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道德还是现实！？】美国如何帮日本细菌战犯逃脱东京审判

汉唐魂

导语

日军731部队罪恶滔天，然而在战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由于美国的力保，日军细菌战将领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被告名单中，更谈不上追究什么罪责。

东京审判为何会对罪大恶极的日军细菌战犯视而不见？美国为何要竭尽全力替这些人开脱罪名使其免于被起诉？

汉唐魂

被美日合伙掩盖的“死亡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战场上被俘虏、被关押老兵的生活中有一段极为惨痛的经历。这些老兵尚未得到正义，这些人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秘密的受害者。它发生在44年前满洲（中国东北地区———记者注）深处的日本战俘营里。他们的遭遇也许是二战中保守最长、最严密的秘密。长期以来，这个秘密一直被日本政府否认、被美国政府隐瞒。尽管我们的政府公开声称对此毫无所知，但事实真相还是慢慢地被泄露出来……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逃过了那场劫难，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时就已知道了这些试验。”

这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帕特·威廉姆斯1986年9月17日在美国国会的发言。其被记载的“文件号是99－61，第3页”。

“我是于1939年12月被（日本）陆军省派到关东军防疫部，也即到了石井部队后，才第一次知道日本陆军正在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我在那儿从事细菌的培养……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中。我确切地相信石井中将在那儿进行的细菌战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科学试验……根据我所了解的事实，及在石井指挥下的部队中亲自从事的研究，在此我负责任地证实石井部队用活人进行了试验。”

这是在前苏联伯力接受审判的原731部队生产班长柄泽十三夫1946年9月在法庭上的供词。石井四郎、若松有次、北野政次都是原日本秘密细菌战的头目。石井四郎是731部队长，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为止，在整个世界中，除了十分专业地研究日本侵略战争的人士外，很少有人知道日军所实施的秘密细菌战真相。据悉，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陆续从各个方面揭露日本的细菌战计划。然而，由于诸多秘密资料被销毁，或仍没有被公开，直到今天，外界所知道的有关日本细菌战也仍然少之又少。中国人也不例外，美国人也不例外，日本人知道的就更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多年了，日本和美国当局一直在故意掩盖与销毁日本细菌战计划的真相。这是人们对细菌战真相知之甚少的最直接的原因。

战后，除极少数日本“科学家”和有关关东军高级将领在前苏联的远东城市伯力受到审判外，没有一位日本的细菌战“科学家”为他们在1931～1945年间的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双方达成的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如是说。 哈里斯还认为，其主要恶果有四：第一，日本战争罪犯在战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并导致日本诸多一流的学者、作家、制片人和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历史，而且，有众多的战犯重新成为战后日本的“社会精英”和“民主领袖”。他们还向年轻的一代反复灌输引导他们人生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在他们的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负责教育日本年轻人或监管国民健康卫生的大臣完全败坏了他们的职责。”由于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协调美国占领当局控制教科书和学习材料，教科书被禁止提及细菌战“科学家”。在全日本，整个细菌战计划被“集体遗忘”。

第二，日军的细菌战罪犯在日本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里占据领导岗位。“战后数十年来，原731部队成员主宰了日本医协会（JMA）的理事会。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JNIH）长年来被原731部队、100部队、荣1644部队和516部队成员所控制。”JNIH曾因接二连三的丑闻而于80年代中期改名为NIIH──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第三，美国为获取日本的细菌战秘密而违背职业道德，与日本的细菌战实施者达成秘密妥协，“希波克拉底誓言”只是一纸空文。第四，中国在二战中成为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在战后仍然是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

1985年前后，美国退役中校墨瑞·桑德斯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美军驻日总司令，盟国占领日本当局统帅）授权他同那些对细菌战暴行负有责任的日本人做交易。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是，日本“科学家”的罪行被免于起诉，条件是他们与美国细菌战“科学家”进行合作。 美国老兵弗兰克·詹姆斯回忆说，1945年，他从日本的战俘营出来后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其所经历的细菌战试验。因为当他们从战俘营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回国时，他们被要求在军方拟定的一份声明上签字，承诺不能向任何人或媒体透露其在战俘营里的遭遇，否则将被送交军事法庭。

据透露，在日本投降后，盟军的情报人员和科技调查人员曾对日本的细菌战计划的性质和实施程度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它们最感兴趣的是，要找到那些与创立、支持庞大的细菌战计划有关的机构和人员。对此，美国情报部门在战争期间根据零星情报已经勾画出大致轮廓。这种调查自1945年9月就已经开始，持续了3年，直到1948年6月东京战争犯罪审判法庭结束、（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不再感兴趣时为止。”哈里斯教授在其专著《死亡工厂》（此书中文简体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者注）中如是说。

日本投降后，美国情报当局曾取得了全部有关的日本档案资料，并把它们运回华盛顿，其中大部分存放在国家档案馆里。数年之后，处于政治和冷战的需要，美国为向日本示好，曾又把其中的某些资料又还给了日本。

汉唐魂

1945年初，为应付盟国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日本官员均用“不知道”或“或真或假”来加以搪塞。“在日本当局人士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丝毫有关细菌战研究的事情。除了增田知贞一人外，所有军事头目都否认日本从事了进攻性细菌战研究。占领初期所有接受访问的人均认为天皇不知道细菌战研究，或者说这种研究是在未经天皇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在美日达成秘密交易后则有根本性转变，变得对美国人“非常合作”。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名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战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在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中，受这个阴谋影响的6个盟国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

引自《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一书，1989年修订版，纽约Pantheon图书公司出版。 “到1947年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盟军占领日本）当局已收到的大量资料有力地证明，有相当一批日本‘科学家’———既有军人，也有非军人———参与了把人当作试验用的豚鼠来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根据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宪章的规定，他们的许多研究显然侵犯了人权……历时两年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表明，任何一个检察官都可以把他们送交有关当局，对他们进行审判和惩罚。这样做只需要负责任的调查官的正义愿望。对石井的受害者们来说不幸的则是，这不是美国军事当局的优先考虑……在所有关于日本细菌战‘专家’问题的讨论中，起决定因素的将不是战争罪犯而是情报价值。日军的细菌人体试验的结果具有最高的情报价值。”

引自哈里斯教授的专著《死亡工厂》简体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千里大追踪

哈里斯教授认为：“应该说，1946年4月季南（远东战犯法庭首席检察官———记者注）没有对石井等人提出犯罪指控，这是美国官方隐瞒日本细菌战计划的开始。”

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从1942年开始正式研制细菌战武器，这个时间比日本等国的开始时间要晚许多。日本对细菌战的研究和人体试验方面在当时均是世界领先地位，更何况，日本当时是在违反国际公约而惨绝人寰地用活人做试验。

美国在当时并不承认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反而认为德国的细菌战研究最为先进。但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后，美国在国内曾对日本的细菌战研究计划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严加防范。直到1942年夏天，美国安全当局才开始重视日军的细菌战威胁。当时美国有人提出警告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袭击我们两次———第一次是枪弹，第二次是细菌”。1942年年末，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追查日本细菌战“科学家”，曾派特工追踪到南美洲厄瓜多尔的深山老林里。

美军大调查

在麦克阿瑟成功进行对日“跨岛战役”后，美军俘获了数千名日军。美国人很快发现这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受过医学训练的官兵，包括兽医、医生、护士、卫生兵、药剂师等。这是美国调查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意外收获。美国情报部门为获得日军细菌战情报，特意准备了列有75个细菌战问题的书面文件，以向战俘们发问。美国还特意在备忘录中指出：“因为日军有能力实施细菌战，因此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美国士兵须铭记要俘获任何医学方面的文件资料和医药品……任何有关敌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无论何种程度的，都要立即上报情报司令部。”

哈里斯教授认为，“美国的细菌战调查官所获得的最重要情报之一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柏林的瓦砾。”1945年6月20日，在德国柏林的美军逮捕了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北条圆了大佐。51岁的北条不但是日本在欧洲搜集细菌战情报的高级官员，他还掌握日本细菌战的核心机密。由于北条是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被旋即押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美国五角大楼即国防部的审讯。在进行非常“聪明而且合作”的审讯后，北条又被立刻遣送回日本。

美军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的情报至少证明两点：第一，此前中国方面对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指控全部得到确认；第二，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要比美国人想像的大得多。

意外大收获

据悉，到了1944年秋天，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切地掌握了日本细菌战武器开发研究的概况。“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日本研究了鼻疽菌、鼠疫、炭疽、霍乱、赤痢、结核、伤寒等，可能还有其他疾病作为细菌武器的可能性。另外得知：日本曾研究开发过数种细菌战武器的运送方法，其中包括一种细菌炸弹和一种被称为‘记号7’的特殊装置……虽然参与细菌战开发的许多主要人物尚未查明，但是滤水器的发明者石井四郎被认定为日本细菌战研究的一个主要人物。这位作为日本帝国陆军高官的‘细菌学家’被多次认定是哈尔滨和东京的细菌战研究的主要角色，他指挥的部队与细菌武器开发有密切的关系。”

1944年11月28日，美国陆军部长史蒂姆森和联邦安全局局长麦克纳特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开发的进展和其他国家有关细菌战的情报总结报告，并在报告中写明：“有较多可靠证据表明，日本对细菌战有兴趣并开发了细菌战实施方法”。1945年7月26日，美军情报部门又准备了一份有关日军细菌战准备的更为全面的分析报告。

官方大封杀

由于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对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细菌战研究感到“震惊和紧张，因此，他们决定对此事严加保密。因为如果日军显然是成功地开发了细菌战这一消息被传出去的话，则会挫伤美国国内（战争）后方的士气”。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是不能公开的。美国陆军部门认为，“如果有关日军或美国的细菌战计划的情报被泄露，就会不可避免地招来国会的调查。国会的调查会危及底特里克基地（美军细菌战研究的基地———记者注）的研究，而且，如果召开听证会，（细菌）战争准备会因被曝光而遭受损失。”

1944年6月前后，美国出版了《日本的秘密武器》一书，书中揭露了日本的细菌战对美国的威胁。随即，美国军方就采取“灭火行动”，希望该书成为“哑弹”，并“建议”美国宣传部门对该书施加影响，“不要让任何有关该书的书评以及提及该书的文章登载到报纸杂志上”。哈里斯认为，“或许是由于战时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行动，不是宣传反面的书评，就是让媒体回避报道。结果《日本的秘密武器》很快就被转移到了书店的处理书柜台。日本秘密的细菌战研究仍然只为相对极为少数的情报官员和科研人员所知。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继续保持绝密，所知的美国人则更少。”

汉唐魂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底特里克的“科学家们”最关注的则是“想方设法查明敌方（细菌战）研究的实际状况”，他们要彻底调查日本细菌战的真相，但不是为了审判日本战犯，而是为了获得日本方面的绝密情报，并为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服务。 尽管有许多人对底特里克所采取的行动非常不满，但“对（美国的）化学战和细菌战的调查官们来说，为找到他们认为这些领域至关重要的情报，不会容忍任何妨碍。他们不会允许战争犯罪的责任问题来干扰他们的调查。知情或不知情，他们的调查是得到军队的最高层———也许是华盛顿、伦敦、渥太华的政府首脑们的支持。他们的态度对决定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增田知贞以及其他细菌战重要人物的命运将非常重要。”

“不管怎样，免予起诉问题涉及军事及政治两方面，只有在征得最高行政当局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为免予起诉问题随时有被公众知道、落入政治陷阱的危险。如果在战争犯罪审判进行中曝光的话，至少会使美国非常丢脸，甚至会导致要求所有参与细菌战研究计划的人员因为战争犯罪而受审。到那时，将无法预测有多少政治家、军人、‘科学家’以及（日本）皇室成员会被卷入该事件之中……因此，关于免予战争犯罪起诉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的行政部门，而不是底特里克基地、东京的占领军司令部或者五角大楼作出的。”谢尔顿·哈里斯教授如是说 。

1946年元月初，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首次披露了日本细菌战头目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这使美国当局大为吃惊，并立即做出反应，在第一次报道发表后就设法阻止新闻媒体继续讨论石井或日本的细菌战问题。1946年1月7日，美国情报人员找到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拉尔夫，“要求他不要撰写任何会使石井认定美军想要得到更多有关试验的情报的报道”。从1946年4月开始，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主犯、他们以前的活动以及有关他们被握在盟国手中的命运等等的公开报道都被秘密查封了。尽管“在幕后，对石井、北野和若松等人的控告信仍倾泻而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很久，日本细菌战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作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出现过”。

1946年9月3日，一位“731部队”成员写信给美国驻日占领军当局，告发石井等人，指控石井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人道的敌人。”这名告发者指出，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非常害怕石井出庭作证可能供出对甲级战犯极为不利的证据，“甚至某位皇族成员也要受到牵连”。“他控告（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复员局和终战联络部在共同参与制造一个阴谋，企图‘使此案销声匿迹’。”非常奇怪的是，美国当局非但不去调查有关情况，对告发者置之不理，反而接受了日本当局提供的有关石井的“个人简历”。在这份石井的简历中，除了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当前通讯地址和军历、职务外，无任何其他内容。

1945年秋天，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国与前苏联的对峙越加明显。在日本细菌战问题上，美苏双方互不信任。由于双方各自都俘获了部分日军细菌战的“科学家”，但任何一方又都没有掌握日本整个细菌战规模所必要的情报。这对美国来说，石井及其同党就成为美国揭开日本细菌战秘密的关键。对于美国的细菌战情报当局来说，确保石井四郎及其他日本主要细菌战“专家”的合作则变得更为紧迫。为了防止前苏联获取更多的日军细菌战情报，石井四郎就成了“不受美国保护的保护对象”。美国还帮助这些日本“科学家”如何与苏联人“打埋伏”、“反审讯”。石井四郎也深知美国的动机，于是双方讨价还价，然后，石井则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供出半真半假的细菌战情报。

美国对细菌战“科学家”的“审判”也很具有讽刺意味。其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主要包括：第一，保证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科学家”提供资料的兴趣仅出于科学的目的；第二，美国的调查与战争犯罪指控无关；第三，苏联人已经俘虏了日本细菌战“专家”的同党，并供认曾参与人体试验；第四，另外的日本细菌战“专家”正在与美国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第五，苏联人很快就会来审判日本“专家”；第六，日本“专家”不得向苏联人透露有关人体试验、跳蚤的生产、野外试验、细菌战的组织结构或接受美国人的吹风和指示。

这几招使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极高的情报：19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同意撰写一份有关人体试验的长篇报告。他们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用英语为美国人完成了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另有一份长达20页的19年作物毁灭研究报告；10名日本兽医将完成他们专业领域的研究总结；一位日本“病理专家”将复制出8000张“细菌战试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石井四郎撰写“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

尽管报告“大部分是根据记忆”资料汇编的，但他们找出了“一些对他们有用的现存资料”。1946年2月初，美国军事当局掌握一份有20人以上的高级军官及学者的名单。这些人掌握着对石井等人有致命性打击的情报。美国人在得到上述非常满意的资料后表示：“希望自愿提供这些情报的个人，因提供这些情报而免遭麻烦，也希望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以防止这些情报落入他人之手。”

1948年4月左右，美国的有关记录表明：“处理过该事件（指调查日军细菌战──记者注）的全体情报人员应该注意：所取得的有关‘石井和细菌战’的任何情报都含有国际复杂性。这些情报具有高度敏感性，必须采取一切防备措施以保守秘密。参与该事件的人数应控制在最小范围。”

据调查，美国负责调查日军细菌战的情报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来自底特里克；第二组来自美国军事情报部，通称为“G－2”；第三组来自美国驻东京占领当局“副长官办事处”。由于“副长官办事处”的调查动机是找到证据，以告发这些日本人，遂与“G－2”发生冲突。为防止该办事处进一步干涉，1947年3月，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向东京发布命令，将战争犯罪调查置于情报部门（G－2）的管理之下。”“所有的行动、审讯和联络都必须和G－2协调配合。为维护美国的利益，避免问题复杂化，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未经G－2同意，不得就该事件向控方提供帮助，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今后所有的调查，都由盟国翻译审讯部中央审讯中心管理之下的东京办事处进行，各现场已着手进行的追踪调查全部停止。”

这就意味着，已经逃脱检控法网的细菌战参与者，从此不会有被告发的危险，而且，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调查的参与者也得到保证，“他们的自由会受到保护”。于是，从1945年5月3日开始，远东战犯法庭开始在法律上把注意力从细菌战方面转开。因此，尽管盟国审判了2000起案件，涉案日本人多达5700人，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专家都不曾出现在这些军事法庭上”。

哈里斯总结说：“这些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美国情报部门仍然拒绝公开可能与此问题有关的资料。”

1942年日本联合微生物学会会员合影，前排两名军人中，左为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右为北野政次。

汉唐魂

2、石井四郎等人以细菌战情报为筹码与美国博弈，要求赦免其罪责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愿意配合美军的审讯，一方面是“因惧怕被定为‘战争罪犯’而提供不完全的情报，以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石井等也非常清楚美军对这些情报的渴求以及自己对美军的价值，因此他们想用自己所掌控的细菌战情报跟美军讨价还价，使得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帮他们“免罪”，保他们逃脱惩罚。他们用以下方式与美军情报人员进行周旋：
方式一，吊足美军胃口。石井等人在当面否认进行过人体研究和细菌战实战，却私下通过参与美军审讯的日本翻译龟井贯一郎向美军情报官员暗示：“除了已供认的以外，还有很多攻击性武器的细菌实验和开发，在中国内陆曾对中国军队进行过细菌战实战试验，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只是石井部队一个部队而是有一群部队进行了人体实验并取得了成果。”这样一方面会让美军情报部门因为他们的价值舍不得将他们送到国际法庭，保证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会刺激美军获得情报的欲望。
方式二，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731部队核心人员向美军审讯人员提出要“免除战争犯罪的书面保证”：“我们愿意合作……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朋友也负有义务，我们曾宣誓永不泄露人体实验的秘密，我们担心我们中有些人会被作为战争罪犯起诉。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我们能弄到所有的情报。”同时日本翻译龟井也帮腔说：必须让这些“掌握详尽实验结果的人确信你的调查是出自纯科学的目的（也即确保日本人的证言不是被用于战争犯罪审判），我相信这样你会得到更多的情报”。龟井还告诫美方人员说：由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人都已宣誓不能泄密，“你将不得不克服那个障碍……除非提供豁免，否则将不会得到什么情报。”
方式三，为了迫使美国同意赦免细菌战研究者的战争罪责，日本人还打出了苏联牌。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他们非常清楚美军对苏联的敌对情绪，因此增田知贞曾语带威胁地向美军审讯者表示：“如果我们与某个共产主义分子联系的话，他有可能告诉苏联人”。龟井也暗示美军说：“日本人相信如果他们披露这些（攻击性细菌武器）情报，共产主义分子会发现，写信给盟军最高司令部，告诉苏联人，引起舆论，迫使调查公开……日本人倾向认为保持沉默是最明智的”。因此龟井建议美军将对细菌战知道最多的人“转移到美国本土”保护起来。
方式四，石井对美军审讯采取拖延和敷衍方式，以迫使急于获得全部情报的美军审讯人员答应帮其免罪。他一方面表示无法向美国人提供详尽的技术资料，因为731部队所有记录都已销毁了，而且他从来也“不了解那么多的细节，许多知道的也已忘记”，并声称他根本就不知道细菌战实战试验。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他又表示：“如果你们书面同意赦免我、我的上司、部下的全部责任，我将会把我知道的一切情报提供出来。”他同时表示“愿意被美国雇佣为细菌战专家……在准备与俄国人进行战争时，我可以提供我20年以来的研究和经验，我曾在实施和防御细菌战的战术问题上提出过许多设想，可以写出几部关于细菌战的书”。
从这些手法来看，石井四郎等人为让美国帮其洗脱罪名可谓费尽心机。实际上，美国为了单独和抢先得到日本细菌部队最新研究成果，早在1945年秋就开始考虑采取许诺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战犯责任的方针，麦克阿瑟同意了美军情报人员的如下提议：“要弄清七三一部队的情况，只有保证不把他们作为战犯追究，进展方能顺利。”但对于石井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表态说：“对关于向石井将军及其同事保证只将其提供的情报作为谍报系统，而不作为战犯的‘证据’之事，不予同意。……因为即使无此保证，也可以从石井及其同事获得必要的情报……而且提供这样的保证文字，以后对美国会引起麻烦的事态。……同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手段，防止石井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在公审时公开。”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还是非常谨慎的.



图注：1945年3月，石井四郎全家在哈尔滨合影。后排戴礼帽二人自左至右为石井四郎的哥哥石井三男和石井刚男，分别在731部队中担任动物班班长和特别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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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也想获得日军细菌战研究情报，提出与美军共享资料，被美方拒绝就在美军和石井四郎相互博弈僵持不下的时候，第三方势力苏联也加入了进来。据1947年3月21日麦克阿瑟在给美国当局的一份报告中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审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近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他们强烈要求分享美国获得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根据身份尚未确认的俘虏的供述，上述三人所进行的实验的结果，导致两千多中国人死亡。据此，苏方提出该要求。……苏联的要求表现出对七三一部队大量生产鼠疫菌、霍乱菌以及鼠疫跳蚤的兴趣。”其实苏联很早就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细菌战研究，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后俘虏了一些曾经参与细菌战研究的日本专家，在审讯中他们了解了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实验的一些大致情况，但是始终无法得到核心材料和机密。正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细菌战情报，苏方才会在战争结束一年多以后在国际上公开此事，同时向美国提出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和与美军分享情报的问题。
美国对苏联要求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随着冷战的迅速发展，美国的领导人们害怕让苏联在军事上占到任何的优势，不想让苏联人从日本方面得到任何东西，而“石井等人目前为止提供的资料证明对确认、补充、完善美国细菌战研究的某些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并且对未来研究的新领域也具有启发。”因此麦克阿瑟决定采用各种方式拖延对苏联的答复，苏联对此非常气恼，便直接要求美国“将石井和大田移交给苏联人，将他们因反对苏联的战争犯罪送交审判”，但遭到了麦克阿瑟的断然拒绝。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美方决定同意苏联审讯石井等人。因为此时东京的情报部门正为石井等人的不配合头疼，他们认为，如果同意苏联审讯石井，“苏联不可能从日本人处得到美国尚未得到的情报，相反，美国有可能从苏联人讯问的路子里分析出苏联在细菌战方面的知识和活动”。因此华盛顿联合总参谋部就此事回电麦克阿瑟说：“关于苏联就细菌战问题审问石井将军、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事，以如下条件为前提予以同意：A、在苏联审问之前，先由美国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与菊地大校、太田大校见面，进行美国方面的先期审问和监视苏方的审问。B、在先期审问中，如果获得认为不能让苏联知道的重要情报，必须指示菊地、太田不得将此情报泄露给苏联。C、指示日本的细菌战专家不得把在苏方审问之前美国方面已进行过先期审问的情况告诉苏方。”但是为了不失去这些有价值的细菌战专家，美国始终拒绝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责任，因此华盛顿联合总参谋部还特别交代麦克阿瑟：“明确告诉苏方，对于已被揭发出来的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细菌战）的犯罪行为，不存在能够追究战争犯罪的确凿证据；美方允许苏方审问，并非追究战犯的行为，而是美方对友好国家所显示的外交姿态。”
为了应对苏联的审讯，美军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为了能够让细菌战专家在面对苏联审讯时不透露有价值的信息，美国为日本细菌战的专家们准备了对付苏联人审讯的证词。其次，为了避免给苏联将石井等人送上国际法庭留下口实，美国决定只说明日本细菌战对中国人的残虐行为，不得提及对苏联公民的可能的虐待。“因为对于日军对中国人的犯罪行为，苏联人没有追究战争犯罪的明确的权利”。最终，在美国的安排下，石井等人并未被移交给苏联人去进行起诉，而是仅仅在石井的家中与苏联调查官进行了会面，但由于美国的严密监控，苏联从石井处几乎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视察731部队时与军官合影，前排自左依次为太田、大谷、梅津、菊池（参谋）。

汉唐魂

4、苏联的介入给美国和石井都带来了压力，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密谋美国一方面想方设法拖延苏联的审讯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也看穿石井“与其被苏联逮捕，不如依靠美国保全性命”的心态，转而用苏联来威胁石井。对苏联人的恐惧使石井由最初的拖延态度变得顺从起来，他开始提供一些对美军来说有价值的情报。美军情报部1947年5月6日的文件表明：迄今为止石井等人透露的情报，是由于“利用日本人对苏联的恐怖心里，说服他们要与美国合作”的结果。由此情报部认为，“对于不被认为有可能受到战争犯罪审判的军衔较低的日本人，运用‘说服’战术，抬出可怕的苏联，可从他们那儿得到更为重要的情报，包括人体实验及用于植物细菌武器研究成果的最有价值的细菌战情报”。

但是石井等人也非常清楚自己对美军的价值，苏联的威胁显然不足以让他们交出所有的资料。因此美方情报人员也承认，如果没有给石井及其同伙的“书面的免责文件”，石井不会全部坦白。随着苏联对石井等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一再提出种种审讯要求，对于美国来说，确保石井等人与自己充分合作变得越来越紧迫。正是出于对苏联的担忧，美国最终决定同石井等人达成交易，以保证他们不被追究战争罪责来换取他们手中的细菌战资料，尽管其仍不同意以纸面形式加以保证。因此，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做出明确决定：“一、对石井以及其他有关日本人不得作出任何承诺，继续使用现在的方法，尽量收集更多的细菌战情报。二、不对石井等人作出免于战犯起诉的承诺，但（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美国国务院还对这么做的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a、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具有重要价值。b、已获得的资料提纲不足以作为起诉石井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证据。c、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d、通过战犯审判，公开七三一部队的情报，与其他国家共享，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利。e、从日本方面获得细菌战情报作为谍报系统处理，从石井等人获得的细菌战情报不得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证据。”由此可见，美国认为，只要不让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即留下文字记录或给予战犯免责之事被暴露），就可以与石井等进行交易。石井等人和美国当局周旋了一年多，终于换来了保命符。

作为对美国的回报，石井四郎等人交代了他们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试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一名病理学家整理出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试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玻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本人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作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应该说，这些情报的确让美国在细菌战研究方面获益匪浅。


731部队的焚尸炉，专门用来焚烧经过各种细菌实验后，在解剖室被活活解剖后的被实验者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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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京审判美国四招力保石井四郎等人“过关”在美国和石井等人相互博弈和达成密谋的过程中，美国一早便开始为石井等人的“免罪”忙活。当时占领盟军总司令部为美国独占，盟军最高统帅有对战犯有减刑之权，同时远东国际法庭和国际检察局完全被美国所控制和操纵，因此，美国做起保日本细菌战犯“过关”的勾当来很是得心应手：
第一步，阻止媒体公开报道日本细菌战相关事宜。比如1946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日本细菌战头目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后，美国当局立即做出反应，1946年1月7日，美国情报人员找到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拉尔夫，“要求他不要撰写任何会使石井认定美军想要得到更多有关试验的情报的报道”。从1946年4月开始，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主犯、他们以前的活动以及有关他们在盟国手中的情况等的公开报道都被秘密查封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很久，日本细菌战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作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出现过”。
第二步，阻止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罪行的调查。当时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务局查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及731部队等皆有使用俘虏从事细菌战实验的事例。如果将此事公开，明显对美军秘密获取情报不利，因此，麦克阿瑟指示法务局：“为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及防范未然起见，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秘密。……该项调查必须遵照下列要求：①在未获得同意之前，不准对外发表任何相关声明或各种资料。②各项报告及密告信皆列为机密。③尔后进一步获取的情报均须上交。④尔后进行的审问，均须在盟军翻译审问部审问中心的指示下进行，从前发布给各地事务所的调查课题一律加以撤回。”在此种严密的规制下，法务局的调查被迫中止。不仅如此，1947年3月，美军联合参谋总部还专门命令战争犯罪调查官们：“未经同意，对该事件不得向起诉方向做工作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今后所有的调查，都由同盟国翻译审问部中央审讯中心进行，各现场已着手进行的追踪调查全部停止。”
第三步，用各种方式否定现有对石井等人的指控。首先，美方的法律方面人员声称，现有告发石井及其他人的文件是“基于匿名信件、传来证词、流言”。其次，对于审讯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日军的要求，美方坚称“并未揭示作为战犯起诉的充足的证据，提出的受害者也身份不明”，并以对“细菌战部队曾在奉天用美国俘虏作实验”的指控来自日本共产党为由否决其可靠性。再者，对苏联提供的关东军头目及石井部下的供述，美方认为其来源有问题，因为缺乏可靠性。由此，现有的指控都被美方认为不成立。
第四步，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对其他国家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要求不予理睬。对于中国、苏联等其他同盟国审判日军细菌战犯的要求和指控，主导审判的美国检察官基南根本没有理睬，这就出现了美国陆军法律顾问所说的情况：“无论是石井，还是他的同伙，都不包括在等待审判的日本主要战犯之中……石井的部下中没有一人被指控或作为战犯嫌疑犯被关押，我们的文件中，也没有对他们不利的充足的证据”。
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等人终于挺到了1948年3月，从那时起东京战争犯罪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想追究，他们已经没有了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危险，他们终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结局似乎都还不错：石井四郎主持了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北野政次成为“中村”研究所所长，山内忠茂任“兴和”化学药品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河山善为庆应大学教授，吉村寿人为京都医学院教授，笠原四郎为木户里传染病研究院组长等等。
而苏联对于美国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恼羞成怒，既然无法获得相关情报，苏联便将审判日军细菌战犯作为与美国进行角力的政治工具：1949年12月，苏联独自把拘留在苏联的12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伯力滨海军事法庭进行审判；1950年2月3日，苏联政府特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证明被美国庇护的日本天皇裕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5人是在准备和实施反对人类的细菌战的主要战犯，建议委托特别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讯，又为美国国务院所拒绝；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当然，这些动作不但没能阻止美国与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亲密了。


东京审判被判刑的日本战犯，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日本细菌战战犯无一人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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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真正想要的都是日军的细菌战情报，至于是否审判这些战犯，由谁审判，怎么审判，只是他们手中可资利用的一张牌。在情报的现实价值与审判的道德价值之间，前者远比后者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