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言壮语系列（长期添加中）

闲过信陵饮

　　                                                        不说记忆（代序）
　　
　　我书柜里摆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这是一个来自两年前的记忆。也是我两年来所收到的唯一的礼物。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记忆所打动的人。而这些记忆包括了逝去的人和事，也包括尘封于句读与通假之间的血与火的印记。
　　
　　两年来，我每每会被无声的金戈铁马所激荡，也每每会遗忘曾经所期待的风花雪月。书与书的背后的人和事，网事与往事之间所有的痛并快乐。是的，是夜无眠，我会翻阅这部《通鉴》，走进秦皇汉武，走进豫让与季布，走进田横和苏武，以至于走进一个臆想中的豪气干云的岁月。
　　
　　偶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贴子，题目是《中国古代十大豪言壮语》。
　　
　　中国人习惯于总结，诸如：四大才子、竹林七贤、扬州八怪之类。而被推除在之大之外的，其实并不就见得不如人意。中国历史上这些人和事有很多，以十大来概括，更多的或许是为了表达著文人的一种心情，也或许，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是一句慷慨激昂激烈的语言罢了。
　　
　　但我是绝对赞同《中国古代十大豪言壮语》的作者对于豪言壮语与吹牛皮之间的论断的，那就是说，吹牛皮与豪言壮语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成功与不成功，而要作到成功，则不仅仅是血与杀戳。
　　
　　历史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记忆。我时常沉浸于间不能自拔。也时常被睢阳血战中的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全体守城将士和全城的百姓们的必死之心所感动。直至读到“江阴八十一日”时会抑制不住地让自己的泪水咨意挥洒。而场景，却往往在泪光模糊中越来越显的清晰：弹丸孤城，敌酋围困万千重。全城上下不论老幼妇孺报定了必死之心而无投敌之念。孤城抗敌，弹尽粮绝，城破时全城慷慨赴难而无一投敌——睢阳城破时生还者数人，江阴城内外十八万人死节而幸存者仅仅五十三人…………
　　
　　历史此时在我眼中，除了屠杀与吃人之外更多浮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血性与尊严。阎应元区区小吏，在大明江山败亡几成定局无可挽回之时，在面对当年官职不知比自己大多少倍而如今投敌后仍然官名赫赫的劝降者面前，充满轻蔑地喊出：“国家有投降将军，而无投降典史”（典史是一个主管刑狱的小吏）
　　
　　这就是豪言壮语，无关于识不识时务，这是用十数万不屈生命的鲜血写就的一个民族的尊严与脊梁。
　　
　　所以，我很想将这些我所熟知的故事用笔记录下来。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所学所知可能无法完整地表达这一个个故事背后的悲壮抑或豪迈。但我仍然愿意去尽可能地尝试。因为做为后人所唯一能表达的敬意就是尽可能地使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却记住这一个个故事，与故事中的一个个人。而他们，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缔造者！
　　
　　我是一个容易被记忆所打动的人。时过，事过，境迁。当很多往事即将变的无法记忆时，我会努力地将他们用笔记录下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无法失去这些记忆。
　　
　　几年前，我写了小说《迷惑》。不但是为了保有记忆，同时也是对我自己几年来一些人生经历的总结，因为我长时间被一些杂乱的心绪困绕。对于家庭、事业、人生还有最重要的朋友曾经迷惑和不解。我学会了上网，学会了利用网络寻找寄托与搜寻一个个生命中哪怕一瞬的感动。我遇到了原上，于是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习惯了每天打开相同的网页。习惯了每一天听着越来越熟识的朋友们的高谈阔论，纵酒咨欢。
　　
　　我知道对于感动，我可以有很多感受的方式，而最要的一种方式则是：文字。
　　
　　夜深时，我会让QQ静静地挂着，从沉寂到喧闹再到归于沉寂。无人打扰时我会静静在想起一些人和事。温暖于斯、感动于斯。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我恐怕无以表达感激，唯有文字了，它记录了我曾经的感动与温情。
　　
　　这一篇《中国古代豪言壮语系列》开始是一个比较大的构思，计划的开始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至于文字则亦文亦白，文体可能非叙非议。
　　
　　希望这一篇文字能做为我网事来的一个总结。以飨诸友：
　　
　　如果记忆使我感动，那我愿意保留这份感动！
　　
　　谢谢朋友们！
　　
　　2006．6．6日

闲过信陵饮

陈汤篇
　　
　　　　我对于历史的记忆应该是深刻的。
　　　　所谓“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小学时历史课本上的朝代歌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直至如今我仍然能够完整地背诵下来。年纪再大一点，所能接受的就包括了大泽乡两千多年前那一声惊雷般的怒吼。包括了岳飞、文天祥，还有我在序文里面所提到过的张巡、阎应元；包括官渡、淝水直至睢阳与江阴。历史总会让我的血液中激荡起豪迈。也同时会将那些鲜活的面容浮现于眼前——他们灿若辰，在中华五千年神州上空熠熠生辉。
　　　　大约是在两年前，我携妻女北上大同。其时正是大运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日。当车穿越雁门关隧道时，当时还说不清话的两岁的女儿的小眼睛里便放射出了兴奋的光芒。她一面使劲摇晃着我的手臂，一面手指窗外，嘴里还哼唧着估计连她自己也听不明白的曲调——对于孩子，这也许便是最大的乐趣了。
　　　　车行山腹大约十分钟，眼前的景像便豁然开朗了。一路上的山恋叠障被面前八百里一望无际的金沙滩所取代。传说中的杨家将便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其时回望雁门，只能看见内长城残存的烽火台孤独屹立于山峦。而那座意想中的雄关杳无可辩。扑入眼睑的，则是千年岁月，雄关漫道峥如铁的壮怀激烈。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雄关止于身后，而关外黄沙中静静等侯千年的广武汉墓群则见证着边关胡月，幽咽羌笛以及发生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在继续的故事。而我所讲述的历史虽与雁门无关，但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边关风月，却更容易让人融入其间，领略历史，感触历史。
　　　　公元前221年，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迅速崛起。短短数年间便横扫天下。其时秦人北逐匈奴，南平百夷；销天下之兵，迁豪强于关中；书同文，车同轨，修万里长城，建阿房，驰道。这个帝国在他们的君主秦始皇的统领导下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其政治、军事上的全盛时期。然而雎有讽刺意义的是，短短十五年后，他便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迷，迅速地灰飞烟灭于一片农民起义的浪潮之中。
　　　　我们不需要去探讨这个帝国消失的原因，而需要说明的是短短四年之后，一个出身卑微且品行为历代所不齿的小人物在中原逐鹿中异军突起，建立了中国封建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汉王朝。
　　　　这个人叫刘邦，历史上称之为汉高祖。他所建立的汉王朝也应该被人所牢记。因为这个朝代经历了最初六十年左右的休养生息之后，达到了其政治、以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也同时是中华民族第一个全盛时期，我们的民族被称之为汉族也就是得名于这个朝代。在这个朝代，经济异常富蔗，官仓里堆积的米都发霉变质，铜钱因为长时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腐烂掉了；这个时代，在经历了文景两代帝王的努力，诸侯王国对中央政府的对抗能力大大削弱，同时政治上相对开明，士人阶层乐于为中央政府效力；这个时代，汉朝的文化也空前繁荣，司马相如在历史上留下了两个典故，一是子虚乌有，一是凤求凰；而这个时代，汉朝的军事也空前的强大，并在随后近四百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这个时代，是击匈奴、定西域、开疆拓土、建功封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扬威塞外，展大汉神威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空前的高涨，男儿的血管里所流淌的是渴餐渴饮匈奴血肉的热血。
　　　　而我所要讲述的陈汤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中。
　　　　匈奴是崛起于战国时代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其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出于对土地，财富的需求，自战国时期便不断地对中原农耕文明进行了袭扰与掠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北却匈奴，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朝建立六十余年后，汉王朝持续对匈奴进行了不断地军事打击。昔日曾经强大不可一世的匈奴日渐没落。自汉宣帝时，匈奴分裂为五部。南匈奴在呼韩邪（就是娶了王昭君的那个）单于的带领下南附强汉。而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虽经兼并最终灭掉了其余三家单于，但在汉朝与南匈奴的联合打击下不得不向西蹿于西域而党附于西域大国康居。此时郅支单于手中仅剩下三千人马。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离汉朝绝远，汉朝无法对其持续打击，于是与康居一起欺凌西域诸国，同时困辱汉朝派去西域的使者，并杀死了汉使谷吉。
　　　　历史的机遇于是摆在了陈汤之前。
　　　　然而长时间以来，这段历史却极少被人提起，陈汤其人更长时间里被人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前段时间我曾看到的一篇文章里说，西汉的名将其实只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陈汤数人而已。其实依我看来，陈汤甚至根本算不上名将，他的所做的只有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就是让他彪柄史册，而我又必须提及的这件事。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时任西域都护副校尉（相当省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汤，假传圣旨并裹胁当时的正长官甘延寿，调集都护府士兵及听命于汉政府的西域诸国士兵共四万余人，分六道出击讨伐郅支。
　　　　这一仗，陈汤与甘延寿二人率军爬雪卧冰千奇袭，一举攻破了郅支经营多年的单于王城，诸杀了郅支及其妻女、所封王公贵族等共一千五百余人。随后，陈汤将郅支单于的首级连同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一起进献给了汉元帝，这句话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网上写陈汤的文章很多，更多的原困是因为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被发展成了：犯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其中的时代意义与政治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但陈汤确实算不上是名将。不但其在军事上可书的只此一战，而且其人在人品以及其命运上都是令人所遗憾的。《汉书陈汤传》记载陈汤其人的出身微末，好读书而有文才。给汉元帝的上表应该出自此公之手。他沉勇而有大略。但这个人至少是功利欲极为强烈的，这种功利像极了战国名将吴起。陈汤被人举荐做官。但时值父亲病故而他不去奔丧。被人弹劾后丢官，反而连累举荐人受到朝庭的严厉申斥。
　　　　在独尊儒术应该是基本确立的元帝时代，陈汤的所行可以当的上“禽兽行”。丢官是必然的，但当时的时代毕竟是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代。虽然陈汤品行不端，但还是受到人举荐，于是也就有了他彪柄史册的机会，也就有了汉朝边境百余年的安定。
　　　　由于出身寒微，陈汤对于钱财也有着迫切的爱好，这种爱好可以用贪欲形容。而他的一身也基本上毁在了贪上。陈汤在灭郅支的战斗中贪污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而被人举报。回朝论功时又因为假传圣旨受到了当时的权臣石显的挤压，但当时的元帝以及一些正直的大臣还是据理力主对陈汤进行了论功行赏。但好景不长，成帝即位后旧事被重提，陈汤被削职为民。
　　　　但陈汤这样的人物肯定是不甘心寂寞的。他又上书举报康居王派入汉庭当人质的王子不是真正的王子，想以此来邀功，但没想到康居王的王子确实为真王子。陈汤犯了诬告与欺君之罪，幸亏有人上书力陈他破灭郅支的功劳才保住了性命。
　　　　成帝直至西汉灭亡，执掌朝政都是外戚王氏集团。当时的大将军是王凤。有一次西域都护段宗会受到围功。大将军王凤与朝臣连议数日没有结果。王凤便向成帝举荐了陈汤，陈汤分析说，过去由于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原因，一个汉兵的战斗力相当于五个胡兵，现在胡人学习了汉朝的先进技术，装备有所改进，但一个汉兵的战斗力还是相当于三个胡兵，他认为围攻段宗会的胡兵一定会失败，并预言了捷报传来的日期。结果是正如陈汤所预料的那样，大将军王凤被折服了，于是让陈汤做了大将军的属官，并且事无大小，悉以咨之，陈汤突然之间就成了红极一时的权臣。
　　　　但需要强调的是，陈汤在随后还是因为他的贪欲，收受他人钱财而身败名裂。其后，他郁闷地死于长安。王莽时被追谥曰：“壮”。这也算是对其一生最具褒意的一个评价了。但党附于王氏集团，则又成了陈汤一身无法抹去的又一个污点。
　　　　我想，陈汤长期以来所不为人熟知的原因应该如上所述。君子不党，君子坦荡荡，以此推证，陈汤绝算不上君子。那么不对其攻击就是相当的仁厚，所以他的埋没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大汉时代毕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这段历史，包括陈汤身上所折射出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憧憬与向往的：自信、自立、自尊、自强。陈汤的豪言壮语，是这个民族傲立于世的最强音：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我曾不只一次走进这个时代，看“暗草惊风”，品“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心中没有理由不激荡豪迈，而用笔记录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人物，所为了表达的也就是这些。
　　　　因此将陈汤放入所有豪言壮语的篇首，特以志之！
　　　　
　　　　
　　　　注：陈汤其事可见《汉书陈汤传》，文中所述与历史记载有出入者，请不要深究，纯为行文方便。
　　

青芜

新的？旧的？旧的不想动脑筋了

闲过信陵饮

霍去病篇

　　千禧之年，我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忻州地区的河曲县工作一段时间。

　　河曲是晋西北黄河之畔的一座小县城。而黄河则是我从幼年时代便曾经向往的地方，因为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条河流能像她那样有那么多动人的传说，也没有哪条河流能像她那样被赋予了一个民族所有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兴衰与荣辱，尽归于斯！

　　同事之中有一位恰好是河曲人，平常总会和我讲些关于“鸡鸣三省”、“走西口”、“杨家将”（宋时河曲曾建火山军，传说中杨业的父亲杨滚是火山王）之类的故事。他对家乡的热爱是溢于言表的，甚至会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故事中的河曲智叟无非指的是黄河拐弯的地方，而黄河则是号称九曲黄河，能称的上河曲的地方也实在太多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同他争辩，因为对于家乡的热爱，我是完全能理解的。

　　车顺大运路出太原北上，至阳防口时岔为两道，一路绕过雁门北上塞外名城大同，那里是大运公路的终点，另一路则西去黄河，经保德、府谷至陕西的渝林地区，在汉代那里称为上郡，是大汉北方的重要边塞。山西的地形从地图上看像一个平行四边形：南北狭长，吕梁与太行山脉像两条巨大的手臂拱卫着三晋大地，而在代县、宁武、偏关以北一线则是恒山山脉，这里地势险要，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处。因此，山西境内因为更多军事上的原因，产生了大量的以关或者是口命名的地名。大隘为关，小隘为口，然而关必定是大关，口却不一定是小口。

　　而关与口的产生，是与长城密不可分的。阳防口西侧的山脊上，至今留存着明代修筑的内长城的遗迹。起初，我对于长城出现于此颇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我概念中的万里长城应该在大同以北的区域。而这里距大同则至少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同行的同事告诉我，明代这一线的长城其实有内外两层，内长城则是平型关、雁门关、偏头关、宁武关与阳防口一线。

　　顺车窗望去，这段长城风化剥落的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大体上保持还是完整的。长城自秦时修建以来，历代的位置都有很大的变迁，汉代的长城就南距秦代长城数百公里。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自清康熙下诏永不修长城以后，三百多年的风霜岁月正逐渐将这条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淡化为历史烟尘，我一路上在沿途所看到的孤独伫立于山脊的残败的峰火台则就是千年的岁月的见证。

　　中国史书历来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指的是处在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约公元前的三世纪，雄据北方的匈奴人强大起来，并在此后的近一千年时间里一直活跃于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舞台上。长城的产生就是与匈奴密不可分的，秦盛时派蒙恬北逐匈奴，修筑了万里长城，汉时的长城也是为了抵挡匈奴。依托这条人工的防线，从此在中国北方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战争。但长城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异族的入侵，所留下的记忆只能是一座伟大的人类工程而已，而战争，必竟是要由人来完成的。

　　因为长城的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将领被人称誉为万里长城。六朝时刘宋的北伐名将檀道济被昏君下旨杀害的时候就曾经直言说，你们这是自毁长城。在大汉强盛的四百年里，能这样御敌于外，功如万里长城的名将很多。有几位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永远打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这话我没有考证过，不知道是否属实，但如果单单从记载来看的话，霍去病也应该是一位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中国民间绯闻里历来流传有“脏唐臭汉”的说法，指的是唐朝时高宗纳父妾武则天为后，玄宗娶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妻；汉朝时有很多皇后（比如武帝之母王氏）入宫前曾经是别人的妻子，有倾国倾城之喻的赵飞燕姐妹与人私通。刘邦去赵国巡察时用自己女婿赵王张敖的侍妾侍寝，考惠皇帝的皇后是自己的亲外甥女。所以宋代理学建立之后有人评论宋代以前的中国王朝的风尚是：“除我生者与生我者皆可淫”（据不可靠的资料说这句话是乾隆说的）。

　　其实以我的观点看来，在三纲五常确立的宋代之前，中原王朝远没有后世的那些繁文礼法，所谓贞节与纲常往往更容易被男女间的感情冲动所代替。当然，在那个时代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讲究。所谓“私游濮上，阴羡桑中”：濮上指的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一个地方，据说这个地方民风淳朴，推崇的是自由的恋爱；桑中则是指男女幽会的地方。汉代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美传千古的私奔。诗经里则有大量的并不太符合宋儒理法的男女之事。包括尾生之死难道就不与私通有关吗？就是儒家尊师孔圣人的母亲不也是与其父“野合”而生的孔子吗？

　　扯这么多无非想说明的第一个问题是儒家学说其实真正被糟粕了的正是宋代那些理学家，世称之为道学先生的，现在道学先生可是一个贬义词。第二，这与霍去病以及卫青的生世有关。

　　霍去病的显贵与卫青有直接的关系，而卫青的显贵则与一次私通有关。卫青的父亲名叫郑季，在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因嫁于平阳侯曹寿为妻，所以也称为平阳公主，平阳一说在现在的山西临汾）府上做个小吏，与平阳公主的仆人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因此卫青冒姓卫氏。卫青有个同母的姐姐就是后来的皇后卫子夫，这卫子夫有个姐姐叫卫少儿，卫少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卫家人很有意思，这卫少儿开始与霍去病的爹私通，后来又和一个叫陈掌的私通，武帝知道了以后命令卫少儿嫁给了陈掌。卫青与霍去病两个人都是私生子，但都因为卫子夫的关系，得到了汉武大帝的亲信与宠遇，年纪轻轻就官为侍中（侍中本来是个小官，因为能陪侍在皇帝身边的原因，地位越来越尊贵，直至汉末以后，实际上成了宰相的官职，诸葛亮的出师表里曾言：侍中、长史、参军、此皆忠良死节之臣。）。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所以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演到李广之子李敢因为怨恨大将军卫青害死李广而打伤卫青后，被霍去病射杀也就不足为奇。

　　霍去病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应该有两件事，一是封狼居胥，二是那句豪言壮语：“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班固汉书作：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取大家习惯的说法）。狼居胥山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内蒙古境内，另一说在今蒙古国境内。按史书上的记载来看，狼居胥山应该是匈奴北部一个重要的地方，说不定是一个祭天的地方，从霍去病千里奔袭的规模以及他历来的性格来看，狼居胥山应该在今蒙古国境内。封狼居胥山是霍去病一生六出匈奴的最后一仗，随后不久，他死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二十四岁。霍去病生前极尽显贵，官至大司马嫖骑将军，与卫青并列；爵位为冠军侯（意为功冠全军，与现代汉语意思差不多），可谓少年得意。他的死因应该是一个迷，但他死后被葬于汉武帝的茂陵之侧，墓上用从祁连山（这个不能证明，是俺想象的）运来的石头仿照了祁连山的样子。史书上称之为“象祁连”。与他同获此荣誉的另一个人物则是卫青，史书上称之为：“象庐山”。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匈奴人的民歌，其中悲怆的咏叹正是卫青与霍去病两大名将战绩的写照。他们的出征，是以西河、上郡、五原、雁门、定襄、云中、代郡、右北平、北地、渔阳等汉代北部边塞为基地的。这一带，正是汉代长城的沿线。

　　可以想象，大汉时代因为有强大中原王朝的支撑，男儿无不拥有斩将封侯的志向，这个民族中更多流尚的是血性，是饥餐渴饮匈奴血的霸气。卫青的执重，霍去病的勇悍而敢深入，无疑在那个时代是对匈奴人最强大的打击。霍去病十八岁第一次跟随卫青出征，就带领八百个壮士远离大部队，千里奔袭、深入到了匈奴的腹地。杀俘约两千两百余人，俘虏中有匈奴单于的叔父；第二次则击破焉支山，夺取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铜人；第三次攻破祁连山；第四次与第五次重创了匈奴的休屠王与浑邪王，迫使他们降汉；第六次就是封狼居胥。祁连山水草丰茂，是匈奴人天然的牧场，而焉支山上出产的颜料更多被用来做匈奴妇女们的胭脂（中原称化妆品为胭脂既是焉支的谐音）。随后，匈奴却地千里，远遁塞外。自卫青、霍去病去世后的汉宣帝年间，终于分裂为南北两部，从此这个自冒顿（音默毒）单于时强盛不可一世的匈奴民族再也无法形成对中原王朝大的危胁，直到其走向消亡。

　　霍去病或许是天生的英雄。史书上说汉武帝让他学兵书，他回答说打仗随机应变就行了，学什么兵书啊。司马迁评论他的获胜言外之意有说霍去病命好的意思，因为他带的兵全是想立功封侯，胆大而勇于冒险的；他的兵器补给也是最好的，而且因为卫青牵制了匈奴人的主力，加上一点点运气，所以霍去病六次出征未曾败绩。从某种程度上讲，霍去病与司马公所推崇的当时名将卫青、李广相比也是有区别的。霍去病不恤士卒，汉武帝给他数十车酒肉，等到班师时，车上仍装有吃剩下的酒食，但士兵们许多却饿着肚子；打仗时士兵常常因缺粮而士气不振，可他有心情踢球。司马迁也说过这大概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平步青云有关。不过历晚上还曾经有个故事，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演的那个将皇帝赐的美酒倒入泉水中供三军一起分享的事情。不知道这件事能否反驳一下霍去病不恤士卒的这个说法，不过酒泉却因此事而得名，可见霍去病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另外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霍去病多少有一点恃功跋扈，从他擅杀李敢这件事上可以表现出来。

　　但应该被历史永远牢记的是，当汉武帝为他修建府第时，霍去病的回答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话成为中华历史上流芳千古的豪言壮语，为后代千百年来抵御外族入侵的中华男儿所引用。同时也不知道能不能算霍去病其人的爱国情怀，能不能做为他一生杀敌，保国安民的写照。

　　卫青后来做了平阳公主的附马，权重一时。他生前三个儿子都被封侯，死后不久三个儿子都因为供奉给朝庭的黄金成色不足而失侯，卫伉继任长平侯（卫青封过长平侯，长平即今高平）后不久也犯法失侯。霍去病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冠军侯，但不久因病去世，冠军侯也没有了传人。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就是霍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与周公相提并论的人，史称“伊霍”，伊是伊尹，辅佐成汤成帝业然后放逐成汤的不肖子太甲，最后太甲改过后归政于他。是世史上著名的贤臣。霍光则辅佐汉昭帝随后废掉了昏暴的昌邑王然后迎立汉宣帝，功劳是可与伊尹相提并论的。但霍光死后，她的妻子与儿子霍禹一起合谋毒杀汉宣帝的皇后与皇太子（即元帝），被汉宣帝灭族。霍氏一门应该没有后人流传下来。

　　不过大江东去，古今多少事，不过笑谈中。

　　而今，英雄已去，历史仍如一面明镜，诉说着当年的兴衰与荣辱。而长城则依然伫立，他身边所发生的所有与兴亡功过有关的故事，或许只能由后人前去指点评说。

　　而轻车已过阳防口，我的目的地是黄河，那里的故事，也许会更加的动人！

　　霍去病的豪言壮语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青芜

晕，沙发

青芜

掉地毯上了？

闲过信陵饮

　　冉闵篇
　　
　　在大同的日子里，小女儿成了姥姥家里舅舅阿姨们的生活中心——她们每天乐于带上她在村子里四处游玩。而妻则沉缅于探亲访友之中。
　　
　　对于我来说，这座城市中虽然有着太多值得观瞻的去处：比如大名鼎鼎的云岗石窟其实距离妻所在的村庄不过骑自行车十分钟的路程，以及坐落于市区坐公交车便能很方便到达的九龙壁。但我却无心破坏大人以及孩子此时的心境。于是百无聊赖之中我也和村中大多数的闲人一样四处地游逛。
　　
　　说是村子，其实已被城市紧紧包围。一群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各自有着各自的生计。岳母家的小卖部的后墙是一道陵园的围墙。据他们说，这坐陵园是一座“公主坟”。于是我来了兴趣，在某个清晨便带着妻女走进了这坐陵园。
　　
　　其实走进之后才发现，传说与现实之间总是有着一定的差距。也许是因为人们出于对坟墓的特有的尊敬或是畏惧心里，这座平常极少有人走进的陵园中其实埋藏的是一个与公主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物。守陵人告诉我们，这是一名辽代时期大同太守的坟墓，之所以被政府建园保护，是因为他是我国所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辽金时代墓葬。
　　
　　我查看了园中所存的出土墓志铭，正如守陵人所述。但由于时间过去了两年或者是我当初根本无心记忆，所以我无法说出这位墓主人的姓名。其时清晨，园内风静林清，一墙之外则是这个村子最繁华的正街。妻对我说，当年村民们在翻新住房时，曾在村子下面发现了大量的辽金时代村庄（或是城市）遗迹。而这坐所谓的“公主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
　　
　　山西曾有句名言，大同姑娘不用挑。所说的是这座塞外历史名城之中的女性如何的温淑柔美——塞外风沙所造就的是她们的万般风情。据史书所载，大同是北魏时期的都城，辽金时代的军事、政治与文化重镇。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众多的王妃。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记忆，难怪会有人误认为这是一座“公主坟”。
　　
　　我曾追问过当年所挖出的遗迹的所在，妻摇着头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遗址目前所留存的就仅仅剩下这“公主坟”了。平常总是紧闭的生锈的铁门和围墙成为现代都市内的最后一道防线，守卫着一段曾被人遗忘而又被人发掘然后也许将再次遗忘的历史。
　　
　　历史是容易被人遗忘的，而我需要讲述的这段故事，其实正是与遗忘有关的。
　　
　　因为冉闵就是一个曾一度被人遗忘于历史的人物。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从此进入了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时期。这段时期又被人称作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从历史课本上所学到的则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烂灿辉煌。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沉缅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之中。而往往忽略历史，忽略在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长达三百年的最黑暗，最动荡，最野蛮时期。
　　
　　当汉末黄巾大起义终结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之后，三国鼎立的中国并没有使一个民族失去对光荣与梦想的期盼。鼎立的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持续了对边疆异族强大的军事与经济震慑能力。而完成统一大业的晋武帝司马炎也曾经被认为是重塑大汉辉煌的最佳人选。东晋建立之初政治和军事是空前繁荣的，对边疆少数民族以及西域的控制也是不亚于强汉的。但司马炎生了个好儿子，也给这个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历史，也就随之而改变了。
　　
　　晋惠帝司马衷最著名的语录是：当天下大饥，手下的官员向他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他竟然极富创造性地反问官员，为什么不给他们吃肉？这个反问长久以来使人们对其智商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还有的就是，惠帝对政治似乎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但他的妻子贾氏对权利的欲望却直追吕后。只是精明强干远不及于。
　　
　　于是，在皇权暗弱的情况下，西晋建国仅仅二十多年后，这个王朝迅速陷于一场权利争夺的战乱中，史称“八王之乱”。这段动乱时间大约是五到六年，给中原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同时也使西晋王朝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是消耗殆尽。
　　
　　八王之乱以晋惠帝与贾后的被杀收场。但与此同时，中国北方以匈奴的刘渊与羯族的石勒为首的异族却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五胡一般意义上讲的是“匈奴、鲜卑、氐、羯、羌”等五个中国古老的游牧民族。大约从公元三百年开始直到约公元六百年隋朝统一中国。以这五个少数民族为主的所谓“胡人”使中国北方遭受了长达130年的战乱与动荡，大批的汉人与“乱华”的少数民族受到野蛮的屠杀，很多民族甚至从此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北方人口锐减，经济与生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段历史中国史书上称为“永嘉之乱”。历史断代上则称之为两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五胡乱华”是否是促进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争论不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战乱、分裂与动荡、黑暗时期。北方城头变幻大王旗地一共出现了十九个政权，南方东晋朝廷则偏安一隅，不但政治上权极度腐败无能，并且无法实现真正义上的政令统一。东晋的皇帝经常被权臣逐出京城，又经常被手握重兵的大将“挟天子以令不臣”。更可悲的是尽管曾有淝水大战，有精锐的北府兵，有谢安、王导等一批“贤臣良将”，但东晋政权仍然给人感觉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极尽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屈辱。
　　
　　有人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朝代，我看晋代更甚于宋。
　　
　　当匈奴人刘渊的铁蹄不断地蹂躏中原王朝之时，并州的官民约一万余户人在司马腾带领下被迫流亡，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支兵民结合的特殊武装，史上称之为“乞活军”，冉闵的父亲冉瞻就是这支军队中的一员骁将。
　　
　　羯族人石勒强大的时候，乞活军投降了后赵，冉瞻因不愿降胡被石勒重兵合围后被俘而死，但石勒因为喜爱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冉闵的驳勇，于是令其弟（一说为其侄）石虎养为义子，从此改姓石氏，在后赵军队中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冉闵因军功卓著不断成长，至石虎去世后，冉闵与汉族大将李农逐渐控制了后赵政权。
　　
　　而这段时间里，匈奴人两度攻陷西晋首都长安，俘获了西晋两位皇帝晋怀帝与晋愍帝，西晋灭亡；在这段时间里，后赵石勒攻灭汉的继承前赵，俘获了前赵皇帝也就是两次俘虏晋帝的刘曜，前赵灭亡。
　　
　　但同时也是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的汉族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野蛮屠杀，人口由晋武帝时的不足两千万锐减一半。这段时间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反抗与起义此起彼伏。异族统治并没有促进所谓的民族融合，因为直至一百年后的东晋权臣刘裕率军北伐攻占洛阳后，当地的汉族百姓仍然箪食壶浆，流着热泪欢呼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而冉闵所处的这段时期，正是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矛盾的大爆发时期。
　　
　　冉闵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也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第一件事是他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同时也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杀胡令》：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这条命令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羯族做为一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消亡。而那句话则是当他兵败被俘，慕容儁（俊）斥责他说：“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冉闵则回答：“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
　　
　　冉闵是个汉人，现在无法弄清楚他在被胡人养为义子的数十年中的心路历程，是忍辱负重还是心怀野心。他曾经说过他这一生从来没有杀过一个汉人，那应该指的是妄杀，因为在做赵将的过程中，他曾不止一次帮助赵人与晋人交战，所杀汉人何止万千？他曾希望与东晋政权联兵灭胡，恢复北方江山，可惜的是东晋根本置之不理。但值得深思的是，杀胡令一下达，北方汉人纷纷诛杀胡人，史书载赵国内汉人纷纷响冉闵，而邺城内外胡人尸体堆积二十余万，剩余的不是逃就是叛，羯人几被杀光。
　　
　　还有一种说法是冉闵的杀胡令间接导致了匈奴人的西迁，以至于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从而改写了欧洲以及世界的历史。这个观点当然不能被完全证实，但冉闵的所作所为无疑在当时的汉族百姓心中是英雄，是救世主。冉闵杀尽石氏一门，被汉族官员和百姓推举为皇帝，建立了十六国时代最为短命的冉魏。
　　
　　需要强调的是冉闵此人驳勇异常，不下于项羽。这是我喜欢冉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想像夕阳西照，冉闵左手双刃矛，右手连钩戟，坐下朱龙宝马，面对骁勇的胡人骑兵大呼一声当先冲阵，先后则是万余名由汉人组成的步兵。溃围、斩将，刈旗，与项羽不同的是他率领的万余步兵大破了十倍于几的胡人骑兵。这在战争史上是个奇迹。
　　
　　冉魏建立的三年时间里，冉闵一直在战争中苦苦支撑。公元352年，冉闵与南下的的前燕慕容儁（俊）相遇，冉闵兵败被俘，短命的冉魏政权土崩瓦解。但在这一战里，冉闵一人杀燕兵及将三百余人无人能挡，就像长板坡的赵子龙一样溃围而出，只是由于朱龙宝马倒毙才被燕军俘虏，而他手下的三千步军则全数战死无一投降。
　　
　　有几个历史事件值得深思，冉闵杀胡的前后，赵国境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冉闵就义的前后，他手下的大臣纷纷自刎殉国，这在十六国时期是不多见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中原数十万汉人因不堪受辱南渡东晋，被胡人截杀后死亡殆尽。而冉闵死后，被杀死他的敌人追谥为：武悼天王。按晋书记载，其间还发生了奇异的自然现像，由此可知六月飞雪决不是关汉卿的首创。
　　
　　在随后的历史中，冉闵被众说纷纭。屠夫、创子手、篡贼、野心家。甚至是破坏民族融合的历史罪人。但历史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说事，那么应该深思的就不应该是这些了吧。
　　
　　我所爱的冉闵如同英雄项羽一样，是个顶天立地，有血有肉，敢做敢为的英雄好汉。项羽一生大小七十余战而一战身死，死前还不知醒悟地说是天亡他而不是他的过错。冉闵没有这样说，虽然他同样和项羽一样攻必胜战必克。或许他早认识到了自己必然将会失败，否则他不会与东晋联合，不会希望只是做东晋的一个郡守。项羽有虞姬，不知道冉闵有没有。但他的一家都死于胡人，他曾做胡人养子二十余年。
　　
　　国仇、家恨！也许在他心中，早已没有了爱！
　　
　　当年秦穆公死后，以秦国的三良殉葬，后人论及此事时多非议秦穆公的所为。但大文豪苏轼则断言三良是自愿殉葬，并且认为我们不能以今人的事非观点去评价古人，就像田横之二客以及其手下的五百壮士。“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
　　
　　那么对于冉闵，我所表达的观点也如此。
　　
　　冉闵的豪言壮语是：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
　　
　　特记之！
　　
　　注：冉闵事可见《资治通鉴》与《晋书》的零散记载，行文与历史有偏颇之处，欢迎指正。

青芜

我知道那书是谁送的哈哈……花……嘿嘿

闲过信陵饮

　班超篇　



       公元681年，按中国传统的记年习惯，这一年是唐高宗开耀元年（又称永隆二年，高宗在位32年，共改了12个年号）。

　　在这一年，唐兴已整整63年了。63年里，唐王朝诞生了一位中国史书上无与伦比、震烁古今的贤明帝王——唐太宗李世民，他所开创的贞观盛世使中原王朝又一次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达到了强盛，并且在他的后人继承与发展下成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全盛时期——开元盛世。

　　这一年，中原王朝对自南北朝时期逐渐强大，并且势力直追汉时匈奴的以狼为图腾的突厥人已持续打击了60年，东西突厥的势力已被唐王朝牢牢控制。一代代名将如李靖、徐世绩（及李世绩，后避太宗讳改名为李绩，是与络宾王造反的徐敬业的祖父）、薛仁贵等人在与边疆异族的不断战争中建功立业、扬名青史；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无字碑让后人评价功过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已牢牢控制了唐王朝的政权；这一年，国力昌盛、锐意进取的大唐士人心中仍然追慕的是扬威塞外，建功封侯的强汉遗风。

　　也同是这一年，臣服唐王朝已久的突厥人突然反叛。当时的名将裴行俭受命平叛。在送别的百官中有一位被时人称之为“四杰”的诗人杨炯——也许是被烈烈的征旗以及出征的鼙鼓所感染，更也许是“眼花耳热后, 意气素霓生”，诗人其时心中激荡起了投笔从戎、平定边患、为国立功的无限壮志与豪情，于是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 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其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讲的是一个人与一个典故。人说的是汉代名将班超，典故则是指史上大名鼎鼎的“投笔从戎”。而若干年后的另一位诗人祖咏的另外一首诗则更说的明朗：“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望蓟门）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班，关于指的是谁则有两种说法，一是指班彪、班固与班昭；二是指班固、班昭与班超。第一种说法是一父一子一女，第二种说法则是三兄妹。联系到中国史上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与“三苏”（苏轼、苏辙、苏洵），则似乎应该以第一种说法为准，因为“三曹”与“三苏”都是指的其文学上的成就。而班超比起写了《汉书》的班固与写了《女诫》并续写了《汉书》，且当过宫中皇妃有老师而被尊为曹大姑（音应为家）的班昭（班昭嫁曹氏）来说，文学上自然没有什么造诣。

　　但班超却绝对不应该为此而就被人忽略。

　　在中国汉代版图上，东起玉门关、阳关，西至葱岭，中以天山分为南北二道，面积包括了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更大的广袤地区被称为西域。（玉门关与阳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个一带，葱岭则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传说当年周穆王到瑶池拜诣西王母，路经帕米尔高原，见此处苍山翠树，因此得名。而天山自古以来就是这片区域的象征。）在这片土地上，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汉兴后，汉武帝派张骞始通西域，汉政权大约在公元前60年前后，在这里设立了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合一的西域都护府，首任长官是郑吉。

　　这其中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在都护府设立之前，汉政权仅对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进行管理，郑吉为护鄯善（及楼兰）以西使者。通过不断的战争，郑吉击破车师，迫使匈奴在西域的最高统治者日逐王降汉，汉政府控制了西域的南北二境。汉宣帝命郑吉兼护西域南北二道，因此称之为都护。从此，西域地区的三十六国接受了汉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他们从国王至文武官员，全部受到汉朝中央政权的策封并扮发印绶；且为了表示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忠诚，纷纷派遣自己的儿子到朝庭中充当人质。而汉王朝则通过对西域的控制，使汉朝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通过西域各国向西方更远的地区传播，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汉人被世界各地人民所熟知，西方人对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向往由此而开始。汉民族扬名世界也由此发端。

　　张骞两通西域，积功被封为博望侯（意为广博瞻望），这大大激发了汉朝士人立功封侯，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在张骞身后的汉昭帝年间，又有傅介子奉命出使西域，他仅随从数员，在虎狼之穴中用计斩杀了不忠心于汉的楼兰王，史称傅介子“计斩楼兰”，关于此事，李太白曾有诗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傅介子也因此事被汉昭帝封为义阳侯。

　　强汉时代，张骞、傅介子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激励着强大民族的血性，所以，当匈奴郅支敢于不臣之时，会有陈汤挺身而出，用剑告诉他同时也是告诉世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而正是身后有了强大民族的这种血性为后盾，西域都护段宗会才能以孤军数百力破叛军数万。而西域则在随后的近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成为维系中原王朝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走廊，使中国不断地领先世界而又被世界所熟知。

　　班超正是被这种精神所感染的。

　　汉自王莽代汉时，实行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政策，不仅使北方匈奴反叛，而且对西域诸国“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东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光武帝刘秀不愿劳中国而经营外事，所以拒绝了西域诸国重新归附汉朝的请求。说起刘秀政治上的主张，可以举个典故来说明一下。那就是“得陇望蜀”的原本出处指的是：既然得到了陇，就不要盯着蜀了。

　　但光武帝这种安民政策并没有给中原王朝的边疆带来和平，匈奴不断通过西域地区进犯汉朝边境，光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明帝于是改变了对外政策，开始派兵北伐匈奴，从此西域在脱离中原王朝六十五年后重新回归。但此时的西域并不如西汉时期那样稳定，匈奴仍然勾结大国车师协迫西域诸国向汉王朝的统治权威挑战，西域诸国降叛不定。而与此同时，一个为人抄书挣点小钱度日的年轻人，一日忽然掷笔于地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

　　这个人就是班超，这件事就是后来的“投笔从戎”，不过此时至班超还只是投笔，“从戎”还是以后的事情。而班超投笔后，和他一起抄书的人都笑他狂言无忌，班超则象当年不为人所知的陈胜一样，充满自信地对取笑他的人说： “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不同的是，陈胜当年的话是：燕雀安知鸿鸹之志哉？“

　　相同的是，他们两人都做到了。

　　班超后来因为兄长班固的原因，被皇帝破格提拔为兰台令史（一个掌管章奏及印工文书的小官，是少府的属官，秩六百石，月俸七十斛，相当于现在的9000斤），但不久因故被罢免。罢免的原因不清楚，随后他在史书上再次出现则是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这一年明帝派窦固北伐匈奴，班超做为假司马（即代理司马）随军出征，在战斗中立有战功。窦固认为班超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派他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当时，鄯善国（也就是楼兰）是汉与西域之间重要的战略要地，鄯善国夹在汉与匈奴两大势力之间摇罢不定。班超到鄯善国之后发现国王对代汉使的态度前恭后倨，于是敏锐地认为一定是匈奴人同时也派来了使者。

　　我猜想班超其时一定被满腔的豪气与自信所包围，更也许他意识到这正是他盼望以久的建功封侯的机遇的到来——这一年，他已近不惑之年。班超召集了与他同来的吏士三十六人，对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式，并且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相当大胆的举动——用三十六人击灭匈奴使者及其属员。班超当时说了一句话，则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豪言壮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于是，三十六人连同班超在内，于夜黑风高之夜纵火攻杀了匈奴使者，传首鄯善国君，于是鄯善国一国震怖，马上对汉朝表示了忠心的臣服。班超取得了窦固以及汉明帝的赏识。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班超上书分功并没有参与诛杀匈奴使者的郭恂，表达出了相当高的权谋。

　　班超继续西使，诱杀了于阗（即和田，著名产玉地）王使者，于阗王震慑于班超的神威，攻杀匈奴使者而降汉。此时，班超手下仍然是三十六人。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去世，西域诸国趁机反叛，攻杀了时任西域都护的陈睦，班超率孤军困守一年，此时史书没有记载班超手下有多少人，但从汉代在西域驻军的情况来看，是极少的，更有可有仅是其手下的三十六人。第二年，继位的汉章帝派人招回班超，并准备放弃西域，这个消息传来，西域各国纷纷挽留班超，疏勒国的军事主官因此而自杀，于阗国的国王率文武百官在路上跪着抱住班超的马脚，并痛哭流涕。班超看到民心可用，又不想放下自己当初的报负，于是上书朝庭留了下来。汉章帝建初三（公元78年）年，此时班超困于西域已历时五年，五年中与汉庭不通音讯，苦心经营。这一年，班超率西域联军攻克姑墨国石城(今温宿西)，上书朝庭力陈其平定西域的方略，汉章帝于是派来千余由自愿者与罪人组成的军队支援班超，从此，班超以这千余汉人为班底，东征西讨，恩威并著，威振西域。在其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西域摄服于班超的威信，东汉重新获得了对西域的全面控制。

　　班超三十九岁出使西域，直至汉和帝永和十四年（公元102年）七十岁的时候才返回中原，不久病故于洛阳，一生在西域活动长达三十一年。汉和帝永和三年，班超被封为西域都护，七年因功封为定远侯，因此史书上称班超为班定远。永和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东罗马帝国，最远到达了安息（安息为今伊郎，但从后汉书记载看，甘英至少到了今沙特）遇海而还，，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壮举。

　　西域都护是一个相当于汉代郡守的官职，秩是比二千石，但在西域诸国却高高凌架于各国君主之上，有生杀废立的大权。班超在西域的三十一年时间里，手下所统领的汉军人数不超过两千人，但他一生征战无数，屡出奇谋，以弱胜强，鲜少败绩，特别是以三十六人攻杀匈奴使者，这种奇谋与胆略直追傅介子，而后世可与之比肩的则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班超的为人不但聪明善辨，而且重大节不计小错，因此能恩威并著，立于西域三十一年。

　　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史书上称为三通三绝，也就是说三次得取西域，三次失去。其中的两次则是由班超父子完成的。

　　班超对他的继任者任尚提出的建设就是宽小过而重大节，但任尚此人太过于刚直，于是西域复叛，任尚被招回，东汉与西域绝。直至班超的小儿子班勇任西域长史（东汉班超之后西域实际的最高长官）时，西域才重新通于东汉。班勇的为人有班超之风，他在西域的四年里，重修班超遗业，平定了西域，但后来因被人争功而获罪下狱，最后死于家中。但东汉至班勇之后，西域一直被东汉政府牢牢控制。

　　班超共有三个儿子，其中除了班勇外，长子班雄也曾随班超出征西域，班超死后，班雄继承了定远侯的爵位，班雄死后，他的儿子班始继承爵位。这位班始娶了公主为妻，但不幸的是中国历代公主多淫荡，这位班门的公主媳妇不但与人通奸，而且在通奸时还要叫进班始来侮辱一番。班始不愧有其祖父与父亲的血性，于是斩杀了公主。而班始一门因此被皇帝诛杀。班勇有没有子孙留下来史书则没有记载。这里友情提醒喜欢被人夸赞是公主的女性朋友们慎重考虑一下公主这个称呼是否是夸赞。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两千年征尘尽散，当年的金戈铁马，已随历史消匿于无形。汉唐遗风，历来为中国士人百姓所追忆，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一代代历史人物所书写的，而使这些文明传承于世界之林的，则是这条长安、玉门、葱岭为通路的古丝绸之路。

　　走进历史，是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班超是东汉史上的浓彩一笔，记录他的故事，不只是为了完成我的豪言壮语，更主要的是历史需要记忆！

　　班超的豪言壮语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文中所选史料取自汉书与后汉书，为行为方便，难免有与史实出入之处，欢迎指正。

闲过信陵饮

　　李广篇






      央视一套曾热播历史剧《汉武大帝》，其中提到的飞将军李广是中国历史上一员赫赫有名的战将。唐代大诗人，被誉为七绝之圣的王昌龄有一首被称为典范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其中所说的龙城飞将有人解释说就是汉代名将李广。
　　
　　李广是一个传奇人物，传奇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小时候时都可以读到关于描写他的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关于此事，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记载：说是有一次李广出去打猎，看见草从中卧着一只老虎，就拔箭射了过去，天明后才发现那是一块石头。可箭已经深深地没入石头当中，拔也拔不出来了。
　　
　　李广之勇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李广不但有勇，而且智勇双全。《史记》记载：李广有一次率百十个骑兵追击匈奴几个骑兵，路上遇见了匈奴的大股骑兵，李广认为敌众我寡，逃跑肯定是跑不掉的。就命令士兵下马在山坡上休息，旁若无人。匈奴以为是诱敌之兵，于是不敢轻举妄动，李广又带头射杀了匈奴人派来刺探军情的个别骑兵，匈奴人更以为李广的部队是在诱敌，只好偷偷地撤退了。
　　
　　李广一生和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的威名以至于匈奴人一听到他的名号就避而远之。李广打仗常常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朝庭屡次劝阻都没有用，只好将他从抗击匈奴的第一线调到了第二线。当时汉朝的边境屡受匈奴侵犯，但匈奴人有两个地方是不敢去的，一个是李广当太守的地方，一个是程不识当太守的地方。程不识与李广是文景时期汉朝边关的两大名将，程不识认为：他和李广各有所长。
　　
　　汉高祖当年曾经与大臣杀白马为盟，说非刘姓子孙不能封王。至于大臣，更是要有卓越战功才可以封侯。李广虽然勇猛，但他所处的朝代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所以李广穷其一生，并没有以军功被封为万户侯，甚至连最底等的列侯都不是。汉文帝曾经对李广说，可惜你生的不是时候，如果生在高祖一代，以你的本事早就成了万户侯了。
　　
　　后来有句诗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可能是李广一身的写照。
　　
　　李广当年曾经随太尉周亚夫扫平七国之乱，立有大功。当时的梁王曾经许给他封赏，但是后来又说话不算话了。到了汉武帝时，李广当了卫尉（汉九卿之一，相当于皇帝的护卫军司令）。汉武帝时中华国力强盛，匈奴人又屡次侵犯汉朝边境，所以以汉武帝为首的政权核心改变了以往的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转而决定向匈奴大举用兵。这个时代成就了大汉民族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也成就了中华战史上两员战功彪炳的名将——卫青与霍去病。对于李广来说，也是一个建功立业与封侯拜将的机会。
　　
　　但这个时刻却是李广一生中的灾难时刻。
　　
　　《史记》里说李广当年做汉文帝的侍卫时就有格杀猛虎、斩将夺旗的本事，后来代替病死的韩安国镇守右北平时一次射杀真虎，一次又射石虎。他的威名不仅远镇华夏，连匈奴人都想得到他。所以李广屡次带兵出击匈奴，往往要受到匈奴人优势兵力的围攻，正像司马迁所说：“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李广第一次率军出击匈努，受到了匈奴优势兵力的围攻，全军覆没，李广也被匈奴人捉了起来。匈奴的单于以生擒李广为荣，命手下将李广带到他面前，半路上让李广得到个机会逃跑了。按当时的律法，失军当斩，李广用钱买回来一条命，被革为庶人。这次战役，成就了卫青在中华军事史上的地位，他率军深入龙城，斩首数百，从此成为了汉匈战史上的主角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第二次随军出击匈奴。李广带了四千骑兵，受到了匈奴四万骑兵的围攻。他手下人都很害怕，李广就派自己的儿子李敢（后来李广死后，李敢击伤大将军卫青，被霍去病射死）冲入匈奴人的阵里。后来又亲自射杀匈奴的副将，率军奋战直至援兵到来。不过此时李广已经快全军覆没，所以只能算是功过相抵。这一战，前将军赵信投降了匈奴人，而霍去病带领八百个壮士深入匈奴王庭腹地杀死了单于的祖父，俘虏了单于的叔叔而一举成名。
　　
　　汉武帝元狩（传说汉武帝打猎时打到一只白色的麒麟）四年（前119），李广最后一次随军出击匈奴，走向了一代名将人生的最后时刻。当时，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汉武帝认为李广年纪老了，恐怕不中用，所以一直不答应他上前线，但禁不住李广的苦苦要求，就答应李广做前将军。但后来又派人对卫青说李广不能当前将军。所以卫青一直不让李广做前锋。李广不听卫青命令，私自和右将军一起去寻找匈奴，路上因为没有向导而迷了路。按汉律，这也是死罪，李广就拔剑自杀了。这一战，卫青大破单于主力，而另一支汉军霍去病更是追亡逐北，成就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典故：“封狼居胥”。汉朝取得了对匈奴的全面胜利，以至于匈奴至此元气大伤，数百年来再也构不成对汉朝的重大危胁。而一代名将李广，却在此时用一种并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据说李广死后，全军的战士都在为他流泪，全国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论老的少的都为李广落泪。
　　
　　电视剧《汉武大帝》，为李广安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死法：孤军三千，冲入敌阵，身死军没，血染征袍。这或许只是为了告慰一下这位一生不得志而忠烈千古的一代名将。
　　
　　但却并不是史实。
　　
　　其实李广也有一些为人所不齿的地方。比如，李广在当陇西太守时，一次杀害了八百个投降的羌人，所以当时的星像家王朔说：“能使人受祸的事，没有比杀死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也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再次，李广被革职为庶人的时间里，有一次在霸陵亭被当地的亭长侮辱，李广复职后就借故杀死了霸陵亭长。第三，在与大将军卫青第三次出击匈奴时不听大将军号令，擅自出兵——这也是他直接的死因。
　　
　　关于这几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讳言，而这位一代名将的血与肉，也随着司马迁满怀同情与赞誉的笔墨，在中华历史上熠熠生辉，为后人凭吊。
　　
　　李广是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英雄。他一生与匈奴战斗七十余次，常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以致匈奴人闻名丧胆。李广又是一位最能体恤士卒的将领。他治军简易，对士兵从不苟刻，尤其是他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深得将士们的敬佩。正是由于李广这种战斗中身先士卒，生活中先人后己的品格，使士兵都甘愿在他麾下。每当危难时刻，士兵们都愿意以死相报。然而，这位战功卓著、倍受士卒爱戴的名将，却一生坎坷，终身未得封爵。皇帝嫌他命运不好，不敢重用，贵戚也借机对他排挤，终于导致李广含愤自杀。李广是以自杀抗议朝廷对他的不公，控诉贵戚对他的无理。司马迁同时也曾用感叹的笔调说：我所看到的李将军，老实厚道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讲话，可在他死的那天，天下人不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尽情哀痛。他那忠实的品格确实得到了将士们的信赖呀！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讲话，树下却自然地被人踩出一条小路。”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可以用来比喻大道理?
　　
　　后来，李广的孙子李陵率军五千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受匈奴优势兵力围攻后全军覆没，李陵投降了匈奴。李广的后人被汉武帝杀了个干干净净。司马迁也因为这件事被处以了宫刑。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质问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司马迁做太监做到长胡子这么有创意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古枯”，历史的足迹，也只有停留于历史当中供后人凭说。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

闲过信陵饮

　阮籍篇　



       一

　　在此之前，我对于阮籍的了解真正可以称的上是一知半解。

　　而之前的印象仅仅是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一则名为《三竖子》的笔记。文中大约说阮籍尝登临广武山（在今河南荥阳，是楚汉相争的重要战场，附近有鸿沟）俯瞰楚汉故战场而喟然长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原本在我的《中国历代豪言壮语系列》中是没有计划写入阮籍的。因为我所有的情感几乎都被那些捐躯沙场、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所吸引，从李牧、霍去病而至左宗棠、曾国藩；从陈胜、吴广而至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功或者是失败了的英雄们的豪情逸志、壮怀激烈往往会使我沉湎于中而忽略了那些书林隐逸处的清玄高雅之士。更何况，阮籍长久以来在我的印象中不过是一个放荡不羁、不拘于世俗与礼法的方外之人，诙谐之士。对他最深的了解则来自于那个“青眼有加”的成语。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走近一下这个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人物，去领略他的胸襟与豪迈，而当我真正的试图想去了解时，却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他的思想可能是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共著《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评价阮籍说：“阮旨遥深”。意思是讲阮籍的诗立意深长，再一进步的说由于阮籍的诗用典隐晦，而且追求“得意忘言”，所以显的晦涩难懂，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许就指的是阮诗。

　　需要解释的是“得意忘言”并非指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得意忘形”。这是魏晋时期所追求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指文章或诗追求以立意为主，而不注重文字上的表白。阮籍是魏晋时期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中国后代诗歌影响甚深。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阮诗的影响。当然，在追求“只可意会”的境界上，李商隐似乎做的更杰出一些，他的诗一如阮籍：用典隐晦，很多令人难懂，其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至今让人不知所指，千百年来争论不已。

　　不过，在1700年前的这个夜晚，是什么让阮籍夜中无法入睡，而要将心事付于瑶琴呢？是因为曲高而和寡，知音难觅？还是因为孤鸿与翔鸟的鸣叫使他想起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民生之艰难？又或者他是在为自己的命运以及动荡不安时局下国家的前途而担心？

　　这一切或许只有明月与清风可以知晓。不过，诗人的这种心态与先前在广武山上那个指点江山、粪土当时、当世英雄的狂放不羁的阮籍相差太远，这也许便是像迷一样的阮籍所带给我的最大的兴趣。

　　阮籍本人的传奇色彩也相对的浓厚一些。比如说他对待人惯用青白眼，对喜欢的人就给与青眼，对不喜欢的人就加以白眼。同时他又不评论人的长短，且嗜酒如命，被称为酒仙，曾经大醉六十余天，让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对他也无可奈何，他因为酒而求官，因为酒醉卧卖酒妇身侧而妇人的丈夫不怀疑他。阮籍善琴，才华横溢，曾醉醒后挥笔立就司马炎加九锡的劝进表，而且不改一字，他登车出行，至无路可走时就放声大哭，他看不起小人钟会（三国演义里的那个）的为人，但却能巧妙地不给钟会以加罪他的借口…………

　　所有的一切一切，构成了一个人物饱满，性情诙谐的阮籍形象，似乎稍有丑角的模样，而史书却记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晋书，阮籍传），可以说占尽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的诸多特征。这样一个人，又如何能不让人大书特书呢？

　　很多年前，我读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书中插页上的一句话令我终身难忘，那就就是：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这句诗是胡适《诗与梦》中的一句）。余先生的文字恐怕是我终身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但《一个王朝的背影》以及《抱恨山西》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包括他写阮籍的那篇《遥远的绝响》。

　　阮籍是醉过的，也是爱过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而从那个遥远时代所传来的绝响，正渐行渐近，带我走入一个充满梦想与光荣的历史时代。

　　二

　　使我感兴趣的是“坚子”这个称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也堪称是奇瑰。几千年来，无数的文人穷毕生之精力游戏于其间，以至于简单的方块字由此而派生出了众多的涵义。比如说我曾见到有人总结从古至今关于我的自称就有上百种之多，这足以令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而又想学习汉字的外籍人士呕血。但汉字的更伟大意义却在于她能用最短的篇幅表达最深远的含义：一部《孙子兵法》不过八百字，一部《老子》总共五千言，就连被称为包罗万象、涵盖人类所有秘密的周易篇幅也并不长。但数千年来的文人与学者穷毕生以至数代不断地研究，能称的上真正读懂她们的人都少之又少，更谈不上理解与应用她们了。所以，这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与每一个热爱汉字的人所自豪。

　　不过，这些题外话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竖子”一词的理解。竖，是童子，细小的意思，竖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小子——这显然是一句骂人的话。可要比起现代人奇绝瑰丽的国骂来说还是显得逊色太多：鲁迅总结的国骂是“他妈的”，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里天赐一听到四虎子从嘴里骂出这三个字来就欣佩不已，觉得听到了人生的真谛。《水浒传》里骂人的词是花和尚鲁智深的“鸟（音应为屌）人”，《西游记》里悟空骂悟能是“夯货”，《三国演义》里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众人骂曹操是“奸贼”，《红楼梦》里我印象最深的是被淋了一身大粪的贾瑞以及那个我弄了半天也查不出读什么音的“肏（音操）”。但这些骂人的话加在一起恐怕都比不上现代汉语里一个“操”字所能表达的骂意深远。

　　当然，古人讲究的是“非礼勿言”（论语，颜渊），脏话肯定是有的，但那不是士大夫与读书人所为。因为士大夫阶层连小说这样的文艺作品都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是骂人的脏话了。但士大夫就不骂人，情急了就不想“操”一下对方的先人或者是对方本人？这恐怕是也是不合人情的，所以，竖子这个词总是会在忍无可忍，急需一骂时呼之而出的。

　　鸿门宴上项羽不听范增的建议而放走了刘邦，范增大怒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句话有人认为是在骂项庄，因为他舞了半天剑也不能把沛公怎么样，但我觉得以范增“亚父”的身份以及这老头子的脾气来看，他就是骂项羽也是骂的出的。毛遂当年为激怒楚王说白起是竖子，韩信与黥布谋反时刘邦召集手下的将军们商议，将军们的回答是，马上发兵，活埋了那小子（坑竖子耳）。洪迈在《三竖子》里认为，如果白起、韩信、黥布三人都是竖子的话，那天下恐怕就没有谁能称的上是英雄了。所以，刘邦在听到坑竖子耳这句话时会默不作声，陈平则旗帜鲜明地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故事为原来可能是枯燥的历史增加了许多趣味性与可读性，同时，也为“竖子”一词提供了很多的诠释，当然，还有争论——因为无独有偶，在1700年前的广武山上，阮籍面对当年楚汉相争的旧战场，也发出了相关的评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至于阮籍话中的“竖子”是谁，恐怕算是历史上的一段公案。从他登广武的情、景以及阮籍本人一向狂放不羁的性格来看，竖子很有可能指的是刘邦，还可能包含有项羽。项羽为人残忍而有妇人之仁，以为凭借一己之勇就能平定天下，直到败走垓下，自刎乌江他还不知悔改而认为是天亡他而并非是战之罪。关于这一点，司马迁早在《史记》里对其进行过评价，可以称的上是盖棺定论了。说他是竖子恐怕是不为过的。但却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项羽仍然是一位英雄人物，司马迁将其列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享用的本纪之中，本身就是对项羽是英雄的肯定。否则我们不会在读《史记》的时候会感觉到失败者项羽才是英雄而刘邦则有些“竖子”的味道。

　　那刘邦就是“竖子”吗？

　　我记得高中课本里有一篇元曲家睢景臣所作的《高祖还乡》，剧中对于刘邦这个流氓皇帝衣锦还乡的场景可称的上是极尽想象之能而痛快淋漓地对其进行了嘲讽。《鸿门宴》中刘邦的小人嘴脸恐怕是任何一个学过那篇文章的人都印象颇深的。看的出，司马迁过刘邦颇有微词，而中国历来的士大夫对刘邦也并无好印象。因为刘邦出身不太好，他应当是个普通的农民，而且他的为人是“好酒及色”且整天游手好闲，喜欢顺嘴说胡话，侮辱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说他是个无赖不算过。他不学无术而且看不起读书人，史书记载他有一次把尿撒在儒生的帽子里。楚汉相争中，刘邦屡战屡败，但却逃跑有术，遇到危难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如之奈何？甚至为了逃命不顾父亲、妻子以及儿女的死活。按儒家的标准“忠悌孝信礼义廉耻”刘邦一个也不俱备，与项羽四年相争中次次大败只不过垓下一战功成而已。所以，刘邦是“竖子”并非没有道理。

　　但刘邦却真真正正是个英雄，楚汉相争中他击败项羽而最终建立了一个绵延四百余年的强大王朝，使中华民族走向了其民族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他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中原战乱不思的局面，他虽然凡事好说“如之奈何？”但他用韩信、彭越、英布等人打下天下而又能将这些人的生死荣辱至于股掌，他对汉初三杰的作用的评定，他的《大风歌》慷慨悲壮的曲调，如何能说明他不是个英雄呢？

　　刘邦确是个英雄，他死前对吕后所说的丞相人选就是他知人且善任的一个佐证。《三竖子》还有一个例子说魏王谋反时用柏直为将，韩信说柏子是个竖子，刘邦也以为然，当然，事实证明柏子确实是一个竖子，而能清醒地看到这么一个“竖子”本来面目的刘邦，又如何能是“竖子”呢？

　　所以，刘邦不是竖子。

　　可阮籍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感慨，他说的竖子指的是刘邦吗？后世很多文人其实都认为阮籍这里所说的竖子指的是刘邦，这大约是受到传统中对刘邦偏见的影响。就连李白也有诗批评阮籍说：“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登古战场》）。李白是认为刘邦是英雄的，他对阮籍指责刘邦是竖子是进行了批评的。不过阮籍到底指的是不是刘邦，历史上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苏东坡曾经认为，阮籍所说的竖子其实是感慨当世，而并非指刘邦是竖子，他是感慨魏晋之世没有像当年刘邦一样的英雄人物罢了，其中所寄托的无非是对国家与人民的无限悲愤。洪迈的《三竖子》在说到这句话是也是如上的观点。

　　宋人对中国的儒学、文学、以至于历史学影响甚深。宋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成为定论。而且很多在现在看来也是值得认可的。苏轼就是其中一位观点鲜明的人物。他曾认为当年秦穆公使三良殉葬并非是秦穆公的一个污点，而是认为是“三良”因敬慕穆公而自愿殉葬，他还高度评价了田横与五百义士的杀身精神，并写道：“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这样的历史观是很值得学习与推崇的。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当世的阮籍能发出如此感叹，其中所蕴涵的激愤是动人心魄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时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之下呢？据说阮籍曾于此后写过一首豪杰诗，这也许是对于“竖子”最权威的诠释，可惜这首诗已经失传。

　　而我们，也就只能依靠历史能给出其中的答案了。

　　三

　　我手头有一份资料，记录了中国由秦统一起直到现代的历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其中：秦时全国人口大约有2000万，经过秦末八年的农民战争之后全国人口大约减少了70%，出现了连皇帝出行居然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四匹马来拉车的现象。经过汉代统治者一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元帝的公元2年时期，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约6000万人。但随后的王莽之乱与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政权建立时全国人口仅有2100万，又经过100年左右直到黄巾起义的汉桓帝时期才逐渐恢复到西汉时期的水平。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黄巾、三国、五胡、南北朝与隋末农民战争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动荡与战乱时期，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55年）才逐渐恢复为东汉末年的人口水平。这其中，与阮籍相关的几个数据是：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后，全国人口下降为140万，公元221年的魏黄初二年，全国人口下降到了90万，全国人口损失了99%。晋统一三国后，全国人口加起来也不足1000万。

　　当然，中国古代的编户制度因为豪强、地主的恶意瞒报人口数量，以及有些政权只统丁（成年男子），再加上战争造政权体系崩溃以及编户人口的大量逃亡而无法统计，因此上述的数据并不准确，但却可以反映出战争对于人口增长的重大破坏，以及在这种状况之下人民生活的艰难。

　　鲁迅读罢《资治通鉴》，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历史满是“吃人”二字（给朋友许寿裳的信）。而我们读历史，除了感受到那些辉煌的盛世与灿烂的文化之外，更多的印象则是不断的战乱、杀戮以及满纸的“哀殍遍野、生灵涂炭”。所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唐，曹松），小民百姓的血染红了名臣将相的顶戴，浇灌出了统治者的王者业与帝者业。当时曾有一种习俗是战胜者将战败者与被杀者的尸骨堆积起来筑成一座大坟，俗称为“京观”，用来标榜战胜者的功绩。史书上那些“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记载绝非是文人们的夸张与假想：项羽一身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屠城，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火烧咸阳三月不熄，他杀的人何止百万？两汉末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柞，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但可悲的是揭竿而起的农民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非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王侯将相，是想从被欺压的人转而成为欺压别人的人罢了。因此，他们将满腔的怒火都转到杀人与抢掠之上。官府的欺压使他们痛恨士大夫阶层，流寇的性质又决定了他们必须以掳掠与杀人为生。这样的局面只能造成田地荒芜，生产停止，人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的逃亡。而朝庭派来镇压的官军也由于生产严重破坏、没有军粮而纵兵抢夺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自然是不足为奇的。那么普通的百姓所能选择的道路就是要么一起造反，要么逃亡，逃不掉的就只有被杀——被官兵杀与被农民军所杀结果都是一个死，还有就是饿死。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投降——谁来了降谁，只要能保住性命。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国人太没有血性，完全没有了强汉与盛唐时期中华民族那种勇于开拓进取，勇于将一切敢于侵略中华民族的异族消灭的血性，甚至在被压迫欺压的时候还想着能安安心心地当个奴才、保住性命，只有在连奴才也没有办法做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反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在建立政权的初始都是大量地屠杀那些不肯投降的人，而活下来的只有顺民，长使以往中国人的血性基因在一代代顺民的延续下被改变。正所谓“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让杀光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亡于金的后人清，灭亡他们的三个异族其时人口都不超过百万，而此时的中原王朝则人口千倍于这些异族（由于历代官方在人口统计上的不确切，史学家认为中国宋代之后，人口应超过了一亿）。

　　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血性，都不缺少那些勇于抵抗外侮、勇于反抗、勇于牺牲与奉献的血性男儿。只不过缺少的是一个需要这些血性为他来服务的政府而已。换句话说，统治者需要他的人民有血性的时候，那他臣民就一定是充满血性的。所谓“逸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语出《孟子，尽心上》这里引用自《三国志诸葛亮传》与孟子原文有出入）宋有岳飞、文天祥；明有袁崇焕、于谦、阎应元；就连“腐败”满清也有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八年抗战，有血性的中国人又何止万千？只是，当统治者非要自毁长城，非要没有血性之时，你让这些热血男儿的一腔热血洒向何处？

　　我所说的这些无非只是想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血性与生存包括尊严在内，其实都操纵在系天下应亡为己身的封建君主身上。

　　在公元210年，官渡大战与赤壁之战都已结束，战乱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该洒的热血都已洒尽，该活下来与该死去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归宿。这一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初布建立，北方中原在曹魏集团统治下经济开始复苏，南方的孙吴集团也致力于稳定内部统治，西南刘备集团则准备图谋巴蜀。这一年，在战乱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大夫阶层们在面对了战乱、流离、死亡与饥饿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国家与人民、包括个人的生存之道，他们或许在反思一个强大汉王朝是如何的土崩瓦解，更也许在反思人类在战争面前是如何的渺小，如何的无助。这一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修筑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铜雀台。这一年，是汉献帝的建安十五年，以曹氏（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与女诗人蔡琰（即蔡文君）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已奠定了地位，这一年，受长期战乱与动荡影响，学者与思想家们在不断地探讨，因此老庄玄学开始兴起。这一年，阮籍出生，其父是建安七子中的阮瑀。

　　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出自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指的是汉赋与建安年间的诗文。蓬莱本是传说中的仙山，上藏有大量宝典秘录，因汉代国家藏书处称为蓬莱，所以指代为汉代文章，而建安因遭丧乱之后，因目睹了战乱与流离之苦，这一期的诗文大多反映了民生的艰苦。其语言质朴，风格刚健俊爽，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将其称为“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了盛唐时期中国诗歌艺术走向高峰。并且千百年来做为最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是后代多数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阮籍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曹氏父子由于经受战乱及其诗人兼政治家的身份，主观上执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恢复经济生产生的政策，阮籍则由于其父的政治倾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曹氏政权的支持者。但不久之后，代表旧地主势力的司马氏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阮籍一方面痛恨司马氏集团“假名教”（即名份与礼教），一方面又对曹魏政权的腐败忧愤，同时，为了躲避司马氏政权的迫害，他在迷茫纷乱之际选择了隐忍与明哲保身之路。

　　这可谓是报效无门，一腹经纶流向江湖之远。

　　而人心就是江湖，他退的出吗？

　　他可以泯灭拳拳之心，坐任乱臣贼子当道，生民涂炭吗？

　　四

　　曹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氏集团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一举诛灭了秉政的大将军曹爽，这标志着司马氏集团掌握了曹魏政权。而举着“名教”大旗的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政权，诛灭异己，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支持曹魏政权的士大夫大受牵连。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局面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

　　阮籍虽然政治上同情曹魏集团，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曹爽的昏庸无能与司马懿的“狼子野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此时在他脑海里应该是很清楚的，否则就不会在曹爽征招他当官后又弃官而走（不久后，高平陵之变，曹爽被杀）。但他对曹爽进行了劝谏与提醒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这似乎不太合乎他的性格，而且以曹爽为人来看，提醒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之前有太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同时，对于奸臣觊觎于侧而当权者依旧纸醉金迷的现状他是早已深恶痛绝的，对于曹魏的前途，他应该早已了然于心。同时对于一个刚刚成长而又迅速腐朽的新兴政权来说，他除了无奈，还能会有什么办法？

　　正始年间对于曹魏与阮籍来说是黑暗与惨痛的，但从东汉末年以来的党锢形成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残酷迫害又不能不使人心有余悸。三曹父子所开创的短暂的文艺复兴之路将被迅速扼杀，阮籍包括所有建安时期士人的心如何能不悲愤，如何能不扼腕长叹？生存与尊严，投降与守节，理想与现实，这一切的一切使他们心中长期困惑，因此，老庄玄学无遗为这些在痛苦中逃避现实但又内心充满了对国家与民族渴望的读书人找到了心中唯一的心灵安慰。但这种安慰能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以及满腔的热血与报国之志吗？

　　高平陵事变之前的两年，即正始八年，在今河南修武的竹林之下，聚集了一群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的魏晋名士，他们之中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被合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以喝酒博戏，游山玩水为乐，世俗、政治、争斗似乎此刻与他们毫无关系。但不远之处的萧墙之内正在酝酿着的阴谋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萧瑟能使他们心中真的隐逸，真的能超脱于世外，沿着他们所推崇的老庄学说走下去吗？

　　建安之后的正始年间的文学与思想的发展是有着司马氏集团的残酷迫害的烙印的。以阮籍与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正始之音”。”正始之音”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刚健与写实，但又包含了政治迫害之下的逃避与隐逸。但他们对于生民，则都是同情与怜悯的。

　　东晋时代的殷浩曾有一句话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意思是我的灵魂与身体斗争了很久了，宁愿做回我自己。这句话其实反映了整个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包括了阮籍与竹林七贤乃至整个正始时期的士大夫的心态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选择。

　　我前文说过，血性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每个政权都有一批忠臣义士（所谓的遗老遗少），既使是腐败的“满清”也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等血性儿男，日趋末落的曹魏政权同样也有，竹林七贤之中也有。阮籍与嵇康是倾向于曹魏政权的代表人物，但从反抗精神来说，嵇康则比阮籍显的有血性的多。山涛（字巨源）出仕司马氏集团，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其绝交，而他也最终因为这封绝交书而被司马氏冠以“非毁名教”的罪名杀害，临终长叹《广陵散》从此而灭绝（现存广陵散据考证并非后人假作，因此广陵散其实未绝）。而阮籍则亲眼目睹了这一桩桩因政见不同而进行的血淋淋的杀戮，他更多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佯狂脱世，选择了将心情托付于那些在别人看来很难懂的诗歌与琴音之中。

　　应该感谢杜康，因为曹操都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在这个时候确实是个好东西，他能麻醉一个人的思想，使他暂时的忘记尘世之间的不平与内心的悲愤。竹林七贤也大多好酒，阮籍、嵇康与刘伶更是著名的酒徒。刘伶被称为酒圣，他一生中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与酒有关。他常一边一边走路一边喝酒，然后在身后跟个扛锹的童子，说是要喝死了就地把他埋了。他一丝不挂呆在屋子里，闯进来的朋友责怪他，他振振有词地说天地是他的衣服，朋友们怎么闯到他的裤裆里来了。阮籍则比起刘伶来丝豪也不逊色，被称为酒仙。司马昭想给自己的儿子娶阮籍的女儿，但阮籍足足醉了六十天，使婚事无法谈下去，司马昭也只好作罢。嵇康的好酒也不亚于这两个人，其他几人则无一例外都是酒徒，否则也不会被称为“七贤”或是“七友”。

　　七贤中的王戎与山涛最终选择了逃靠司马氏集团，因此嵇康会写信与山涛绝交。但这并不代表山涛的人品如何，事实上他是司马氏的纯臣，在政治上是以清廉与举贤而著称的。嵇康死前将儿女托负山涛抚养，而山涛也确实不负所托，由此可见嵇康对山涛人品的信任。比较起来七贤中唯有王戎值得嘲笑一番，此人家世富有，年少英才，最后官做到司徒，但他为人非常吝啬，有个故事说他家里有一颗李子树结的果子鲜美异常，王戎卖李求钱，为了怕别人得到李子的种子而都种出这样的李子树，他就将李子的核挖掉然后再卖。当然，这只是可发一笑的地方，王戎与山涛一样，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都是纯臣。他们的所为，并没有多有可值得指责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政见不同以及嵇康的被杀，竹林七贤的这段短暂的游戏风尘的快意生活速度的结束了，阮籍随后便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交与了醉酒与狂放不羁之中——当然，他本来在多数人印象中就是一个“狂生”与“酒徒”。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阮籍既然不直接损害到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利益，杀了他有害贤之名，留着他却有爱护人才的美名，因此阮籍在随后的日子里并未卷入到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斗争中。

　　但阮籍的心中肯定是不能平静的。白日放歌纵酒，夜半酒醒之后每每想起国家、人民以及死去的朋友，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苦闷。但阮籍并没有选择与嵇康一样的杀身成仁道路，并不一定需要指责，因为捐躯也得看是否值得，为曹魏政权牺牲并不是值得的。

　　五

　　有几个故事很可以说明阮籍的为人：

　　阮籍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应该是他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有一次阮籍与朋友下棋，有人来报告阮籍说他母亲去世了，但阮籍却一在要求朋友将棋下完。下完棋后他喝了两斗酒，然后放声大哭，史书记载：“吐血数升”（《晋书，阮籍传》）；出葬的那天，阮籍同样喝了两斗酒，然后“吐血数升”。若非心伤，怎能吐血？若非真性情，怎么能视礼法于不顾，但却能“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司马氏以及东汉末年来所推崇的所谓礼法，不知道残害了多少名士，杀了多少人。阮籍将对礼法的痛恨表示的淋漓尽致，除了不谈论朝政，该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了。

　　阮籍当过十来天东平相（即东平国丞相，相当于太守，汉魏制王国封地的丞相行太守职责），他骑驴到任后将官署的办公室打通，这样该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具现代意义的办公特色。这可以反映出阮籍的治世之能。阮籍又是个心怀坦荡之人，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嫂子告别，这在封建礼教下是不允许的，别人指责他，他说：“礼岂为我设邪！”

　　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听到后说，杀父就行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大家都怪他说话失言，阮籍说，禽兽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伤父是禽兽的行径，杀母就连禽兽也不如了。真真是语出惊人。

　　至于醉卧卖酒妇人身侧，妇人之夫不疑；因为步兵营的厨房内有美酒而求官作步兵校尉；村里有个美女死了，阮籍并不认识他们而却要去这女孩儿的灵前哭奠。既可以说他是个“狂生”，也可以说他心怀坦荡，只是随着性子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样做只不过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下苟且偷安，阮籍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否则他不会夜中不能寐，而要将满腔心事交付于瑶琴。他的眼前不会出现孤鸿与翔鸟的鸣叫，也不会忧思独伤心。他更不会在八十二首咏怀诗中留下无限的悲愤以及很多后人所无法读懂的不尽的悲惊。也不会驾着车任意东西，在没有路时放声大哭，他在选择一条自己应该走的路，更或者是在为国家与人民寻找一条路，而这条路最终没有找到，他又如何能不放声大哭？

　　前途、命运。这是每一个处在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考虑的问题。我相信阮籍一直处在深深的自责，孤愤之中，虽然他崇尚老庄的养生之道，但他最终只活了五十四岁，他真的超脱了吗？

　　显然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他很容易在广武山上，望着楚汉相争的故战场，遥想起那场金戈铁马，那场楚汉之际英雄逐鹿中原热血激荡的场面，想起四百年强汉的辉煌盛世。而如今，谁能如当年刘项一样，建造一个新的太平盛世呢？

　　显然是没有的。

　　所以，阮籍会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现在没有英雄，所以才让你们这些竖子成就了王者业、帝王业啊。

　　这也许就是阮籍内心真正的感受，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之下最悲怆的呐喊。

　　阮籍死后的两年后即公元265年，司马炎终于篡魏，五十年后，北方异族攻入长安，俘虏了西晋的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300年的分裂、战乱与动荡、黑暗时期。

　　而阮籍千年的绝响，依然回响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是，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曾经失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拥有”！

闲过信陵饮

黄巢篇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不第后赋菊（又名咏菊）
　　
　　这首诗的作者是自号为冲天大将军的黄巢——中国古代史上一个不可不提且不断被大书特书的造反者。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正是黄巢所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造成或者是加速了腐败的唐王朝的灭亡。
　　
　　黄巢生于何年已不可考，而虽然新旧唐书都明确记载黄巢死于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但历代各种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中，都认为黄巢没有死，而是在兵败之后出家为僧，并且还活了很长时间——有诗为证：
　　
　　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天津桥即古洛阳桥，故址在今洛阳桥西约一百米处。古人将洛水比喻为天河，天津就是天河的渡口，故名天津桥。在唐代，天津晓月是著名的洛阳八景之一。应该是中和四年的三十年后，这位现在被教科书称为唐朝农民起义领袖的大英雄黄巢正着一袭僧衣，独自闲依在天津桥栏上，回想起当年袭卷天下，杀人如麻的岁月转头成空，而眼前只有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照定洛河的水波之上。于是他轻叹一声，低诵佛号，转头没入洛阳残破城墙映照下无边萧萧的落木之中。
　　
　　因为他的故事结束了。
　　
　　黄巢成了和尚，但我却不懂佛。不过从这首《自题像》来看，其中充满了对人世的顿悟，所以我宁愿猜想从此尘世间少了一个纵横天下，杀人如麻的侩子手，而可能从此多了一个佛学精湛，感悠悠苍生之艰的高僧。
　　
　　但是，这首被收录于《全唐诗》作为黄大将军传世的三首诗其中之一的《自题像》，已经后人考证为元稹的两首诗中的各自两句粘合并略为修改而成的伪作。所以，伪作者心中的期望可能正如我的希望：自古官逼民反，当民不聊生骨肉相食时，敢于揭竿而起，杀死那些鱼肉乡里，以百姓为刍狗的统治者的人历来是为后人（我说的是后人）所敬重的。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是英雄——虽然自古英雄大多的结局是悲壮战死或者如岳飞、袁崇焕一样被昏君奸臣合谋害死，但在长期处于被迫害阶层的百姓心中，还是每时每刻希望有这样的英雄出现，并且在心中会为英雄寻找一个归宿，比如黄巢出家为僧，再比如后来的李自成出家为僧，这是人们心中普遍所希望的英雄不死也不能死的心里。
　　
　　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希望在心中保留一个希望，那就当统治者不恤百姓，残酷压柞时还会有象黄巢这类的人物挺身而起。因为这样，至少还能让人看到一丝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虽然仅仅是希望。
　　
　　但不管怎么样，当武宁节度使（唐末潘镇，领徐、泗、濠、宿4州16县）时溥向时在成都避难的唐僖宗献上所谓黄巢的首级时，这位冲天大将军就已不复存在。他死了，不管是真死假死，他和他所领导的黄巢暴乱（或起义）都将成为一个代号存留在历史书中。
　　
　　传说如何，并不重要了。
　　
　　一
　　
　　从几个女人说起吧
　　
　　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的一天，那位被黄巢赶出长安，在成都避难已有四年的少年天子在群臣的簇拥下登上成都城的大玄楼。自然，他登这坐城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远眺成都城外的秋色，而是因为不久前武宁军政委员会主席时溥同志派人给他送来消息说黄巢逆党已经全部被剿灭，而时主席此时正带着黄巢同志已及其妻子儿女的人头飞奔成都向皇帝陛下献捷。僖宗闲没事爬城楼的真正目的一方面是等待这个虽然从道理上讲应该是折磨了他十几年，但实际上仅仅有四年的盼望已久的好消息；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礼官告诉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举行一种古老而尊严的仪式，即天子受俘礼（天子接受战俘叫受俘馘）。
　　
　　古代的人尊敬祖宗，所以每次出去打仗或者杀了人、抢了东西或者抢了女人回来后，都要把这些东西摆在祖宗牌位前祷告一番，大意是说靠着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这回又得了什么好东西，拿来先孝敬列位祖宗等等。后来逐渐演化，在一国之君那里就形成了受俘礼，这是用来展示一个强大帝国的威严的仪式。按照僖宗时的惯例，这个仪式应该在长安的兴安楼举行，因为他的祖宗们唐宪宗这样干过，唐武宗也这样干过。但是，僖宗同时还得到了消息，黄巢退出长安时一把火将长安烧了个干干净净，什么大明宫，什么含元殿从此将伴着西安这座古城作为中国历史古都的终结而不复存在。所以，受俘礼在成都举行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再说，这个仪式的举行不光是要宣泄一下僖宗在心中憋了四年的怨气，而且作为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来说也是要于着向天下宣布的：局势还在我胡汉三的掌控中。
　　
　　时溥来了。
　　
　　不知道僖宗是不是有兴趣想见识一下这个曾经让他抱头鼠窜，咬牙切齿的黄大将军的尊容，但这个不重要了，因为黄巢长啥样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而且时隔一个多月，黄将军的首级保存的是否可以让人清晰辩认也未可知。反正黄巢是死了，不管人头是谁的：首逆伏诛，余党杀散，天下已经平定了。这一点无需质疑，让他感兴趣的是时司令员同时所献来的除首级之外的二三十个女人。
　　
　　没错，正是女人。她们看上去衣衫凌乱，蓬头垢面。但那并不是因为她们曾受过时司令员的谑待，在即将举行的这个盛大仪式之前，谑待和优待这些战俘都是不靠谱的行为。她们这样，只是因为随着黄巢逃离北京后一路的颠波流离所造成的。她们同样娇好的身驱显示出这些女子不同于劳动人民家庭的营养。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女人都是绝代佳人。
　　
　　于是僖宗兴趣来了。
　　
　　但他兴趣来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好色，因为做为皇帝，僖宗见过的美女太多了，而且这个场合以及此时的心态，并不能让他的注意力投入到对美色的着迷上。僖宗只是奇怪，他奇怪是因为时溥告诉他，这些是黄巢的侍妾，是黄巢掳来的王公贵族家庭的子女（可能有一些还是皇帝后宫的女人）。僖宗很想问一问，于是他发问了：
　　
　　应该说这种发问类于两个人打架，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打倒在地后踏上一只脚然后问地下的那个人：你服不服。因为这是展示我泱泱大国威严和强大的质问，当年太宗皇帝这样问过颉利可汗，宪宗皇帝问过谋反的刘辟。于是颉利服了，他的雕像被塑在昭陵做为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刘辟服了，他的脑袋分了家（不服也得分）。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这种问话都应该是整个受降礼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只是僖宗的问话有些奇怪。他说：
　　
　　你们都是我手下大官们的子女，国家养活了你们这们多年，你们吃好的穿好的，为什么要和强盗们混在一起？（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
　　
　　这话类似于后世流传甚广的那句：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僖宗这样问我认为仅仅是出于好奇，他可能认为出于公卿世宦之家的子女，从小读圣贤书，忠君爱国（唐朝时并没有那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宁死不受辱于贼应该是这类人的基本素质。虽然这些人是弱女子，虽然他不敢奢望这些弱女子有上阵杀敌的勇气和力气，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一死（自尽）而为国家尽忠（也能保全自己身体的清白）而非要甘心要供贼人淫乐呢？
　　
　　自然，僖宗的问话中并不仅仅包含有好奇。他当皇帝纯属偶然，偶然到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皇帝，而当皇帝应该干些什么。唐朝自安史乱后地方番镇权利日盛，这些番镇节度使相当于军政以及财税合一的割据政权，他们自己任命官员并且决定节度使职位的传承，中央政府势力强大了就听命中央，反之则各自为政。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无法达到这些地方，并且这些番镇经常起兵为乱，互相攻伐。那句著名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虽然期间唐宪宗（就是《琵琶行并序》中元和九年之元和所属的那个皇帝）利用强力手段消除（应该是减轻）了这些影响，但一直没有消除另外两种势力：宦官和党争。
　　
　　这是一种和明末极为相似的政治局面，不同之处是明末是外族入侵而唐末是番镇割据。
　　
　　僖宗十二岁那年被宦官们拥立即位，宦官们选择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年幼便于控制。所以政权基本上操纵在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手中，僖宗同学则一味享乐，所以他即位第三年（乾符二年）发生王仙芝起义时，他只有十四岁，应该说责任并不能怪罪到他身上。
　　
　　僖宗是个十分喜欢玩的皇帝，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孩子。但他应该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史书上记载他琴棋（没有书画）术赌包括各类唐朝时流行的体育活动无不精通，也就是说除了对治理国家根本不感兴趣外，其他的只要是玩，他都精通，并且能玩的很好——当然，他就是有兴趣也未必有人（田令孜）给他这个机会。僖宗同学还经常自以为聪明的问别人一些问题，有一次他问手下一个叫石野猪伶人一个问题：我要是参加击球（马球）类的进士考试，应该能得到个状元吧。但是这位名字看起来初俗的石野猪老师（伶人也是艺术家，遵照现今流行称呼就这么叫了）根本不买他帐，于是回答说：
　　
　　要是您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主考的话，恐怕会被责难而落选呢。
　　
　　于是僖宗只是也只能是笑笑。从这件事来看僖宗并不是一个分不清是非的人，但他就是懒于治理国家，甚至喜欢用赌马球的方式来确定一个节度使的归属，更不可思议的事这件事居然发生在他被黄巢赶出长安后逃命的路上。
　　
　　所以这次类似回答又来了：
　　
　　这群女人中站在首位的女子象石野猪老师当年教诲他一样答话了：
　　
　　黄巢起义来势汹汹，国家有上百万的士兵，尚且保护不了祖宗牌位，逃到了四川，现在你把不能抗拒贼人的罪名加在我们弱女子身上，那么那些王公大臣又该当什么罪呢？（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这话的潜台词是：当年需要你们这些男人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你们都跑的没影了，现在把罪加在我们这些跑不动但又想活下来的女人身上，你们还算什么男人？
　　
　　这是一句义正言词的控诉，可以说直接击中了僖宗做为男人的自尊心，于是他默然了，话说到这份上，再问下去只能自取其辱。于是大臣们也默然了，他们甚至忘记了（在种场合下也无法）在这个时候山呼万岁称贺。但默然归默然，这些黄巢的所谓余党是必须杀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仪式的一部分，还有的就是，或许杀了这些女人，能稍微抹平一下僖宗和他们刚刚被刺伤的做为男人的自尊。
　　
　　无耻的自尊。
　　
　　于是维护尊严的唯一方式就演化成了杀人——杀女人。当时的四川是少有的未受黄巢起义播及的地方，而且史载此地当时人民富足，富足的人民保留了他们自开元开宝年间所遗留下来的同情心。他们争先将酒送给这些女人喝，但这并不是为了戏谑，因为喝醉了而减轻行刑时的痛苦。史载：这些即将被杀死的女人们因为恐惧都喝醉了，而唯独那个给了僖宗（甚至是大唐王朝）致命一击的居首者的女人不喝酒也不哭泣，平静的就象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于是，在这场无耻的杀戮之后，大唐王朝又大厦将倾地维持了二十多年，但我却想知道是：在公元884年的城楼之上，那些大唐王朝的精英们在想些什么。
　　
　　他们也许在想着随后到来的论功行赏；他们也许在想着终于可以安稳睡一个好觉；但应该没有人能想到为帝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大唐王朝又将走向何方，因为既使有人想到了，也无法阻止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大唐，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封建王朝行即将走向末路。
　　
　　在这之前，帝国已无法再保全自己的女人，在这之后，帝国不但无法保全自己的女人，还要为了自己卑微的苟活而杀掉这些女人。
　　
　　一个王朝到了这个地步，已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但何至于此呢？
　　
　　毕竟，那曾经是一个多少人魂牵梦萦的时代啊！
　　
　　二
　　
　　我们前面说何至于此。
　　
　　本来谈这个问题我很想从唐僖宗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入手，因为我一直搞不明白唐僖宗是个什么意思。而由此而引发的我对祖和宗的区别发及姓和氏的区别的的探究让我想换一种思路进入这个看起来略显沉重的年代。
　　
　　都说汉语博大精深，那么博大精深到什么地步，我想祖宗这两个字就足以表明。我们现在说的祖宗泛指祖先，但在古代祖就是祖，宗就是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祖、父、身、子、孙这一系传下去的叫祖，而叔侄这一系传下去的叫宗。这在封建宗法制之下是有严格区别的。而我们熟透的所谓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及清太宗皇太极里的祖宗也是从这一意义引申出而来的。祖和宗是庙号，是作为帝王有资格摆在太庙中供后人祭祀与膜拜的资格。解释一下就是开国且有功才能称为祖，而治国（守成）且有功才能称为宗，说白了就是不是你当了皇帝就有资格进太庙的（鉴于篇幅，这里就不扯谥号了）。汉时创庙号（一说商时创），但汉朝称祖和宗的很少，有数的几个比如汉高祖刘邦庙号太祖，汉武大帝庙号世宗，文治之治中的汉文帝庙号太宗，而另一个景帝则没有庙号。因为在当时看来，刘邦开创了汉朝，文帝从诸吕手中夺回权利稳定了汉朝，而武帝则开邦建土扬我大汉国威，他们有庙号是自然的。此外的景帝只是守成之君且有七国之乱，自然不可能有庙号了。
　　
　　扯这么多一是为了普及汉语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汉之后，越来越多的阿猫阿狗都能有庙号了，其内涵之下的是这种对功过事非正确评价的习惯已经越来越随意了。至唐以后凡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武则天除外），不管他是昏庸无道还是英明神武，都能摆在太庙中供人瞻仰——毕竟老子在世上走一回，没有老子哪来的你——庙号都是儿子定的。所以这种逐渐进化（姑且用之）而来的现象反映在社会生活与人们思想中有很多种体现：中庸、凑合、人情、徇私舞弊、甚至随后诞生的让有志国人所痛恨的奴性。
　　
　　回到正题，我说僖宗有意思一是因为他的庙号，另一个是因为他的年号，僖宗是庙号，按照谥法理解僖是刚而克的意思，大约可能是说他平定了黄巢叛乱，而他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是乾符，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老天爷发给的委任状（任命他当皇帝）。乾符元年时僖宗应该十三虚岁，他的老子懿宗皇帝庙号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待人平和宽厚的皇帝。但这个待人平和宽厚的皇帝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四个字：游宴无度。懿宗最爱干的事一是出游，出行时随从几千人；二是大宴宾客，摆流水席，都来吃吧，朕今天请客；三是赏人钱财动不动就上千贯，而且是见谁赏谁；四是待人亲和，从不对政事横加指责，放心大胆地交给了手下的宰相去干，第五就是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虔诚的程度到了他对劝谏他的大臣赌咒发誓说，只要让他活着见到佛骨，死也就合了眼了。所以，综合上五点懿宗庙号的由来也有一定道理。
　　
　　但就是这位待人宽厚平和懿宗皇帝却是导致唐末农民暴动的罪魁祸手。懿宗游宴无度是需要花钱的，虽然天下的钱财（包括百姓的钱财）都是皇帝的，但百姓们没有钱也是活不下去的。懿宗不理政事，放心大胆地交给宰相，但问题是这些宰相是比他还喜欢收括钱财的忠臣干将。这样看来，整个唐王朝上下都处在一个对钱迫切需求的心里状态下，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钱不仅仅是用印钞机凭空制造出来的，于是获得钱财的方法就变成了不断地征收苛捐杂税，不停的向农民分派各种徭役，在这种不断的压榨之下，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而点然这种愤怒是需要一颗火种的。
　　
　　火种来了。
　　
　　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为防备南诏入侵而在桂林戍边的士兵们因不满朝迁的无信（约期三年，但这帮人在边境呆了六年）而起兵作乱，推举庞勋为首，攻城略地，并裹挟很多不满朝政的农民加入。这次暴动持续了一年，最终被唐王朝镇压了下去。
　　
　　这里没工夫探讨庞勋暴动失败的原因，因为他无非和黄巢失败的原因一样，而两者区别的程度在于黄巢暴动的规模更大而已。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庞勋的这把火烧的并不够大，而不够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还缺少造成大规模农民暴动除人祸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天灾。
　　
　　按照我所理解的中国老百姓的吃苦耐劳精神来看，眼前的光景无非是被官府逼的狠了一些，穷了一些。虽然吃不饱，但还是可以勉强活下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吃饱过多少回，少饿一些与多饿一些并无多大区别，所以，能忍还是要忍下去的。只要活着，这就是希望——这是长期以来可以烙在国人基因中并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最基本的民族生存方式。
　　
　　所以庞勋败了。而懿宗仍然在宽厚待人、游宴无节。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见到佛骨，前文说过他发过的那个誓，之所以要提到那个誓是因为在他发誓之后，他如愿见到了佛骨，而且正如誓言，他也如愿地闭上了眼——死了。
　　
　　不过这个时候，唐王朝这堆干柴已经被彻底的烘干并浇上了油，等待的只是那一颗迟早会来，一点就会让干柴冲天然烧的火种。
　　
　　在我们沉痛悼念国家优秀旅游家唐懿宗（懿宗名漼，字太生僻所以庙号代之，下同）同志时，国家一级运动员唐僖宗同志闪亮登场了。
　　
　　我前文说过，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三大政结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朋党之争。藩镇前面说过，宦官至玄宗后权限越来越大，并且掌握朝庭禁军的军权。玄宗时的高力士虽然位高但并不专权，肃宗时的李辅国就是唐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随后的宦官把持朝政，不光宰相可以随意任用和罢免，甚至拥戴废立杀几个皇帝都不在话下。宪宗就是被宦官所杀，而旅游家懿宗能当上皇帝是得益于宦官所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在那场政变中，他们杀了宣宗所立的太子。这次，宦官们选择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僖宗皇帝，原因我前文说过：因为僖宗的年纪便于控制。
　　
　　于是僖宗登上了大唐帝国名义上的权利最高峰。但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成长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按说唐朝皇帝很多都有一些治理国家之外的独特才能，这些才能是可以加在杰出的政治家之后的，比如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李世民同志；比如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情圣李隆基同志。但懿宗和僖宗这父子相承的两个家却没有政治家为其铺垫，不但没有，甚至从完整的人格上，这二位都并不具备。
　　
　　更何况，僖宗现在离国家一级运动员仍然有一定差距。于是，作为从小陪伴懿宗长大身兼保姆、老师、教父、精神导师的宦官田令孜挺身而出，他对僖宗说：您练着，朝廷的事，有我顶着呢。
　　
　　应该说这种挺身而出的精神彻底征服了僖宗彼时幼小、单纯的心灵。于是田令孜进身为干爹（阿父），任神策军中尉，控制了朝政。
　　
　　从此僖宗专于向国家一级运动员的目标奋斗，而田令孜则在忠心耿耿地替干儿子抵挡朝中本已不多的忠义之士所射来的子弹（劝谏）。天下从此应该太平无事，因为有上天的委任状护着（乾符），因为有干爹这样的忠勇之士正在为朝政奔波，懿宗或许可以安玩无忧乎？
　　
　　但那颗火种却到了。
　　
　　乾符元年，中原地区大旱，百姓颗粒无收但官府税赋不免，于是，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活下去。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濮州人王仙芝在山东长坦聚众而反，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攻占长垣县城。这场起于王仙芝，成于也结于黄巢的唐末农民大暴动终于拉开了帷幕。
　　
　　唐王朝这堆干柴终于雄雄燃烧了起！
　　
　　三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台城
　　
　　引用这首诗的目的是因为很有意境，此外这首诗的作者是唐末五代时著名的诗人、词人韦庄。还有就是他是初唐著名宰相韦见素、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的后人，本人官做到五代时前蜀的宰相。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也就是黄巢被杀的前一年，当时正在洛阳的韦庄在路上遇见了一位刚从黄巢军中逃出的妇人，于是在听完妇人所讲述的在黄巢军中的遭遇后，韦庄悲不能禁，于是写下了一首长诗《秦妇呤》。
　　
　　如果问，唐朝最富盛名的长诗是什么？你可能要回答是《长恨歌》、《琵琶行》，这个答案并没有没错，但如果我说唐朝最富盛名的长诗是《秦妇呤》，你会问我为什么吗？
　　
　　因为这首诗在当时被认为唯有《长恨歌》可与之比美，因为这首诗曾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为乐府三绝，因为这首诗是唐朝当之无愧的第一长诗，也因为这首诗曾经失传了近千年。
　　
　　现存的《秦妇呤》是在上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那次著名的盗窃中被发现的。现今的观点认为韦庄写这首诗时完全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对黄巢暴动是用有色眼镜看待的。
　　
　　但是，我觉得必须强调的是：这首长诗完整记录了黄巢占领长两年多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因为韦庄本人当时正在长安。
　　
　　不好意思，这里我需要稍微表达一下我的观点：韦庄即秦妇，秦妇即韦庄这个论断我是同意的，也就是同意韦庄是通过虚构的“秦妇”（秦妇本非名，意为长安女子）之口来诉说自己在长安的所见所闻。但我对韦庄所站的立场的说法稍有不同意见。原因之一是韦庄不站在统治者（我这里用的是统治者而非封建王朝）立场上难道让他站在黄巢的立场上？这是不可能的，例子就不举了，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原因之二是韦庄其实是站在一个见证人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上去讲的，因为他其正在庐山之中，他写的是他看到的事。而第三则是我很想与我的前文呼应起来，就是那些被僖宗所杀的女人是从哪里的——他们显然不是自愿的。原因可归结为某些人所大谈的立场上。
　　
　　所以韦庄只是在尽本份，一个人的本份，一个诗人的本份。
　　
　　另外闲扯一句，就是韦庄这首诗失传的原因，是因为诗中他不但攻击了黄巢，也攻击了他本该立场所向的统治者，这才是这首诗失传的原因。
　　
　　正史记载，黄巢离开广州渡江北上时，禁止部众抢掠，只取丁壮补充兵员，这句话如果用立场的观点表述，怕是抓壮丁吧。黄巢进长安时，曾经对百姓说起兵本为百姓，让大家安居乐业。如果是我要用的立场记载，恐怕我得在这段记述之前加上个定语：诒之。当然也不会写当黄巢手下纵兵四掠时“巢不能禁”了。更不可能写当双方在长安拉据战时，官兵掠卖无辜百姓为粮这样无耻之登峰造极的事件了。
　　
　　所以，这一切没有立场，只是记述。如韦庄，如《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作者。
　　
　　这种记述有个基本的脉络，就是黄巢离开广州渡江北上时，他是奔着长安——奔着帝国的最高权利而去的，所以，他将来的子民是不能杀的，杀光了他给谁当皇帝？所以，进入长安后他会安抚百姓，会希望他们安居乐业，但是问题在于，当穷人暴富的心里出现后，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原先开玩笑问朋友说假如你中了五百万怎么办，有女应声回答说，我先养（此处省略两个问候长辈的字）个二爷。不过这个玩笑在一笑之余细一琢磨，怕是十有八九都有这种心里。有了钱，谁也少不得想干些出格的事。
　　
　　那没钱呢？
　　
　　中五百万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抢银行。别笑，我们之所以不敢用暴力抢银行，是因为惧怕国家机器随后带来的更加暴力，但如果国家机器已经不存在或者毁于你更强大的暴力呢？
　　
　　我们精神的源泉曾经引用一位朋友的见闻说，太平天国的士兵见到好的东西就会抢过来，如果对方不给就杀了他。他曾经评论说太平天国那帮人是中国最接近于魔鬼的人。
　　
　　所以当一直被暴力欺压人突然又掌握了暴力，会怎么样呢？
　　
　　用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此话放在这里纯为引用）
　　
　　更何况长安自古繁华，虽多经战乱，但宫室保留还类似于开元天宝年间，有钱人还多，美女还多——于是，长安的浩劫开始了。
　　
　　巢不能禁，应理解为不是不能禁，而是不愿意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黄巢曾经制止过，但手下的士兵不听。按说黄巢可以杀了不执行命令的士兵以正军纪，但黄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原因一：因为他也暴富了，他正在做皇帝，正在睡原本属于皇帝才能睡的女人。原因二：因为他本来也对进城后某些居民（特别是有钱人）所谓的立场严重不满。原因三才是这些抢劫的人才是他立场方面的人。
　　
　　不想扯什么历史局限性，因为不可能指望黄巢超越历史。更不想提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因为黄巢本来就是民，当年他就没有被统治者得到心，这只是一次造反，造反而已。
　　
　　我一直在避免使用起义这个词，也不愿意用叛乱。因为我不喜欢用任何带有感情色情的词汇去形容有争议的事件。起义也罢，叛乱也罢，我更喜欢造反这个词，因为造反造的是当权者的反，这是一个纯粹的中性词，前提是当权者是否有道。
　　
　　还是回到刚才所说的脉络中来，“巢不能禁”就是默许了，于是抢劫继续，杀人继续，直到官军来了，百姓又迎接官军，因为百姓看来这毕竟是朝廷的军队，而自己还毕竟是朝庭的子民。只是不成想官军来了还是杀，还是抢。如果非要给官军找人找个理由的话，他们或许是在痛恨京城百姓们的立场，而随后黄巢又杀回来了，于是黄巢再次痛恨百姓的立场，其结果是杀尽了长安城中所有男丁。
　　
　　在这场屠杀中的幸存者应该是逃出城的百姓、还有是供黄巢和他手下淫乐的女人、以及最先依附于黄巢的朝庭官员——这里面包括著名诗人皮日休，另外当然还有韦庄，只是不知道韦庄是否是依附于黄巢才能够活下来。
　　
　　于是以长安城为内外，官军与黄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对峙。长安地区唐时以来一直依靠四方供奉，也就是说他自身并不是粮食产区，更何况打起仗来人们之顾逃命，谁种粮食？更何况能种粮食的人早都让杀的差不多。而黄巢和官军的数量都为数不少，这么多人吃什么？
　　
　　吃人。
　　
　　这段历史是教科书中一直回避但《新（旧）唐书》从不回避的记载，他们这样记载：官军将长安周围的老百姓抓起来卖给黄巢手下当粮食吃。
　　
　　奇怪吗？残忍吗？无耻吗？
　　
　　那是谁残忍，谁无耻？
　　
　　作为官军，他们有四方运集来的粮食，自然不用吃人。但黄巢没有，不吃人吃什么？那为什么官军要将自己的百姓卖给黄巢吃呢？因为黄巢手中有长安城中抢来的财宝，而官军手中并没有。
　　
　　所以，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的史书的记载者清晰明确的地载了这件事情，同时也记载了比黄巢吃人更有要无耻的官军的行为。事实上中国古史中相似的记述并不少见，甚至有明确的说官军的残暴更甚于造反者的论断（这句记载并不是发生在黄巢造反事件中，这里纯属为了说明问题）。
　　
　　而《秦妇呤》中的描述是这样的，说尚让（黄巢军中的二号人物，也是进城时安抚百姓的那位人物）家里尚且有树皮可以吃，而黄巢宫中就只人肉了。
　　
　　这里不去评论尚让这个人怎么样以及秦妇之所以能活下来是不是也吃了人的问题。总之，在这一件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黄巢已经失去了一切可以造反成功的要素，而长安做为中国历史古都地位已经终结。
　　
　　所以史书和诗的作者只不过是做为一个记录者和亲历者在尽着做人的本份而已。至于说到什么立场，我想如果有谁亲眼见过曹操《蒿里行》所描述的那种战乱后的景象的话，那么什么立场也会不存在了。
　　
　　对于黄巢来说，他接下来的路就只有失败了。
　　
　　这位继王仙芝而起将这场造反运动推向顶峰造反者的领袖，在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退出长安，临走时将长安变成了一堆碎片。当然，他还带着掳掠来的金银以及美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当他遇到官军追击时扔下这些财宝（包括女人，前文说过，官军是很喜欢钱的）而夺路逃跑。
　　
　　从此，黄巢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更疯狂的吃人活动，其残暴程度写在这里未免会少儿不宜，直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他被外甥兼禁卫军统帅林言杀死。
　　
　　《新（旧）唐书》为黄巢之死提供了两个版本，不过一致的是的确是林言杀的。而林言不久后被权利更大的抢功者斩去了头颅，自己变了请功者手中的一颗首级。敦煌抄本中发现了黄巢被尚让所杀的第三种说法，而民间传说则是我文首所提到的。不久前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有一期专题探索，总之，黄巢之死与归宿成了一个千古热议的迹团。
　　
　　但在我的故事中，黄巢已死。
　　
　　因为做为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四
　　
　　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
　　
　　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歌风台）林宽
　　
　　林宽大约是和黄巢同时代的诗人，这首诗应该与黄巢关系不大。但按照林宽诗的标准，黄巢是符合英雄的标准的。
　　
　　黄巢，曹州冤句人，生年不详，死年已知。曹州大约在今山东省荷泽，而冤句则有好多种说法，为了不陷入无聊的地域之争，这里就认为他是荷泽人了。史书上没有留下黄巢长像的记载，对他的家世则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说他是盐贩子，《新唐书》说他们家世代都是贩盐的，而《资治通鉴》则直接说王仙芝和黄巢都是贩卖私盐为生的。
　　
　　但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黄巢家以卖盐为生但不见得就是卖私盐。唐代盐法说起来和今天也没啥区别，就是由国家经营的采盐以及依法向国家纳税的盐商属于官盐，私自开采贩卖就属于私盐，是有罪的。我不太清楚贩卖私盐罪有多重，如果真如《神探狄仁杰》所说贩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的话，那就是很个很重的罪。但不管怎么样，如果黄巢家是贩卖私盐的话，就不会如新唐书所说几辈子都能干这个事而且家里非常富有。也不会如《资治通鉴》所说能够屡次去参加进士考试。
　　
　　所以，黄巢的家世综合上述三种说法，应该是个盐商，虽然可能也干过一些贩卖私盐的勾当，但总体来说是一个被政府所承认的盐商。黄巢为人按《新唐书》的说法是武艺高强、读过几天书，口齿伶俐，喜欢招揽门客（亡命之徒），《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更进一步，说他武艺高强，任侠，读过书，而且考过几次进士不中。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也许受现代武侠小说影响，认为任侠是说黄巢有侠义精神。但是可能大家并不认可，任侠并不是一个好词，因为任侠虽然可以理解为以侠义为己任，但其真实的含义应该是使气任侠，有三个特点，也就是侠义小说中所说的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说白了就是以一己好恶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言外之意就是不把政府行为放在眼中。所谓“武以侠乱法,儒以文犯禁”，自古任侠者都是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也并不是一种合理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汉时“大侠”郭解被孝文帝灭族。
　　
　　《资治通鉴》的编著者司马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有立场的人，他之所以要写黄巢贩私盐，大约是出自《新唐书》中所说的“巢喜乱”，在司马老先生眼中，黄巢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那么具备这个条件的是首先他需要是一个亡命之徒，这一点，做为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亡命之徒这个称乎是应该当之无愧的，况且也不能说冤枉黄巢，因为黄巢就喜欢招揽亡命之徒——这不是为了造反是为了什么？其次，黄巢又是一个不把朝廷法制放在眼中的人，用来证明的就是任侠这二字的断论。第三，黄巢还必须有对大唐王朝报复的仇恨，所以黄巢是屡举进士不弟。因为自负诗书的人，屡试不第自然要对朝廷有所怨恨。第四，黄巢还必须有造反所具备的能力，就是他不同于其他草寇，他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有权谋将造反事情进行下去的人，屡举不第也同是证据。所以，“巢喜乱”三字就成了“巢性喜乱”，成了当仁不让的天生造反者。
　　
　　但这种评价的一步步定论也不能说是司马光冤枉黄巢，因为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黄巢传世的三首诗。俗话说文品即人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司马光以诗推论黄巢的人品也不能说错。前面说过，《全唐诗》黄巢存世诗三首，第三首已被证明是伪作。我们篇首的是黄巢的第二首，原题为《不第后咏菊》，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主要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确实写的杀气腾腾，更联系到黄巢造反后自号冲天大将军的冲天很有可能化自这首诗，那么按照古人定罪的逻辑，说黄巢早有谋反之心应是铁证如山。
　　
　　但估计更为触动司马光的应该是第一首，这里抄录如下：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题菊花
　　
　　黄巢的三首诗中两首既使我今天看来也有反意，司马光就更不用说了。但司马光并不是搞文字狱的小人，他受触动的应该是这首诗后所附的传说。
　　
　　传说黄巢五岁时有一天陪着看爷爷和父亲联句，爷爷还正在思索，一边的小黄巢就脱口来了一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黄色是唐时天子服色，黄巢这句是犯忌的，所以父亲责怪地打了他一下，但黄巢的爷爷比较开明，他认为童言无忌，而且对孙子作诗的水平很感兴趣，所以鼓励他做一首，于是黄巢脱口而出了上面的那一首。
　　
　　司马先生大约认为五岁的孩童脱口而出这样的诗，自然是天生具来的造反的种子。所以《资治通鉴》短短数语把黄巢交待成那样应该不为过。但是，但是我觉得必须说明一下：
　　
　　按林宽的观点，黄巢是英雄，所以他会写诗。如果除了伪作的其余两首真是黄巢所作的话，那么黄巢粗通书记的评价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黄巢的两首诗除了意境之外，文句上真的未见高明。
　　
　　还有就是第一首。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七岁时那首诗我们小学时就学过，这里不再抄了。骆宾王的才华非黄巢可比，但他七岁时的那首诗显然比黄巢五岁时的这首相距甚远。我们想问的是，五岁时的黄巢能写出那样的诗吗？或者五岁的孩子能写出那样的诗吗？而且按古人的习惯，这里的五岁很有可能是四岁。所以这首诗既使是黄巢所作，也不应该是五岁时所作，后人显然有意将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提前，至于目的是什么，或许是司马光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证明英雄天授。
　　
　　但不管怎么样，事实可能与司马光的期望相反。
　　
　　黄巢家中富有，年少轻狂，喜欢招揽一些亡命之徒是可以理解的，但黄巢既然能屡次参加唐朝的进士考试，那他就不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就不会在造反之后一直想着招安。如果那两首诗真是黄巢所作，我到相信他确实对朝迁不满，也许也确实有谋反之心，但在那个时代有谋反之心的不光是黄巢，我相信每个被官府欺压，每个被鱼肉的百姓都有谋反之心。而且，如果我非要把黄巢那两首诗理解为上天对不公世道的处罚你能说我错吗？
　　
　　说了这么多黄巢，其实只想表明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官逼民反。
　　
　　事实是自肃宗设盐铁转运使以及创立盐法来，盐政一直是政府赋税的重要来源，事实可能是当僖宗父子钱花的越来越多时，盘剥也越来越严重。而这种盘剥不仅仅会针对百姓，会针对一切有钱而无权的诸如黄巢这样的家庭。因为黄巢不过是个富一点的百姓而已——这便是黄巢为什么会屡举进士的原因。结果当他也无法忍受政府无休止的盘剥之后，特别是他心中或许早已存在的谋反之心一点点被燃烧起来之后，我想他会反的。
　　
　　更何况，黄巢是个读过书的造反者，读过书就比别人多些权谋，更兼之他武艺超群，所以，在这场并不是由他发动但却由于他的参与而燃烧尽大唐王朝的造反运动注定会由他来推动。
　　
　　我必须说明：这是我所深信的原因。
　　
　　五
　　
　　再从两个很有意思的称谓说起吧。
　　
　　一是王仙芝造反时自称的“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群豪都统”，二是黄巢在王仙芝兵败被杀后所自称的“冲天大将军”。史书上没有记载王仙芝是否也粗通诗书，但他手下一定是有读书人的，因为“天补平均”这个称谓直指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而且王仙芝起兵后曾移檄州县，痛斥官府赏罚不明，不恤百姓。应该说“天补平均”这个称号还是类似于明末时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的——其实都属胡扯，不纳粮喝西北风去？王仙芝做为代天去补齐平均的造反者自然应该得到同样被官府欺压的百姓的支持。至于“海内群豪都统”这个称号则明显有梁山的风范，略有些无厘头的的搞笑。而黄巢的“冲天”大将军，如果我们能从中理解出一些想改朝换代，另辟一番天地的抱负的话，我宁愿相信这个称呼仅仅是因诗害义，或者仅仅是为了表示出高于已死的王仙芝一畴的代号罢了。
　　
　　因为王仙芝与黄巢都不是纯粹的造反者，他们的造反只是为了活下去，只此而已。
　　
　　因为造反之后的王仙芝只是热衷于获得朝廷的招安，而黄巢也是如此。唐朝历来有藩镇手下兵士造反杀了节度使后反而获得朝廷正式任命的先例和传统。王仙芝和黄巢如果能获得招安自然也是一种归宿，并且按照唐朝时的情形，招安后未必会落得水浒中宋江等人的结局，也许他们会成为雄据一方的藩镇，也许会成为大唐王朝的中兴之臣也事未可知。
　　
　　而且他们也并不是没有机会。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朝廷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恕我才疏学浅，至今也没找到神策军押牙是个什么品级的官员，只知道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神策军的仪仗队队长，而监察御史则是正八品上的文官。唐朝虽然也实行的是九品正从制度，但从四品以后又有正下之分，所以唐朝的行政体制实际上是三十级，而监察御史属于第二十三级。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官小了点，但是唐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身为宰相的高官其官职也多是三四品（这便是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称四品千牛卫中郎将李元芳为国家高级将领的原因），而赏给王仙芝这个官怎么也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虽然小了点，但从草寇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并且消除了王仙芝与黄巢同学活下去顾虑，所以他们是乐于接受的。
　　
　　只是中间出了一些问题。
　　
　　朝廷的招降诏书上只封了王仙芝一人，而黄巢此时的反应是见到了封赏诏书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便勃然大怒并义正词严地痛斥了王仙芝的投降主义举动，不但痛斥而且痛殴王仙芝造成了他局部毁容。王仙芝随后的举动充分证明了他“海内群豪都统”的本色，于是他马上痛改前非，坚决地回到了革命队伍之中，从此之后这两支队伍分兵北伐，直到王仙芝英勇牺牲然后黄巢一飞冲天。
　　
　　应该说，朝廷的诏书包含有某种恶毒，就是挑起这帮造反者之间的内讧，从结果来看，这种目的也是达到了的。而这之中黄巢的表现也绝非什么造反意志坚定，因为我相信如史书所说他是因为见到诏书中没有自己才发怒的，原因是在离开王仙芝后，他曾再四的向朝廷请求招安，只不过朝廷不准罢了。
　　
　　黄巢和王仙芝从来都不是什么意志坚定的造反者，他们从来也没有什么“天补平均”甚至“冲天”的打算，而意志坚定和冲天可以理解为现今流行的信仰以及理想。他们并没有这些造反能够成功的基本要素，既使有过，也不可能实现。
　　
　　首先，造反吃什么——黄巢和王仙芝只是流寇，他们填饱肚子的唯一方法是抢夺和毁灭。其次，以饥民为主的造反武装在冷兵器时代甚至是现代社会都从来不是朝廷正规军队的对手。再次，当还没有被饿死的居民发现涌来的是一群最终会将自己致于死地的本该是同袍的造反队伍时，他们的唯一选择也只能是反抗。
　　
　　所以王仙芝死了，而黄巢则被官军一路追赶逃到了岭南。
　　
　　据说黄巢在广州时曾纵兵屠杀了近二十万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因为《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此事，所以这里就不再纠缠黄巢这种屠杀国际友人的罪恶行为了。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其间在黄巢不断的要求下，朝廷终于对他坚定不移的招安态度有了一个回应，封他为率府率。这个官职是太子的侍卫长，是正四品上的国家高级将领，按说官职不小，可问题是当时连太子是谁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官职纯粹是个摆设——这不逗我玩嘛，于是黄巢大怒，攻陷广州并纵兵四掠。
　　
　　黄巢冲天的名号果然是优于王仙芝的，王仙芝当年八品小官就能满意，而黄巢四品大员却不放在眼里。同时黄巢也决定以岭南为根据地雄据一方，但这时老天却不在他这一边——谁让你冲天来着，因为此时他带领的军队因水土不服死了将近一半，于是黄巢不得北还而再求发展。
　　
　　黄巢的军事才能肯定也是优于王仙芝的，因为这次北还他终于发现唐王朝辽阔的疆域以及各地藩镇割据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纵横空间，加之中原大地有数不尽的饥民供其补充兵源，于是黄巢这一把大火终于烧进了长安。
　　
　　朝廷这回是终于害怕了，于是终于下诏封黄巢为太平节度使，可是现在的形势是朝廷的生死都握在了黄巢手中，换做谁肯干？于是，黄巢此时应该萌发了他生平第二个理想（第一理想是招安）——当皇帝。
　　
　　这里补充一下前文所提到唐朝三大政结所在的最后一个——朋党之争，也就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与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这争，这两党之争持续了几十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党争不是代表正义与非正义的党争，事实上李德裕与牛僧孺本人都是清官。他们之间的争斗更多是权利之战，而后果则是党同伐异——结果是搞垮了唐朝。黄巢造反时是牛党占据上风，而他们的下场是要么投降黄巢，要么成为刀下之鬼，反正没有什么可说的必要。
　　
　　黄巢进入长安后来的事在前文已经说过了，败出长安后则是一路溃败。当然，做为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暴富者还有一种心态，那就是毁灭——将得不到的或者不舍得丢弃的东西统统毁灭，就象后世时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心里一样。黄巢以最后的疯狂与最后的残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我说过，那是我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的事件。
　　
　　而他可以走向灭亡了，他必须走向灭亡，因为那是中国封建时代所有造反者最终的走向归宿。
　　
　　黄巢之后，僖宗死昭宗立。曾是黄巢的手下的朱温经过二十多年的攻伐最终灭唐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时期，而象中国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让我们用这个词对这些伟大的造反者敢于反抗精神的表达一下敬意。他们在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套路：
　　
　　因为被压迫而忍耐，直至忍无可忍，但还是在忍，最后天灾人祸加在一起终于活不下去了，于是开始为了能活下去而造反，造反后就开始报复官府，杀了他们，然后发现杀人是件很快乐的事，于是就开始屠杀无辜百姓，于是天怒人怨，于是被官府镇压或者成为某些人改朝换代的工具。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很难评价黄巢，也很难评价这次席卷唐末的农民战争，本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文首黄巢的那句豪言壮语，而故事到了结局，总得说些什么用来结尾。
　　
　　所以，应该结尾了。
　　
　　六
　　
　　这个结尾就近乎于胡扯了
　　
　　应该说包括所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在内，从基因深处都包含有对天的敬畏，而天即是神，神也就是天。这种敬畏按照我的理解应该起源于人类对自己从何处来将来又将向何处去的畏惧。通俗的讲，就是人类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所以，这种畏惧的基础上诞生了神话以及宗教——当然，还有我们长期以来所批判的“迷信”。
　　
　　在神话和宗教的中，是神或是天创造了人类并执掌人世间一切生老病死以及国家的兴亡更替。因此，人类最发自内心的喊叹往往会是：天啊——或者神啊！
　　
　　那么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就成了上天的安排。安于并忍受现状是尊从天的意旨，这似乎是人的本份。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老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又存在于何方呢？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前文我说过，就是：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但什么又是天道呢？
　　
　　以我的能力，并不具备大谈哲学。所以，简单说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而天道的作用套用《九阴真经》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玩笑，真正出处应是《老子》），接下来与本文有关的就是：天道即人心。
　　
　　其实转了一个圈子回来，我们所敬畏的天道就是存在我们心中的好恶，是我们评价道德的标准。
　　
　　西方人敬神，中国人也敬神。但有趣的是，中国人敬神的标准是口头上的“信则灵”而实际行动中的“灵则信”。心诚则灵的交换条件是你灵了我才会心诚，否则不如回家去拜祖宗牌位。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例子：宋时新昌有一年大灾，县中一个叫杨元光的主簿带着一帮人到白鹤祠求雨。结果一连祈祷了三遍老天仍无动静时，杨元光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神算个什么东西，白白吃掉了百姓的供俸，竟然连这么点事都不办，要你还有什么用呢？骂完，就下令砸烂了神像，拆毁了神祠。
　　
　　此外，中国古代淫祠（淫祠与色情无关，就是阿猫阿猫都能让人拜祭）之风盛行，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做法，就是虽然我们内心中一直对老天存有无比敬畏的心情，但其实在我们骨子深处，依然不缺少造反的勇气与精神。
　　
　　我胡扯这么多的原因一是为了卖弄，二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
　　
　　我们一直以来被自己的表象迷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我们一直在以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和愿望去期望自己和别人。我们一直在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也包括黄巢和唐末那帮造反者的身上。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评价黄巢以及黄巢所领导的那场农民战争上去了。
　　
　　以黄巢的知识状况以及他所属的时代看来，我们无法要求他能够超越时代，也无法要求他能够像老子和荀子那样有那么深邃的思想境界。至于他能站在什么立场——如果立场在黄巢的思想意识中真的存在的话，那他也应该站在商人和富人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梁山好汉（如果他真是私盐贩子的话）的立场上，要让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那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黄巢只能关心的是一己安危，只能关心的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所以他会忽略很多其实能让他活下去的理由，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而且这也是中国历来造反者失败的普遍原因，不管他的口号是什么，不管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另外，至于黄巢对历史发展起到了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说，黄巢之后是中国社会混乱和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黄巢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日趋没落，黄巢之后的中原王朝越来越缺少血性——如果这一切是黄巢造成的，那影响又该是什么？如果这一切并不是黄巢造成的，那是谁造成的？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黄巢只是在那个时代闹腾了一把而已。
　　
　　还有就是，在总结黄巢失败原因时有一条说黄巢没有追击唐王朝残余势力，我想看过这一段史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不想他不想，而是做不到而已——可以套用迷龙的话：扁犊子才不想呢。
　　
　　所以，在结束黄巢之前，我很想还原这样段历史：
　　
　　就是黄巢曾经在被人逼的走投无路，活不下去时，为了人能生存下去的基本尊严，轰轰烈烈地反了他一把。
　　
　　这就够了。
　　
　　这就无愧于“冲天香阵透长安”的豪言壮语，无愧于后人对他或敬或憎的评判。
　　
　　所以，该结束了。结束前解释一下天道有常那句的意思是自然规律不会因仁君或者暴君的存在而改变。
　　
　　不过我们其实更期待另一种答案：天道无常，人可胜天。
　　
　　这是黄巢曾经给过我们的希望！
　　
　　（全文完）

闲过信陵饮

　　袁崇焕篇




　　
　　公元1644年，是中国传统六十年一甲子轮回计年习惯的甲申年。同时，这一年也是大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满清的顺治元年。
　　
　　三百年后同是甲申的1944年，后来成为中国文坛泰斗的史学家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评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的甲申之年，更多因素上是因为三百年后的这篇文章而闻名。
　　
　　1944年的甲申中国，是中国全面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仅与发生在三百年前的那场中国封建王朝兴替有关，更与将来该如何面对胜利成果以及当时正在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有关。
　　
　　但那并不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只是一面镜子。发生在甲申1644年王朝兴替舞台上的成王败寇到如今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警醒后人。
　　
　　一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问题争论不休：就是满清的入关究竟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还是到退？
　　
　　在清朝统治中国的二百八十年里，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达到了顶峰。在政治上皇权高度集中，封建官僚体制达到了完备；思想上文字狱大兴，对民众思想的禁锢与迫害也同时达到了极致；满清虽然作为异族统治中国，但在社会风俗与文化教育方面却大行理学，这个朝代诸如妇女缠足等陋习也发展到了顶峰。
　　
　　同时，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随后百年来的落后与屈辱——中国的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绝大多数来至清朝。而我幼时记忆中的中学历史课本上谈到满清最多的就是在前面加上＂腐败的＂之类的定语。孙中山等革命先烈当年所提出的革命口号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趋除鞑虏，恢复中华”。
　　
　　而且，更有人认为满清入关时对汉民族中的反抗者的血腥镇压直接改变了中国的人口血统，产生了越来越多顺民（能活下来的都是安心当奴隶的人），从而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当然有些言辞激烈，因为我们同时不能否认：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二百八十年的前期，这个来自边疆蛮荒之地的异族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八旗军，并依靠这支力量征服并统治了人口数量百倍于己的汉族。同时，这个朝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建立了屹今为止中央政府实际控制领土面积最大的封建帝国，奠定了今日中国之版图，开创了康乾盛世，成就了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辉煌。
　　
　　而且与明朝的帝王相比，满清的十二代帝王的个人素质以及勤政爱民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了她所继承的前代——明代帝王：清朝有无能的君主，但却没有昏庸的帝王。而明朝除了朱元璋与成祖朱棣之外，几乎鲜见有作为的君主。最精典的是前不久播放的《大明王朝１５６６》里的嘉靖与他的孙子万历：爷爷二十五年不上朝，孙子则二十七年干脆罢政。更不幸的是这两个人一个当了四十五年皇帝，另一个则当了四十八年。
　　
　　这个王朝边患不断——北方元帝国的残余势力的威胁从明朝建立一直到灭亡都未能真正解决；官场上党争不断，互相倾轧，内庭宦官专权，特务机构林立，而皇帝则醉生梦死，要不作梦想当神仙，要不就荒淫无度。
　　
　　这样一个王朝居然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然而，清朝入主中原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到退，因为它扼杀了由张居正变法（或者更久）而不断成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荫芽，使中国先去了再次领先世界的机会。随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外外政策，对来自蓝大海之上的世界先进信息严格过滤，闭起门来做起了天朝上国的美梦，直至被同样来自大海上的隆隆炮声惊醒。
　　
　　但在1644年的甲申，不管是在煤上自缢而死的一心想做大明中兴之主的崇祯皇帝，还是得意忘形正在入主紫禁城的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抑或是正在关外厉兵秣马觊觎中原的满清帝国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甚至包括山海关不知何去何从的后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以及正在四川大开杀戒的大西王张献忠。都无法预料随后三百年将要发生发什么。
　　
　　崇祯上吊时悲叹百官误他；李自成则希望自己的箭能准确地射到承天门（天安门）的天字上，以向上天验证自己是否能得到天下；至于多尔衮，恐怕他还没有下定夺取中原的决心。这一年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荣辱得失超越了对民生的关注，而这幕历史活剧却在所有人情愿与不情愿中迅速拉开了帷幕又迅速谢幕。
　　
　　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倾刻土崩瓦解，辉煌的宫殿与壮丽的山河成为身后云烟。吊死煤山的明朝皇帝身边仅有一个太监王朝恩陪死，他的那些大明忠臣们此时正在谋划如何向新进贵族大顺军献媚。崇祯死时心中除了悲愤另外还有应该有羞愧，不然他不会觉得无颜见明朝的列祖列宗。但他一定没有认识到造成今天这样局面的恰恰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临死还一直在认为是百官误了他。
　　
　　崇祯杀人太多了，他登基伊始就不动生色地除掉了魏宗贤，随后在十七年中对他的总理或者各部部长随心所欲地罢免、杀戮。崇祯的杀人的功夫显然要超过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也不会得到大臣的信任，众叛亲离是必然的结果。
　　
　　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
　　
　　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只是那些被枉杀的曾经与他一起抱有中兴大明而刨肝沥胆的忠义之义士的在天之灵，会在1644年的甲申，作何感想？
　　
　　二
　　
　　后来的明朝，成为满清统治之下令人不敢触及的字眼：一部《明史》而引发的文字狱使数万人人头落地。清人毕沅编写的《续资治通鉴》居然不敢录入明朝的史事。现今传世的《明史》是清朝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张廷玉主持编写的——是由胜利者暨征服者书写的。
　　
　　而更多的人，则在钢刀与马鞭下逐渐适应了旗袍与大鞭子，以至于逐渐忘记了那个他们记忆之中曾经引以为豪的最后的“大汉”民族强大帝国的虚幻的辉煌。
　　
　　其实，我对明朝一直非议颇多。我承任自己多少受了小时侯听评书里讲朱元璋炮打庆功楼大杀功臣的影响。但这个朝代却一直让我找不到本该发生在他身上的闪光点。与强汉盛唐不同，明代在我看来唯一的闪光点就是将统治了中国近百年的元帝国逐出了中原。但这件事情也做的是虎头蛇尾，明朝以及他的子孙并未能彻底消灭残元势力，以至于随后的三百年间蒙古一直成为明朝北方的边患。最严重的竟然是连皇帝(明英宗)也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随后是围攻京城，如果没有于谦，那真不知道明朝的历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明朝杀了于谦，原因是因为皇位之争——土堡之变中被掳去的皇帝卷土重来。明朝杀国家栋梁绝对是传统，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子孙们当然不会落在老祖宗的后面。
　　
　　明代皇帝要么昏庸，要么残暴。朱元璋喜欢干的是活剥人皮，他的子孙则喜欢凌迟，或者在朝堂上公开打大臣的屁股。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那时候打屁股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穿着裤子，而是不分男女都脱掉裤子光着屁股打的。这种刑罚对于受刑人来说，侮辱的意义更大于刑罚。
　　
　　可见，明朝的皇帝根本就不把大臣当回事情。
　　
　　但奇怪的是，这个朝代的忠臣却层出不穷。前段时间演的电视剧《明太祖朱元璋》里讲朱元璋因为讨厌孟子要撤掉孟子亚圣的庙享，于是刑部尚书便抬着棺才向朱元璋进谏，这显然是效法春秋时期卫人子鱼的尸谏，朱元璋下令乱箭将他射死。电视剧没有交待那个刑部尚书钱塘的死活，其实钱塘没有死，朱元璋也被这个不怕死的忠臣感化了，不但撤消了对孟子的处置，还派人给钱塘治伤。刑部尚书是朝廷重臣，不管结果如何，朱元璋居然下令乱箭将他射死，可见其残暴。
　　
　　另外就是方孝儒了，因为不肯给明成祖起早即位诏书而被诛杀了十族的人——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诛杀十族的人。
　　
　　这不能不感谢孔子，或者应该感谢朱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害了这些读书人却便宜了明朝。我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当年魏征和唐太宗说他宁愿做良臣而不愿忠臣——良臣择主而侍，相比之下，为了一个值得自己效力的君王而死，可能更有价值。当然，或许另一点考虑就是也许正是因为明代皇帝的无能，才更有可能“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明代的文官体制以及内阁议事制度还是很有点意思的。
　　
　　正德皇帝是个大色狼，也喜欢给自己封官。嘉靖修仙数十年，差点让宫女杀死，而万历则爱上了大自己十几岁的宫女，同时二十七年不理朝政，但却是千古敛财第一皇帝，至于他的儿子，则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为纵欲而服食春药而亡，他的孙子是个出色的木匠，并且与他的乳娘客氏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风流韵事…………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王朝，有什么理由存在二百六十七年？
　　
　　明朝的历史就是由一两个能干皇帝与治国能臣积累起来的国力与财富迅速地被不肖子孙们消耗殆尽，随后再积累，再消耗。
　　
　　虽然，这个朝代曾经留给了我们对汉民族辉煌的最后印记——长城、大航海、汉服；紫禁城。以及科学与文化的诸多繁荣，但这个朝代却留下了更多后世以资茶余饭后的笑料与心酸无奈。
　　
　　明亡，亡于万历。就是那个爱上了自己的乳娘客氏，任用了一代贤相张居正的创造了大明王朝最后辉煌然后又折腾的干干净净的万历皇帝。
　　
　　对了，张居正严格的来说并不是万历任用的，而是万历的爹任用的（大明王朝一五六六里的裕王）。万历事实上没有任用过谁，张居正死后他刨了张居正的墓，抄了他的家，逼死他的儿子，随后就是二十七年不理朝政。
　　
　　万历相当可爱，他不理朝政的地步到了他的六部尚书只剩下了一个，他也不出来任命，臣子们气不过写奏章骂他，他也懒的去处罚。而他却只做一件事，就是向全国各地派太监搜剥钱财，国库让他折腾光了，他的私人府库里的银子却因为长年不用都氧化变质了。
　　
　　但却在万历时期，军事天才清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明朝杀了自己的父亲而含恨起兵。明朝的真正的边患由此拉开序幕。同时也正是在万历年间，努尔哈赤起兵的次年，一个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的人物出生了。
　　
　　只是，他的出生，也许注定就是为了一个悲剧的结尾！
　　
　　三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这首诗是故明蓟辽督师兼兵部尚书袁崇焕的遗作。袁崇焕，字元素，号耀如（一号自如），广东东莞人。《明史》上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袁崇焕出生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含恨起兵（1653年）的次年，他的出生，注定是与辽事有关的。
　　
　　努尔哈赤是天才的军事家，他以十三副盔甲部属三十人起兵，经过数年拼杀，逐渐统一女真各部。而此时的明朝政权却并没有意识到女真的崛起将成为大明帝国的肘腋之患，万历此时大约正躲在深宫里与百官呕气，他所派出的各路税监正在疯狂搜刮财富。更何况，以夷制夷是明政权对待辽东少数民族的历来国策，女真内部的自相残杀，明政府乐得坐山观虎斗。
　　
　　所以，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个新兴民族所带来的危胁时，一切都似乎迟了。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帝国，出现在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万历四十六年，即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拉开了后金政权与大明王朝的战争的序幕。同年，后金军攻战辽东重镇抚顺。
　　
　　这个举动对于明廷来说当然是公然叛逆，当真是“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明廷速度反应，任用曾任朝鲜经略的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动包括朝鲜，叶赫在内的共计约十万人的军队，对外号称四十七万分四各征讨后金。
　　
　　其中有些细节需要注意一下：在不久前的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军队刚刚取得了援朝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支征讨大军里有多员当年沙场的宿将，而明军的统军将领杨镐是个文官，在朝鲜战争中他身为主帅曾经临阵脱逃。同时，明朝军队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而努尔哈赤此时的全部军事力量加起来不过六万，且基本上为冷兵器。
　　
　　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当年辽人的感叹此时应验到了明军身上。后金的军事指导思想是不管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大战的结局是明军四路征讨大军三路全军覆没，而主帅杨镐则继续象当年在朝鲜一样，逃之夭夭。
　　
　　萨尔浒大战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八旗劲旅从这一战开始所向无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也是从这一战开始，明军在与后金以及后金的继承者大清之间发生的军事战争中鲜有胜迹。
　　
　　就是这几次可怜的胜利也基本上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人就是袁崇焕。
　　
　　萨尔浒大战的当年，袁崇焕中进士。对于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来说，这无异于鱼跃龙门。不过当萨尔浒大战失利的信息传到北京城时，对于一直以边事为己任的袁崇焕来说，却不知是喜是忧。现在没有资料考证当时袁崇焕的心态，但在“朝野震惊，群议哗然”的北京城，他一定是无法高兴起来的。
　　
　　只是此时的袁崇焕还远远没有资格站在后金与大明相争的最前沿。万历四十八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劭武知县，开始了短暂的县官生涯。但袁崇焕注定是为辽事而生的，他在劭武县短短两年的任期内心忧辽事，不但与退伍老兵谈论辽事，而且招纳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后来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也是在这两年里，明王朝真正是多事之秋。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袁崇焕任知县的当年，辽东明朝先后失陷沈阳、辽东首府辽阳、辽西军政中心广宁，关外危机更加严重。而这一年，那个相当可爱的，极愚蠢，贪婪，懒惰，自私之大成的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明神宗万历大帝终于一命归西。按说，他的去世本来应该是值得举手加额的幸事，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希望寄托在他的继承者身上，因为他的继承者完全可能象当年嘉靖帝的继续者隆庆帝一样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但是不然，他的继承者泰昌帝却是个为了纵欲连命都不要的人，他仅仅执政一月就因服食红丸一命呜呼，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执政时间最短的皇帝。
　　
　　天启帝是万历的孙子，泰昌帝的儿子。他是个好木匠却不是个好皇帝，当他一心躲在宫里专心做木工活而无心朝政时，那个引导他懂得了男女之乐的乳母客氏勾结魏忠贤把持了朝政。天启与客氏之间的韵事很多野史多有妙笔，至于那个因为还不起赌债一怒净身的魏忠贤，则更令后人感兴趣不已。
　　
　　当然，兴趣的核心多来自于魏忠贤与客氏的对食，以及魏忠贤是否是真的太监，甚至有人猜测他或许如当年秦始皇母亲的面首一样性具可专车。但这个后来被称为九千岁的太监头子实际上控制了明朝的中央政权。魏忠贤传说目不识丁，但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懂得在天启帝做木匠活最入迷的时候前去奏事，他令满朝文武对他畏惧如虎，靠他长上青云之路而又突遭灭顶之灾的人不可胜数，魏宗贤活着的时候就生祠遍地，至于他死后，曾有一个传说是崇祯帝在吊死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
　　
　　魏阉若在，朕安得如此。
　　
　　明朝何能不亡？
　　
　　后人曾分析明亡的原因军事上重要的一条是文官主兵与太监监军制度，因为文官不知兵，能征惯战之将反而被这些纸上谈兵的人所指挥，至于太监，则因为生理上的缺陷多少都有些心理上的变态。
　　
　　但既使是这样，明朝的形式也本不至于如此。因为在这些不知兵的文官当中恰恰出现了三个军事天才，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本来都有能力改变明朝的历史：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
　　
　　但天启杀了熊廷弼，罢免了孙承宗，崇祯剐了袁崇焕。
　　
　　所以，明朝的灭亡真正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了。
　　
　　而此时，中原腹地的三秦之地，一场来自腹心的真正大患正在酝酿与爆发之中！
　　
　　四
　　
　　后来败出北京死在九宫山的大顺皇帝李自成，传说在北京的每一天都在过年。
　　
　　陕西的米脂并不光出产美丽的婆姨，还出生了李自成这样的乱世枭雄。虽然我们曾一度认为他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度认为他的失败是因为进入北京后骄傲腐化的原因。
　　
　　但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李自成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我想这个定义应该是客观的而又没有什么感情倾向的。自古官逼民反，百姓活不下去揭竿而起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李自成之前有周代的国人暴动，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末黄巾大起义以及唐末冲天大将军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则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是当一个朝代建立后，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经过不断兼并而造成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的手中，广大贫苦农民则流离失所，再加上严重的天灾与人祸，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而新的王朝建立后为平息民怨而重新平均土地，随后再兼并，直到又一次危机爆发。
　　
　　农民起义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被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因为他们造反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发泄对压迫自己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不满。更或者是为了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统治者去压迫别人，没有谁真正考虑过如何能改变这种现状，或者有人考虑过而当他真正夺取了政权之后又迅速地忘记了。所以，他们的反抗是以烧杀抢夺为根本目地的。
　　
　　这实在令人心痛。中国历史上真正秋毫无犯的农民起义军几乎没有。他们象蝗虫一样从饥饿的土地上蜂拥至相对富裕的土地，抢光粮食，杀光男人，掠夺财富与女人。而被他们迫害的除了官僚与地主，绝大多数都与他们一样是普通的百姓。中国每个朝代末期的农民起义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减少，杀人最多的可不是当时所谓的官军。
　　
　　黄巢最精典的例子是当军队没有粮时，将无辜的百姓像舂米一样捣成肉酱。而与李自成同时代的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几乎造成了四川人口灭绝。李自成也不例外，这个因为丢掉了邮递员工作而一怒造反的闯王刚开始杀人的手段绝不下于黄巢与张献忠。直到他遇到了读书人出身的李岩。
　　
　　因为李岩让他明白，想得到天下就要得到民心，而得民心的前提是不能随便杀人的。
　　
　　所以，在李岩之前李自成几乎被朝廷派来征剿的军队剿灭，他不得不一次次逃跑，投降。但在李岩之后，或者当李自成不再滥杀无辜之后，农民军突然强大的无可抵挡，而崇祯朝的末日也就一步步临近了。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军屡屡会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迫于局限性无法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么个浅显的道理。
　　
　　崇祯元年的农民起义与崇祯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恶果至少是天启与魏忠贤种下的。辽事的不断恶化使明朝的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为了应付辽东局事，明廷不断向农民增加税收。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明廷外患难拒而内忧频起，辽东战事激化了明朝内部的各种矛盾，而由这种矛盾激化产生的农民大起义又使明朝处在了内外夹击之中，明朝这时候恐怕已无力回天，她又有什么理由不亡呢？
　　
　　但历史其实在必然之中还存在偶然。
　　
　　谁能解释秦朝的灭亡是必然还是偶然？如果张良博浪沙的狙击不是击中了副车，如果不是李斯与赵高假传圣旨，谁又能断定秦朝必然灭亡呢？谁又能断定造成三分天下的赤壁之战是必然的呢？如果必然，那历史恐怕不会留下这么多有兴趣的话题供我们今天讨论，如果必然，明朝就不应该存在二百七十年。
　　
　　那么以努尔哈赤的军事才干，宁远孤城恐怕不会成为他一生中唯一的遗憾，关宁锦防线也不会支持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走过最后的几十年，这必然之中，还是存在偶然的。
　　
　　李自成的必然恐怕并不是因为骄傲，而是源于被他一度压抑在内心的对社会的不满与报负，他的偶然可能仅仅是因为吴三桂的倒戈，还有就是杀了李岩。
　　
　　当然，这样的观点可能是有失公允的。我只是想表明的是，在以必然为历史发展背景的主线下，在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之中，完全是有机会出现偶然的。
　　
　　熊廷弼也许会成为第一个创造这个偶然的人。
　　
　　萨尔浒之战后的明廷虽然暂时失去了对后金正面进攻的能力。但以明朝的国力，假以时日修养生息，完全是有能力一举荡平后金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百倍于后金人口的明帝国的综合国力是远远超越后金的。而努尔哈赤也是看清了这一点的，所以当熊廷弼到任辽东后他不敢轻举妄动。而熊廷弼在辽东所做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其实也是有利于明朝日后恢复辽东的。
　　
　　只是，天启皇帝杀了熊廷弼，不仅杀了他，还将他的首级传首九边，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没有死于杀敌的疆场，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直接原因是因为魏忠贤的党羽向熊廷弼索贿未果。还有孙承宗，这位延续了熊廷弼战略思想的大学士所做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袁崇焕，奠定了关宁锦军事防线。但这位天启朝的帝师却两度被阉党排挤，最后死于绕过山海关长驱攻入关内的八旗军。其时孙承宗离职在家，清兵围攻他的家乡高阳，他率全家与全城军民与清兵血战，被俘后不屈而死，史书上说他全家死难，终年七十五岁。
　　
　　中国历史上自毁长城的事情不算稀奇，那既然是自毁长城，亡国灭种就是必然的结果。熊廷弼虽然被杀，他自己多少有些该死的原因，因为不管如何，在他任内丢失了几乎山海关外所有明廷的土地，虽然他刚刚上任。孙承宗两次临危受命，虽然稳定了辽东不利的局势，但在朝廷那些所谓的清议刚介之士看来，其中几次小的军事失利多少有些有损大明国威。或许在他们看来，孙承宗与熊廷弼根本不能算上大明在辽东的长城，因为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在与大清的军事交峰中少没有胜迹。
　　
　　因为不管是朝臣和皇帝，使终认为来自边陲蛮荒之地的野蛮民族是无法与中原上国相抗衡的——至少面子上应该是这样的。为了这个面子，那就需要杀掉熊廷弼，罢免孙承宗（孙承宗虽是辞职，但与罢免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他们盼到了这看来是足以标膀大明国威的胜利，而且这胜利是绝对值得引以为豪、大书特书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所以，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一方面成了大明帝国真正长城，另一方面，更大的期望与寄托同时也落在了他的身上。
　　
　　杖策之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对比中国历来的立功封侯之志，这可谓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在１６２６（明天启六年）年的宁远孤城之上，儒生袁崇焕或许正抱着这样的豪情率领孤军与后金铁骑血战，我相信他其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激荡着唯有战死沙场的决心。他恐怕不会想到在未来的数年之内他会成为大明帝国屹立关外不破的长城，也更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增添无法明状的最深的痛！
　　
　　五
　　
　　由于传统文化与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更推崇“弹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儒将。这种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美的追求，难听点说反映出的是以貌取人的延伸而已。所以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儒将并不多，偶尔一半个就会被人不遗余力的吹捧。
　　
　　当然，伟大之处就是人们意识到了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圣人的教诲。斗智不斗力的最杰出典范应该是刘项之争。其实如果当年刘邦打的过项羽，他才不会傻到去和项羽斗智。但刘邦胜利了，所以就成典范了。
　　
　　但绝大多数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恐怕是黑旋风与猛张飞之类的其貌不扬的死士。儒将难得，有儒将出现，那是国之幸事，袁崇焕是一个儒将，同时也是一个猛将。
　　
　　且不说宁远城上指挥气定神闲，单单说他在辽东全面溃退之际单骑出关考察地形，就足以说明这个人身上的胆气。当然，这份胆量在败亡的危难之际让他在朝堂内外的声名雀起，同时也让他在短时间内官位连升。没有这个举动，他站不在宁远的城楼这上。没有这份胆量，他也不敢在辽东指挥官高弟下令全军撤退时毅然抗命孤军扼守宁远。
　　
　　宁远之战是传奇的，传奇之处是一生没有打过败战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偿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也成了努尔哈赤死亡的直接原因。有种传说认为努尔哈赤是因为在宁远城下中炮而伤势过重去世的。传奇之处的原因还在于以前多是明军战优势人数而失败，而这次是因为绝对的劣势而胜利，并且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军的第一次胜利。
　　
　　其实说穿了宁远之战不过是努尔哈赤攻击宁远而没有攻下而已。这样的战局让迫切渴望胜利的明廷单方面夸大了。但做为儒将的袁崇焕，他的胜利才刚刚开始，他的传奇也刚刚开始。
　　
　　袁崇焕是儒将也是一员悍将，虽然从各方面看来他很有可能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这个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强捍——清人称他为袁蛮子。如果说宁远之战多少有些被夸大和歪曲的话，那么之后的宁锦大战则真正是一场血战，随后入援京在北京城门外的战斗更是肉搏战，袁崇焕性格中的强悍直接反映在了这几场战斗中。清朝八旗铁骑无敌天下，也只有他有能力与对方硬碰硬过招而不落下风。
　　
　　袁崇焕手下有几员猛将，满桂、赵率教与祖大寿。满桂与祖大寿不说，赵率教却曾是熊廷弼手下的逃跑将军，但在袁崇焕的手下却成了猛将，最终战死在宁锦血战之中。同时，袁崇焕还是个精明的政客，虽然从政治倾向上讲他靠近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左右逢源，并且与监军的太监都能保持不错的关系，可见这人绝不缺少世故与心机。
　　
　　应该说袁崇焕其时简直成了一时的中流抵柱，在任何人看来他完全有可能挽狂澜与既倒——最起码崇祯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以他的才干与大明巨大的人才物力加在一起也是极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袁崇焕此时也一定是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有必要让皇帝安心，让大明安心。所以他轻率地提出了五年复辽的大话，这为他的被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种责任感迫使袁崇焕可能逐渐模糊了他心中的那份世故与狡黠，于是他杀了明朝皮岛的总兵毛文龙，这个做法后来被史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毛文龙纵有千般不是，也不应该由袁崇焕来杀。同时，由于杀了毛文龙，造成了尚可喜、孔有德与耿精忠的投清，这三个人后来成了清朝夺取中原的最大功臣——当然，在汉人看来可能是最大的汉奸。
　　
　　杀毛文龙是袁崇焕后来被杀的第二个伏笔。
　　
　　在皇帝看来，最大的危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异族的入侵，而是有功劳过大或者是权利过大的臣子危胁到皇帝的权利。在这个原则下面，再中流的抵柱也是要杀的，就像当年高宗杀岳飞。袁崇焕杀毛文龙触及了崇祯的软肋，虽然他当时不吭气，但心中是记上了。
　　
　　袁崇焕的错误还在于他居然逼崇祯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为军队发军饷。鉴于明朝皇帝一贯的爱好，动皇帝的钱与睡皇帝的女人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来勤政爱民的崇祯皇帝的心胸并不会如唐宗宋祖那样开明。但他迫切地想做那个大明中兴之主的愿望又强迫他将这些不满与愤怒压在心底。其实，即使袁崇焕五年真正能平了辽，他也一定会让崇祯杀掉的。
　　
　　幸亏他没有复辽。否则大明不亡，未必对百姓来说是件好事。
　　
　　但他五年没有复辽，而满清的军队居然打到了北京城下，崇祯心中忍耐的终于到了极限。这位皇帝此时心中一定充满了怨毒，这种怨毒是他对袁崇焕一味长期忍让的喷发。从他杀大臣的手段来看，袁崇焕让他所付出的坚忍肯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所以当幻想破灭（在他看来是）的时候，杀掉袁崇焕，并且让他史无先例的屈辱的死去才能发泄他心中的怨毒，这种发泄，甚至会让他不顾大明的前途。
　　
　　在我看来，崇祯的精神一定有问题，否则无法解释他继位十七年来的所做所为。
　　
　　凌迟是中国古代酷刑中最残忍的一种刑罚。关于这个刑罚，我曾看到一个传说中说，当年某位皇帝在规定凌迟该剐的刀数时曾经找过几个这方面最有经验的创子手，最多的是剐到二千九百九十七刀而犯人才死，所以凌迟被定为三千刀，实际上执行的是两千二百九十七刀。但现在看来这个传说可能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被判凌迟的犯人多会规定要剐多少刀，明代大太监刘瑾就被剐了三千五百九十七刀。但有一种说法是肯定的，就是最后一刀下去犯人应该还有呼吸，否则执行的创子手反而会丢掉性命。割完规定刀数后才是开膛破腹，随后是取下首级。犯人的痛苦才会结束。所以这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曾听说创子手一面割犯人的肉而一面给犯人上止血药的，并且为了防止犯人疼死一般会给犯人灌一定量的诸如鸦片一类的迷药。
　　
　　所以凌迟的最后往往是受刑人只留下一副骨架。而凌迟的目的除了让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更大程度上恐怕是为了给围观者以强烈的心灵上的震憾。
　　
　　袁崇焕就被处的是这种刑罚。
　　
　　崇祯杀袁崇焕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皇太极纵用了反间计，并且以皇太极当时的文化水平来看，他的这个计谋有人相信来自于中原汉人的一部〈三国演义〉。但崇祯是否因为中计而杀袁崇焕呢？
　　
　　史学家的争论是认为崇祯其实是并没有中计的，因为袁崇焕入狱到被杀中间间隔了十个月，崇祯既使中计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祯的关宁铁骑保卫北京，他需要防备杀袁崇焕而逼反袁崇焕手下的将领。但崇祯最终杀了袁崇焕，原因是上面所分析的几点，此外还不能不强调的是：
　　
　　崇祯一定是疯了！
　　
　　他肯定是疯了，他不会不知道杀掉的这个人是国家的栋梁，他不会不知道杀掉这个人后再不会有更合适的人替他去抵挡大清铁骑，但他还要杀，那只能说明他此时已经完完全全的疯了。
　　
　　此时不管任何理由去解释崇祯为什么杀袁崇焕似乎都有些说不通，因为除了他无人能决定袁崇焕的生死，他要不疯，袁崇祯就不该此时死。
　　
　　但也不能怪崇祯，他少年时的不幸与刚极位时来自魏宗贤的危胁严重影响着这位帝王的心理健康。史书上说他刚进宫时数天不敢食用宫中食物，只吃从王府带来的食品。杀掉魏忠贤后内忧外患的局面与振兴大明的重任压的这位才能平庸的皇帝的精神崩溃了。
　　
　　所以他要杀袁崇焕，而且他之前杀的不只一人，之后也没少杀一人。杀人是缓解他心中压力与恐慌的最佳手段。所以，崇祯杀袁崇焕与杀手下的大臣并不难理解。
　　
　　但北京城的百姓此时也疯了，他们疯的原因如果细究起来，恐怕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而提起这些往事，会让历史变的更加沉重，会让那场发生在１６３０年北京街头的历史悲剧，三百七十年后依然痛彻人心！

闲过信陵饮

　　策杖之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这是中国历代豪言壮语系列中的袁崇焕篇，经历史学家茶座的编辑们修改后发表在《历史学家茶座》第九期上，感谢编辑给我的修改和删节，因为他们的修改使文章更流畅了
　　
　　                                              策杖之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大明国的亡命徒袁崇焕

　　公元1644年，是中国传统六十年一甲子轮回计年习惯的甲申年。这一年也是大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
　　
　　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顷刻土崩瓦解，辉煌的宫殿与壮丽的山河成为身后云烟。吊死煤山的明朝皇帝身边仅有一个太监王朝恩陪死，他的那些大明忠臣们此时正在谋划如何向新晋贵族大顺军献媚。崇祯死时心中除了悲愤另外还应该有羞愧，不然他不会觉得无颜见明朝的列祖列宗。但他一定没有认识到造成这样局面的恰恰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临死还一直在认为是百官误了他。
　　
　　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袁崇焕是儒将也是一员悍将，虽然从各方面看来他很有可能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这个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强悍——清人称他为袁蛮子。如果说宁远之战多少有些被夸大和歪曲的话，那么之后的宁锦大战则是一场真正的血战，随后入援京师在北京城门外的战斗更是肉搏战，袁崇焕性格中的强悍直接反映在了这几场战斗中。清朝八旗铁骑无敌天下，也只有他有能力与对方硬碰硬过招而不落下风。袁崇焕有知人用人之能。他手下有几员猛将：满桂、祖大寿与赵率教。满桂与祖大寿不说，赵率教却曾是熊廷弼手下的逃跑将军，但在袁崇焕的手下却成了猛将，最终战死在宁锦血战之中。同时，袁崇焕还是个精明的政客，虽然从政治倾向上讲他靠近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左右逢源，并且与监军的太监能保持不错的关系，可见这人绝不缺少世故与心机。
　　
　　应该说袁崇焕其时简直成了一时的中流砥柱，在任何人看来他完全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最起码崇祯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以他的才干，如果与大明巨大的人力物力加在一起，是极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袁崇焕此时也一定是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有必要让皇帝安心，让大明安心。所以他轻率地提出了五年复辽的大话，这为他的被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种责任感迫使袁崇焕可能逐渐模糊了他心中的那份世故与狡黠，于是他杀了明朝皮岛的总兵毛文龙，这个做法后来被史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毛文龙纵有千般不是，也不应该由袁崇焕来杀。同时，由于杀了毛文龙，造成了尚可喜、孔有德与耿精忠的投清，这三个人后来成了清朝夺取中原的最大功臣——当然，在汉人看来可能是最大的汉奸。
　　
　　杀毛文龙是袁崇焕后来被杀的第二个伏笔。
　　
　　在皇帝看来，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异族的入侵，而是功劳过大或者是权力过大的臣子。在这个原则下面，再中流砥柱也是要杀的。袁崇焕杀毛文龙触及了崇祯的软肋，虽然崇祯当时不吭气，但心中是记上了。
　　
　　袁崇焕的错误还在于他居然逼崇祯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为军队发军饷。崇祯皇帝的心胸绝对不会如唐宗宋祖那样开明。但他迫切地想做那个大明中兴之主的愿望又强迫他将这些不满与愤怒压在心底。有这样的因素，即使袁崇焕五年真正能平了辽，也未必能得善终。
　　
　　而袁崇焕终究五年没有复辽，而大清的军队居然打到了北京城下，崇祯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这位皇帝此时心中一定充满了怨毒，这种怨毒是他对袁崇焕一味长期忍让的喷发。从他杀大臣的手段来看，袁让他所付出的坚忍肯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所以当幻想破灭(在他看来是)的时候，杀掉袁，并且让他史无先例地屈辱地死去才能发泄他心中的怨毒，这种发泄，甚至会让他不顾大明的前途。
　　
　　所以凌迟的最后往往是受刑人只剩下一副骨架。而凌迟的目的除了让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更大程度上恐怕是为了给围观者以强烈的心灵上的震撼。袁崇焕被处的就是这种刑罚。
　　
　　崇祯杀袁崇焕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皇太极用了反间计，并且以皇太极当时的文化水平来看，他的这个计谋有人相信来自于中原汉人的一部《三国演义》。但崇祯是否因为中计而杀袁崇焕呢?
　　
　　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皇太极的反间计里的一个步骤是这样的，当清军围攻北京的同时，在北京城外大肆的掠夺，并且扬言是袁崇焕将清兵引来的，而北京居民的产业恰恰大多都在京郊。还有的就是，明朝虽然奉行的是天子御敌于国门的政策，但真正北京城所遇到的威胁大约只有于谦的那一次。其余的数百年间，天子脚下，王化之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讲都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清兵居然打到了家门口，让这些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良民居然受到了刀兵之苦，袁崇焕简直罪不容诛!
　　
　　十四年后，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当年生吞袁崇焕肉的这些百姓，打开了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这姑且可以认为是因为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又同样打开了城门迎接了清兵——当然，他们也是率先留起辫子，成为大清皇帝圣容庇护之下的最早的顺民。
　　
　　此时，他们恐怕早已忘记了当年是曾经怀着怎样的愤恨去对待一个在他们看来通敌卖国的人。而且还极有可能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口沫横飞地讲述当年刑场之上的精彩以及袁崇焕的该死。
　　
　　他的确该死。袁崇焕的悲哀就在于他爱他的大明王朝，爱大明王朝的人民，而他的人民，他的大明王朝，却根本不爱他。不但不爱他，还要生吞他的血肉。所以，当他手下的将领买通狱卒给他送去用以减少受刑痛苦的鸦片时，他断然拒绝了。哀莫大于心死。肉体上的痛苦，永远也无法超越心灵上的剧痛。
　　
　　这个悲剧并没有终结。袁崇焕的冤案等到了一百多年后，才由他曾经拼死抵抗过的敌人——大清帝国的皇帝乾隆下诏正式为之平反。这是悲剧上之绝妙的讽刺。
　　
　　袁崇焕下狱之后，朝中奸佞之臣纷纷下书要求处死袁崇焕，而为袁崇焕请命的人则寥寥无几。其中有必要提及程本直，因为提及程本直，才多少会让人觉得在1630年的北京或者是大明王朝中有一丝正义，也多少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程本直，一介布衣，因仰慕袁崇焕而投身军中效力。袁崇焕下狱后，他多方奔走为袁崇焕请命，代死不成后宁愿与袁崇焕同死。他遗志与袁崇焕同葬，希望在墓碑上写上：
　　
　　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
　　
　　最终，大明王朝已不得不准备谢幕，因为再没有谁有能力或者有胆量去承担这个破碎的山河了。虽然，关宁锦防线其后又存在了十四年，虽然，那支袁崇焕亲自训练的关宁铁骑依然能征善战。但大明王朝的倒下，只是时间的问题。
　　
　　袁崇焕死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关宁锦防线仍然存在了十四年，十四年之中，清军始终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如果不是吴三桂投清，山海关的屏障作用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但清军可以选择绕过山海关进攻明朝，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长城只是一道摆设。明朝灭亡的问题并不是袁崇焕与一道长城就能解决的。袁崇焕的继任者孙承宗继续了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而袁崇焕手下仅存的猛将祖大寿与何可纲也依然在为大明奋力拼杀，只是崇祯随后又罢免了孙承宗，祖大寿也最终投降了清朝。
　　
　　袁崇焕的族人被发配充军，随后由于战乱不知踪迹。后来清廷在修《明史》时，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当年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的情况，经乾隆皇帝下诏才平反了这个冤案，乾隆曾下旨寻找袁崇焕的后人，但只找到他一个远房的亲戚。
　　
　　大清是想起了的，因为大清编写的《明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1630年死去的袁崇焕，为1644年甲申上演的活剧做了一次悲壮的垫场。他的死，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悲剧。这场悲剧的思考是：所谓的正义、人性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历史面前都得让人重新定义。
　　
　　不可否认，英雄推动了历史，但他们却无法改变历史。而站在历史血河里，这些英雄的铁骨却更让我们侧目。袁崇焕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他是真实而充满了悲壮色彩的。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但仅有希望够吗?

闲过信陵饮

芈八子篇




　　漫谈宣太后

　　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战国策，韩策》

　　这段话的的发言者是秦国的宣太后，其时身份是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秦始皇帝之爷爷的奶奶。看着辈份差别挺大，实际上，昭王在位五十四年，秦始皇爷爷在位三天，父亲一年……

　　今天我们熟知宣太后，一是因为开头引用的那段文字，这段文字时下随着网络发展而被人大加演绎，先按下不表。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宁静所演的《大秦帝国》——这是部很精彩的电视剧。里面称宣太后为芈八子——这个称呼感觉像是一个美貌才高女子的闺名。其际上，芈八子这个称呼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在宣太后所处的时代，称氏不称姓，大约已成为习惯。称氏表示尊敬，就像秦始皇，实际上他不应该叫赢政，而是应该叫赵政，为什么姓赵，这又是一个问题，与本文无关。但先秦时期，女人一般称姓而男子称氏，只是女人称姓时，姓应放在名字后，如果宣太后真的名为芈八子，也应是“八子芈”才对。说到这里，插个有意思的事：我记得曾看过一个观点，说兵马俑不应为秦始皇陪葬，而应为宣太后陪葬，并且有人在兵马俑残片上发现类似于芈月之类的称呼，由此推测芈月应为宣太后闺名，并写成部小说，据说近期要拍成电视剧，由孙小主（孙俪）主演。这个问题太深奥，也有些传奇，只提一句：就是反对者观点认为芈月俩字其实应为个髀字……这中间谁是谁非，恐怕只能观者自行判断了。

　　而八子，实际上是秦国后宫后妃的名号，也就相当于后世的品级与今世的级别。是一个领工资的等级与地位的等级，八子不算高贵，在惠文王时代，她并不能算个人物。

　　史记上说太后号称宣太后，宣这个字，按我理解，有几个需说下的地方：一是，宣应该是后世称谓，按谥法理解，宣是圣善多闻的意思，后世以宣为谥号的皇帝，都不是很坏的皇帝，比如汉宣帝——后世称为汉宣中兴的刘病已，还留下个典故：故剑情深

　　二是，宣是太后封地所在。

　　第三嘛，则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明确说太后号为宣太后，那应该本着信任他老人家的原则，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正、大，秦汉时帝王正殿为宣室，难道宣太后是这个意思？

　　喜欢的可讨论，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宣太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第一，一是这可能是有史记载以来第一位太后，二是，女主专权第一人。联系起老美女(姑且这样说吧，其时虽多政治婚姻，但太后的家世看来并无多大政治资本，而且区区一个四五等级的妾，大约是以美貌取胜的吧)妾的身份，这样号称也不无道理。我所疑惑的是，这种说法有些不够谱，因为史记是后人写的，宣为谥号好理解，她又不是惠文正妻，谥号不依惠文王，我看可以理解。宣为封地也可理解，就像我网名中的那位战国四公子，太后也是需要食邑的。恐怕核心问题在于：“宣太后”是她活着时候的号称还是死了以后——这个区别有很大不同，不过我倾向死后，随便例子：武则天当世为皇帝，死后史书仍然把这段历史称为武后时期。

　　本文姑且称之为八子吧，这是从流从众。八子家是起源于楚贵族的，这从姓可知。电视剧里也末见其家如何显贵，看来编剧大约也认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其母后来改嫁，生了个八子的同母弟魏冉，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穰侯。说这事，是突然对“封建思想”这个词深恶痛绝。古人吧，同姓不婚，这个姓应指氏，否则可作媳妇的太少，而且也不太特别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八子之母是改嫁过的，后来的汉武帝母亲王太后的母亲也是改嫁过的，所以武帝有个叫田蚡的舅舅，王太后是改嫁来的，再往前武帝他叔爷爷汉惠帝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

　　乱伦这个概念吧，肯定与咱现在理解的不同。伦是伦理，可能不单指辈份，实际上论辈只在同宗同族间——扯几句：祖指开创而有成就，宗指守成而有成就。从宗族来讲，从长子长孙这一系传下叫同祖，其余是同宗。再扯就是：祖在古文中写作且，阳具的意思，那么祖其实是种生殖崇拜，李敖曾指出过这个问题，并用来解释《诗经》上某些含且和也的句子，顺便一句，也字也是个象形字，《说文》上说象女阴……

　　扯这个是因为后文要用到。

　　八子当年得不得惠文宠幸？电视里演绎出的，我觉得可当爱情故事一观。这个真不知道，也不大可能知道，支持者大约的证据是八子生仨儿子，这个也有些牵强，原因在于，从生育能力是第一生产力的当时来看，生仨儿子真不算什么，而且史料与王权的原因，我们恐怕无法弄清惠文王有多少儿子。另外从概率角度讲，完成这种“壮举”，只不过，仅需要，三次伟大的交合而已。不过，惠文王死后，昭襄王入质于燕，八子随行（这个是个人猜测，并无史料支持），是否可证明这爱情也一般？

　　总之是，惠文王自有王后，也自有太子。惠王的继位者是武王，秦武王电视剧里名为赢荡（有点意思），这个人勇力绝伦，死的有些搞笑：他闲没事跑周王城去吓唬周王，看见九鼎非要举举，传说九鼎重千钧，合成现代怎么也在一吨以上。举的结果是个成语——“举鼎绝膑”，然后武王就死了，他共当了四年王，死后没有儿子，这下八子的机会来了。

　　其实武王勇则勇矣，这种死法却不能代表这人就是个一勇之夫，历史上有个典故叫“息壤在彼”，讲的是武王与甘茂君臣际遇的故事，可以说其人如不是因为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死法，恐怕也是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

　　武王当时信任一个叫魏冉的人，这人是八子的异母弟，曾听过一个比较不靠谱的传说，说八子和这位异母弟有些不伦之恋，这个说法听听则已，要求证，恐怕得穿越一下了。总之，内有魏冉，外有赵燕两国，经过三年的战争，八子以及其儿子昭襄王夺取了王位，然后除了自己亲生的儿子外，又杀光了惠文王其他的儿子，秦国于是进入了昭王时代，也就是宣太后的时代。

　　昭襄王做了五十四年王，死时七十一岁，算来这时候他应该十七岁，按说也不算小了。但史学家都认为这时是宣太后执政时期，时间长达四十一年。原因在于一是她是昭王他娘，二是因为魏冉。魏冉和八子的另一个同母弟戎，以及昭王另外两个弟弟当时合称四贵，在秦国权倾朝野。

　　这个可比做汉时外戚。不过，由于商君变法以来秦的制度，外戚的含义可能并不是仅仅裙带关系，魏冉（史称穰侯）其人可称秦国一代名将，开疆扩土，五次为相，立有不世之功。但你要说，昭王其时只是傀儡，恐怕也不对，否则的话，后来范雎相秦时昭王能尽逐“四贵”，史书上轻松一笔，那么这外戚的权也没想来那么恐怖。

　　那可以肯定的便是，宣太后，以及魏冉及其他三贵还有昭王在内，所为的仅是秦国的国家利益。昭王时期秦由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成为具备吞并六国实力的国家，是与这些人的团结分不开的。

　　八子是为秦国的利益勇于牺牲一切的。史书上所留的记载最让人唏嘘的八子色诱义渠王。义渠是秦西部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多年来一直是秦国的西部大患。我所看到的资料上写的是八子下嫁义渠王，然后生了俩孩子，她隐忍到秦国实力足够强大后，里应外合，一举攻灭义渠，然后她亲手杀了自己与义渠王所生的两个儿子。

　　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概念（大约30多年），由此可以反应义渠的强大，也由此可见，这个牺牲有多么的伟大。

　　历史上对这个举动的评价，可与惠文王攻灭巴蜀相提并论，是秦六国最重要的两个自强内因。

　　接下来谈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段话。我疑惑的是秦灭义渠是公元前272年，按历史学家考证八子死于公元前265年——战国时周礼虽崩溃，但其风应存，八子嫁时应为15岁，生昭王时16，昭王继位时应为34岁左右。那么至去世应该活了70多岁。灭义渠时八子应有60多岁了，从30多岁至60多岁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八子能让义渠王如此深爱，这个女人的美貌与智慧应该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八子绝不是个粗俗的人。更何况，先秦至儒家兴起，甚至至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于男女之事的宽容程度恐怕不像后世甚至当代对于此事所想象的态度。

　　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进程，其实就是从生殖走向情感。套用时髦词就是从生理需求逐渐走向自我实现的需求。前文说过“且”与“也”的实际含义，那么在八子所处的时代，《诗经》中其实就充斥着大量这方面的描写，更有私游桑中，阴羡濮上之语。孔子都说过《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虽然只是说关雎）。那可见，在当时的时代，对于性的包容程度是很让当代人所汗颜的。

　　八子前文的那段话，现在看起来惊世骇俗，但在当时可能是很正常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老人家的这番宏论，时人(韩人)与后世史家都没有觉得有何言语不雅，可见古人民风雅正。至于有多黄，坦白讲恐怕是我辈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博人眼球罢了。

　　此事后面有一段，列于此：尚靳归书报韩襄王，韩襄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崤，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于崤之救韩。

　　韩国上下，并没有觉得八子的话有何不雅，于是派张翠出使，张翠装病，见了甘茂。甘茂说，看来韩国的形式很危急了，你病了都来了。张翠说，我们不危急，屌才急（且急矣，这是为什么要论且的原因），大不了我们投降楚国。

　　所以，甘茂将这个利害关系说给秦国后，秦马上出兵救了韩国。

　　有意思的是，秦王并没有听太后的索要好处的意见。更有意思的是，显然从结果看，八子那番话有些“妇人见识”。但恐怕不是这样的。

　　八子晚年宠幸男宠，死后想让这位殉葬。这位找了个说客与八子说理，八子听从。由此可见，八子很明白事理。那么开头这段话，就有可能是故意为之，一是吓唬，以便让韩投降秦国；二是既使达不到目的，我这一个妇人随便胡扯的几句，也不算真。那么，才有了后来秦救韩。韩国明白，秦国明白，后世史学家也明白，所以没人计较这段话有多粗俗——因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大智慧。

　　以上结束。

　　读史有利于文笔纵横，也有利于某些事理。杂文与散文家应具备，最后扯几句题外结束：

　　我问过女儿，商鞅变法是功了还是失败了？女儿说，是成功了。我说既然成功了，那为什么商鞅被车裂了？女儿眼神里闪出疑惑，但还是坚持说：”老师说是成功了”。我说，是成功了，不过我刚问的，为什么商鞅死了，变法还成功了？

　　昨晚她的作业里有道题是：如何评价汉武帝的历史功绩。

　　现在的课本，开始有些意思了。

闲过信陵饮

范蠡篇
　　
　　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楚国人。春秋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交深。因不满当时楚政黑暗而相约入吴，后奔越国，共佐越王勾践。传说他助勾践兴越灭吴，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后急流勇退，泛舟于五湖。后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尊称为“商圣”。
　　
　　关于范蠡，可供参考的史料有《史记》、《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当时及后世的一些史家、文学家的著作的字里行间。应该说，由于资料多少的原因，我们一般取距离发生年代近，史官个人素质高低为可信任程度。
　　
　　《史记》并非是官修史书，实际上可归为“稗官野史”类，但他能被列为二十四正史第一，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先秦时可供参考的史书少，《史记》是最为详实的，二是《史记》自身的史料成就，三是司马迁作为史家自身的素质。
　　
　　先说说史家自身的素质：
　　
　　应该说史家的素质就是秉笔直书。《东周列国志》上有个故事：齐臣崔抒之妻与齐君私通，崔抒杀齐君而把持朝政。当朝史官太史氏记载：“崔抒弑君”。崔抒大怒，杀了太史，命其弟改记，不从，又杀。这位太史一共弟兄四人（实际应为三人），杀到最后一人时仍然不从，这时负责地方史的南史氏拿笔就来了（推测南史氏应为其他史家，以区别于齐之太史氏），说我准备你死后我接着记，崔抒一看无法改变，只好作罢，所以史书上就留下了“崔抒弑君”的记载。
　　
　　晋国的赵盾是个贤臣，晋灵公昏庸，迫害赵盾，赵盾逃出国，他族弟杀了晋君，史官董狐记载为“赵盾弑君”。赵盾委屈，董狐说，杀晋君时你没跑出国，留在国内，杀国君的又是你弟，你也没为国君报仇，和你弑君有什么分别？赵盾也无可奈何，所以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这两件事。
　　
　　那么古之史官所追求的就是：秉笔直书，哪怕用生命的代价去捍卫。司马迁是具备这样素质的，所以后世称其为太史公而不名，可绝不仅仅因为他当过太史令。这是对其史官的基本素质与《史记》真实性的最大认可。
　　
　　那司马迁所记载的《史记》就一定准确？
　　
　　肯定不尽然，但这种怀疑应站在对司马迁史料所掌握程度，以及其所处立场上。首先应该相信司马迁绝不会编造史料，因为这是史官的素质——而且，我也不大赞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去推测古人，这是有问题的：
　　
　　秦穆公称霸西戎，史称明君，秦当时有"三良”，穆公死后令这三人殉葬，所以后人多以这个理由非议穆公。但苏轼认为后人误解，实际上”三良"很有可能是自愿殉葬。并写诗说：古人因为一顿饭，就杀身以报，现代人见不到这种情况，就胡乱猜测古人……（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
　　
　　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
　　
　　所以也就能理解：“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所以历史有其可信，有其不可信，如果全否认，那就没有了标准。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能接触很多我没看不到的资料。而且汉兴以来，收集了很多亡佚的图书，这个阶段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存书最多的时期，汉藏书地方好像叫“蓬莱阁”，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就是个藏书多的意思。
　　
　　所以恐怕还得相信司马迁。这个是前提，然后再来讨论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如误记的地方。
　　
　　《国语》的作者是不是左丘明？我以为：司马迁说是，要比后人说不是更有可信度。
　　
　　如果真如有些人认为是刘歆所作，那他是王莽时的人，比司马迁离范蠡还要远。所以，还是认为是左丘明所作的吧。至于认为是集体智慧的，纯属无聊造句，《史书》必是集体智慧，不过为一人编辑，难道历史还能成了小说？
　　
　　国学大家王国维好像说过，《国语》他有三四成看不懂。以老先生的学问水准，这个不懂肯定与我们理解的不懂不同。不过，《国语》不管是左丘明还是同时代其他人所作，就《越语》这篇来看，大致成书于勾践灭吴之后。
　　
　　其实勾践，孔子，左丘明，范蠡是同一时代人。
　　
　　那问题就是：据传陶朱公(范蠡)活了近百岁，那么《国语》或者是《越语》成书时，他老人家很可能还活着。对于《国语》来说，他自然是不知所终，而对于司马迁来说，自然有了后来的故事。
　　
　　其实，范蠡功成身退，曾与勾践作别，勾践以共享越国利诱，又以杀其妻子“威胁”强留，范蠡却逃走了。勾践命人给他铸了个铜像(是不是历史上最早的铜像？)，率人朝九晚五地拜，又把国都周围三百里作为范蠡封地，然后指天地起誓告诫后代子孙不得冒犯。由此可知，勾践到不像后来范蠡给文种书信里所说的不可共富贵。
　　
　　那么文种之死就值得商榷：范蠡写信给文种，对勾践人品进行了诋毁(在勾践看来是)，然后劝文种逃。文种收到信的举动是没有逃，而却装病不上班。
　　
　　说到这里扯句闲篇，后世史学家以及某些聪明人总是怀疑，史书上记载的很多话不传六耳的私密事史官是咋知道的？由此猜测历史的编造。说实话，我原先也疑惑，后来理解了——君不见前段时有人专门自暴私密？
　　
　　后来，有人举报文种谋反，应该是这时勾践知道了信的内容，可以想象勾践的心情——你既认为我是小人，那我就小人一个给你看，于是他以很“小人”的嘴脸杀了文种。
　　
　　但这里是有问题的：
　　
　　第一，范蠡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如果真想劝文种远离，他与文种朝夕相处，应有很多种机会，为什么早不说，非得在这时候说？还用信这种留下证据的方式说？
　　
　　第二，文种为什么没有逃离，而只是装病？范蠡有识人之明，文种没有吗？文种也与勾践相处多年，对勾践人品应有自身判断。可见，文种并没有相信信里说的话，但他可能疑惑，因为范蠡用了个很高大尚的理由——面相。
　　
　　还有就是文种既深知勾践为人，也深知范蠡为人。他恐怕是不清楚范蠡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信，他可能毁掉了这封信，但却会判断不清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暂时请病假观察，但这正入了圈套。
　　
　　我一直以为文种并非死于勾践之手，而是死于范蠡之手。
　　
　　当然，以此为佐证的是，范蠡曾相齐。而在吴王夫差之后，越当为齐匹，以范蠡的才能，越国能成为其对手者，也就是文种了。
　　
　　所以范蠡为齐杀文种，很有可能。
　　
　　范蠡为楚人，为一展抢负而入楚仇敌吴，不得志而又入吴仇越，人品未必高洁。佐越二十年是为忍，功成而拂衣去，是为狠，这样一个人，一生所追求恐怕唯有实现二字，世人及己都为棋子，当然，他或为苍生，或许是为止齐越兵争。反正，我是不太理解。
　　
　　到可一提的是西施，西施的意思住在村西头施大妈家的姑娘。据说她名夷光，也有人说她姓郑名旦(他爹上门女婿)，总之是极美女子。西子捧心，我见犹怜，而东施效颦，不过多了故事的几分风韵。
　　
　　夫差因这女子亡国，后人却并未怪罪西施，看来舍身许国，任何年代都让人敬佩。
　　
　　范蠡与西施有无爱情，大约是没有的。但人们还是幻想她能与范蠡泛舟云梦，以寄余生，这是才子佳人般爱情传奇
　　
　　历史也于此中，更有些意思。
　　

闲过信陵饮

霍光篇

　　我从小喜欢历史，这应该是受先父影响：他喜欢买一些《明史演义》、《东汉演义》之类的书。然后偶尔会对我讲起。我最初的历史知识，大概就是他灌输给我的。不过天天看演义，他能讲而我又能记住的，无非就是什么“隋唐十三条好汉，秦琼算半条”之类。再然后，我能看懂的，怕就是本《上下五千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因为这本书而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三个人，一个是秦始皇，这个不多说了。另外两个人是张居正和霍光。
　　因为书里说张居正是明代最厉害的政治家，好象中国历代改革成功的，只有他和商鞅二人，商鞅后来被车裂了，并没有说张居正的结局。所以当时就觉得张居正很牛，很牛的人总是容易被记住。印象中书里说他改革的政策是“一条鞭法”。什么是一条鞭法，我直到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才真正弄明白。不过那个故事，现在能回忆起来就是：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治理国家，然后有天万历他娘指着《汉书》和万历说霍光，如果你不好好做皇帝，张居正就是霍光，然后能废了你。
　　那就从霍光开始吧。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管卫青叫舅舅。那是不是霍光也叫卫青为舅舅？好象不能，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先理一理：
　　霍光他爹当年曾到过平阳公主府，工作期间和平阳公主府的的侍女私通，然后生下了霍去病。这个侍女叫卫少儿，她有个妹妹叫卫子夫，还有个弟弟叫卫青。所以霍去病叫卫青舅舅。但霍光他爹可不敢承认自己睡了平阳公主身边的人，所以回到家乡后另娶妻生子，生的儿子就是霍光。
　　卫青吧，也是她娘与人私通生的，他娘史书上称为卫老太（卫媪），这个卫应该是夫家的姓。看来卫家私通有传统，也同时证明，汉时的民风是多么纯朴，所谓英雄真的是不问出处。
　　卫子夫后来成了汉武帝的皇后，卫青成了大将军，霍去病成了骠骑大将军，然后就知道了自己有这么个爹，估计也顺带知道了还有这么个弟弟。所以霍光很小时就被霍去病带到了京城，在武帝身边当一些侍从类的官员。
　　霍去病天妒英才，年轻轻就去世。匈奴当时还未灭，家是肯定是有的。汉武帝因霍去病而及霍光，对霍光很是关爱（这句是我扯出来的）。加上年老时由于太子谋反（后来证明是个冤案）备受打击，所以准备立当时只有八岁的昭帝，任命霍光为辅政大臣。要说汉武帝也够狠，立了昭帝为太子，便杀了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目的是为了阻止自己刚当皇帝时奶奶专权的事情再发生。这段历史班固隐讳了一些，只说是钩弋夫人是因为犯错而被武帝斥责郁闷死的。
　　霍光这人也有意思，史书上说他动止遵守礼仪，程度有些象现在的机器人，一切按程序来。比如从进门到书桌走几步路，然后在什么地方转身都是一样的——更要命的是他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所以汉武帝认定霍光就是那个能辅佐汉昭帝的人。其实霍光此时于汉朝并未有什么功劳，同时也不见得有啥才华，但史书认为，汉武帝很有识人之明。他看重的就是霍光的人品——这个问题联系起后文来，我觉得先说明一下，霍光于刘氏一家的江山，其实是并无愧的。
　　当时辅政的大臣里还有金日磾（金密底）、上官桀。上官桀是昭帝皇后的爷爷，不过后来因为谋反与桑弘羊（御史大夫，副丞相）一起被杀。金日磾是匈奴人，也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投降的休屠王的太子，这个人是性子比较随和，而且昭帝即位当年就死了。所以昭帝年间基本上是霍光把持大权。
　　这段时期值得一说的事有两个：一是昭帝这个皇帝应该是比较聪惠的，当初立他为皇帝，也就是因为武帝看准了这个孩子很像自己，昭帝在位期间，朝政也比较清明，基本上结束了武帝时期战争不已的局面，西汉的经济开始了复苏。可惜他活的并不长，在位共十三年，死时二十一岁（古人一般习惯说虚岁）。
　　第二个是他的皇后上官氏，这个小女孩儿在历史上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不过她创了几项纪录：一是6岁就当了皇后，二是15岁就当了皇太后，三是15岁当了太皇太后。然后死时52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武帝活的岁数大，皇帝当的时间长。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单论活的岁数，他排在前十，要论在位时间，他好像排在第三——前两名就是“唐宋元明我大清”的那爷儿俩。至于传说中的人物就不要论了，什么黄帝，尧、舜之类的，动止二三百岁，简直就不像是人能活出来。武帝六十多岁时生的昭帝，这时候他老人家的儿子都有了孙子。
　　另一个原因是昭帝没有儿子。按说古人结婚早，十二三岁当爹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更何况皇帝身边女人众多，给帝国留下个后代又是头等重要的事，可昭帝非但没有儿子，史书上也没有他有女儿的记载，莫非他生理有问题？
　　可能还真不是。
　　有个传说是，霍光为了保证皇后（皇后也是他外孙女）能生出太子来，不让昭帝纳过多妃子，理由自然是不能太近女色啥的。而且，为了防止昭帝偷吃，还要求后宫的女人们全穿上贞操带类的衣服（这衣服的特点就是脱起来非常麻烦），以保证昭帝只能睡皇后一个女人，但尽管这样，昭帝仍然没有后代，而且好象也不是皇后有什么生理问题，因为这里面也是有原因的：
　　原因首先在于皇后成婚时只有6岁，昭帝12岁。虽然是专宠，可由于年纪和发育的关系，此时生不出，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个正常还在于大司马大将军、首席辅政大臣的权威，恐怕还不仅仅是个生理问题——我看除了皇后，后宫其他女人谁敢生，谁敢怀？
　　其次原因还在于，皇后的爷爷谋反了。
　　上官桀曾与霍光是死党，这个不难理解：毕竟我儿子是你女婿，我孙女也是你外孙女儿。可后来俩人就弄不到一起了，原因也不难理解：毕竟我孙女才是皇后，而你仅仅是外孙女是皇后。但昭帝对霍光的人品是绝对信任的，所以上官侮蔑不成，转而谋反，再转而被灭族。
　　按说汉时灭族的后果是霍光与皇后都要受牵连，但俩人都没事。霍光自不必说，这上官家的皇后怎么也得废了。这里要插一句：霍光人品在我看来还是厚道的：因为一个外孙女皇后对霍光是没什么意义的，废掉个姓上官的皇后，再立个姓霍的皇后，也是顺坡上轿的事。
　　霍光没有为，说明他确实是个好人。
　　不过问题是昭帝突然对小皇后有了看法。这个真没法说什么，昭帝从小受霍光教育多年，讲究的就是爱憎分明，另外怕是多少对这段被安排的婚姻也有所不满，总之是对皇后是冷落了。霍大将军纵然有千般手段，但架不住昭帝主意只有一个，就是不见皇后。前文所说的那个贞操衣的传说大约是出自这段时期，后人也因此猜测说中国上官氏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处女皇后。
　　这个属宫闱秘事，还真不好猜测，从史书片言与传说推测来看，应该不实。总之是，昭帝病死，无后，于是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上官皇后便成了上官皇太后，此时15岁。
　　刘贺是武帝之孙，昭帝之侄，即位时应该19岁。他总共当了27天皇帝就因荒淫无度而被废，论起当一国之君，算起来就比秦始皇老爹强，这位就一天。后世史家多以为废立昌邑王这段公案是霍光专权与不臣的证据，但这个证据却是不充分的。
　　先说说为什么要立刘贺。
　　武帝一共有6个儿子。长子也就是太子刘据因为所谓的谋反而被杀，他总共三子一女，也全死于这场灾难，只留下一个刚出生的孙子刘病已。第二子是齐王，早死无子。第三子燕王刘旦，武帝时就想谋取太子位置而被他爹痛斥，昭帝时又和上官桀谋反而被杀，子孙都被开除出皇族，没有了继承权。那剩下的有继承权就是广陵王刘胥与昌邑王之子刘贺。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封建王朝皇位的继承顺序，也基本上是宗法制下的家族继承顺序。这个继承原则下，此时最合适的人选就应该是广陵王刘胥，而且朝中大臣也都认可这个顺序。
　　但问题是霍光不认可，霍光认为当年武帝不立广陵王而要立昭帝，就是认为广陵王不适合作皇帝，而广陵王也确实给了霍光借口：史载其人在封国内也是荒唐无道。于是霍光立即派人迎立刘贺。后人有认为这是霍光为了保住外孙女皇太后的名份，同时刘贺年纪小便于控制。这个观点，我并不赞成。因为实际上刘贺也处在个不可能控制的年纪。
　　刘贺也有问题，他总当了27天皇帝便干了一千多件荒淫无道的事，如果我记得没错，史书记载的有零有整共1217件，同时他大加提拔自己在广陵时的属官，并且表达了要剥夺霍光权力的强烈愿，所以《资治通鉴》上说霍光“心怀忧懑”。便开始琢磨换皇帝。
　　这事多少有些欲加之罪的意思：因为朝庭即然知道广陵王荒唐，怎么可能不知道刘贺荒唐？广陵王不能继大统的理由，刘贺一条不少全部具备。那么这俩人所有罪状可能只有两条是真实的:其一是武帝与霍光（主要是武帝）确实认为广陵王不适合当皇帝，其二是刘贺提拨亲信，过早表达了与武帝和霍光不同的治国理念
　　但要废立皇帝可是天大的事，话说春秋战国时候那些换皇帝的作法叫篡位，霍光此时怕是有这心也不见得有这胆，于是有人为他找来了依据：说当年伊吕曾放逐太甲，干的也是废立的事。不过这个证据只取了对霍光有利的一半:伊吕当年是放逐过太甲，但人家还等着太甲改过后又还政给了太甲。这一点上，霍光多少是有些交待不过去的，所以后世的以忠君为原则的史学家对他有微辞也是出于这么个原因。
　　霍光有了理论依据，于是便集合群臣，调集军队，抬出小太后，杀气腾腾地完成了这出废立大戏。
　　公元前74年，霍光集群臣，废刘贺仍为昌邑王，立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刘贺后来又被废为海昌候，15年后死去，年34岁。霍光也因改立皇帝这个举动，历史上与伊尹齐名，并称为伊霍。
　　这里要说一下霍光为什么要废立皇帝，说清了这个问题，后面的事件便好解释。
　　霍光废刘贺是为了保证大将军的权力吗？我认为是的。
　　但这种保证，于公于私都是必要的。
　　首先，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反思自己执政错误，并重新规划了执政思路，他必须保障这个政治思路得以贯彻下去，这就需要合适人选。其次，霍光伴武帝二十年，两人心意相通，武帝的执政观念深深影响霍光。再次，武帝有公认的知人之明，汉武时期人才济济，卫青由家奴而跃居统帅，而立不世之功，可霍光于汉无功也无特别才能，武帝却能令人画“周公辅成王”像来明示霍光辅政，这说明武帝早已认定霍光能成为周公那样的人。
　　不过作周公就要承受周公所承受的，这一点武帝知道，霍光知道，武帝知道霍光知道，霍光也知道武帝知道他知道。所以，这是个承诺，而要兑献这个承诺，可能需要生命以及名声的代价。
　　那么，霍光所为，便是贯彻武帝所欲为。要坚持下去，就必须保证自身权力的掌控。所以，任何影响贯彻武帝思路的，必须拔除，比如上官桀，燕王，甚至比如刘贺。
　　说清楚了这一点，霍光的行为就可以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权臣废立的故事，更深层次的是如何保证治国理念如何实现下去。我觉得武帝和霍光之间，应该有过多次深层次的沟通，否则无法让霍光真正理解，周公辅佐成王全部的意义。
　　那么说白了，霍光是有着政治理念的人。这一点与张居正相同，所不同的是：霍光贯彻的是汉武帝的治国理念，而张居正实现的是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两个人相同又不同，谈到张居正时再慢慢说。
　　解决了刘贺，帝国皇位继承人就是刘病已了。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叫《乌龙闯情关》，讲的就是这个人的故事。刘病已是太子唯一幸存的孙子，这个时候应该17岁。因为太子的原因，他的身世比较坎坷：住过监狱，流落过民间；混迹过市井，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用时髦的词来说，他应该深知民间疾苦。霍光选择这样的人，不能说单单用没有别的选择来看，因为刘病已的身世与经历，决定了他是最能够贯彻汉武帝政治理念的人选。也由于这个选择，西汉进入了历史上著名的“宣帝中兴”时期。
　　后面的事情，有些意思。
　　宣帝即位时已成年，霍光曾表示还政于宣帝。但宣帝坚决要求霍光继续辅政。这是个比较尴尬的处境：宣帝刚即位，还不能保证朝证是否能一如既往持续下去，而自己功高震主，自古权臣无好死。霍光又不是傻子，这个局面你我都能看出来，他又如何看不出来？
　　那么所要坚持的便是，自己坚定的政治理念，至于自身，恐怕想不了那么多，也未必能想清楚。
　　有几个事需要说明一下，以证明霍光此时一贯的作法。
　　一是霍光立宣帝不久，有人上书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帝，有不臣之心。这个举动很有意思，宣帝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奏折处理霍光，因为他是受益者，而霍光却也没有因为这个奏折收拾上书人。
　　二是故剑情深这个典故，宣帝即位前有个老婆，当皇帝后又娶了霍光的小女儿（这个辈份关系就不要理了，反正汉朝多这事），朝庭大臣们都认为应该立霍光女儿为后，因为封建门弟关系的原因。但宣帝说他要寻找在民间时的佩剑。这话马上被大臣们理解，于是就立了即位前的老婆，而霍光也没有反对。
　　三是，既然立了许皇后，那么许皇后的父亲封侯也是惯例，可霍光非要反对。理由先不说，这个举动至少说明霍光还是坚持一贯的刻板和章程。
　　以前怎么办，现在仍然怎么办。朝政依然在顺着轨道发展，霍光认为自己只是保证这个轨道平稳的运行者。而霍光的老婆却不这样认为。
　　霍光老婆名显，历史上习惯称她为霍显。在她看来，大将军的女儿排在一个身份低微的女人之后，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她居然指使人毒死了皇后，然后让自己的女儿顺理成章成了皇后。当听到许皇后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后，又更加不能容忍，又要指使自己的女儿毒死太子，只是由于太子身边保姆佣人太多而没有得逞。
　　这个后果是直接造成了霍光死后霍家被灭族，所以想起来，经常见有人声称自己是谁谁的第多少代孙，那么自称为霍光第几代孙的我看就免了吧。
　　不能绕过的问题是霍光知道了自己老婆派人毒杀皇后的事，大将军的反应是震惊，但他没有处理自己的老婆，转而替她隐瞒，这一点为霍光的人品埋下阴影。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
　　谋杀皇后，是个灭族的大罪，怎么处理，又怎么追究？恐怕怎么办逃不脱自己指使的嫌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于事无补。那么，“碍于夫妻情分”只不过证明霍光是个普通人。
　　三年后，霍光亡，死前上书分他的食邑三千户给自己哥哥霍去病的孙子霍山。而毒死皇后与阴谋谋害太子、谋反的罪名终于暴露，霍氏灭族。
　　应该说，宣帝对于霍光的功绩还是相当认可的，霍家灭族，并未诛连霍光，并于后来将他列为麒麟阁第一功臣，并给予一个皇帝能给予一个臣下最高的尊重：用帝王礼仪下葬，陪葬茂陵，称官名而不称全名……
　　那结尾时应该表达下对霍光的看法，班固说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说他因为没有多少才学，因而不明白事关大局的道理。其实也可理解为，因为没有多少才学，所以肚子里没有多少阴谋诡计。
　　霍光其实就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是一个老实人。他身上背负了武帝的治国理念，影响汉朝二十余年，承前启后，仅此而已。
　　

闲过信陵饮

　张居正篇　






      关于张居正，我觉得还是先列出三个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再慢慢开始说：
　　
　　第一是一副对联：
　　
　　艾自修，自修勿修，白面书生背虎榜；
　　
　　张居正，居正不正，黑心宰相卧龙床。
　　
　　第二是张居正的说过的一句话：我非相，乃摄也。
　　
　　第三就是万历为何对张居正如此愤恨。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叫《联林奇珍》，里面曾出现过类似的这么副对子。我记得当时好象刚上初中，而且家里刚换了彩色电视机，因此对此联印象较深，刚网上查了下，《联林奇珍》里的对联是这样的：
　　
　　凌大岫，大岫真大羞，白面书生落虎榜
　　
　　何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状元卧龙床
　　
　　电视剧由于剧情需要，要将中国古代那么多名联落实到主人公身上，自然需要些加工，特别这个对联还含有名字。只怕是电视剧主人公凌大岫之名也因此联而起。
　　
　　不过当时我还真不知道，原联是改编自张居正的。
　　
　　这个对联暗含的故事大约有两个版本：一是说艾自修与张居正是同年进士，二说张居正是艾自修的主考。反正艾自修虽然中了进士却是最后一名。自唐科举以来，放进士榜称为龙虎榜，因此才有榜眼之说。那最后一名自然是“背虎榜”了。张居正讥刺艾自修，因此出了上联。
　　
　　然后是艾自修当时对不出，自尊心也受了沉重打击，因此怀恨在心。多年后发现居正与李太后有私情，密报万历，万历于是治居正罪，而艾自修自书下联给张居正，报了多年前的羞辱之仇。
　　
　　在版本二里，居正上联是无心调侃，事实上他一直帮助和提拨艾自修，而自修终不知情，虽后来被人点破，但大错已成。
　　
　　我曾奇怪对联的出处，网上给出答案是《中国古今巧对妙联大观》，这部书是今人编纂，大至出版于1990年。《联林奇珍》应该很受此书影响。现在这本书大概要到旧书市场才能淘得到，网上没有查阅的地方。我见引用此联的文章都只是直接引用了这副对联，却并未注明对联的出处。郦波教授在讲到此联时也仅是说大约出自清代的民间戏剧。
　　
　　其实探究此联出处，是因为张居正大约死于1582年，也就是万历十年。而对联中的另一个主角艾自修，大约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才中的进士，从时间上俩人怕是不可能有什么纠结，这恐怕就是关公战秦琼了，所以此联是后人杜撰当属无疑。
　　
　　艾自修这个人是白族，正史上讲是名儒，理学家。民间传说中则是一位机智、敏锐、博学善对的人。有人把他比作白族中的阿凡提，也很像汉族传说中的机智少年徐文长。徐文长即是徐渭，有明一代三才子之一（另两人为杨慎与解缙），大约与张居正为同一时代人。他自号青藤居士，郑板桥曾对他五体投地，自诩为青藤门下走狗。徐渭其时曾为胡宗宪幕宾，又曾授抗倭名将李如松兵法，是位世外高人。徐渭在少时也有不少机智对联如：粗毛野兽石先生之类，在民间广为流传。
　　
　　选择艾自修，应与他名字契合对联有关，同时也应与机智善对的传说有关。而另一个原因，则是风月之事，特别是涉及宫廷怨妇的风月之事，例来为后人乃至我辈思慕、探寻不已，甚至必需附会的如同亲见才肯罢休，而至于是否栽赃，反而不管不顾了。
　　
　　其实张居正与万历之母李太后的嗳昧之情也不由得不让人猜疑。万历的爹隆庆帝自有皇后，按规矩李太后即使是皇帝生母，地位上也要低皇后一些，但张居正硬是搞的她和皇后平起平坐。李太后年轻新寡，张居正又是著名帅哥儿，李皇后教育万历动不动拿张居正威胁，对张居正又言听计从，张居正在万历时权倾朝野，当时史料说他即使是古代的真宰相，权势也不一定能胜过他。
　　
　　那么由于这些际像，人们自然而然猜测“枕边风”的功劳，也是有些由来的。
　　
　　然后就是王世贞了，这个人被好多人写文章分析，就不多说了。简单概括其为人与身份大约是：文坛领袖、风流才子、2B铝笔般文艺青少年。他曾与严氏父子有杀父之仇，还是真正正牌的张居正同年。但张居正似乎看不上他，看不上他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有两点：一是张居正觉得他志大才疏，并不是自己真正可用之人，这一点隐含有张居正的用人观，并不看重名气与文采，而是注重办事能力，这一点从他对海瑞的态度上可窥端倪。二是张居正可能觉得王世贞沽名钓誉，并害死其父——也就是张居正觉得他确实可能二。
　　
　　不过文艺青年的胸怀恐怕没有那么宽广。严氏父子得罪王世贞的后果是：他写了很多描写严氏父子奸臣的戏剧，由此严蒿的奸臣形象深入民心。这个到是可以理解。
　　
　　不过张居正得罪王世贞呢？王世贞写过《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张居正的传记里提到张居正曾向谭纶讨教房中术，又服食壮阳药之类的东西，还有戚继光给他送美女的事，好像张居正是个好色之徒，这也给李太后和张居正有风流事这种猜测留下了臆想空间。
　　
　　其实拿男女之事说事，攻击至下半身，虽历来为人不齿，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却是最为有效，而文人乃至我辈乐而为之的行为。无道必配荒淫，似乎只要不荒淫的人就不会无道。那张居正既然荒淫，恐怕就是无道，但这种说法有些无耻，因为千古第一清官的海瑞，也有一妻二妾，这该怎么说？
　　
　　万历年间的《万历野获编》曾记载一件事：说是张居正的父亲70岁大寿，王世贞和另外一个人同时写了贺辞拍马，并各自刻进自己文集里。后来张居正犯事，王世贞马上删除了那篇贺词，而另外一个人始终没有。
　　
　　由此二人人格高下可判。事实上，曾经有人怀疑过那幅对联是王世贞所编，用来造张居正的谣。这多少出于对王世贞的人品怀疑。其实王世贞死于1590年，与艾自修也并无交集。
　　
　　那么张居正和李太后到底有没有私情呢？我觉得是没有的。首先李太后虽然当时年轻，但怎么也年近三十，这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可吸引人的年纪。其次，张居正当时已47岁，而且既然是侍妾成群，那么这个事就显的难为老张。第三是得注意当时的宫禁之严和男女之防——如果有人说当时的民风很开放，那就属于打辩了。第四是，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在当时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还有就是明朝特殊的政治制度，保证了不可能有篡位的权臣出现。张居正不能，严氏父子不能，刘谨不能，魏忠贤也不能。
　　
　　所以，私情一说有失偏颇，纯属造谣陷害！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张居正的那句话：吾非相，乃摄也。
　　
　　这句话《明史张居正传》中没有，王世贞写的《张公居正传里》也没有。而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不是丞相，而是摄政。这句话在皇权时代，是句很要命的话，因为摄政往好里说是周公，霍光；但往坏里说就是王莽。潜台词就是有可能篡位，这个说法任谁也不可能乱说。
　　
　　那这句话的出处是哪里？还是出自我前文说到的那本《万历野获编》。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大约生活在张居正死后的万历年间，与艾自修应为同时代人。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在京城当官的，他从小生活在北京，听父亲和爷爷，以及他们的同僚讲了很多官场的琐事与典故，再加上自己的见闻，写成了笔记，定名为《万历野获编》。这部书在明代并未公开出版，而且，清代出版时经过了后人的整理。虽说史学界对此书评价甚高，但不代表完全正确。
　　
　　《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手下拍马屁说他是如何的好丞相时，张居正这时就会对手下说：我不是丞相，我是摄政而已。
　　
　　首先不太清楚张居正是不是说了这句话，如果说了为什么没有成为张居正的罪证？如果没有说，那为什么会有空穴来风？
　　
　　这部书同时还记载了，张居正荒淫奢靡以及收受贿赂的一些罪证。比如说张居正返乡途中，坐的都是32人台的大轿，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皇亲估计不用）都得出城跪迎，排场比皇帝还大。
　　
　　那么姑且认为这本书记载的正确。但张居正这句话有其实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狂妄，也就是我们字面里理解的意思；第二种解释就是：我不敢当什么丞相，只是替皇帝治理国家而已。
　　
　　那么他的忠心可见一斑。
　　
　　所以这句话在当时没有成为张居正的罪证，恐怕他对大明的忠诚是被皇帝，王世贞以及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认可的。
　　
　　接下来回到第三个问题，就是万历为什么那么恨张居正？
　　
　　我觉得万历恨张居正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长期的敬畏下而产生的逆反心里；第二是精神偶像的倒塌，第三则是万历很贪财。至于绯闻一说，相信当时当世恐怕没人有那胆子敢和万历说，更何况是子虚乌有事。
　　
　　至于万历对张居正的敬畏，这个不多说了。各类史料，解读，评论讲的太多。张居正对小学生似的教育方式今小皇帝产生逆反心理顺理成章。那么第二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张居正是不是万历的精神偶像以及张居正是怎样一个人。
　　
　　从万历的成长经历、教育水平以及李太后的言行来看，张居正成为万历精神偶像是正常的。因为他恐怕不可能有第二人为偶然，这大约是张居正以及李太后、冯保等人故意为之。但由于小皇帝年纪逐渐长大，这种认知程度是会慢慢改变的。
　　
　　另一个方面涉及到张居正是如何一个人。同样，由于各种分析、解读文章太多，我们试着换一种视角，以万历的视角来观察张居正以及他对张居正态度的转变。
　　
　　那这个视角可能是这样的:
　　
　　十岁之前，在他眼里，张居正恐怕只是一个长着长胡子，而且看起来很和善的人。
　　
　　在他登基以及未成年的那段时间里，由于自己母亲、张居正以及冯保的共同教育。他恐怕是认为张居正就是大明王朝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梁。而且由于张居正的严厉，在他内心埋下了对张居正敬畏，这种敬畏暂时还只是由于爱戴。但在罪己诏事件的前后，万历怕是已进入一个少年的青春叛逆期，虽然他表面上顺从，恐怕内心里会有不服的情绪。更重要的是，他是皇帝，凭什么臣子可以在他面前发号施令而他却不得不遵从？
　　
　　随后，他可能越来越得知了张居正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地位，也知道张居正可能具有像霍光一样废立皇帝的大权（事情上，明朝的特殊制度下，张居正可能没有这个权力），他内心中可能明白张居正是为了大明一心一意的，但很有可能如同汉宣帝见霍光一样“芒刺在背”。
　　
　　再随后，张居正死了。突然之间言官们开始弹劾张居正，更有人列举了张居正的很多罪证，比如：用人唯亲，党同伐异，贪污受贿、陷害宗王。要命的是这些罪状居然都是真的——原来他心中一直敬重的张居正居然是这个样子；原来，张居正所讲的那些做人道理全都是骗人的；原来，张居正是一个骗子；原来，张居正其实是一个小人。
　　
　　我觉得，这便是万历其实的心路历程。他觉得被张居正所骗，觉得张居正表理不一，其实是个小人。那么张居正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旁观者可能清楚，而当事人却未必清楚。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少有神童之名，二十三岁中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受徐阶培养教育，熟于吏事。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目睹夏言被杀，严嵩专权，除阶韬光，宦海沉浮三十余年，因朝政风摇，百姓忧苦，遂心怀天下，与高拱结盟而掌权，后逐高拱而专权。万历朝为帝师、首辅十余年，行鞭法，推考成，用良将，平暴乱。自其身死，府库积栗可支数年，存银四百余万。其时朝政清平，四海安居，经济发展，后人多思其贤。
　　
　　张居正是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优秀政治家，与霍光相比，他要伟大的多。
　　
　　但他却不能算一个好人。因为，他不但行贿而且受贿，他不但任人为亲而且擅权，他曾明哲保身左右逢源，还会为了权力而使一些阴谋诡计，他巴结太监，讨好太后，从任一角度来看，他都不是封建传统道德标准下的好人。但他仍然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只不过这种高尚来自于自己心中政治理念的实现，为了这个目标，又何惧当世与身后的流言。
　　
　　那么这些，万历是不可能理解的。这是由于其当事人的身份，而时人不理解，则是因为张居正的考成法使他孤立于官僚集团之外，这是他受人诟病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后人之所以能理解，刚是因为，张居正治理下的大明与后来日薄西山的大明相比，则更利于人们理解张居正的所作所为。
　　
　　那么万历恨张居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万历还是个特别贪财的人。
　　
　　除了上述的两个理由外，还有两个事也促成了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一是传言当年查抄严府时有大笔的金银落入的张居正手中，二是张居正曾为了报父仇而构陷辽王，辽王妃狱中上书也指张居正贪污了查抄辽王府的大批金银，所以万历立即下令查抄张居正府。
　　
　　万历皇帝是个很奇怪的人，历史上他给人留下两个印象，一是懒惰：他曾三十年不上朝，也不处理政事，不光不处理政事，连上书骂他的大臣都懒得收拾。金庸先生的《袁崇焕》评注里附带了很多当时朝臣骂万历的奏章，甚至说万历连桀、纣都不如。但万历仍然是不理不睬。据说很多入阁的宰相都没见过皇帝长啥样，那艾自修就很有可能没见过皇帝的样子。
　　
　　他的懒还表现在另个方面，就是懒的动弹，因为不动弹以至于很胖，因为胖而又不过弹，所以一条腿落下了残疾。
　　
　　第二个印象是万历贪财好色，据说那条腿就是常年保持一个姿式躺床上数钱造成的。万历晚年对钱已近颠狂，这个故事也很多，就不再引用。唯一有点意思的说法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小农出身，对钱的欲望通过基因遗传到了万历身上。这观点虽不登大雅，但是我想说，我同意。并且，没有理由供解释。
　　
　　血统及出身论就不多扯了，这个西方早有观点。而我中华虽实实在在，一直贯彻了五干年，到头来却不承认了。
　　
　　总之是万历皇帝清算了张居正，抄家抄出来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直至天启年间才被平反，其子孙大半凋零，凄凄惨惨戚戚…
　　
　　而关于张居正其人，历史已有公论：
　　
　　明史赞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
　　
　　当年明月曰：“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在我看来，张居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为了实现实政治理想和目的，始终坚持。虽然独断专行，待人不善，那也是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虽然他可能生活奢侈，表里不一，但并不掩其伟大。
　　
　　他的道德虽然并不高尚，但却有“虽干万人，吾往矣！”的决绝与勇气。
　　
　　至少这样的张居正，我认为才是真实的。（完）

闲过信陵饮

海瑞篇
　　
　　大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帝国的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病故，时年七十四岁。
　　
　　之所以用“大明”，是因为明朝的国号本来如此。而强调海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名，是因为明朝自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明朝的官僚体制一直是两套：北京一套，南京一套。南京的官员没什么实际职权，因此基本上就是个养老的地方。
　　
　　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正二品，级别与尚书相同，在明朝行政体制内，鉴于一品的三公三孤与太子的三公都属于荣誉称号类的虚衔，活人是很少能挣到的，所以这个官位也算的上是混到头了。
　　
　　南京体系官一般用来解决职称问题、养老混工资问题以及用来安排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所以往往让人忽略，忽略程度据史料称：很多尚书类的高官也让人想不起名字。所以，海瑞的去世本应是默默无闻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据《明史》记载：海瑞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南京的市民罢市，自发为他带孝送葬的人挤满了江边。而运送他遗体的船只在江上行驶时，两岸设祭痛哭的人绵延百里……
　　
　　这是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人物。在我印象中史书出现类似记载而大家又相对熟悉的人物里有：汉时李广，唐时太宗，宋时仁宗。
　　
　　其实，这个景象与几十年前的十里长街类似。而不同的是，海瑞时代并无广播与报纸宣传，也并无“敬爱的”、“伟大的”之类理念教育，那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则更值得关注。
　　
　　海瑞，字汝贤，自号刚峰，是今天的海南省人。有人称之为古今第一清官，而且他还做过百姓过年时门上贴的门神。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小时候都看过他的连环画，五十年代以及更前生的人怕是印象更为深刻，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个在当世，死后乃至现代都能有如此巨大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人物，中国历史上是不多的。
　　
　　那么，该如何说海瑞呢？我觉得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探讨吧：
　　
　　第一是海瑞究竟有多清廉。
　　
　　第二是他讨老婆的问题。
　　
　　第三是为什么百姓爱戴他而当世同僚都不喜欢他。
　　
　　第四是我对海瑞的看法。
　　
　　那海瑞到底有多清廉？
　　
　　反正吧，到这么个程度：据说海瑞死前几天，南京兵部给他送来冬天的烤火费，海瑞一算，发现多给了七钱银子，就马上吩咐仆人退还。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里说这可能是海瑞最后的遗言，网上多有引用，而且被演绎出了多个版本。但这个说法里有个误解：因为这是海瑞生前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公事的话，但却不一定是他的临终遗言。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海瑞死前三天左右的时间里。据海瑞同时代的门生辈人物梁云龙所著的《海忠介公行状》记载，海瑞的遗言是什么也没说：“病不药，临危，男仆犹不入内，无一语及身后事，独抱真纯以还”。
　　
　　海瑞是没有儿子的，这个问题后面再说。他死后他的属官南京佥都御史（正四品）王用汲去料理后事，发现海瑞的全部遗产只有十几两银子，根本不够办他的葬礼。而且海瑞所用的衣物和用具是既使是最贫苦的士大夫都不屑于使用的，于是至于泪下。就召集同僚大家凑了笔钱给海瑞勉强办了葬礼。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王用汲此人是海瑞一生的挚友，从历史上看，这个关系虽然经过了电视剧演绎，但至少王用汲与海瑞应该是引为知音的：这两人都是不畏惧权贵敢于直谏的“好官”。海瑞因不满朝廷在整治豪强兼并土地上的和稀泥作法而辞官，王用汲则是因为不满张居正的嚣张而被罢官。两个人又同时因为张居正之死而被启用。海瑞死后，王用汲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与海瑞的命运一样，这个人同样也因为过于刚直而不被官场所容，所以大多安排在南京官僚体系中。
　　
　　以上的两个例子大约可以说明海瑞是如何的清正廉洁。
　　
　　那么继续之前，插一下海瑞的族属问题。因为爱百度的人很容易发现，有些海瑞的简介后面标注海瑞是回族，这个注解堪称神来之笔。
　　
　　回族一名出处大约起自清代，正式让咱们重视恐怕还得是1949年之后。明代时习惯称为“回回”，大约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与中国人通婚的后代（为免引咬文嚼字，当然也不排除保留纯正血统的存在），其共同特点是信仰伊斯兰教，不吃猪肉，不得饮酒……
　　
　　那么海瑞是回族吗？
　　
　　我只能说，他不是回族的证据要远远多于他是回族的证据。
　　
　　海瑞是回族的证据大约来自于《明史海瑞传》中其先祖海答儿这个名字。有学者分析说这是个典型的伊斯兰名字，而且海瑞的祖上考证里说有个叫海俅的，在泉州生活过。泉州是元代著名通商口岸，因此海俅及有可能是外来人——这个观点可能与一门奇怪学问有关：训诂。大概是研究古今语言发音的变化的学问，但有人认为也包括读音的近似。比如名为椰树，就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
　　
　　海瑞回族一说的起因即源于此。
　　
　　但是，我说他不是回族的证据要更多：
　　
　　第一，中国史书中记载中一般非本民族的人会特别说明，至少也会给出其人祖先来历，由此可判断其血统甚至民族，但《明史海瑞传》中相关说法是不详。
　　
　　第二，海瑞显然信奉儒教，当然，如果强打辨说儒教不是宗教，那这个理由算不充份。
　　
　　第三，海瑞既吃肉也喝酒。而中国史书习惯说的肉专指是猪肉（其实现在也是），就象子专指孔子一样。牛羊等肉必在前加说明。更何况明朝是禁止杀牛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牛是生产工具。更何况公开叫卖？《海瑞传》中记载海瑞一次买肉，一次喝酒吃肉。
　　
　　第四，海答儿的后人中虽然海瑞没了后代，但海瑞父亲的兄弟（顺便再提醒下说海瑞三代单传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现在是汉族。
　　
　　第五，我奇怪汉人为啥不能叫海答儿？既使不能叫，就一定得信伊斯兰教？信基督教不行？这俩教可都源出于犹太教。
　　
　　第六，与海瑞同时代学生辈的梁云龙（不知道咋回事，梁云龙成了海瑞的侄女婿，所了他本人没有承认过，这个恐怕要成定论了，不过这个与本文无关，不探讨了）在《海忠介公行状》中说海瑞祖先出处不详——海瑞恐怕自己也说不清。梁云龙亲身听见都不算数，而几百年后，我们突然就替海瑞考证了名族和祖先，这个，呵呵。
　　
　　第七，不是说海瑞祖先叫海俅，这个不是与海答儿矛盾？学者们什么逻辑关系？
　　
　　以上列出七个理由，请各位自行判断。
　　
　　那么我们继续海瑞之清廉：一个朝廷正二品的大官去世时居然这般光景，想来也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海瑞不贪财，不受贿是当世以及后世的人都公认的，任谁也不会怀疑。造成他这样穷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他只靠工资生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工资极低的时期。那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明代官员的工资到底是怎么样个低法？
　　
　　明代官员的工资可能是历史上最低的（南北朝时有段时间官员不发工资，这个就不计较了）。虽然清朝延续的是明朝的工资制度，甚至可能更低，但这里有个本质的区别在于：清代发工资是给现银（这个是受张居正的恩惠），额外再给米，另外从中期起还有养廉银。而明代则是米、钱、钞杂给。
　　
　　明代工资制度复杂的让人看起来晕头转向，大至在这里取明代朱太祖成定制的工资水平，与海瑞生活时代的生活水平简单说明一下：
　　
　　只列出与海瑞有关的工资水平：右都御史（正二品），732石。吏部右侍郎（正三品），420石。佥都御史、巡抚、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288石。吏部主事、尚宝丞（正六品），120。知县（正七品），90石。兴国州判（从七品）84石、南平县教谕（未入流），36石。
　　
　　这个制度终明朝一世，没有改变过。明时一石米大约合现在的150斤，按这两年一斤米3元钱的物价水准，海清官理论上所领导到的月工资分别由低到高为：当教育局长时是1350元，当县长时是：3375元，当吏部主事上书痛骂皇帝是：4500元，著名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海巡抚为：10800元，吏部侍郎时为：15750元，当部长时为：27450元。
　　
　　这个制度下的工资水平与现代人的生活水平相比，不能算低，也不能算高，至少算是小康。按照有些经济学家的考证：海瑞所生活的万历年间的生水平，大约一个小康家庭一年所需的花费约为60石米即2250元/月。明朝时民户的标准大约是按每户五人计算的。另外，海清官好象家里还有些祖产，有人估计过大概是40亩地的样子，一年大约还能收个40石左右的租金，算起来是1500元/月。
　　
　　这样的话，在海瑞当官之前，他的生活应该是仅属于温饱范畴，而当了教谕后应该就达到小康标准了。由此可见，明朝的官员的工资虽然比起前面唐、宋来确实低，但保持小康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我前面所说的是这个工资标准只是理论上的。所以除工资外一文不取的海清官会很穷。
　　
　　造成这个局有三个原因：一是前文说过明朝的工资并不是如后世的清朝一样是米银杂给，而是米、钱、钞杂给。就是给点米，再给点钱，再给点钞。钞就是钞票，换言之就是现在的纸币。大家知道，纸币是极容易贬值的，而且明朝给官员纸票的原则是自己制定的兑换标准，并不认同市面上流行的兑换标准。更何况，明朝的纸币发行基本上就是自己印上个数额然后盖个章，所以等同于废纸。那么明朝官员的工资就大大的缩水了。缩水的程度也有人考证过，结论是在海瑞生活的万历年间官员的工资水平大约只相当于朱元璋定标准时的60%，但我看到的文献里说还有不到10%的。
　　
　　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明代除了纸币产生的贬值，还有一种情况是发工资时候有时是以物代替的。这个象极了九十年代时有些工厂以产品代工资。明代以什么物代替呢工资呢？比如布，比如花椒——这个呵呵。
　　
　　比如市面上布可能是一两钱子一尺，那折到官员工资里就可能是十两银子折一尺。这样下去造成官员工资的严重缩水。研究者发现在以物代替工资的年代里，有些官员的生计都成了问题，所以，也就诞生了很多的贪官。
　　
　　那么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海瑞娶过好几个女人，这个在谈到他老婆问题时慢慢说。
　　
　　综上原因，海瑞穷是有些客观原因的。
　　
　　既然明代官员工资这么低，但还是有千百人挤破脑袋去当官，那是因为权力产生金钱，这个都不需要解释。而海清官不但曾经是很有权力的人，甚至还当过大明最富裕的江南地区的巡抚，但他仍然这样穷，这是他所为人敬重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中国历史上如海瑞这样穷的清官并不只海瑞一个，为什么海瑞会更多的得到大家爱戴？那是因为海瑞不光自己不贪财，而且不允许他管辖范围内的官员贪。这是百姓爱戴的第二个原因。
　　
　　不光不允许手下人贪，而且不惧权贵，敢于和顶头上司（胡宗宪）以及朝中权贵做斗争。这个很符合中国百姓心中历来对清官的爱戴心里——这是原因三。
　　
　　但真正能让海瑞流传于当世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上了一道骂皇帝的《治安疏》，根据梁云龙的《海忠介公行状》里说，这道疏一上，天下百姓都知道了海主事。他的名声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名扬天下的。当然，一个能以自己性命去捍动很少人敢捍动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他的胆气与忠直也的确让人无法挑剔。
　　
　　第五个原因是为什么海瑞直到今天仍然能为我们熟知，这个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有关，也更与几十年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有关。这个就不多说明了，都懂的。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海瑞老婆的：
　　
　　据当时攻击海瑞者说，海瑞一生共九娶。不过据《海忠公行状》记载，海瑞确实是有三妻二妾，这只是五娶。明代谏官是允许“风闻言事”的，就是不需要核实听来的信息是否正确就可上奏皇帝。那么“九娶”之说不足取信。不过，据这种“风闻言事”里说海瑞海瑞的一妻一妾在同日暴毙，死因可疑。海瑞为此不得不自辩说，这一妻一妾并不是同日死的，一个（妾）是上吊自杀，隔了十来天，另一个（妻）才病死……
　　
　　这种辩解的效果恐怕是反而增加了大家对于这个“风闻”可信度的猜测，至少也会认为“风闻言事”并非全部是诬蔑。那么，这里就漏掉了上吊自杀的那一妾，因为我们依据《海忠介公行状》推测，海瑞的三妻二妾中应该不包括上吊死的这一妾，这样的话海瑞一生“六娶”应该是可信的。
　　
　　虽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但海瑞可是信奉“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先生，娶这么多老婆可能会让我们对其女色方面产生怀疑。而且“风闻”里还说，海瑞年近七十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妾，这个就更让人怀疑了。我见网上有标题党直接就说海瑞是好色之徒，大约也起于其妻妾的传言。
　　
　　那么就理一理吧。
　　
　　海瑞第一个老婆许氏，共为海瑞生了两个女儿，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海瑞休掉了。结果这个许氏跑到官府状告海瑞，这事推测发生在海瑞中举人之前，大约是他32岁时。《海忠介公行状》的记载是：“适有所出妇许讼公，且诬装资。林公诘问，以出妻令其可嫁为对。至所诬装俱不辨，惟称贷倍偿而已。林公益重之。”
　　
　　林公是谁没查清，身份是督学，这是个派遣性官职，一般由按察使下的佥事兼任，大约是正五品的官员。
　　
　　被海瑞休掉的许氏跑到官府告海瑞，从上下文的推测来看大概是告海瑞无故休妻，而且还涉及到装资。装资可指嫁妆，也可指分手费。这里推测应该是嫁妆上的纠纷。林督学在之前因为器重海瑞的学识，所以特别叫来海瑞询问事情原因。海瑞只说是他休妻是允许人家另嫁他人的，别的没有再说。而说到经济纠纷事时，只说是算自己借的，以后加倍偿还。于是林督学就更加看重海瑞的人品。
　　
　　梁云龙所谓的“且诬装资”是为尊者讳，可以忽略。这里需要解释和关注的是：为什么许氏要跑到官府去告海瑞？林督学为什么要突然“更”看重海瑞的人品？
　　
　　那是因为古代虽是男权社会，丈夫却也不能无缘无故休妻，必须符合七个条件，即所谓的“七出”。否则会受到官府的严厉处罚。
　　
　　七出指的是：不孝顺公婆、无子、淫乱、不让老公纳妾或嫉妒妾、有大病不能参加祭祀、话太多且好弄是非、不交出嫁妆或藏私房钱（盗窃）。从以上七条来看，能一眼看出证据的大概与海瑞有关的只有无子这一条，其他的则需要提供证据。许氏大约是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还有生子的可能，所以对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服，才会跑到官府去告状。但是她给自己留了一手，就是如果告状不成，就会向海瑞索取分手费。
　　
　　那么在旁观者林公看来，许氏跑到官府告状且索要分手费的行为，肯定是对男权主义的一种挑战——至少从明面上，许氏无子是符合七出规定的，而且索要分手费的行为也触犯到盗窃这一条。那么在他心里面恐怕会支持海瑞休妻。而更可贵的是他召海瑞问话，海瑞竟然没有辩解，而且还答应以后加倍偿还许氏的经济诉求。如此胸怀的海瑞，其人品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
　　
　　另外，林督学应该对海瑞的家世与品格有所耳闻。此外，海瑞的对答中大约还隐藏了另外一些不能说出口的原因，这个原因与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孝道有关，林大人深知海瑞的为难，所以才会更加看重海瑞的人品。
　　
　　当时的海瑞，应该是没有经济能力偿还许氏所要求的分手费的。至于海瑞后来有没有偿还，找不到相应佐证，但我们是愿意相信海瑞是偿还了的。不过从此后，海瑞与林督学的儿子成了好友，这大约是效法隋时杨素看重李密的故事，以子相托。
　　
　　那么海瑞心中的难言之隐是什么呢？这个需要说一说海瑞的家世。
　　
　　海瑞的爹是个秀才。按我前文标准，国家大约每月给400块钱生活补助。需要解释的是，秀才这个词是民间说法，明时科学制度是国家与省两级。秀才通常指能入了县学的，因为入县学也要考试，所以有人说是三级也没啥不对。
　　
　　入了县学称为生员，也要定期考试，考在前几等的才会由国家给工资，所以称为廪生。生员参加乡试（省）得中称为举人，再参加会试（礼部）得中为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士得中才能算进士。明时只规定状元、榜眼、探花三个称号，其他如殿元、会元、解元什么的全部是民间称号。
　　
　　海瑞的爹不治家产，性格比较豪放。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留下妻子谢氏独自抚养海瑞，以及大约四十亩的祖田。史料上说海老夫人此时二十八岁。她应该是粗通文墨的，海瑞启蒙是受她教育。不过要说她有多高的文化修养恐怕有些牵强，因为她教给海瑞的是《孝经》、《大学》、《中庸》一类的书。教这些书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功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海太夫人的思想境界，同时也给海瑞的学识与眼界埋下点——还真不好用词。
　　
　　海太夫人年轻新寡，海家家境也艰难，应该有人劝过海夫人再嫁，但她“矢节励志”，这应该带着很大程度的赌气。这固然与她的那些学问有关，也与封建主义的毒害有关，于是她把一腔希望都放在了海瑞的教育上。
　　
　　海瑞的童年多有文章论述，总之是严厉的海太夫人虽然有孟母三迁的远见，却未必有孟母的教育得当。因为至少在孟母时代，孟子可以学习到很多书，接受不同的思想，基本上是个开放式教育和思考的时代；而海太夫人时代，上述三本书以及封建科学的要求，注定她给予海瑞的教育只能是灌输式的。并且，海瑞恐怕没有也没有机会学习更多知识开拓眼界，因为太夫人不允许海瑞脱出自己的所规划的行为与学习方式中。
　　
　　我觉得她的教育方式应该是不限于海瑞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那只是表相，恐怕她内心深处有着时下越来越多的“恋子”情结，这个应该能理解。
　　
　　而海瑞，大概也于此时确立了他以圣贤之说济世救人的理想。从这点来看，海瑞的才智不能说不好。
　　
　　许氏之后，海瑞又娶了潘氏夫人，不过不到一月又被休了，原因连猜测的依据也没有：显然不是无后，也谈不上其他几个理由，真正可能靠谱些的理由或许是不孝顺公婆。
　　
　　然后就是教育局长阶段。海瑞娶的第三位夫人姓王，这位王夫人总共给海瑞生过两个儿子，随后海瑞由兴国县任上调任户部主事（正六品），这时候王氏夫人应该带着海太夫人在兴国。海瑞上疏骂皇帝时，太监黄锦说他别妻子，散僮仆——也许是一句修辞的话，更也许海瑞于此时纳了一个小妾韩氏。这个好理解，毕竟一个人在北京，身边没个女人照顾也不合适。
　　
　　然后是海清官痛骂皇帝，天下扬名后光荣出狱。先是官复原职，然后被提拔，一直到当了一个肥差：应天巡抚。补一句：有人说巡抚是一个相当于省级的大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官是相当于清朝的道一级的官员。这个期间，海瑞的两个二子先后夭折，另外据说他在作通政司右通政期间，他的一个小妾韩氏突然上吊自杀，而十一天后，他的夫人王氏因病去世……
　　
　　这应该是人世间最至痛之往事。但是，这事被当时海瑞的政敌拿来攻击，意思是很怀疑海瑞妻妾的死亡有被害嫌疑，为此海瑞不得不上表自辩，而我们也是从这里知道了这个故事。
　　
　　海瑞妻妾的死因恐怕很是值得猜测：首先他的小妾为什么要自杀，其次是王夫人为何会病故。仅仅是因为丧子之痛？而再联系起海瑞前面的两次休妻，任谁也不能不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他的母亲。
　　
　　海太夫人总共活了八十六岁。在漫长的近六十年守寡岁月里，她一直伴随着海瑞，对海瑞的性格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性格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有种说法是她老人家守了多年寡，直到海瑞三十多岁时，还一直和海瑞睡在一个房……这种情况下海瑞的元配许氏有意见恐怕也是情理之中，那么潘氏有意见也在情理之中。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孝子海瑞休妻，并且不便解释。
　　
　　那么海瑞之母会不会谑待儿媳呢？
　　
　　从海瑞的自辩里推测，当时攻击海瑞的奏疏里应该是说海瑞的妻妾争宠，妾打死了妻，然后畏罪自杀，甚至可能暗指海瑞唉使妾这样做。于是海瑞自辩说是妾先自杀，然后妻是自己病死的，并非有妾打死妻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妾为什么要自杀？前面分析过，这个妾很有可能是海瑞在北京做官时纳的，那么此事发生时应该是妾与妻共同生活不久，海瑞妻王氏因为两个儿子的夭折而生病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以海太夫之刚来看，她虽然也会痛，但不至于如王氏那样。这样的话，这个韩氏应该处境很难，再加上海瑞唯母命是从，因此韩氏应该是受了不少气。
　　
　　那这个气的原始出发点应该出自海太夫人——海太夫人即使不会谑待妾，也会将这个怨恨通过海瑞的渠道发泄出来，这比她直接发泄在妾身上更有杀伤力。更何况古时妾和奴隶差不多，海太夫人受传统教育颇深，妾受不了待遇落差想不开自杀也算可以解释下去。
　　
　　但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影响的：海太夫人守寡多年，并培养出了正五品的国家高级干部，按说朝廷给个贞节牌坊是说的过去的。但是她却一直未能如愿。据梁云龙说是因为海瑞得罪了当时一个评议这事的主管官员，但恐怕也与海太夫人处理家庭关系的表现不无关系。
　　
　　此事发生时海瑞应该五十五岁，丧子丧妻又丧妾，无后的局面迫使他再次纳妾——海瑞应该是考虑到此时再娶不妥。再纳的邱氏到也争气，给海瑞又生了个儿子，可不幸的是三岁的时候又夭折了。
　　
　　现在不太清楚这个孙子的夭折是否是在海太夫人去世之后，如果在之后，那对这位孤苦一身的母亲，多少还有些安慰；如果在去世之前，那就太不幸了。所以，我宁愿相信这个孙子夭折在海太夫人去世之后。
　　
　　但对于活着的海瑞，就太悲惨了，他身边应该还留有邱氏一妾，随着海瑞年纪的增长与邱氏年纪的增长，海瑞不得不再次纳妾。考虑到海清官的经济实力，这次纳妾应该在他复出为吏部右侍郎之后，也就是说他已年过七十。
　　
　　反正是海瑞这次纳妾事件被他的政敌拿来再次攻击，海瑞也于此时心灰意冷，连续七次上疏辞职，一直到他去世。所以，海瑞才会拒绝吃药，死时才会没有遗言留下。至于返还兵部多给的七钱银子，是他一生坚持的操守，除此之外，应该没什么可以表达的了……
　　
　　海瑞去世时有两妾四仆留下，加上前面死掉的一妾一妻，休掉的两妻，他一生应该是六娶，九娶之说没有依据。至于他是不是好色，这个真不好说，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吧，海瑞从小立志不好色，而且他启蒙即《孝经》，可海瑞终于没有儿子留下来，虽然他身体很不错……
　　
　　再插一句：海瑞的三个女儿，所嫁的人从名字读音上分析应该是汉族，这个是不是可以再提供个他不是回族的理由？因为据我所知，回族男子可娶非本民族女子，但女子不可嫁非本民族男子。
　　
　　那么海瑞的老婆问题应该是说清楚了，而这样行文，是因为不管娶妻还是纳妾都是要花钱的。有人算过笔帐，纳妾怎么说都得花费过百，再加上海瑞需要仆人，买仆也得花费近五十两。算下来这笔收入怎么也得五百来两，这相当于一个正二品官员两年不吃不喝的收入，更何况明朝特殊工资制度，恐怕花尽海瑞一生积蓄。
　　
　　不过不能不佩服海瑞一家人节约能力，这也他在淳安知县检朴生活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轰动的“买肉事件”里胡宗宪要大为八卦的另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为何死后会留那样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里面隐含的问题就是，海瑞虽清，但不至于买不起肉，而胡宗宪的八卦，其实可能包含了当时官场人的调侃，就是海瑞未免太过于作做了。
　　
　　这样，牵扯出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百姓喜欢海瑞而当时的官员不喜欢他。
　　
　　百姓喜欢海瑞，因为他确实为民做主，而且为民做主到敢于和他的上司甚至救命恩人做斗争。这种原则坚持才是清官的全部真缔。那当时官员不喜欢他，则是从他们的视角看，海瑞是一个有着古怪理想、永远喜欢特立独行、敢于破坏一切规则或者潜规则的人，甚至来说，他是一个无法沟通的人。
　　
　　海瑞在淳安知县上自己不贪也就罢了，也不允许手下贪，在明代那么种工资制度下，这是断了别人活路，而且你想当你的清官，凭什么要要求我也当清官？
　　
　　这个威胁还不算大，至少大明的官场需要海瑞这样的清官来清理，因为不光是百姓敬重清官，连贪官其实也敬重，更何况不是贪官也算不上清官，但确确实实希望大明帝国好的官员。于是会有胡宗宪对海瑞的宽容，会有朱衡对海瑞的保护和提拔。更会有徐阶、甚至包括张居正对海瑞的营救。
　　
　　但问题是，海瑞只是忠于他心中认可的理想，而不会再有旁人，可他的理想偏偏是圣人之言和太祖之法。这个就有些让人不可理解了。海瑞建议恢复太祖时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的法度，直到现在看来都有些过份，更何况太祖年间恐怕是大明所有官员基因深入的惨痛，海瑞这个观点，怕是不能被大家接受。
　　
　　这个还不算什么。有几个小例子很能说明海瑞行为特点，因为不能证明故事真实性，所以大家姑且听听。
　　
　　第一个是何以尚，海瑞上狱时何以尚上书营救他，被皇帝打了一百庭杖，关进监狱。按说这也是难友了，多年后海瑞做南京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是属下郎中，海瑞接见何以尚时非要何以尚行下属之礼，何以尚说按上下级关系，应该这样，可咱俩这交情，你应该对我客气些吧，结果海瑞不同意。何以尚气的说，以后就当我不认识你。
　　
　　第二个是徐阶，徐阶虽然不能算好人，但应该算个好官。他家是大地主，但人家也答应退地了，更何况他还救过海瑞的命。海瑞不依不饶，逼的徐阶逃跑，还发配了人家儿子。
　　
　　第三个是张居正，张居正权倾朝野，儿子不过正好在海瑞所在地方上考试，海瑞写信给主考官，警告不家不许行私，结果张居正儿子没考上。这个事张居正也没当回事。但后来张居正夺情事，有人利用海瑞明义发难，张居正发怒，本打算收拾他，后来听人说了海瑞闲居时的情况，才放过了他。要知道，《海忠介公行状》里所说的海瑞是被嘉靖遗诏释放的，这个遗诏很有可能是徐阶和张居正仿造的，算起来也算是有救命之恩。
　　
　　以上三个事例，能让当时的官员如何喜欢他呢？会不会有农夫和蛇的感觉呢？
　　
　　这个是为人方面。
　　
　　还有是海瑞遵守的是古礼，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礼节，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有个人不遵守现在的礼节，而遵守清朝礼节——还要求我们也必须照做，我们该做何感想？恐怕会离他很远吧。梁云龙所说的海太夫人未评上贞节烈女，就与这个有关。海笔架的外号由来也与此有关。
　　
　　这个是行为举止方面。
　　
　　还有个故事说，海瑞在兴国任知县时，翻旧案卷，查了个风化案子，当时判决结果是罚款。结果他把那案子重审，割了事主一个睾丸，也就是直接把人家阉了。
　　
　　看到这里我直接想起了施世纶，此人是施琅之子，也是个著名的清官，据说她发明了木驴之刑……
　　
　　至于一味仇富帮贫，虽然具有阶级情怀，但却违背了基本法理——就是公正，这个观点来看，清官就需要商榷。
　　
　　有种观点认为，贫官虽然可恨，但是清官更可恨，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更大。那是因为贪官在干坏事时因为知道自己干的是坏事，所以会偷偷摸摸，而且会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而清官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立足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干起“坏事”来没有任何顾忌，比如施世纶的木驴，比如海瑞的威害是直接造成了流氓无产者的产生，恐怕对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破坏更大。
　　
　　所以，高拱、张居正会对海瑞弃之不用，恐怕徐阶也会后悔提拔海瑞。因为以这些人精的学识和观察来看，海瑞就是一团火，燃烧一切，然后世上只剩下他自己。
　　
　　治国显然不能这样。
　　
　　另外补一句，海瑞的家庭应该也受他这种行为方式影响，于是妻妾之死，应与此有关。
　　
　　有人曾经不信过，但他最终承认失败，认为海瑞只能是供在神殿里的道德制高点，而实在没有什么用处——这个人便是万历。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海瑞并不是愣人，更不浑人。他是很有半争智慧与政治手段的人。他只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人，而这种理想的树立，则确实包含着偏执在内。海瑞永远站在百姓一边、站在穷人一边，虽然他也知道穷人之中也有坏人，富人之中也有好人。他甚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自己所为会有什么危害，只是他认定只有恢复太祖之法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而能实现他这个希望的，便只有皇帝。
　　
　　其实海瑞全部的核心便是忠于君主，寄希望能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便是君主的认可，从上疏骂嘉靖开始，到嘉靖去世时哭的吐出胆汁，再到如今的破灭。他只能上书骂举国官员全是女人……
　　
　　这应该便是理想的幻灭。所以他才会七次上疏求归隐，才会拒绝吃药，才会不发一言。
　　
　　以上其实也包含了我对海瑞的看法。
　　
　　海瑞去世时朝廷给的谥号是忠介，按明时的溢法解释：介并非指刚介，而是指坚持如一。海瑞一生坚持了两个信念，一个是以圣人和祖宗之法治世，另一个则是清正廉洁。他不但自己坚持，也曾以雷霆之力，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去努力影响官场、社会以至于和他接触过的任何人，所不幸的事，唯有他自己做到了。
　　
　　海瑞如当时评价，只可以用做道德标准，而无实际意义。如当年明月评价，他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人。而对于我来说，他恐怕只能是百姓过年时所贴的门神，都只能在过年时用，过了年就用不着了。
　　
　　但一个人用一生一世，甚至生命代价去做这两件看来豪无意义的事，无论是求名也罢，求财也罢，他的品格都是伟大的。也确实让我仰视，但除了仰视，我却不知如何表达。
　　
　　另外，戴风翔（风闻那位）攻击海瑞说雇民夫三十人搬家一说，应该是诬蔑。
　　
　　是为此文，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清官。

闲过信陵饮

陈庆之篇
　　
　　如果要评选中国古代的第一名将，你会选岳飞还是关羽？
　　
　　其实关羽曾被清朝官方封为武圣，所以他的庙如今遍地都是。这恐怕与《三国演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密不可分。而岳飞则相对命运不济，虽然他的事迹也因小说和戏剧喻户晓，但只怪他当年抗击的是满人的老祖先金人，所以只能屈居了。
　　
　　但其实在清朝之前（明废武成庙），中国官方认定的武圣是姜太公，并且如同文圣孔子一样，修庙祭祀，同时选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十二位名将对应孔庙中陪祭的七十二贤人。只是，这种评选不单是以武功为主要标准，更大程度上加入了后人对其人品乃至人气的比评。
　　
　　史载：宋太祖赵匡胤有次到武圣庙中，看到“名将”塑像中有白起，因不满其杀降的举动，命人将其从名将中除名（赵匡胤之后，白起又回到七十二人之中）。由此可看到，这种评比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同时带有对忠君思想的宣扬。宋代本身，七十二将人选就多有变更，宋后的元代更是缩减到了十人，至明时则废。另外从武功以及名将角度讲，后来的中兴四将，元初的开国四杰，明时徐达，常遇春等人其实也有资格与七十二人比拼。
　　
　　这里要讲的是一个从未进入过七十二人名单的人物，南北朝时期梁朝名将陈庆之。
　　
　　毛泽东曾在他的传记后批注到：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互联网流行的今天，网上更有人将他评为中国古代第一名将，而他的战绩也引起了诸多的争议。
　　
　　一个历史上并未有多大名气的人，为何会如此凭空出世呢？
　　
　　公元529年，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投降了梁朝。此时是梁武帝当皇帝的第28年。作为南北朝时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梁武帝并不单单是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的迷恋佛法，经常把自己舍身到寺院里然后让大臣们凑钱赎回。 其时的梁武帝，身兼政治家、军事家、文学教、艺术家、佛学家于一身。他勤政爱民，待人宽厚，南朝至他，达到了空前的强盛。
　　
　　但此时他做出了一个很令人奇怪的举动，派人护送元颢回国当皇帝，并配给的兵力是——七干。
　　
　　这个举动可能是受不了元颢的苦苦哀求而给他点仪仗队让他回国境内得瑟一圈赶紧回来，或者就是纯粹把他送回家受死，再或者，武帝与这支护卫队的统帅有啥深仇大恨，想让他玩完。
　　
　　可更疯狂的结果是：元颢和他的7000有的仪仗队居然成功了。
　　
　　这是因为这支护卫队的统帅正是陈庆之。
　　
　　陈庆之，字子云，现在的江苏省宜兴市人。史书记载他：幼而随从高祖。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
　　
　　从这段话可以推测出以下信息：陈庆之自幼年起就跟随梁武帝萧衍，并且一直陪武帝下围旗，随叫随到，精力充沛，很得武帝喜欢，可以算做是弄臣。
　　
　　同时间接推测可得的信息就多了：随唐之前是世族门阀制，陈庆之的出身应不属于世族（其传有注明为寒门）。而武帝其人在文学、艺术与军事、识人上有着历史上公认的极高的成就。那么，陈庆之应该读过很多书，围棋水平很高，另外跟随武帝久了，受到军事上的熏陶也不算少。
　　
　　而陈庆之的个人能力，史书上则是这样记载的：性祗慎，每奉诏敕，必洗沐拜受。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
　　
　　意思是陈庆之是个恭敬谨慎的人，而且对梁武帝个人应该怀有很强的个人崇拜。他衣着朴素，不喜欢生色犬马。不善骑射，武艺也就很一般，但他却能和士兵打成一片，故士兵都愿为他去死。
　　
　　由此来看，陈庆之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平常到放人堆里都不见得引人注意，也谈不上什么儒将，因为除了梁武帝，世人恐怕都来不及去关注他——至少在41岁前。
　　
　　公元529年之前，陈庆之曾经因武帝的提拔和任用，作为领兵将领打过几仗：
　　
　　第一次：公元525年，北魏宗室徐州刺史元法曾自立为帝后投降梁朝，陈庆之作为梁朝方面的接应力量曾引兵出征过，但未见有何战绩。
　　
　　第一仗：接应元法僧回来后，梁武帝命陈庆之带兵二千护送自己的儿子豫章王萧琮代替元法僧镇守徐州，史料记载此时徐州城里还有元法僧离去时强迫留下的三千守城军（强迫的办法是在军士额头刺字）。徐州本是北魏领土，北魏派二万军队前来争夺（此事梁书记载是十万，取兵力最少的，下同），陈庆之第一次率军直接参与了战斗，史书记载是：庆之进薄其垒，一鼓便溃。后来，豫章王弃城先走，军心大乱，唯独陈庆之所部“斩关夜退，军士得全”。
　　
　　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一仗陈庆之击溃的是敌军前锋，兵力不详，谈不上以少胜多或者以弱胜强，但在这一仗中陈庆之初步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他部下所表示出来的超强的战斗力与纪律性也足以让人睹目。
　　
　　第二仗：公元526年，梁武帝派北魏投降宗室元树为主帅，陈庆之为前敌总指挥，争夺寿春（大约在安徽省寿县）。北魏派豫州（感觉应为扬州）刺史李宪与陈庆之相持，李宾派儿子李均另外修了两座城抗拒，陈庆之“攻拔之”，于是逼降李宪。
　　
　　第三仗：公元527年，陈庆之作为曹仲宗的前敌总指挥攻打涡阳，北魏派兵五万来迎敌（本传是十五万，取韦放传的五万）。梁军的援军主帅名将韦放都认为敌军势大，不如坚壁坚守。但陈庆之不以为然，独自率领自己部下的五百骑兵（有200之说，取最多），袭破其前军，史称：“魏人震怖”。
　　
　　不过，这只是一次大战中的插曲。其后，北魏与梁兵经过了一年的反复拉拒。梁朝在北魏的地方上作战，后勤与援兵都受到了很大制约，且北魏的援兵对梁军有合围之势，于是曹仲宗等人都认为应该撤军了。但唯独陈庆之意见相反，并拿出梁武帝给予的节铖阻止，并声称如果谁要退军，就会用武帝的密诏处置。不光如此，他的豪言装语是：我正担心敌人不包围我们，如果包围了，正好一举全歼他。所以，曹仲宗等人“壮其计”，于是并力攻魏。
　　
　　随后的战斗应该是由陈庆之指挥的。北魏军此时连城池带堡垒总共十三座，陈庆之一鼓作气攻下了四座，剩余九座城垒中还有很多兵将，陈庆之就将俘虏的敌人与斩获的首级列于阵前，然后击鼓攻击，史载：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
　　
　　这一仗应该使陈庆之名扬天下，梁武帝激动的亲手为陈庆之写了一首赞美诗：“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硃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其中赞美、宠爱、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这三次战争中，陈庆之表现了非凡的胆略、谋略、狡诈、残忍，他指挥的军队也表现了超强的突击、突袭与攻坚能力，一代名将初露端倪。
　　
　　于是，公元529年梁武帝的那个决定可能并不算不靠谱，而且从其用兵特点来看，陈庆之应该指挥的只是前锋。
　　
　　这7000的前锋军后来的战绩是这样的：从今天的淮北市濉溪县出发，先克荥城，进逼睢阳（就是张巡、许远守的那个城），破魏将丘大千七万余众，占睢阳，击破援军二万人，占领考城，俘虏北魏宗室元晖业，随即挥军大梁（开封），大梁守军望风而降。陈庆之率军随即进逼军事重镇荥阳。
　　
　　荥阳是楚汉相争的故地，历来为兵将必争。城池高大，防守坚固，而且城内有北魏精兵七万驻守。陈庆之数次攻城不能攻下，这时候北魏的援兵大至，大约共有三十万人——这是一场极富传奇与争议的战争，也是陈庆之战绩中争议最大的地方。
　　
　　陈庆之于是又开始了战前动员，这个动员大意表明了几个意思。第一是陈庆之的兵力确实是7000人，而敌人有三十万人；第二是这7000人一路走过来抢劫杀人，淫人妻女的事情没少干；第三是逃跑没退路，投降血债太多，不如拼死一战。然后传奇的一幕出现了：陈庆之在强围中一鼓而战据荥阳，随后又以3000骑兵背城列阵，一举大破敌军。敌军主将只余了十多个骑兵逃走。
　　
　　这是场极有争议的战争，需要废些笔墨说明，因为事关陈庆之由名将到战神的升华：
　　
　　争议的焦点在于敌军到底有没有三十万之众。我觉得仔细从其本传的上下文来看，援军总规模三十万人应该是有的，但并不是全部集中到了荥阳城下。从参加过这场战斗的其他的人的列传对这一战争的描写来看，陈庆之在荥阳城外面对的应该是援军的前锋，人数最少的说法大至有两万余人。但不管是两万还是三十万，这都是一场极其经典的战役，而且两万和三十万人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此战过后，北魏几乎破胆，陈庆之与元颢兵不血刃地战领了洛阳，形式上完成了元颢在北魏的称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逃往太原。
　　
　　那么三十万人的总规模其实还有个去处，陈庆之北上过程中，他占据的北魏城池又被夺去，陈庆之占领洛阳后回军掩杀，全都望风而降。
　　
　　陈庆之与7000部下皆穿白袍，洛阳地区便流传了一句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于是史书称陈庆之：自发铚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如此战斗力和战绩，怎么能不让人神往？
　　
　　随后的事情应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套路：窝里斗。
　　
　　首先是这支部队名义上的统帅元颢有了众多投降的北魏旧相识，而且身边也有了比较“强大”的军事历量。他占据了洛阳，也“真正”当上了皇帝，便开始琢磨着不听从梁朝的领导了。陈庆之心有察觉，于是想着能预防万一，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希望元颢能请求梁武帝再派援军，二是希望能将战乱中失陷在北魏的南朝人送还。但是元颢方面认为，陈庆之区区几千人就能把北魏打成这样，如果再来了援兵，恐怕全北魏就会被消灭了，元颢也就做不成了皇帝。于是元颢就阻碍了这个计划的施行。
　　
　　这里面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陈庆之为何不自己密表请梁武帝派援军，而要请求元颢上表？我想大概是本着团结的出发点。另外，他也有可能上表。但是，当时的形势一片大好，从梁武帝的角度上，更愿意相信元颢的说法。总之是从此之后，陈庆之的孤军就没有了援兵。
　　
　　随后，有手下劝陈庆之自立，陈庆之拒绝，再随后，陈庆之想出镇徐州（离梁近），离开事非之地，而元颢更担心他在外坐大，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拿话相激，大意是说：“如果你要是个喜欢富贵的人，我不拦你，皇上（梁武帝）怪罪下来，我来承担好了”。
　　
　　于是陈庆之就不敢再发言。
　　
　　此时，北魏开始组织势力反扑，总人数号称有百万之众。元颢本来就没什么才能，加之此时骄奢淫逸，于是之前所得的城池全部失去。北魏大军直指洛阳。这个时候，陈庆之领白袍军渡河扼守渡口，与尔朱荣（北魏其时朝政控制者）大小共十一战，杀伤甚众。以至尔朱荣有了退兵之意，但经人劝说，就派兵绕道渡河，一举击溃并擒杀元颢。
　　
　　这时候的形式应该是直转急下的，陈庆之独立难以回天，便率领余下的白袍军结阵南返，且战且退，不幸山洪与河涨，以至全军尽没。那陈庆之此时还余下多少兵力呢？有一本《洛阳伽蓝记》记载：（元颢）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次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陈庆之生还，化装成和尚逃回梁朝。随后，奉命平定僧强叛乱。梁武帝告诫他说，江淮兵战斗力强，不能硬拼，要以计策取胜。但陈庆之到后不到十二天，就迅速平定叛乱，将叛乱首领的首级传至南京。
　　
　　公元530年至539年，陈庆之镇守梁朝北大门，延续了他对敌“一鼓即溃”的惊人战力。并精兵减政，与民休养生息，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
　　
　　公元539年，一代名将陈庆之去世，年五十六岁。十年之后，侯景叛乱，攻陷南京，梁武帝被饿死。南朝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烟消云散……
　　
　　庆之若在，侯景必不敢乱，也必不能乱。
　　
　　从陈庆之十五年的军事生涯来看，最大放异彩的应该是他率7000军队横扫北魏的一战。这也是他在网上被人大力吹捧的原因。读其史，的确是令人神往，其百战百胜的战绩以及每次以弱破强的超强战斗力，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几无人可以匹敌。但这样一位战神似的人物，又为何会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呢？
　　
　　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史书的真实性。陈庆之的传记有两篇，一是《梁书》陈庆之传，二是《南史》陈庆之传，可以看到，两部书在对同一场战役敌军兵力数量上就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是《梁书》把兵力往大里写。而北魏方面参与战争的其他人的史书中，对这些战争缺乏足够旁证，以致于无法核实《梁书》记载的真实性。
　　
　　第二是南北是乱世，军队的战斗力与盛世不同。这个需要说明一下，一是军队人员的素质问题——抓来的兵，战斗意志不强，临阵脱逃现象严重。二是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大家不要以为冷兵器时代就单单是人员多少的问题。
　　
　　第三则是陈庆之所帅的北伐并非仁义之师，而且这场战斗最大程度也相当于北魏政权的一次夺权战争（因为主角是元颢），而且他的部队由于粮草补充的问题，大概也如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周培公一样，纵兵抢掠，烧杀奸淫。证据是陈庆之攻城必克的原因恐怕是学习了蒙古人，将俘获敌军作为先驱攻城。另外，荥阳之战陈庆之部应该受到了严重损失（损失了五百人），陈庆之就将俘虏来的敌军将领剥腹挖心——他所率领的军队，根本就是一群亡命徒。
　　
　　这样的话，陈庆之恐怕为人所不齿，因而并未进入唐时武成庙中的六十四名将，宋时也未进入七十二名将之列，估计这也是其不为人后人所知的重要原因。到是日本人写了部《铁流》，陈庆之在日本青少年中就相当于奥特曼了。
　　
　　但不管如何，陈庆之的战绩，扣除可能虚构和夸大的部分，仍然在历史上少有匹敌。他是个实用军事主义者，对国家忠，对战友仁，唯独对敌人狠。他、智、信、仁、勇严无一不备，因而能每战必克，并且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战斗效率令人惊诧。
　　
　　最重要的是，他怀有对萧武帝个人深深的崇拜之情。
　　
　　而梁武帝、昭明太子、独眼皇帝的故事、疯狂的侯景、宇宙大将军也随同南朝六百八十寺，消失于历史云烟之中。以至于被后人记起的，仅仅是荒唐。而完全忘记了这个杰出帝王曾经伟大的丰功伟绩以及他那些伟大的战将。
　　
　　历史，或许也正因此而精彩。
　　
　　（本文完）

闲过信陵饮

辛弃疾篇
　　
　　一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与辛弃疾为挚友，小其三岁。一般也把他归到辛派词人中。
　　
　　根据宋史《陈亮传》的描述，他是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人，当别人以为宋金议和，天下太平无事时，陈亮却独自五次上疏力主北伐。而且为此两次被陷害下狱，被严酷虐待而矢志不改。这应该是他与辛弃疾能成为至交的重要原因。
　　
　　曾有个故事说，辛弃疾年少成名，陈亮仰慕其威名，于是骑马拜访，过辛弃疾家门前小桥时，连催了三次马，马都不敢过桥，陈亮就拔剑斩下马头。辛弃疾正好看到，以为是壮士，于是二人成了好友。
　　
　　陈亮也曾自诩为豪侠，其人也非易与之辈。
　　
　　不过，陈亮却并非一勇之夫，相反这人在文学、诗词、以至思想教育上都有着重大成就。并且，他曾与朱熹为友，且与朱熹在哲学思想上有过长达两年时间的书信辩论。
　　
　　大约在公元1188年，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相约于上饶的鹅湖寺聚会，选择这么一个地点，一是因为辛弃疾其时正闲居于上饶，而另一个原因，则与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有关：
　　
　　公元1175年，以朱熹与陆九渊为各自代表的“理学”与“心学”在鹅湖寺展开一场辩论。根据记载来看，陆派似乎稍占上风，但从历史来看，“理学”随后统治中国近千年。
　　
　　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通俗讲就是认为道德独立存在于事物之外，人应该以道德修养为主。这种学说，因追求个人修养而被后代的统治者大力提倡，显然是以此为理论会使皇权更为稳固。
　　
　　不过，明朝时陆派学说有了个更伟大的人物：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他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使“心学”声播海外。到是显的理学有些不合实际。不过，这是题外话，但这次辩论，文学史上称之为“鹅湖之会”。
　　
　　以陈亮的性情看来，能约上同是好友的辛、朱二人在鹅湖寺来个再次聚会，一方面谈论北伐事宜，另一方面与这二人谈谈诗文，或者与朱熹完成他们延续两年的辩论，当是件非常快意的事情。但是，朱熹却确不知什么原因推掉了此次会面。需要说明的是：陈亮与朱熹辩论的核心问题是陈亮认为道德是依附于事物之中的，他认为如果为了道德的目的而做事情，不管是真道德还是假装的道德，都是道德的。
　　
　　显然以现在的观点看来，陈亮的观点更为实际，也更加符合人性。但从时人记载来看，当时的结果怕是谁也没说服谁。朱熹或许是怕陈亮再与他纠缠辩论这个问题，或许是不屑与陈亮再纠缠。总之是没有参与这次聚会。或许他确因身体有病，或许他心中不想再与陈亮继续辩论——总之，这事上朱圣人很是被人怀疑了一把其胸怀。
　　
　　这样的话，没了朱熹的“鹅湖之会”就成了两位爱国词人间的诗词交流，这俩人纵论了抗金形势并词文互唱和数日后分别。本文篇头所引用的那首词，推测大约做于这个时期。
　　
　　应该说，陈亮在词作上的水平是不如辛弃疾的，但那只是相对而言。陈亮的“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也显的慷慨激烈，气势磅礴。
　　
　　辛词最富盛名的是《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而这首《破阵子》，唯独因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为我所深爱。
　　
　　那是因为这其实记载了词人曾经传奇、激荡的年少岁月。
　　
　　二
　　
　　辛弃疾是中国古代词人中的的另类，其人极具武侠小说中的大侠风范。从他的《美芹十论》以及《九议》来看，他不仅精通将略，而且具有战略眼光。从其经历来看，他不光有冲锋陷阵、百骑劫营的胆量和勇气，怕同时是也具备高强武艺，因而有人将辛归结为大侠。需要说的是，这个观点我虽然同意，但要解释一些误解：
　　
　　这种误解来自于“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及“手无缚鸡之力”还有戏词里常唱的那句：“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凭什么啊。你多愁多病了，我岂不是得守活寡？你手无缚鸡之力了，我吃谁喝谁去啊。
　　
　　可以说，这显然是受明清恶俗小说与戏剧的影响。事实上，在中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出将入相”一直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谁告你那些中国古代著名的文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了？
　　
　　实际上，从先秦时代开始，打仗和读书这两件事，基本上被贵族把持。孔子他爹叔梁纥就是鲁国著名的猛将，据说力能举起城门。孔子是个巨人，按现在尺寸来说大约在2米以上。并精通骑射，先秦诸子散文中多有记载孔子力能举国都之门的说法。而且，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子路还是春秋末年著名的猛将。孔子会武，应该是无需争议的，而且，他所亲定的“君子六艺”中，其实就包含有射箭与架车。当然，你如果非要把武艺理解为武侠小说中的飞檐走壁、九阴真经，那咱也就不穷辩了。
　　
　　司马相如肯定是会武术的，诗仙李白也是会剑术的；闻鸡起舞里，起的不是舞，而是练习剑术；三曹之一的魏文帝曹丕根据《三国志》里的记载，他的剑术还不弱。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考试，其实是考武术的。因为“文武双全”不光是历来读书人所追求的目标，也同样是封建君王所需要的。
　　
　　那书生是什么时候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了呢？有人说是在宋代重文轻武之后，不过按照我的查阅，应该是从朱元璋时期——他废除了传统科举考试中的“射”和“诗文”，只考八股策论，武术没有了什么实际意义，因此也就没有学习的必要。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书生们大都成了“手无缚鸡之力”之辈。也就只会关起门来意淫自己那“多愁多病身”能找一个“倾国倾城貌”的女子为妻。
　　
　　这不是扯淡嘛。
　　
　　不过尽管我们花了篇幅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正名，辛弃疾的表现也不逊色于从古至今的任何名将。根据宋史辛弃疾的本传以及他同时代的洪迈在《稼轩记》中的记载，这个故事大约是这样的：
　　
　　公元1161年，那位写下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豪迈诗句的金主完颜亮领兵南侵。完颜亮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此人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淫荡、最无耻的皇帝，其恶行大约是：弑君，弑母，杀人夫而夺人妻（不止一个）、屠灭宗族，将自己的叔伯兄妹全部充作后宫，并且，不许穿衣服，而且大家一屋子……
　　
　　他在南侵宋朝过程中，在败于采石矶的书生虞允文。同时国内造反，金世宗继位，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并被挫骨扬灰。但公正的讲，其人其实也是杰出的军事家、画家、文学家、改革家以及诗人。
　　
　　完颜亮南侵宋朝过程中，北方被金占领地区的宋人纷纷借机起义，辛弃疾也聚集了乡中少年两千人，加入了以耿京为首领的北方义军。辛弃疾曾经有个当和尚的朋友叫义端，随辛弃疾一起加入了耿京的队伍，但随后又偷走印符投降金人，辛弃疾在耿京面前立下军令状，追斩义端，从而奠定了辛在耿京心目中的地位。
　　
　　完颜亮死后的第二年，北方局势渐趋稳定，金国内部应该能调集大批军队对付耿京的义军。于是耿京听从辛的建议，决定“南归”。他派辛弃疾与贾瑞返宋，宋高宗很高兴，封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封耿京为节度使，节度使在宋代是为从二品的高官，这个好理解，毕竟耿京手下有五万之众。而承务郎则是从八品，是个文散官，用以表示类似于现在的行政级别以及工资待遇。换言之，是个相当于正科级的官员。但在宋代，也是个考中探花才会给予的待遇，辛弃疾一个年轻的信使，给这个官，不能算低了。
　　
　　这个结果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辛弃疾也准备带着喜讯归报耿京。但行至半路时出事了：义军内部出了叛徒，杀害耿京后率军投降了金国。
　　
　　此时辛弃疾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返回南宋，向宋高宗说明情况，应该不会受到朝廷的责备。二是继续北上，寻找机会慢慢拉拢义军中被裹挟的人马。这两种选择应该都不失“忠义”。但他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率领五十个骑兵，冲入五万人的军营中。《宋史》记载：叛徒此时正在和金国的将领聚会，辛弃疾于聚会中活捉叛徒。然后，居然，他居然平安回到了南宋。
　　
　　这是一段令人神往与惊叹的往事。曾写过《容斋随笔》的洪迈在《稼轩记》里感叹道：“（稼轩）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尊称辛弃疾为辛侯，但查遍辛弃疾履历，并无封侯记录与可能性，他的最高爵位仅为开国男（从五品）。可能洪迈心中把辛弃疾与古时斩将封侯，千秋伟业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了。
　　
　　在我看来，辛弃疾这个举动，不光从古至今的文人中没有，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勇将与名将中也是少见的。而能与其争锋的怕是只有汉时傅介子计斩楼兰王以及班超用36人平定西域这两件事了。
　　
　　三
　　
　　《汉宫春•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被辛弃疾抓回的叛徒最后被斩于临安，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江阴签判。这个官职需要解释一下：大约是个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官，签只是表示他是属于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实际仍为从八品。辛弃疾于同年结婚，媳妇是同为南归之臣的范邦颜之女，辛弃疾与他的大舅哥范如山交情莫逆，后来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舅哥之子，也来了把亲上加亲。
　　
　　辛弃疾在南归之前有没有词作留下来，怕是不得而知。另外根据专家考证，目前他最早流传下来的词作即是他婚后这年写下的《汉宫春》。不过，根据最新发现的资料显示：辛弃疾南归之前应娶了真正的元配赵氏。而且赵氏很可能与辛弃疾一同南归，并共同寓居江阴，且死在那里，随后辛弃疾才续娶范氏。那么汉宫春里描写的女子就并非范氏，而应为赵氏。
　　
　　有意思的是，本该在外人看年少扬名、志得意满且又加之新婚燕尔、郎情倩意的辛弃疾居然在词中表达了无尽的怨气。后人评价说“辛词之怨，无甚于此”。他的怨气，显然并不来自于家庭，在辛弃疾的心中，这种怨气应该来自于南宋朝廷上下，偷安苟活的主导思想。
　　
　　宋高中赵构很有意思，这位对金国一直持投降态度，并杀了岳飞的皇帝在历史上一直为人诟病。但从史料记载来看，至少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并思考的：第一是高宗这人至少是武艺精熟的，并非是手无缚鸡之力，而且也颇有胆略；第二是他与金国的仇恨应该超过任何宋朝臣民：全部的父兄姐妹被虏、母亲、妻子沦为金人性奴——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第三是他恐怕并无多少当皇帝的瘾；第四是他其实是个具有很高文学修养与学识的人，而且也基本上是个不错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一味对金国忍让投降呢？
　　
　　与本文有关的是，赵构对辛弃疾的英勇举动能“一日三叹息”，那么，他就并非昏庸无能之辈。赵构因该是一个有着坚定政治理念，并且头脑清楚的皇帝。因此，他会违背祖训（不杀士大夫），坚持要杀掉岳飞，也会虽然“一日三叹息”，但仍然没有提拔和重用辛弃疾。
　　
　　那么，这恐怕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总之，《汉宫春》之后两年，辛弃疾从江阴军签判任上离职，直至四年后任建康（即南京）通判（推测赵氏应死于此时）。期间上疏朝廷著名的《美芹十论》，然后漫游吴楚，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民俗与地理知识。曾有传言说他居然潜回金国考察敌情，这个传言不论真假，都可见其人一身都是胆。
　　
　　通判官职虽不高，但却是一个相当于副市长的职位，有权单独上奏皇帝，并与市长共同签发公文。建康当时属于抗金前线以及军事重镇。以此看来，要说他的《美芹十论》石沉大海怕也不确切，这个职位的安排应该与十论有关。毕竟擒获叛徒在朝廷看来勇则勇矣，十论虽也颇有见的，但要超拔重用，对于辛弃疾这么个只有二十七岁的年轻官员来说，怕是有些难度——因为孝宗并非汉高祖，也不能据此判断辛弃疾是否是韩信。
　　
　　此时的皇帝是孝宗，他并非高宗亲子。高宗曾有太子，但夭亡了，后来再没有生过。史学家因此怀疑高宗是在逃亡过程中受到惊吓以至不举——这个当成个茶余谈资听听即可。总之高宗既然无子，兄弟又全流落金国，那就只能找宗室的儿子了——可孝宗又偏偏是太祖赵匡胤的子孙。
　　
　　历史有上向来有“烛影斧声”的传言，意指太宗杀兄篡位，而戏词儿中的“八贤王”赵德芳其实二十三岁就“病故”了，太祖仅余的儿子赵德昭又在三十二岁那年自杀，给这种传言增添了几分可信度。随后，北宋帝位在太宗子系内传递。四帝仁宗无子，继位的英宗的后人在靖康之变中被一网打尽，但太宗与真宗的后人还在，选择孝宗为继承人，也给高宗其人增添了笔可琢磨处。
　　
　　传言说高宗梦见太祖给自己托梦，于是选了太祖后人。正论认为高宗此举是为了得人心。这个事有些怪了，话说都过去了百十来年，人心和公论又从何论起？选太宗与真宗后人就不得人心了？
　　
　　既使有公论，这个公论也不会强大，此举到是显的高宗胸怀非一般人可比。而且，高宗禅位后极少干预朝政——除了反对北伐这事。可孝宗偏偏就北伐了，另外老子刚禅位，他就推翻了老子钦定的岳飞一案。那么是宋孝宗是真孝顺，还是不孝顺呢？或者原本就得到了宋高宗的默许呢？
　　
　　是不是很有意思？
　　
　　孝宗名赵昚（音胜），历史评价他是南宋最杰出的君主。说他锐意进取，平反冤案，发展经济，为人检朴。但他28年皇帝中用了17个丞相，34个副丞相，他一面想北伐，一面又重用反对北伐的人为相。他看起来像谁呢？
　　
　　明朝那位崇祯皇帝。
　　
　　恐怕，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执政理念，也决定了辛弃疾将来的人生必定跌宕。或许也如他自谦为美芹一样，即使再美，也终将是细微之物，不会被人重视。
　　
　　我看过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单从论文角度讲：有理，有据，有节。肯定是出自深思与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说辛弃疾具有战略思想，也出于对十论的观感。

      不过，此时的辛弃疾，于建康遇到了他命运中第一个知交——叶衡。也于此时，完成了他的传世名篇：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四
　　
　　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里的最后两句被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列为人生三种境界的第三种。
　　
　　前几年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报道，说是一户姓宋的人家世代为虞允文守墓直至如今。封建时代，守墓人为政府指定，可以理解。但在封建政府与道德体系崩溃的今天，宋家人的职业操守与信念实在令人钦佩。
　　
　　虞允文就是在采石矶大破金主完颜亮那位老书生。孝宗时期，他曾入相。与张浚相比，他大约是孝宗朝唯一可用的“德才兼备”的主战派人物，此人曾出始金国，表现出极强的胆略与武艺，和辛弃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公元1170年，在虞允文推动下，宋孝宗在延和殿召见辛弃疾论对北伐形势。
　　
　　关于此次召对，大约是孝宗对于《美芹十论》的欣赏。但与孝宗急于求成的观念不同，辛弃疾的主导思想是先强内政然后再观金国内乱，最后再伺机北伐。根据《续资冶治通鉴》的记载，辛弃疾在此次召对中并未迎合孝宗，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孝宗应该是比较失望的，但对辛弃疾的所表现出的才干有了兴趣，于是召他入中央政府做官。不过，只给了个司农寺主薄的小官，大约是从八品。那首《青玉案》大约写于此时。之后，辛弃疾写了《九议》给虞允文，并于1172年出知滁州。
　　
　　滁州即是“环滁皆山也”的滁州，由于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原因而声名远播。不过，由于南宋时滁州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曾先后九次被金兵攻破。辛弃疾所任知州时应该是一片被败景象。史料记载辛弃疾到任后：简赋舒征，收容流亡，修整街市，发展生产，组织民众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并向朝廷上策“守江必先守淮”，再收复中原。表现了极强的治理地方才干。
　　
　　此外，大约是“醉翁亭”没有少游的缘故，辛弃疾仰慕先贤，还在滁州建起一座“繁雄馆”和一座“奠忱楼”，也引的一干文人诗文唱和。
　　
　　另外不得不提的一件颇具传奇的事情是：辛弃疾曾于此时上疏宋孝宗说，金国必定在60年之内灭亡，它灭亡之后，南宋真正的祸患才开始。这道奏疏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也不可能引注意。60年后，蒙元灭宋，一个叫周密的人发现了这道奏疏，感慨辛弃疾的料事之明，并为他不被重用而叹息。
　　
　　辛弃疾在滁州两年，于公元1173年因病离开任所回京口家中居住。关于他为何离职，史料并不清楚。但有个关键问题是虞允文1173年从丞相位置上退了下来，并于1174年病故。辛弃疾的《九议》到底有没有打动虞允文，恐怕没有时间证实了。他心灰意冷，想退居乡林应该是有可能的。
　　
　　1174年，叶衡知建康府，并兼任江东安抚使。因为建康有皇帝行宫，叶衡同时也兼任留守。叶衡于此时召辛弃疾为安抚司参议。需要说明的是：参议并非国家正式官员，顾名思义就是个参谋、军师一类的身份，这是安抚使的私人幕僚。《宋史，辛弃疾传》的说法是：“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在古代征辟有个说法，中央政府（皇帝）任命叫“征”，地方官员任用叫“辟”。
　　
　　辛弃疾在此任上所表现出的才干让叶衡大为赞赏，所以他十一月入相后，马上向朝廷举荐辛弃疾，朝廷任用辛弃疾为仓部郎官，这是个从六品的官员。辛弃疾应于此时结识了陈亮。第二年，在叶衡的举荐下，他以仓部郎官身份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公事，镇压赖文政的茶商军起义。
　　
　　提点刑狱公事是个临时性派遣官员，并无什么品级区分。这个职务上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宋提刑官》宋慈。这个官与我们误会的法医与法官不同，事实上相当于一省的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反贪局局长以及省军区司令员和公安厅厅长，权限极大。
　　
　　叶衡于当年九月份因为别人诬告而罢相，但他举荐的辛弃疾却不负重望：七月上任，就于当年的闺九月平定了赖文政，前后不过百日。随后，辛弃疾因平定赖文政受封为秘阁修撰（从六品），调任京西转运判官（转运使的副职），第二年又知江陵府，并兼任湖北安抚使，终于成了方面一方的大员。
　　
　　不过，宋史的上说的诱杀赖文政令人起疑，大约是辛弃疾先招降赖文政，待人家投降后又杀了他，这个稍微让人对辛弃疾的诚信度产生了怀疑，同时也与他的执政理念以及他后来的四次被罢官有关。本文开头所举的那个陈亮与辛弃疾相识的故事里，还有一则。大概说辛弃疾在淮南路任安抚使时，陈亮有回去拜访辛弃疾，两人喝的大醉，辛弃疾酒后和陈亮谈论了宋灭金或金灭宋所分别需要的条件。又说临安（杭州）就不是个用兵的地方，只要占领了牛头山，用西湖水灌杭州城，这个城就一定可以攻破。然后二人大醉睡在一屋，陈亮半夜酒醒后琢磨辛弃疾这人城府很深，第二天酒醒一定会后悔昨晚说的话，肯定会杀自己灭口，于是半夜盗走辛弃疾的宝马逃走了。过了一个月，他给辛弃疾写封信索要十万钱帮助自己脱困，辛弃疾居然给了他。
　　
　　这个故事出自宋人笔记《养疴漫笔》，看起来编造的成份要大一些。首先辛弃疾从未做过淮南路的安抚使，其次是以陈亮为人来看，他与辛弃疾倾心订交，绝不会如此怀疑辛，更不会自作聪明索要封口费。那么，这个故事大约出自时人对辛弃疾的两种看法，其一是残忍好杀，其二则是——他怎会动辄有十万钱给陈亮？
　　
　　辛在湖北、江西为安抚使时，这两地经战乱与赖文政之乱，盗贼四起，辛弃疾处理的方式很引争议：就是但凡捉住盗贼，一律处死。虽然这个措施短时间内让治安形式大好，但也给他留下嗜杀的恶名。宋时推行宽仁之政，中央政府不杀士大夫，有天大罪也就是个贬官流放，地方政府也尽量不判人死刑。而辛弃疾虽然乱世用重典，但这也让士大夫特别是一些正直的道学家极为不满。
　　
　　另外，辛弃疾此人也极有发展经济的才能，任仓部郎中时曾与孝宗讨论纸币的发行情况，到了地方后也很会挣钱：一边打仗，一边筹集军费，一边安民救赈，顺带还能帮助周边缺钱的州县，另外经常馈赠友人，举行个歌舞晚会，给自己建个别墅，买些侍妾什的。让人对他的操守与品行产生了怀疑。
　　
　　最重要的是，由于叶衡离职，辛弃疾在朝内也失去内援。但应该说他的平乱与治世之能还是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可。因此，尽管有官员不断弹劾他，他仍然能勉强保住职位。不过，朝廷应该对辛弃疾的“滥杀”也比较头疼，期间他曾短暂被召回中央政府任大司寺少卿，这是个正六品的官员。其间，从四品的大理寺正卿吴交如病故，辛弃疾感叹吴交如身为列卿居然能贫困到这个地步，一定是个可以敬佩的人，于是厚赠了吴家一笔钱。
　　
　　此事列于《宋史》他的本传，充分表达了辛弃疾的为人豪侠，与《养疴漫笔》里那个故事，到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这个故事之外，恐怕还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宋代官员的工资待遇相当丰厚，而吴交如居然会很穷，而辛弃疾也认为他不应该这样穷。那么，辛弃疾内心中恐怕对所谓的清官操守没有什么概念。此外，吴交如的工资待遇显然要比辛弃疾高很多，而辛弃疾能有钱厚赠吴家，显然不是因为他家里有钱，那么，这钱很有可能是他在外当地方官时挣下的。至于如何挣下，这便是人们怀疑辛贪污的原因。
　　
　　此外辛弃疾还曾为病故的好友周孚出书，另外在他还在上饶为自己修建了别墅，据陈亮和朱熹的文章记录，这个别墅的富丽程度是他们前所未见。那么这笔钱的由来也很让人怀疑。当然，辛弃疾稼轩的别号也来自于这个别墅，这个别墅也随后成为他被罢官后归隐田林后的“稼轩”之处。
　　
　　五
　　
　　公元1180年，辛弃疾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创建了“飞虎军”，期间克服了军费以及朝议的种种困难，终于建成，史称：（飞虎军）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飞虎军人数大约为二千五百人，辛弃疾离任之后经历多次战斗，虽谈不上战绩显赫，但确实可称为南宋的一支劲旅。
　　
　　在飞虎军创建过程中，辛弃疾结识了朱熹。此时的朱熹虽然官职没有辛弃疾大，但却因为“鹅湖之会”声名雀起。辛弃疾应该对比自己大十岁的朱熹怀有一种敬重。他们相识的缘由大约是这样的：辛弃疾因创建飞虎军的军费需要，大约干些走私勾当，被朱熹手下查获，辛弃疾写信给朱熹说情，朱熹放归了货物——这便是某些文章说朱熹曾断过辛弃疾财路的缘由。
　　
　　应该说，当时道德界的两大概模，朱熹与陆九渊对辛弃疾的为政理念是颇有微辞的。陆九渊曾写信给辛弃疾，含蓄地对他进行了批评。而朱熹曾听过辛弃疾讲的一个笑话，说是宫里在民间横征暴敛太过，以至于拉粪的船上都要挂个皇宫的招牌。朱熹认为辛弃疾开玩笑太过，直到亲自在地方上见到此种情况后，才相信，并由此对辛弃疾产生了兴趣。
　　
　　当时江西一带闹饥荒，辛弃疾到任后公布了个告示，上面八个大字说：闭粜者配，强籴者斩。意思是不卖给百姓粮食的商户流放，敢于强抢商店的人处斩。朱熹派的人看到后回去报告朱熹，朱熹感叹到：这八字的榜文如果四个字分开贴，那是大逆不道，但合在一起，就可见这个张贴榜文的人有大才。
　　
　　随后，江西的饥荒很快被辛弃疾平息，朱熹也与辛弃疾从此开始了亦师（辛以朱为师）亦友的交往。朱熹也应于此时应邀到过辛弃疾在带湖的新居。
　　
　　公元1181年，辛弃疾在带湖的新居建成，年长辛弃疾17岁的洪迈专门为此写了《稼轩记》，由此我们得知了那个20年前，携美妻于5万军中俘虏敌酋的少年英雄的慷慨豪迈之气。而也于此年，辛弃疾终于抵挡不住朝廷内外越来越激烈的非议——特别一个叫王蔺的言官的弹劾而辞官。
　　
　　这里需要探讨下辛弃疾辞官的缘由，也顺便解释下关于很多人所不解的辛弃疾的几个罪状：杀人如草，用钱如泥，急功近利，贪钱好色，以及不臣之心。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批评辛弃疾的人，不只是投降派，不只是“坏人”，而是包括陆九渊、丞相史浩、甚至朱熹在内的清正忠洁之士。而且，曾两次弹劾辛弃疾致使他罢官的王蔺其实也是个“好官”。
　　
　　这其实是执政理念与战和守之间的分歧。
　　
　　主战派不一定就是忠臣，主和派也不定就是奸臣，这个观点我们需要澄清。同时也涉及到前文所说的杀了岳飞的宋高宗与秦桧。
　　
　　那么需要思考的就是：南宋真的可能北伐金国而取得胜利吗？或者宋高宗不杀岳飞，岳飞真的就能直捣黄龙府吗？
　　
　　显然是不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国力，财力，军事实力种种因素，相信比岳飞站的更高，一贯主和的南宋历代朝廷与丞相看的会更清楚——壮烈战死固然可钦可佩，但于国于民又有何益？
　　
　　无意为宋高宗与秦桧翻案，只是这种思考，可能有益于对辛弃疾本人的心路历程、处事理念与多舛命运做一个尽量客观的分析。
　　
　　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他出生时北方已沦入金人之手13年。他的祖父是耻为金人但又为了家人不得不留在金占区的宋朝遗民。据辛弃疾讲，他幼年时祖父常带他游历北方山川地利，谋划如何进兵北伐。在他南归后又曾遍游吴楚，并一刻也没放松对北方敌情的侦察。从《美芹十论》来看，辛弃疾十分清楚南北的军事差距，他虽立志恢复河山，但与宋孝宗、张浚、乃至韩侂（脱）胄的急于求成不同。辛弃疾的北伐主张历来是先富民强军，待金国发生内乱后再伺机北伐。这个观点历来没有改变过。
　　
　　那么，辛弃疾这个论点的出发点是承认金国的军事实力要强于南宋。以辛弃疾之明来看，当年岳飞伐金就不可能成功。
　　
　　此外，由于中国南北地形与经济差异，冷兵器时代历来只有北吞南而无南伐北。真正意义上的北伐成功其实只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那次。那么原因就在于，北方的骑兵优势，以及地形上的居高临下的冲击力优势。再者，南宋之前北方的经济要远超南方，辛自号稼轩的原因也在于他意识到北方农业要远远发达于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强军，待机而动自然是最佳选择。但这个选择有个时间限制，辛弃疾的个人志愿不会容忍他把这个时间变得很长，那么富国的前提就是迅速发展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的前提就是迅速稳定社会治安，所以他会用严刑酷法打击盗贼。
　　
　　第二是强军，宋代特殊军事制度决定辛弃疾把希望寄托于建立一支新军，进而影响全国的军事体制。这可能是他要顶着“贪官酷吏”名声也要坚持完成的事情。
　　
　　那么，建军的军费来源，就完全可以理解：政府又没有多余军费，搞些手段，弄点副业，也是不得已的事实。至于说他贪污，我觉得这是末节，清官未必成事，成事者未必清。而且辛弃疾所谓的贪，其实也查无实据。
　　
　　好色之说有些意思。辛弃疾共有三妻七妾——这还是有名有姓的。不过，以宋时士大夫的风尚来说，这只能说是传统。苏轼的侍妾就不少，以此为罪状，在当时的年代，不过是顺带凑词儿而已，谁也别太认真。
　　
　　到是有个野史说法有些意思：说辛弃疾妻子（应为范氏）生病，辛对来看病的大夫说，只要能治好夫人的病，他就把侍妾当医药费送大夫。那个侍妾名整整，美貌而善音乐歌舞诗书，后来，辛弃疾真把这个整整送给了大夫。
　　
　　这个故事真假不论，送侍妾与人也是当时风尚，不值一论。至于不臣一说，虽显的荒唐，但却是辛弃疾不能不以辞职明志的最重要原因，由此可知也不过是言官弹劾人的杀手锏而已。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理念而努力。由此种种，被当时官场，特别是正直之士所误解，是他所痛苦的。特别是自虞允文病故，孝宗似乎也丧失了恢复之志，而自己却总是被用来镇压本是良民的反抗者，没有将满腹武略用在对金前线上，应该是他所愤懑的。
　　
　　所以，耿介之士王蔺的弹劾，成了打击他斗志的最后那根稻草，此外，由于叛乱都被平息，北伐又是幻想，朝廷对辛弃疾这个头疼的角色也失去了容忍之心。那么，辛弃疾被弃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过，辛弃疾只是落职，并非罢官。他的正厅级官职没了，但正处的工资待遇还在，这个需要特别说明。
　　
　　总之，公元1181年，辛弃疾退居带湖，开始了漫长的稼轩生活，直至1188年与陈亮那次鹅湖寺之会。
　　
　　六
　　
　　《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沈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陈亮与辛弃疾倾心相交，根据他所写的题辛弃疾画像所描绘的辛弃疾形貌是孔武有力、目光逼人。联系起辛弃疾前面追杀义端时，义端称其为青兕可知，这人虽称不上面目凶恶，但也应是比较吓人的。
　　
　　今天辛弃疾以词为我们熟知。但在陈亮心中，他是具有恢复河山，有大将之才的英雄人物。并将他比做其时南宋的两大人望，这两人中：文是朱熹，武即是指辛弃疾。他一生都在为辛弃疾奔走扬名，恐怕这二人可作季布与曹丘生之比。
　　
　　陈亮五十岁之前一直是布衣身份。期间曾因上书打动宋孝宗，宋孝宗要授予他官职，他却耻于因为言论为人赏识就当官而逃走。光宗继位后因不朝见禅位的孝宗为天下所不齿时，陈亮却独自上书认为只要治理好了国家，朝见不朝见太上皇都是末节。
　　
　　在陈亮心中只有公道、与国事的。但这次上书却客观上给光宗找了借口，光宗于是也想提拨陈亮，但陈亮以同样理由又逃走了。他几次被诬下狱，多亏了皇帝的关照以及辛弃疾等一干好友倾力营救才免于不幸。但他百死不悔，出狱后仍然为抗金事业不停奔走。
　　
　　他理解并敬重辛弃疾的所为与所遭遇到的不公，并给予了辛弃疾最大的精神鼓励。
　　
　　其人能奔波800里，专为与辛、朱二人鹅湖一会，其慷慨豪迈也着实让人敬重。并且也真不愧是孟子笔下所写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危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与“天下伟人”（出自辛弃疾的祭陈同父文）。
　　
　　也如辛弃疾贺新郎词中所言，此时隐带湖畔的辛弃疾面临局面是：奔波半生，知游多已零落（叶衡，洪迈，周孚已故去），他空怀有治国救民与光复华夏之志，但却总被诋毁。而陈亮的到来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于是他抱病起迎，二人相谈甚欢。甚至陈亮离开后，他因未尽欢而骑马欲追回，直至风雨路阻后夜中赋词以寄。
　　
　　这种深深的友情之外，其实也蕴藏了深深的落寞。
　　
　　鹅湖之会的当年，孝宗禅位于光宗。陈亮随后再次被诬下狱，辛弃疾倾尽全力营救。出狱后的陈亮于1193年中状元，其年已五十一岁，第二年突发疾病去世，年五十二岁。
　　
　　此时辛正被起复为福建提刑，原因是因为福建再起民变，朝廷弹压不力，于是又想到了闲居已久的辛弃疾。辛弃疾随后被朝廷征召，归途中会拜会了两个好友：朱熹与陈亮。这是辛弃疾与陈亮的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想象二人相见后必定又是一番痛饮。随后，辛弃疾又任福建安抚使。期间忽于公事任上听闻陈亮噩耗，悲痛欲绝，但又不能亲临哭友，于是写了《祭陈同甫文》。
　　
　　闽浙相望，音问未绝，子胡一病，速与我诀!呜呼同甫，而止是耶?
　　
　　在祭文中辛弃疾以无比深痛的心情怀念二人于鹅湖所结下的深厚情义：
　　
　　而今而后，欲与同甫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
　　
　　千里寓辞，知悲之无益，而涕不能已。呜呼同甫，尚或临监之否!
　　
　　此文的深情与悲痛，千载之下仍跃然纸上。千古志士，当同声一哭。应该说陈亮的离世不仅使辛弃疾失去挚友，也同时失去了政治理念上的志同道合者，所谓知交二三子，而二三子亦去，让他情何以堪？
　　
　　或许，他的知交，仅余朱熹而已。
　　
　　宋光宗名赵敦，这是个很奇怪的皇帝，种种迹像表明，他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表现在他对亲生父亲孝宗的猜忌，不去朝见父亲，即使大臣苦苦相劝也不行。另外，她老婆李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悍妇，表现为有一次她对公婆无礼，婆婆谢氏（孝宗皇后）好心规劝她注意皇后礼仪，她居然出言讽刺谢氏并非孝宗元配皇后，引得孝宗大怒，几乎废了她。此事载于《续资治通鉴》。总之光宗在位六年，终于在对孝宗的无端猜忌以及李氏的悍妒逼迫下几近疯狂——居然称病拒绝为孝宗治丧。
　　
　　而大臣们也忍无可忍，利用他称病不给孝宗治丧的时候，强行逼其禅位于宁宗。
　　
　　而朱熹于此过程中却成为政治新贵，缘由于他的道学体系中利于君权的部分。 陈亮故去后，辛弃疾与朱熹过从甚密。朱熹大约也想以自己的学说影响和改变辛弃疾。曾赠字“克己复礼”与“夙兴夜寐”给辛弃疾，前字大约是朱熹对辛弃疾“杀人如草”的劝诫，后字可能是对辛弃疾北伐志愿的勉励。而辛弃疾对朱熹，恐怕更多层面上只是学术与道德制高点上的尊重。
　　
　　这与他和陈亮的倾心交往是有所区别的。
　　
　　朱熹后来给陈亮去信解释过不赴鹅湖之约的理由，大约是身体的病与出世隐居的志愿。但第二年朝廷一召，他就出山了做官了。恐怕，很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不愿于其时沾惹陈亮与辛弃疾这两个倒霉运的人。
　　
　　不过，朱熹在政坛上的短暂辉煌转瞬而过，他随即被斥为“伪学”而遭罢黜，随后他的门人与知交被定为朋党而被牵连——辛弃疾也在此内。公元1200年，朱熹背负污名辞世，年七十一岁。去世时他的门人因惧怕朝廷处罚，不敢来送葬。而罢官在家且又老病的辛弃疾却不顾病体，也不顾朝廷禁令，亲自到朱熹墓前哭吊。 这篇祭文现在能见到的仅两句，载于宋史辛弃疾本传，也可算作对于朱熹一生的评价：“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后来成了仅次于孔子的圣人，但那是后话了。在当时的形式下，我们所看到的辛弃疾，真不愧是陈亮所倾身相交的义士也！
　　
　　七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是辛弃疾作品中最富盛名的一首，大约作于1205年，辛弃疾时年66岁。宁宗即位后，韩侂胄把持朝政。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极有争议的人：他总共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前期曾反对道学，后期又发动对金的北伐战争，因为本人才能以及宋朝内部种种矛盾而功败垂成。然后南宋朝廷为了使金国罢兵，居然派人暗杀了他，并将头送给金国，换取了和平。
　　
　　这于一个国家，是极其无耻与卑贱的事情。韩本人随后又因反对朱熹的道学，被其后兴起的道学门人纷纷诋毁，并终被列入了奸臣传中。不过，韩侂胄立志北伐的消息传出时，南宋诗词界的两大巨人：辛弃疾与陆游曾激动不起，纷纷作诗与作词赞誉。
　　
　　这二人，应与此时有了一段情谊，辛弃疾曾想买屋赠予陆游，而陆游曾作长诗为他奔赴北伐前线送行。
　　
　　但如同此时的辛弃疾已66岁，陆游已81岁一样。南宋朝廷已暮气沉沉，虽有恢复之志，但恢复之臣都与老去。更加上道学一派的门户之见，对韩侂胄的北伐也多阳奉阴违，甚至暗通金国——他们将对韩侂胄个人的成见，凌架于国家利益之上，以既使北伐失败。
　　
　　辛弃疾当于此时，登临京口北固亭，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1206年，正当北伐出兵时，辛弃疾又被贬逐。随后，宋兵北伐失败，朝廷终于认可了辛弃疾在北伐前对宋金形式的论断，并于1207年重新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正五品），但辛弃疾已病入膏肓，无力再起。
　　
　　当年九月初十，这位一身以恢复河山为己任的伟大爱国词人，终于没能实现自己上阵杀敌的志愿，病故于铅山，年六十八岁。
　　
　　据说，他临终时人已陷入昏迷，但突然惊起大呼“杀贼，杀贼”，然后溘然长逝。死后身无余财，仅余诗书以及奏疏。
　　
　　这或许是对他贪财与好色的最好回答，也如陈亮所知的辛稼轩一样：挠弗浊，澄弗清——其清白可证日月，而无需向诋毁他的人言明。
　　
　　辛弃疾死后，祭奠他的文章只有陆游与项安世的文章流传了下来，他死后一年，又被朝廷言官弹劾说他迎合韩侂胄与金国开战，被剥夺所有官职。
　　
　　公元1210年，辛弃疾卒后三年，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卒。
　　
　　公元1233年，辛弃疾卒后二十六年，朝廷追封辛弃疾为光禄大夫（从一品）。
　　
　　公元1234年，辛弃疾卒后二十七年，也就是他上书预言金亡时间的62年后，金国灭亡。
　　
　　公元1270年，辛弃疾卒后六十三年，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枋得夜宿辛弃疾神祠堂：“（夜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绝声，近吾寝室愈悲。一寺数十人，惊以为神”。于是第二天祭辛弃疾墓，作下了《祭稼轩先生墓记》，盛赞其：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
　　
　　公元1275年，辛弃疾卒后六十八年，南宋追封辛弃疾为少师（正一品），谥号为忠敏。

      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行在临安（南宋未定都），宋亡。
　　
　　公元1279年，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于崖山大败，陆秀夫背幼帝跳海自杀，自太后以下的宗室、官员、宫女、太监及爱国臣民蹈海不顾，据称次日海面浮尸达十万具。
　　
　　史称：崖山之后无中国。
　　
　　公元1289年，谢枋得被执大都，绝食而亡……
　　
　　清代陈世昆评： “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
　　
　　而辛弃疾的一生，也如他那首贺新郎一样：男儿到死心如铁。千载悠悠，任足评说。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完）

闲过信陵饮

青芜 发表于 2015-2-16 18:19
我知道那书是谁送的哈哈……花……嘿嘿

对，是她送的

闲过信陵饮

就是个汇总吧

水烟

有空一定慢慢看完，刚刚看了第一则

流云一朵

要从头捋一捋？牛啊

开的是寂寞

这个假期里会再次好好读一遍的，先看春晚了哈。代序写得很好看，明天有空在细品

水烟

我崇拜说豪言壮语的男人咯

静听花语

此文雄奇，俺收藏啦

闲过信陵饮

流云一朵 发表于 2015-2-16 19:47
要从头捋一捋？牛啊

做个连接，也算干了项工作

闲过信陵饮

水烟 发表于 2015-2-16 22:20
我崇拜说豪言壮语的男人咯

唉，失败的是，我从来不说
已哭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