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年过60岁,功成名就,但在单位里还要受排挤。2001年,他曾独自回老家西蒋村住了两年,村里人都晓得“他在省里作协被边缘化,干不了事”,一时间人人侧目。那些乡亲都怀疑,他是犯了错误,被“赶出单位,赶回老家的”,恶意倒说不上,但言语间总不免刺激到。(《陈忠实年谱》2017版,页120)
为此,那时的陈忠实,也是别无他法,倘要避开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单位,找个安静的地方常住下来,也只能出下策回老家。他曾很是苦恼,愣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跟四邻八舍们解释清楚,他为何要在垂老之年,一个人扛着20多袋无烟煤与吃食,回到早就空寂了10年之久的破败老屋居住。这就是在人情社会做人之难,即便已是一代文宗了,也依然拿周围那些“宵小之徒”没办法,只能消极地来个“惹不起躲得起”的鸵鸟政策。更烦心的是,都索性“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你也无法彻底隐居起来,躲进山林与鸟兽同群,还得承受邻里乡亲们的闲言碎语。大城市的单位固然可能是非纷扰的,但依山傍水茅檐土坯的乡下,也未必真是一片净土,只怕还更多势利眼。
陈忠实主要是在单位不顺心。那些年,他所写的东西,总高频率提到“龌龊”与“恶心”这两个词。他自己的确从未公开挑明,不愿意撕破脸,但也接连写过不少隐喻文章,忽隐忽现地暗示。他似乎内心很是不平,可又着实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妥当,心境大坏。研究者陈建军就说,晚年陈忠实表面上非常风光,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宗师级,是堂堂省作协主席,一部《白鹿原》饮誉海内外,可实际心境“太糟糕了”:如此孤独,如此凄凉,如此无助。这主要是多年的人事纠葛问题,让他忍受不了。陈忠实晚年身体坏得很快,也与这些堵心事、窝囊事有关。(《陈忠实的蝶变》,2017版,页369)
可以说的是,陈忠实的焦虑与困厄,是典型的名人之累、名利之累,以至于“台前风光,台后辛酸”。从现有的一些蛛丝马迹看,那时的陈忠实,似乎在单位受到了某种打压,给人整了一个明尊暗贬,日子并不好过,有苦又说不清。我也是翻看资料才得知,别看晚年陈忠实春风得意,作品又是得大奖又是改编影视剧啥的,底下日子也是苦哈哈。即便在2008年之后,他在陕西省作协的月工资也才只有2900,还因是事业编,津贴部分名义上只给40%,可就连这40%,他所在单位也不给他发,只发那40%的75%,更要命的是连这个数也不是能按时发放,屡屡拖欠。所以,老年陈忠实表面上风光无限大放异彩,可每月到手工资+津贴还不足4千。而对照当时他同级别公务员,工资已是5800,津贴再添一半强,每月到手随便都有9千多(《陈忠实年谱》页143)
年谱作者邢小利女士,也是交友广阔的主,她曾猜测,陈就是受到单位人刁难了,只是具体原因不详。(见该书页143)那几年,陈忠实应该确实是与单位握有实权的同事或上司不对付,彼时他的一些随笔小说针对性很强。甚至,陈建军还揣测,陈忠实当在任省作协主席时,作协大院内部就“气氛诡异而紧张”,明显是敏锐者或已在选边表明态度,或未雨绸缪不愿粘锅。他说,“有些人为了当官,讨好总管,竟然在单位里躲着陈忠实,有时即使迎面碰见了,也不敢跟他交一句”,让陈忠实体验到了“从来不曾体验过的龌龊和郁闷”。陈是忍无可忍,才决定离开西安这个是非之地,告别妻女,独自回到寒风凛冽又空旷寂寥的故乡白鹿原的。某种程度上,他是彼时文人圈“办公室斗法”的落败者,最终是以“出逃”的方式狼狈“还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陈忠实本身算得上无世无争,待人接物也平和有礼诚挚,似乎不大可能得罪人。最大的可能性,应该就是他“省作协主席”这个位置有人惦记了,他若不主动识趣“让贤”,就有点碍手碍脚了。这一点,陈自己也有预感,过去在与好友喝茶时曾忧心忡忡透露,“感觉人家可能让我下”。但问题在于,他太在乎“作协主席”这个头衔了,因为这个帽子于他而言,意味着尊重与荣耀,他万万不舍得,所以他也自承“我从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只不过,没过多久,他的担忧就应验了:2007年8月9日,陕西作协即将改选,陈忠实满心以为还可再任一届掌门人,为此公开说了很多“谦卑自下”的场面话,“简直要低到尘埃里了”。可随后结果让他懵了,他失去了那个至为珍惜的位置,且“没人征求他的意见”。当然,追问他“到底得罪了谁”并无意义,最大可能并无具体冤家,很多时候得罪了“名利”,就永远就会犯忌。
但这次猝不及防的袭击,按陈建军的说法,“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巨大的”,更可悲在“却看不到加害者”。2001年之后,他就走出了那个办公室,也走出了陕西作协,先是跑乡下老家住了两年,接着又借住到西安石油大学的一套房子里,白天搁那写作,晚上回家。陕西作协,似乎从此成为晚年陈忠实最感伤心之地:他的家就在作协办公室后面,几分钟即可来回,那办公室名义上也一直给他闲置留着,可他再也未曾踏足一步。连咫尺之遥的建国路83号作协大院,那个他待了大半生的地方,他也再没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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