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24-7-21 15:24 编辑
我的洋马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洋马车金贵得很,磕半拉家业买回来一辆,一家人像心肝宝贝样爱护它。
没车子的人恨有车子的人,说是“旱田龙驮鳖,雨天鳖驮龙”。小孩子跟在车子后边唱“洋马车,跑哩快,崩了里袋崩外袋。修修补补十几块,看你瘪子跩不跩!”这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谁要捞到一辆车子骑,他就绝口不再骂人家。
俺生产队有个老头叫“老党员”,他儿子叫富贵。
老党员早年跟着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后来投诚了八路军,再后来抗美援朝,还立过功。
文化革命时,老党员登台宣讲革命历史,胸前还缀了两三个奖章呢。
吃大食堂的时候,老党员的老婆得了肝病,四肢柴瘦,肚大青筋,不长时间就死了。
撇下富贵这么个儿子。富贵也不顶饿,瘦的皮包骨头,小胳膊麻杆一样细,眼窑儿塌下去老深。
好歹算逃了个活命,散了食堂,富贵都七八岁了。生性脆弱,谁要惹了他,咩咩地哭,收刹不住,一哭就是半晌。老年人烦他,哪有这样哭不到头的孩子,就是个泪人儿!“泪人儿”这个雅号他就落下了,一直到上学才有了“富贵”这个官印。
我和富贵家是隔墙邻居,我不惹他,每当他悲哀不止的时候,我就坐他跟前,摇着他的手,别哭了嘛富贵。咱俩藏老猫去中不?
七七年,老党员得到了民政部门补发的一些款子。这时候富贵也出落成一个大孩子,虽然清癯黒瘦,也想寻个老婆,也想烧包啊,他就要老党员给他买辆洋马车。车子买回来了,富贵无论出门干啥都骑上洋马车,一个村子的人都眼气他。
富贵记仇,凡是早年欺负过他的人,甭说来借车,就是摸摸车子他都不愿意。
富贵对我好,我就是用他的车子学会骑的,还是他在后边扶着教会的。
分田到户了,我父母亲也学会了做小生意。农闲时,母亲炒花生卖,父亲在街上摆个纸烟摊儿。
那时候花生种植的少,需要去乡下买来加工;街上没有烟草批发,要到城里去买。我或是下乡买花生,或是上城里批纸烟,都去富贵家借车子骑,富贵从来没“顿”过脸面。
那时的“茅庐牌”香烟零售才一毛钱一盒,批发价九分钱。一箱四十条,批发价三十六元,还不抵现在的一盒烟贵呢。
打客车进城不划算,四十里路程,不说在城里吃顿饭,光来往车费就把利润噍干了。
没办法,还得跟富贵借洋马车用。
城里的烟草批发站,大房子里烟箱摞到梁头上,只要付钱,要多少都给你。哪像现在,烟草专卖,定点供应,价钱还死贵。
我批了两件茅庐烟,用绳子系好,一左一右固定在车子后架上;又去市面上买了一大包“膨香酥”。膨香酥这玩儿是用机器挤出来的,二尺来长,粗如蛋黄,管状中空,用塑料袋装起,牛腰来粗才十来斤重。两件香烟骑跨在后座上,恰巧上面有个平台,就把膨香酥安排在上头。
出城时刮起了北风,向北走就是迎头风;到二十里铺再折向东,风就从左往右刮。车子载的东西不重,但面积大招风。蹬车子很费力,两手攥紧车把,还要向来风方向倾侧以保持平衡。那时节路面都没有硬化,道路随高就低,路面磕磕噔噔。我一面拼力流汗,一面心疼人家富贵这把车子,上坡时蹬得咯咯吱吱响,车子累坏了对不起富贵呀。
蹬到了五道沟岗上,再往前是下陡坡,坡底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拧弯的桥。常听人说五道沟这地方“紧”,大天晌午有鬼叫唤。这会儿正是晌午头,又饿又累又怕。前后幽无人迹,硬着头皮骑下去吧。
快到桥上的时候,河槽里一阵狂凤撞过来,连人带货一起裹下路基。一阵昏眩,憋闷的要死。许久才呸地吐口泥沙,推开压在身上的车子。
纸烟箱子摔散了,膨香酥筋骨寸断,才扶起车子,发现左手掌血如泉涌,抹去血污,掌心有一道口子像小孩子嘴样,赶紧摁住,抓一把土垃面揞上;褂子肘部也跐烂了,索性撕下一绺布条缠在伤口上。
强忍浑身伤痛,把车子扛到路面上。车子灰头土脸,右边车把的镀光蹭掉一大块,龙头歪斜,前轮失去圆匝。我用两腿夹住前轮,将龙头扭正;用手按压车轮,矫正车轮的弧度凸变,车轮终于能转动了,但仍不免蹭前叉子。
下到沟底,把散乱的纸烟装进膨香酥袋子里,再把没摔散的纸烟窝在箱子里,重新捆在车子上。车子是不能再骑了,推着走路,那车轮子准时到节点上嗤啦一声,哦,这嗤啦一声是转了一圈。
嗤啦了四千多声,终于到家了。
把富贵的车子摔得不成样子,没脸送还人家,只有弄去修车铺修理。修车子的潘师傅啧着嘴说,娘那个儿,没把人摔坏算是万幸!潘师傅用螺丝拧子把车辐条这边松松,那边紧紧,又用抹布通身擦拭一遍,掂起车子照地上弹了弹。好啦,给富贵送去吧。下回骑车子可得注意喽。
车子送到富贵手里,富贵没说啥。我不能瞒他呀,我说,兄弟,你看这车子把上碰掉一块,镀光是添不上去了。福贵脸一寒,咋弄球哩呀!扭脸看见我包着的手,他问,手也是摔的吧?我满脸发烫,嗯了一声。他说,紧照护着伤口吧,可别叫发威啦。
打那以后,再不敢找富贵借车子用。父母叫我进城买货,我就坐客车去。父亲说,拢共就那几个利钱,来往打车都搌光了。母亲说,咱也买个洋马车吧,光借人家的车子,孩子也抹不开脸皮儿。
我买回来洋马车的时候,村子里几个小青年都有了。闲来无事就相互对比,不是比稀罕,而是比车技。
以前借人家车子骑,我只会骗腿上车子,有了自己的车子,就学会了“掏腿”上车。所谓掏腿,就是从车子横梁上把右腿迈过去。这样子不好掌握平衡,弄不好会撂个子。学会了掏腿,同伴们笑我还是小儿科,人家都会单丢把了,有个叫“斧头”的,比我小两岁,竟然会双丢把了。斧头给我说,双丢把还不算本事,街西头的杨毛,烦恼别人借车子,把一边的车子把都锯掉了,仍然不耽误驮东西上路。
说起来杨毛,那可是个人物。他母亲早亡,父亲把他带大。父亲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初期,父亲也去世了,杨毛就成了没笼头的野马,学会了偷盗,穿宅越院不在话下。受过劳教,因为他父亲有功,没有判刑。有一次,公社领导问他,听说你骑车子本领高,表演一下看看吧。杨毛说,平路上没意思呀。领导说,那就去水库渡槽上比划吧。
水库下游有个跨河渡槽,渡槽里满荡荡的流水,渡槽下是几丈深的河床。渡槽帮沿宽可二尺,寻常人走在上面都眩晕打颤。杨毛骑上他那辆单把车子跑上渡槽,上身不摇下身不晃,笔直地通过四五百米的渡槽,引来旁观的人拍巴掌喝彩。公社领导啧啧称奇,这货托生到农村可惜了,参军当个侦察兵啥的,绝对够料!笼络着他吧,给他找个活儿干干。 合作社有个理发店,把杨毛安排进去,半年实习期满可以转正。遗憾的是杨毛不收心,不到半年就不辞而别了。后来因为偷盗屡教不改,两次判刑。从劳改队回来后就销声匿迹了。再见杨毛已是二十多年后,花白头发,略胖,凤目微眯,一脸和善。他老婆守家没有改嫁,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教师;儿子参军,是个军官。杨毛在东莞开了一爿理发店,雇了伙计。老婆带着孙子也偎他去了。
综合厂是乡办企业,厂里有个采购员叫刘文清,是个转业军人,为人爽朗和气,外人送号“刘现成”。不管是谁找他弄些紧缺东西,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木事木事,现成哩。父亲央刘文清给弄辆自行车,刘文清说,这个现成。别看供销社回来一批车子呼啦抢完了,咱给它专事专办。你家那小伙子是该有把车子骑,快寻媳妇了,车子手表收音机是门面。父亲把给他二百块钱。刘文卿说,用不了恁些钱。这样吧,多退少补。
大概有两个月,刘文清果然给买回来一辆车子。他给我说,娃子乖,车子回来了,正价一百三十六。飞鹰牌的,后轮加重,带个百八十斤东西哞哞叫!搬回去找你老潘叔,绘上就能骑。
八零年秋后的一天,“斧头”给我说了一桩贩烟叶的生意。
那时斧头还没结婚,对象是官庄街的。
分田到户,种田的人有了闲散自由,为官的人心里也活泛起来。综合厂几个领导看烟叶有利可图,就从外地请来了烟叶技术员帮他们收购烟叶,这个技术员就是王贵庭。
王贵庭来到综合厂,闲暇时间就打听斧头,说是他表妹夫。综合厂采购员刘文清说,这街上斧头倒是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亲戚。刘文清就把斧头喊过去,当面一对证,果然是表妹夫。是亲戚三分向,相互交往中王贵庭就把烟叶的利路悉数说给斧头听。
因为我当过烟叶技术员,斧头就找我商量。他说,隔行不取利。你炕过烟叶,知道烟叶里头的路数。咱俩一起出去收烟叶,收回来就找王贵庭去卖,他说准能赚几个。
我和斧头骑车的技术不相上下,跑个百八十里地不成问题。两个人就按照王贵庭指示的烟区途径,下乡去收购烟叶。
烟叶的等级很有讲究。质量好的烟叶都长在烟秆的中部,分中1、中2、中3三个等级;顶部的叶子叫稍子烟,叶子薄且小;底部的叶子叫脚叶子,颜色发乌且枯燥,都不值钱。王贵庭交待过,尽量收中部烟,稍子烟和脚叶子净占堆还卖不上价钱。
烟叶的购销都是国营,收购烟叶的地点称为烟站,烟站里主管收购烟叶的人有权制订等级价格。权力无人监管,必然出现绕搅事。收购人员有亲戚,有朋友,有送礼拉上关系的,他们去卖烟叶多数等级高价钱贵;非亲非故又没有关系的人去卖烟叶,必然会遇到压级压价。犯了龃龉,吵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有些人一气之下,把烟叶拉回去,扬言宁可叫烟叶烂在家里,也不跟这些龟孙们打交道啦。
综合厂能揽下收购烟叶的生意,估计是厂里领导想搞点外快,因为经销烟叶就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
我和斧头下乡收烟叶,没进村先在村头瞭望,这村子有烟叶炕房就必然有烟叶。那时候的农村没有楼房,烟叶炕房鹤立鸡群,高出普通民房又多在村外,一眼就能看见。
进村只要一吆喊收烟叶喽,就有人出来搭腔,领到家里去,兜出烟叶让看。问他啥价能卖,他就说,俺这烟叶拉烟站去,给一块二俺没舍得卖。看看这成色,给一块二不是拿捏人嘛!
我给斧头说,给他涨五分钱吧,种烟不容易。斧头说,你可掌握好了,下力气驮回去没啥,千万别赔了钱。
我回头对卖主说,这东西放屋里,不当吃不当穿,变不来钱是枉搭。趁烟叶原潮过秤,没有损耗,不然你再拉去卖,不一定有好价钱,而且风刮日晒还有蚀号。卖主点头说,给你吧。看你说活恁融和。
生意谈成,就让卖主找秤来过秤,卖主说,谁家孩子都有名儿。我这烟叶都有斤两,就依你的秤吧。看你两个年轻人也不像赖货。
烟叶称下来是二百多斤,按一块二毛五付钱。卖主很满意。帮助我俩往麻袋里装。麻袋如果不够用,卖主就拿出自己的蛇皮袋子。
自行车就扎在门外,一包包往外抬,用绳子绑定在车子上。我总是多带一些,斧头不过意;我对他说,我这是加重车子,能承载。再说了,去卖烟叶还得仰仗你哩。
烟叶买回来,再去卖就指望斧头了。大场合里,王贵庭不能和斧头客气,翻翻检检一通,洗过手,慢条斯理地说,烟叶是不赖,也只能评个中3了。我对他说,这都是中伏打的叶子,叶片大,油气足,色道金黄,最起码给个中2吧。王贵庭愣着眼瞅我,呵,听口气你还是个行家哩。斧头接嘴说,那是嘛,他也当过烟叶技术员呢。
中部烟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两毛钱。这烟叶是按中3买回来的,能卖到中2,每斤就多卖两毛钱。结果,王贵庭按中2把这烟叶收购了。二百五十多斤烟叶,赚了五十多块钱,请王贵庭下了馆子,斧头和我每人还分了二十块钱。
那个时候当个万元户都上讲台、戴红花。可想一趟生意赚二十块钱是何等的欢喜。
突然有一天,王贵庭出了车祸,在医院里没抢救过来,死了。我和斧头下乡收卖的烟叶顿时没人收购了。停了几天,综合厂负责人打开库房往外出货,我和斧头趁机把烟叶弄去卖,负责人说,你俩的烟叶不能收,我不懂行啊。好说歹说,他才勉强收下,给的价钱低得不能再低了。我和斧头的烟叶生意就此算做到头了。
后来分田到户,再后来改革开放。渐渐地有了摩托,自行车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见到的骑自行车的人,多数是跑长途的驴友。问他们车子价格,高得吓人,一万多的都有。 苦日子漫长,好日子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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