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牺牲湮没尘埃，多少英雄归于无名

失败的匈奴

中下层军官：损失约36万人之多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中下层军官，牺牲比例极大。按照军政部统计，“七七事变”前后，国军中下层军官（上校至少尉）共有13.4万人；此后随着战事牺牲，每年要补充4.5万人。培养速度远不及牺牲速度。及至1943年，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已仅剩37587人，只占到全部中下级军官的27%左右，余者全部来自行伍提拔及各种速成培训班。据此估算，1937年~1945年，国军大约损失中下层军官达36万人之多。
这些殉国的中下层军官，大多数没有能够留下具体的行迹。
惟在战时所编纂的《抗日英雄题名录》等史料中，今人尚能见到一鳞半爪。
如：晋西军少尉排长杨继祖，率部袭击敌军，被敌人三面包围。杨命令部队撤退，自己亲持步枪掩护。危急时刻，杨将所带口令、旗帜、信号等掩埋地下，以防被敌军缴获利用。伤重被俘后，杨不屈而死。①
再如：上尉军官刘文庆，战斗负伤，被送往战地医院。刘原本期望伤愈后可重返战场，孰料病情恶化，竟含恨而死。死前，刘留下遗嘱：“愿将身边积存之饷银70余元，全部捐献国家，借补杀敌未尽之志。”②



再如：1940年1月，骑兵第六军连长范学勤，奉命于一无工事可用的小村寨外布防。范当时患有胃病，连附李金领建议其回后方休养，自己可代为指挥部队。范奋然道：“倭寇深入腹地，乃国家之大病，吾宁牺牲个人之小病，以医国家之大病。”其带病临阵指挥，使官兵大为感动。当时，该部“除牵马兵外，仅余官兵五十三人”，而“敌兵力、装备，均较我十分优势”。范“率部剧烈血战，炮火之猛，有如骤雨”，“敌屡次冲锋，均被击退“。因有范的身先士卒，该连官兵”伤亡逾半，继而三而被围“之时，犹能“坚守阵地，屹不为动，并使空马适时后撤，与敌继续苦战，迨敌蜂拥而至，冲入阵地，即振臂一呼，率部与敌肉搏，炸弹轰击，刺刀交锋，硝烟刀影，敌我难分”。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范部“与阵地同归于尽，官兵相从殉国者四十五人”。③
中下级军官，亦被日军视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之所在。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中，国军曾缴获相当数量的日军文件，其中即有如下评估：
“支那军……干部多为军官学校出身，抗日意识旺盛”，“如失干部，战斗意志即消失，故特须注意阻（狙）击其干部。”（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常德会战获敌文件汇编》，1943.12.23，P01-05。）④

失败的匈奴

基层士兵：伤亡360余万


战后，据国民政府统计，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约伤亡365万人。
绝大多数牺牲的基层士兵，没有留下具体的行迹；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未曾留下。今人可见者，亦只有偶然保存下来的一鳞半爪。
如：1939年，旨在宣传抗战建国的“中华宣传事业协进社”成立。该社曾计划拍摄一部电影，特别选择两名基层士兵的英雄事迹作为备选素材。一是“北战场冯登高单骑却敌”，一是“南战场雷鸣化之英勇决斗”。④
冯登高是骑兵第六师通讯兵。某次执行任务时，冯的马匹意外倒毙，被迫在某村庄外躲避敌军。时有数十名敌军骑兵进抵该村，冯藏身村外树下，击毙3名敌人。敌军“疑有伏兵，不敢突进，分据四周山头”，冯“步枪纵横四射，眩惑敌人，苦战一日”。入夜，有援军到来，敌军退去，村庄遂免遭蹂躏。⑤



雷鸣化是一名上等兵。在生擒一名敌兵后，雷被射中胸、腿，重伤倒地。雷把枪交给班长，决意赴死。待敌军来至50公尺处时，雷即掷出手榴弹。敌军冲杀近身后，雷以六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据当年媒体报道：“该师官兵，附近乡民与游击队，对雷英勇杀敌，成功成仁之事迹，无不为之感动。”⑥
再如：第60军侦察兵寸於德，外出侦察时，与数名敌军相遇。寸拔枪射击至弹药耗尽，不幸被俘。寸佩戴手枪，被敌军认定乃是军官，意图从寸身上获取情报，故以佳肴劝降。寸不吃饭，也不说话。日军失去耐心，转对其动刑——“施以剥骨剖臂之刑，骨露筋折”。寸始终不屈，仅言：“中国军人不投降，不做汉奸，唯死而已。”终被杀害，时年21岁。⑦
在日军大将冈村宁次看来，与俄、英等国士兵相比，中国士兵是“最强的”，其之所以不敌日军，“系由于各高级将领之研究不够”。战场打扫所获之中国军队官兵家书，其中的牺牲精神，曾给冈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这一点和我军的情况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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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向老汉舍身引敌入死路


知识分子与地方士绅，因多深受民族主义启蒙，往往是民间抗日意识最浓厚者。
比如：日军进攻河北衡水时，四存学校师生投笔抗敌。弹尽援绝后，李溪荪等8名教职员工、楚寿学等45名学生，“或殒身行阵，或喋血重围，均能临难不苟，气慑敌伪”。后获得行政院嘉奖，“建纪念塔，一律入祀忠烈祠及依例抚恤”“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以彰壮烈，而励来兹”。⑧尽管国民政府为“战后建设”计，抗战期间对大、中学生实施“缓征”政策，但学生投笔从戎，乃是极为常见的事情。
再如：山西忻县乡绅陈敬棠，早年曾任参议员、村政处处长等职。陈素来钦佩文天祥之为人。1937年忻县沦陷，日军欲利用陈敬棠之威望，威逼利诱其出任伪县长。陈坚拒不从，日军坚欲迫其就范。陈自知难以幸免，“乃与其夫人整衣正容，祷拜宗祖神位后，双双吞金自尽，以全节操”。⑨
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因抽象之“国仇”而奋身抗敌，无知识不懂民族主义为何物的普通百姓，亦常因具体之“家恨”而不惜与敌军玉石俱焚。1941年，日军进攻湘北。某部进抵瓮江，城中百姓逃散一空。日军抓住一向姓老农，命其作为向导引路。此前，向老汉之子被日军掳走失踪。为报此仇，向老汉遂刻意将日军引至中国军队布有重兵的朱家岰，使其全数被歼。战斗中，向老农亦中弹，战后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弥留之际，尚呐呐自语：“我的儿，我已为你报仇了。”⑩
八十年，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多少英烈化为无名，归于尘埃。今人翻阅《抗日先烈记》《抗战英雄题名录》《抗战中之忠勇义烈》……这些旧时档案，凝视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姓名与行迹，当知“敬畏历史”是一件要事，却又并不是一件易事。

失败的匈奴

注释
①②⑥⑧《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81、82页；③《抗战英雄题名录 第1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1943年，第73、74页；④《郑昊樟等为组织中华宣传事业协进社报送简章及工作计划筹备案呈》（1939年7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361页；⑤⑨⑩梁中铭编绘：《抗战忠勇史画》，正气出版社印行，1946年，第13、28、32页；⑦《抗战英雄题名录 第1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1943年，第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