的文明自信,应该兼具精神凝聚力与现实解释力。当沙特用《古兰经》为军购背书时,宗教自信也会显露出狰狞的一面:它既是文明的盾牌,也是冲突的引信。
所以,一旦宗教赋予的自信脱离现实根基,就会演变为盲目自大,印证泰戈尔当年的警告:把神关进民族主义的囚笼,他就会变成嗜血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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