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给两部茅奖作品做个“亲子鉴定”

过路的鱼

一部“新闻体”“话痨体”小说，喋喋不休、极端自恋，毫无文学性和艺术性，何以会一路蹿红，登顶代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学奖？如此“拉胯”的小说，究竟是凭什么征服众多的专家评委的？

即使今天的读者不便去细究，未来的文学研究者们也一定会追问。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自1981年设立至今，茅奖已评出数十部获奖作品，其中除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少数几部作品得到普遍认可并广为流传之外，许多热闹一时的作品，从获奖之日起，就遭到了广大读者的集体冷遇，眨眼之间便随风而逝。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些流星一样的作品，是怎样从文学的天空可笑地坠落，被时间打败的。

有谁记得，《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骚动之秋》《茶人三部曲》《历史的天空》《英雄时代》这些作品的作者姓甚名谁？有谁知道它们曾摸到当代文学的天花板？究竟是当代文坛只能从矮子当中选将军，还是茅奖评委的鉴赏眼光出了问题？这是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学的读者都非常关注，并且想要知道的。我们不难看到，一些获奖作品与茅盾先生设立此奖的初衷极不匹配，甚至背道而驰。有的作品不但没有起到“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的作用，反而将小说创作带进沟里，以致出现了极为蹊跷的“罗生门”——写小说的人都不读当代小说，批评家却认为当代文学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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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摆烂”大PK：《繁花》VS《秦腔》

2008年，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吊诡的是，这部小说中鸡零狗碎、颠三倒四的叙述和混乱的人物描写，尽管让雷达等不少评论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并感到苦不堪言，却让不少作家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亦步亦趋地模仿。比《秦腔》晚两届获茅奖的《繁花》，就在字里行间流淌着《秦腔》的“血液”，浸透着病态的“基因”。 将这两部作品稍加比照，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们有不少共性特征——

一、蓄意将小说琐碎化、去故事化，没有一根提得起的主线。喋喋不休的叙述，颠三倒四的描写，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堆积混乱的麻纺仓库。四十多万字的《秦腔》，根本不分章节；近三十五万字的《繁花》，看似分有章节，却等于没分——这些“章节”，就像聋子的耳朵，形同虚设，读者不知道作者为何要这样分，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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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摒弃人物行动的动机，抛弃必要的心理描写，以大量的对话来代替故事情节，以插科打诨来充当人物描写。在《秦腔》中，是多如牛毛的“张三说”“李四说”“王五说”，乃至“你说”“我说”；在《繁花》中，同样定格为“张三说”“李四说”“王五说”，后面屡屡再画蛇添足，加上一个千篇一律的“××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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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盯裤裆。牢牢抓住读者的眼球，用三姑六婆和村头“小喇叭”的方式，将小说中的故事和男女之事粗鄙化、荤段子化。汩汩而出的“荤段子”，犹如夏天的带鱼，臭了整条大街。无论旁人觉得多么恶心，作者都只顾自己吃得香。

四、采用方言写作，贩卖“地域特色”。《秦腔》无端妖化陕西农民，突出“屎尿屁”，夸张他们的落后愚昧、污秽不堪；《繁花》动辄朝上海女人身上泼脏水：自私、猥琐、做作、小气，卖弄风骚，招蜂引蝶，做三块钱加三斤粮票的皮肉生意。

五、凡是涉及音乐的地方，一律免去文学描写，干脆直接照抄乐谱。

六、冒充艺术全才。小说中的插图，都是由作者自己亲自操刀，不管画得是否令人想哭。

……

战斗鸡

早已不谈文学很久了。
啥都搞不好的时代。

过路的鱼

战斗鸡 发表于 2023-11-20 09:39
早已不谈文学很久了。
啥都搞不好的时代。

缓和一下氛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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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无数的评论文章、无数的研讨会、无数的专家夸成“貌美如花”的《秦腔》，其实是一部“周身浮肿”的小说。而同样的浮肿病，又已悄然传染给了金宇澄这样的作家，并渗入他们的“文学基因”。连金宇澄自己都承认：“《繁花》会一写写那么长，我自己都完全无意识，完全昏睡的。”一部在“昏睡”状态中写出的小说，理所当然不可能有精心的构思，更没有对文学起码的尊重，而只能像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

写《秦腔》的贾氏把小说写作当成机械式操作，乃至自我抄袭；金宇澄则把小说当成花样滑冰，尽情表演。在他的笔下，小说已然成为一种行为艺术。所以，在《繁花》中，凡是涉及古典诗词和旧时书籍，就一律使用繁体字；涉及歌词或戏剧唱词的地方，不仅使用繁体字，还每每改变字体；写到日语，不仅用汉字，并且还注上假名，以炫耀自己的多才和博学……《繁花》中巨细无遗、一大串一大串流水账似的描写，完全是耍嘴皮子，根本谈不上任何艺术性。

《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在一家著名文学期刊从事编辑工作数十年，按理说是见多识广，可惜就是缺了点小说家的才气。他从《秦腔》的炒作中获得“灵感”——小说写作绝不能只是埋头拉车不看路，而是要用“广告思维”。


如果一个人在黄土高坡上穿着白褂短衫，扎着羊肚毛巾，系着红绸腰带天天打腰鼓，肯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但成千上万人以同样的方式集体打腰鼓，弄得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就不但不会被臭骂，反而还会引无数人前来观看，受到人们的啧啧称赞，称其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和值得永远传承的民风民俗。金宇澄把《繁花》的写作，就当成了大型的腰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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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取眼球的手法，金宇澄可谓轻车熟路：用一块肉做一盘红烧肉，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用一百头猪来做世界上最大的红烧肉，就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还能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比如：在上海方言里，“不响”或许只是一个见惯不惊的寻常词，但金宇澄却硬生生地把这个词弄成了当代文学最大的“红烧肉”，闹出了巨大的动静。在《繁花》中，几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不响”，甚至一页中会多达七八处。整部小说，“不响”就像漫天飞舞的蝗虫，竟达一千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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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出来的“经典”

《繁花》的出版，同样复制了《秦腔》的炒作模式——首先是由搞评论的人集体起哄，然后是攻城略地，把一个又一个作品研讨会，从上海一路开到北京，再次就是花样百出地摇唇鼓舌。《收获》的程永新说：“这几个月走东走西，碰到人就谈《繁花》，在我的印象当中好久没有出现过了，很多作家主动发短信议论。作家都比较清高。广州魏微发个短信跟我说，《繁花》不仅关乎南方，还关乎传统，它考验我们对文学的认知度和忠诚度。”路内说：“我看完跟金老师说，这不是一个关于人世的小说，是一个有神性的小说，都是在临界点上玩弄。”路内甚至不惜以“自残”的方式，来讨得金宇澄的欢心：“你肯定是动了脑子。给我一个三十多万字的文本的话，恐怕我会没有耐心，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弄。”这样的话，根本就不是在评论文学，而更像是急于在文学的江湖里认祖归宗。

2012年，《收获》的“长篇专号”增刊开足马力狂炒《繁花》，重磅推出了程德培的评论和西飏的吹捧。冲锋号吹响之后，《上海文化》杂志奋勇当先，进一步推波助澜，在2013年第1期发表了黄德海和张定浩对《繁花》一唱一和的神夸，你称《繁花》的出现是“城市小说的异数”，我夸它“重新发现了小说之前的语言”……

在当今，上海仿佛一个亦真亦幻的文学墟市，形形色色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人物，走马灯似的隔三差五地出现，鱼龙混杂，你方唱罢我登台。有翻云覆雨，善于制造文学话题的；有扯着嗓子大声吆喝，甘心为作家当“托”的；也有像当年上海滩的大佬，把文坛当作自己的戏台，用拼命起哄来捧红名角的。他们不允许上海的批评家批评自己的人，谁要是如此，就会被视为害群之马；上海的报纸如果发表批评本地作家的文章，就会遭到他们的攻讦。他们党同伐异，拒绝学术争鸣，把严肃的学术批评极端化、妖魔化，子虚乌有地上纲上线。他们打着文学的旗号，乔装为文学发声。

类似的操作并非从《繁花》开始。2010年，《收获》忽然放下“清高”的身段，主动向“金钱作家”大抛媚眼，投怀送抱，在增刊上发表了以抄袭闻名的郭敬明的长篇小说《爵迹》。《收获》与郭敬明的激情拥抱，迎来的只能是文坛的耻笑和羞辱。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就说，《爵迹》“语言臃肿，打斗情节描写类似金庸、古龙、温瑞安，只增加了一些异域情调，并无多高的艺术成就”；《青年文学》原主编李师东则强调：“文学期刊不是时尚杂志，轻易改变杂志的风格，结果弄得自己什么都不像，丧失了原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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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收获》围绕马原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发起了新一轮的“地毯式轰炸”般的舆论攻势。马原这位曾声称“小说已死”的先锋作家，在远离文坛二十年后，还幻想着“王者归来”，可是尽管拼尽全力，无奈后劲不足，最终还是被一帮文坛哥们儿彻底炒糊。遥想叶开当年对马原的海侃神吹，至今仍令人乐不可支：“马原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在今年春天横空出世，是当代现代汉语创作的一件大事。我读完后，被马原大巧若拙、举轻若重的叙事，以降龙十八掌之势击在胸口，而五脏六腑深刻凌乱。马原的叙事一直走在时代和读者的前列，他拥有当代作家中最明快、最简捷、最迷惑的汉语能力，寓深婉于明快，潜真心而戏谑，人物与命运万里纵横，而不稍停息。”他由此断言：“这样的杰作，十年读到一部就很幸福了。”
马原复出马失前蹄的原因在于，他的写作始终还在炒概念，玩他早已老掉牙的“叙述圈套”和所谓的“元小说”。就像“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度大红大紫的马原还在怀念昔日的辉煌，却不知时过境迁，自己也难免雄风不再。殊不知，当初的那些读者，这些年什么精彩的小说没有读过？阅读口味怎么还会停留在那个见啥都说好的文学饥饿年代？

从炒作郭敬明到狂捧马原，无不以惨败而告终。但某些深谙文坛运作之道的表演者们，似乎从不言败，哪怕输得底裤全无，也绝不心灰意冷，反而依然激情澎湃，越战越勇，甚而把之前炒作的失败，化成了《繁花》的成功之“母”。

郢书燕说的评论家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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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对这些“集体出征”的评论家反而产生了几分同情。他们如此赤膊上阵，不顾批评家的尊严，就像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在统一执行这样的“任务”时，一定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隐衷。或许，他们对《繁花》的夸赞未必都是发自内心的，更不会人人都将自己的话当真。他们心里应该都很明白，这仅仅是一种文学江湖里击鼓传花的成人游戏，要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就得将这样的游戏玩下去。就像一场婚宴，人家请你，就是看得起你，你总不能不给面子；而一旦去了，就必定只能夸，即使新娘长得裂枣歪瓜，你也要称她貌美如花。

若说这些评论家缺乏起码的审美能力，却也并不尽然。一位文学期刊的女编辑曾对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某红极一时，却早已过气的先锋作家不甘寂寞，总是幻想复出，就写了一部自我抄袭，且文学性非常差的长篇小说，而她就是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考虑到该作家曾经的名气，为了吸引眼球，杂志社特意为他攒了一个体面的饭局。席间，那些著名作家、期刊主编明明知道此小说写得很low，却依然竞相吹捧，奉承他宝刀不老，还是写得那样好云云。酒席结束，待该作家一离开，这些赞美者就非常不屑地嘲笑他：“真不怕丢人。”“怎么好意思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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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文学之所以广遭诟病，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漠视，坏就坏在文学这个“江湖”。有些端着文学饭碗的从业人员，对文学却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作家肆无忌惮地写，评论家毫无底线地吹，评委闭着眼睛、摸着红包地乱投票。那些为当红作家的平庸之作胡乱撰写评论的人，要么本身就是矮人看戏，要么就是看人下菜碟的“文学弄臣”。在这个经典难觅的时代，这样的人，才是当代文学最大的搅局者和破坏者。

《繁花》的写作，跟文学无关，却获得了文学大奖。它的所谓影响，是被人为捣鼓出来的。小说中除了贴有“上海”这个标签，其讲述的男女故事，乃至老和尚的“荤段子”，都暴露出作者的写作情趣和小说观念。太阳下面无新事，《繁花》中的那些故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并不新鲜；唯一让人感到“新鲜”的，是金宇澄的沉着稳定——他尽可以闭着眼睛写，并不愁没有人来吹捧。

在当下，文学作品几乎失去了阅读的意义，它离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似乎越来越远。只是一些人还陶醉在昔日的光环中，他们不顾读者的阅读感受，讲述着读者毫无兴趣、了无新意的故事。《秦腔》写的是农民，但中国的农民有几个读过这部小说？它的读者，大都是那些端着文学饭碗的人。他们即便被它搞得虚火上升，也照样会为了饭碗，咬着牙去拼命苦读，并将其转化为遍地开花却百无一用的“学术成果”。继承了《秦腔》基因的《繁花》，把“性”当作提味的“鸡精”，把低俗污秽的描写当作“主饲料”投喂给读者，试图培养读者无聊的审美情趣和低劣的阅读口味。

曾经担任过多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的王春林说：“贾平凹的《秦腔》中的语言艺术已经达到了一种堪以炉火纯青称之的高超境界”，“堪称一部极富思想与艺术勇气的决绝之作”。爱屋及乌，王春林自然也爱上了具有“强大”《秦腔》基因的《繁花》。在王春林看来，像黄德海那样仅仅把《繁花》称为“城市小说的异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用“横空出世”这样的字眼儿，才配得上《繁花》。他还“盗用”叶开吹捧马原的模板，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金宇澄以“长达二十多年的隐伏修炼”，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学建构了一部沉静大气之作。在王春林的笔下，《繁花》的那些毛病，都成了令人艳羡不已的优点。明明是骨瘦如柴、气血干枯的病秧子，却被王春林吹捧成了风华绝代的旷世美人——如此一顿“猛如虎”的操作，颇得“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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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说：“我们有书评家，但没有评论家。”他们并非真正为了文学，而是为了给作家推销书。王春林恰恰就是这类文学鉴赏能力堪忧的书评家的典型代表，他对《秦腔》的吹捧，本身就偏得可笑，对《繁花》的吹捧，则更是偏得离谱。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茅盾文学奖，堪称当代小说创作的“风向标”，如果评委们都像王春林这样，有着奇葩的阅读取向和情绪化的极端好恶，马原的“小说已死”倒成了未卜先知的真实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