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蒋介石警告三颗鸡蛋跳舞之人

汉唐魂

蒋对延安成见极深，但上述立场，却显示出历史自有其耐人寻味的复杂性。



缅甸军事惨败，刺激了以晋阎为代表的国内军阀，频繁对日接触

1942年3月中旬，史迪威自缅甸前线飞返重庆，向蒋介石阐述其拟率远征军积极南进，反攻日军，收复仰光之构想。但未获蒋同意。蒋坚持远征军应在缅甸取“保守防御”策略，“固守曼德勒”。其理由有二：1、战场之上，“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中英联军）缺少统一指挥”；2、前方战事牵动国内局势，“（远征军）为我国军唯一精粹之部队，……故彼等绝对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①

商谈结果：在史的强硬坚持下，蒋虽“稍微让了点步”，仍一再强调，“绝不要让第五军和第六军吃败仗”；坚欲积极进攻的史，则拒绝作出承诺和保证，“我对他说，让他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②

简言之，与史不同，蒋更在意战争对政局的影响，国军每一次重大失败，都会对本就脆弱的“抗日统一战线”造成严重损害——1938年5月徐州会战，日军打通津浦路，震动后方，龙云、刘文辉等地方军阀即派人与汉奸王克敏联系，声称准备成立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希望与日方取得联系——远征军在缅惨败，亦不例外，最典型者，莫过于晋阎（锡山）的对日接触，随之复燃趋于频繁；稍后，更有西康之刘文辉、四川之邓锡侯、云南之龙云与阎锡山沟通秘议，均认定抗战胜利无望，拟脱离重庆国民政府之既定抗战方略，另寻出路。③远征军溃败后，蒋亦致电宋子文称：国内情势，较抗战开始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危险。④

综上，自不难判断，蒋为远征军所拟定的“保守防御”策略，更符合中国抗战的全局利益。但遗憾的是，此种策略，因史迪威及其幕僚之宣传，自1940年代至今，常被指责为“坐等美国打败日本”，“无意于对日作战，只想保存实力打内战”。⑤但若细加考察蒋介石对阎锡山“勾结日本”一事的处理方针，即不难明了，上述指责，实在过于简单。

蒋介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左)

汉唐魂

阎欲“联日剿共”，蒋警告：“余必毫无犹豫的率领共党以讨阎”

抗战期间，山西形势微妙，乃蒋、阎、共、日四方力量角逐之地，阎曾自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在军令部统计材料中，晋绥军编制被列为唯一地方军队编制，则可见阎“跳舞”水准之高。

就抗战立场而言，七七事变后，阎曾一度积极主张对日作战；但太原失陷后，态度大变，转而期盼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其后，阎又两度遭受重创，一是傅作义与阎不睦，所部得蒋介石支持脱离阎的控制；二是山西新军为共产党控制起事易帜。两番重创，对日、阎往来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1941年6月，蒋获得情报，在日记中写道：“阎锡山对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逆则为六分之二，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希望。”⑥稍后，日、阎双方秘密签定了“停战协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就其对日往来采取了急刹车。及至1942年远征军惨败，双方往来又再度趋热。阎并希望将其“联日剿共”政策，在中央变相“报备”。如阎曾数次致函蒋，自称：“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牺牲”，愿“担上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结敌人剿共的恶名”，但阎又称，上述“牺牲”的具体执行，已交给李广和（中央派驻山西监视阎之人物）。按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晋系在中央的代表人物）的理解，阎这种做法，目的是：“一则使他人分过，一则藉留余地。国军败，彼可由假即真；国家有权，彼可由真作假”——简言之，其“对日勾结”之真假，全在阎个人一念之间。⑦

对阎此种心机，蒋的处置方式是刚柔并用。一方面安抚阎，表示：只要其坚持抗战，“晋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时，陕省或甘省皆可任阎先生治也。”另一方面则严厉警告：“阎果迎敌剿共，则余必明白讨阎……邪正绝不能混淆，夏夷岂能两可！”“如阎通敌剿共，无论其出诸何种形式，余必毫无犹豫的率领共党以讨阎。”⑧蒋对延安成见极深，但上述立场，却显示出历史自有其耐人寻味的复杂性。

阎锡山晚年

汉唐魂

注释：

①（台）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1981，P255。②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19日。③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198-199。④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5月21日。⑤于化民：《短暂的合作: 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⑥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26日。⑦⑧黄天华：《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及国共两方的因应》，《民国研究》2012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