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本书

金豆豆

　　第十五章　每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你多大年龄？”
　　
　　“26岁。”
　　
　　“喔，有那么大了?”
　　
　　“你呢？”
　　
　　“我16岁……你想想，16岁就得去掉一条腿怎么行？”
　　
　　“他们想给你截到什么位置？”
　　
　　“截到膝盖――这可以肯定，没有载得再少的，我在这里看到的都是这样。往往截去的还要多。就这样…剩下那残肢晃晃荡荡……”
　　
　　“你安上一条假腿好了。你打算干什么事情呢？”
　　
　　“我真想上大学。”
　　
　　“上什么系呢？”
　　
　　“语文系或历史系都行。”
　　
　　“考试你能通得过吗？”
　　
　　“我想是能通得过的。我从来不怯场。一向很镇静。”
　　
　　“那很好。安上了假腿对你会有什么妨碍呢？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也许你会更坐得住。在学术上你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那么，一般生活呢？”
　　
　　“除了学术，你指哪方面的一般生活？”
　　
　　“喀比方说……”
　　
　　“结婚，是不是？”
　　
　　“哪怕是指这一方面……”
　　
　　“会找到的！每一棵树上都会飞来鸟儿……你现在选择什么呢？”
　　
　　“你指什么？”
　　
　　“是要腿还是要命？”
　　
　　“这要靠运气。说不定一切都会过去！”
　　
　　“不，焦姆卡，靠运气是搭不成桥的。靠运气也许只会落得空欢喜。凡是有头脑的人，对事情能否成功不是靠侥幸。对你说过肿瘤的名目吗””
　　
　　“好像是叫做‘艾斯阿’。”
　　
　　“‘艾斯阿’？那是肉瘤，得开刀。”
　　
　　“怎么，你能肯定？”
　　
　　“是的，我敢肯定。要是现在对我说，要截去一条腿，那我必定会同意截去。尽管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运动――步行或者骑马，汽车在那边倒是不能开。”
　　
　　“怎么？他们不打算给你开刀？”
　　
　　“是的，不打算开刀。”
　　
　　“是你耽误了时机？”
　　
　　“这怎么跟你说呢…讲不是耽误了时机。不过，这也是部分原因。在野外我忙得团团转。3个月以前我就应该到这里来，可是我不想把工作扔下不管。由于走路、骑马不断摩擦，情况愈来愈精，伤口恶化，开始流脓水。而每次流过之后就会觉得好些，于是又想工作了。总是想再等一等。即使这会儿我也感到擦痛得很厉害，恨不得剪去一条裤腿或者光着屁股坐着。”
　　
　　“他们没给你包扎吗？”
　　
　　“没有。”
　　
　　“能让我看看吗？”
　　
　　“你看好了。”
　　
　　“喔一喔，是多么……多么黑啊！”
　　
　　“它本来就是黑的。我一生下来这里就是个很大的胎记。你瞧，现在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可这儿……是什么？”
　　
　　“这儿是3处溃疡留下的3条疫管……总之，焦姆卡，我的肿瘤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我的这瘤子叫黑素细胞瘤。这坏东西一点也不饶人。通常是8个月，人也就完蛋了。”
　　
　　“你从哪儿知道的？”
　　
　　“还是在来这里之前，我读过一本书。读了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不过问题是，哪怕我来得并不晚，他们仍然会不敢给我开刀。黑素细胞瘤很可恶，手术刀稍稍一碰，马上就会转移。它也是想活着，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你懂吗？在我耽误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腹股沟里也出了毛病。”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是怎么说的呢？”
　　
　　‘她说必须设法弄到那种胶质金。如果能弄到胶质金，有可能制止腹股沟里的转移，腿上则可用爱克斯光抑制，这样便有可能拖一拖…”
　　
　　“能治好吗？”
　　
　　“不，焦姆卡，我的病已不可能治好了。总的来说，黑素细胞瘤是不治之症，还没有人治好过。能给我怎么治呢？截去一条腿还远远不够，可再往上能截到哪儿呢？眼下的问题是：怎么个拖法？我还能赢得多少时间：几个月，还是几年？”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
　　
　　“是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焦姆卡，这我已经能够接受了。要知道，并不是活得时间更长生活就更充实。对我来说，现在的全部问题在于我还来得及做什么事情。总得抓紧时间在世上做成什么呀！我需要3年时间！如果我还能活上3年，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3年的时间我不能躺在医院里度过，而是在野外。”
　　
　　他俩在瓦季姆时扎齐尔科靠窗的床上轻声慢语地交谈。全部谈话只有邻床的叶夫列姆会听得见，但他从清晨起就像一截没有知觉的木头似的躺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再就是鲁萨诺夫，大概他也能听到，他曾以同情的眼神看过扎扎齐尔科几次。
　　
　　“你能来得及做什么呢？”焦姆卡皱着眉头问道。
　　
　　“好吧，让你听个明白。我现在正在检验一种新的、大有争论的设想，中央的一些大学者对它几乎不相信。这种理论是：根据放射性的水可以发现多金属矿石的矿床。你知道‘放射性水’是什么吗？……论据倒是有千百种，但纸上谈兵岂不容易。既可以肯定又可以否定。而我有一种感觉。感觉到可以在实践中证明这一切。但为此必须一直呆在野外，根据水情去具体地找到矿藏，而不需要根据什么别的。当然，最好是反复试验。而工作就是工作，哪方面不要耗费精力？比如说吧，没有真空泵，只有离心泵，为了使它发动起来，就得先把空气抽出去。怎么抽呢？用嘴吸！这样也就喝了不少放射性水。而且，这水我们平时也喝。吉尔吉斯工人说：‘我们的父亲不喝这里的水，我们也不喝。’然而我们俄罗斯人却喝它。既然有了黑素细胞瘤，我还怕什么放射性？我正应该去那里工作。”
　　
　　“真是个傻瓜！”叶夫列姆头也没转，声音沙哑而干巴巴地说。可见，他什么都听见了。“人都快要死了，还研究什么地质学？它帮不了你的忙。不如好好想想一一一一靠什么活着？”
　　
　　瓦季姆的那条腿保持不动，而他的头，在灵活自如的脖子上轻而易举地转了过来。他有意让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一闪，柔软的嘴唇微微一颤，随即毫不见怪地答道：
　　
　　“靠什么活着，这我恰恰知道。靠创造性的劳动！而且，这很起作用。不吃不喝都行。”
　　
　　他用一支带棱的塑料杆自动铅笔在牙齿之间较轻敲敲，观察这句话他理解了多少。
　　
　　“读一读这本书，你就会大吃一惊！”波杜耶夫那难看的指甲在蓝色的封面上敲着，他还是那样躺着，没有转身，也看不见扎扎齐尔科。
　　
　　“我已经看过了，”瓦季姆极其迅速地回答说。“这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毫无奋斗目标，没有动力。在我们看来，应当多做工作！而且不是为了填自己的腰包。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鲁萨诺夫为之一震，他的眼镜透出赞赏的目光，他大声问道：
　　
　　“请问，年轻人，您是共产党员吗？”
　　
　　瓦季姆把视线转向了鲁萨诺夫，还是那么落落大方。
　　
　　“是的，”他温和地说。
　　
　　“我早就敢于肯定了！”鲁萨诺夫得意地宣称，并举起一个指头。
　　
　　他可真像一位大学老师。
　　
　　瓦季姆拍了拍焦姆卡的肩头：
　　
　　“好啦，回到自己那儿去吧。我得继续工作。”
　　
　　于是他又埋头读那本《地球化学方法》，书里夹着一页纸，上面有几段摘录，字写得很小，惊叹号和问号标得很大。
　　
　　他一边读，一边写，握在手指中间那有棱的黑色自动铅笔微微移动着。
　　
　　他全神贯注地在读，仿佛人已不在病房里，而得到他精神支持和鼓励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想在打第二针之前再振作一下，并决定此刻彻底解决叶夫列姆的思想问题，免得他在这里继续散布悲观情绪。于是他正面望着他，左右扫视地对他进行开导：
　　
　　“那位同志给您上了很好的一课，波社耶夫同志。不应该就那么屈服于疾病。也不应该一接触宗教式的小册子便深受其影响。您起的作用实际上有利于……”他本想说“有利于敌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出具体的敌人，可在这里，在医院的这些病床上，究竟谁是敌人呢？……“应当善于看到生活的深处。首先要看到功勋的本质。是什么促使人们去建立生产上的功勋？或者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功勋？或者，比如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人们忍饥挨饿，缺衣少鞋，没有武器……”
　　
　　今天叶夫列姆异乎寻常地不爱动：他不仅没有下床在通道上走来走去，而且似乎也失去了平时对许多其他动作的兴趣。先前他只注意保护脖子，要转头时就不得不把身体也扭过去，而今天他的腿和胳膊都动也不动一下，只有用一个指头敲敲书本。劝他吃早饭，他回答说：“肚子没吃饱，光舔碗底不顶用。”早饭前和早饭后他都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偶尔他还眨眨眼睛，当真会以为他已经僵化了。
　　
　　而眼睛是睁着的。
　　
　　他的眼睛睁着，正好一点也用不着转身就能看见鲁萨诺夫。除了天花板和墙壁，他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白嘴脸的家伙了。
　　
　　他也听到鲁萨诺夫都开导了些什么。于是他的嘴唇微微翁动，发出的还是那种没好气的声音，只是口齿更不清楚而已：
　　
　　“国内战争时期怎么了？莫非你在国内战争时期打过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
　　
　　“我跟您，波杜耶夫同志，按年龄来说还不可能参加那次战争。”
　　
　　叶夫列姆鼻子里吭味了一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参加。我参加过。”
　　
　　“这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叶夫列姆慢吞吞地说，说一句停一会儿。“拿起一把转轮手枪，也就参加了打仗。挺好玩。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那您是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伊热夫斯克附近。打的是立宪派。我亲手枪毙过7个伊热夫斯克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的，看来他现在还记忆犹新：作为一个毛孩子，当年他是在叛乱城市几条街道的什么地方把那7个大人先后结果的。
　　
　　这个戴眼镜的人还向他阐述过什么，但今天叶夫列姆的耳朵仿佛浸在水中，只是偶尔冒上来听一会儿。
　　
　　随着黎明的到来，叶夫列姆睁开了眼睛，看到上方一块光秃秃的天花板，猛然间，许久以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而且早已忘怀的事情，毫无缘由地清清楚楚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1月的一天，战争已经结束。天在下雪，而雪一落地马上就化，落在从壕沟里掘起来的较温暖的泥土上更是即刻消融，不见踪影。当时在挖煤气管道的基坑，规定的深度是1．8米。波杜耶夫经过那里，看到深度还不合乎要求。但是施工队长却走过来厚颜无耻地要他相信，全线的纵断面已经挖好了。“怎么，还要量一量吗？那对你会更糟。”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量杆上每隔10厘米烫着一道横的黑线，每50厘米处的横线就更长些。他们走过去量，不时陷在泡烂了的泥浆里。他穿的是高筒靴，施工队长脚上是半高迹皮鞋。量了一个地方，只有1．7米。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那里在挖土的有3个人：一个是瘦高个儿的农民，脸上是黑乎乎的胡子茬；另一个是退伍军人，头上戴的依然是一项军帽，那帽徽早已被摘掉了，帽边和帽檐都是漆皮的，而箍带上全是石灰和泥巴；第三个人年纪很轻，头戴鸭舌帽，身穿城里人穿的那种短大衣（当年在穿衣方面还有困难，公家也没发给他们），大概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做的，又短又窄，而且已经穿旧了。（他的这件短大衣，叶夫列姆似乎只在这时才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前两个人还勉强在挖，挥动铁锹往上翻土，尽管湿源源的泥巴粘在铁锹上甩也甩不掉，而这第三个小伙子，胸部抵着锹柄站在那里，像被支起来吓唬鸟儿的一个稻草人，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两手抄在窄小的油筒里。根本没发给他们手套，而脚上，只有那个军人穿着靴子，其余两人则穿着用汽车防雨市胡乱缝制起来的胶鞋。“干吗呆着不干活？”施工队长对这小伙子喊道。“想挨罚口粮是不是？等着瞧吧！”小伙子只是叹了口气，更耷拉脑袋了，揪柄也似乎往他胸中插得更深了。这时，施工队长朝他脖子上敲了一下，他抖了科脑袋，又开始用锹挖土。
　　
　　他们着手量壕沟。挖起来的立紧翻在沟的两边，要凭肉眼看准沟上没达到什么刻度，就得使劲往那里弯身于。那个军人仿佛是在帮忙，而实际上在使尺子往旁边倾斜，企图以这种手段多量出十厘米。波杜耶夫对他骂了一阵娘，使尺子垂直，结果只量得1．65米。
　　
　　“你听我说，首长，”这时，这个军人悄悄求他。“这最后的血厘米，你就高抬贵手吧。我们实在挖不动了。肚子里空空的，没有力气。再说这天气，你也看到了……”
　　
　　“要我为你们去挨审，是不是？你们还能想出什么点子来！图纸上要求很明确。斜坡要平坦，而底面也不能形成一个槽。”
　　
　　在波杜耶夫直起身来，把尺提起，把脚从泥浆里拔出来的时候，他们3个人都向他昂起了头――一张脸上满是黑胡子茬儿，第二张像走投无路的灵提，第三张布满了柔细的绒毛，还从来没有刮过。雪纷纷扬扬地落在他们这不像活人的脸上，他们却一直朝上望着他。终于，那小伙子咧着嘴说：
　　
　　“没什么。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可是，波杜耶夫并没打报告关他们禁闭，而只把他们都干了什么如实地记了下来，免得代他们受过。如果回想一下，那么，比这还对立的场合也是有的。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0年了，波杜耶夫已不在营里工作，那个施工队长也自由了，临时铺设的那条煤气管道，也许已不再输气，管子也派了别的用场，――可是剩下来的，却是今天冲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
　　
　　“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叶夫列姆拿不出任何有份量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说他还想活下去吗？那小伙子岂不也是想活。说叶夫列姆意志坚强？说他悟出了某种新的道理，希望按另一种方式生活？病才不听这一套呢，它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在叶夫列姆褥垫底下已经放了四个夜晚的这本带花金字的蓝皮小书里就这样写道，印度教教徒相信人死时并非整个儿全死，他的灵魂将转移到动物或其他人身上去。这一条现在正合波杜耶夫的心意：哪怕能带走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不致全被埋葬。哪怕死后能留下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
　　
　　只是他并不相信灵魂可以转世，一点也不相信。
　　
　　脖子的疼痛向他的头部放射，一刻也不停，而且颇有节奏，每次4拍。这4拍在他头脑里总是出现这样的回响：叶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号。叶夫列姆――彼杜耶夫――死了――句号。
　　
　　如此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连他自己也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重复的次数愈多，自己仿佛愈是脱离开注定要死的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他愈来愈习惯于自己的死亡，把这看作是邻床病人的死亡。而他心中那个把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之死视为邻床病人之死的另一个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似乎是不应该死去的。
　　
　　而那个被视老邻床病人的波杜耶夫又怎么样呢？他得救的可能性似乎已没有了。难道真的只剩下喝烨树菌子煎汁这条路？可是信上写着，这东西必须不间断地连续喝上一年。这就需要干的菌子两普特，如果是湿的，就得4普特。这意味着要寄8只包裹。还要求菌子不是陈的，最好是刚从树上剥下来的。这样就不能把所有的包裹一次性地寄来，而是分开寄，一个月一次。谁能为他及时收集那么多菌子并往这里寄呢？而且是从俄罗斯那边寄来？
　　
　　这事必须得有自己的亲人才能办。
　　
　　叶夫列姆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跟他密切得有如亲人。
　　
　　这本来可以托他的第一个妻子阿明娜收集和邮寄。除了她，过了乌拉尔那边，他没有人可托。但她必定会在回信中说：‘W欺死在那围墙里边好了，你这条老狗！”即使这样，她也是对的。
　　
　　从常情来说，她是对的。可是按这本蓝皮书上的说法，便是不对的。按书上的说法，阿明娜应当可怜他，甚至爱他――不是作为丈夫来爱，而只是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来爱。这样，就应当寄菌子邮包来。
　　
　　书上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人人都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巴由
　　
　　这时，地质学家说活着是为了工作这句话，正好飘进叶夫列姆片刻清静的耳朵里。叶夫列姆也就用指甲敲了敲书的封面，对他说了那句话。
　　
　　而后来，他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于是，疼痛又开始往他的头部放射。
　　
　　只要这种刺痛不折磨得他受不了，那么此刻会使他感到最轻松、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动也不动地躺着，不治病，不吃饭，也不说话，什么也不去听，什么也不去看。
　　
　　简单地说，就是与世隔绝。
　　
　　但有人在摇他的腿和胳膊肘，原来外科的一位姑娘已在他床边站了好久，叫他去换药，而艾哈迈占这会儿正帮她把波杜耶夫叫醒。
　　
　　这么一来叶夫列姆就得起来瞎忙活了。他必须把“起床”这一意志传给6普特重的肉体，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一一叫胳膊、腿和腰一齐使劲，强迫裹着肉的骨头从陷人麻痹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活动它们的关节，让沉重的躯体竖立起来，变成一根柱子，给它穿上衣服，再移动这根柱子经过走廊和楼梯去受无谓之苦――先解后缠几十米长的绷带。
　　
　　这一过程总是时间很长，又疼，好像是在乏味的噪音中进行。除了叶夫根尼妞鸡斯季诺夫娜，还有两个从来不亲自做手术的外科大夫，她给他们讲解和示范，还对叶夫列姆说了些什么，然而叶夫列姆没有回答她。
　　
　　他感觉到，他们已没有什么可谈了。所有的话语都淹没在单调乏味的噪音里。
　　
　　他们把他的脖子缠得比上次更粗，像套上了一只白色的颈箍，他也就这样回到病房里去。绕在他脖子上的东西比他的脑袋还大，此时只有上半个脑袋才露出箍外。
　　
　　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与他打了个照面。他一边走，一边掏出盛马合烟的荷包。
　　
　　“咯，他们是怎么决定的？”
　　
　　叶夫列姆想说：的确，他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在换药室里他虽然好像什么也没听过去，但现在却完全明白了，所以回答得很明确：
　　
　　“随便到哪儿去咽气好了，只是别死在我们院子里就行。”
　　
　　费德拉乌惊恐地望着那可怕的脖子，心想说不定他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他问道：
　　
　　“叫您出院吗？”
　　
　　这一问才使叶夫列姆想到，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心愿躺到床h去，而是要准备出院了。
　　
　　这就是说，随后，在腰也不能弯的情况下，还得换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
　　
　　接下来，是使出全身的力气移动躯体这根柱子走过城市的街道。
　　
　　想到还得拼命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既不知为什么要做，又不知为谁而做，他实在受不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他，目光流露的并不是怜悯，而是战友式的同情：这颗子弹打中了你，而下一颗就有可能击中我。他并不了解叶夫列姆过去的生活，在病房里也没跟他做朋友，但他喜欢他的直率，而且在奥列格一生所接触过的人中间这还远远不是最坏的一个。
　　
　　“噶，握握手吧，叶夫列姆！”他抡起手臂伸给对方。
　　
　　叶夫列姆接受了这有力的一握，咧嘴笑道：
　　
　　“生下来随风飘，长大了尽胡闹，通往西天的路可只有这一条。”
　　
　　奥列格转身出去抽烟，而送报的女化验员走进门来，就近把报纸交给了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接过来刚刚打开，可是鲁萨诺夫看见了，立刻十分委屈似地朝那个还没来得及退出去的化验员大声说：
　　
　　“喂！喂！您要知道，我曾明确跟您说过，报纸要首先给我！”
　　
　　他的声音里含有真正的痛苦，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不可怜他，反而骂骂咧咧地说：
　　
　　“可为什么必须先给您呢？”
　　
　　“怎么为什么？这还用问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苦于无法用言语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是明摆着的。
　　
　　如果在他之前有人以其外行人的手指打开刚来的报纸，他就会从内心里产生妒忌。这里谁也不可能像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样吃透报纸上的文章精神。他把报纸理解为公开传达的、实际上却是用密码写成的指令，其中不便把一切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有头脑的行家可以根据种种小的迹象，根据文章的编排，根据回避和略去的内容对最新动向构成正确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一点，鲁萨诺夫应当第一个拿到报纸。
　　
　　然而，这道理要说出来吧又不能在这儿明说！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得转为诉说：
　　
　　“要知道，马上就要给我打针了。我想在打针之前先看一下。”
　　
　　“有针？”啃骨者语气缓和了。“哦马上就给您……”
　　
　　他把报上有关中央会议的报道和文件以及被挤到角落里的其他消息匆匆浏览了一眼。他本来就要出去抽烟。此时，他已把报纸弄得飒飒响，正打算折起来递给鲁萨诺夫，忽然注意到什么，又细心地看起来，而且，几乎是立刻以警觉的声音说出同一个长长的词儿，仿佛让它在舌头与上腾之间反复磨擦：
　　
　　“有……意……思……有……音……思……”
　　
　　贝多芬式的四个沉闷的命运叩门声在头顶上方轰然作响，但病房里谁也没有听见，也许永远也听不见。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萨诺夫的神经全然紧张起来。“快把报纸拿过来！”
　　
　　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意把任何一条消息指给别人看。对鲁萨诺夫的问话也没回答。他把报纸的附页插在中间，一折为二，再折成送来的那样，只是这6个版面的报纸没能按原折痕折起来，有点鼓鼓囊囊。这时他朝鲁萨诺夫跨出一步（对方也朝他跨过来一步），把报纸递给了他。还没走出门口，他就把绸子荷包解开了，开始用一小条报纸哆哆噱佩地卷一支马合烟。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在用哆嗦的两手打开报纸。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有意思”这个词儿像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肋骨之间。到底什么事情会使啃骨者觉得“有意思”呢？
　　
　　他那一双精于此道的眼睛迅速掠过一个个标题，掠过发布的会议文件，突然，突然……怎么？怎么？……
　　
　　用毫不醒目的字体发布出来的一道命令，对于不了解其中奥秘的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重要的，但他却仿佛从报纸上听到这道命令的叫喊声！空前的叫喊！这是一道不可想像的命令！――关于最高法院的大换班！全苏最高法院！
　　
　　怎么回事？！马图列维奇――乌尔里赫的副手下台了？！杰季斯托夫下台了？！帕夫连科下台了？克洛波夫下台了？连克洛波夫也下台了！！最高法院成立多久，克洛波夫就在里边待了多久！连克洛波夫也被撤职了！……今后还会有谁来保护干部卜…换上的全都是些新人，名不见经传……掌管司法部门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全都一下子被赶下了台！一个不留！？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这是历史的脚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上出汗了。仅仅是在今天早晨他才让自己定下神来，说服自己相信一切恐惧都毫无根据，可是你瞧四回巴
　　
　　“给您打针。”
　　
　　“什么？？”他失去理智地跳了起来。
　　
　　汉加尔特医生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注射器。
　　
　　“把袖子卷上去，鲁萨诺夫。给您打针。”

金豆豆

　　第十六章　荒唐的事
　　
　　他爬着。他似乎是在一条混凝土管道里爬着，不，说是管道又不是管道，而似乎是隧道，两边戳出来的钢筋有时会钩住他，而且恰恰碰到脖子右侧的疼处。他胸部贴着地面爬，而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迫使他贴向地面的这躯体的分量。这分量远远超过他的体重，他不习惯这样的重荷，简直被压扁了。一开始他以为是混凝土从上面压迫着他，原来不是，这是他的身体那么沉重。他感觉到身体的分量，拖动它就像拖一袋废铁。他心想，这么重恐怕是站不起来的，但主要的是，得先爬出这条管道，哪怕喘一口气，哪怕看看亮光也好。可是管道长得不得了，简直是没有尽头。
　　
　　这时某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但也可以说不是声音，而只是传达出来的思想罢了，命令他向旁边爬。“既然那是墙壁，我怎能往那里爬呢？”他心想。然而，要他向左边爬的这道命令同拐地的身体压扁的那份重量一样无情。他吟了一声就开始爬，随后又往有边爬，这都像刚才往前那么爬。沉重的感觉依然如故，既看不见光亮，也望不到尽头。他刚刚对这边有点适应了，那个清晰的声音马上又命令他向右转，而且要快些。于是他两肘和两脚一齐努力，尽管右边是穿不透的墙壁，他还是爬去，而且还似乎有点名堂了。他的脖子老是被挂住，疼痛传到了头顶。一生中他还从未落得这般狼狈不堪，而要是爬不到头，就这样死去，那是再冤不过的了。
　　
　　但是，他的两腿忽然变轻了，像充了气似的，而且开始悬浮，轻飘飘的，不过胸部和脑袋依然贴在地上。他仔细听了听――没向他发出任何命令。这时他想：“总算能够出得去了：让两腿先伸出管道，身体紧跟着向后退，岂不也就爬了出去。”于是，他当真向后蹭去，两手撑起身体（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跟在两条腿后面往洞口外面钻。洞口很窄，但主要的问题是，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这时他想，脑袋要炸开了，必会死在这里。不过，他两臂再稍稍一撑，虽然浑身都被挂破，毕竟还是钻出来了。
　　
　　他发现，自己处在某个建筑工地的大管子上，只是看不见哪儿有人，显然都下班了。周围是一片泥泞，肮脏不堪。他坐到管子上歇息，发现旁边坐着一位姑娘，这姑娘身穿污迹斑斑的工作服，没戴帽子，麦秆色的头发披散着，既没别小梳子，也没别发卡。姑娘并不看他，只是那么坐着，但他知道，这姑娘是在等着问她。起先他吓了一跳，而后来明白了，对方更为怕他。他根本没有谈话的兴致，但对方显然在等他问什么，于是他问道：
　　
　　“姑娘，你母亲在哪儿？”
　　
　　“不知道，”姑娘回答说，眼睛望着自己的脚下，一边咬着指甲。
　　
　　“怎么会不知道？”他有点生气了。“你应该应遵。他应该坦白交代。应该把事实真相统统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吭声？我再一次问你――你母亲在哪儿？”
　　
　　“我正想问您呢，”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看了他一眼，于是他发现那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他即刻打了个寒噤，想起好几件事情，并且不是一件一件想到的，而是同时想到的。他想到，这姑娘是冲压工格鲁莎的女儿，而格鲁莎是由于议论和攻击人民领袖才被关进监狱的。格鲁莎的这女儿在给他送去的表格上隐瞒了此事，他把她叫去，威胁说要为填表弄虚作假的事将她法办，于是她服毒自杀了。她是服毒死的，但此刻根据头发和眼睛来看，他猜想她是淹死的。他还猜想这姑娘已知道他是谁了。他还想到，既然这姑娘已经淹死了，而他还跟她坐在一起，那就是说，他自己也死了。这一惊倒使他浑身冒汗。他擦了擦额头，对她说：
　　
　　“可真够热的了！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喝点水？”
　　
　　“那边，”姑娘把头一摆。
　　
　　她让他看的是一只木盆或木箱，里面盛满了已经发臭的雨水，还混有变得绿乎乎的泥浆。这时他又一次想到，当初她正是喝了好多这样的水，而现在要他也喝个够。不过，既然她有这样的打算，那岂不是说他还活着？
　　
　　“这样好了，”他灵机一动，想摆脱她。“你去给我把工地主任叫来。对了，让他顺便为我带双靴子来，否则我怎么走路呢？”
　　
　　姑娘点了点头，从管子上跳下去，踩着泥水啪啦啪啦走去，还是那么披散着头发，身穿工装裤，足登长筒靴，跟工地上上工的姑娘装束一样。
　　
　　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决定就喝这盆里的水。心想，只喝一点点，问题不大。他从管子上下来了，而且不无惊奇地发现，在泥泞的脏水里走一点也不滑。脚下的土地似乎没有根基，周围的一切也都虚无缥缈，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他本可以就这么往前走，但忽然大吃一惊：一张重要的纸丢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但比手的动作更快的是，他马上意识到，那张纸的确丢了。
　　
　　他当即吓慌了神儿，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东西是不能让一般人看到的。否则，对他来说，会范起很大麻烦。他立刻意识到是在从管道里往外钻的时候丢失的。他急忙往回走。但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完全不认得那地方了。任何管子也没有。倒是有不少工人来来往往。这就更糟，因为有可能被他们捡去！
　　
　　工人们都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穿电焊工帆布上衣。肩上有护片的小伙子停下来望着他。他为什么那样瞧呢？莫非他捡到了？
　　
　　“喂，小伙子，你没有火柴吗？”鲁萨诺夫问道。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有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回答得多么愚蠢！这属于破坏分子的那种典型的回答。他们会把他拘留起来，在这一期间还会找到那张纸。而他之所以要火柴，原来就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小伙子愈来愈走近他，鲁萨诺夫预感到不妙，慌了手脚。小伙子直盯着鲁萨诺夫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叶利昌斯卡妞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我，根据这一点我断定她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在等着被捕。”
　　
　　鲁萨诺夫浑身发抖：
　　
　　“您怎么知道的？”
　　
　　（他只是这样问罢了，其实心里明白，这小伙子刚刚看过他的那张纸：刚才那句话同纸上一字不差！）
　　
　　但是电焊工什么也没有回答，径自走了。鲁萨诺夫十分焦急！很显然，他的告密信就在这儿附近，应当尽快找到它，尽快！
　　
　　他似乎是在一些墙垣之间闯来闯去，拐来拐去，心早就跑到了前面去，可是两条腿跟不上，腿动得太慢了，真是毫无办法！但总算看到一张纸！他立刻想到，这准是它。他想向它跑过去，可是两腿却动也不动。于是他趴下来，主要靠胳膊推动身体向那张纸爬去。但愿别被别人先抢去！但愿别人别跑在前头，别被别人抢走了！快了，快到了……终于，他抓住了那张纸！是它！！可是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撕掉它的力气都没有，他肚皮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而那张纸就压在身下。
　　
　　这时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决定头也不回，不放开身下的那张纸。可是推他推得很轻柔，这是一只女人的手在推。这时鲁萨诺夫猜到了，正是叶利昌斯卡妞本人。
　　
　　“我的朋友！嗅，我的朋友！请告诉我，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她声音柔和地问道，想必是俯身紧贴着他的耳朵。“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呆在一个好地方，叶连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好了！”鲁萨诺夫回答说，但头并没转向她。
　　
　　“究竟在哪儿呢？”
　　
　　“在儿童收容所。”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强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疲劳过！浑身酸痛。
　　
　　他好像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发现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了一些无烟煤的碎屑。这可使他极为惊讶――这里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莫非它真的能与城里挂通？要是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点喝的来了。当然，来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就更好。
　　
　　他摘下听筒，可是听到的不是拨号音，而是既爽朗又干脆的声音：
　　
　　“是鲁萨诺夫同志吗？”
　　
　　“是，我就是，”鲁萨诺夫马上振作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来自上面，而不是下边）。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趟。”
　　
　　“最高法院？是！马上就来！好的！”他已准备把听筒搁好，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是到哪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快点来。’宁是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动的一切！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了听筒。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还有贝利亚也不见了！唉，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出于无奈，也只得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敢于为自己辩护的！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胜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烧，而且越想尽快倾吐出来。这时他甚至希望快点走到，快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过！你们为什么偏偏审问我？这事谁没参与？要是没提供过帮助，怎么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古宗？他岂不自己吃了官司！”
　　
　　他处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随即发现自己根本没喊，只是喉咙肿胀了起来。而且疼痛。
　　
　　他似乎已不在坑道里，而是就在走廊里走，有人在后面叫他：
　　
　　“帕什卡！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连步子也迈不动了？”
　　
　　他打起了精神，走路似乎也像一个健康人了。他回过头去，看谁在叫他，原来是兹韦涅克，身穿突击队制服，腰束武装带。
　　
　　“你到哪儿去，扬兹韦提克？”帕维尔问道，同时感到惊奇：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是说，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可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能到哪儿去呢？还不是跟你一样，到调查委员会去。”
　　
　　“什么调查委员会？”帕维尔在想。他好像是被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但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跟上兹韦涅克的步伐，和他一起走得很快，精神抖擞，朝气勃勃。他感到自己还不满20岁，是个单身小伙子。
　　
　　他们经过一个很大的办公厅，里面有许多办公桌，坐在那里办公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打着领带的老会计，蓄着神甫式的大胡须；有翻领钮绊上别着铆头徽章的工程师；有贵妇式的老女人；有浓妆艳抹、裙子短到膝盖以上的妙龄女郎打字员。他和兹韦提克清晰地踏着4只靴子的脚步一走进去，所有这30来个人就都把股转向他们，有的微微欠身，有的坐着哈腰，大家都目送着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神色惶惶，而帕维尔和扬兹韦涅克却十分得葛。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握手问好，然后坐在桌旁，文件夹则放在红色台布上。
　　
　　“那就放人进来吧！”主席文卡吩咐道。
　　
　　开始放人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冲压车间的格鲁莎阿姨。
　　
　　“格鲁莎阿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文卡感到奇怪。“我们是在清洗机构，而你来做什么？怎么，你是钻进机构里的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
　　
　　“唉，不是这么回事，”格鲁莎阿姨并不着急。“我有个女儿还没长大，得把她安置到幼儿园里去，行吗？”
　　
　　“好吧，格鲁莎阿姨！’加维尔大声说。“你写个报告，我们来设法安置。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安置的！可现在你别干扰，我们马上就要清洗知识分子了！”
　　
　　他伸手去取玻璃瓶，想倒点水喝，可是瓶子是空的。这时，他向邻座的人点点头，示意他把桌子另一头的玻璃瓶递过来。瓶子递了过来，但那也是空的。
　　
　　他口渴难忍，喉头像着了火似的。
　　
　　“喝水！”他请求道。“喝水！”
　　
　　“马上就来，”汉加尔特医生说。‘喝上就会给您送水来。”
　　
　　鲁萨诺夫睁开了眼睛。她坐在他身边的床上。
　　
　　“我床头柜里有糖渍水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声音微弱地说。他浑身发冷、关节疼，脑袋里略略地敲个不停。
　　
　　“好吧，我们这就给您倒糖渍水果，”汉加尔特的两片薄薄的嘴唇露出了微笑。她亲自打开了床头柜，取出一瓶糖渍水果和一只玻璃杯。
　　
　　窗外想必洋溢着夕阳的光辉。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斜着眼睛在看汉加尔特倒糖渍水果，提防她偷偷撒进毒药什么的。
　　
　　酸甜的糖渍水果沁人心脾。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枕头上从汉加尔特手中把一杯都慢慢吃了下去。
　　
　　“今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诉说道。
　　
　　“还算不错，您顶过来了，”汉加尔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只不过因为我们给您加大了剂量。”
　　
　　新的疑虑刺痛了鲁萨诺夫。
　　
　　“怎么，每一次你们都要加大剂量吗？”
　　
　　“以后每次就打这么多。您会习惯的，习惯了以后就不那么难受了。”
　　
　　然而，颌下的肿瘤依然像个蛤蟆似的趴在那里。
　　
　　“那么最高法…”他欲问又止。
　　
　　他已经闹糊涂了，分不清什么是梦吧，什么是真话。
　　
　　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对鲁萨诺夫接受全剂量的反应如何，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就连下班之后也没有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顺序由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话，她就用不着去那么多次了，可是奥林皮阿达还是被调去参加工会司库的学习班，今天替换她的是图尔贡值班，而图尔贡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
　　
　　鲁萨诺夫接受注射之后很不好受，但还没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过针之后就让他服了安眠药，他虽然没有醒过，但老是翻身、扭动和呻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会儿，对他进行观察，听听他脉搏的跳动。他有时蟋缩着身子，有时又伸直两腿。他的脸已变得通红，歼淡淡的。他的这个不戴眼镜而又搁在枕头上的脑袋，已不再显得那么官气十足。秃顶上所剩无几的稀疏白发紧紧地贴在颅顶上。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数虽多，但她同时也兼顾别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认为是病房里的组长，这个职务虽然有名无实，但总得有人担任。所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离开鲁萨诺夫的病床转向邻近一位病号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您担任病房里的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报纸的（汉加尔特已是第二次进来，而他仍在看报）。汉加尔特总是无法预料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所以说这句话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释，她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视线离开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怎样表示对医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两条长腿。他态度非常友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让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任何一个当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而有时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发誓不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那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对吗？而且，职务还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他谈话。
　　
　　“最高职务是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职务还高些。我们的排长因为实在迟钝和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之后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到我们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位军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们的营长对此并不反对，因为我是个挺棒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这样，我虽然只有上士军衔，却担任了两年代理排长――从叶列茨直打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说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他虽然把两条腿屈了起来，但毕竟不大礼貌，所以还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汉加尔特在听他讲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微笑始终没有从脸上消失。“既然是这样，您何必推辞呢？如今这差使也会使您满意的。”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逻辑！――会使我满意！而民主呢？您岂不是在践踏民主原则：病房的人又没选我，选举人连我的履历也不知道…顺便说说，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说说吧。”
　　
　　她照例说话声音不大，他也把声音压低，让她一个人听见。鲁萨诺夫在睡觉，扎齐尔科继续看书，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说来话长啊。况且，我坐着而您站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样跟女同志谈话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这会儿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在通道上立正，那就会显得更蠢。您还是在我的床边上坐下吧，请。”
　　
　　“其实，我倒是该走了，”她说，不过，还是在床治上坐了下来。
　　
　　“您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过的苦头，大多是由于热衷于民主。我曾企图在部队里树立民主作风，就是说，允许大家议论。结果，1939年没选送我进军官学校，继续让我留下当兵。1940年总算到了军官学校，可是在那里由于顶撞领导而被清除了出来。直到1941年才勉强毕业于远东的一个军士训练学校。说心里话，我没当上军官可真感到懊丧，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军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难受。不过，我还是把公道看得高于一切。”
　　
　　“有一个跟我很接近的人，”汉加尔特眼睛望着被子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遭遇：很有才能，却始终是普遍一兵。”短暂的停顿、瞬间的沉默掠过他们的脑海，她抬起了眼睛。“不过，您直到今天还是像从前那样。”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还是普通一兵？”
　　
　　“很会顶撞人。比方说，您跟医生谈话的一贯态度怎样？特别是跟我。”
　　
　　正如薇拉・汉加尔特所有的谈话和动作，她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十分奇特，可说是整个儿洋溢着一种和谐的美。
　　
　　“我顶撞您？我跟您谈话可是毕恭毕敬的。您大概还不知道，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困难。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放我出州境。我来到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道，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简直可以拧出水来。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处，坐上了电车去老城，那里我有一个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个士兵留给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人杀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流氓和骗子都放了出来，从此再也透不住他们了。而我对于那个士兵是不是还在那里，心里也没有把握，至于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就去找旅馆。有些旅馆的前厅那么漂亮，我这双脚走进去自己都会感到难为情。有几处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见到我递过去的不是身份证，而是流放证明，马上就回答说：‘不行！不行！唉，有什么办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为什么要像条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县属于你们管的。你们就安排我过夜好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您可以到茶馆去过夜，我们一般不去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没找到茶馆，就又回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上也不行，因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们门诊部。先是排队。诊断之后说我必须马上住院。这么一来，我就得乘两趟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处去。虽然整个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根本没把工作当成一回事儿。他也没留张字条让流放人员明白他自己会不会回来。这时我想，如果把证明交给他，那我恐怕就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我就再乘两趟电车折回火车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个半小时。”
　　
　　“我好像不记得您还带着毡靴。难道真有吗？”
　　
　　“您不会记得，因为我就在那儿的火车站上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这个冬天我要躺在医院里，下一个冬天我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就又去监督处！光是坐电车就花了10个卢布。那边还有1，000米烂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厉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论走到哪儿，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他，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流放地所属州监督处的证明交给他作抵押，并出示你们门诊部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这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来如此！您倒还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这样，我才不会让您住进来呢！决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之前还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蕾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辈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睡美人》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汉加尔特不出声地笑着连连摇头。毫无疑问，她对一个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头是赞赏的，非常赞赏。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这地方离车站太远，去那里连个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只有一条路了：到医院里来，把我自己交给你们。我坐上车来了，院方说：‘没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们告诉我：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该怎么办？不采用劳改营里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时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您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筋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根据面貌，而是根据腼腆、羞怯的习性给人留下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使人猜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根据一些微小的举动发现她们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汉加尔特是结过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汉加尔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粗野。诚然，他目光阴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确切点说，他任何时候都两种态度兼备，你也无法知道，他会以哪种态度对待你。
　　
　　“关于芭蕾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来。“可是那皮靴呢？您岂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对我们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时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牵动。“要知道，哪怕是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的确，汉加尔特曾看到过他怎样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久久地徘徊：他从被服管理员那里设法要来了一件女病号长衫，这种衣服因为数量不够，不发给男病号；军用皮带下长衫的皱折从腹部赶向两侧，但长衫的下摆还是常常被扯开。他脚上穿的是皮靴，头上不戴帽子，黑发蓬乱，迈着坚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头，走到自己规定的界限就转过身来再走。他总是背着手，而且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这几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就会来查病房，要是他看见您那双皮靴，您知道会怎么样？我会受到通报批评的。”
　　
　　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请求他，甚至带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而是多少带点从属的味道，他们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口气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劝慰她：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证，他绝对发现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间里我也不会让他撞见我穿着靴子。”
　　
　　“可是在林荫小路上呢？”
　　
　　“在那里他认不出我就是他这栋楼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来开个玩笑，不妨写封匿名信，告发我藏有皮靴，让他带两名护理员来搜好了，反正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难道写告密信这种事也能做吗？”她又眯起了眼睛。
　　
　　还有一点他不能理解：她干吗要涂口红？这只能使她显得俗气，破坏了她的清秀。他叹了口气：
　　
　　“反正有人写，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么写的呀！写了还能起作用。古罗马人说：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个人证明不能算人证。可是到了20世纪，即使一个人证明也是多此一举，一个人证也不需要了。”
　　
　　她移开了视线。这种事情是不大好谈的。
　　
　　“那么您打算把它们藏到哪里去呢？”
　　
　　“靴子吗？办法有好几十种，要看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没生火的炉子里去，可以用绳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让人没法不笑，也让人没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过去。
　　
　　“不过，头一天您是怎么耍了花招没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这可太简单了，在换衣服的那间小屋里，我把靴子放在门的背后。护理员把其余的东西统统塞进一个带号牌的口袋里拿到中心保管处去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用报纸把靴子一裹，也就带进来了。”
　　
　　他们这已经是在东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时间她为什么坐在这里闲聊呢？鲁萨诺夫睡得很不安稳，直出汗，但还算是睡着了，没出现呕吐。汉加尔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脉，正要离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回过头来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您还没得到补充营养吗？”
　　
　　“根本没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着她看。
　　
　　“那就从明天开始。每天两只鸡蛋、两杯牛奶和50克黄油。”
　　
　　“什――什么？不会是我听错了吧？要知道，一生中从来没给我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不过，您知道，这倒也公平。不消说，我是连病假补贴也得不到的。”
　　
　　“这怎么会呢？”
　　
　　“很简单。因为薇加入工会的时间还不满六个月。我也就什么权利也享受不到。”
　　
　　“哎呀――呀！怎么弄成了这样呢？”
　　
　　“是啊，我已经没有这种生活习惯了。当初我到了流放地，岂不应该想到尽快加入工会？”
　　
　　从一方面来说，这人是那么机灵，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那么没有适应能力。这份补充营养还是汉加尔特为他争取的，费了好大的力气，很不容易争取到的……不过她该走了，这样谈下去是能谈一整天的。
　　
　　她已经快走到门口了，只听得科斯托格洛托夫带着讥讽的口气喊道：
　　
　　“等一等，您是不是在笼络我这个病房小组长？要是我上任的头一天就落得贪赃受贿，我就会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
　　
　　汉加尔特走了出去。
　　
　　但是在病人吃过午饭之后，她必然还得去看一下鲁萨诺夫。这时她已得悉，院长查病房的时间就定在明天。这样，病房里就又多出来一件事情要做――检查病人的床头柜，因为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特别注意床头柜，不许里面有糕点碎屑和过多的食品，最好是除了发给的面包和白糖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还检查卫生，连细心的女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他也能挑出毛病来。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登上二楼，首先昂起头来察看天花板和柜子上面的一些地方。她好像看见西布加托夫病床上方的角落里有蜘蛛网（外面，太阳露出了脸儿，楼内更亮些了）。汉加尔特把护理员叫来（正好是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值班，不知为什么所有的麻烦事儿总是落到她的身上），告诉她明天要检查卫生，而现在应该怎样打扫和洗刷，还指给她看那张蜘蛛网。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从长衫里边掏出眼镜来戴上，说：
　　
　　“果然是，您说得一点不错。真不像话！”她摘下眼镜就去搬梯子，取刷子。她打扫卫生时从来不戴眼镜。
　　
　　接着，汉加尔特走进了男病房。鲁萨诺夫还是那样躺着，直出汗，但脉搏慢了下来，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恰好穿上了靴子和长衫，准备出去散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向全病房宣布明天有一次重要的巡诊，请大家先把自己的床头柜整理一下，然后由她再进行检查。
　　
　　“我们先从小组长查起，”她说。
　　
　　其实，也不必从小组长查起，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向那个角落走去。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整个身段，就像两个顶点相接的三角形：下面的三角形宽些，上面的三角形较窄。她的腰肢是那么细，简直能使两手的十指对接起来，而且把她举起。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做出任何这类举动，而只是乐呵呵地打开了自己的床头柜让她检查：
　　
　　“请吧。”
　　
　　“噢，对不起，请让我过去，”她一路济过去。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一旁。她紧挨着床头柜坐到他的床沿上，并开始检查。
　　
　　她坐着，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她的后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脖子――袒露的纤细线条，她的头发，颜色不深不浅，就那么盘在脑后，没有任何赶时髦的派头。
　　
　　不行，应当设法从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摆脱出来。不能每遇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失魂落魄。刚才她跟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聊了聊天儿，然后就走了，可他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想着她。可是她呢？晚上回到家里，有丈夫拥抱她。
　　
　　必须摆脱出来！但是，要想摆脱，又必须通过女人这条途径，否则便不可能。
　　
　　他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她的后脑。她那长衫的后领竖了起来，形成一个尖顶小帽似的，于是一根圆鼓鼓的小骨头――脊椎骨最上面的一节现露了出来。真想用手指去抚摩一下。
　　
　　“不用说，这床头柜是医院里最迅退的一只，”其时汉加尔特正在评论。“面包屑，油纸，还有马合烟、书和手套。您怎么不害臊呢？您今天就得把这些东西统统收拾干净。”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她的脖颈，一声不吭。
　　
　　她拉开床头柜上端的那只小抽屉，即刻在其他零星小东西中间发现一只盛有约40毫升褐色液体的小瓶。瓶口塞得很紧，旁边有一只好像旅行时携带的塑料小杯子，还有一支滴管。
　　
　　“这是什么？药吗？”
　　
　　科斯托格洛托夫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是些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是什么药？我们没给过您这种东西。”
　　
　　“那又怎么了，难道我不能自备一点药吗？”
　　
　　“只要您住在我们医院里，而且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当然不能有自备药品！”
　　
　　“咯，是我不好意思告诉您…位药水是治鸡眼的。”
　　
　　然而，她把那只没贴标签的小瓶子在手中转来转去，想打开瓶塞噢一喷，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马上加以阻止。他把两只粗大的手掌一齐按在她的手上，并把她正要拔去瓶塞的那一只手扳开了。
　　
　　这种手与手的接触，照例是谈话的必然继续……
　　
　　“当心点，”他悄悄地提醒她。“这可需要有点学问。不能溅到手上，也不能噢。”
　　
　　说着也就很自然地把小瓶拿了过来。
　　
　　这毕竟超出了一切儿戏的限度！
　　
　　“这是什么？”汉加尔特皱起了眉头。“一种烈性药剂，是吗广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她身旁坐下，一本正经地悄声说：
　　
　　“一种很厉害的药剂。这是伊塞克湖草根。无论是用它泡的药水还是干根，都噢不得。所以塞得这么紧。如果手接触过这种草根，事后又没把手洗干净，而且无意中碰到了舌头上，那么命也就没了。”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感到后怕：
　　
　　“那您要它干什么？”
　　
　　“糟就糟在这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呼咕了起来，“被您发现了，我就有点麻烦。我该把它藏好……我是用它治病的，直到现在还在用呢。”
　　
　　“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她审视着他。这会儿她的眼睛一点也不眯缝，此刻她是个医生，仅仅是个医生。
　　
　　她虽然不失医生的威严，但眼睛却透出咖啡色的和悦目光。
　　
　　“仅此而已，”他老老实实地说。
　　
　　“说不定您是……留着必要时用的？”她依然不大放心。
　　
　　“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实说，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的确有过那种念头。为的是不再多受折磨……但是后来疼痛消失了，这个念头也就打消了。不过，我还继续用它治病。”
　　
　　“暗地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既然不给人以生活自由，那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到处都有什么制度和规定吗？”
　　
　　“那么用的剂量是多少？”
　　
　　“按级数增减。从1滴到10滴，再从10滴到1滴，然后停上川天。眼下正处在间隔的阶段。老实说，我不相信我的疼痛的消失仅仅是由于照了爱克斯先。可能也由于草根的功效。”
　　
　　他们俩都压低了谈话的声音。
　　
　　“这是用什么泡的呢？”
　　
　　“用伏特加酒。”
　　
　　“您自己泡制的吗？”
　　
　　“是啊！”
　　
　　“浓度呢？”
　　
　　“这怎么说呢……他给了我一小捆，说：这些可以泡一升半。我就大致分了一下。”
　　
　　“但是，能称多重呢？”
　　
　　“他也没称。只是大致估了估。”
　　
　　“估了估？这种剧毒的东西只是估了估？这是毒性很厉害的乌头！您自己考虑考虑厂
　　
　　“我有什么好考虑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点生气了。“您要是能尝尝一个人在整个宇宙中奄奄一息是什么滋味，而监督处又不让您跨出村子一步，那您倒是去考虑考虑这马头看看！还问能称多重！您可知道，为了这把草根我要冒多大风险吗？延长20年苦役！罪名是擅自离开流放地。可我还是去了。到150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那里的深山老林里住着一位姓克列缅佐夫的老人，胡须像巴甫洛夫院士。本世纪初他作为移民流刑犯去到了那里。是个不折不扣的立医生！他自己采药，自己规定剂量。他在自己所住的村里也被人取笑，在自己的故土更是谈不上权威。不过，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人到他那里去求医。《真理报》的一位记者还去采访过他。据说，那位记者也很信服。可是现在，传说这位老人被投进了监狱。因为不知是哪个傻瓜泡了半升药酒，随便放在厨房里，而过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家里请客，因为伏特加酒不够了，客人们在主人走开的时候把药酒喝了。结果死了3个人。还有一户人家的孩子也因为误服了药酒中了毒。可这跟老人有什么相干？他岂不警告过……”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发现所说的这些情况恰恰对自己不利，所以不再说下去了。
　　
　　汉加尔特激动了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公共病房里禁止存放烈性物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不幸事件的发生。快把那个小瓶交给我吧！”
　　
　　“不，”他断然拒绝。
　　
　　“交出来！”她双眉经成了一条线，把手伸向他握紧了的拳头。
　　
　　科斯托格洛托夫那结实有力、干过许多活的大手握得很紧，手指掩得严严实实，连小瓶的影子也看不见。
　　
　　他微微一笑：
　　
　　“这样您是达不到目的的。”
　　
　　她舒展开眉头：
　　
　　“反正我知道您什么时候出去散步，趁您不在我会把瓶子没收。”
　　
　　“您提醒我，这很好，我一定把它藏起来。”
　　
　　“用绳子吊在窗外吗？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去告发吗？”
　　
　　“我不相信您会去告发。您自己今天还谴责过告密行为！”
　　
　　“可是您逼得我没有办法啊！”
　　
　　“那就该去告密是不是？不体面。您担心药剂会被别人，比方说被这个鲁萨诺夫同志拿去喝了是不是？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把它包起来藏好。而我终究是要离开你们这里的，不用说，那时我还要用这种草根来治病！您不相信它的效力吧？”
　　
　　“一点也不相信。这是愚昧者的迷信和拿生命当儿戏。我只相信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道理。老师们就是这样教我的。所有的肿瘤学家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把小瓶拿来。”
　　
　　她还是试图板开他最上面的那个指头。
　　
　　他看着她那双气恼的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不但不愿再固执下去，和她争论，而且心甘情愿把这只小瓶交给她，甚至把整个床头柜都给她也愿意。但在信念上要他让步却十分困难。
　　
　　“咳，神圣的科学啊！”他叹了口气。“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么绝对正确的话，也就不会每过10年自己否定自己了。我该相信什么呢？相信你们的针剂吗？那为什么你们又决定给我打新的针剂呢？这新的针剂是什么？”
　　
　　“是很有用的药物！对您的生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她特别坚决地对他说出了这几句话，眼睛里闪耀着信心的光芒。“别以为您的病已经治好了！”
　　
　　“那好，能说得确切点吗？这种针剂能起什么作用？”
　　
　　“可为什么还要对您说得确切点呢！打这种针能治您的病。能抑制转移。讲得更确切，您反而不懂……好吧，那就把瓶子给我，而我向您保证，您什么时候出院，我就把它还给您！”
　　
　　他们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他看上去十分滑稽――已经为出去散步穿好了女式病号长衫，腰里束着带五角星的皮带。
　　
　　但是，她还是要他把瓶子交出来，态度是多么坚决！把小瓶交出去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是舍不得，家里他还有比这多十倍的乌头呢。他感到遗憾的是另一件事情：这个有一双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的可爱的女人，脸上是那么容光焕发，跟她谈话是那么愉快，然而要吻吻她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等到他回到自己那偏僻的流放地，就甚至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同这样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并肩坐在一起过，而且，她还想尽一切办法想拯救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
　　
　　其实，拯救他的生命，正是她力不能及的事情。
　　
　　“交给您，我也不放心，”他开玩笑说。“说不定会被您家里的什么人误喝了。”
　　
　　（谁！她家里谁可能误喝？！她是独居的。此刻说这样的话倒真的不合时宜，有点失体统了。）
　　
　　“好吧，那就来上一个不分胜负。干脆把它倒掉好了。”
　　
　　他笑了起来。使他遗憾的是，自己能为她做的事情竟如此之少。
　　
　　“得了。我到外面去把它倒掉。”
　　
　　不管怎么说，她没有必要涂口红。
　　
　　“不，现在我可不相信您了。我得亲眼看到您这样做。”
　　
　　“不过我有个好主意！何必倒掉呢？不如我把它送给一个你们反正救不了的人。说不定对他能起作用，您说呢？”
　　
　　“这能给谁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向瓦季姆峡齐尔科的床位那里一摆头，把声音压得更低：
　　
　　“他得的不就是黑素细胞瘤吗？”
　　
　　“现在我更觉得非倒掉不可了。否则您必定会给我闯出祸来，把什么人毒死！再说，您怎么会忍心把毒药交给一个重病人？要是他服毒自杀呢？难道您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她总是回避称呼他的名字。在这次长谈的全过程中她没有一次称呼过他的姓或名。
　　
　　“这样的人是决不会自杀的。他是个坚强的小伙子。”
　　
　　“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我们走吧，去把它倒掉！”
　　
　　“我今天的情绪实在是太好啦。得了，咱们走吧。”
　　
　　于是他们从床位之间的通道走过去，然后下楼。
　　
　　“可您不会觉得冷吗？”
　　
　　“不会，我里边衬着毛衣。”
　　
　　“瞧，她说“里边衬着毛衣”。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现在真想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样的毛衣，什么颜色。然而，这也是他永远看不到的。
　　
　　他们走到台阶上。天已放晴，春意盎然，外地来的人很难相信今天才2月7日。阳光灿烂。枝杈高耸的白杨和组成树篱的灌木都还是光秃秃的，但背阴处的积雪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小簇了。树木间倒伏着隔年的芜草，有棕红色的，有灰白色的。小径、五条、方石、沥青路面还是湿润的，没有晒干。小花园里像平时一样活跃，人来人往：有的对面而来，有的从身旁绕过，有的成对角方向交叉。其中有医生、护士、护理员、勤杂工、住院病人的家属。在两个地方甚至有人坐到了长椅上。各科的楼房这里那里有的窗子已被打开了。
　　
　　如果就在台阶前把药酒倒掉，那也太不像话。
　　
　　“到那边去吧！”他指了指癌症楼与耳鼻喉症住院楼之间的一条通道。这是他散步的地点之一。
　　
　　他们并排走在石板小径上。汉加尔特那顶按航空帽式样制作的医生小帽正好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肩头。
　　
　　他瞥了汉加尔特一眼。她走路时神态严肃，仿佛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觉得有点可笑。
　　
　　“请问，您上中学的时候，叫您什么名字？”他突然问道。
　　
　　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您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没任何意思，只不过问问罢了。”
　　
　　她默默地往前走了几步，石板路上响起微弱的基蠢声。还是在头一回，当他躺在地板上等死而汉加尔特走近他的时候，他就发现她有一对羚羊般的细腿肚子。
　　
　　“薇加，”她说。
　　
　　（其实，这也不是真话。不完全是真话。在中学里这样称呼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有才能而未能从战争中归来的普通一兵。由于一时的冲动，她不知为什么竟把这个名字告诉了第三者。）
　　
　　他们从阴暗处走上两栋楼房之间的通道――这里既有阳光的直接照射，又有一股微风。
　　
　　“薇加？取星座的名字？但滚加这颗星亮得耀眼。”
　　
　　他们停住了脚步。
　　
　　“我可并不耀眼，’她点了点头说道。“我只不过是薇拉・汉加尔特。仅此而已。”
　　
　　这一回不是她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头一次在她面前不知所措。
　　
　　“我是想说……”他为自己辩护。
　　
　　“全都明明白白。倒吧！”她发出了命令。
　　
　　她没让自己露出一丝微笑。
　　
　　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拧得很紧的瓶塞旋松后小心翼翼地拔去，然后弯下了身子（他穿着下摆搭拉在靴筒上方的裙式长衫做这种动作，样子很可笑），从铺路时留下的一小堆石头上掀开了一块。
　　
　　“请您看看！否则您会说我把药酒倒在自己口袋里了！”他蹲在她脚旁声称。
　　
　　他还是在头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就注意到她的腿，注意到她那羚羊式的腿肚子了。
　　
　　他把深褐色的浑浊药酒倒在阴湿小坑里黑糊糊的泥土上。这种东西也许能要准的命，也许能使某人恢复健康。
　　
　　“可以盖上了吧？”他问。
　　
　　她俯视着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倒药酒、盖上石头的这一过程中，有一种孩童式的动作。但这孩童式的动作，又像是在发誓似的，仿佛是发誓保守秘密。
　　
　　“您倒是夸奖我一下呀，”他站了起来。
　　
　　“是该夸奖您，”她微微一笑。但仍有点忧郁。“您散步吧。”
　　
　　于是她向癌症楼走去。
　　
　　他望着她的白色的背影。望着两个三角形：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女性对他的任何一种关注都能使他激动到何种地步！每一句话在他听来都包含着比实际上更多的涵义。每一个举动之后都会使他期待着什么。
　　
　　薇加。薇加・汉加尔特。这里还存在着某种不能沟通的东西，但这一点此刻他还不明白。他望着她的背影。
　　
　　“薇加！薇加！他悄声说，力图遥送自己的心声。“回来吧，你听见吗？回来吧！暗，转过身来！”
　　
　　但心声没有传到。她没有转过身来。

金豆豆

　　第十八章　“哪怕在墓道入口处……”
　　
　　自行车，铁环，一旦滚动起来，便只能在运转中保持平衡，而运转一停就会倒下。男女之间的游戏也是如此，一旦开了头，便只能在发展中保持其继续存在。要是今天与昨天相比，一点进展也没有，那么游戏也就不存在了。
　　
　　奥列格好不容易挨到星期二晚上，也就是挨到卓娅该值夜班的时候。他们玩的五光十色的铁环必须滚到比第一个夜班和星期天白班更远的地方。他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也在卓娅身上预见到促进这种滚动的全部推动力，因此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她的到来。
　　
　　他先是到小花园里去迎候，因为知道卓娅会从哪条小路上斜穿过来。在那里，他抽了两支马合烟卷，但是后来他想到身穿女病号长衫看上去样子很傻，不可能给她留下自己所希望留下的那种印象。况且天也黑了。于是他回到楼房里去，脱去了长衫和靴子，只穿睡衣（可笑的程度一点也没减小）站在一楼的楼梯旁边。他那翘着的头发今天被尽可能压平了些。
　　
　　她从医生更衣室里出现了，因为担心迟到而显得匆匆忙忙。但是看到了他以后，卓娅扬起了眉毛，这倒不是表示惊讶，而仿佛表示本该如此，她正是估计到会在这楼梯口旁边遇见他。
　　
　　她没有停下来，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为了不致落在后头，迈开两条长腿，走在她身旁，一步跨两级楼梯。现在他这样上楼并不困难。
　　
　　“噶，有什么新闻？”她一边走一边问，仿佛问她的副官。
　　
　　新闻？最高法院大换班！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但要弄明白这里的奥秘，必须有多年的准备才行。而现在卓娅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个。
　　
　　“我给您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终于明白该怎么称呼您了。”
　　
　　“是吗？该怎么称呼？”她顺着梯级往上走，步子迈得很敏捷。
　　
　　“一边走一边谈不方便。这事很重要。”
　　
　　他们已经到了上面，而他只在最后几级落在后边。望着卓娅的背影，他发现她的腿显得有点儿粗。不过，这两条腿跟她那壮实的身躯倒很相称。在这一点上甚至别有韵致。不过，与该加那轻盈的细腿肚子相比，毕竟有另外一种意境。
　　
　　他自己也对自己感到惊讶。过去，他从来没那样去想也没那样去看女人的腿，认为那是庸俗。他从没那样从这个女人想到那个女人。他爷爷大概会说这是求雌狂。不过，俗话说：肚子饿了你就吃，趁你年轻就去爱。可奥列格年轻的时候把什么都耽误了。现在，正像秋天的草木急于汲取土地里的最后汁水，以免追悔白白放过了夏天一样，奥列格重返生活的时间还很短，但却已过了盛年，不消说，是处在下坡路上，所以他急于看到女人，把女人“吸收”到自己体内――包括不便于对她们明说那种意义上的“吸收”。女人身上都有什么，他比别人更为敏感，因为他多年压根儿没看到过女人。当然也没接近过。他听不到她们的说话声，他不记得什么是女人的声音了。
　　
　　卓娅接了班，立刻就像一只陀螺似的转起来了――围着自己那值班桌子、医嘱单和药品柜忙活起来，而后来又很快旋进一扇门里去了，要知道，陀螺也是那样飞旋的。
　　
　　奥列格一直在观察，一见她有一点点间歇的时间，马上就出现在她面前。
　　
　　“整个医院里就没有任何别的新闻了吗？”卓娅用她甜美的声音问道，一边在电炉上煮注射器和打开安葫剂。
　　
　　“啄！医院里今天可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巡视了病房。”
　　
　　“是吗？还好是不在我值班的时候…怎么样？他把您的靴子没收了吧？”
　　
　　“靴子倒是没被拿走，可是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
　　
　　“这是怎么回事？”
　　
　　“总的来说，这一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大约有十五个白大褂一下子进到我们房间，就是说，进到我们病房里来――包括各科主任、主治大夫、随诊医生，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院长像头猛虎，马上就扑向我们的床头柜。不过我们已得到秘密情报，事先做了点准备，所以他什么油水也没捞到。他皱着眉头，非常不满。这时正好在向他汇报我的情况，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多少有点疏忽：在汇报我的档案材料时……”
　　
　　“什么档案材料？”
　　
　　“对了，应该说病历。在谈到最初的诊断是在哪儿做出的，她无意间说出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怎么？’尼扎穆特丁说。‘是从别的共和国来的？我们自己还床位不够，难道得给外来人治病吗？马上让他出院”
　　
　　“后来呢？”卓娅留神细听了。
　　
　　“出乎我的意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竟像一只老母鸡保护小鸡那样，马上挺身而出，为我说话：‘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病例！对我们得出根本性的结论是不可缺少的……’而我的处境却十分尴尬：最近几天我还跟她争吵过，自己要求出院，她也向我发过脾气，而这会儿却那样为我辩护。只要我对尼扎穆特丁说上一句‘那好，那好！’到中午的时候我就会不在此地了！那也就见不到您了……”
　　
　　“这么说，您是为了我才没说‘那好，那好’唆？”
　　
　　“那还用问？’科斯托格洛托夫压低了声音。“要知道，您没把自己家里的地址留给我。我能到哪儿去找您？”
　　
　　但她忙于工作，没法确定这话在多大程度上可信。
　　
　　“我岂能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造成麻烦，”他继续说，声音高了些。“我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似的，一声不吭。而尼扎穆特丁却冲着她嚷：‘我现在就可以到门诊部给您带5个这样的病人来！而且都是我们本地的。让他出院！’瞧，这时我大概做了件蠢事，把离开这里的一个好机会失去了！我可怜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像挨了打似地眨巴着眼睛，无话可说。我把胳膊肘往膝盖上一支，清了清嗓子，平心静气地问：‘我是从生荒地那里来的，你们怎么能就那么把我打发走呢？’‘嗅，是垦荒工作者！促扎穆特丁吓坏了（这可是属于政治性错误！）。‘为了开垦荒地，我们国家不惜任何代价。’说完也就走了过去。”
　　
　　“您可真会动脑子，”卓娅摇了摇头说。
　　
　　“卓英卡，我是在劳改营里弄得这么厚脸皮的。从前我不是这样的。总之，我身上许多特征都不是原来有的，而是在劳改营里形成的。”
　　
　　“但是您这快活的性格倒不一定是在那里形成的吧？”
　　
　　“为什么不是？我之所以快活，是因为我对各种损失都习以为常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这里亲人们会面时总是伤心流泪。有什么好伤心的呢？又没有人遭流放，也不没收财物……”
　　
　　“这么说，您在我们这里还要住上一个月？”
　　
　　“可别让您这不吉利的话说中了……不过住一两个星期是显而易见的。这么一来，我仿佛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立下了忍受一切的保证书……”
　　
　　注射器里已灌满了加过温的药剂，卓娅拿着它很快地走了。
　　
　　今天她面临着一个难为情的问题，也不知该怎么办。根据最近的医嘱，她也得给奥列格打这种针。这针应该打在通常最能忍痛的身体部位，但在他们目前所形成的这种关系的背景下，针可说是没法打，因为它会使整个游戏无法进行下去。同奥列格一样，卓娅也不愿使这场游戏和这种关系就此结束。他们还得使铁环滚上很远一段路程，才有可能重新打针――那时他们就会像亲人般的自然。
　　
　　卓娅回到桌旁，在给艾哈迈占准备同样的针剂时，问科斯托格洛托夫：
　　
　　“赌，给您打针时您老实不老实？不会踢人吧？”
　　
　　竟然如此提问题，而且是问科斯托格洛托夫！他正是在等候机会表白呢。
　　
　　“卓英卡，我的信条您是知道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总是认为以不打针为好。但这要看跟谁打交道才行。跟图尔贡最妙，因为他老是找机会学下象棋。我跟他可以约好：我赢了，就不打针；他赢了，就打。而问题又在于，我即使让他一只‘车’，也照样能玩下去。可是跟玛丽亚就不能玩这一套，她照样会拿着针管走近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试着开几句玩笑，可她马上会说：‘病员科斯托格洛托夫！请您把打针的地方露出来！’她从来不多说一句有人情味的话。”
　　
　　“她恨你们。”
　　
　　“恨我？？”
　　
　　“恨你们男人。”
　　
　　“啥，从根本上说，这也许是问题的实质。现在来了位新护士，跟她我也不善于打交道。而奥林皮阿达一回来，那就更不好办，因为她是寸步不让的。”
　　
　　“我也要像她那样！”卓娅一边说一边量出两毫升针剂。但她的声调表明她显然肯于让步。
　　
　　这时她给艾哈迈占打针去了。桌旁又只剩下奥列格一人。
　　
　　卓娅不愿让奥列格打这种针剂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原因。从星期日开始她就在想，要不要把这种针剂的作用告诉他。
　　
　　因为一旦他们互相闹着玩的一切都成了真的该如何是好――而这事又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这一次不是以带有感伤意味的捡起散扔在屋子里的衣裳而告终，相反结成某种牢固而持久的关系，卓娅当真决定成为他的一只小蜜蜂，决心到他的流放地去（而归根到底他是对的――难道你能知道，幸福在哪个僻静的角落里等着你？），那么，指定给奥列格注射的针剂就不只是他的事情，而且也涉及到她。
　　
　　卓娅也是反对给他打这种针剂的。
　　
　　“赌！”她拿着空针管回来，兴冲冲地说。“您终于鼓足了勇气吧？去吧，把打针的地方露出来，病员科斯托格洛托夫！我马上就来！”
　　
　　但他坐在那里，用完全不像病人的眼睛望着她。他想都没想打针的事，这他们已经心照不宣。
　　
　　他望着她那双微微凸出的眼睛。
　　
　　“卓娅，我们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吧，”这话他不是说了出来，而是悄声咕饿了出来。
　　
　　他的声音愈是压低，她的声音就愈响亮。
　　
　　“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感到惊奇，笑了起来。“进城吗？”
　　
　　“到医生会务室里去。”
　　
　　卓娅将他那目不转睛的视线都吸收到自己的眼睛里，十分认真地说：
　　
　　‘那可不行，奥列格！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似乎没有理解：
　　
　　“我们走吧！”
　　
　　“对了，”她想起了一件事。“我得灌氧气袋，好给……”她朝楼梯那边把头一摆，也许还说出了病人的姓名，他没有听见。‘可是氧气筒的开关太紧，拧不动。您帮帮我的忙好了。走吧。”
　　
　　于是她在前，奥列格在后，走下一段楼梯，来到转弯处的平台上。
　　
　　那个面色蜡黄、鼻子尖削的不幸的晚期肺癌患者，不知是一向那么瘦小，还是被病魔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的情况很不好，巡诊时医生们已不跟他说话，什么也没有问他。他靠在床上，急促地吸着氧气袋，听得见他胸中噬哟作声。他本来就病情严重，而今天又更加恶化，没有经验的人也看得出来。一袋氧气吸完了，另外一只空袋放在旁边。
　　
　　他现在的情况很不妙，从他旁边走过或走近他的人，他都一点也看不见了。
　　
　　他们从他身旁拿起那只空袋，继续下楼。
　　
　　“你们用什么方法给他治疗？”
　　
　　“什么方法也不用。这是一个不能动手术的病例。爱克斯光又不起作用。”
　　
　　“一般来说都不打开胸腔吗？”
　　
　　‘它本市还没有先例。”
　　
　　“那就是说，他只能等死咬？”
　　
　　她点了点头。
　　
　　他们尽管手里有一只防止那个病人窒息的氧气袋，但即刻便把他置诸脑后了。因为有意思的事情眼看就要发生了。
　　
　　高高的氧气筒竖放在此刻锁起来的一条走廊里，也就是靠近爱克斯光治疗室外的地方，当初汉加尔特曾把浑身湿透了的。垂死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安置在那里。（这个“当初”至今还不到三个星期……）
　　
　　如果不把走廊里的第二盏电灯打开的话（他们只打开了第一盏），那么放氧气筒的那个被墙壁突出部分挡着的角落，便处在幽暗之中。
　　
　　卓娅的身量比氧气筒低，奥列格则比它高。
　　
　　卓娅开始把氧气袋的阀门往氧气筒的阀门上接。
　　
　　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后面，嗅着从她帽子下面露出来的头发的气息。
　　
　　“就是这个开关特别紧，’掉她抱怨道。
　　
　　他把手按在开关上，一下子就拧开了。氧气带着轻微的懂懂声输入氧气袋里。
　　
　　这时，奥列格不找任何借口，用拧开了阀门的那只手握住卓娅本来拿着氧气袋的一只手的手腕。
　　
　　她没有颤抖，没有惊讶。她注视着氧气袋，看它怎样渐渐膨胀。
　　
　　于是他的手从她的腕部一边抚摩一边向胳膊肘移动，又通过上臂移向肩膀。
　　
　　这是直截了当的试探，对他俩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这是无声的检验，看双方说过的话是否都被完全理解。
　　
　　是的，完全被理解了。
　　
　　他还用两个手指抖了一下她的刘海儿，她没有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没有闪开，仍然注视着氧气袋。
　　
　　于是他使劲搂住她的肩头，使她整个儿贴向自己，而且，终于使自己的嘴触到了她那对他笑过那么多次、跟他聊过那么多次的嘴唇。
　　
　　卓娅的嘴唇和他接触时并没有张开，并没有放松，而是绷紧、迎合、有所准备的。
　　
　　只在一瞬间，这一切便清清楚楚，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分钟他还不明白，他还忘记了嘴唇有各种各样，接吻也有各种不同的接法，一个吻跟另一个吻会完全不同。
　　
　　但是以轻轻的一啄开了头的这个吻，现在却使两个躯体相互吸引，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地合而为一，甚至欲罢不能，再说，也没有必要作罢。嘴唇互相贴在一起，就那样永远呆下去也行。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世纪以后，嘴唇还是分开了，只在这时奥列格才第一次看见了卓娅，并立刻听到她在问：
　　
　　“你接吻的时候为什么闭上眼睛？”
　　
　　难道他还想到过自己的眼睛？他根本没有留意过。
　　
　　“你是不是把我想像成另一个女人？……”
　　
　　他没有注意到自己是闭上了眼睛。
　　
　　像刚刚喘过一口气，马上又潜到水底去捞埋得很深的一颗珍珠似的，他们的嘴唇又贴在一起了，而这一回他注意到自己是闭上了眼睛，于是就立即睁开。看到她离自己很近报近，近得难以想像，看到她那两只浅褐色的眼睛有如猛禽那样警惕。他眼对眼地望着她。她还是那么坚定地紧闭着嘴唇接吻，胸有一定之规，不让嘴唇动一动，可身子倒微微摇晃，眼睛望着他，仿佛在根据他的眼神观察他经过第一次长吻之后的反应。然后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反应。
　　
　　但是就在这时，她的眼睛似乎问旁边一瞥，随即猛地挣脱出身来，惊呼了一声：
　　
　　“开关！”
　　
　　天哪，把开关忘了！他急忙抓住开关，匆匆拧紧。
　　
　　氧气袋居然没有爆炸！
　　
　　“瞧，接吻有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津妞还没缓过气来，就呼吸急促地说道。她的刘海被弄乱了，帽子也歪了。
　　
　　她的话虽然说得很对，可是他们的嘴却又结合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想把对方吸干。
　　
　　走廊口上装的是玻璃门，有人有可能看到从墙壁突出部分伸出的两个胳膊肘，唉，管他呢！
　　
　　当空气终于又进入肺部的时候，奥列格一边捧住卓娅的后脑勺端详着她，一边说：
　　
　　“卓洛通契克！这才是你的名字！卓洛通契克！”
　　
　　她撇着嘴唇模仿说：
　　
　　“卓洛通契克？……蓬契克？……”
　　
　　倒还不错。可以。
　　
　　“我是一个流放犯人，你不害怕吗？不怕我这个罪犯？
　　
　　“不，”她轻率地直摇头。
　　
　　“也不嫌我老？”
　　
　　“你怎么算老呢！”
　　
　　‘他不嫌我有病…”
　　
　　她把前额偎在他胸前，就这样站着。
　　
　　他把卓娅搂得很紧很紧，可是始终不知道她那两只温暖的椭圆形的小托染能否搁住一把沉甸甸的尺子。他说：
　　
　　‘你当真愿意去乌什一捷列克吗？……我们在那里结婚……为我们自己盖一座小房子。”
　　
　　这一切看起来正是她所缺少和期待着的，也是她那小蜜蜂本性的组成部分。她紧紧地偎着他，整个胸怀都感觉到他，整个胸怀都期望得到解答：是他吗？
　　
　　她路起脚，再次用臂肘搂住他的脖子：
　　
　　“奥列热克！你知道打这种针剂会起什么作用吗？”
　　
　　“起什么作用？”他的面颊在她脸上摩擦。
　　
　　“打这种针……怎么对你解释呢……它们的科学名称是‘激素疗法’…该种针剂是交叉使用的：给女人注射男性荷尔蒙，给男人注射女性……据说，这样可以抑制转移……但总的来说，首先受到抑制的是什么……你明白吗？”
　　
　　“什么？不明白！还不完全明白！”奥列格顿时紧张地问，脸色都变了。现在他抓住她的肩膀已经跟刚才不一样了――仿佛要从她身上尽快把真实情况抖出来。“你说，你说呀！”
　　
　　“一般来说…有先受到抑制的是性功能……甚至在交叉次生特征出现之前就会发生。在采用大剂量的情况下，女人会长出胡子来，男人则乳房隆起……”
　　
　　“慢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奥列格吼了起来，只在这时他才明白。“说的就是这种针剂吧？就是给我打的这种？它们会起什么作用？会把一切都抑制下去？”
　　
　　“并不是一切。里比多还会保留很长时间。”
　　
　　“里比多是什么？”
　　
　　她正视着他的眼睛，轻轻地擦了一下他的一绝额发：
　　
　　“暗，就是你刚才对我产生的那种感觉……那种欲望……”
　　
　　“欲望倒是还有，可是能力丧失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他追问下去，显得十分惊慌。
　　
　　“能力会大大减弱。再往后连欲望也不会有了。你懂吗？”她的手指摸了摸他的极痕和今天刚刮过的面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你打这种针。”
　　
　　“好――哇！”他渐渐明白过来，挺直了身躯。“这倒是太了！我的内心早就感觉到他们在捣鬼，果然不出所料！”
　　
　　他真想把那些医生癌骂一顿，骂他们任意摆布别人的生命，但忽然想起了汉加尔特那容光焕发和满怀信心的面庞――昨天她曾是那么热情友好地望着他说：“对您的生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
　　
　　原来这就是该加的用心！她是想为他做件好事吗？仅仅为了保住他的生命而不惜采用欺骗的手段将他引向那样的命运？
　　
　　“你将来也会这样做吗？”他斜眼看了看卓娅。
　　
　　对她有什么好责怪的！她对生活的理解跟他一样：缺了这一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今天她仅仅以贪婪的、火热的嘴唇就带着他在高加索山脉上空进游了一番。瞧，她就站在这里，嘴唇依然是她的嘴唇！趁这里比多还在他两条大腿之间和腰间流动，得赶紧接吻！
　　
　　“……那你能不能给我打一种什么针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那我马上就会从这里被赶走……”
　　
　　“有这种针剂吗？”
　　
　　“就是同样的针剂，只不过不交叉使用而已……”
　　
　　“喂，卓络通契克，咱们走吧，随便找个地方……”
　　
　　“我们岂不已经换了个地方。而且已经来到了这里。现在应该回去了……”
　　
　　“到医生会务室去，走吧…”
　　
　　“那里有一个打扫卫生的，有人进进出出……再说，这不能着急，奥列热克！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将来’了……”
　　
　　“既然将来不会有里比多了，还有什么‘将来’可谈…说不定会恰恰相反，谢谢，里比多会有的，对吗？唁，快想个主意，咱们走吧，找个什么地方！”
　　
　　“奥列热克，总得为今后保留点什么……该把氧气袋送去了。”
　　
　　“对，是得把氧气袋送去。我们马上送去……”
　　
　　“…喝上送去……”
　　
　　“我们……送去…喝上……”
　　
　　他们不是手拉着手，而是一起捧着那膨胀得像足球似的氧气袋往楼上走去，任何一人脚步的震动都会通过氧气袋传给对方。
　　
　　这反正跟手拉着手一样。
　　
　　而在楼梯平台上，在一天到晚有忙于自己事情的病人和健康人匆匆经过的通道床位上，是那个面黄肌瘦、胸廓干瘪的病人靠在枕头中间，他已经不咳嗽了，（留着分头的头发已所剩无几）他不住用脑袋去撞支起来的膝头，也许他的前额把膝盖当成了密封的墙。
　　
　　他还活着，但他周围却没有活人在。
　　
　　可能他正是今天咽气――这个被抛弃的、渴望同情的人，其实就是奥列格的兄弟、奥列格的同类。要是奥列格能坐到他的床边，在这里陪他度过一夜，说不定能够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然而，他们只是把氧气袋给他放在那里就走了。对他们来说，垂死者的这只氧气袋，他最后要吸的这几毫升的氧气，只不过是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前接吻的借口而已。
　　
　　奥列格跟在卓娅后面，像被绳索牵着似地沿着楼梯走上去。他考虑的并不是背后那个垂死的人（半个月前他自己就是那副模样，而半年以后有可能也是这样），而是这个姑娘，这个女人，这个娘儿们，考虑怎样说服她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情。
　　
　　他本来已完全忘记那是什么滋味了，现在重新领略到嘴唇被热吻揉皱、甚至弄得有点儿粗糙和肿胀的痛感，就更加觉得突然――这感觉有如青春的热血流遍了他的全身。

金豆豆

　　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并不是任何人都把妈妈叫妈妈，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15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妈妈。可是扎齐尔科一家的瓦季姆、鲍里斯和尤里就从未感到叫妈妈有什么难为情的。他们和陵地爱着自己的妈妈，父亲生前如此，父亲被枪杀之后就更是如此。三兄弟年龄相差不大，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是齐头并进，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都积极向上，没有染上街头不良习气，也从未使他们的寡母伤心难过。小时候他们一起照过一张相，后来为了有个比较，每过两年她就带他们全体去一趟照相馆（后来则是用自家的照相机拍），于是一张又一张相片陆续放进家庭照相簿：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是淡黄头发，而3个儿子都是黑头发――大概是从当年娶了他们的扎波罗热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虏那里继承的。旁人不总是能够分清相片上他们哪个在哪儿。每照一次相，他们都明显地长大和壮实，赶过妈妈；她则不知不觉地变老，但面对镜头总是挺直腰板，为有这样一部记载自己生平的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医生，在自己城市里很有名，曾赢得许多奖状、鲜花和表示谢忱的蛋糕，不过，即使她生平再没有为社会做过别的有益的事情，仅凭把这样3个儿子抚养大了的功劳，也可说没有虚度一个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进入同一所工学院：老大在地质系毕业，老二在电视系毕业，老三马上就要在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获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星期四她差点儿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东位姓的电报，说是需要胶体金。星期日电复东佐娃，说自己马上去莫斯科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就能到达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设法求见部长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请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战时父亲没有撤离，留在城里，以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后因与游击队联系并掩护我们的伤员而遭德国人枪决），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
　　
　　所有这些到处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呕和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为。连妈妈给东佐娃发了一封请她关照的电报就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他即使面对癌症这样可惜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不过，对东佐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妈妈不发什么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不会少花时间关心他。只是不会导致她发电报提到胶体金的事罢了。
　　
　　现在，如果妈妈能弄到这种胶体金，毫无疑问，她一定会乘飞机送来。要是没有弄到，那她也会飞来。瓦季姆从这医院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谈起恰加，倒不是因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为了让妈妈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无路，就会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知识和信条，到深山里去寻访那位土医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来找他，并表示歉意，说不该服从一个娘儿们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药酒倒掉了，不过那一点点毕竟太少，好在还有那老头的地址，而老头如果当真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奥列格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储备中让一部分给瓦季姆。）
　　
　　既然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现在就没法安心生活。妈妈会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没有必要或多此一举。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尽管在那边他有加尔卡照顾。瓦季姆从有关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听到和看到，他的那个肿瘤本身归根结底是由于妈妈对他过分地关心和爱护而引起的：他从小腿上就有一块很大的色素斑，妈妈作为一个医生，看来是知道发生质变的危险的；她常常找各种借口摸摸这个斑块，有一次她还坚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给儿子动了预防性的手术――可是很显然，这个手术恰恰不应该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临死亡的威胁是由于妈妈造成的，他也不能责怪妈妈，无论是当着她的面还是在背后。不能成为光看效果的实际主义者，比较合乎情理的是，根据动机去看问题。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康和壮志未酬去怪罪妈妈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个人，要不是妈妈给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里还谈得上工作热情和雄心壮志。
　　
　　人有牙齿，就用来啃，用来嚼，用来咬。而植物没有牙齿，瞧它们是多么平和地生长，死又是多么安详！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谅妈妈，却不能迁就出现了的这种情况！他连一平方厘米的皮膜也不肯放弃！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不咬牙切齿。
　　
　　啊，这可诅咒的疾病，何以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像割草一样将他斩断！
　　
　　的确，瓦季姆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有一种预感，似乎他的时间将不够用。逢有女客或街坊来东扯西拉地说个没完，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很懊丧。上中学和上大学的时候，他对任何集体活动都实际上把时间定得提前一两个钟头开始而十分恼火，比方说劳动、参观、联欢、游行，总是把人们必定迟到的时间也算进去。瓦季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5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分。能把他气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当中会有一次赶上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过货，而这又是永远无法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邮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不办公――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远无法预见的。
　　
　　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瓦季姆还记得父亲怎样把他夹在两联之间摇晃，还对他说：“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一小时、一天，甚至一生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
　　
　　不，不！对时间的这种不知岸足的贪心，即使没有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只要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稍稍变得没有意思，他便不愿硬着头皮跟他们呆在大门口，而马上就离去，并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只要他一觉得这本书谈而无味，就会马上搁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实的书看。倘若一部影片头几个镜头就使他觉得无聊透顶（而事先你对一部影片几乎永远都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人们故意安排的），他便为花了冤钱而自认倒霉，随着杨子的砰然响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那些能把学生训上10分钟、弄得来不及讲课的教员，他们有的地方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又讲得十分繁琐，而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会安排得比他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条理。
　　
　　也或许，他从小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却感觉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危险？完全无辜的他，从小就处在这个色素斑的威胁之下！他童年时就那么珍惜时间，把吝惜光明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上学之前就开始着大人的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他在跟未来的肿瘤抢时间，但这是在暗中赛跑，看不见对手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什么都看得清楚，在最关键的时刻扑上来咬住不放！这可说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连它的名称也像是蛇：恶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在阿尔泰山脊考察的时候。起初是那色斑变硬，后来开始疼痛，再后来是溃破了觉得好些，继而又变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几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没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把工作放下，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必须带着这些资料到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根本没有找矿的任务。但是瓦季姆虽然年龄不大，却读过很多书，尤其喜欢并非每个地质学家都精通的化学，不知他是预见到还是预感到，在这一方面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探矿方法。考察队长对他的这种爱好并不怎么支持，队长所需要的是完成计划。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许他为此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季姆让他看了肿瘤，取得了病假证明，便来到了这个医疗中心。他当即了解到医生的诊断，而且，院方要他马上住院，说事情不能再耽误下去。他拿到住院证明，却乘飞机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见到此时正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从未见过他，只读过他主编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说切列戈罗德采夫多一句话都不愿听，他会根据头一句话作出判断，是否有必要跟该人谈话。在去莫斯科的整个途中，瓦季姆都在为这头一句话措词。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他在小卖部门口被介绍给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的这句话，切列戈罗德采夫改变了去小卖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一旁。这五分钟的谈话――瓦季姆觉得紧张到白热化了――难就难在必须连续陈述自己的见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对方的疑问，既要充分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能和盘托出，得把关键的东西暂时保留。切列戈罗德采夫立刻向他倾泻了一大堆反驳意见，其中心思想则是：带放射性的水无非是间接标志，不能成为基本特征，据此找矿势必落空。他话是这么说，但看来倒是希望对方能把自己说服了，他等着瓦季姆回答，大约等了一分钟没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还明白了一点：整个莫斯科的这一研究所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踏步不前，而他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跋涉考察。
　　
　　暂时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目前正需要埋头工作！
　　
　　可是现在又不得不住进医院……还得把真情告诉妈妈。他本来可以去新切尔卡斯克，但他喜欢这个地方，加上这里高他的山区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了解了水和矿五的情况。他还了解到，得了黑色素细胞瘤的患者无一幸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个月。
　　
　　正像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在运转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已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同：时间更浓缩了，质量更具穿透力了。岁月对他来说已压缩成几周，几天则编成几分钟。他一生总是抓紧时间，但只是现在他才真正开始匆忙起来。连傻瓜度过60年的安稳日子，也能在科学方面成为一个博士。可他还不到27岁，能有多少成就呢？
　　
　　对岁相当于莱蒙托夫的一生。莱蒙托夫当年也是不愿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儿像莱蒙托夫：同样是个子不高，头发漆黑，手小腰细，只是没有胡鬓。燃而，他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让我们记上100年，而是永远记着！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跟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当然，这样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坚持那么3年4年，在我们这个科技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定能够找到对付黑色素细胞瘤的有效药物的。但瓦季姆决定排除延长生命这种幻想，不去幻想痊愈，哪怕夜里也不在这毫无意义的念头上浪费时间，而是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新的找矿方法。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是的，26年来，他体验到最充实、最丰满和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使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正应该这样，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也最合理地度过。
　　
　　瓦季姆正是怀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夹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不过，瓦季姆走进病房之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这项设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为医院年复一年地等待搬迁――要搬到另一栋设备较好的楼房里去，那里必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离窗户远。不过，心胸开阔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了他，这么一来，瓦季姆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有可能成为第三个敌人的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闲聊也的确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瓦季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还是满意的，这首先是从安静方面来看。
　　
　　他对叶根别尔季耶夫最有好感，因为叶根别尔季耶夫几乎总是默默不语，对任何人都微微动一动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脸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穆尔萨利莫夫和艾哈迈占也不讨人嫌，都很可爱。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的时候，一点也不妨碍瓦季姆，何况他们说话总是很审慎，心平气和。穆尔萨利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这样的贤哲瓦季姆在山区经常碰到。只有一次穆尔萨利莫夫突然激动起来，相当生气地跟艾哈迈占争论不休。瓦季姆请他们翻译一下，到底争论什么。原来穆尔萨利莫夫对于在取名字方面的独出心裁――把几个词儿拼在一起作为一个名字一一一一又不满意。他断言，真正属于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个，其余的名字都是不正确的。
　　
　　艾哈迈占也是个与人为善的小伙子。如果请他说话声音轻些，他总是马上就把声音压低。有一次瓦季姆给他讲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一连两天艾哈迈占都在反复思考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说说，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于是艾哈迈占便会几个小时沉浸在深思中。但是过后他又会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
　　
　　“那么他们――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问：
　　
　　“你说说，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任务呢？”
　　
　　说埃文基人“就那么生活”，这种解释他不能接受。
　　
　　常常来跟艾哈迈占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个沉静而又有礼貌的人。明摆着，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不知为什么却懂得大声说话不体面，不应该。即使在跟艾哈迈占发生争论的时候，他的话似乎也会使对方镇静：
　　
　　“这里的葡萄难道是真正的葡萄？这里的甜瓜难道也算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说，哪里有真正的？”艾哈迈占激动了起来。
　　
　　‘境里米亚…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个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个只会空谈的人。焦姆卡善于动脑子，也善于实践。诚然，他脸上没有天才的光辉烙印，当他听到某种出乎意料的思想时，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平坦，智力的开发也不轻松，但这种笨鸟先飞的人往往会大有作为。
　　
　　鲁萨诺夫也没使瓦季姆受不了。这是个一生都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尽管没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他的见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会深入浅出地表达，只会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给瓦季姆的印象并不好：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可后来发现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并不傲慢，甚至还比较随和，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情暴躁。看来，他的种种遭遇，根源也在于他那倔强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转，也还来得及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有这种决心，并能较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主要的毛病是吊儿郎当，把时间都浪费掉了：一会儿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一会儿看看闲书，而且特别爱缠女人。
　　
　　但在死亡的边缘上，瓦季姆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追姑娘而分心。加尔卡在考察队等他，盼望着跟他结婚，但他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属于加尔卡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这就是必须全部清偿的代价。某种欲望一旦占据了我们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欲望。
　　
　　要说病房里有使瓦季姆感到十分讨厌的人，这便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凶悍、强横，可是一下子垮了下来，成了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的信徒。瓦季姆无法容忍并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宣扬顺从和爱他人的蛊惑性神话，其内容无非是要人们牺牲自己，傻乎乎地等候机会给素昧平生的人提供帮助。至于对方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还是招摇撞骗的坏蛋，则根本不管！这种空泛而乏味的所谓真理，同瓦季姆那富有朝气的坚毅性格，同他像孩上之箭急于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是格格不久的。要知道，他也是成竹在胸，决心只予不取，但不是小恩小惠，不是蹒跚地走一步，施舍一点，而是要建树辉煌的功勋，一下子献给全国人民和全人类！
　　
　　因此，当波技耶夫出院，浅色头发的费德拉乌搬到他床位上的时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兴。费德拉乌才算是真正的老实人，整个病房里没有谁比他还沉静的了！他会整天不说话，躺在床上忧郁地望着前方。作为一个邻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愿望，不过后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带去动手术了。
　　
　　他们俩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今天终究谈起了生病的事，费德拉乌说自己曾经生过病，差点儿死于脑膜炎。
　　
　　“噢！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而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路上头部吹了风。结果脑膜发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叙述事情的经过时很安详，甚至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悲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季姆问道，不过眼睛已经是斜着看书了，因为时光似乎已经流逝。病房里凡是谈起疾病，总是有人听。费德拉乌发现鲁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那边向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是温和的，费德拉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给他听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焊接抢修。但如果把蒸气全部放掉，让锅炉冷却，尔后再重新加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费德拉乌！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气爬过去抢修，行吗？’我说：‘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压得很紧，就得那么干。于是我就爬进去修了。干了一个半小时……怎么能推辞呢？在厂里的光荣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鲁萨诺夫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听，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这是一个党员也值得自豪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费德拉乌更谦逊、更沉静地微微一笑。
　　
　　“过去是？”鲁萨诺夫纠正他。（这些人你一夸，他们就当真。）
　　
　　“现在也是，”费德拉乌声音很轻地说。
　　
　　鲁萨诺夫今天顾不得去细想别人的事情，没有心思跟别人争论或告诫他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不妙。但是对于明显的谎言又不能不加以纠正。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鲁萨诺夫以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而且一定能听得见）：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
　　
　　“是日耳曼人，”费德拉乌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被收去。”
　　
　　“没被收去，”费德拉乌摇着头说。
　　
　　鲁萨诺夫撇了撇嘴，只觉得说话很费力：
　　
　　“这显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错。您现在应当自己交出去。”
　　
　　“不，决不！”尽管费德拉乌很腼腆，但却很执拗。“我带着党证有14个年头了，会有什么差错！当初曾把我们召集到区委会去，并且向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仍然是党员，我们不会把你们同一般群众混为一谈。在流放人员监督处登记归登记，而你们的党费还要照样缴纳。你们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在普通岗位上应起劳动模范作用。’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可不知道，”鲁萨诺夫叹了口气。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来了，说话也感到十分困难。
　　
　　前天打的第二针，一点也没见效：肿瘤没有消退，也未变软，还像一个铁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今天，周身乏力的鲁萨诺夫，正躺在那里等打第三针，预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话妄。他跟卡芭已经商量好了，如果3针不见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在这时他才感到了无可幸免的前景：不管3针还是10针，在这里还是在莫斯科，只要药物对肿瘤不起作用，就会拿肿瘤没有办法。不错，肿瘤还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变成残废、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毕竟没有看到肿瘤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直到昨天为止。那个看了不少医书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还没给别人讲解过，肿瘤会向全身扩散毒素，因而绝对不能让它留在体内。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楼下亲眼看到人们怎样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从护理员之间交谈中所听到的“这个人快盖被单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死亡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当然，鲁萨诺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终究有一天要安排后事。但那是在某个时候．而不是现在！某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像，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白天他时而用眼镜掩盖眼泪，时而仿佛由于伤风而用手帕遮住。可这天夜里他却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从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哭过，他不记得哭是怎么回事，更不记得哭出的眼泪有时会使内心变得轻松一些。他们未能推迟他的危险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罢，归案重审也罢，面临的打针和新的调妄也罢，仿佛都把他抬到这些危险的一个新的台阶上。他似乎心里比较明朗了。
　　
　　可他还很虚弱，很少翻身，不想吃东西。他是如此虚弱，甚至在这种状态里还找到了某种快慰，但却是不吉之兆，就像一个冻僵的人无力动弹一样。他似乎变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聋子，不再怀着平时那种满腔的公民热血去对待周围的事物了――跟丑恶的错误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昨天，啃骨者还向院长谎称自己是垦荒者，可只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口，说两句话，啃骨者就会马上从这里滚蛋。
　　
　　可他什么也没说，自始至终沉默。从公民觉悟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的，他的职责就是戳穿谎言。但不知为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竟然没有说话。这倒不是因为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或者害怕啃骨者会报复，不，不是因为这个。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愿说话，仿佛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相干。甚至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认为这个爱嚷嚷的鲁莽汉子归根到底也是个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么幸福的命运，那就让他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尽管他时而不许熄灯，时而蛮不讲理地打开通风小窗，时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没人碰过的干净报纸。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丑了。化验室的一个姑娘来统计选民名单（病人在医院里也要参加选举），她向大家收身份证，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证或集体农庄的证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什么证件也没有。化验员自然感到惊讶，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证。就这样，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闹了起来，说她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流放者有各种各样，她不妨打电话到某处去问；说他有选举权，不过万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参加投票。
　　
　　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才意识到，自己邻床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胡搅蛮缠和不可救药的家伙！但是，这本该使鲁萨诺夫感到后怕，后悔自己住进这所医院无异于陷入一个贼窝，竟然躺在这样的人中间，可他反倒缺乏斗志，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费德拉马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西布加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他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治病好了。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能活下来就行。
　　
　　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
　　
　　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不再去追问他们的老底，不再去审查他们。不过这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也不得探听他的底细。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账。过去的就算过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18年前谁在哪方面犯了错误，也是不公正的。
　　
　　从穿堂里传来了护理员内利妞刺耳的声音，全院只有她才有这样的尖嗓门。这是她大约隔着20米在问谁，甚至任何称呼都不喊：
　　
　　“喂，这双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钱？”
　　
　　对面那个姑娘回答了什么，倒是听不清楚，接着又是内利妞在喊：
　　
　　“暧呀呀，我要是穿上这双鞋，成群的花花公子就会围着我转！”
　　
　　对方大概并不完全同意，内利妞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噢，一点不错！我头一回穿卡普隆丝袜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谢尔盖扔了根火柴，马上就烧了个窟窿，这畜生！”
　　
　　这时她拿着刷子走进了病房，问道：
　　
　　“赔，小伙子们，听说昨天已经把地板彻底擦洗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稍稍擦洗一下了，是不是？……哦，对了！有一条新闻广她想起来了，便指着费德拉乌得意洋洋地宣布：“你们这儿的那个人已经盖上被单了！一命呜呼啦！”
　　
　　连亨里希・雅各博维奇这样沉得住气的人也耸了耸肩膀，觉得很不自在。
　　
　　大家没明白内利妞的意思，于是她又继续解释：
　　
　　“赔，就是那个有麻子的！脖子上缠着老粗的绷带！昨天在火车站上。靠近卖票的地方。现在已把尸体运来解剖了。”
　　
　　“天哪！’鲁萨诺夫吃力地说。“您讲话怎么一点也不讲究分寸，护理员同志！这类令人丧气的消息您何必传播呢？”
　　
　　病房里都陷入了沉思。这倒是真的，叶夫列姆动不动就提到死，看来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就在这条通道上他经常停住脚步，从牙缝里吐出话来正告大家：
　　
　　“咱们的事情可真有点不妙啊！……”
　　
　　然而，大家毕竟没有见到叶夫列姆走的这最后一步，他离开医院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不得不想像，前天那个人还在这通道上踱来踱去，此刻已躺在太平间里，正面腹部被开膛，像一截胀裂了的灌肠。
　　
　　“你最好能给我们讲点什么开心的事儿！”艾哈迈占对她说。
　　
　　“叫人开心的事儿也有，我讲出来，准会让你们笑痛肚皮。不过，有点不怎么体面……”
　　
　　“没关系，讲吧！讲吧！’”
　　
　　“对了！”内利姐又想起了什么。“好乖乖，叫你去照爱克斯先呢！叫你，叫你呀广她指着瓦季姆。
　　
　　瓦季姆把手中的书搁在窗台上。他两手扶着病腿，小心翼翼地使它着地，然后又放下另一条腿。他朝门口走去。要不是这条不听使唤、得时时当心的病腿，他的身段可说完全跟芭蕾舞演员一样。
　　
　　他听到了波杜耶夫的死噩，但没觉得惋惜。对于社会来说，波杜耶夫没什么价值，就像这个举止放肆的护理员一样。而人类的价值，归根结底，不在于可怕增长的数量，而在于至臻完美的质量。
　　
　　这时化验员拿着一份报纸走了进来。
　　
　　而跟在她后面的是啃骨者。他眼看就要把报纸抢过去。
　　
　　“给我！给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一只手，声音微弱地说。
　　
　　他总算拿到了报纸。
　　
　　眼镜还没有戴上他就已经看到，整个头版都是大幅照片和大字标题。他不慌不忙地把身子垫高些，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看到了他预料之中的事情――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了：主席团和会议大厅的巨幅照片，紧接着便是用大字排出来的最新的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的字体如此醒目，使人不必再去翻找某段不引人注目、但却意味深长的阐述。
　　
　　“什么？？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控制不住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跟这病房里的任何人说话，面对着报纸如此惊讶和发问，毕竟有失体面。
　　
　　原来，头版头条用大字刊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自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满足这一请求。
　　
　　鲁萨诺夫本以为是通过预算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他感到浑身疲软，报纸也从他的两手中掉落了。他无法再往下看了。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能看明白的指示，他却无法看懂了。但他知道，发生了转折，而且是重大转折！
　　
　　好像是在极深极深的地底下，共处的地质岩层发出了咕啥啥的响声，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产生了轻微的颤动，可这一下却震撼了整个城市、医院乃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床。
　　
　　但是，身穿刚刚熨过的白长衫的汉加尔特医生却面带鼓励的笑容，拿着注射器，从门口迈着轻软、平稳的步子向他走来，根本没有觉察房间和地板曾发生过震动。
　　
　　“喂，打针吧厂她和蔼地对他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鲁萨诺夫腿旁把报纸扯了过去，也立刻着到了这条消息。
　　
　　看过这条消息之后，他站了起来。他坐不住了。
　　
　　他也不明白这条消息的确切的全部涵义。
　　
　　不过，既然前天最高法院全部改组，今天又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那就是说，此乃历史的步伐！
　　
　　不能想像，也不能相信，历史的步伐会引向更坏的地方。
　　
　　还是在前天他就用两手按住想要跳出来的心，不准自己相信，不准自己抱什么希望！
　　
　　但过了两天，还是贝多芬那4下有提示意味的叩门声仿佛响彻天空，震动耳鼓。
　　
　　然而病人们却安静地躺在床上，居然没有听见！
　　
　　藏拉・汉加尔特还是那么安详地把思比兴注入鲁萨诺夫的静脉。
　　
　　奥列格匆匆地跑了出去――散步去了！
　　
　　到广阔的天地去了！

金豆豆

　　第二十章　美好的回忆
　　
　　不，他早就不许自己存任何幻想了！他甚至不敢让自己有高兴的念头！
　　
　　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消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车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是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混浊不堪。而大赦则一拖再拖――从胜利纪念日拖到十月革命节，从十月革命节拖到最高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大赦像肥皂泡那样破灭，要么只宣布赦免窃贼、骗子、逃兵，而打过仗、吃过苦的人则一次次失望。
　　
　　为了欢乐，造物主在我们心上所创造的那些细胞，也都由于没有用处而渐渐衰亡。胸中供信心栖身的那几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说也奇怪，正是从这医院里，从这个大城市，从这个奥列格觉得自己适应不了、而且恐怕也不想去适应的结构复杂的世界遥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着实感到十分亲切。
　　
　　乌什一捷列克的意思是“3棵白杨”。它因远在10千米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见的3棵古老的白杨而得名。3棵白杨挨得很近。它们不像一般白杨那样挺拔，甚至还有点腰弯背驼。它们大概都有400年的历史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它们不再往上长，而是向旁边扩展，在一条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织成浓密的萌盖。据说，这样的老树当年村子里还有不少，但在1931年布琼尼镇压哥萨克人的时候都被砍光了。后来这种树就再也植不活。不管少先队员们栽多少，一抽芽就被山羊啃得活不了。只有美洲枫树在区委会门前的大街上还能扎根成活。
　　
　　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期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
　　
　　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
　　
　　那是获得半自由时的头一夜！监督处暂时还监视着他们，不让进村子里去，但允许随便睡在内务部大院的干草棚下面。棚檐下几匹站着不动的马整夜轻轻地嚼着干草――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甜美的声音了！
　　
　　然而奥列格半宿没能睡着。院子的石铺地面被月亮照得整个儿泛白，于是他像个精神失常的人起来按对角线方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没有任何降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他幸福地走着，磕磕绊绊，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个地方走去，又仿佛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个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进一个凯歌高奏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宁静：如同一个布局松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呼应，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对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仍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
　　
　　难道还有比你度过这样一夜更为可爱的地方吗？
　　
　　就在那天夜里，他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尽管他已多次责备过自己。
　　
　　经过劳改营的生活以后，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说是残酷的，尽管这里在灌溉季节也会为争水而舞动农具进行械斗，有时还砍脚。流放者的世界宽广得多，轻松得多，不那么单调。但这里也有它残酷的一面，要往地下扎根可不那么容易，要让茎部吸收养分也不那么容易。还得左躲右闪，不让监督处把你打发到150千米的沙漠腹地去。还得找一个茅屋栖身，付点钱给女房东，可实际上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支付。每天的面包得花钱去买，还得在食堂里买点什么。必须找到工作做，可是挥了7年十字镐，怎么也不愿拿起农具去灌水种地。虽然村里的一些寡妇有土房、自留园甚至奶牛，也都愿意招一个单身流放者做丈夫，但他觉得把自己卖出去当男人还为时尚早，因为生活似乎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以前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估计有多少个男人到了外面也不会剩下，囚犯们以为只要摆脱了押解者的监视，碰上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你的了。都以为她们孤孤单单，整天哭哭啼啼，除了男人什么也不想。但到了村里一看，孩子多得不得了，妇女们也似乎整天忙于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单身女人还是姑娘们，都不愿就那么同居，而一定要正式结婚，并在村子里显而易见的地方盖一座房屋。乌什一捷列克的风俗习惯还是延续上一个世纪的。
　　
　　奥列格早已不受押解者的监视了，可他还是像关在铁丝网围墙之内的那些年头一样，过着没有女人的日子，尽管村里也有像画上那样的黑头发的希腊女子和勤劳的日耳曼金发姑娘。
　　
　　他们被送往流放地的单子上已写明永久性，奥列格理智上也认了命，准备永久性地呆下去，不可能设想还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是就在这里结婚――这想法不知为什么却不往心里去。贝利亚被推倒了，他那中空的塑像也顷刻间轰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发生剧变，然而变化像爬行般缓慢，且又是微小变化。后来，奥列格找到了从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跟她通过几封信。他还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子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然而，谁会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就在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连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动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在这之前，奥列格在乌什一捷列克呆的一年里有9个月是生病，所以很少仔细观察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细微之处，很少仔细地欣赏。对一个病人来说，草原似乎灰尘太多，阳光似乎过于灼人，宅旁的园地似乎被烤得过焦，和泥制作砖坯似乎太费力气。
　　
　　而现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驴一样，当生命的号角又在他身上吹响的时候，奥列格一边在这个树多、人多、色彩多样、砖房座座的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漫步，一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乌什一捷列克那个世界里平淡无奇的一草一木。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更为可贵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水流是自己的世界，而这里却是临时的，暂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有如黄连，又是那么使人感到亲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让塔克”。还想起刺儿更多的“金吉尔”，这种植物会爬满篱笆，五月里开紫花，芬芳袭人，有如丁香。还有那“芝杜”树――它的花香浓得令人头晕，一如欲念超过限度、香水喷得过多的女人。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奥列格已经34岁了。所有的大专院校都不收35岁以上的学生。他已经永远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没有这种机会也就算了。还是在前不久他从一个砖坯工提升为土地测量员助手（他向卓娅说是测量员，那是撒了个谎，其实只是助手，工资为350卢布）。他的上司，区土地测量员，对于测杆上的刻度还不甚明了，因此奥列格的工作按说是够多的了，但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集体农庄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给它们的那些土地的证书只是偶尔才需要他去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为扩大村镇建设使用。他还远不如一个米拉勒！这农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觉出背后土地的水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列格大概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好些。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乌什一捷列克来心里也总是那么热乎乎的，只等疗程结束就回到那边去，哪怕健康只恢复了一半也要去那里，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满肚子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不更合乎情理？其实不然，就连本该受到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不过是笑料而已。就拿新来的校长阿本・别尔杰诺夫来说，他从墙上把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鸭》这幅画撕下来扔到了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画上有教堂，认为那是宗教宣传品）。还有那位区卫生局长，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罗斯女同志，她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私下里却以两倍的价钱向当他的女士们销售一种新花色的中国绔纱，直到这种料子在区百货商店也出现了为止。还有，救护车常常是烟尘滚滚地疾驰而过，但往往不是运载病人，而是充当区委会的小轿车，要么就是给当官的家里分送面粉和奶油。还有，小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列姆巴耶夫的“批发’买卖：在他的小小食品店里总是空空如也，然而房顶上――卖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却堆积如山；他因超额完成销售计划而获得奖金，平时经常在店门口打瞌睡。卖东西他懒得零称零卖，懒得分散包装。对所有的权势人物都供应足了以后，他就去选他认为有资格的对象，悄悄地对对方说：“拿一箱通心粉去，要就是一箱”，“搬一袋白糖去，要就是一袋”。就这样，整袋或整箱的食品从仓库直接搬进住宅里去，可都作为奥列姆巴耶夫的零售营业额。还有，区委第三书记一心想以校外学员的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可是任何一门数学他都一窍不通，于是夜里他偷偷地去向一个流放教师请教，送给他一张羊羔皮。
　　
　　这一切只不过引起他微微一笑罢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狠改营（劳改营）之后所见。不消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这里的什么事情不像笑话？什么事情不使你觉得像休息？
　　
　　要知道，这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傍晚的时候，穿上白衬衫（惟一的一件，领口已经磨破了，至于穿什么样的裤子和皮鞋，那就别问了），沿着村里的那条大街走一走。在俱乐部门前的芦席棚下可以看到海报：“缴获的新故事片……”，还可以看到那个傻帽儿瓦夏在招徐所有的人进去看电影。你可以花两个卢布买一张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孩子们坐在一起。个月去过一次痛――花两个半卢布到茶馆里去挤在车臣族司机们中间喝一杯啤酒。
　　
　　这种带着笑声和经常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对待流放生活的态度，奥列格多半是从卡德明夫妇――妇科医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学来的。在流放中卡德明夫妇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这样说：
　　
　　“真是太好了！这比过去好了多少啊！我们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可真是走运啊！”
　　
　　他们要是弄到了一只白面包，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俱乐部上映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书店里有两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专家镶牙――高兴得不得了！又派来了一位妇科医师，也是流放者――他们同样会觉得非常好！让她专着妇科病，悄悄管打胎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管一般内科病，钱虽然少些，但却比较安稳。遇到瑞瑰色、粉红色、火红色、猩红色乃至血红色的草原夕照，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身躯细长、头发花白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会挽着臂粗腰圆、不无病态地愈益发胖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步履稳重地走到村边的几所房子外面去欣赏这夕阳余辉的晚景。
　　
　　但生活作为种种乐趣所点缀起来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为自己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他们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是他们终其天年的最后归宿。（他们已经约好，死一起死：一个归西，另一个随之而去，否则留下来还有什么活头？）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个流放者）给他们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个平台。这就成为一张双人床――多宽敞！多方便！这可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满了麦秆――这就是床垫。还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而且一定做成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有点纳闷：活在世上60多年了，可从未见过圆桌。干吗要做圆的呢？“这就请您别管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他那妇科医师白净而灵巧的手说。“反正一定要圆的广下一件操心的事儿是没法弄到一盏玻璃的，而不是铁皮的高脚煤油灯，要灯芯一英寸宽的那种，而不要零点七的，此外，要有备用的玻璃罩子。在乌什一捷列克没有这样的灯卖，他们是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逐渐带来的。于是，他们的圆桌上也就放上了这样一盏灯，而且还加上了一只自制的灯伞。1954年，当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的时候，当世界上连氢弹都有了的时候，在这乌什一捷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灯竟把简陋的土屋变成了18世纪的豪华客厅了！多么阔气啊！他们3人围桌而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地说：
　　
　　“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哇！您知道，如果童年不算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广
　　
　　她说得对！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这两点永远由我们自己作主，而这就是说，人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战前他们同卡德明的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区。婆婆的性格如此不能客人，老是吹毛求疵，而儿子对母亲又是百依百顺，以至当时已届中年油食其力、也不是第一次结婚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经常感到心情压抑。现在她把那些年头叫做自己的“中世纪”。正需要发生一场灾难性的不幸，好让清新的空气涌进他们的家庭。
　　
　　不幸也的确降临到了头上，那是她婆婆本人牵的线：战争的头一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前来要求暂避。婆婆对家里人十分苛刻，但又恰守基督教的普遍信条，她收留了那个逃兵，甚至没跟儿子、媳妇商量一下。逃兵在她家里住了两夜就离去了，后来在别的地方被逮住，审讯时他交待出留他住宿的人家。婆婆当时已年近八旬，当局没有碰她，但认为应当把她50岁的儿子和40岁的媳妇抓起来。提审时间及，拥逃兵是不是他们的亲戚；如果是的话，后果的严重性就会大大减轻，因为这不过是河私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情有可原。但逃兵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路过罢了，结果卡德明夫妇不是作为逃兵的窝藏者，而是作为有意识破坏红军战斗力的祖国公敌各判10年徒刑。战争结束了，那个逃兵已在1945年斯大林大赦中获释（历史学家将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逃兵最先得到宽恕，而没有任何限制）。他已经忘了当初在哪户人家借宿过，连累了什么人。而卡德明夫妇跟那次大赦却沾不到边儿，因为他们不是逃兵，而是敌人。他们眼满了10年徒刑，可还是不放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须永久流放。卡德明夫妇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事先就提出申请，希望至少能把他们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这一请求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丈夫还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方，妻子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也许是有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
　　
　　不，这倒不是为了惩罚他们，不是故意刁难，只不过内务部机构里没有分管照顾夫妇关系的专职人员，所以他们也就分开了。年近半百、手脚浮肿的妻子被放逐到原始森林，那里除了在劳改营时已经熟悉的伐木外，没有别的活可干。（但直到现在她回忆起叶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时，也不免赞叹地说：那里的风景多美啊！）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往莫斯科写信求告，最后总算派来一名特别递解员把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带到乌什一捷列克这里来。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怎会不高兴！他们怎会不爱乌什一捷列克！怎会不爱自己的小泥屋！他们还会想过什么样的好日子？
　　
　　永久流放就永久流放好了！在这永久流放的时间里是足以研究乌什一捷列克的气候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挂出了一支温度计，安放了一只计算降水量的罐子，而风力则去向英娜・施特廖姆了解。英娜是10年制中学毕业生，在管国家气象站的一个点。气象站如果还观察到什么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也都―一记入精确统计的气象日志，令人叹服。
　　
　　还是小时候他就从当交通工程师的父亲那儿养成困不住的工作习惯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不管柯罗连科是否有点迂夫子气，但他说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引用他的原话）：‘识要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平静。”卡德明医生还有一句喜欢常说的口头掸：“事物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事物本身知道，而我们只要做到不妨碍它们就行了。
　　
　　在冬天的晚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把这样一件事当作消遣：装订书籍。他喜欢把蓬乱、松散、扭曲的书整理得平整熨贴、赏心悦目。在乌什一捷列克，他甚至清人做了一台装订压书机和一把极其锋利的切纸刀。
　　
　　付清了土房子钱以后，卡德明夫妇依然在各方面都很节约，衣服总是穿！日的，逐月省下来的一点钱好买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他们得先跟文化用品商店的库尔德族售货员说好为他们留一些电池，因为电池与收音机是分别到货，而且不是经常有。他们还必须克服所有流放者对收音机所怀有的恐惧心理：内务部的官员会怎么想？买收音机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收听BBC？恐惧心理克服了，电池也弄到了，收音机打开了，于是传出了音乐声，对囚犯的耳朵来说，这种声音只有天堂才有。但这是靠3截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发出来的，是普契尼、西贝柳斯、鲍尔特尼扬斯基③等人的作品，在卡德明的土屋里，每天都从节目中选出来收听。就这样，收音机充实了他们的世界，不仅没有什么需要取自外界，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匀给别人。
　　
　　但春天一到，晚上就没有多少时间听收音机了，他得抓紧时间照看宅旁的园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这块园地安排得如此精细和富有生机，简直使老公爵包尔康斯基和他那荒山田庄上特聘的建筑师也相形见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年已花甲，但在医院里还十分活跃，一个人顶一个半人工作，无论哪天夜里随时都准备跑去接生。在村子里，他走路总是急急匆匆，健步如飞，不因自己须发斑白而不好意思，人们只见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缝的那件帆布上衣的衣襟迎风飘扬。然而使起铁锹来，他却显得力气不够，早晨干半个小时，也就开始气喘吁吁了。但尽管两手和心脏跟不上，规划设计得却十分完美。他带领奥列格在以两株小树为界的宅旁空地上参观，边走边夸耀地说：
　　
　　“您瞧那儿，奥列格，整个这块地将有一条小径贯穿过去。左面，您将来会看到三棵杏树，这已经种下去了。右边将辟为葡萄园，这无疑也会扎下根去。小径的尽头将出现一座亭子――一座真正的亭子，乌什一捷列克还从未见过的那种！亭子的基石已经安好，那里放一张半圆形的土坯砖台（还是那霍姆拉托维奇问：“为什么要半圆形的？”），这里插一些树条，让啤酒花攀藤。旁边将种上芬芳扑鼻的烟草。白天我们将在这里避暑，晚上生上荣炊在这里喝茶，那时也请您光临！”（不过，茶炊还没有买呢。）
　　
　　他们的园子里还会长出什么来，目前尚不知道，现在肯定不会种的东西有土豆、卷心菜、黄瓜、西红柿和南瓜，这些东西邻居们家里都有。卡德明夫妇会不以为然地说：“要知道，这都能够买到！”乌什一捷列克的定居者都善于经营和持家，自己养牛，养猪，养羊，养鸡。卡德明夫妇也不完全反对饲养家畜，但他们的饲养方针不能得到实惠，因为他们所养的都是狗和猫。卡德明夫妇是这么想的：牛奶也罢，肉也罢，市场上都能买到，但狗的忠心能上哪儿买去？难道光花钱就能叫那毛像宫狐、大得像狗熊的茹克或小巧玲珑、全身雪白、可是有两只灵活的黑耳朵的托比克那么又跳又蹦地欢迎你？
　　
　　我们现在把人们喜欢动物看得一文不值，甚至别人爱猫也必然遭到我们取笑。但我们一开始讨厌动物，以后会不会必然发展到对人也讨厌呢？
　　
　　卡德明夫妇对自己所蓄养的每一只动物爱的并不是它们的皮毛，而是它们的性灵。从老两口身上焕发出来的共同的热诚，不需要任何训练，几乎马上就能被他们的动物所把握。卡德明夫妇跟它们说话的时候，它们总是非常重视，会久久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这些动物特别珍惜自己跟主人的朋友关系，并以到处伴随主人而感到自豪。如果托比克躺在房间里（狗出入房间不受限制），看到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穿大衣，拿起拎包，它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会儿是要到村子里去散步，而且马上就会爬起身来，跑到花园里去找茹克，不一会儿就会跟它一起回到屋里来。托比克在那里用狗的语言告诉它有关散步的消息，于是茹克就兴冲冲地跑来，准备跟主人一起出发。
　　
　　茹克的时间观念很强。把卡德明夫妇送到电影场以后，它不是趴在俱乐部门口，而是悄然离去，但电影散场的时候它总是会回到门口等。有一次影片放映的时间特别短，结果它回来晚了。起初它是多么难过啊，而后来又蹦呀跳呀不知有多高兴哪！
　　
　　狗从不伴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去上班，它们懂得，那样做是不适当的。如果傍晚的时候卡德明医生迈着敏捷的步伐出门，狗会根据某种心灵的微波感应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他是去探望一个产妇（那它们就不去）还是去游泳（那它们就去）。游泳的地方很远，要走5千米的路才能到楚河去游。本地人也好，流放者也好，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都不是每天到那里游泳，因为太远了。只有男孩子经常去，再就是卡德明医生带着他的狗去。说实在的，惟有这种出游狗才没得到任何乐趣，因为草原上的这条小路地硬草刺多，茹克的爪子划破了好几个地方，直到现在还疼，而托比克，有一次呛了几口水，很怕再掉下水里去。不过，责任感高于一切，它们还是坚持伴随主人往返。只是在离河三百米的安全地带托比克就开始落后，为的是不被拖下水，它又晃耳朵又摇尾巴，表示歉意，然后就躺下来等着。茹克则一直走到陡峭的岸边，在这里蹲下它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雕像从岸上俯视主人游泳。
　　
　　托比克认为对奥列格也有随从的义务，因为奥列格是卡德明家的常客。（奥列格到他们家去得那么勤，终于引起管理部门的不安，当局的一名官员曾分别盘问他们：“你们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密切？你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你们都谈些什么？”）奥列格离开卡德明家的时候，茹克可以不去送，但托比克必定会去，甚至风雨无阻。有时外面在下雨，街上是烂泥，爪子会又冷又湿，托比克实在不想去送，它就种种前腿，又挺挺后腿，最终还是会去！托比克同时还是卡德明与奥列格之间的信差。如果有必要通知奥列格，告诉他今天有好电影，或者电台要播送好的音乐节目，或者食品店、百货店里有什么紧俏商品，那么，给托比克套上一个布制的颈圈，里边附一张字条，把方向指给它看，明确说“到奥列格那儿去！”就行了。无论什么天气它都会迈动细长的腿乖乖地跑去找奥列格。要是奥列格不在家，它就会在门口等他。最令人惊奇的是，谁也没有教过它，没有对它进行训练过，而它从第一次执行任务起，就什么都明白了，从此一直那么做。（诚然，为了坚定它的思想决心，奥列格每次都为它所跑的邮递路程给予物质鼓励。）
　　
　　茹克，就身量和体型来说，像德国牧羊犬，但它身上没有牧羊犬的警觉和凶悍，而是充满了高大强壮动物的和善。它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好几家的主人都喂养过它，而卡德明家是它自己选的。在这之前，它属于一个小酒馆主人（茶馆掌柜）所有。主人用链条拴住它，让它看守放空器皿的箱子，偶尔放它出去咬邻居的狗取乐。打起架来茹克非常勇猛，以至当地的一些没精打采的黄狗见了它就胆战心惊。有一次它被解去链条到卡德明家附近参加狗的婚礼，从此它对卡德明家的院子产生了一种亲切感，经常跑到这里来，尽管这里并没给它吃的东西。酒馆主人离开此地时，把茹克送给了同遭流放的女友埃米利妞。埃米利姐给它充足的吃食，可它还是一再挣脱束缚，跑到卡德明家去。埃米利哑很生卡德明夫妇的气，每次把茹克领回去都重新用链条把它挂起来，可它照样挣脱离去。于是埃米利妞用链条把它同一只汽车轮胎拴在一起。忽然，茹克从院子里看到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街上走，尽管叶连娜还故意把头扭向了一边。茹克不顾一切地向她冲去，像一匹拉车的马用自己的脖子托着轮胎，喘吁吁地拖了一百来米，直到摔倒在地为止。此后，埃米利妞便放弃了茹克。茹克在新主人那里很快就感受到博爱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也作为自己的主要行为准则。街上所有的狗也都不再怕它了；对待路上的行人，茹克的态度也和气起来，但不是连媚讨好。
　　
　　然而，在乌什一捷列克也有人喜欢开枪打动物。他们如果想不出更好的野昧，就喝得醉醺醺地在街上找狗捕杀。茹克有两次遭到过枪击。现在，任何对准它的管口，包括照相机镜头，都使它感到害怕，所以它不让照相。
　　
　　卡德明夫妇还养猫――那是一些被娇惯、被宠坏了的动物，是被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的。但奥列格此刻望着医疗中心的小径，想像中看到的正是茹克，正是茹克那善良的大脑袋，而且，不是就那么在街上走的茹克，而是突然出现在他窗外的茹克――它用后腿支起身子，像人似的往窗内张望。这意味着，托比克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随即就到。
　　
　　深深为之感动的奥列格，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对于自己被流放也完全认了命，他只求老天赐给他健康，并不祈求更多的奇迹。
　　
　　像卡德明夫妇那样生活就行了――知足常乐！略有所得便知足者才是聪明人。
　　
　　谁是乐观者呢？乐观者通常会这样说：总之别处都不好，比较差，我们这里还不错，我们运气好。乐观者常常是有一点东西便知足，没有苦恼。
　　
　　谁是悲观者呢？悲观者通常会这样说：总之别处都挺好，叭叭叫，只有我们这儿最糟糕。
　　
　　现在但求能把这一疗程好歹熬过去！趁着自己还没完全变成一个废物，设法从这爱克斯光疗法、激素疗法的虎口中逃出去。要设法保留里比多，这样人在那边还会有用！因为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去。再也不打光棍了！结婚！
　　
　　卓娅未必会去那边。即使会去，也要一年半以后。又得等待，又得等待，一辈子都是等啊等！
　　
　　可以娶克桑娜当老婆。她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主人！瞧她擦起盘子来，毛巾往肩上一搭――简直像个女王！能让你看得出神。跟她一起过，生活准有保障――好房子也能盖起来，孩子会有一大群。
　　
　　也可以娶英娜・施特廖姆。不过，这多少有点可怕，因为她才18岁。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还有，她的微笑似乎流露出心不在焉但却好强的神态，若有所思却又带有挑战的意味。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
　　
　　不要相信什么预兆和先声，不要相信什么贝多芬式的叩门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泡影。横下一条心，不存任何幻想！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不抱美好未来的幻想！
　　
　　有什么就满足于什么！
　　
　　永久――那就永久好了。
　　
　　第二十一章　阴影消散
　　
　　奥列格有幸碰见她恰恰是在医院的门口。他为她把门打开，自己门到一旁；要不是他手把着门、身子闪到一旁，她走路的冲劲那么大，且身子又微微前倾，恐怕会被她撞倒的。
　　
　　他一眼就看清了：巧克力色的头发上压着一项浅蓝色的无檐软帽；头微微低着，仿佛在顶风行路；大衣的款式十分别致排调节松紧的扣带长得很，钮子直扣到喉头。
　　
　　要是他知道这就是鲁萨诺夫的女儿，那他就会返回来。现在他还是到那冷僻的小径上散步去了。
　　
　　阿维叶塔没费任何力气就获准了上楼，因为她父亲病体十分虚弱，这一天又是星期四――可以探望病人的日子。她脱去了大衣，可是递给她披在深红色毛衣外面的一件白长衫是那么小，两只油管大概只有在她小的时候才能伸得进去。
　　
　　昨天打了第三针以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确实虚软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的脚已经不伸出被窝了。他甚至很少翻身，眼镜也不戴，别人谈话他也不插嘴。他一贯拥有的毅力动摇了，开始向自己的虚弱屈服。他起初是讨厌、尔后是害怕的肿瘤，现在倒是大权在握――已经不是他说了算，而是肿瘤决定命运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阿维叶塔要从莫斯科飞来，今天上午一直在等她。他像往常一样怀着喜悦的心情等着她，不过今天他有点儿担心，因为他和妻子商量好了，由卡芭把米纳伊舅舅的来信以及关于罗季切夫和古宗的事原原本本告诉她。在这之前没有必要让她了解这些事情，但现在却需要她动动脑筋出出主意。阿维叶塔极其聪明，不论在什么事情上考虑问题都不比父母差，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有点担心：她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她能不能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能不能理解？她会不会斥责父母咎由自取？
　　
　　阿维叶塔进病房也像是顶风走路那样向前直冲，虽然她一只手拎着沉甸甸的提包，另一只手还要拉住技在肩上的白长衫。她那嫩光光的脸蛋儿容光焕发，没有一般探望者走到重病号床前时那种深表同情的愁苦表情，那种表情要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女儿脸上看到，肯定会十分难过。
　　
　　“赌，爸爸！喀，怎么样，爸爸！”她十分活跃地打着招呼，坐到他的床上，由衷地、并不是勉强地吻了吻他那已经有点胡子拉碴的左颊和右颊。“暗，你今天觉得怎么样？洋详细细告诉我！来，告诉我！”
　　
　　她那如盛开的花儿似的容颜和富有朝气的迫切态度给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点力量，他的精神稍稍振作了些。
　　
　　“怎么对你说呢？”他慢慢吞吞、声音微弱地说，似乎自己在向自己解释。“大概，那瘤子并没有缩小，没有缩小。不过倒是有这么一种感觉，似乎头部活动稍微自由了些。自由那么一点点。莫不是压迫得轻了一点儿。”
　　
　　女儿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但又丝毫不让他感到疼痛，就给他把领子敞开，从正中观察起肿瘤来，那神态仿佛她就是医生，有可能逐日对病情进行比较。
　　
　　“我看没什么可怕的！”她下断语说。“不过是甲状腺肿大罢了。妈妈在给我的信上写得那么严重，我还以为这里――天哪！瞧，你刚才说活动已经自由些了。这就是说，打针起了作用。看来，打针有好处。以后肯定还会缩小。等缩小到一半，它对你没有多大妨碍的时候，你出院也行。”
　　
　　“是的，的确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要是能缩小一半，那也就能凑合了。”
　　
　　“那时可以在家里治疗！”
　　
　　“你是说，那时我可以在家里打针？”
　　
　　“为什么不可以？你对这种外会习惯的，会适应的，那时在家里你可以继续治疗。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商量，以后再考虑考虑！”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情有些轻松了。且不说是否允许在家里打针，光是女儿这种强攻和进取的决心本身就已使他充满自豪感了。阿维叶塔上身俯向他，他没戴眼镜也看清了女儿那诚实开朗的面孔，它是那么坚毅，那么富有活力，遇到任何不公正的事，鼻翼和眉毛都会颤动起来。好像是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孩子不比你强，那你算是白白生了他们，你也是白活了一辈子。然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并没有白活。
　　
　　不过他毕竟有点不安：那事她是否已经知道了，此刻她会说什么。
　　
　　但她并没急于转到那件事情上，而是又问了些治疗的情况，问起这里的医生怎么样，还打开他的床头柜检查了一下，看他吃了什么，什么食物变质了，她就换上新鲜的。
　　
　　“我给你带来了一瓶补酒，每次喝一小杯。红鱼子酱也带来了，你不是喜欢吃吗？还有一些柑子，是从莫斯科带来的。”
　　
　　“好的。”
　　
　　与此同时，她环视了一下整个病房，看病房里都有些什么人，并通过额头灵活的一动向他表示：这鬼地方简直没法忍受，但必须以幽默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切。
　　
　　尽管似乎没有人在听他们的谈话，她还是更凑近了父亲，他们这样交谈只有对方听得见。
　　
　　“是啊，爸爸，这太可怕了，”阿维叶塔马上谈到主要问题。“在莫斯科这已不是新闻，人们议论很多。对过去的案子几乎普遍开始复查了。”
　　
　　“普遍复查？！”
　　
　　“是的，―一复查。现在这简直跟流行病一样。这股风刮得很厉害！好像历史的车轮可以倒转似的！可谁能做到这一点！谁有这样的胆量！好吧，当初对他们的判刑错也罢，对也罢，可如今为什么要让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回来呢？再说，现在要让他们在原来的生活中重新扎根，岂不是一个难堪而又痛苦的过程，这首先对他们本人来说是残酷的！有些人已经死了，何苦要惊动他们的阴魂？为什么要刺激他们的亲属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报复情绪？……再说，‘恢复名誉’这个词儿本身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错！问题必定是有的，不过没那么严重罢了。”
　　
　　啊，多聪明的女儿！她说得多么理直气壮！虽然还没有谈到自己家里的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已经看出，他随时都能从女儿那里得到支持。阿拉是不会嫌弃他的。
　　
　　“连你也知道有人回来了吗？甚至回到了莫斯科？”
　　
　　“是的，甚至回到了莫斯科！事情正是这样。现在他们都拼命往莫斯科爬，似乎那里有的是蜜糖。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性的事件！你怎么能够想像，一个人日子过得很安稳，突然被叫到那边去。叫他去对质！你能想像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很不是滋味，像吃了一个酸果。阿拉注意到这一点，但她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统统说出来，不能中途刹车。
　　
　　“…他们要他把20年前都讲过些什么再重复一遍，你能想像吗？这谁能记得住呢？再说，这对谁有好处？既然你们如此急于求成，那就恢复名誉好了，用不着搞什么对质！用不着去刺激人家的神经！那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差点儿没上吊自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床上直冒冷汗。这一层他可还没有想到――他们会要他去跟罗季切夫、叶利昌斯基或其他什么人当面对质！
　　
　　“谁逼着这些傻瓜蛋在瞎交待的供词上签了字？他们可以不签字嘛！”阿拉的灵活思想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包括了过去。“总而言之，怎么可以不为当时做工作的那些人想一想，而把乱七八糟的旧账统统翻出来呢！也该为当事人想想嘛！他们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些突然的变化！”
　　
　　“妈妈告诉你了？……”
　　
　　“是的，爸爸！她告诉我了。这件事你一点也不要烦心！”她以坚定有力的双手握住父亲的双肩。“要是你愿意，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勇往直前并能发出信号的人，是先进的、有觉悟的人！他是凭着自己对社会的良好意愿行事的，所以人民理解和珍视这一点。在个别情况下，这样的人也可能出差错。但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才会不犯错误。通常，人总是遵循自己的阶级嗅觉办事的，而这种嗅觉永远不会使他搞错问题。”
　　
　　“好，谢谢你，阿拉！谢谢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感觉到眼泪几乎流到了喉头，但这是松快、吉兆的眼泪。“你说得好：人民理解，人民珍视。”
　　
　　只是流行着一种愚昧的习惯，似乎非要到什么底层去寻找人民不可。
　　
　　他用汗浑浑的手抚磨着女儿那凉丝丝的手。
　　
　　“年轻人能够理解我们，不责备我们，这非常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看的……法律上能不能找出这样的一条，现在可用来对我们……比方说，对我……追究……就是说追究责任……因为证词不确实？”
　　
　　“你想像一下，”阿拉当即做出了回答，“在莫斯科我偶然听到一席谈话，人家也在谈论类似的问题和忧虑。在场的有一位法学家，他解释说，针对所谓伪证罪的法律条文，规定判刑两年以下，可是从那时以来已经颁布过两次大赦了，所以完全不存在追究某某人的伪证责任问题！由此看来，罗季切夫即使有苦也说不出来，你放心好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觉得，肿瘤的压迫又轻了些。
　　
　　“啊，我的好孩子，你真聪明！”他幸福地舒了一口气，说道。“你总是什么都知道！你总是来得非常及时。你使我恢复了多少力量啊！”
　　
　　他双手抓住女儿的一只手，虔诚地吻了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无私的人。他总是把孩子们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利益。他知道自己除了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坚持不懈这几个优点，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他的精神可说是在女儿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他也就沐浴在女儿的光辉之中。
　　
　　阿拉讨厌披在肩上的那件象征性的白长衫，它老是往下滑，得一直抓着它，现在她索性笑着把它扔在床架上，让它盖住记载父亲体温的那张曲线图。反正这时候医生、护士都不会进来。
　　
　　阿拉现在身穿那件深红色的毛衣――新的，父亲还没有见过。
　　
　　一道醒目的、白色的、宽宽的曲折线，从袖口到袖口连接着毛衣的两只衣袖和前胸，这道富有弹性的曲折线与阿拉那精力充沛的动作十分相称。
　　
　　只要钱花在使女儿穿戴漂亮方面，做父亲的从来都不埋怨。他们从私人手中买时髦货，其中包括进口的，所以阿拉的穿戴具有大胆、豪放的特点，充分显示出自己那大方、明朗的较力，这与她那坚定、明晰的思想是完全协调的。
　　
　　“听我说，阿拉，”父亲悄声问，“你可记得我让你了解的那件事：就是某人在讲话或文章中隐隐约约提到的那个怪名词……个人崇拜卜…难道说，这里暗指的是…”
　　
　　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往下再说出一个词儿来，他会觉得透不过气来。
　　
　　“恐怕是的，爸爸……恐怕是的……比如说，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有好几次就那么提过。问题在于谁也不明说，可都做出心里明白的样子。”
　　
　　“要知道，这可是亵读神圣的行为卜…他们怎么敢于这样，嗯？”
　　
　　“可耻而又丢脸！有人撒下了种，如今也就枝蔓到处爬，到处缠……诚然，他们一面讲‘个人崇拜’，但同时又讲‘伟大的继承者’。可见，无论朝哪个方向都不应当走得太远……总而言之，爸爸，看问题应当灵活一些。必须跟上时代的要求。我也许会使你不快，爸爸，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反正得跟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步调一致！我刚刚在那边作了一些观察！我在作家因子里转了一阵子，你以为这两年来作家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是容易的吗？很复杂呀！不过，你家毕竟是有经验、识时务的人，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阿维叶塔坐在他面前，以明快、准确的语言无情地抨击了往昔的妖魔鬼怪，点出了广阔的光明前景，在这一刻钟之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他的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此时他根本不想谈自己的那个讨厌的肿瘤，而且觉得已没有必要张罗转院的事，他只想听女儿讲令人愉快的事情，吸几口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
　　
　　“赌，你继续说，继续说，”他要女儿接着讲。“莫斯科那里怎么样？你去了一趟，有什么感想？”
　　
　　“啊！”阿拉直摇晃脑袋，像马摆脱虹蝇似的。“难道莫斯科的印象能讲得完？莫斯科这地方得亲自去住才行！莫斯科真是另一个世界！到莫斯科去一趟，就好比往前看50年！首先说吧，在莫斯科人们都坐着看电视……”
　　
　　“我们这里很快也会有的。”
　　
　　“很快卜…即使有了也不是莫斯科的那种节目，那是什么电视啊！简直像威尔斯笔下的那种生活：人们坐在那里，看电视！我可以跟你说得广泛些，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是我瞬间捕捉到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日常生活的全面革命即将来临！且不说电冰箱或者洗衣机，一切都将发生更剧烈的变化。在莫斯科，这里或那里可以看到全部是玻璃材料的前厅。旅馆里放的是矮矮的小桌子――很矮很矮，跟美国人那里的一样，你瞧，就是这么回事。一开始你会觉得无所适从。像我们家里的那种绸布灯罩，现在可真是俗气，见不得人，只有玻璃的才行！两头有架子的那种床，现在最使人丢脸了，一般都只用矮而宽的沙发或软榻……
　　
　　房间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总之，整个生活格调都在变……
　　
　　这是你无法想像的。不过，我已经跟妈妈说过了，我们得下决心把很多东西换掉。可是这里是买不到的，得从莫斯科往这儿运……当然，也有一些有害的时髦，应当受到谴责。例如那狮子头式的发型，简直是故意搞得披头散发，好像人刚从被窝里爬起来似的。”
　　
　　“这都是西方传过来的！想要腐蚀我们。”
　　
　　“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文化领域里，这反映得更为明显，诗歌界就是如此。”
　　
　　随着谈话的内容从秘密问题转向一般问题，阿维叶塔说话的声音提消了，已不受拘束，病房里人人都能听得见。但所有的病人当中只有焦姆卡一个人放下自己要做的事情，不顾愈来愈不可避免地要把他拖上手术台的疼痛，专心致志地在听阿维叶塔说话。其余的人有的心不在焉，有的不在自己的床上，只有瓦季姆对L齐尔科偶尔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看着阿维叶塔的背影。她的整个背脊弯成了一座牢固的桥，紧绷在身上的那件弹性尚未充分展开的毛衣，呈现出均匀的深红色，惟独一只肩头上落上了一团折射的日影――某个地方开着的一扇窗的反光，泛出一种饱和的绿色。
　　
　　“你多谈谈自己的事！”父亲说。
　　
　　“好吧，我去这一趟很成功，爸爸。他们答应要把我的一本诗集列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当然，是明年的计划。但这是最快的了。再快是不可想像的了！”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阿拉？一年以后我们真的能拿到诗集吗？…・”
　　
　　女儿今天给他带来的喜悦像雪崩一样散落下来。他知道女儿把自己写的诗带到莫斯科去了，但原来以为从一页页的打字稿到封面上印着“阿拉・鲁萨诺娃”字样的书，路途还相当遥远，几乎走不到头。
　　
　　“你这是怎么搞成功的？”
　　
　　阿拉感到十分得意，露出了微笑。
　　
　　“当然，如果就那么直接到出版社去，呈上自己的诗，那里谁会理你？但是安娜・叶夫根尼耶夫娜把我介绍给M，又介绍给C，我给他们朗诵了两三首诗，他们都非常喜欢，接下来就是由他们给什么人打了电话，给什么人写了条子，事情也就妥了，一切都很简单。”
　　
　　“这真是太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辉。他在床头柜上摸到了眼镜戴上，仿佛马上就要看一眼摆在他面前的那本珍贵的书。
　　
　　焦姆卡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一位活生生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女诗人。他惊讶得合不拢嘴。
　　
　　“总的来说，我对他们的生活做了深入的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纯朴！奖金获得者都相互直呼其名。他们都毫无架子，非常直爽。我们往往想像作家坐在云端里，前额苍白，高不可攀！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对生活中的各种乐趣，他们也敞开着大门，他们喜欢吃喝玩乐，而且总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他们总是喜欢逗趣儿，笑得那么开心！可以说，他们过的才是真正快活的生活。可是到了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便躲到别墅里呆上两三个月，于是作品也就写出来了！我呢，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加入作家协会！”
　　
　　“怎么，你不打算按自己所学的专业工作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多少有点不安。
　　
　　“爸爸！”阿维叶塔压低了声音。“当一名记者能有什么生活可谈？反正那是奴仆的差使人家给你任务，你这样干那样干，自己没有一点发挥的余地，无非是去访问各种各样的……名流。这难道能跟作家生活相比！……”
　　
　　“阿拉，不管怎么说，我总有点儿担心：万一你落空了怎么办？”
　　
　　“怎么会落空呢？你可真是天真。高尔基说过：‘任何人都能成为作家！’只要下功夫，任何目的都能达到！退一万步说，我也能成为一个儿童作家。”
　　
　　“总的来说这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沉思了一会儿。“总的来说这好极了。毫无疑问，文学应当由道德上十分健全的人去搞。”
　　
　　“我的姓氏也很美，我不打算用笔名。是的，就连我的外表也具有独特的文学家风度呢！”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危险，是女儿心血来潮时所估计不足的。
　　
　　“可是你想像一下，要是批评界骂起你来，你该怎么办？要知道，这在我国等于是全社会都在谴责，那是很可怕的！”
　　
　　仅是阿维叶塔把巧克力色的头发朝后一甩，毫无畏惧地展望未来：
　　
　　“老实说，他们决不会十分认真地骂我，因为在思想性方面我不会出大的漏子！至于艺术性方面，那就让他们骂好了。而最重要的是，不能忽略生活中所充满了的种种转折。比如，过去说：‘不应该出现冲突’！而现在有人说：‘虚假的无冲突论’。这就是说，既然一部分还是老调子，而另一部分则是新调子，那就不难看出情况的变化。可要是大家一下子都操起了新调子，没有变化过程，那也就看不出转折了。这会儿可不能误了时机！最主要的是，要识时务，跟上时代的脉搏。这样也就不会挨批…对了！爸爸，你说要看书，我给你带来几本。现在正好你可以看看书，否则你哪有工夫？”
　　
　　她从提包里往外取书。
　　
　　“啼，这儿有《我们这里已是黎明兆光明普照大地》《和平缔造者》《山花烂漫》……”
　　
　　“等一等，《山花烂漫》我好像读过……”
　　
　　“你看的是《大地花开》，而这是《山花烂漫》。还有这本《青春常在》，必须看看，就先从这本开始着吧。这些书的书名本身就振奋人心，我特意为你挑了这样几本。”
　　
　　“这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不过，带感伤情调的书你一本也没拿来吧？”
　　
　　“带感伤情调的？没有，爸爸。我考虑到……你所处的这种精神状态……”
　　
　　“这一类的书我都熟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两个指头指了指那堆书。“你还是给我找几本别的，好吗？”
　　
　　阿维叶塔已经准备要走了。
　　
　　焦姆卡在自己的角落里愁眉苦脸地憋了很久，不知是由于那条腿疼痛不止，还是由于不好意思开口跟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青年女诗人讲话，这时终于鼓起勇气发问了。由于事先没有清一清嗓子，一句话说到半截还咳嗽了一阵：
　　
　　“请问……您对文学创作需要真诚这个问题怎么看？”
　　
　　“什么，什么？”阿维叶塔即刻向他转过身来，但表情是恩赐式的半笑不笑，因为焦姆卡那嘶哑的嗓音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腼腆。“这种真诚论①难道也钻到这里来了？为了这真诚论，整个编委会都被赶下了台，可它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
　　
　　阿维叶塔打量了一下焦姆卡的脸，看来他没受过多少教育，还满脸孩子气。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但听任这孩子受到不良影响似乎又不应该。
　　
　　“听我说，小朋友！”她像是从讲台上讲话似的，声音那么响亮、有力。“真诚决不能作为衡量一本书的主要标准。如果思想不正确或者情绪不对头，真诚就只会加强作品的有害影响，因而真诚是有害的！主观上的真诚可能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背道而驰――这个辩证法您懂吗？”
　　
　　这种思想很难使焦姆卡领会，他蹩紧了额头。
　　
　　“不大懂，”他说。
　　
　　“那好吧，我来给您解释解释。”阿维叶塔伸开两只胳膊，那白色的曲折线像一道闪电，从一只胳膊经过胸部通到另一只胳膊。‘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实照原样描写下来，是再省劲不过了。但应该做的是往深处翻耕，让暂时还看不见的未来的萌芽露出来。”
　　
　　“既然是萌芽……”
　　
　　“什么？？”
　　
　　“萌芽应当自己成长，”焦姆卡急忙插话，“要是用翻耕的办法让它们露出来，那就长不成啦。”
　　
　　“好吧，我们不谈农业。小朋友！把真相告诉人民――这不等于光讲坏的，光找缺点。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好的，使好的变得更好！要求写所谓‘严峻的真实’这种谬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真实忽然必须是严峻的？为什么它不能是闪闪发光男！人入胜和乐观主义的呢？我们的整个文学都应该是喜气洋洋的！如果把生活写得十分晦暗，归根到底是对人们的侮辱。人们喜欢经过美化而写出来的生活。”
　　
　　“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是可以同意的，”后面传来一个清晰悦耳的男人声音。“的确，何苦让人灰心丧气呢？”
　　
　　阿维叶塔当然不需要任何同盟军，但她凭着自己一贯的好运气知道，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必定对她有利。她面向窗子转过身去，白色的曲折线迎着日影一闪。只见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富有表情的年轻人在用一支多边形黑杆自动铅笔的末端轻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不知他是想说给焦姆卡听，还是想说给阿拉听。“文学的目的在于，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给我们解闷儿。”
　　
　　“文学是生活的导师，”焦姆卡前咕道，但随即为自己这句话说得很不适宜而涨红了脸。
　　
　　瓦季姆把头往后一仰：
　　
　　“什么导师不导师，你说什么呀！没有文学我们也能设法弄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作家难道就比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高明？”
　　
　　他跟阿拉互相打量了一下。就观点来说，他们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年纪相近，对方的外貌也不可能不引起自己的好感，但各人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从任何偶然的一瞥中去寻找奇遇的开端。
　　
　　“总之，人们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瓦季姆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把作品捧到不应有的高度。比如，相人传卜书就是例子。没读之前，你会以为那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可是读过之后，你会发现通篇都是下流话，白白浪费了时间。”
　　
　　“色情的成分在现代作家的书里也有。那不是多余的，”阿维叶塔一本正经地反驳说。“它可以同最先进的思想性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余的，”瓦季姆深信不疑地加以驳斥。“把话印在书上并不是为了刺激情欲。春药可以到药房里去买。”
　　
　　于是他低下头去继续读自己的书，再也不看她那深红色的毛衣了，也不指望她来说服自己改变观点。
　　
　　阿维叶塔一向恼恨人们的思想不能分成正确与错误界限分明的两组，而是按其各种意想不到的色调向四处蔓延，那只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比如说现在就无法弄清：这个年轻人是赞成她还是反对她？她应当同他辩论，还是就这样算了？
　　
　　她决定就这样算了，最后又对焦姆卡说：
　　
　　“你要明白，小朋友，描写现在就有的事物比描写现在还没有、但你知道将来一定会出现的事物要容易得多。今天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事物，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是指应该有的事物，是指明天会有的事物。应当描写的是我们美好的‘明天’！
　　
　　“那么明天人们描写什么呢？”反应迟钝的少年皱起了额头。
　　
　　“明天卜…暗，明天人们就描写后天呗。”
　　
　　阿维叶塔已经离开床沿站到通道上了。她结实、匀称，是鲁萨诺夫家族名门出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怀喜悦的心情听完了她给焦姆卡上的这一课。
　　
　　阿拉已经吻过父亲了，现在她还是举起了五指伸开的手：
　　
　　“暗，爸爸，为健康而奋斗吧！努力奋斗，继续治疗，甩掉肿瘤――什么也不用担心！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非常如意！”

金豆豆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入，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返回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W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州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专注、懂得自爱和彬彬有礼，只是在山区晒黑了的皮肤渐渐变得颜色浅了，再就是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微颤动，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受到牵动。在这之前，他只是口头上说还能活8个月罢了，而事实上还是照样骑马，飞莫斯科，跟切列戈罗德采夫会见，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8个月中的一个月，说不定已不是那8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设想还能再骑上马到野外去。疼痛已波及到腹股沟。带来的6本书他已经看完了3本，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可以找到矿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信心不足了，因而他已不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看书了。打的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瓦季姆的母亲奔走了4个高于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加，跟这里的一位女护理员讲好了，让她每隔一天把煎好了的几罐药汁带给瓦季姆，她自己则又飞到莫斯科去了：到另外一些接待室去弄那种胶体金。她不甘心眼看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也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己的床上斜躺着，两条腿搭在床架子上，而脑袋则从床垫上向通道倒垂。这样，对焦姆卡来说，他是颠倒的，而焦姆卡对他来说也是颠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轻声地（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困难，会使肺底下震痛）道出临别赠言：
　　
　　“别害怕，焦姆卡。我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回来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会把手术做好。”
　　
　　“真的吗？”焦姆卡的神情变得开朗了。“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就好了！……我总算等到他回来了，那就好！”
　　
　　的确，只要那位两只胳膊显得很长的大高个子外科大夫在医院里一出现，病人们的精神便会为之一振，仿佛恍然大悟：这里整整一个月正是少了这位又高又瘦的人人。如果允许外科人夫一个个从病人们面前走过去，然后让病人们自己挑巡．那人概会有很多人登记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手术。可他在医院由老是显得无精打采，连他的这种表情也被人们这样理解：今八个是手术日。
　　
　　对焦姆卡来说，虽然叶夫根尼她・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任例不好的地方，虽然娇小的叶夫根尼妞・乌斯季诺夫娜是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躺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双长臂猿般多毛的手下，情绪就会完全不一样。不管结果怎样，能不能得救，反止这位大夫不会出什么差错，这一点，不知为什么，焦姆卡深信不疑。
　　
　　病人同外科大夫的亲近为时很短，但是却比跟自己的父亲还亲近。
　　
　　“怎么，那位外科大夫很好吗？”眼睛浮肿的新病人从原先是焦姆卡的床上闷声闷气地问。他的神态显得惶惑，似乎茫然不知所措。他怕冷，甚至在屋里也把绒市长衫罩在睡衣外面，或子没扣上，也没把腰带系上。这老头左顾右盼，仿佛他是在自己家里被夜间的敲门声惊醒，刚从床上下来，也不知祸是从哪里来的。
　　
　　“啄――！”焦姆卡啤叫了一声，神情愈来愈开朗，愈来愈满意，仿佛他这次手术一半已经成功。“那可是把好手！让人一百个放心！怎么，您也要动手术吗？您得的是什么病？”
　　
　　“也要，”新病人只简单地这样回答，仿佛没听全整个问话。他脸上没有受到焦姆卡轻松神情的感染，他的呆滞的大眼睛没有丝毫变化――不知是过于专注，还是完全视而不见。
　　
　　焦姆卡走了，有人给新病人铺好了被褥，他坐到床上，身体靠着墙壁，又默默地瞪着他那显得很大的眼睛。他并不转动眼珠，而是盯住病房里的某一个人就那么久久地望着。尔后又把整个脑袋转过去瞧另一个人。也有可能视线从旁边掠过。他对病房里的任何动静都毫无反应。他不说话，不问也不答。一小时过去了，从他口中所探听到的仅仅是：他来自费尔干纳。再就是听护士说，他姓舒卢宾。
　　
　　他简直是一只猫头鹰，鲁萨诺夫一下子就认定这双动也不动的呆滞的圆眼睛像猫头鹰的眼睛。病房里的气氛本来就令人不快，而这只猫头鹰可说来得又很不合时宜。他阴郁地盯着鲁萨诺夫，瞧得那么久，简直使鲁萨诺夫浑身难受。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盯着看，似乎这里大家都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们病房里的生活已不可能像原来那样自然地进行了。
　　
　　昨天，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了第十二针。他对这种针剂已经适应了，不再陷入指妄，但他经常感到头痛和虚弱。最主要的是已经搞清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不消说，那是一家人的一场虚惊。肿瘤已缩小了一半多，而依然留在脖子上的那一部分也变软了，虽然碍事，但没有多大影响，头部已逐渐能自由活动了。剩下的问题只是虚弱。虚弱倒是能够忍受，就这一点来说，甚至还别有乐趣：爱躺多久就躺多久，看看《星火》画报和《鳄鱼》杂志，喝点滋补剂，如果想吃就挑好吃的吃，跟知心人聊聊天，听听收音机――不过这都是回家以后的事。要不是东佐娃医生每次都用手指生硬地在他腋下触摸，像用棍子戳似的，那就只不过是剩下虚弱问题了。她在寻找什么，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是能够猜到她在寻找什么的：第二个新的肿瘤。有时她还把他叫到诊室里去，让他躺下，然后摸腹股沟，同样是那么戳得人受不了。
　　
　　“怎么样，会转移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安地问。他那由于肿瘤的消退而产生的整个喜悦神情顿时蒙上了阴影。
　　
　　“治疗的目的正是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东佐娃摆了摆脑袋。“不过还得打好多针才行。”
　　
　　“还要打多少针？”鲁萨诺夫吓坏了。
　　
　　“这要看情况需要。”
　　
　　（眼生从来不把话说死。）
　　
　　打了12针他就已经那么虚弱了，面对他的验血单医生们都直摇头，然而还得经受多少针啊？骂也没有用，病还是那么我行我素。肿瘤虽然缩小了，但真正高兴还为时尚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好在啃骨者也老实了，不再嚷嚷和顶撞别人，现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装腔作势了，疾病也降伏了他。他愈来愈经常地把头部往下倒垂，眼睛眯缝起来，就那么久久地躺着。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则经常服用头痛药粉，用湿毛巾敷前额，闭上眼睛避光。他们就这样并排躺着，相安无事，躺上几个小时也不发生口角。
　　
　　在这一期间，宽阔楼梯平台（那个老是离不开氧气袋的小个子病号已从此处被送进了太平间）的上方挂起一幅标语――照例是白字写在长长的红布上：
　　
　　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
　　
　　毫无疑问，用这样的红布，在这样显著的地方，悬挂庆祝十月革命节或五一节的口号会更体面些，不过对于住在这里的病号来说，这一号召也是很重要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有几次根据它来制止病人说些使人丧气的话。
　　
　　（总的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把肿瘤病人集中在一起，而应该把他们分散在普通医院里，这样他们就不会互相吓唬了，也可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样就更为人道些。）
　　
　　病房里人员经常变更，但从来没有人进来时高高兴兴的，都是神色沮丧、疲惫不堪。只有已经扔掉了拐棍即将出院的艾哈迈占，经常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但他只会自得其乐，不善于使别人开心，所以，说不定反而只会引起别人的妒忌。
　　
　　今天，在那个阴郁的新病人来到之后约两个钟头，时间是灰蒙蒙的下午，大家都各自躺在床上，被雨淋湿的窗玻璃透不过多光亮光，还是在午饭之前人们就想打开电灯，希望夜晚早点来临；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身材不高、非常活跃的人迈着迅速、稳健的步伐，赶在护土的前面走进了病房。他甚至不是走了进来，而是急冲冲地闯了进来，仿佛他知道这里已整好了队列准备欢迎他，而人们等他都等累了。可是，看到大家都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他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脚步。甚至还吹了一声口哨。于是他带着狠狠责备的意味颇富兴致地说道：
　　
　　“喂，弟兄们，你们怎么都像落汤鸡似的？你们都能着腿干什么？”虽然他们并没准备欢迎他，可他还是以半军人的手势向大家致意，仿佛是来上了一个敬礼，介绍说：“我是恰雷，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诸多关照！稍息！”
　　
　　他脸上没有癌症病患者的倦容，而是洋溢着乐观、自信的微笑，于是有几个人对他也报以微笑，其中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个月来，鲁萨诺夫都是跟愁眉苦脸的呻吟者在一起，这会儿似乎才算来了个像样的人！
　　
　　“就这样吧，”他谁也没问，凭着一双敏锐的眼睛看准了自己的床位，马上迈着有力的步伐走过去。这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旁边的一张床，先前属于穆尔萨利莫夫。新来的这位病人走进靠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床边的通道。他坐到床上，晃了晃身于，床轧轧作响。他下了个断语：“30％可以折旧了。院长用不着逮老鼠。”
　　
　　他开始安放自己所带的东西，不过也没什么要安放的，两只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只口袋里是剃刀，另一只口袋里是一包方整的东西，但那不是香烟，而是一副纸牌，几乎还是新的。他把纸牌掏了出来，手指在上面弹了弹，一双机灵的眼睛望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
　　
　　“您玩吗？”
　　
　　“有时也玩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坦率地承认。
　　
　　“朴烈费兰斯？”
　　
　　“很少玩。多半是玩‘傻瓜’。”
　　
　　“这算不上玩牌，”恰雷严肃地说。“那么什托斯呢？文特呢？扑克呢”
　　
　　“都不在行！”鲁萨诺夫窘迫似地把手一挥。“当初没时间学。”
　　
　　“在这儿就能教会您，还用到哪儿去学？”恰雷兴致勃勃地说。“常言道：你不会就教会你，不愿学就逼你学！”
　　
　　说完他笑了。就他的脸盘来说，鼻子显得太大――这是一个软绵绵、有点发红的大鼻子。但正是因为这个大鼻子，他的脸才显得朴实、使人产生好感。
　　
　　“没有比玩扑克更有意思的了！”他以权威的口气宣称。“下赌注全凭运气。”
　　
　　他已不怀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成为牌友，接着就环视四周，继续物色别的人。但附近没有人能使他产生希望。
　　
　　“我来！我愿意学！”艾哈迈占在背后喊道。
　　
　　“好，”恰雷表示赞许。“你去找一件东西来，可以当桌子，放在两张床铺之间。”
　　
　　他转过脸来继续环顾，看到了舒卢宾呆滞的目光，看到还有一个乌兹别克人缠着粉红色的头巾，下垂的胡须有如根根银丝；而就在这时内利她带着水桶和抹布走了进来，准备擦洗地板，可她来得不合时宜。
　　
　　“噢――噢！”恰雷马上表示赞赏。“好一位大底盘姑娘！喂，你过去在哪儿？我跟你一块儿荡秋千是最合适不过了。”
　　
　　内利哑撅起厚厚的嘴唇，这样算是她在微笑：
　　
　　“那又怎么了，现在也不算晚呀。不过你是病号，那怎么行呢？”
　　
　　“肚皮贴肚皮，什么病都能去，”恰雷把话说白了。“莫不是你见到我就胆怯了？”
　　
　　“你身上还能有多少男子汉的东西！”内利娘打量着他。
　　
　　“别担心，足够你消受的！”恰雷使她下不了台。“那就赶快擦洗地板吧，我倒是愿意正面瞧瞧你！”
　　
　　“瞧就瞧吧，这不收钱，”内利妞十分大方地说，接着就把湿抹布啪的一声扔到头一张床铺底下，弯下腰去擦洗。
　　
　　这个人也许根本没有病？从外表看他没有病痛的地方，脸上也现不出体内哪儿疼痛。莫非他是靠意志的命令那样硬挺着，以便做出病房里所没有的、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所应该给自己树立的榜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着羡慕的目光望着恰雷。
　　
　　“您是什么病？”他悄声问，不让别人听见。
　　
　　“我吗？”恰雷抖动了一下身子。“息肉！”
　　
　　息肉是怎么回事，病人中谁也说不清楚，但往往在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会生出息肉来。
　　
　　“怎么，不感觉到疼吗？”
　　
　　“正是因为疼我才到这里来了。不是说要切除吗？请吧，有什么好拖延的？”
　　
　　“那东西长在您什么地方？”鲁萨诺夫还是那么满怀着敬意地询问。
　　
　　“大概是胃上吧！”恰雷满不在乎地说，脸上还带着笑容。“总而言之，胃得开刀。要切除四分之三。”
　　
　　他把手掌比作刀子做了个剖腹的动作，同时眯缝起眼睛来。
　　
　　“那怎么行？”鲁萨诺夫十分惊讶。
　　
　　“没关系，我能适应的！只要伏特加渗得进去就行！”
　　
　　“您可真是想得开，挺得往！”
　　
　　“亲爱的邻居，”恰雷点点头，他那目光率直的眼睛和有点发红的大鼻子显得很和气。“要是不想见阎王，就不应该心情沮丧。病最好少说，少说少烦恼。我劝你也想开点！”
　　
　　这时正好艾哈迈占拿来了一块胶合板。他们把胶合板放在鲁萨诺夫和恰雷的床铺之间，还挺好，稳稳当当。
　　
　　“这才有点文化娱乐，”艾哈迈占十分高兴。
　　
　　“把灯打开！”恰雷发布命令。
　　
　　灯打开了。气氛变得更加愉快。
　　
　　“还缺一个人，谁来？”
　　
　　第四个人似乎还物色不到。
　　
　　“没关系，您先就那么给我们讲好了。”鲁萨诺夫兴致很高。瞧，他坐在那里，像个健康人似的，两腿垂到地板上。脑袋转动时，颈部的疼痛比以前轻多了。胶合板不过是块胶合板罢了，可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张小小的牌桌，被天花板上射下来的欢快的强光照亮。红黑花色在纸牌光滑的白色衬底上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也许，的确应当像恰雷那样对待疾病，说不定那样一来疾病当真会自然而然地好转？干吗要哭丧着脸呢？干吗要老是往坏处想呢？
　　
　　“那就讲吧，还等什么呢？”艾哈迈占催促道。
　　
　　“好吧，”恰雷以放电影胶片的速度使全副纸牌从自己那有把握的手指中间过了一遍：不需要的剔到一边，需要的留下。“要用的牌是从95gA。花色的顺序是：梅花、方块、红心和黑桃。”他把每一种花色都叫艾哈迈占看一看。“懂了吗？”
　　
　　“是的，懂了！”艾哈迈占十分满意地回答说。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选出来的牌时而弄弯弹响，时而稍稍一洗，继续讲解：
　　
　　“每人分到手5张牌，其余的放在中央。现在要弄清楚牌的大小和顺序。组合是这样进行的：对子。”他给看了看。“两副对子。顺子――也就是5张牌依次相连。像这样就是。或者这样也是。接下来便是3张同点。再就是富尔……”
　　
　　“谁是恰雷？”有人在门口问。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吧，您妻子来了！”
　　
　　“带没带提兜，您没看见吗？……好吧，弟兄们，暂停。”
　　
　　他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地向门口走去。
　　
　　病房里静了下来。电灯像晚上一样亮着。艾哈迈占回到了自己床上。内利妞很快就洒了一地的水，大伙都得抬起腿把脚搁到床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躺了下来。他总是感觉到那只猫头鹰从角落里投过来的目光――带着指责似的从侧面死死地压迫着他的头部。为了减轻这种压迫，他问：
　　
　　“您呢，同志，是什么病？”
　　
　　但是，那个阴郁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做出任何有礼貌的表示，仿佛那不是在问他。他那泛红的钱褐色的圆眼睛似乎是从鲁萨诺夫的脑袋旁边望了过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他回答，就开始逐张查看手中那光滑的纸牌。就在这时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跟什么是“同样的东西”？愚昧无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不再看他了，只顾仰卧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寻思。
　　
　　恰雷的到来和玩纸牌的事使他分了心，本来他在等报纸。今天这个日子太令人难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根据报纸可以对未来做很多预测。而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你个人的未来。报纸会不会整个版面都加上黑框？还是只加在头一版上？照片占通栏还是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标题和社论会用什么样的措辞？自从2月份撤换了一大批人以后，这一切就格外意义重大。要是像平时那样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倒是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消息，可是在这里，消息的推一来源就是报纸。
　　
　　内利妞在床与床之间挤来挤去，任何一条通道都容纳不下她。但她擦洗得很快，瞧她快收尾了，马上就会把横贯整个病房的那条通道擦完。
　　
　　瓦季姆照完了爱克斯光回来，就沿着这条通道走进病房，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那条病腿，面部不时由于疼痛而受到牵动。
　　
　　他随身带着报纸。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招手：
　　
　　“瓦季姆！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瓦季姆停住脚步，踌躇了一下，随后拐进鲁萨诺夫床边的那个通道，坐下来时两手稍稍提着那条裤腿儿，免得擦到痛处。
　　
　　看得出报纸已被瓦季姆打开过，现在折得跟刚到时不一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接到报纸，马上就发现版面的四周没有黑框，第一版上也没有照片。他急忙往下翻，仔细察看，报纸飒飒响，但是直翻到最后一版，哪儿也没找到照片、黑框或大的标题，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文章？！
　　
　　“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问瓦季姆，可是不敢说出究竟没有的是什么。
　　
　　他跟瓦季姆素昧平生。虽然瓦季姆也是个党员，但是还太年轻，也不是领导干部，而只是一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很难想像他头脑里可能装些什么。不过有一次他倒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十分放心：病房里在谈论一些民族被集遣的事，瓦季姆从他的地质学书本上抬起头来，朝鲁萨诺夫看看，耸了耸肩膀，悄声对他一个人说：“那就意味着，总是有点问题。在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让人流迁。”
　　
　　就是通过这句正确的话，可以看出瓦季姆的聪明和思想上的坚定。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错人！此时他无须向瓦季姆解释自己指的是什么，瓦季姆本人已经先找过了。他还把鲁萨诺夫由于激动而没有留意的一篇底栏文章指给他看。
　　
　　这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底栏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没有任何照片。只不过是科学院院士写的一篇文章。而且，不是为逝世两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没提全民的悲痛！没提他“活着并将永世长存”！而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难道仅此而已？难道只是“若干问题”？仅仅是这些问题？建设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到建设？这样也可以写有关防护林带方面的文章9赫赫战功哪里去了？哲学天才在哪儿？科学泰斗哪里去了？全民敬爱何以不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紧了额头，怀着痛苦的心情透过眼镜望着瓦季姆那黝黑的面孔。
　　
　　“这怎么可能呢？…，”他谨慎地扭过头去看看背后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睡着了：眼睛闭着，头还是那么倒垂着。“两个月以前――才两个月，可不是吗？――您该记得，是诞生75周年！一切都还按过去那样：巨幅照片！大字标题――《伟大的继承者》。可不是吗？……啊？……”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上了柜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喂，刚才咱们讲到哪儿啦？现在接着来。”
　　
　　在这段时间里艾哈迈占已找到了第四个牌友――楼梯上的一个哈萨克青年。其时艾哈迈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加上手势绘声绘色地向这个哈萨克青年讲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狼狈逃窜（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电影《攻克普列文》。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又把那胶合板安放在两张床铺之间，兴致比刚才更高的恰雷，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就是说，刚才讲到富尔，对吗？富尔就是手中的牌正好凑到三张同点，再加一个对子。懂了吗，车臣人？”
　　
　　“我不是车臣人，”艾哈迈占摇了摇头，不过并没生气。“参军以前我才算是车臣人。”
　　
　　“那好。接下来是同花。这就是指5张牌都是同一花色。再往下是4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子。就是同一花色的顺于牌，从9到K。瞧，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还有大的，叫大同花顺子……”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什么都明白，不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要他们相信，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主要的是，他如此好心好意地讲解，讲得那么亲切，口齿那么清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衷感到温暖。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医院的大病房里遇到！瞧，他们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多么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牌，每天都可以玩下去，何必去想疾病呢？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呢？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是对的！
　　
　　鲁萨诺夫刚想预先说明：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牌的打法时，不赌钱，――忽然门口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您妻子来了！”
　　
　　“呸，这娼妇！”马克西姆嫩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华了一口，“我对她说过了，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
　　
　　咯，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而艾哈迈占和那个哈萨克青年把牌先拿去复习，练着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3月5日，从角落里感觉到猫头鹰那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可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啃骨者睁着的眼睛。这人根本没有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没睡，当鲁萨诺夫和瓦季姆寨寨奉寒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季姆怎么说。现在他已用不着把报纸拿过来打开看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突突地跳起来了。心突突直跳。心在揭一扇铁门，这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却发出了一种轧轧的响声！居然还颤动了一下！环扣上的铁锈也开始散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怎么也无法想像：两年前的这一天老年人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批。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记得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那天忽然不放他们出去干活，营房的门锁也不打开，就那么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区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不知所措，好像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有了祸殃，犯人们喜在心上！不用出工，躺在床上，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吉他，弹班杜拉，串床铺窃窃私议。囚犯们不论被关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总是会渗透进去！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开水房，或者通过伙房。这样也就渐渐传开去，传开去！起初还不太肯定，而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坐到床铺上：“喂，伙计们！看来，凶神盖床单啦……
　　
　　“你说什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倒是完全相信广――“早就到时候了！”于是，大伙大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吉他弹得更响了，三弦琴也弹得更响了！可是，整整一天一夜没打开过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很冷，全劳改营的人都奉命出去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几名中尉全都到场。由于伤心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那皮肤粗糙、颧骨突起、丑陋不堪的黑脸开始呲牙咧嘴地现出怪相，他们差点儿没公开欢呼。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面部表情，少校暴跳如雷地命令道：
　　
　　“帽子！摘下来！！”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刃上犹豫不定：不搞吧，暂时还不可能；摘掉吧，实在是违心和委屈。然而就在这时，营里擅长恶作剧的那个天生幽默的人，抢在所有的人前头，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假毛皮的斯大林式的帽子摘了下来，抛向空中！――作为他执行了命令！
　　
　　几百人都看见了！于是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
　　
　　少校气得透不过气来。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如今科斯托格洛托夫了解到，当时老年人哭了，姑娘们哭了，整个世界如丧考地……
　　
　　恰雷回来时更高兴了，而且又带来满满一提兜食品，不过提兜已是另一只了。有人暗暗冷笑，而恰雷自己则首先公开地笑了起来：
　　
　　“唉，你拿这些娘儿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她们喜欢这样，那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呢？这会碍谁的事？
　　
　　不管是什么夫人和太太，反正会送上门来！……”
　　
　　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听的人也都咧着嘴笑，他自己笑得直摆手。鲁萨诺夫也由衷地笑了起来，因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顺口溜编得很逗。
　　
　　“那么您的太太怎样呢？”艾哈迈占乐得气儿透不过来。
　　
　　“甭提了，老弟，”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把食品一一放进床头柜里。“咱们的法律需要改革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穆斯林的办法比较合乎人道。比如说，从去年8月份开始，允许人工流产了，生活中的这个问题也就大大简化了！的确，女人为什么要孤单单地过日子呢？一年当中哪怕有人去看她们一次也好。对出差的人来说也是方便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安乐窝。”
　　
　　食品中间又隐隐约约露出一只深色的玻璃瓶子。恰雷掩上了床头柜的小门，拿着空提兜走了。他很快就回来了，看来对这个娘儿们他并不十分娇宠。
　　
　　他像当初叶夫列姆那样，在通道的同一个地方停住了脚步，一边望着鲁萨诺夫，一边搔了搔后头上的夜发（他的头发无拘无束，颜色介乎亚麻如燕麦秆之间）：
　　
　　“邻居，咱们一起吃点，怎么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意地微微一笑。不知怎么今天的午饭迟迟没有送来，而看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兴致勃勃地把食品一样样放进床头柜以后。他根本不想吃那种普通的午饭了。况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人及其厚嘴唇上流露出的微笑能够引起一种愉快的、愿意品尝美味的感觉，使你不由得恰恰想跟他一起进餐。
　　
　　“来吧，”鲁萨诺夫邀请他到自己的床头柜这边来。“我这里也有一些吃的东西……”
　　
　　“来两杯，怎么样？”恰雷弯身问道，他那麻利的两手已在忙着把瓶瓶罐罐、一包一卷往鲁萨诺夫的床头柜上搬。
　　
　　“这可不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摇摇头。“得我们这种病是严格禁止……”
　　
　　一个月以来，病房里任何人连想都没敢想，可是对恰雷来说，不这样似乎就没法活。
　　
　　“你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到了鲁萨诺夫床前的过道里，同他促膝而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沙！”恰雷亲热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等于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是要活呀――活得逍遥自在！”
　　
　　马克西姆・恰雷憨直的脸上显出信心十足和友好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六，医院里在星期一之前一切治疗均告暂停。晦暗的窗外雨下个不停，把鲁萨诺夫同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统统隔开了。报纸上没登悼念的照片，无以名状的委屈情绪凝结在心头。电灯早就赶在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照得病房亮堂堂，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倒是可以跟这个着实可爱的人一起喝一杯，吃一点，尔后打打扑克。（他玩扑克，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们来说，也会是条新闻！）
　　
　　恰雷可真是个机灵鬼，酒瓶已被他放在枕头底下了。他用一个手指使瓶盖开了封，在膝盖旁边悄悄地给两人各斟了半杯。他们就在那里碰了碰杯。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真正按俄罗斯人的风格，把前不久的恐惧、禁忌和誓言一概置之不顾，只想洗去心头的郁闷，让自己感到温暖。
　　
　　“咱们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帕沙！”恰雷安慰他说，他那怪模怪样的面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甚至变得很凶。“谁活够了，那他尽管等死好了，可咱们俩一定得活下去！”
　　
　　这句话成了祝酒辞，他们干了杯。鲁萨诺夫在这一个月里身体变得十分虚弱，除了淡淡的红酒什么也没喝过，现在却一下子像点着了火，而且这团火不断地蔓延，扩散到全身，仿佛还对他说：没有必要耷拉脑袋，进了癌症楼人们照样生活，还要从这里出去。
　　
　　“这些个……息肉……使你疼得厉害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的，不停地疼。可我不理它…帕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了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呢，而你以为怎么着？瞧，就在那个小瓶子里…伪什么要喝酒精呢？因为立马上就能被吸收，多余的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你负过伤吗？”
　　
　　“没有。”
　　
　　“你运气好…而我负过两次伤：这儿，还有这儿，你瞧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了100克左右。
　　
　　“不能再喝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怎么坚决地推辞说。“危险啊。”
　　
　　“什么危险？是推向你灌输了鬼话，说是危险？……来，吃番茄！啊，多好的番茹！”
　　
　　说得对，既然开了戒，喝100克银喝200克有什么不同？既然伟人死了也没有人提起，喝200克跟喝250克有什么两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二杯也干了，表示铭记主人的盛情厚意。一干到底，就像在忌日宴上一样。他满怀忧伤地撇了撇嘴。随后把番茄往扭曲了的嘴唇中间送。他会意地倾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个人的脑门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嘿，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1000克番茄卖一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能卖30卢布。那还抢不到手呢！可要带吧――不行。托运吧――不接受。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倒说说，为什么不可以？……”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中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小人物来到站长面前：‘你，站长，想活下去吗？’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以为这人是要来杀害他……可是这个人却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了3张100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说“那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你就吩咐他们把我的那批番茄作为行李托运好了！’就这样，帕按，生活胜利了！一列运行的火车，名义上是‘客车’，而实际上运的全是番茄：行李架上是番茄筐，行李架下也是番茄筐。给列车员一点小费，给检票员一点小费。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便是另外一些检票员了，那就对他们也表示点小意思。”
　　
　　鲁萨诺夫已感到晕乎乎了，浑身发热，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似乎不大对头……协调不起来……岂不违背…，
　　
　　“这是背道而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固执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该不好……”
　　
　　“不好？”恰雷感到惊奇。“那你尝尝这种不威不淡的脑番茄！还有这鱼子酱，也来点…在卡拉干达，石墙上刻着大字：‘煤就是粮食’。不消说，这是指工业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的番茄却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往那里运，那就一点也不会有。人们花25卢布抢到一千克，还要说一声谢谢。这样总算看到了番茄，否则连影儿也见不到。在卡拉干达那里，人蠢到什么程度，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找了一些警卫、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往自己那里运，而是把他们分布在草原上把守各条路口――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就那么一直把守着，这些蠢货！……”
　　
　　“怎么，你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噢丧。
　　
　　“怎么会是我呢？我么，帕抄，不是带箩筐跑单帮的。我是带公文包的。是带小小的手提箱的。有的少校、中校出差证快到期了，就去敲售票处的窗口，可是车票却弄不到！根本弄不到票！！……我可从来不去敲那儿的窗口，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上要弄到票就得去找烧开水的，在哪个车站上就得去找行李寄存处。你要知道，帕沙，生活永远都是占上风的！”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广
　　
　　“我的工作，帕沙，是技术员。虽然我没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当经纪人。我干工作就是为了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哪儿没有油水了，我就离开那里。懂了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觉察到，事情不是那么对头，甚至有点儿偏离了方向。然而，他是那么好、那么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忍心得罪他。
　　
　　“不过，这样好吗？”他只是试探。
　　
　　“好，很好！”马克西姆让他宽心。“你吃这小牛肉。一会儿咱们再把你的糖渍水果干掉。帕沙！咱们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应当过得快活，帕沙！”
　　
　　这一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不同意，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只不过……
　　
　　“你知道，马克西姆，这是不合法的……”他婉转地提醒对方。
　　
　　“怎么说呢，帕抄，”马克西姆同样坦诚地回答，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这个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可有的地方喜欢长鸡巴！……”
　　
　　恰雷说完便哈哈大笑，还直拍鲁萨诺夫的膝盖，鲁萨诺夫也忍不住笑得身子发抖：
　　
　　“想不到你连这样的诗也知道…暗，马克西姆，你还是个诗人啊！”
　　
　　“那你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工作？”新朋友向他打听。
　　
　　不管他们搂着肩膀谈得多么投机，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情不自禁地端起了架子：
　　
　　“总的来说，我是搞人事工作的。”
　　
　　他说得比较谦虚。事实上当然还要高些。
　　
　　“在什么地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了在哪儿。
　　
　　“听我说！”马克西姆大为高兴。“有一个很好的人得安排个工作红包儿’，你放心，按规矩办事！”
　　
　　“你说什么呀！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气了。
　　
　　“怎么叫想到哪儿去了？”恰雷感到惊讶，他眼睛里又开始颤动着探求生活意义的那种目光，只是由于酒喝多了而变得有点模糊。“要是人事干部不接受‘红包儿’，那他们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养活孩子？访问，你有几个孩子？”
　　
　　“这报纸您看完了吧？”在他们头顶上方响起了低沉的、令人不快的声音。
　　
　　这是猫头鹰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一双浮肿的眼睛不怀善意，病号长衫的衣襟敞开着。
　　
　　原来报纸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坐在身下，有点弄皱了。
　　
　　“拿去吧，请拿去吧！”恰雷应道，一边从鲁萨诺夫身下把报纸往外抽。“你抬抬屁股，帕沙！拿去吧，大叔，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们舍得给。”
　　
　　舒卢宾绷着脸接过报纸就想回去，但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他留住了。就像舒卢宾默默盯着别人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开始对他仔细打量，此时则看得尤为真切和清楚。这个人可能是谁？为什么他的脸是那么不同寻常？
　　
　　科斯托格洛托夫此刻以递解过程中见面第一分钟就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半倒悬的仰卧状况下问道：
　　
　　“大叔，您倒是干什么工作的？”
　　
　　舒卢宾不只是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都转向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又盯着他。一边盯着不放，一边又似乎用脖子奇怪地画了个圈，好像他觉得领口太紧，但事实上他的内衣领口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突然，他回答了问话，没有置之不理：
　　
　　“图书馆管理员。”
　　
　　“是在什么地方？”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迟疑，赶紧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技术专科学校。”
　　
　　不知为什么――想必由于他那目光的冷酷，由于他在角落里像鸿鸣一样保持沉默，鲁萨诺夫就是想羞辱他一下，教训教训他。也或许是伏特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使他嗓门很高、态度很轻率地喊道：
　　
　　“毫无疑问，不是党员峻？”
　　
　　猫头鹰那淡褐色的眼睛转向了鲁萨诺夫。眼睛眨巴了一下，似乎以为听错了。又眨巴了一下。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恰恰相反。”
　　
　　说罢，就向房间的另一端走去。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病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

金豆豆

　　第二十四章　输血
　　
　　科斯托格洛托夫坐在花园长椅下面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两条穿靴子的腿笨拙地盘着，膝盖几乎碰到地。两只胳膊像鞭子似的垂到地上。没戴帽子的脑袋耷拉着。他就那么坐着晒太阳，身穿灰色的病号长衫，敞着衣襟――他一动不动、折弯腰似的样子就像这块灰色的石头。他的一头黑发和背部已被烤得发烫，可是他依然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接受阳春3月的温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坐上很久，从阳光中补充他过去在面包和菜汤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从旁边来看，甚至看不出他的肩膀还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然而，他的身子也不向哪一边倾斜，似乎保持着平衡。
　　
　　楼下的一个胖护理员，就是当初要把他从走廊里撵走以免破坏无菌状态的那个高大的女人，特别喜欢嗑葵花籽儿，此时在小径上悠闲自在地嗑了几颗，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用市场上招待顾客似的热情声调招呼他：
　　
　　“喂，他大叔！你听见了吗，他大叔！”
　　
　　科斯托格洛托夫抬起头来，迎着阳光脸上堆起了皱纹，他带着扭曲了的眉头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
　　
　　“到换药室去，大夫叫你。”
　　
　　他是那么习惯地坐在那里，像一块晒热了的化石，没有一点想动弹的愿望，实在不想站起来，仿佛是被叫去做他所痛恨的苦工。
　　
　　“哪个大夫？”他嘟哝了一句。
　　
　　“哪个要你去，哪个才叫你！”护理员抬高了声音。“我可没有义务在园子里到处找你。就是说，走吧。”
　　
　　“我并不需要换什么药。肯定不是叫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赖着不走。
　　
　　“是叫你，是叫你！”说话之间护理员嗑了几颗瓜籽儿。“像你这样的长脚仙鹤还能跟谁搞错了？这样的宝贝，我们这里就你一个。”
　　
　　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伸直了两腿，随后支撑着身子，一边呻吟一边站起来。
　　
　　护理员不以为然地瞧着他：
　　
　　“老是走来走去，不注意保养精神。得好好躺着才是。”
　　
　　“哎哟，你可真是个阿姨，”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
　　
　　他沿着小径蹒跚地走去。腰上没束皮带，驼着个背，没有半点军人的仪表。
　　
　　他朝换药室走去，准备迎接一件什么新的不愉快的事情，并把它顶回去，至于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还不知道。
　　
　　在换药室里等他的不是10天前就接替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埃拉・拉法伊洛夫娜，而是一个年轻的胖乎乎的女人。说这个女人面色红润还远远不够，她的面颊简直是火红的，显得那么健康。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第一次见到她。
　　
　　“您姓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刚到门口，她就冲着他问。
　　
　　虽然阳光已不直射眼睛，但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眯缝着眼睛瞧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急于了解和判断的是究竟要干什么，而不是忙着回答。有时候需要隐姓埋名，有时候还需要撒谎。他还不知道这会儿该采取什么对策。
　　
　　“嗯？您姓什么？”胳膊圆鼓鼓的那个女医生又问了一遍。
　　
　　“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勉强承认了。
　　
　　“您跑到哪儿去了？快脱衣服！到这边来，躺到台子上！”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会儿才一下子全想起、全看见、全明白了：原来是要给他输血！他忘了这是在换药室里进行的。但是，第一，他仍然坚持原则：别人的血不要，自己的血不给！第二，对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姐儿们他信不过，她本人就好像喝足了献血者的血。滚加走了。又是新医生，而新医生有另一套习惯，会出新的差错，谁会相信这种没有任何常规的、走马灯式的鬼名堂？
　　
　　他绷着脸脱去病号长衫，想找个地方挂起来（护士指给他看挂到哪儿），其实心里在找借口拒绝输血。长衫挂好了。上衣也脱下来挂好了。靴子推到角落里（在楼下这里有时候也可以穿着鞋）。他光着脚在铺着干净漆布的地板上走过去，躺在一张高高的、铺得比较软的台子上。他还想不出借口来，但他知道马上就能想出来。
　　
　　台子上方亮闪闪的不锈钢支架上挂着输血器械：橡皮管和玻璃管，其中一只玻璃管里有水。这个支架上有好几个可以用来插各种容量的玻璃瓶子的圈：有50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有125毫升的。一只125毫升的瓶插在圈中，里面略带褐色的血浆一部分被写着血型、献血者姓名和献血日期的标签遮住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睛习惯于捕捉不该看的一切，他利用爬上台子的那一会儿工夫，已经把标签上写的什么都看清楚了。这时他并不把头靠到润头的地方，却马上就此做起文章来：
　　
　　“畸――嘿！2月28号！是陈血。不能输。”
　　
　　“您是怎么考虑的？”女医生恼怒了：“什么陈血新血的，您对于血液保藏懂得什么？血液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
　　
　　她一生气，使本来就已很红的脸变成了紫红色。裸露到肘弯的胳膊丰腴而白里透红，但皮肤上有一些粉刺粒儿，不是由于寒冷引起的鸡皮疙瘩，而是天生就有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些粉刺粒儿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拿定了主意，决心不让输血。
　　
　　“把袖子卷上去，手臂放松！”女医生向他下令。
　　
　　她已经干了一年多的输血工作，不记得还有哪个病人不是多疑的：每个人都摆出那种架式，仿佛他是伯爵血统，生怕被别人的血搞混。病人们必定会眼睛瞅着瓶子，声称颜色不正，血型不对，日期太久，是不是大凉或太热，是否凝结，而有的干脆说：“你们要给我输的是坏血吧？”――“为什么说是坏血？”――“那上面明明写着，‘切勿动用’。”――“那是因为原先已经指定给一个人输的，后来没有必要再输了。”即使病人勉强同意输血了，嘴里还在嘀咕：“反正这血的质量不好。”全凭坚强的毅力她才得以摧毁这些愚蠢的疑虑。何况，她总是得抓紧时间，因为一天要在好几个地方输血，给她规定的工作量相当大。
　　
　　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所医院里已经看到过因输血而造成的胳膊血肿，也看到过输血之后造成的恶寒颤栗，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信赖这对不耐烦的、长着粉刺粒儿的淡红色的丰满手臂。对他来说，自己的血，纵使遭到爱克斯光的破坏变成滞缓的病血，也毕竟比补充进来的新血更宝贵。自己的血将来总会复元。如果由于血液情况不好，院方提前停止治疗，那就更好。
　　
　　“不，”他阴郁地表示拒绝，既不把袖子卷起来，也不使手臂放松。“你们那是陈血，而我今天也不大舒服。”
　　
　　他明明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该一下子提出两条理由，而是只提一条，可他却两条理由同时脱口而出。
　　
　　一现在就给您量血压，”医生没有被难倒，护士也已经把血压计给她拿来了。
　　
　　这位女医生是新来的，护士则是这儿换药室的，不过奥列格跟她没打过交道。护土可说是个小姑娘，但个子挺高，肤色有点儿黑，眼睛的轮廓有点像日本人。她的头发梳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样式，护士帽也罢，甚至三角巾也罢，都无法将这发型遮住，因此，这座发塔上的每一道飞檐，每一终卷发都被耐心地用一条条绸带绷了起来，这就是说，她大约需要提前15分钟上班才来得及缠好。
　　
　　这一切跟奥列格全不相干，但他颇有兴趣地端详她那白色冠冕，竭力想像这姑娘除去了绷缠的绸带发式是什么样儿。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位女医生，必须跟她斗，毫不迟疑地提出异议，找借口推托，可他却在打量眼睛轮廓像日本人的姑娘，耽误时间。跟任何年轻女子一样，仅凭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每一走步都带有这个谜，每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手臂已被一条黑蛇似的橡皮管扎紧，测量的结果表明，血压是适宜的。
　　
　　他正欲开口说出不同意输血的下一个理由，忽然门口有人来叫女医生去接电话。
　　
　　她愣了一下，走了出去。护士把黑色的橡皮管装进了匣子，而奥列格还是那么脸朝上躺着。
　　
　　“这医生是从哪儿来的，嗯？”他问。
　　
　　这姑娘声音的旋律也都跟她内涵的谜有关，她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一边倾听自己的声音一边说：
　　
　　“从输血站来的。”
　　
　　“可她为什么把陈血拿来？”奥列格想从这姑娘那里哪怕是探探口气。
　　
　　“这不是陈血，”姑娘平稳地转过头去，顶着冠冕在室内走。
　　
　　这姑娘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凡是她需要知道的她都知道。
　　
　　也许，这的确是如此。
　　
　　太阳已转到换药室这一边。虽然阳光并不直接射到这里来，但两扇窗子被照得十分明亮，还有一部分天花板被投上了不知由于什么东西而反射过来的一大片光影。屋子里很亮堂，而且整洁、安静。
　　
　　呆在这屋子里倒是不错。
　　
　　奥列格看不见的那扇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刚才的那个女医生。
　　
　　来者几乎没有发出囊囊的脚步声，没有用鞋跟跺地的轻重会显示自己的个性。
　　
　　不过，奥列格却猜到了。
　　
　　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样走路。这屋子里就缺少她，只缺她一个人。
　　
　　感加！
　　
　　是的，是她。她进入了他的视野。她是那么自然地走了进来，仿佛刚从这里出去了一会儿。
　　
　　“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感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奥列格露出了笑容。
　　
　　他没有大声嚷嚷，而是轻轻地、高兴地问了这么一句。他也没有试图坐起来，虽然没有被缚在台子上。
　　
　　屋子里变得彻底明亮、整洁、安静了。
　　
　　薇加自有自己的问题要问，也是笑眯眯地说：
　　
　　“您在造反？”
　　
　　但此时奥列格反抗的意图已经消失了，反而为躺在这台子上感到自在，你还不大容易把他就那么赶走呢，他回答说：
　　
　　“我？……不，该造的反已经反过了……您到哪儿去了？一个多星期了。”
　　
　　她站在他身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开来说，仿佛在向一个头脑迟钝的学生口述不习惯的生字：
　　
　　“我去建立了几个肿瘤防治站。从事抗癌宣传。”
　　
　　“是什么下基层吗？”
　　
　　“是的。”
　　
　　“以后还要去吗？”
　　
　　“暂时不去。您是觉得不舒服吗？”
　　
　　这双眼睛里洋溢着什么呢？从容不迫的神情。关怀的神情。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最初的忧虑神情。总之，这是一双医生的眼睛。
　　
　　但除了这一切，这双眼睛还是淡咖啡色的。就是一杯咖啡里兑进两指深的牛奶后的那种颜色。不过，奥列格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连颜色也不记得了，可这双友好的眼睛却怎么也不会忘！可以说，这是老朋友的眼睛！
　　
　　“不，没什么，不要紧。大概是我晒太阳晒过头了。坐着坐着，差点儿睡着了。”
　　
　　“您怎么能够晒太阳呢！肿瘤切忌加温，难道您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以为指的是不能用热水袋呢。”
　　
　　“可是更不能晒太阳。”
　　
　　“这就是说，黑海的海滨浴场是不准我去的接？”
　　
　　她点了点头。
　　
　　“生活啊…哪怕把流放换成去诺里尔斯克也行。”
　　
　　她耸了耸肩膀。这不仅超出了她的能力所及，而且也超出了她的理解所及的范围。
　　
　　这会儿就该问她：为什么您说已经出嫁了…难道没有丈夫――是一种屈辱吗？
　　
　　然而他问的是：
　　
　　“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什么？”
　　
　　“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协议。您答应过，要亲自给我输血，不交给任何实习生来做。”
　　
　　“她不是实习生，相反，她是专家。专家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不过她已经走了。”
　　
　　“怎么走了？”
　　
　　“给叫去了。”
　　
　　懊，走马灯！要摆脱走马灯，还得靠走马灯。
　　
　　“这么说，现在由您来管了？”
　　
　　‘堤的。不过您说的陈血是怎么回事？”
　　
　　他一摆脑袋指给她看。
　　
　　“这血不是陈血。但这不是要给您输的。您要输250毫升。这才是给您的。”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另一张小桌子上取来一只瓶子让他看。“您看上面的标签，仔细检查一下。”
　　
　　“说真的，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是可恶的生活把我搞成这样的：对谁也不相信，对什么都要自己检查。可是您以为，在不需要检查的时候我不高兴吗？”
　　
　　他说这话时是那么疲劳，似乎已奄奄一息。然而，他不能完全不让他那善于观察的眼睛去核实一下。结果他看到标签上写着：“A型――伊・列・雅罗斯拉夫采娃――3月5日。”
　　
　　“噢！3月5日――这非常合适！”奥列格振奋了起来。“这很有好处。”
　　
　　“您总算明白了这对您有好处。可您争辩了多少次！”
　　
　　其实是她不明白。赔，算了。
　　
　　于是他把内衣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让右臂放松，搁在身旁。
　　
　　的确，对于他这样老是存着戒心处处留神的人来说，最大的轻松就在于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态度和蔼、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轻手轻脚，决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他躺在那里，仿佛是在休息。
　　
　　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像花边似的光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连这个不知由什么反射过来的光影，此刻也使他感到亲切，为这一整洁、安静的房间增添了一种装饰。
　　
　　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却循诈地从他静脉里抽出了几毫升的血，摇动离心机，倒在分成四格的盘子里。
　　
　　“为什么要分成4格？”他问这话仅仅由于一辈子都习惯于到处问长问短。其实，此时此刻他甚至懒得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一格是为了确定相容性，3格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
　　
　　“如果血型符合，何必还要确定相容性？”
　　
　　“那是要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形很少，但是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要转动呢？”
　　
　　“为了剔除红血球。您倒是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渐渐变得隐约可见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3月5日的那瓶血浆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错上。之后她把一个小枕头垫在奥列格的胳膊肘底下，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臂肘的上方并开始绕紧，一边以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看紧到什么程度算是够了。
　　
　　奇怪，他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什么谜。其实什么谜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姑娘罢了。
　　
　　汉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注射器是一般的那种，里边装有透明的液体，然而针头却不寻常：它不是针，而是一根细管子，末端呈三角形。当然呷，管子本身倒没什么，只要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他说话，其实却颤动着一边的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过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瞧，已经好了。”
　　
　　这里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方？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想：大概是为了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为了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由放松到解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输血装置的端头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于是汉加尔特就把这个端头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就这样一手按住，一手将上面的螺丝稍稍旋松。
　　
　　在这个装置稍粗的一截玻璃管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开始慢慢地穿过透明的液体升起。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然而，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是想问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的一切都似乎呈现出节目的欢快，天花板上的这个淡淡的光影尤其如此。
　　
　　针头得一直那么插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没降低。
　　
　　“您还有事情要我做吗，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土婉转地问，同时又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没有事情要做，”汉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这会儿想出去一下……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倒是没有事情要您做了。”
　　
　　于是这护士顶着白色的冠冕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屋里剩下了他们俩。
　　
　　气泡缓缓地上升。但该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也就不再升起来了。一个也没有了。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关上了？”
　　
　　“怎么，您又想知道？”她微微一笑。但这笑带有鼓励的意思。
　　
　　换药室里非常安静――老式建筑的墙壁，门也厚实。说话只须略高于耳语声就行了，简直可以把话像呼气一样不费力地吐出去。他们就是想这样交谈。
　　
　　“是啊，都怨这可恶的性格。老是想知道得更多，超过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的嘴唇对于说出的话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以极其微小的动作――以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以稍稍撅起、微微牵动去加强并进一步阐发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输了最初的25毫升以后，应当暂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病人的感觉。”她的一只手依然按着紧挨针头的那个端头。她带着微微绽开的笑容，和蔼地弯身俯视他的眼睛，仔细检查：“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眼前这个时候觉得很好。”
　　
　　“说‘很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很好。比‘好’还好得多呢。”
　　
　　“有没有觉得发冷，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是使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工作，工作对象似乎是第三者，他俩正在同心协力地对其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呢？”
　　
　　“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权利的时候就这样久久地彼此眼睛望着眼睛，无须移开视线，那可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究竟糟在哪里？您指的是什么地方？……”
　　
　　就像一个朋友，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但得到的将是当头一律。奥列格已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挨上这一棒了。不管这淡咖啡色的眼睛里怎样充满了柔情，这一律是怎么也避不开的。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助纣为虐，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惊奇地看到目光一掠而过时所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用不着说话也会使真情进发，怎么也抑制不住。
　　
　　“您怎么能那样苦苦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那种针的意义？可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激素疗法吗，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当然，像这样对毫无戒备的眼睛搞突然袭击，是不诚实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问出点名堂来。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惶然不知所措了。
　　
　　于是，汉加尔特医生――不，是藏加――把视线移开了。
　　
　　就好像还没被彻底击溃的一个连队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她看了看瓶子，但那有什么可看的，血岂不是被关住了？她又看了看气泡，但气泡已不再上升。
　　
　　于是她旋开螺丝。气泡升起来了。大概到时候了。
　　
　　她摸了摸从装置垂向针头的那一截橡皮管，似乎在帮助排除管子里滞留的什么。还往端头下面垫了点棉花，使管子不致有一点点弯曲。这时她又用手中的橡皮膏把端头贴在他胳膊上。还把橡皮管从他这只手的像钩子一般随意翘着的指头中间穿过，这样也就使管子自然而然地固定住了。
　　
　　现在薇加没有必要再拿住橡皮管，也不必站在他身旁，不必望着他的眼睛了。
　　
　　她脸色阴沉、严肃地调整了一下输血装置，使气泡上升得稍微快些，接着说道：
　　
　　“就这样，别动弹。”
　　
　　说完，她走开了。
　　
　　她没有走出房间，只是走出了他眼睛这个镜头所能捕捉的画面。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一只带各种装置的支架，一瓶褐色的血浆，烟烟闪亮的气泡，阳光照耀的窗子顶端，每扇6格的窗子映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再就是有一个隐约可见的淡淡光影的整个天花板。
　　
　　而薇加不见了。
　　
　　但是他问的话没有下文了，像一件什么东西由于手脚不灵而没有传递好。
　　
　　所以她没有接住。
　　
　　奥列格还得继续在这上面花工夫。
　　
　　凝视着天花板，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喃喃自语：
　　
　　“要知道，我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生活。既然直到骨髓里我都记得自己是个永久的囚犯永久的罪人，既然命运不会为我带来任何较好的前景，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人为地扼杀我身上的这种能力，那么，何必去拯救这样一条命呢？为了什么？”
　　
　　这话薇加全都听见了，但她是在镜头之外。也许这样更好：话比较容易说出口。
　　
　　“先是剥夺了找的个人生活，现在还要剥夺我……传种的权利。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谁还需要我？……岂不是废物中的废物！供人怜悯吗？……去接受施舍吗？……”
　　
　　薇加沉默不语。
　　
　　天花板上的那个光影，不知为什么偶尔会颤动：莫非是边缘在收拢，还是有一道皱纹掠过，似乎它也百思而不得其解。过后它又不动了。
　　
　　透明的气泡欢快地发出咕嘟声。瓶子里的血浆渐渐下降了。已经输了四分之一。是女人的血。伊琳娜・雅罗斯拉夫采娃的血。这人是个姑娘？还是老太婆？大学生？还是小商贩？
　　
　　“施舍・”
　　
　　突然，仍在镜头之外的藏加说话了，她简直不是反驳，而是在什么地方要全身挣脱开来似的：
　　
　　“要知道，这不是事实…您难道真的那么想吗？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想法…您不妨扪心自问！您是受了别人的影响，否则您不会有这种思想情绪！”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激烈地说话。他没有料到，她的话会这样一针见血。
　　
　　她骤然中止了自己的话头，默不做声了。
　　
　　“那该怎么想呢？”奥列格试图小心地引导她继续说下去。
　　
　　噢，多么静啊！就连气泡在密封瓶子里的咕嘟声也听得见。
　　
　　她感到说话很困难！她试图越过这道鸿沟，可是力不从心，气喘吁吁。
　　
　　“总有人不是这样想！哪怕为数不多，只是极少数，但毕竟不是这样想的！要是全都这样想．那还有什么人可能相处？有什么意思？……再说，那还活得下去么…”
　　
　　这最后一句话她又是绝望似地喊了出来――她终于越过了鸿沟。她似乎以自己的喊声将他猛促了一下。似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将他推了一下，为的是把他那守旧的笨重身躯推向谁一可以得救的彼岸。
　　
　　于是，就像顽童用葵花秆做的投石器（其作用是加长胳膀）甩出去的一颗石子，甚至像战争最后一年长筒炮里射出去的一发炮弹（先是轰隆一声，咬咬地啸叫，接着在高空中扑味扑味地响），奥列格腾空而起，按一条疯狂的抛物线飞行，挣脱了固有的束缚，扫除一切障碍，掠过自己一生的第一片荒漠和第二片荒漠，飞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地方。
　　
　　那是童年度过的地方！他一时竟没认出来。但当他眨巴着还有点模糊的眼睛认出来以后，立即感到十分羞愧，因为他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就曾经那么想过，可现在不是由他告诉薇拉，而是由薇拉作为一大发现首先告诉他。
　　
　　记忆里似乎还有一件事与此有关，得赶快想起来，快点想想，对了，他想起来了！
　　
　　他很快就想起来了，但说起来却十分审慎，不留什么把柄：
　　
　　“对年代有一个姓弗里德兰德的医生，是个性病专家，他的著作曾轰动过我国。当时人们认为让群众和青年人打开眼界是很有益处的。这像是宣传卫生常识，谈的都是些最不便于谈的问题。总的说来，这大概是必要的，比假惺惺地保持沉默好得多。有一本书是《在关着的房门里边》，还有一本是《论爱情的苦恼》。您……没有机会读过这些书吧？至少，作为医生，您读过吗？”
　　
　　气泡偶尔发出咕嘟的声音。也许还有呼吸的声音从镜头画面之外传来。
　　
　　“我承认，我很早就读过了，当时大概才12岁。不消说，是瞒着大人偷偷读的。读了以后感到震惊，但也感到空虚。感受么……可说简直不想活了……”
　　
　　“我――读过，”忽然，一个淡漠的声音回答他。
　　
　　“是吗？是吗？您也读过？”奥列格喜出望外。他说“您也读过？”这话的时候，仿佛此刻仍是他首先涉及这个问题。“摆在面前的是如此彻底的、符合逻辑的、无可辩驳的唯物主义，试问…循着还有什么意思？这里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用百分比表示出有多少女人什么也感受不到，有多少女人感受到狂喜。这些不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女人为了……探索自己，从一个范畴转到另一个范畴……”在不断回忆起新的内容的同时，他倒抽了一口气，好像碰痛了或烫痛了什么地方似的。“作者无情地断言，夫妇关系中任何心理因素都是第二性的，任何所谓的‘性格不合’都可以用生理学去加以解释。这，您大概都还记得。您是什么时候读的？”
　　
　　她没有回答。
　　
　　本来是不应该追问的。总而言之，他大概太粗鲁，而且直来直去地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一点也不懂得跟女人谈话的技巧。
　　
　　天花板上那奇异的淡淡的光影忽然起了涟漪，某处一些银色的点子炯炯闪亮，向前浮动。根据这一浮动的涟漪，根据这些极其微小的波纹，奥列格终于明白了：天花板上那团有如高空星云般神秘的迷雾，只不过是窗外墙角下一潭积水的反照，一个尚未干涸的水洼的映像。而此刻，起了微风。
　　
　　薇加默不做声。
　　
　　“请您原谅！”奥列格表示歉意。他觉得向她道歉是件愉快的、甚至是甜蜜的事情。“我似乎没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好……
　　
　　”他试图把头朝她扭过去，但还是看不见她。“要知道，这将毁掉世上一切有人性的东西。要是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要是接受这一切……”现在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自己原来的信念，并且力图说服她！
　　
　　这时，我加回来了！她进入了画面――脸上根本没有刚才他听出来的那种绝望和激愤的表情，而是只有平时那种和善的笑意。
　　
　　“我正是希望您不要接受这一点。而且，我相信您不会接受的。”
　　
　　她甚至容光焕发。“这正是他童年的那个小伙伴，一起上学的那个小姑娘，他怎么会没认出她呢！
　　
　　他很想说句普通的、亲昵的话，例如“把你的小手伸出来！”很想跟她握握手，说：“赌，我们谈得多么投机，真是太好了！”
　　
　　但他的右臂插着针头。
　　
　　真想直呼其名――薇加！或者――薇拉！
　　
　　但是没有可能。
　　
　　瓶子里的血浆这时已降低了一半。前几天，这血还在别人的体内流动，那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可现在正把红褐色的健康注入他的体内。此外，它当真什么也没有带来么？
　　
　　奥列格注视着薇加那轻盈移动的一双手，看她怎样把肘下的小枕头垫子，怎样把端头下面垫上棉花，手指怎样去摸橡皮管子，怎样把支架可以移动的上半部分连同瓶子一起稍稍抬高些。
　　
　　他不只是想握一握她的手，甚至想吻一吻她的手。

金豆豆

渣兄不用管我。我复制粘贴出来，阅读方便一些。

炉渣渣

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这句我以前曾经抄在本子上，很经典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4-10-27 23:54
渣兄不用管我。我复制粘贴出来，阅读方便一些。

好的，不管～～

金豆豆

金豆豆 发表于 2024-10-27 23:39
　　第五章　医生的焦虑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 ...

从前的从前，或者说，在这本书里面，医患关系的紧张，大多来源于彼此（主要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焦虑和不信任~~而现代社会医患关系的话题，却更多来源于医院营利性的过度治疗、滥用高价药物等等，……造成整个行业的社会公信力的丧失~~~~

这几章，真看得我有点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