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每天写几个字）

江小蝶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1-30 18:49
但这样的结构，目前华人很难达到，本土人可以。

为嘛?政策对本土人士倾斜?

江小蝶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1-30 18:51
对于年轻人来说，仅仅是牺牲一点玩游戏的时间。

我儿子喜欢游戏，我只得要求他尽量选择说英语的群体一 ...

你呢？英语，西班牙语都会吗？

远古乡村

疫情中的一点体验

        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这个词汇走进视线，有许多担心，源于曾经在武汉待过两三年，有那时认识的好朋友。

        2020年一二月份，西班牙某海岛有一例从武汉回意大利的感染者，到海岛晒太阳，然后病毒一发不可收拾，政~府立马出台各种应对措施，人人口罩、许多商铺必须关门，而被感染者还是越来越多，医院病人人满为患，包括医务人员被感染十分严重，下半年政~府不得不采取居家隔离的办法：只要有发烧咳嗽症状，到当地医院检查（那时还没有核酸），确诊人员，除非产生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救护车会立刻把人拉进医院，如果只是停留在发烧咳嗽层面，是不能住院的，医院二十四小时开机，与确诊病人保持联系，直到病人康复为止。那段时间，每到傍晚八点钟，人们自觉地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为医务工作者鼓掌五分钟，同时希望病人早日康复。
      
        西班牙的纺织业并不发达，幸好中国人在这边有成熟的服饰贸易，很快华人批发市场就出现了专卖口罩的批发店。
        21年有了疫苗，第一批打疫苗的人是医务人员、警察、老师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以此类推。至今还是12岁以下的孩子不打疫苗。

         最初的时候，本地人对华人非常抵触，有些地方华人商铺的墙上还出现了“华人滚蛋”的词语，好在很快就平息下来了。随着疫情不可控地全世界爆发之后，华商的经商之路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22年5月份全民摘口罩，进医院和药店需要戴口罩，坐火车和公交也要戴口罩，其它场所都不需要。

        我于8月1号第一次感染，发烧、喉咙痛、咳嗽无痰伴有一点头痛，测试，确定是被感染，家里有备用药，三天退烧药、退烧药带有消炎作用，是医生开的，喝咳嗽药三天，三天之后退烧，还是有点咳嗽，吃了几天连花清瘟，喉咙不痛了。（很多年没吃中成药，连花清瘟对我喉咙疼还行，而对有些人不起作用，其实只要是针对喉咙疼的其它中成药也是有效的。）当时这边的连花清瘟卖到10欧一盒，而这类中成药也只有华人才会吃。针对连花清瘟，意大利和西班牙警察对华人的药妆店进行排查，没收了很多，不允许买卖。到后来，连花清瘟在这边的华人中也没有了市场，特别是年轻人，并不喜欢中成药，更习惯这边的医疗理念。

        第一次感染，失去嗅觉半个月，浑身无力二十来天。

        这个月月头忽然喉咙嘶哑、伴有咳嗽、流鼻涕，与感冒很像，我吃了两餐感冒药、喝了三天止咳药，好了，好了之后发现失去嗅觉，我才意识到这次也是被感染了。这次前后十天左右，恢复嗅觉。

        我所居住的小镇有五万多人口，只有一家很小的公立医院，接诊全镇的体检（抽血、大小便等等）、小病（感冒发烧）和老人的伴身病（比如腰腿疼、确诊了的无法断根的病、老年人的头疼病），有六家药店。小镇上的医生也称之为家庭医生，电话预约或者到窗口直接拿号，医生负责看病开药，病人凭医疗卡到药店买药。但凡医生开出的药，都很便宜，便宜到即使常年吃救济的人都可以买得起药。

       小镇四周二十分钟车程有三家大型公立医院，设有绿色通道，为收入稍微丰厚一点的交了私人医保的上班族节约时间，凭私立医疗卡可以随时看病。一般老年人都不去私立窗口，习惯慢腾腾地到公立医院看病、与人聊天、等待。疫情之后，医院的人更少了，看病都在网上预约，不会到窗口去排队。

        正因为退烧药都要经过医生，所以药店从未有过某种药脱销之说。（20221130）

远古乡村

江小蝶 发表于 2022-11-30 19:00
为嘛?政策对本土人士倾斜?

不是政策倾斜，是人家有这个资本。

而华人比较根基不稳，比如没有家长帮忙、比如处于创业期间，比如事业上升期，就像我家女孩，国内的同学、这边的生意伙伴最多生两个，更多只生一个。

远古乡村

江小蝶 发表于 2022-11-30 19:01
你呢？英语，西班牙语都会吗？

我不会呀，曾经高考报的就是英语专科，那时学的一点东西原封不动全部送回给老师了。

出来之后，忙于养家，多余的时间全部给了中文，我这辈子就会中文，其实很遗憾的，如果懂西语或者英语，一定会多很多乐趣~

江小蝶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1-30 20:04
我不会呀，曾经高考报的就是英语专科，那时学的一点东西原封不动全部送回给老师了。

出来之后，忙于养 ...

我要是你，铁定抓紧机会，学会西语——不然呢，不是白移民了么？对不起西班牙当局给你的福利啊！。

远古乡村

江小蝶 发表于 2022-11-30 20:55
我要是你，铁定抓紧机会，学会西语——不然呢，不是白移民了么？对不起西班牙当局给你的福利啊！。{:1_23 ...

错过了最佳时期，目前拿起书就犯困，我家小家伙每天教我几个单词，过后就忘记。

江小蝶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2-1 21:57
错过了最佳时期，目前拿起书就犯困，我家小家伙每天教我几个单词，过后就忘记。

可以理解的。

江小蝶

我休息了。犯困呢！

远古乡村

这个冬天

几天不出门，很快养成了习惯，习惯围着家里转。
一天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时间过得真快，圣诞节要到了，小商人们就指望着这个旺季。而天气预报下个星期全是雨，雨天影响心情。影响生意，令人惆怅。
原本打算带小家伙到外面转一圈，昨晚他跟父母出去参加姐姐的生日会，回家太晚，睡到中午才起床，早餐午饭一起吃，我也就懒得出去了。

隔壁左右人家的暖气都开了，我这里很暖和，一点冬天的意味都没有，即使下雨，也不会有冬天的样子。
昨天去超市，大米涨价，葵花籽油断了快一年的货到了，涨得不成样子。仿佛是为了对应葵花籽油的价格，连橄榄油都长了价。

人们都憎恶俄罗斯的侵略，导致通货膨胀，大米和葵花籽油来自乌克兰，能源来自俄罗斯，水电涨价、燃油涨价，原本良好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战争带来的次灾难泛滥成灾，而政~府没有闲着，百般算计：所有的税率都涨了，似乎要把民众口袋里所剩无几的钱为了吃一口饭睡一间温暖的房子而掏空，这场该死的通货膨胀还在一路狂奔向前，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架势。

1号，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被一枚来历不明的自制信封炸弹炸伤了手，随后几小时，成功拦截了另外五封信封炸弹，西班牙政~府启动反恐模式。虽然这种自制信封炸弹威力不大，可足以令人惶恐。这件事还在延续，刚刚消息说，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馆又收到了一个境外包裹，里面带有一只动物的眼睛。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克罗地亚、那不勒斯、布尔诺和克拉科夫乌克兰大使馆同样也收到了带有动物内脏等信件和包裹。

世界是怎么了，不是被疫情困扰，就是被战争困扰，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恐怖中。

与友人聊天，她告诉我，村庄上有户人家去了美国，家主五十几岁，今年查出得了胃癌，时日无多，他想落叶归根，想全家都回国，经过漫长的交涉，村庄家族中的亲人答应让他一人回国，他的妻儿不许回国，即使他死了，这边也不接受他的妻儿回来给他办理后事。刚回来不久，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老房子里。

她说她邻村今天上午一家人被拉去隔离了，从云南回来的，结果全村被围起来了，不许村民进出，人们吓得不行，村民们集体不接受从其它地方回来的同村人，生怕被感染。在他们那里的信息中，新冠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新冠会致人死亡。而另一方面，村庄上运气稍微好一点的人家（没有人得重病、没有因孩子读书而耗尽所有积蓄），都买了商品房，儿子成家了。可是因为疫情导致的还贷问题，让他们不堪重负。当然，还有一二十位没有买房子的，就成了村庄上的单身汉。两千人口的村庄，几年难得有婚宴喜事。六七十岁的村民，如果儿子侥幸成家了，而孙子却正走在单身的路口，人们最好的消遣方式，聚一起打麻将，对外面的世界再也激不起一丝兴趣。20221203

江小蝶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2-3 22:13
这个冬天

几天不出门，很快养成了习惯，习惯围着家里转。

国内的折腾好像要过去了。

江小蝶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2-3 22:13
这个冬天

几天不出门，很快养成了习惯，习惯围着家里转。

不知道我明年能不能出门去玩——期盼已久……

远古乡村

江小蝶 发表于 2022-12-4 07:55
国内的折腾好像要过去了。

时间总会朝前走，岁月一如既往流逝。

慢慢来吧，三年折腾，三十年康复~

被影响的是小学到大学的孩子们~

远古乡村

远古乡村 发表于 2022-12-4 17:12
时间总会朝前走，岁月一如既往流逝。

慢慢来吧，三年折腾，三十年康复~

目前各个岗位人员爆满，恰好可以抖落“包袱”。

远古乡村

江小蝶 发表于 2022-12-4 07:56
不知道我明年能不能出门去玩——期盼已久……

旅游景点一定欢迎四方游客，迂回寻找路线，应该可以吧~

远古乡村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这些天我带着疑问翻看了一些维基百科和百度里有关“粮票”、“大跃进”等词条，想找到50年代至80年代票据与“运动”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种田的农民被饿死，为什么种棉花的人没棉衣穿。词条粗浅的描述了执政者的“大跃进”思路和推进时间，没有细节支撑我对那个时期的理解。这里我想尝试写一写老家的“大跃进”实况。篇幅比较长，有兴趣的可以仔细看看，没兴趣的请直接忽视。


          1 战争、 房屋和土地
        提起战争，发生在中国国土上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有关鸦片战争、列强与清***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和解决事宜的前因后果自有专著记载，无需赘述），这个确实与经济有关，但是，更与国家的命运有关。外侵内乱时期、49年之后的多个“运动”，放眼中国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无人妄言有能力概括涉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撇开政治只谈经济。我看的书不多，所阅读过的哪怕一件很小的历史事件，作者有理有据需要万字以上才能说明白。

       出生于小地方的人，是否有资格谈小地方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历史有A面，同样也有B面。中国大陆的历史进程中，1912年至1949年属性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由国民党***执政，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民国时期发生的战争错综复杂，外侵和内战交织在一起。这是个大话题，我自知没有能力写。我只能依据长辈们的记忆，写一写小地方那些年的过往。

        老家石首调关自清朝中期建立码头之后，长江江面上穿梭着商船和客船。因这个码头恰好是上重庆下武汉的比较理想的中途停靠地点，同样还通往岳阳。调关这块土地上物产丰盛，不仅有稻梁菽、麦黍稷，还有大面积的棉田。可想而知，码头给调关的商贸交易带来了空前的繁茂景象，自然就成了商家收购粮食、棉花的最佳地点，赚取差价。两边来往的商船都在调关停留，满载再启程去目的地。客船可到重庆、石首、岳阳、武汉，方便了民众走亲访友。这一带的水域特别宽，流速很急，还起旋涡，这里还是调关河（华容河）与洞庭湖相连的支流源头，不适合打鱼，所以没有渔船。
      
        调关在民国时期称之为调关区（有时称调关乡），区团队一般八位工作人员：正、副区长、秘书、等职位。区长负责当地与上下级沟通的行政工作，副区长负责管地方上的土地、粮食、水利工作，称为粮田提留主任。其他人各司其职。

        调关区分管八个保。一个保相当于1962年时期的三个大队。保团队一般两人，正、副保长，富裕一点的地方另请一名保丁。保长一年由当地区***补贴两百斤大米。副保长和保丁由保长管酬劳。最初事情不多，负责调解乡民之间的土地、粮食纠纷和人口流动。如果遇到中央有任务征兵，经过层层下令，最后这事落在保长两（三）人团身上。一般家中有二至三个儿子的，必须出一名军人，四至五个儿子就要出两名军人。源于战争时期拉锯太长，家中男丁成年时恰逢***征兵，基本上都会逃到外面去躲避，等风声一过再回来。有些人出去之后参加农协会，每到收割时期，就回地方上专吃大户。也有参加新四军的。当然，也有愿意被征兵的，被***征兵只有一个结果，即刻上前线打战。自然还有人愿意一直打短工为生的老实并且有点残疾的人。这个时期，多子家庭年轻人跑了，成家了的三四十岁的男丁就会被抓走一个。人数实在不够，也会把大户人家的长工抓走，如果东家在地方上有点人缘，用钱是可以把长工赎回来的，被送到县兵团去之后，那就要不回来了，一般这种情况，东家必须补偿粮食给长工家的家庭，这就是当年所说的抓壮丁。民国后期，几乎没有人愿意当保长，保长是个得罪人的工作。

        每个保下面少则十七八个甲，一个甲相当于1962年时期的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甲长负责所管地方农户的生产劳动，比如这个甲有30户人家，甲长轮流当，今年你当、明年他当，后年我当。有些人不想管琐事，就出两个大洋，请愿意管事的人当。还有区警察所（即现在的派出所），警察所也就两三个人，负责地方治安。

        甲长轮流当，但没有酬劳。当年的甲长有权投票选正保长，正保长三年一届，可以连任，也可以从甲长中产生，由参选者中最多票者担任，正保长由区***每年补给两旦大米。副保长和保丁由保长调配组团，他们的酬劳归保长定。保长和保代表（不愿任官职的地方绅士）有权投票选区长、副区长，同样是三年一届。区团队成立之后，直接归县***管，县***委派一名秘书，正副区长和秘书是有工薪的，职务存档，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由区***聘请，有一定酬劳，但是不多，有些职位一年一换。鬼子侵犯的那几年，县***没钱，无论是区团队，还是保团队，后面几年几乎没有酬劳。

        鬼子从武汉顺水攻占石首之后，于43年二月初二攻占调关，说攻占有点夸张，调关居住的全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军队在前沿与日本大部队血战。自从石首被占，四周区域***人员和老百姓知道早晚有这一天，有亲人在桃花山居住的早就去山里避难。那天近两百条枪上岸，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六人组亲日团队和两条大狼狗，包围区***，四散而逃的民众直接枪杀，狼狗见人就咬，真是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跑得快的躲进小沟渠和早就挖好了的防护道，没来得及跑的老弱病残一百多号人全部被抓。自从鬼子占领武汉，江面上的客船销声匿迹，商船只敢在夜晚活动。

        初三，鬼子把被抓的民众集中在区***门口，让他们指认国民党人士，因为亲日团早就查清楚区***人员和保长们的名单。有两名共产党，太平时期偶尔出现，他们的安全由当届区***负责（当时有国共合作协议），鬼子占领武汉之后早就转移了。如果抓不到关键人物，十分钟杀一个人，随便拉出一个人，要他指认，不说就让狼狗咬两口，面对这么残酷的屠杀，前任区长六十多岁，站出来说他是这里唯一的国民党前任区长，要杀就杀他（现任区团队早就躲起来了）。鬼子没有杀他，让他三天之内组织一个团队为他们服务，第一件事清查调关的粮仓，针对粮食在原有的账册上登记入册。前任区长组成了四人组，一个负责与翻译打好交道（前任区长的大儿子，也是现任副区长，不敢用真名，用化名），摸清鬼子每天的行程和计划。一个是镇子上有名的算盘、心算怪才（我爷爷，被亲日团点名），负责登记、预算粮食。两个打杂（其中一人是前任区长的三儿子，还有一个是他的堂侄儿），因为前任区长找不到人，只好冒着随时被杀的危险喊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侄儿参与其中。

        鬼子大部队用半个月时间控制调关之后，留下十来条枪驻守。大部队（亲日团队随行，只留下一名翻译）临走时贴出告示，让附近村庄的民众回来春耕生产，承诺不杀农民。不杀农民，不代表他们不是畜生。女性只能白天躲在防护洞，说是防护洞，实际上就是很深的水沟，水沟两边长满了荆棘和茅草，天黑之后偷偷回家睡觉。

        鬼子每天晚上都会出洞骚扰周边村庄，因有提前预警，鬼子每次扑空。扑空次数多了，他们也狡猾了，有一天晚上声东击西，并且兵分两路，几个鬼子前往桂家铺，恰好前任区长就是桂家铺人，他刚忙完公事回家，看鬼子在前面，让同伴抄近路跑回去通知村民躲避，他想办法拖住鬼子。时间紧迫，有一部分孩子和女性躲避不及（我外婆、我母亲7岁、我舅舅3岁也在其中），集中在一位已经牺牲的抗日将士的寡妻家，按照提前约定的方式，围着她家的房子撒上石灰，屋子里的人脸上抹上锅灰。前任区长带着鬼子围着村庄转了一圈，家家户户门户大开，一个人影都不见。转到此处，唯独这户人家关着门，前任区长说，村子里最近发生了瘟疫，得了瘟疫的人都在里面，要不他喊开门，请他们进去看看。鬼子立刻掩鼻而逃，他们最怕的就是瘟疫。往后的日子，鬼子都不敢进这个村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鬼子拐进另一个相去不远的村庄，人都逃走了，唯独有户人家因为孩子多，一个三岁的女婴没有抱走，鬼子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了女婴，女婴父母见到孩子时，鬼子用刺刀直着贯穿孩子身体到头顶，刀柄插在地上，孩子血肉模糊，两只脚踏在地上，母亲当场疯了，跳进了长江。

        5月份，调关来了一小队游击队（总队长姓杨，解放后在云南军区任职，平时活跃在桃花山一带。调关通往桃花山唯一的一条路就在我曾经居住的村庄上，有个渡口，要去桃花山就得坐渡船过小叉湖。鬼子因为人少，没有兵力侵扰湖那边的民众。调关这边只要遭受水灾，鬼子来了，桃花山有亲人的都在那里躲避），大概8个人，两架轻机枪架在长江防护树林中，防护树林后面的高岸上就是调关老街，我太爷爷房子就在那里，调关老街的居民包括我父亲亲眼目睹了枪战，江面上一艘日军小驳子船（小快艇的最早版）在巡逻，游击队与他们交战，前后不到十分钟，打死一个鬼子，游击队撤退。游击队走之后，前任区长带领他的四人团组织民众逃离，驻守的鬼子放出狼狗见人就咬，鬼子见人就枪击。半小时，四周近处的鬼子都来了，一小时之后，十几架飞机从长沙和武汉飞至调关，对调关进行为时二十分钟轰炸（我太爷爷的四进老宅子和倾尽所有收购的准备运往武汉的军用皮棉同时被炸）。飞机撤走之后，从水上来了几十艘小驳子船，两三百人，烧杀抢掠，烧毁了调关两条主街上的房屋，祸及淤深口。记得小时候淤深口有个长方形坟堆，我爷爷说那里面埋葬的就是当年鬼子杀害的老百姓，那次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无从知晓。（09年回国，我想从县志和调关地方志里面查看是否记载了这笔血债，但是里面只字未提。）45年小日本投降，商船和客船逐渐恢复运作，亲日团被石首县***收押全部处死。

        鬼子侵占调关的两年多，附近村庄上的村民无法种田，每到晚上，总有村民找副区长打条按手印借米，鬼子走了，县***派人查粮食，除去两年消耗，老百姓借去的粮食无法归还。虽然老百姓有借条，但副区长是主要负责人，要么还粮、要么按照当年的粮价给钱。副区长两样都没有，被抓去坐牢。借粮的老百姓、家族中的兄弟们经过四年努力，一起还清粮食，副区长被释放。我爷爷是账房先生，他也有部分责任。我太爷爷家宅生意被毁，我爷爷欠下的粮食自然也没法归还，我奶奶带着两个幼子大着肚子挨家挨户给人下跪，地方上的农户女性都有戒指、耳环，是她们摘下戒指或者耳环借给我奶奶，我奶奶拿着金子到县***救下我爷爷，免去了几年牢狱之灾。因为都是借的当地百姓的金戒子金耳环，家中一直都有这笔账，这笔债务直到80年代才还清最后一笔。

        49年调关遭受水灾，房屋全部倒塌，土地均被淹没。我太爷爷在淤深口的三间草屋被大水冲毁，一大家人失去了最后的栖息地。民众饱受风餐露宿之苦，退水之后，修复家园，恢复生产，尽量赶一季晚稻。而所有商铺，同样遭受了水灾。老家不是这里水灾，就是那里水灾，是否受灾，半点不由人，老天爷说了算。

        老家有湖泊，中湖、宋湖、大叉湖和小叉湖，湖面上活跃着很多渔船。49年以前全部归调关，49年之后宋湖归调关、中湖归国有、大叉湖和小叉湖归仙桃。石首与湖南交界，附近受干旱之灾、或者是与邻里之间产生了大冲突的湖南人逃荒、躲避纠纷来此落脚。所以人口相对要多一些，人均分得的土地要少一些。我居住的村庄，房屋都是跟着沟沿两边建造，大门全部朝南，与邻居家隔着两块菜地。

        有些人搭个草房在岸上，住着老人和孩子，年轻夫妻一艘渔船靠打鱼养家，这是真正的渔民，53年被收编为城镇人口，组成渔业社，为***打鱼，不分土地。有些人搭个茅草房，开两亩荒种地，顺带打鱼，属于半渔民。有些人长期居住在那里，男主是木匠、篾匠、裁缝，不种田，靠手艺走四方养家糊口。49年半渔民、手艺人家家户户都分了土地。办合作社时，木匠全部集中在一起称为木业社、篾匠集中在一起称为篾业社，裁缝集中在一起称为裁缝社。53年，住在农村的手艺人都回归了农业合作生产社，参加生产劳动，只能为自己社的乡民服务，不得越界。

        因为一边是湖泊，一边是长江，三五年一大灾，年年小灾不断。民众比其它地方的人劳动强度要大很多，冬天挑堤修水利。女性参加修水利是从58年开始，满十六岁的男孩女孩至五十岁以下的男劳力一同参加。修水利基本是义务劳动，自己带米带菜，由社区记工，从十月中旬开始，到小年止，过完正月十五，再次修到春耕生产回家。

        以前的土地拥有者，根据土地的特质、降雨情况种稻子、或者种棉花、麦子、黄豆、高粱等等，除了稻子要交公粮，棉花和粗粮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合作之后，棉花和粗粮都有定产。一半旱田一半水田的生产社，水稻交了公粮和定购粮之后，连口粮都没有。旱田收成原本就低，棉花上交之后，所剩无几，剩下的棉花只得被国家收购，用钱再向国家买回口粮，如果收成不好，没钱就只能挨饿，导致很多合作社实行旱改水。比如隔着华容河的小河，那地方的土质只适合种粗粮，可是种粗粮无法完成交粮任务，逐渐改种水稻。

        老家居住的地方姓氏很杂，去世的人就地选一块高地安葬。年深月久，每一个村庄都有几块土地埋葬死去的人，有些坟地隔开了土地的连贯性。为了应对粮食问题，人们开始挖坟，有后人的迁走，没人管的由男劳动力把遗骨捡在一起，埋在偏僻一点的坟场，坑挖得比较深，不起坟堆。66年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粮田中心不许有坟场，再次迁坟，有后人的都迁去了远一点的山上，没人管的挖深坑就地掩埋，上面种稻谷。包括泥路，被挖得越来越窄，小水塘、洼地基本都被填平种粮食。

        土地革命动用了军队，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土改干部握有生杀大权，全副武装降临农村。只要认定有罪，直接抓人关押，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折磨“犯人”、对付男人和对付女人的手法不一样。土改中，南方军人到北方土改，北方军人到南方土改。
        为什么要南北对调？原因很简单，怕军人对本土人不忍下手。因为很多农民意识到刚分到的土地不保，反抗，反抗者一律按土匪、反革命处置。这就是军人南北对调的原因。土改干部完成任务之后基本都上调回城市或者回地方上工作去了。

        49年6月，调关现任正、副区长（付柏林父子）跳进屋旁边的水坑自尽。10月宣布全国解放，前任区长和前任副区长两父子同时被抓，当时地方上的民众万人签名保他们父子，土改队干部同意只杀一人，前区长甘愿领罪，于50年春天被镇压。前副区长被判10年。现任区工作人员、警察所三人组悉数收监，于50年陆续镇压。

        这里我得说说保长，因为保长三年一届，也有连任的。抓过壮丁的保长，如果壮丁战死了、生死不明都算是保长的血债，在宣判大会上当场被“壮丁”家属打死。也有壮丁成了国民党高级指挥员，留在家乡的亲人无辜受牵连，那么他的亲人也是非常痛恨保长的。其中有一个壮丁逃回来了，抓他当壮丁的保长（其实他是个地方小有名气的中医），是当地担任过保长未被处死的两个保长之一。任职期间，就抓了一个人，他逃回来了，没死，等于没有血债，所以没有被镇压。那个逃兵后期逆袭成公社最得力武将，每次批斗会上，他都会把那个保长打晕过去，然后用水浇醒。

        区长和保长的家庭都定为地主，而这些人员家的土地都够不上定地主成份，不是真正的地主。但他们是民国时期的***工作人员，百分之八十加入了国民党，所以都是以地主成份被镇压的。这是老家50年镇压的第一批人。51年、52年被杀的人才是地主和镇上的小商人。比如前区长，他有四个儿子，家庭成员平均土地不到三亩。还有一位家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他是当时警察所所长。所长不服气，与土改干部辩论，说你们可以定罪，说我是反动派，也可以说我是国民党分子，为什么要定我为地主？土改干部说，反革命或者是国民党枪毙的是你一人，你死了，你的后代就没事了。给你地主成分，你死了之后，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地主。

        50年至52年土地革命时期，因没有言官，100万-50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成为多少人被杀、多少人被自杀无法厘清的第一桩历史公案。

远古乡村

                  2  粮票和其它票证
        自从上世纪50年代土地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发行了许多票证，比如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糖票、布票、棉票、煤票、煤油票、肥皂票等等。我试着写一写所知道的粮票和其它票证与老百姓的关系。

        先说粮票，粮票分两种：省粮票和全国粮票。比如江西省粮票、湖北省粮票、湖南省粮票等等，省粮票只能在所属省用，而全国粮票可以全国通用。粮票是票证中最早的一种票，最初仅限于部队行军方便。

        53年，***针对城镇居民制定粮食“定量”政策，城镇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家家户户一本户口折子，折子上有户主和家庭成员名字，居住街道和门牌号码或者单位名称。当时定量每个人每个月30斤大米（不分男女老少），实领29斤，献1斤爱国粮，每人每月半斤油，居民凭户口折子到所属粮油供销社买粮油。城市分区域管理。镇子上集中在一个比较大的粮油社，居民凭折子购买粮油。折子有当地派出所的印章、单位印章，户口本和粮油本没有分开，很多人称户口本为粮油折子，就是这个意思。
50年至53年，粮食票据与工人无关，仅限于军人、干部出行时方便携带使用。

         自从城镇居民根据所居就近分配工作，也有年轻人吃住都在工厂或者工作单位，很多单位就开始办职工食堂。为了方便，职工拿粮油折到自己所属粮油店兑换粮票和油票，一斤米兑一斤粮票，比如兑了五斤粮票，那么折子上就消除五斤，会计盖章。领米回家也是一样的手续。工人用粮票和钱到食堂打饭，钱和粮票少一样都吃不到饭。食堂收了粮票和钱，统一到粮油店购买粮食和油。我们都知道，一斤米可出一斤3两到一斤半米饭，单位办食堂一是方便远一点的职工，二是有点收入。

        55年之前，粮票与工人、干部和军人有关，与农民没有关系。

        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不分大小老少，每人每月30斤，55年针对农村粮食四定“定产、定购、定销、定量”之后，城市人口的“定量”有了变化，成年人不变、未成年人的粮食减少了（曾经有位高建东老师详细地说过他所在的城市粮食分配数量，我忘记了具体数字）。粮食不许私人交易，除了粮店，稻梁菽、麦黍稷，从市场上销声匿迹。私自买卖粮食就是犯罪。这个时期开始，粮票与农民就有了关系。城镇上的饭馆、面馆吃饭吃面包括买副食品（比如饼干）、打酒也是需要粮票的，因为酒是由粮食酝酿的。老家的镇子上，一斤面下五碗，一碗常面（面和葱花，上面有油珠子）二两粮票、一毛钱，肉丝面二两粮票一毛五分钱。

        单位领导出差，也是要带粮票的，如果出省，单位打证明，拿粮油折到粮油店换全国粮票。干部出差钱粮都有补助，接待单位请客吃饭是不需要粮票的。中途进馆子吃饭，需要用粮票，有钱，鸡鸭鱼肉尽管点，佳肴无需票证。

        比如，工作组（工作组大多数是南下干部，土改干部已经回城），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摊派在农工身上，每月的工资、钱粮补助、粮油折上的粮油就是家庭收入。社里的干部无需出工，同样可以分得粮食，每年还有一定的补助。

        老家那地方上的人与湖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湖南人想回老家走亲，路途遥远，途中总得吃饭吧，到了湖南界面，湖北粮票是换不到与粮食有关的任何食品的。老家的亲人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招待，就用袋子带几斤米出门。家境好一点的，找社领导打证明，用口粮到当地粮油店换全国粮票回老家。

        那时，有两个地方吃饭不需要粮票，一个地方是坐轮船、还有一个地方是坐火车，轮船火车上的饭菜只要钱不要粮票。一个钢铁盒子，二两或者四两饭，上面有两样时鲜蔬菜，还有三两片五花肉，那是中国最早的盒饭。据说味道特别好。

       针对农民，食用油是没有标配的。老家因为旱地少，没有油菜地，全靠当地***分配食用油。如果地方菜籽地收成好，没有任何食用油来源的七口之家每月供应五两油，多数年成每个月只有二两油。生猪不可以随便杀，一个社一年只许杀三头猪，端午、中秋和过年，其它生猪上了125斤以上的赶到公社屠宰场，由当地***统购。

        粮油严控之后，布匹也是一样。老家55年第一批布票发行，农村按照人口领取布票，每人每年三尺。那一年，流行一句话，“没有布，穿短裤”。因为三尺布恰好做两条三角短裤。群众反应太大，56年调整，每人一年一丈五尺，老少一样。年底分发。成年人刚好可以做两身衣裤，孩子就不需要这么多。而镇子上供销社来的布面仅限于洋布，灰色、白色和蓝色三种颜色，洋布很薄，容易破，一个夏天两件洋布褂子都会穿破，破褂子补一补，第二年双抢时穿。没有布票，是买不到布的。私人不允许纺纱织线，土布织布机就在那时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农户，因为收成太差，根本就没有钱买布，私下里卖给家境好一点的人。那个时期，走到农村，见到的男女老少无不衣衫褴褛。


         镇子上的居民人均分得两丈布票，每人每一年有一斤棉票，大人孩子均匀一下，两年可以做一身新棉裤棉袄。这种福利只属于城镇居民，与农民无关。


        肉票只有城镇人口才有，每人每月一斤肉票，肉票与农民无关。想吃肉，做做梦。

        肥皂票有时有，大多时候没有，我母亲说，老家人都用冰碱洗衣服，有时买不起冰碱，就用稻草灰煮水，稻草灰水带有碱性，澄清之后舀起来，再烧热之后把衣服泡进去反复搓洗。

        煤油票也不多，有时断供一两个月，实在没办法，只好用柴油，因为每个社都有抽水机，水稻田里四周要点灯，灯周围放大盆，大盆里有水，飞蛾见到灯光都会飞过来，扑火的那一刻就掉进了水里，用这种办法杀虫，很少用农药。柴油可以到上面去申请。柴油点灯很大的气味，并且烟很浓，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

        每户人家一年一斤糖票，因为我们那地方吃粽子和糍粑是必须有白糖的。一斤糖票分两次，每次半斤，倒也够用。唯一不缺的是火柴票，火柴够用。

       肥皂票、煤油票、火柴票、糖票，包括油票、布票，如果有，首先分配到社区的供销社（如豆豆所描述的那种），再由社区的领导统一发放。而副食品证券与农民家庭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所有的与粮食有关的副食品，农村家庭的孩子都很难尝到。

       后期许多国营单位食堂用饭票替代粮票，是怎么个章法，我就不知道了。掌握证票的权力者，几乎人人腐败，因为他们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也有亲人、朋友，还有贪色的本性。

远古乡村

         大跃进
       我不知道“大跃进”这个过去了许多年的词汇是不是敏感词汇，前面我已经把老家土地问题说得比较详尽，还有粮食与粮票等问题都作了粗浅述说，这里我想说一说老家“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几件事。

        徐友民（邻居）是家里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人口轻，家里有三间很大的茅草屋，父亲送他读了好几年私塾，后来又上了几年公办学校，因为家里的土地不多不少，成份也好，被父母捧在手心长大的徐友民，对劳动生产一窍不通，却好逸恶劳，可惜父亲在他结婚不久就去世了。

        农业合作社，他很积极地奉献土地，成为组长，组长相对组员劳动量要少一些。每到春耕生产，附近几个组组成互助组，统一完成农业生产，到哪个组做工，就在那里的食堂吃饭。为了招待组员，伙食稍微好一点，否则，组员拖延工时。人多矛盾太多，比如都想先插自己组的秧田、都希望组员做工时卖力一些，都想在对方的食堂吃一顿饱饭好菜，而现实中的任何合作社情况都一样，绝对的缺粮，有些社太过小气，好一点的留给自己吃，小社之间因此而产生矛盾，甚至冲突，理想中的互助组并不理想，根据上级指示，就近土地相连的几个组组合成一个社，人口在两百左右。58年年底，以老镇为中心的社统称人民公社，“镇”字退出历史舞台，老家最早称为调关镇，58年改称调关人民公社。

        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父母所在社的食堂就设在徐友民家，他的妻子罗桂珍就是食堂炊事员之一。首先是劳力食堂，也就是说，社里的三十几个男劳动力同进同出在食堂吃饭、劳动，老、妇、幼在家吃饭。一个月不到，社领导发现分开吃饭导致很多人家粮食不够，菜也不好分配。决定把社员的米集中在一起，在食堂煮饭，到点领饭回家，各自在家里炒菜。

        每个社由上面派两个工作组监督劳动生产，算是社里的直系领导。徐友民积极，社领导还是蛮看重他的，让他当会计，可惜他怎么都无法算清粮食和工分的关系，让他当社长，他没有服众魄力。58年春天，他被选为社技术员，为了响应号召，“粮食亩产超万斤”，带领一群劳动力在最肥沃的一块田中间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先铺一层厚肥，填一层薄土，不顾全社群众反对，拿两百斤发了芽的稻谷平铺在坑里，再铺上一层薄土，用塑料布蒙上，这就是他的“敢想”试验田。试验注定失败，两百斤种谷沤烂在坑里。当然，不止徐友民一个这样的积极分子，还有很多。

        1958年，号召以钢为纲。徐友民带头砸锅支持大炼钢铁。为了完成献铁任务，工作组带领社领导挨家挨户搜索铁器，锅、瓮坛子砸碎、旧镰刀、菜刀全部缴公，集体送去调关炼钢铁，曾经被放回农村的铁匠被召回公社，用砖砌了两个大炉灶，夜以继日炼钢炼铁。

        老家那地方没有煤炭，于是号召社员把门前屋后的树砍倒，就地烧制木炭。社员家的树木砍干净之后，每个社每天分派十个以上劳动力到桃花山砍伐树木用板车拖下来烧制木炭。因为方圆几百公里内，就一座桃花山，一个多月时间，桃花山上的树木被砍伐一空。

        农户家的灶膛全部被拆。一夜之间全民走进共产主义社会。千家万户不许见炊烟，4个成份好的中年妇女当炊事员，两口大锅做饭。在徐友民家后面搭起一排猪栏，分派专人养猪，农户的猪、鸡、鸭，都关在一起。一个月之后，鸡鸭一只不剩，生猪按计划交公之后，剩下一头母猪和几只猪崽。私有菜地全部交公，规划一块土地分派专人种菜。

        不许养家畜，不许种菜地的女性与男劳力一样，6点出早工，八点回食堂吃早饭，八点半出上午工，十二点半回食堂吃午饭，两点出下午工，天不黑不收工。如果有领导视察，就在田土的四个角点上火把，连夜作战。在土地中心地带，划了几亩地专门烧木炭。
        
        虽然湖泊近在咫尺，自从湖泊分配之后，调关公社有地方渔业社，公告社员，不许私自打鱼，如果被抓，就是犯法，轻则挨一顿批斗，被拳打脚踢一顿，重则要被判刑。

        食堂最先根据人口粮食定量分两口锅煮饭，锅太大，天天吃三层饭，上面稀饭、中间夹生饭、锅底一层厚厚的黑锅巴、连带整锅米饭一股糊味，把人都可以冲死。而最底层的糊锅巴只能喂猪，猪都不肯吃。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米饭分量至少要减少一两。原本定量就不够吃，减少实量之后，就更吃不饱了。社干部就想办法，用荷梗或者是菱角藤参在米里面，加点盐巴煮饭，加了荷梗和菱角藤的三层饭令群众更是难以下咽。

        社干部也吃不下这样的饭啊，于是集思广益，铁匠、木匠和篾匠合作做出一种带格子的多层蒸笼，蒸笼是方形的，外面用铁皮包裹，传热快。每一个格子里由炊事员按户头称米放进瓦缸蒸饭。妇女4两米，老人3两米，未满1岁的婴儿一两米，1~3岁孩童2两米，4~10岁的孩子3两米，11至16岁的孩子4两米，男劳力5两米。那时乡下的秤还在沿用16两制，也就是说，八两米相当于现在的半斤米，半斤八两也就是这么得来的。男劳力五两米，等于现在的3.125两米。炊事员知道社员吃不饱，每个瓦缸里都装很多水，煮成半干饭。农家菜全部吃光之后，社里的菜地里的菜跟不上，分派人天天捞菱角藤、扯荷梗，人们围坐在桌子边吃饭，每张桌子上就两样菜：一盆菱角藤、一盆荷梗，没有一滴油。到了冬天，荷梗和菱角藤都没有了，只能在稀饭里加盐巴。

        冬季男人都被派去修水利，根据整个大队的土地面积分摊土立方，细算下来，每个劳工每天必须完成分配任务。公社派人烧饭，几口大锅跟煮猪食一般，每天吃两顿，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为了完成任务，只许睡六个小时，劳工们又饿又累又困，生病了也要带病劳动。工作组带领十几个民兵站在两辆货车上，扛着枪围着堤岸巡逻，高音喇叭唱红歌，喊口号。车辆慢慢在堤岸上走，人们挑着担子从下面往上爬，还必须小跑，跑慢了就会挨打挨斗，即使是贫雇农也要跑步前进。有一次有个四十多岁的人，因为发烧跑慢了，肩上的一担土连人一起滚在旁边的土沟里，两个民兵二话不说，跳下车扒掉他身上的破棉袄，让他穿着单衣站在寒冷齐腰深的水里面罚站两小时，幸亏他是一个大家族的人，被堂兄弟们拼死从水里捞起来送去医院，两个月不能起床，五十多岁还是因为那场大病而过世。像这么残酷的事情天天都会发生，只要被巡逻的干部民兵盯上，少则挨两个巴掌，多则拳打脚踢，或者是挨两枪托子。成分不好的劳工那就更惨了，劳动之余无缘无故都要挨斗，每天都要被打，稍有不慎就被打死。

        家里的老幼病妇，更是饥寒交迫，吃一餐菜稀饭。曾经有亲戚在城里的、有亲戚当点小官的，油票、粮票都可以弄到一点，合作了，谁还操这个心啊，人们饿着肚子剩下一口气努力实现“粮食超万斤”，享受共产主义生活。

        没有锅的千家万户、家里不见一粒粮食的农民、没有活畜的农村、不见炊烟的村庄，死气沉沉。劳动者带着饥饿出门干活，带着饥饿从土地里回来，老人怕孩子饿狠了不长个，忍着饥饿把饭菜腾出来给孙子们吃，女性得水肿病的特别多，为了防止炊事员偷吃，工作组拿着枪站在锅边把守，直到分完食物为止。

        尹建国，十几岁面对轰轰烈烈的运动，想往上爬，想破脑袋终于想到了一条出路，那天开斗争大会，他忽然揪着亲奶奶站到台上，对六十多岁的奶奶大打出手，边打边细数他奶奶的罪状。他的奶奶娘家是地主，但是他的爷爷是贫农，说亲耳听见奶奶说反动话，从此往后，每次批斗大会，奶奶就成了他的靶子，爷爷被他活活气死，他的奶奶看见他就像见到了活阎王，为了不挨打，避开这个活阎王，真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尹建国在公社混得风生水起，破格入D、破格提拔，随后到县城工作。改革开放时，他请命到调弦口当镇长，几年时间用手段捞钱，激起公愤，当地老百姓写信到焦点访谈电视台，电视台被县领导拦住，没有采访当地老百姓。尹建国怕查，办了病退。他的儿子却到武汉开了大公司。

        59年三月份，隔壁队的队长夏玉和，小时候一直在大户人家当牧童，没读过书，24岁，刚刚入党，还未成家，看群众快饿死了，那天晚上，趁着月黑风高，私分粮食，被人举报，民兵连长带领一群民兵人赃俱获，连夜开群众大会，打断了夏玉和的腿，夏玉和被判两年半，不到一年死在牢里。
      
        老家因为年年冬天要修长江大堤，大炼钢铁时，只是把家家户户的铁器交上去了，灶台推到了，倒是没有抽人去炼钢铁。一望无际的荒原，没有绿色，只见茅草屋。公社的炼钢炉、社区的大食堂、田间的烧炭场才见得到浓烟滚滚。稻田却因为各种试验导致粮食减产，又因为内涝使得靠近中湖的十几亩稻田颗粒无收。58年年底虽然解散食堂，而农户家没有粮食，有亲戚住在山里的，可以借点粮食、借废弃了的铁器到公社铁铺换锅，更多农户只能赊欠。没有粮食的农户，数九寒冬天天下湖挖藕。


        一边是粮食减产，一边是大放卫星。人民公社大会上，工作组害怕犯右倾路线错误，谎报收成，报了收成就得增交公粮和统购粮，连口粮都交上去也完成不了任务，集体欠国家的粮食。我父母所在的社，到七十年代才还清欠粮。官老爷们不谎报收成不仅仕途不保，还有可能被打倒。所以，在权利面前，大小官者集体昧着良心一起大放卫星，眼睁睁看着农民饿死在耕种的土地上。放卫星的恶果全部由农民承担，肇事者却心安理得的继续制造新的灾难。
      
        一边是粮食超万斤、一边是以钢为纲，这么矛盾的重担全部落在农民的肩上。食堂下放之后，那些用来烧制木炭的粮田基土被破坏，多年之后收成还是很差。上面还要根据土地比例交糯米和中稻，糯米献给国家酿酒，茅台酒就是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中稻最好吃，种糯米和中稻的土地只能种一季。老家的农民因为长期吃不饱，58年没有直接饿死的人，也会因为长期饥饿过度而留下病根，在后面的几年相继过世。没钱、没粮、没布的农民，还能怎么样？用命扛。七十年代末，老家很少有老人熬过七十。

         相去不远我舅舅家那地方，土质非常好，种什么都会获得丰收。特别是种棉花，那地方棉产特别高，放卫星时期，定产也随之高得超出了实际产量。第一批和第二批好棉花全部交给国家之后，剩下最后的没来得及开出来的棉果挂在枯枝上，分给农户。农民一个一个从枯梗上摘下棉果，然后剥出棉瓣，白一些的卖给国家，黑色的被虫子吃过的经过加工，留给自己做鞋子做棉衣，既没有韧劲又不保暖。南方的冬天，年前年后都会下雪结厚厚的冰，老北风从这头吹到那头。既没有煤炭取暖，也没有树枝烧火取暖，更没有时间给农民在家躲避寒天冷冻大雪纷飞的日子，老百姓几年一个家庭难道有人做一件棉衣，出门做事的人腰上系着一根草绳，穿着单裤和褴褛棉袄就这样不断劳作。棉农都没有新棉衣遮寒，更何况我所居住的一朵棉花都不见的稻香之地，我父母将近二十年没有穿过新棉衣，没有一床好棉被。      

        而当时公社粮站年年都有余粮，早稻基本上都用来给公社养殖场喂猪、喂鸡、喂鸭，偶尔某个大队实在是熬不过去的时候，会向上面反应，如果那一任县领导班子好，就会统一批准给农民返销粮。返销粮的意思是大队统一用钱到公社买粮食回来，然后发放给各个生产队，帮助农民度过饥荒。发放下来的返销粮都是早稻，那地方雨水多，粮站一旦有任务发返销粮，就会趁机清仓，把发霉的陈谷子返销给农民吃，而这些谷子是公社用来喂猪、鸡鸭的粮食。

         公社的干部们，小食堂的日子好过得很，除了学习语录，剩下的时间就是安排各种大会，整治他们判了罪的“罪犯”，深夜食堂鸡、鸭、鱼、肉、乌龟@@样样有，个个养得肥头大耳。

        “1962年起，实行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此外，社员可种植少量自留地和经营少量家庭副业。”事实上，就是根据各家人口归还了一部分菜地，比最初分得的菜地少了三分之一。
        
        1961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当时他管农业，允许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刘少奇对三年灾荒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1969年被拘禁于河南开封，人还没有死就被火化。当普通老百姓看到国家主席都被打倒、整死，谁敢对抗？其实，民众早就比绵羊还温顺，即使粮食堆积如山，如果领导不让吃，他们饿死在粮堆上也不敢吃。

        “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甚至严重破坏。”

        “1958年~1962年，各方估计有1500万至5500万农民因大跃进非正常死亡。”其中多少人是活活饿死的、多少人是被打死的、多少人被冻死的、多少人因为饥饿过度病死的，同样不会被***当作一件大事来统计，这是第二桩死亡人数无法厘清的公案。
      

风吹锦衣印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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