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春秋,思其口吻逻辑,你会豁然发现,这是一部用君子满嘴的正直仁义,写就几百年里不仁不义的史书,像极了一棵结满了禁果的菩提树,有一种解构主义的美感。
(记得去年红袖杂谈小说比赛的时候,我曾用解构主义来分析我的《断舍离》,很多回复和讨论很有点风马牛之感,他们把解构与解析等同起来,大谈特谈断舍离的引申含义,但失去了我想真正肢解这个定义的焦点。碍于面子和善意,当时没有跟同道们点出。其实,解构主义的“解构”,是指把定义的“结构”解掉,让看似一体的定义和结构充满内部矛盾,然后变得支离破碎,自行崩溃和放弃定义。比如政治学里对自由的解构,就是通过证明自由这个概念正是来自于非自有的定义。在解构主义看来,任何定义的“是”,本身都有着“非”的属性。)
楚武王熊通,便是这样一颗菩提树上的禁果。
楚厉王死后,按礼制,其子自应顺承王位。但叔叔熊通觉得侄子懦弱无能,难堪大任,于是挥刀弑了他,自个走上宝座,做了楚王。
弑君之行,在周朝是不忠不义的大罪,诸侯皆可伐之。奈何楚国地处裸壤蛮夷之中,北方强盛的诸侯们觉得攻之路远,伐之无利,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一句不干涉他国内政,便作罢了。而当时的周天子更是觉得,洛阳周边的各大侯爵,他都应付不过来,楚地这个区区“子爵”封地,就任他自己作吧,谁袭爵位都行。
楚武王上任后,继续劳民伤财地大兴兵刀,开疆拓土,每年都要对周边的友好蛮邦大加挞伐,屡屡逼他们签城下之盟,割城让地,更把降国的贵族们迁到丹阳城南,给软禁看管起来。于民于敌,这都是不仁之君的表现。
威服南国蛮邦之后,楚武王乘势向周天子请求增封其为“侯爵”,以便与北方的齐鲁宋等诸侯名分上平起平坐。
当时周天子刚被郑庄公打败,正受着窝囊气,看到楚王过来逼封,恼怒之下,断然拒绝。楚武王被拒后大怒道:“吾祖熊鬻,辅周功大,仅封微国于荆山蛮荒之地;今孤又励精图治,蛮夷皆驯,王却不加位于孤,是无赏也;郑人不朝,更射王肩,王不能讨之,是无罚也。赏罚无据,何以为王。孤今自冕为王,何用周为?!“
于是,熊通对外开始自称”楚武王“,开了诸侯称王之先河。
按照周制,僭称王号,是对天子不礼不敬的大冒犯,如果昔年暴脾气的周厉王在位,定要兴兵讨之。只可惜当时王位上的周桓王,刚被郑国的祝聃射伤,正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只能干生气不吃饭。
自楚武王正式称王之后,南方诸强纷纷也开始不再尊敬周王朝,不久,吴国、越国也各自称王。
由此,楚武王集齐了不忠不义不仁不礼的四大罪状。这个光脚的罪徒,挥着实用主义的大旗,把楚国治理的更加强盛。
猫公子评曰:君子治国,在于君义臣忠民顺,天无灾,地有稔,社稷安定,方可以行德;楚处荆山之荒,地险水深,蛮夷四伏,教化不通,民风彪悍,汉水东西之国,只识长刀,不识君子,故熊通强楚,处处是霸道之举,或盖因君子之道,于楚不通也。
大司寇孔丘,编完春秋后,悟得了其中要义,一回头,就找了个罪名砍了政敌少正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