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卖真方子的 于 2023-4-24 14:15 编辑
人类7000多年的文明王国史,财政经济学是贯穿了这7000年的社会史的核心主线之一。 分几个事实来罗列:
(1) 管仲辅佐齐桓公小白的“富国强兵”政策,其实就是增加齐国的ZF财政收入的政策。 (2)商鞅残酷的耕战制度先不去说它,他在经济政策上,实际上就是“弱民富府(ZF)“的财政收入政策 (3)大秦帝国从秦一世秦始皇到秦三世子婴被烧死,只不过短短15年时间。 秦始皇嬴政做了几件“大事“: a派蒙恬与公子扶苏率领30万秦朝军队北抗匈奴。 b派大将率50万军队南侵百越(今天的广东珠三角)。 c.修长城,用了100万民夫。 d.修秦始皇陵,用了70万民夫。 这些都需要通过秦朝的横征暴敛来满足税收上的需求,秦朝亡的不冤。如果没有秦始皇、秦二世的倒行逆施;刘邦一个泗水亭长,项羽一个六国贵族流亡后代的愣头青,哪有什么机会挑战秦朝的统治?陈胜吴广又有什么机会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名言? 大秦帝国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财政经济学“出了问题。 (4)北宋王安石变法,本质上就是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 (5)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变法本质,就是打击明朝中晚期士绅阶层与富农的“瞒税、偷税、漏税”问题。他得罪官僚阶层与士绅阶层是必然的。 (6)崇祯的个人性格我不去说他,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之所以能够“起事造反”,原因是1635年前10年全球气候刚好处于“小冰河期”,农业大灾大难很多,饥民聚集。归根接底,是崇祯朝廷的财政收入不够了,财富都集中在大地主与士绅阶层手里。 (7)公元1200年左右的《英国大宪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征税者与统治者(征税者)的博弈,它最终以契约文件的形式(法律的形式),达成了被征税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相对而言较为文明的“妥协“。以任何伟大的语言来赞美《大宪章》,都不为过。 “无代表,不纳税“,”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就是《大宪章》时期的经典名言。 (8)美国独立战争的理由之一,就是“抗税运动“。 (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之所以能鼓动德国国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被“割地赔款”,再加上192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二战前的德国的Z府财政,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Z府财政崩溃是希特勒能够上台的直接重大诱因之一。 (10)。。。 (11)。。。
Z府财政收入与支出,又与“社会结构”(政治)密切相关。 像秦朝到满清的“社会结构”,属于一种“管制型的社会结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管制型的社会结构”匹配的,就是ZF(朝廷)对整个社会的“统御力”的大小,而这种“统御力”的大小或者说能力,是与财政收入的多少又密切关系的。一旦遇到明末崇祯那种整个国家天灾再加上人祸的情况,Z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这种对社会的“统御力”的时候,明朝就面临了灭亡的结局;满清入关只不过是个偶然罢了。
《英国大宪章》的伟大也正是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税收的征收与使用的问题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整个国家与社会,在税收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相对而言比较良性的上下互动。
“财政经济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主线之一,也是秘密主线之一; 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很大一部份进程,它既取决于税收的征收与使用方式本身,也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形式本身。 话就已经说完了,你是否懂,我就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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