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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五：后楼的一家人 [复制链接]

闲散之人

主楼

发表于 2009-12-19 09:5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闲散之人于 2009-12-19 09:56 编辑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五

　　后楼的一家人

　　我在小巷的家，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唯一的一株植物，是一棵杏树，而在我的记忆里，那棵杏树每年都有灿烂的花儿开放，却很少见过真实的果实。偶尔枝枝蔓蔓之间有几颗青杏儿，也待不到它的成熟，就会被和年岁相仿的伙伴们不客气地或摘走，或飞石击落，总之，是没有一次看到过杏子熟透的那种情形的。

　　而那种杏子熟了的情形我在乡下则寻常可见，习以为常。

　　2003年我去小巷的时候，特地走到那个后院，我惊讶的发现，那棵杏树依然还在。唯一的变化是，后院已经被现在的人家用一道高高的栅栏围起，看起来更有些私人领地的味道而已。

　　这棵至少存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杏树，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变化。或许唯一的就是多了一些年轮，而长高了不少，枝枝蔓蔓的覆盖面积已经大了很多。因为是冬季，我无法看到它生机盎然的一面，只是看到在干枯的枝条上，居然孤零零的挂着几颗已经风干的干杏，居然没脱落。

　　黝黑色的主干，看起来更像一个沧桑的老者，而冬日凛凛的北风中，老杏树不经意的在寒风中抖动着它的寒冷。而后来的居住着，显然比我们家更创造力，把后院收拾的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因为栅栏所隔，我没法进入这个条状的小后院里。只能窥着后院的景物。

　　历经三十多年，一切都在，除了有视觉上的变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认识老杏树，老杏树不知是否认识我。顺着我家的厨房的后门，沿着楼梯而下，就是后院，其实我少年时代，很少在这个后院里玩过，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在有蟋蟀的季节，我会每天都出现在后院，搬弄我翻动了不知多少次的石块瓦砾，期待着能抓住一只骁勇善斗的蟋蟀。而后院楼梯的石缝隙之中飘出的蟋蟀的弦音，更是让我处心积虑的想方设法，用吹气，灌水等法子，把蟋蟀们逼出来。然后，乐不可支的捧着瓶瓶罐罐，上面有我标注的“大王”“二王”“三王”之类的等级排列，然后去和伙伴们的蟋蟀战斗。胜利的时候，看着自己的蟋蟀在罐罐里振翅歌唱，有说不出来的开心，而失败的时候则充满着沮丧。如今的孩子们已经看不到他们斗蟋蟀了，就像看不到他们跳皮筋，滚铁环一样。因为，他们可以守着色彩万千的电视机，游戏机，计算机，看着变形金刚，看着星球大战，看着机器猫，看着猫和老鼠。这就是拜时代所赐吧。

　　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深感，故事不多，就是一些寻常的人生片段而已。回首遥视这些人生往事，我看到一条意随岁月起皱、模糊和消淡的界线。很多人的生命就停止或者消失在这条已经久远的界限上。

　　事实上，我最早想写的就是我们家后院正对的这一家人的故事。我所以把他们的故事拖到了这个系列的中部，是我觉得我让自己的回忆的思绪更清晰一些，表述的更明白一些而已。

　　打开我家的后窗，就和我们楼后的这个邻居家遥遥相对。从位置上说，我们家要稍高一点。看起来我们家象居高临下的二楼，而他们则在一楼一样。那户人家我最强烈的印象是，那一排宽敞明亮的大窗子，几乎是排列着连在一起的。那是一栋俄式建筑，而俄国人的房子门窗的高大几乎是相同的风格。

　　他们不仅有高大的窗子，还有宽大的窗台。因此，在很多的时间里，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家里的孩子们更喜欢趴在窗台上，或者活动在窗前。

　　这家人孩子很多，我的记忆之中应当有七个孩子，五个男孩，两个女孩。这家人的父亲是造船厂的一个工程师，据说很有名气。而他们的妈妈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家妇。沿着我们家后院的小院，走下几个台阶，便到了他们这家人的家。两栋楼之间，我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口无比幽深的水井，早些年那水井是敞口的，后来，这楼群附近的孩子多了起来，为了避免意外，人们为水井盖上了一个铁盖子，上面还横着一根铁拴，铁拴的另一头，挂着一把锁头，看起来万无一失。

　　在他们的七个孩子中，有两个比我还小，其余的都比我大。小的两个，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时候他们还没上学。

　　因为他们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是家妇，更多时间里，经常有交流，甚至结伴买菜，结伴出行，也算是很好的姐妹了。我曾经听我母亲说，那个工程师性格非常暴烈，经常打老婆，那女人身上经常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一直非常不理解那些动辄施行家庭暴力的人，在我看来，这不是能耐，更多的就是一种无能和不自信，打老婆，打孩子都不是什么正经功夫，充其量就是一“耗子扛枪——窝里横”而已。

　　工程师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在他单位的桌子上，一张印有伟大领袖天安门上挥手的报纸上面被泼上了墨汁，这毫无疑问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行为，是对领袖的亵渎。而工程师的解释是，原本他是要写大字报炮打造船厂当权派的，因为工作服的袖口过于宽大，顺手带翻了桌上的墨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外。可惜，在那个年月，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意外”，更多的人相信的这就是“蓄意”。任何解释都是多余而苍白的，工程师彻底被戴帽，一次次被批斗，被殴打。昔日曾经的工友兄弟，如今已成阶级对立面，如同水火，所以，批斗没有温文尔雅，没有文斗，都是火爆的殴打。工程师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被卡车拉着丢在他家的门前。随着还有一纸开除公职的通知。或许是被打得没有了力气，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一次工程师对妻子非常和善。而在给他疗伤的日子里，妻子顶着白眼和谴责，四处求医问药。而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这个面色苍白，戴着眼镜的工程师，出现在我家的后院，他家的前院。他有些步履艰难的扶着墙，蹒跚着走到院子的葡萄架下的石凳上坐下。

　　稀疏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的枝蔓顽强的照射下来。工程师的脸惨白的如同一张白纸。我其实非常不愿意写下这段文字，因为它是在包含了太多的惨烈和无奈，包含了太多悲伤与痛苦。

　　就在我看到工程师的三天后的一个雨夜的清晨，我听到了后院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所有的邻居们都被惊动了。那口曾经封闭了井盖的水井的盖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掀开，工程师泡在幽深的井底。他选择了投井，因为只有他才有水井的钥匙。家人们阻止了我企图看一眼这个现行反革命被打捞上来的情形，但是，据说是工程师死的时候，衣冠整齐。在井沿上留下一封遗书：“毛主席我不是故意的，毛主席万岁”只有这样寥寥几个字。负责打捞的人，据说当众宣布“XXX现行反革命犯，自绝于党和人民。”然后拉走了工程师的尸首。

　　而就在工程师死后不久，他的大儿子，因为参加武斗的时候，被流弹击中而死亡。他的三儿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不知道从哪里捡到了一颗12.7mm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在家里用钳子夹着敲打结果轰然炸响，被炸掉了左手的三根手指。　　一九六八年的深秋，破败的工程师一家人，先于我们家，被遣送到了偏远的农村，一走杳无音讯。

　　你头上所有的惊涛骇浪都消失了，不见了，但是，你的恐惧感会依然存在。

　　那排明亮大窗子依然在，窗子里看不到人影，而窗子上也悬挂绰约的纱帷，你无法看清楚里面的一切。邻居的大妈们告诉我，工程师的家人从走后再没回来，房子的主人早换了人家。那口水井依然在，只不过已经盖上了消防专用的井盖。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记得，在这口井里曾经有一个冤魂，曾经有一双永远无法瞑目的眼睛，而仅仅因为一个意外，仅仅因为那瓶不慎洒出的墨汁。

　　前些日子，看网络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说是北朝鲜已经明文规定，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一定要保护领袖的肖像。我看到这则报导，心里升腾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在给你们讲述着现代版的“天方夜谭”，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文革期间，就因为在朗读毛主席语录“狠抓革命，狠促生产”的时候，将“狠”字读成“狼”而被当场拿下，背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抑郁而死。

　　岁月的疯狂，无法掩盖历史的荒唐，暴力必然相伴着谎言和欺骗。任何企图冷淡历史的人，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他一定是心灵饱受了历史的创伤，揭开，必然鲜血淋漓。强权幻化成一种信仰，或者是一种带有明显统治力的暴行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顺民的山呼万岁，再就是深藏的血染的悲伤。

　　我非常感谢我的大学老师，他彻底打消了我试图主修历史的念头，因为他告诉我，你揭开历史的每一页，无论它的装帧如何华丽，你都会发现里面的肮脏和血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躲开了，但是，我躲不开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躲不开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人海茫茫，后院一家人，工程师的亲人们去了哪里？那被崩掉了三根手指的老三现在何处？当年还是幼童的工程师的另外的一对儿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他们在那里？

　　毫无疑问的是，我相信工程师一定会被平反昭雪。但是，这些迟来的公正，和那些不屈的冤魂之间有什么能赖以沟通的桥梁或者途径？无非就是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而已。我注意到一个朋友在我的博客的这个系列上的一段留言，“庆幸我们还活着。”或许这算是最无奈，最真实的人生叹息了。

　　最近我看到重庆丰都据说要投资七个亿，打造一座全新的“鬼城”，营造一个全新的旅游热点。我突然有一丝感悟，不知道这个鬼城中会不会有“奈何桥”上那些枉死的冤魂，会不会有十八层地狱，会不会有上刀山，下油锅的酷刑，会不会有惨绝人寰的呼号。吃饱了撑的发慌的国人，终于可以挥舞着大把的银票，给自己讲述自己看不见的那个世界的故事了。

　　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泡网的朋友，因为是他们摘录的一段刚刚过世的俄罗斯的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的一段文字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非常惭愧，我没有完整的读过这个大师的著作，但是，我转抄这段文字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我认同这段文字的描述，即便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企图卡住我的喉咙，我也敢说我认同这个说法。

　　2003年冬日小巷之行，这些年来一直折磨着我，让我有一种把我知道的，或者是听来的这些往事，写出来的冲动，我一直在踌躇，在犹豫，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喜鹊蹬枝的主旋律的故事，甚至它与和谐社会也毫不沾边。我所以，一直到今天才陆续完成这段文字，没有其他的考虑，就是一种使然而已。

　　普通的人，没有责任替别人去反省，去思考。那些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吐口水，做文章的都是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们的事情。他们注定为此而忙碌，为此而专注，为此而不亦乐乎。而普通的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思考权利，和自己鉴别真伪的能力。回望走过的路，你可能已经看不到它的起点，也看不到它的终点，但是，至少你能看到自己的足迹，看到前面的路。

　　2006年的盛夏，朋友驱车带着我兜风，路过我小学时代的后面的那座曾经挖过防空洞的山，如今车子已经在半山腰辟路行驶，绿树红花，远望一池湖水，我让朋友停车，我走下车，努力的去吻合和搜寻着自己的记忆，因为我还知道，就在这座山上，埋着因为塌方而死的三个高年级的同学。

　　芳草萋萋，青山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