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贴出福老爷子这本《魔鬼的抉择》赶脚对不起这本神作

炉渣渣

特别是又刚刷完英剧战地神探，最后一季讲的就是这些事，二战刚结束，老百姓以为松了口气，结果发现日子并不好过，热战变冷战，从来就没断过。

还有乌克兰，现在的俄乌战争，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其实早就开始了，只是乌克兰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一切让我们从书上开始吧，虽然是虚拟的，但比现实更现实，因为现实中的你看不到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你的世界只有电脑屏幕这样大。

炉渣渣

前言
　
　　美国总统读着备忘录，脸上越发露出了恐怖的神色。
　　“骇人听闻，”他在读完时说道，“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总归有人要丧命的。”
　　亚当·芒罗站在对面望着他，毫无怜悯之情。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已认识到，政客们在原则上对于人头落地是不怎么反对的，只要公众无法看出他们本人与此有什么牵连。
　　“这种事以前是发生过的，总统先生，”他毅然决然地说道，“毫无疑问，以后还会发生。在‘企业’里，我们称之为‘魔鬼的抉择’。”

炉渣渣

政客们在原则上对于人头落地是不怎么反对的，只要公众无法看出他们本人与此有什么牵连。

开篇第一句就把我震了，川谱晋凉不就是这样

炉渣渣

　　序幕
　　
　　如果不是一个名叫马里奥的意大利籍海员目光敏锐的话，遇难者则可能在日落前命赴黄泉。即令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之中了。他身上几乎衣不遮体，由于烈日的燎烤，身上裸露的部位已造成二级晒伤；浸在海水中的部位已被海水泡得又白又软，就像腐烂的鹅翅膀一般。
　　
　　马里奥·柯西奥是“加里贝尔迪”号轮船上的厨师兼服务员。“马里贝尔迪”号是一艘讨人喜欢的旧商船，它从布林迪西起航，正缓慢地驶向因杰角，然后再继续向土耳其北岸东部尽头的特拉布宗港行进，去装运从安纳多卢发货的一批杏仁。
　　
　　就在1982年4 月下旬的一个早晨，马里奥拿定主意要将一桶土豆度从上风栏杆处倒人海里，而没有从船尾的垃圾运送槽中倒掉。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别人也没有要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黑海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的厨房里没完没了的热蒸气。他踏上甲板，走到右舷栏杆跟前，使劲把土豆皮倒人了海中，大海漠然置之，顺其自然。然后他掉转身来，蹒跚地向他的工作岗位走去。刚走了两步他就停下了，皱着眉头，又转过身来走回到栏杆跟前，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
　　
　　“加里贝尔迪”号当时正向东北偏东方向行驶以绕过因杰角，所以当马里奥用手遮住阳光而越过横梁朝船尾方向凝视时，正午的阳光正好直射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确信，在20海里以南的土耳其海岸和轮船之间，他看见有一个东西在汹涌的淡蓝色海面上漂浮着。由于无法再看到那个东西，他急忙快步走到后甲板上，沿着外面的扶梯攀上桥楼的翼台，并再次凝视着。在徐徐涌起的浪峰之间，他在一刹那又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物体。他向身后开着的舱门转过身去，舱门通向驾驶台，他大声喊道：“船长！”
　　
　　说服船长维托里奥·英格拉奥颇费一番口舌，因为马里奥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但船长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确实有一个人漂浮在海面上，他是有责任掉转船头去看个究竟的，况且雷达上也确实显示出了回波。船长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才掉转了船头，把船驶向马里奥所指的出事海面，那时，船长自己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小船几乎不到14英尺长，船身也不很宽。那是一艘轻型快艇，可能是那种海轮上携带的单座艇。在船体中线的前部，有一块座板横跨船身，座板上有一个孔，是固定桅杆用的。不是船上根本就没有桅杆，便是桅杆没有固定好而翻过船体落人大海了。当“加里贝尔迪”号停下来在浪涛中颠簸的时候，船长英格拉奥靠在桥楼翼台的栏杆上，看着马里奥和水手长保罗·朗希开动摩托救生艇去把小艇拖到船旁。当小船被拖近时，居高临下是可以看到小艇里面的情况的。
　　
　　艇里的那个人躺在海水里，水积了有几英寸深。他瘦得皮包骨头，面容，憔悴，胡须很长，已经不省人事，他的头歪向一边，而呼吸很急促。当他被吊上船以及水手们用手摸着他脱了皮的肩膀和胸膛时，他呻吟了几声。
　　
　　“加里贝尔迪”号始终留有一个备用舱房以作病房之用，那位遇难者就被安置在这间舱房里。在马里奥的主动要求之下，船长就让他专门去照顾这位遇难者。马里奥很快就把这个人当做为他的私有财产，就像一个小男孩照料自己亲手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小狗那样关心备至。水手长朗希从急救药箱里取出一针吗啡给他作了注射，以减轻他的疼痛。他们两人便着手医治晒伤。
　　
　　作为卡拉布里亚人，他们对于晒伤是略知一二的；他们配制了世界上最好的晒伤油膏。马里奥从他的厨房里端来了一盆新鲜柠檬汁和酒醋各半的混合剂，又从他枕套上撕下了一块软棉布和取了一碗冰块。他把棉布浸人混合剂中，再包上十几块冰块，然后把它轻轻地敷在晒伤最严重的部位上，紫外线几乎已经穿透到此处的骨头。当冰冷的收敛剂使晒伤的肌肤散发出热量时，一缕缕的热气从昏迷者的身上冉冉升起。那个人颤抖了起来。
　　
　　“发点烧总比晒伤休克而丧命好。”马里奥用意大利语对他说。那个人未能听见，即便他听见了他的话，也会不解其意。
　　
　　朗希和船长一起走到摆着小艇的后甲板上。
　　
　　“发现什么了吗？”他问道。
　　
　　船长英格拉奥摇了摇头。“这个人身上一无所有，没有手表，没有写上名字的标签。穿一条廉价的衬裤，上面商标也没有。他的胡子看上去大概有十天没刮了。”
　　
　　“这里也是空无一物，”英格拉奥说，“没有桅杆，没有风帆，没有桨，没有食品，没有淡水箱。甚至连船名也没有，不过船名也有可能是剥落了。”
　　
　　“会不会是海滨胜地的游客，被风吹到了海面上呢？”朗希问道。
　　
　　英格拉奥耸了耸肩膀。“也可能是一只小货轮上的幸存者。”他说。“还有两天我们就要到达特拉布宗了。当他清醒过来会说话的时候，土耳其当局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开船吧。哦，我们还得给我们在特拉布宗的代理人发个电报，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我们靠码头时需要有辆救护车开到码头上来。”
　　
　　两天后，遇难者仍然昏迷不醒，连话也说不出来；他躺在特拉布宗一家市立的小医院的病房里，身上裹着洁白的床单。
　　
　　海员马里奥曾陪着这位遇难者随救护车从码头来到医院，同行的还有船方的代理人和港口的卫生检疫官员，那位官员曾坚持要检查这个神志昏迷的遇难者是否有什么传染病。马里奥在床边守候了一个小时才告别了那位仍在昏迷之中的朋友，回到“加里贝尔迪”号上去准备船员们的午餐了。那是前一天的情况，傍晚时分，这艘破旧的意大利不定期货轮就起航了。
　　
　　遇难人的床边现在站着另一个人，由一位警察和穿短大衣的医生陪着。这三个人都是土耳其人，但其中一个穿便衣的矮胖子说着能过得去的英语。
　　
　　“他会醒来的，”医生说，“但眼下他的病情很重，中暑、二级晒伤、昏迷，看起来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体质虚弱。”
　　
　　“这些是什么东西？”那个穿便衣的人指着插人病人双臂中的输液软管问道。
　　
　　“生理盐水和浓缩葡萄糖，帮助病人克服休克状态。”医生答道。“海员们用冰块使晒伤部位散热，也许就这样救了他的命。但我们已用甘汞制剂给他进行了清洗以帮助伤口愈合。现在他就托真主的福了。”
　　
　　尤米特·厄达尔是厄达尔——瑟密特海运贸易公司的合股人，兼任劳合社驻特拉布宗港的副代理。“加里贝尔迪”号的代理人已满怀感激之情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他。那位病人的眼睑在黝黑而又满是胡须的脸上微微颤动了起来。厄达尔先生清了清他的嗓子，弯下腰，用他说得最好的英语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得既缓慢又清楚。
　　
　　病人呻吟了起来，把头左右晃动了几次。这位劳合社的代表把头又凑近了一些倾听着。
　　
　　“佐拉兹意，”病人喃喃说道，“佐拉兹意。”
　　
　　厄达尔直起腰来。“他不是土耳其人。”他用斩钉截铁的调子说道。“但他的名字可能叫佐拉兹意。这个名字该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呢？”
　　
　　他的两个同伴都耸了耸肩膀。“我将通知伦敦的劳合社。”厄达尔说。“也许他们会掌握黑海的某个地方有船舶迷航的消息。”
　　
　　《劳合社海报》是世界各地海运行业中颇具权威性的日刊，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出版，只是登载有关海运的社论、特写和新闻。它的一位伙伴是《劳合社航运通报》，负责发布世界上3 万艘运营商船的动态报道，诸如船名、船主、注册旗号、建造日期、吨位以及最新获悉的驶离口岸及目的港。
　　
　　这两种报刊是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科尔切斯特市希本大街的一幢大楼里出版发行的。尤米特·厄达尔就是用电传向这幢大楼报告了有关船舶在特拉布宗港进出的情况。他在电传上又加上了一小段文字，以引起设在这同一幢大楼里的劳合社海运情报处的注意。
　　
　　海运情报处核查了海事记录，证实了近期在黑海并无迷航、沉没的船只，甚至连延误航期的船只也没有，然后就把厄达尔发来的这段文字转交给了海报的编辑部。一位编辑提议将此作为一则简要新闻登在第一版上，包括那个遇难者自己所说出来的那个名字。第二天上午，这则消息就见报了。
　　
　　4 月下旬那一天，大多数看了《劳合社海报》的人，对有关特拉布宗港那位身份不明者的消息都一翻而过。
　　
　　但这段消息却吸引住了一位男子敏锐的目光和注意力。他30岁刚出头，是一家租船代理公司的高级职员，且深受公司的信任。租船代理公司坐落在伦敦商业区中心一条名叫“铁拐修道士”的小街道上。公司中他的同事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德雷克。
　　
　　德雷克全神贯注地读了这则消息之后，便离开办公桌来到公司的海图室，查看了带边框的世界航海图。航海图上指示出了主要的风向和海洋环流情况。在春、夏季节，黑海大都刮北风，指示海洋环流的箭头呈逆时针方向环绕这个不大的海域。从黑海西北部远端的乌克兰南海岸，流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海岸，然后又向东转到伊斯坦布尔和因杰角之间的航道。
　　
　　德雷克在便笺簿上作了一些计算。一只小艇从敖德萨以南的德涅斯特河的三角洲地出发，在顺风和顺水的情况下，能以4 至5 节的速度行驶，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驶向土耳其，但三天之后，他就很可能向东漂流，偏离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转向黑海的东端。
　　
　　《劳合社海报》的“气象与导航”专栏也证实了九天以前该区域内的气候恶劣。德雷克沉思着，那种气候对一艘由一位生手来掌舵的小艇来说是会丢掉桅杆和所有的装载物品，并把船上的人都抛到海里去的，即便他能再次爬到船上来，但也只能任凭烈日和大海摆布了。
　　
　　两小时后，安德鲁·德雷克要求享用尚未动用的假期，为时一周。他的假期是核准了，但只能从5 月3 日，也就是从下星期一开始。
　　
　　他怀着期待的心情度过了那个星期，并从附近的旅行社预购了一张伦敦至伊斯坦布尔的来回票。这时，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他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用现款购买伊斯坦布尔至特拉布宗的联系。他还查实了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去土耳其是无须签证的。在下班之后，他到位于维多利亚的英国航空公司卫生中心为自己搞到了所需要的天花预防接种证书。
　　
　　他很激动，因为他感到经过多年的等待，现在也许正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找到他正要寻找的人。与两天前守候在那个遇难者床边的三个人所不同的是，他确实知道“佐拉兹意”这个词属于哪个国家的文字。他还知道，那并不是人的字名。病床上的那个人一直是在用他的母语喃喃地说着“被出卖了”。这是乌克兰语。这可能意味着那个人是一位逃亡的乌克兰游击队员。
　　
　　安德鲁·德雷克用的虽然是英国姓名，但他却是一个乌克兰人，而且是一个狂热分子。
　　
　　到达特拉布宗以后，德雷克首先到厄达尔先生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是从劳合社里的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这个名字的。他找了个借口：他要到土耳其海岸去度假，由于对土耳其语一窍不通，他可能需要有人帮忙。尤米特·厄达尔看了德雷克所能出示的介绍信，便欣然不去过问他的客人为什么希望见一见当地医院里的那个遇难者。他给医院院长写了一封私人介绍信。午饭过后不久，德雷克就被引进那个病人住的一间单人小病房里。
　　
　　当地那位劳合社的代理人告诉了他，这个病人在恢复神志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而在醒着的时候，他守口如瓶。当德雷克走进病房时，病人正闭目仰卧着。德雷克拿了一把椅子靠床边坐下，他对病人憔怀的面容凝视了一会儿。几分钟后，病人的眼睑颤动了起来，半睁开了眼睛，然后又闭上了。德雷克搞不清楚病人是否已经看见客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但他知道，此刻病人正处于近乎清醒的状态。
　　
　　他慢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对着病人的耳朵清楚地说道：“Shchene vtnra Urallla。”
　　
　　从宇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没有灭亡”，但也可以比较灵活地译成“乌克兰继续活着”。这是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俄国当局是禁止唱这首歌的，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会立即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病人眨着睁开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德雷克。几秒钟后，他用乌克兰语问道：“你是谁？”
　　
　　“和你自己一样，一个乌克兰人。”德雷克说道。
　　
　　病人的眼内布满了疑云，接着说：“卖国贼？”
　　
　　德雷克摇了摇头。“不，”他心平气和地说道，“论国籍我是英国人，在那儿出生和长大，我父亲是乌克兰人，而母亲是英国人。但在我的心里，我和你一样是乌克兰人。”
　　
　　床上的那个人执拗地盯着天花板。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是伦敦签发的，但不能说明什么。一位俄国的秘密警察也可以掏出一本护照来试图欺骗你，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
　　
　　“但你现在已不在乌克兰了，这里没有秘密警察。”德雷克继续说道。“你没有被海水冲到克里米亚海岸，没有被冲到俄国南方的海岸，也没有被冲到格鲁吉亚。你也并没有在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登陆。你是被一艘意大利商船救了起来，在这儿——特拉布宗港登陆了。你是在土耳其，你是在西方。你已获得了成功。”
　　
　　现在那个人的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庞，目光显得警惕而又神志清醒，意欲表示相信。
　　
　　“你能活动吗？”德雷克问道。
　　
　　“不知道。”病人说。
　　
　　德雷克朝着小房间对面的窗户点了点头，窗子外面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清晰可辨。“克格勃的人可以装扮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一样。”他说。“但他们不能为了一个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拷打以逼取口供的人而使整个城市改变面貌。你能走到窗子跟前吗？”
　　
　　那个人由德雷克搀扶着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到窗户跟前，朝外张望着街上的情景。
　　
　　“这些是从英国进口的‘奥斯汀’和‘莫利斯’牌汽车，”德雷克说道，“还有法国的‘别儒’牌汽车和西德的‘大众’牌汽车，广告牌上的文字是土耳其语，那面的广告是可口可乐。”
　　
　　那个病人把一只手背贴着嘴巴，嘴咬着指关节，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
　　
　　“我已获得了成功。”他说。
　　
　　“是的，”德雷克说道，“你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我的名字，”病人在回到床上时说道，“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我出生于特尔诺波尔，是一个游击队的队长，队里有七个乌克兰人。”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情况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卡明斯基和六个同伴都出生于特尔诺波尔地区，这儿曾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至今也仍有余烬在复燃。他们决定对他们国土上无情的俄罗斯化计划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在60年代业已加剧，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已经成了对整个乌克兰地区的民族艺术、诗歌。文学、语言和意识的“最终解决方法”。在历时六个月的战斗中，他们伏击并击毙了两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莫斯科强行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来的俄罗斯人，还打死了一名克格勃便衣特务。接着他们就被出卖了。
　　
　　当他们在一座农舍里开会以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时，佩带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包围了这座农舍。不管是谁走漏风声的，他也死在克格勃的枪林弹雨之中了。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他在矮树丛中抱头鼠窜。他白天就躺在谷仓和树林里，晚上就向南朝海岸逃跑，心里隐隐约约想登上一艘西方的海轮。
　　
　　要接近敖德萨的码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吃田野里的土豆和芜青甘蓝维持生计，并试图逃到敖德萨港西南方德涅斯特河口的沼泽水乡避难，朝罗马尼亚边界移动。最后在一天夜晚来到了位于河溪畔的一个小渔村，偷了一只小艇，艇上有分节的桅杆和一张小帆。他以前从未坐过帆船，对大海一无所知。他竭力设法扬起帆，操着舵，边祷告边抓着不松手，凭着星星和太阳乘风向南方驶去。
　　
　　他完全是靠侥幸而避开了在苏联近海水面上巡航的巡逻艇和渔船队。他乘着的那艘细长木船又避开了海岸雷达的扫描，直至他脱离了雷达的扫描范围。然后他就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海面上迷航了。小艇继续在向南行驶，但离靠得最近的商船航道还相差甚远，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航道究竟在哪里。暴风雨的袭击使他措手不及。由于不懂得如何收帆，他就翻了船。在晚上他都是竭尽仅剩的一点力气紧紧抓着倾翻的船壳。到了清晨，他把船又翻了过来，并爬进了船舱。他先前曾把衣服都脱了以让夜晚的风吹凉他的皮肤，现在衣服已不知去向。他的一些生土豆，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以及帆和舵都已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他周身立即疼痛起来。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他恢复知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 月16日他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 万“雅尔塔的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 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是个儿子，在洗礼时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字安德里亚改成了安德鲁。这个孩子就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也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领到了他的第一份护照。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年近20岁，并获得了新生。学校里还有别的乌克兰学生，他在用他父亲的乌克兰语说话时，又变得很流利了。当时是60年代的后期，短暂的乌克兰文学和诗歌复兴运动方兴即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复兴派的先驱者都已在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作苦役了。他事后又懂得了这些事件，并知道了这些作家的遭遇。当70年代起初的几个年头渐露端倪时，凡是他能搞到手的材料，他都阅读了。但他所阅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那些被称为“60年代派”的作家之手，因为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曾欣欣向荣起来，直至勃列日涅夫再次镇压而扑灭了他们所倡导的民族尊严为止。他阅读了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的作品并为他们感到悲痛。当他读到年轻的鼓动者——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他为他那从未见过的国土而感到肝胆俱裂；西蒙南科是苏联国内大学生们极为崇拜的人物，28岁时死于癌症。
　　
　　由于他对先父的故国满怀钟爱之情，他对这个国土上的迫害者的仇恨也随之加深。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国内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乌克兰先驱报》，上面报道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有受到莫斯科对于丹尼尔、辛雅夫斯基、奥尔洛夫、斯恰兰斯基等人进行大审判时所受到的广泛注意。每一篇详细的报道都加深了他的仇恨，以至于对安德鲁·德雷克——也就是从前的安德里亚·德拉契——来说，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称为克格勃。
　　
　　他具有足够的现实感，能够避开老一辈的流亡者身上那种狭隘、拙劣的民族主义，避开他们在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他也反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而乐于将既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格卢兹曼的论著作为一位乌克兰同胞的信条。他分析了侨居英国和欧洲的流亡者社团，认识到其中存在四种类型。一是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企求使用他们父辈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其次是空谈民族主义者，他们整天到晚碟蝶不休，但无所作为；再者就是那些刷标语的人物，他们使所在侨居国的公民感到恼怒，而丝毫又未能触动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最后就是那些活动分子，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们面前举行示威，但特工部门对他们都小心谨慎地拍摄了照片存档，他们只是在转瞬即逝之间引起了公众的注目。
　　
　　德雷克把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他处处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冷漠超然。他南下来到伦敦，找了个职员的差事。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私下里都有自己强烈的爱好，而所有的同事又都一无所知。这种爱好花去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业余时间和一年一度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悄悄地串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四处寻找他们，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而且吩咐他们要有耐性。因为安德里亚·德拉契有他不可告人的梦想，正像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所说的，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的”。安德里亚·德拉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他要给莫斯科的执政者一次迎头痛击，使他们经受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要穿透他们的权力堡垒，并直接从堡垒内部使他们大伤元气。
　　
　　他的梦想充满了活力，而对于找到了卡明斯基来说，则意味着向这个梦想的实现迈进了一步。当他乘坐的飞机越过和煦的蔚蓝色天空飞向特拉布宗时，他已下定了决心，显得激情满怀。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望着对面的德雷克，脸上显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
　　
　　“安德里亚，我不知道，”他说道，“我就是不知道。尽管你为我做了这一切，我就是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信任你。我很抱歉，但我这辈子不得不那样处世。”
　　
　　“米罗斯拉夫，你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也许会了解我，但不会比你现在所了解的更多了。我告诉你有关我自己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能回去，那么就让我替你回去。但在那儿我必须要有接头的人。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人，无论是谁……”
　　
　　卡明斯基终于同意了。
　　
　　“那里有两个人，”他最后说道，“当我的游击队被消灭时，他们并没有垮掉，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只是在几个月前我还见过他们。”
　　
　　“但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吗？是游击队员吗？”德雷克急切地问道。
　　
　　“是的，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但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原因，他们的人民也遭受苦难。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的父亲也在劳改营里被关押了10年，但被关的原因不一样。他们是犹太人。”
　　
　　“但他们憎恨莫斯科吗？”德雷克问道，“他们也想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吗？”
　　
　　“是的，他们憎恨莫斯科，”卡明斯基回答道，“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似乎是受一个称为‘犹太人保卫同盟’组织的影响，他们是从收音机里收听到关于那个组织的事的。和我们一样，他们的意图似乎也是开始反击，不再忍气吞声地忍受迫害。”
　　
　　“那么，让我与他们接头吧！”德雷克催促道。
　　
　　第二天早上，德雷克就带着住在利沃夫的两个年轻犹太游击队员的姓名和地址飞回了伦敦。不出两个星期，他就预约参加了由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行，定于7 月初去基辅、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游览。他还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取出了兑换成现金的毕生积蓄。
　　
　　安德鲁·德雷克，别名安德里亚·德拉契，即将开始孤身奋战克里姆林宫，而没有被任何人所觉察。

春水秋霜伊人

欢迎继续。

炉渣渣

春水秋霜伊人 发表于 2025-3-10 10:53
欢迎继续。

慢慢品尝

炉渣渣

　　一
　　
　　5 月中旬的华盛顿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中，街道上的行人第一次开始只穿件衬衣，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落地长窗外面的花园里，玫瑰花第一次绚丽地开放着。虽然窗户敞开着，花草的芳香随风飘进了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私人会客室里，室内四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远离美国的另一个国家的农作物。
　　
　　威廉·马修斯总统坐在历届总统惯坐的地方，背朝着南面的墙壁，面向北方，隔着一张宽阔的古式办公桌对着举世无双的大理石壁炉，炉子占据了北面墙壁的显要位置。他的座椅和他大部分前任们的座椅截然不同，他们偏爱因人而异专门定做的座椅；而马修斯总统的椅子却是一张工厂生产的高靠背转椅，美国高级董事们也许会坐这种椅子。因为“比尔·马修斯”——正如他坚持宣传广告要这样称呼他——在历次卓有成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总是一再强调，他在衣、食和其他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是简朴而又大众化的。那些他喜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亲自迎候的许多代表将会见到这张椅子，所以它就不应该是豪华的。至于他面前那张高雅而又古色古香的办公桌，他总是竭力说明这是他继承来的，而且那已成了白宫的传世之宝了，它将代代相传。
　　
　　但是，威廉·马修斯就在那儿划了条界线。当他和高级顾问们举行秘密会议时，这位甚至最卑贱的选民都可当着他的面称呼他“比尔”的人物就不值一顾了。他还抛弃了原先那种好好先生的声调和兜揽生意人带着满脸皱纹的露齿笑容，这种音容笑貌曾诱使选民们把这位“近邻”送进了白宫。他的顾问们知道，他不是那样的“近邻”，而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人物。
　　
　　坐在总统办公桌对面直靠背扶手椅里的，是三位那天上午要求他单独会见的人物。与他私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知己。在西廊房和行政大楼附近，人们把他叫做“博士”或者“那个该死的波兰家伙”；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面部长得轮廓分明，有时为人们所厌恶，却从未有人低估过他。
　　
　　他们俩凑在一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是如此情同手足；一个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是从南方来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族新教徒，另一个肌肤黝黑，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虔诚天主教徒，在幼年时便离开克拉科夫来到这儿。但比尔·马修斯对于一般欧洲人，尤其是斯拉夫人转弯抹角的心理状态并不理解；而波克尔威斯基受过耶稣会的教育，具有计算机一般的脑袋；总统常常倾听他的意见，这样也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波克尔威斯基之所以受到总统的赏识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极为忠诚可靠，且并无任何超越比尔·马修斯幻想之外的任何政治野心。但有一点保留之处——那位博士对莫斯科的人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而国务卿的估价则较为温和，这样马修斯就常常不得不用那位出身波士顿的国务卿的看法来平衡那位博士的观点。
　　
　　国务卿没有参加由波克尔威斯基个人请求而召集的这次会议。在总统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就座的另外两个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卡尔·泰勒。
　　
　　文章上经常提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是负责所有电子侦察活动的机构。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国家安全局负责在美国本土以外代表美国的利益从事与侦听活动有关的那部分电子监视和侦察活动：电话窃听、无线电监听，尤其是每天从太空中收听用几百种语言和方言传输的数以亿万计的字码，进行录制、解码、翻译和分析。但间谍卫星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通过安装在飞机上，尤其是宇宙卫星上的照相机对地球进行视频监视，则一直是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联合机构——国家侦察办公室的职责范围。卡尔·泰勒便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他是美国空军情报局的少将。
　　
　　总统把他办公桌上一堆十分清晰的照片聚拢起来，递给了泰勒。泰勒站起来接过这些照片放进手提公文包里。
　　
　　“好吧，先生们，”他缓慢地说道，“你们让我看到了，苏联境内一小部分地区的小麦长势不良；也许这些照片中显示的小麦只有几英亩。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波克尔威斯基看了一眼泰勒，点了点头。
　　
　　泰勒清了清嗓子说：“总统先生，我已冒昧地设法通过屏幕来显示从我们的‘秃鹰’卫星现在正传送来的图像，您愿意看一看吗？”
　　
　　马修斯点了点头，看着泰勒走到一排电视机旁。在书架下方呈曲线形的西墙内放置着好几架电视机，这些书架都特意做得很矮，以为电视机让出地方。当民间代表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新近安装的这一排电视屏幕都被用滑动式的门遮住。泰勒打开了最左边的一台电视机，回到总统的办公桌旁。他从六部电话机中抓起了其中一只听筒，拨了一个号码，只是说了声：“播放。”
　　
　　马修斯总统对于“秃鹰”系列的卫星是知道的。它比先前的其他任何卫星都要飞得高，卫星上配备最先进的照相机，能在200 英里以外透过雾、雨、雹、雪、云和夜幕显示出人的指甲的特写镜头，“秃鹰”卫星是性能最佳的最新式卫星。
　　
　　早在70年代，摄影侦察是不错的，但是很费时，主要是因为拍摄过的胶卷盒必须在特定位置从卫星上弹射出来，在保护装置保护下任其自由飘落到地球上，依助卫星发出的无线电尖峰信号和跟踪设备将其回收，并在空运到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中心实验室经显影后放映。只有当卫星位于可与美国、或由美国控制的某个地面跟踪站直接沟通的飞行弧度内时，才能进行同步电视传输。但当卫星飞越苏联上空时，由于地球表面的弧度阻碍了电视的直接接收，所以观察者必须等待卫星再次绕过来之后才能收看。
　　
　　到了1978年的夏天，科学家们用“抛物线对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用计算机为环绕地球表面运行的六架宇航摄影机的飞行轨道，设计了一个无比复杂的发送方向控制装置，以求达到这样的目的：无论白宫接通哪一个“空中间谍”，只要发出一个信号指令，它就可以开始把所观测到的图像发射出来，以低抛物弧的形式把图像发送给另一个视域，第二个卫星又将图像发送给第三个卫星，依次往下输送，就像篮球运动员在运动中传球一样。当所需要的图像被美国上空的一个卫星截获后，图像就可以传输到国家侦察办公室的总部，并从那儿经过转接传送到椭圆形办公室。
　　
　　卫星以每小时4 万英里的速度运动；而地球则时时刻刻都在转动，并随季节不同而发生倾斜。计算和置换都是天文般的数字，而计算机解决了这些问题。到1980年为止，美国总统只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不分昼夜随时通过同步传输获得地球表面每个角落的情况。这使总统先生有时感到困惑不解，但从来没有使波克尔威斯基迷惑住，因为他以前是在忏悔中揭露各种隐私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秃鹰”卫星就像忏悔室一般，而他就是忏悔室里的神父，正如他本人以前差点儿当上了神父那样。
　　
　　当电视荧光屏显示出图像时，泰勒将军把一张苏联地图推开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并用食指指着。
　　
　　“总统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由‘秃鹰’5 号发送来的，运行轨道在这儿，东北方向，在萨拉托夫和彼尔姆之间，越过处女地和黑士带。”
　　
　　马修斯抬起目光注视着电视荧光屏。“大片的土地从上至下慢慢地展现在荧光屏上，其范围宽约20英里。大地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秋季收割后的田野。泰勒对电话中轻声吩咐了几句。几秒钟后，图像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缩到几乎不足5 英里宽的地带上。一小簇无疑是用木板条建造的农家棚屋，在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显得模糊不清，在向荧光屏的左侧漂移。接着一条道路出现在图像之中，在屏幕中间停留了不知多长时间，随即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泰勒轻声说了几句，图像显出了一片土地的特写镜头，有100 码宽。此时图像比较清晰，映出一个男人牵着一匹马在越过广阔的平原，接着又消隐了。
　　
　　“速度放慢一些。”泰勒对着电话中命令道。照相机镜头下面的大地掠过的速度减慢了。高空中的“秃鹰”卫星仍在其轨道上以同样的高度和速度运动着，国家侦察办公室所属的实验室内图像的宽度和速度却降下来了。图像变得更近，更慢了。一个苏联公民，背靠着一棵孤树的树干慢慢地解开了他的裤扣。马修斯总统不是一个在行的人，因此一直感到十分惊异。他在提醒自己，自己正坐在华盛顿一个温暖的办公室里，时间是一个初夏的上午，观看着一个男人在乌拉尔山区某个地方的树荫下解手。这个农民慢慢地朝荧光屏的底部退出了视域。接着出现的图像是几百英亩宽的一片麦田。
　　
　　“固定这个镜头。”泰勒对着电话中说道。图像慢慢地停止了移动，最后稳住不动了。
　　
　　“特写镜头。”泰勒说道。
　　
　　图像越来越近，直至整个一码见方的荧光屏上只显出20棵幼小的麦苗。每一棵麦苗都显得弱不禁风，枯黄萎缩，并且沾满了尘土。50年前，马修斯在幼年时对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是很熟悉的，他曾在那儿常遭干旱和尘暴袭击的田里见过这种庄稼。
　　
　　“斯坦。”总统提示道。波克尔威斯基曾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并播放图像，所以仔细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总统先生，苏联今年粮食产量的指标总共是2。4 亿吨。现在这个指标可以详细列为：小麦1。2 亿吨，大麦6000万吨，燕麦1400万吨，玉米 1400 万吨，裸麦 1200万吨，其余的 2000 万吨是稻米、小米、养麦和各种豆类作物。大宗作物是小麦和大麦。”
　　
　　他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走到仍然摊着苏联地图的地方。泰勒关掉了电视机，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在苏联每年的粮食作物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或者四亿吨左右的粮食，来自这儿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南部的库班地区。”波克尔威斯基继续说道，一边指着地图上的这些地区。“而且那全是冬小麦。也就是说，是在 9、10月份播种的。在 11 月份初次降雪之前，作物已进入长出嫩枝的阶段。积雪盖住这些嫩苗，保护它们免遭12月和1 月份寒霜的侵袭。”
　　
　　波克尔威斯基转过身去，从办公桌那儿走到总统座椅后面直连着天花板的弧形落地长窗跟前。他有这种边踱步边说话的习惯。
　　
　　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观察的话，人们实际上看不到隐藏的西廊房小楼背面的椭圆形办公室，但由于从1000码以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却可以看到办公室中这些朝南长富的顶部，所以这些窗户上早就装上了厚达6 英寸的绿色防弹玻璃，以防狙击手在纪念碑附近试图进行远距离射击。当波克尔威斯基走到窗户跟前时，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蓝绿色光线使他已经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没有血色。
　　
　　正当马修斯要从转椅上回旋过去以便能看到他时，他转过身走了回来。
　　
　　“去年12月初，整个乌克兰和库班地区出现了一种反常的融雪现象，以前这两个地区是有过这种现象的，但从来没有像这样温暖。从南面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一阵强大的暖气流，朝东北方向移动而遍及乌克兰和库班，暖气流持续了一个星期，把上面一层积雪融化了，大约有6 英寸厚。小麦和大麦的幼苗秆都露了出来。10天以后，像是要弥补一下似的，整个地区又出现了同样反常的气候类型，受到霜冻的袭击，气温降到零下15度，甚至零下20度。”
　　
　　“这对小麦是极为不利的。”总统提示道。
　　
　　“总统先生，”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本森插话道，“我们第一流的农业专家估计，如果苏联人能挽回乌克兰和库班地区百分之五f 的农作物的话，那他们就是幸运的。损失是惨重的，无法弥补的”
　　
　　“那么，这就是你要向我说明的问题，是吗？”马修斯问道。
　　
　　“不是，先生，”波克尔威斯基说道，“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这样的，苏联农作物中其余的百分之六十，将近 1。4亿吨，来自处女地和黑土带的大片土地，处女地是赫鲁晓夫在60年代初期开垦的，黑土带靠近乌拉尔山脉。一小部分来自西伯利亚的山区。那就是我们在向你说明的问题。”
　　
　　“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修斯问道。
　　
　　“怪事，先生。苏联的粮食作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这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全都是春小麦，是在融雪后的3 、4 月份播种的。现在应该是长得青葱可爱的了，但庄稼长得矮小、稀疏、零散，像是得了某种凋萎病似的。”
　　
　　“又是气候造成的吗？”马修斯问道。
　　
　　“不是。在这个地区的冬季和春季，气候是潮湿的，但并不严重。现在阳光充足，天气很好，温暖而又干燥。”
　　
　　“这种……凋萎病的分布有多！”？“
　　
　　本森又插进来说道：“我们不知道，总统先生。我们对这个专门问题也许拍了50卷样片。当然，我们往往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方面的集结上，如部队的调动、新的火箭基地、兵工厂。但我们现在已掌握的情况表明，分布肯定是很广的。”
　　
　　“那么，你想要怎么办呢？”
　　
　　“我们想要，”波克尔威斯基继续说道，“你批准在这个问题上要花更多的注意力，要找出那对苏联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将意味着尽量多派代表团、商人到那儿去，把许多空间侦察设施从非紧要性的目标上调拨过来。我们认为，找出莫斯科即将不得不在这儿要对付什么样的问题，是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的。”
　　
　　马修斯考虑了一会儿，看了一下他的手表。再过10分钟，一批生态学者约定要前来向他致意，并向他再次赠送奖章。然后，他还要在午饭前会见司法部长，讨论新的劳工法案。他站起身来。
　　
　　“很好，先生们，你们可以这样做。由我授权。这是一个我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但我想在30天以内得到一个答复。”
　　
　　10天之后，卡尔·泰勒将军坐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设在七楼的办公室里，他向下注视着自己的那份报告，报告的纸页用回形针夹在一大扎照片上，一起放在他身前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
　　
　　“那是件怪事，鲍勃。我无法理解这件事。”他说道。
　　
　　本森从面对一排大窗户的方向转过身来。窗外风景如画，那排窗户在兰利的局长办公室中组成了一垛完整墙壁，朝着北偏西北方向，越过长长的一大片树林便是无法看到的波托马克河。就像他的前任那样，他喜爱那儿的景色，特别是在春末和夏初，树林中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他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就座，咖啡桌的那面是泰勒。
　　
　　“我的粮食问题专家也搞不清楚，卡尔。而我又不想到农业部去。无论苏联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竭力避免把事情宣扬出去；如果我让局外人士插手，要不了一星期，事情就会捅到报纸上去。那么，你搞到了什么情报了呢？”
　　
　　“嗯，这些照片表明，作物凋萎，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毛病，并不是全国范围内传染的，”泰勒说道，“甚至也不是地区范围内传染的。难就难在这儿。如果病因是气候性的，应该有气候方面的现象可以对它做出解释。但丝毫没有这种迹象。如果那直接是由作物病害造成的，那将至少是地区范围内传染的。如果那是寄生性病害造成的，也同样会是这样的。但那是偶发性的。在受到灾害的田头旁边都长着一片片长势良好的小麦，枝繁叶茂，没有病害。‘秃鹰’卫星的侦察结果没有显示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模式。你说呢？”
　　
　　本森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不合逻辑的，没错。我已派了几位能干的特工到现场去，但他们还没有送报告回来。苏联的宣传工具对此只字不提。我自己那些搞农业的伙计已对你的照片反复琢磨过了。他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不过是种子有某种病害，或者是土壤里有病害。但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偶发性。与那些已知的模式对不起头来。但关键在于，我必须为总统对苏联今年9 、10月份可能的粮食总产量做出某种估计。而且我必须很快搞出来。”
　　
　　“我没有办法对苏联每一块田地的小麦和大麦拍出照片来，即使有‘秃鹰’卫星也不行。”泰勒说道。“那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你能给我那么长的时间吗？”
　　
　　“根本不可能。”本森说道。“我需要中国边界一带部队调动的情报，以及有关土耳其和伊朗对面军事集结的情报。我需要一刻也不停地监视东德境内红军的部署情况和乌拉尔山背后新的SS。20 导弹的方位。
　　
　　“那么，我只能根据至今我们已拍摄到的情报得出一个百分数，并用外推法求出个苏联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泰勒说道。
　　
　　“那必须是准确的数字，”本森说道，“我不想让1977年的事情重演。”
　　
　　泰勒想到这件事便畏缩了一下，尽管在那一年他还不是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主任。1977年，美国的情报机构上了苏联一场大骗局的当。在整个夏季，中央情报局和农业部的所有专家一直在对总统说，苏联的粮食产量将达到2。15亿吨左右。访问苏联的农业代表团被带领去看了长势良好的小麦田。事实上，这些小麦田是个例外。摄影侦察分析出了毛病。到了秋季，当时的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镇静自若地宣布，苏联的谷物产量只有1。94亿吨。
　　
　　结果，美国超出国内需要的剩余小麦价格上涨，完全相信俄国人终究不得不购买将近2000万吨。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整个夏季，莫斯科通过以法国为基地的代理公司出面，用期货交易买到了足够的小麦来弥补不足的部分——而且是以早先的低廉价格买进的。他们甚至通过挂名的代理人租用干货舱位，然后使开赴西欧途中的货轮改道驶入苏联的港口。这件事在兰利看来，是扎在身上的一根“刺”。
　　
　　卡尔·泰勒站了起来。“好吧，鲍勃，我将继续拍一些令人满意的快照。”
　　
　　“卡尔，”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喊声使他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好的照片还不够。在7 月1 日之前，我想让那些‘秃鹰’卫星去监视军事部署情况。你在月底之前把你最准确的粮食估计数字报给我。如果你的数字不得不有出人的话，要谨慎。如果你的伙计找到了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任何线索。可以回头重新拍摄。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找出苏联的小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马修斯总统的“秃鹰”卫星可以窥见苏联的大多数目标，但卫星无法看到哈罗德·莱辛。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处中有三位一等秘书，而哈罗德·莱辛是其中之一。在第二天的上午，他正坐在办公桌旁。不过，他脸色苍白如纸，感到病人膏盲。
　　
　　英国驻苏联首都外交使团的大使馆主楼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这幢古色占香的建筑物是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建造的，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上，面朝着北方，隔着莫斯科河与南面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遥遥相对。在沙皇的年代里，这幢大厦曾经属于一位经营糖业的百万富翁，英国人在革命之后很快把它占了下来。苏联政府自从那时候起一直在尽力把英国人从那儿撵走。斯大林恨那个地方。当他每天早晨起床时，他从他的私邸必然会看到莫斯科河对岸的英国国旗迎着清晨的微风在飘扬，而那使他感到非常恼火。
　　
　　然而，商务处未曾得幸栖身于这幢高雅的、漆成米色和金黄色的大厦之中，而在两英里之外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一幢黄褐色的办公大楼中执行公务。这幢大楼是战后偷工减料建造起来的，几乎与婚礼蛋糕式样的乌克兰饭店隔街相望。这个大院只有一扇门可供出人，由几位常备不懈的民兵守卫着，里面还有几幢黄褐色的公寓大楼，作为十几个外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的住宅，人们都称它是“外交大院”。
　　
　　哈罗德·莱辛的办公室位于商务处办公大楼的顶层。当他在5 月份那天晴朗的上午10点30分最终晕倒时，那是他把电话机摔掉在地毯上的响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中他的女秘书。她冷静而又敏捷地传唤了商务参赞，这时莱辛已差不多恢复了神志，参赞让两位年轻的随员搀扶着他穿过停车场，并上楼进了他自己的单元住宅，他的住房就在外交大院六号的六层楼上，相隔100 码远。
　　
　　在此同时，参赞给莫里斯·多列士大堤上的使馆本部打了电话，把事情告诉政务参赞，并要求派使馆的医生到那边去诊治。在中午之前，医生在莱辛自己寓所的床上已对他作了检查，这时正在与商务参赞磋商。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高级官员打断了他的话头，并建议他们驾车前往使馆本部与政务参赞共同商量，这位医生是英国一名通看各科的开业医生，在大使馆供职，任期三年，享有一等秘书的地位；他只是到后来才认识到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政务参赞把他们带到使馆大楼中一间特别的房间，这儿保证不会受到窃听，商务处肯定没有这样的房间。
　　
　　“那是胃溃疡出血，”医生对两位外交官员说道，“他好像是得了自认为是胃酸过多症的毛病，已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了。认为是工作过于坚张而引起的，吞服了大量的解酸药片。傻瓜，真的，他应该来找我的。”
　　
　　“那需要住院吗？”政务参赞问道，一边凝视着天花板。
　　
　　“哦，确实要住院。”医生说道。“我想，我花几个小时就可以让他住进这儿的医院。当地的苏联医生治那种病是挺有办法。”
　　
　　当两位外交官交换眼色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商务参赞摇摇头。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俩对于莱辛在大使馆中真正的职责是心中有数的，而医生并不知道。商务参赞听从了政务参赞的意见。
　　
　　“那是不可能的，”政务参赞圆滑地说道，“对莱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必须让他乘下午的班机飞到赫尔辛基去。你能担保他能顺利到达那儿吗？”
　　
　　‘不过……“医生开始说道，随后他就不说了，他认识到了他们为什么不得不驱车两英里来作这样一次谈话。莱辛肯定是秘密情报局派驻莫斯科的情报站长。”啊，是的。嗯，好了。他休克了，也许流失了一品脱的血液。我已给他注射了100 毫克的麻醉镇痛药杜冷丁。今天下午3 点钟我可以再给他打一针。如果派司机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而又一路有人护送的话，他可以平安到达赫尔辛基。但他一到那儿便需要立即住院。我愿意亲自陪他去，以便把事情办得稳妥一些，我在明天就可以回来。“
　　
　　政务参赞站了起来。“太好了，”他断然说道，“你就用两天时间吧。我夫人有几样小东西已用完了，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好。吗？多谢！一切事情由我在这儿安排好。”
　　
　　英国的秘密情报局，简称SIS ，又称MI－5。多年来报刊、杂志和书籍都习惯把它的总部说成是在伦敦布兰贝思区的某一幢办公大楼里。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都私下里觉得有趣，因为兰贝思这个地址是精心设置的一个门面而已。
　　
　　与此相仿的是，在柯曾街的莱肯菲尔德大楼也设置了一个门面，仍然被人们当做反间谍机构（即MI－5 ）的总部，这样可以哄骗那些多此一举的问询者。事实上，那些孜孜不倦的反间谍能手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附近并不是才待了几年的时间。
　　
　　世界上最诡秘的秘密情报局的真正总部，是在离首都通往南部地区一个主要火车站只有一箭之遥的大楼里，这幢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大楼，是由环境事务部分配的，而情报局在70年代的初期就把它占了下来。
　　
　　午饭过后，秘密情报局局长在他的一套办公室里收到了有关莱辛患病的消息。他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的顶层，透过染色的玻璃窗可以眺望泰晤士河对岸英国议院钟楼的塔尖和议会大厦。电话是由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其中一条内部电话线路打来的，而这位负责人是从地下密码室收到的信息。局长仔细地听着。
　　
　　“他要离职多长时间？”他终于问道。
　　
　　“至少几个月。”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说道，“在赫尔辛基的医院中要待上几个星期，然后回家还要多住上一段时间。也许还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康复。”
　　
　　“遗憾，”局长沉思了起来，“我们将不得不很快就派人去替换他。”他的脑海中回想起了莱辛手上掌握着两位俄国特工，他们分别在苏联军队和外交部中担任基层的职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却是有用的。最后，他说道：“莱辛在赫尔辛基安顿好就告诉我一声，给我一份替换他的候选人名单，人数不要多。请在今晚下班以前送来。”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接连第三位职业情报人员晋升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在同类的机构之中，人们在口头上则常称其为“企业。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机构远为庞大得多，它的奠基人艾伦·杜勒斯使它的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在70年代初期一意孤行，飞扬跋扈，它最终被置于一位局外人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的管辖之下。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完全在此同一段时期，英国政府最终却与此相背道而驰，打破将“企业”隶属于外交部高级外交官的传统，而让一位职业家接管。
　　
　　这一挺而走险之举奏效了。“企业”长时间以来为伯吉斯、麦克利思和菲尔比事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杰奈尔·欧文爵士决心让职业家领导“企业”的传统代代相传。那就是他意欲在杜绝出现洛恩·兰杰斯这样的人物方面，要与任何一位他的前任同样严格的原因。
　　
　　“这是效力，而不是荡秋千，”他以往常对在比肯菲尔德受训的新手们说道，“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听喝彩的。”
　　
　　当三份档案材料送到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办公桌上时，天色已经黑了，但他想把人选定下来，并准备继续干下去。他花了一个小时全神贯注地阅读档案材料，但人选看来明摆着的。最后，他用电话请那位还没有离开大楼的人事部门负责人顺便去一趟。两分钟之后，他的秘书把那位负责人领进了办公室。
　　
　　奈杰尔爵士殷勤地为那个人倒了杯威士忌拌苏打水，他自己也是在喝这样的饮料。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自己享受一下生活中的若干奢侈品，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19M 年和1945年战争期间和40年代后期在维也纳蹩脚旅馆中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在“企业”中是一位等级较低的特工，在奥地利的俄占区内作苏维埃人员的策反工作。他在那段时间招收的两名特工，虽已潜伏多年，但仍然在接受指令，他是可以为此而庆幸一番的。
　　
　　尽管秘密情报局的办公大楼是一幢用钢筋混凝土和镀铬件构成的现代化建筑物，但顶层楼面的局长办公室却装饰成一种更为古色古香的高雅的色调。装饰纸是一种宁静的浅咖啡色，室内铺的地毯是一种深橘黄色。办公桌以及桌子后面的高脚椅和前面的直靠背椅，还有那张背面带钮扣饰物的皮睡椅，都是名副其实的古玩。
　　
　　英国行政机构中的达官贵人，可以到环境事务部的美术画库中选取画幅以装饰自己办公室的墙壁。奈杰尔爵士从中捞了一张迪菲的画，一张弗拉曼克的画和一张是否出于布勒热尔之手尚略有怀疑的画作。他曾看中一幅小巧但很精美的图画，是由弗拉戈纳德画的，但被财政部中一位惯耍花招的要人捷足先得了。
　　
　　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中，墙壁上悬挂的都是前任外交大臣的油画肖像，例如坎宁和格雷。“企业”侧与此截然不同，总是避开先辈的肖像。不管怎样，英国历届间谍头目是些避免抛头露面的人物，谁曾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物喜欢自己的肖像公布于众的呢？威风凛凛的女王肖像也不怎么受到欢迎，而白宫和兰利则张贴着新任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
　　
　　“这幢大楼里的人立誓为女王和国家效力用不着再四处张扬。”一位从兰利中央情报局来的客人曾经听到有人这样对他说，使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如果那需要张扬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在这儿工作了。”
　　
　　奈杰尔爵士停止了凝视河对岸伦敦西区的灯光，并转身离开了窗口。
　　
　　“看来像是该选芒罗，你说呢？”他问道。
　　
　　“我想也是这样的。”人事部门负责人答道。
　　
　　“他像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看了档案，对他略有了解。但我想听你说一下这个人的特点。”
　　
　　“守口如瓶。”
　　
　　“好的”
　　
　　“有点像是离群索居的人。”
　　
　　“该死。”
　　
　　“问题在于他的俄语，”人事部门负责人说道，“另外两个人的俄语是好的，可以派用场。芒罗可以被人当成是俄国人，平常可不是这样。对他们用乡音很重的一般性俄语讲话，当他不用那种腔调时，他可以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嗯，要一接到通知马上就去操纵‘野鸭’和‘秋沙鸭’的话，漂亮的俄语将是很宝贵的。”
　　
　　“野鸭”和“秋沙鸭”是莱辛招收和操纵的两位基层特工的代号。苏联境内由“企业”所操纵的俄国人往往都用禽鸟的名字，按招收的日期以字母顺序排列，这两个是最近搞到手的。奈杰尔爵士咕哝着说道。
　　
　　“很好。那就定芒罗，他现在在哪儿？”
　　
　　“在训练班。在比肯斯菲尔德讲授特工业务。”
　　
　　“明天下午叫他到这儿来。既然他还没有结婚，也许可以马上动身。没有必要到处去逛荡，我在明天上午可以让外交部批准他在商务处中替换莱辛的工作。”
　　
　　比肯斯菲尔德离伦敦市中心不远，几年前，是首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喜欢在此建造高雅的乡村别墅的地区。到70年代的初期，大多数别墅都用来举办学术讨论会、休养所、讲授经营管理和销售的经理培训课程，甚至用作为奉行宗教礼仪的场所。其中一幢别墅被作为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相当公开的。另一幢较小的别墅安置了秘密情报局的训练学校，而这儿根本是不公开的。
　　
　　亚当·芒罗的特工业务课程是受人欢迎的，那决不是由于它打破了编码和解码这一套令人厌倦的常规。他吸引住了全班的注意力，他也知道这一点。
　　
　　“好吧，”芒罗在当月最后一周的那天上午说道，“现在来讲一些意外的困难及其克服的方法。”
　　
　　全班仍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常规的程序是一回事，而嗅一下某种货真价实的敌手的味道更为令人关注。
　　
　　“你必须从一位联络对象那儿去取货，”芒罗说道，“但你被当地的密探尾随了。你在一旦遭到拘捕的情况下可以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你的联络对象却没有。他完全是无依无靠的，是一个本地人。他正走来碰头，而你又无法挡住他。他知道，如果你自己闲荡的时间太长，就会惹人注目，因此，他将等候10分钟。你怎么办？”
　　
　　“把尾巴甩掉。”有人建议说。
　　
　　芒罗摇摇头：“一则，你应该装成一位清白无辜的外交官，不是一位霍迪尼。把盯梢的人甩掉，你就暴露了自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务。再则，你也许不会把他甩掉。如果那是克格勃的话，他们用的是第一梯队，你不能那样干，除非躲回到大使馆里去。再试一次。”
　　
　　“完蛋，”另一个学员说道，“不要露面。那位无依无靠的递送情报者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
　　
　　“对，”芒罗说道，“但那样会使你的那位伙计无法交货，而那东西又不能在他身边久留。况且没有约定另一种碰头的程序……”他停了几秒钟，“或者，他是不是……”
　　
　　“一旦遇到挫折，就有第二种约定的程序。”第三位学员建议道。
　　
　　“好，”芒罗说道，“当你在自己受到监视之前与他早先单独顺利会面时，你要对他说明在万一受挫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一系列别的碰头方式。这样，他等候10分钟，你不露面，他就若无其事地到第二个接头的地方去。这种程序称作什么呢？”
　　
　　“退却。”那位曾想把尾巴甩掉的机灵小伙子斗胆说道。
　　
　　“第一线退却。”芒罗纠正道。“过几个月，我们要在伦敦的大街上把这些都演习一遍，所以都要搞清楚。”他们努力写着潦草的笔记。“好了。你在城里约好了第二天接头的地点，但有人仍然在盯你的梢。你一筹莫展。在第一线退却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鸦雀无声。芒罗给了他们30秒钟的时间。
　　
　　“你们不在这个地方碰头，”他讲授道，“根据你已向你的联络对象交代的程序，第二个地点始终是一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地方，而你可以与他相隔很长一段距离。当你知道他正观察你的动静，也许是从一块台地上，也许是从一家咖啡馆，但始终与你保持很长一段距离，你就给他一个暗号。什么都行——搔耳朵、捋鼻涕、撂下一张报纸再把它拾起来。这对你的接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按照你预先约定的程序，你在安排第三个碰头的地方。”那位机灵小伙子说道。
　　
　　“一点也不错，但你仍然被人盯住了。在第三个接头地方又发生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一次，谁也没有押宝。
　　
　　“那是一幢很普通的建筑物——一家酒吧间、俱乐部、餐馆或者你所喜欢的任何房子——这幢建筑物的门面是关闭的，这样，一旦房门关上之后，谁也不能从街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底层楼里面的情况。好了，为什么选那样的地方相互交货呢？”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教务主任从门边上探过头来。他向芒罗作了个手势，芒罗离开了讲台走到门口。他的上司把他拉到外面的走廊里。
　　
　　他轻声说道：“‘老板’想要见你。在他的办公室，3 点钟。午餐休息的时候离开这儿。贝利会接替下午的课程。”
　　
　　芒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回到了讲台那儿。“老板”是对担任情报局局长这一职位的人半是亲见半是尊敬的浑名。
　　
　　班上有位学员提议道：“这样，你就能走到那位联络对象的桌子跟前取货而不被发现，是吗？”
　　
　　芒罗摇摇头。“不太对头。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盯梢的对手也许会留一个人下来盘问侍者。如果你直接走到你那位伙计的跟前去，接头人的面孔就可能被人观察到，向你提供情报的人就会被人认出来，甚至由别人描述一番长相就行了。还有别的人要说吗？”
　　
　　“在饭店里面设一只假的信筒。”那位机灵的小伙子提议道。芒罗又摇摇头。
　　
　　“你来不及，”他告诫道，“盯梢的人在你身后过几秒钟就匆匆走进来了。也许，那位接头的人按照预定的方式在你之前到了那儿，他不一定会找到没有被占用而又适合的马桶间，或者找不到适当的空餐桌。那样的话，偶然性就太大了。不行，这一次，我们得采用擦肩而过的方法。注意，那像是这样做动作的——”当你的接头人第一次退却的地方收到你已被人尾随的暗号时，他按照约定的程序转移了。他就通过公共场所走得准的时钟，最好是通过电话报时台，把自己的手表尽量校准得分秒不差。你在别的地方也这样把手表校准。
　　
　　“在约定的时间，他已坐在约定的酒吧间之中，或是任何别的地方都行。在门外面，你完全是准时走上前去，尽可能分秒不差。如果你提前到达的话，可以把鞋带重新系紧，或在商店橱窗前逗留一下，这样可耽搁一点时间。不要明目张胆地看自己的手表。
　　
　　“你分秒不差地走进酒吧间，门在你身后关上了。在这同一秒钟，那位联络对象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账单已经付清，至少要有5 秒钟的时间门才会重新打开，密探才会进来。你在里面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与你的联络对象擦肩而过，务必注意门是要关着的以挡住视线。当你擦肩而过时，你就把东西递过去，或接过来，然后就分手，走到空着的餐桌或板凳那儿去。敌手们过几秒钟就会进来；当他们从接头人身边走过时，接头人已经走出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过后，酒吧间的工作人员会证实，你没有与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你没有在任何人的餐桌旁逗留，也没有任何人到你的餐桌跟前。你已把东西装在内口袋里了，你喝完饮料就可以回到大使馆里去。但愿那些敌手会汇报说，你在散步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和任何人碰头。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方法……吃午餐的铃声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暂且谈到这儿。”
　　
　　到了下午1 点30分，亚当·芒罗已置身于情报局总部大楼下面安全可靠的资料室里，开始埋头钻研一堆牛皮纸案卷。他只有五天的时间，而要掌握和记住大量的背景材料，以使自己能够作为“企业”驻莫斯科的“合法常驻代表”接替哈罗德·莱辛的工作。
　　
　　5 月31日，他从伦敦飞往莫斯科去担任他新的职务。
　　
　　在第一个星期中，芒罗忙于安营扎寨。对于大使馆中所有的人员来说，除了少数几位知道内情的人之外，他不过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是匆匆来替换哈罗德·莱辛的人物。大使、政务参赞、首席译电员和商务参赞知道他真正是干什么工作的。至于他到46岁这样大的年纪才当商务处的一秘，有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他进入外交使团的时间较晚。
　　
　　商务参赞担保，他可以对那些搁在他面前的商务案卷尽量放手不管。在大使的私人办公室中，芒罗受到大使短暂然而正式的接见；他和政务参赞一起较为不拘礼节地喝了些饮料。他遇见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并参加了一系列外交招待会，与西方国家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会晤。他还与美国大使馆中他的同行面对面地进行了更为事务式的会谈。正如中央情报局的那个人向他所证实的那样，“业务”是清淡的。
　　
　　在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中的任何工作人员之中，谁不说俄语的话，谁就像受伤的拇指翘起那样显得很突出。尽管如此，芒罗在自己的同事面前，以及在引见过程中与俄国官员交谈的时候，他说俄语时只是使用一些刻板的说法，而且带着乡音。在一次聚会上，两位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在几步之外用口头语很快说了几句话；而他完全听懂了。因为说话的内容颇为令人关注，他向伦敦写了报告。
　　
　　在他赴任后的第十天，他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露天长椅上，这儿是杂乱无章的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位于俄国首都北郊的边缘。他正在等待与红军中的那位特工首次碰头，这个人他是从莱辛手上接管过来的。
　　
　　芒罗生于1936年，父亲是爱丁堡的一位医生，他在战争年代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凡而又小市民式的，平静而又幸福的。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一直学习到13岁那一年，然后在费蒂斯学院度过了五个寒暑，那是苏格兰最好的学府之一。就是在这儿就学的这段时间中，他那位阅历很深的语文老师发现这个小伙子对于外语具有特别灵敏的听觉。
　　
　　1945年，他加入了陆军。在那时，国民义务兵役制是强制性的。经过基本训练之后，他在他父亲的老团队——“戈登第一苏格兰高地联队”中供职。调防到塞浦路斯之后，他就在那年夏末赴特罗多斯山区，投入了反对“塞浦路斯为争取与希腊联合而战全国组织”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当他坐在莫斯科一个公园里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仍然能看到那座农舍。他们听从一位通风报信者的密告，花了半夜的时间在石南属植物丛中匍匐前进去包围那个地方。黎明时分，芒罗独自一人被派驻在那幢山顶上的房子后面一座悬崖峭壁脚下。天刚破晓时，他那个排的大部分兵力袭击了农舍的正面。这时，晨曦落在他们身后低矮的山坡上。
　　
　　在山冈的另一侧，他可以从头顶上方听见“斯登”轻机枪在沉寂的黎明时分发出了哒哒响声，他借着初升的阳光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匆匆忙忙在阴影中从屋后的窗户里爬出来，他们朝前沿着峭壁往山下逃命直至离开了房子的背阴处。他们径直朝他奔去，而他蹲伏在树林阴影中一棵倒伏的橄榄树背后。他们迈腿飞奔时竭力在山岩上保持身体平衡。他们越跑越近了，其中有一个人右手看上去像是捏着一根黑色的棍子。他后来自言自语，即使自己大声喊叫的话，他也将无法止住他们的冲势。但在那时候，他并没有对自己那样说。瞄准取代了一切，当他们到达离他50英尺远的地方时，他站起身来放了两枪，发出短促而又致命的爆裂声。
　　
　　子弹的威力把那两个人都抬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都止住了自己的冲势，猛地倒在山坡脚下的片岩上。当一缕蓝色的火药烟雾从他那“斯登”机枪的枪口飘散开来时，他走上前去俯首看着他们。他想，他也许会感到恶心的，或者会晕倒的。但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看着那两张脸。他们是两位少年，比他自己还要年轻，而他的年纪是18岁。
　　
　　他的中士穿过橄榄树林闯了过来。
　　
　　“打得好，小伙子，”他大声喊道，“你把他们干掉了。”
　　
　　芒罗向下看着两位少年的尸体，他们将决不会娶媳妇，也决不会生儿育女，决不会随着布素奇琴的乐曲声翩翩起舞，也决不会再感觉到阳光的温暖和美酒的芳烈。其中一个人仍然紧紧抓着那根黑色的“棍棒”，那是一根香肠。有一小段香肠从嘴巴里伸了出来。当时，他正在吃早餐。
　　
　　芒罗转身面向那位中士。“我不是属于你的，”他大声说道，“该死的，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
　　
　　那位中士把他的大声喊叫归因于第一次杀人所引起的神经紧张，因而也没有汇报这件事。也许那是一个错误。因为有关当局并没有注意到，亚当·芒罗并不是彻头彻尾、百分之百驯服的。从来也没有这样。
　　
　　半年以后，有人敦促他考虑自己具有那种可能被提升为军官的素质，把他在陆军中的服役期延长到三年，这样可以获得担任短期军官职务的资格。由于他对塞浦路斯已感到厌倦，他这样做了，并被派回英国加入伊顿公学的军官学员训练队。三个月以后，他的肩章上就获得了作为一名少尉的金星。
　　
　　在伊顿公学填表的时候，他曾提到自己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有一天，他在无意之中接受了这两种语言的考试，结果证明他填写的内容是符合事实的。就在他接受军官的任命之后，有人提议他也许愿意申请参加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课程，当年是设在康沃尔郡博明市称之为“小俄国”的一座军营中。另一种选择是到苏格兰兵营的团队中去任职。这样，他就同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俄语不仅仅是流利的，实际上可以被人当成是一个俄国人了。
　　
　　在1957年，他不顾来自团部要他留下来的巨大压力，从陆军中退役了，因为他已拿定主意要当一名驻外记者。他在塞浦路斯曾见过一些这样的记者，因此他自己宁愿干这样的差事而不愿意坐办公室。在21岁时，他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加入了《苏格兰人》报社，当了一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两年之后，他迁居伦敦，受雇于路透社，这家国际通讯社的总部设在舰队街85号。在1960年的夏季，他的语言再一次帮了他的忙。他在24岁那一年被派往路透社驻西柏林分社，做分社社长艾尔弗雷德·克卢斯的副手。当时是柏林墙建造起来之前的那个夏季。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便遇到了瓦伦蒂娜，现在他已认识到她是自己一生中惟一真正爱过的一位女人。
　　
　　一位男子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并咳了一声。芒罗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自言自语道，给新学员上了一个星期的特工业务课，过了两个星期自己便把基本规则抛到了脑后——在接头以前千万不能放松注意力。
　　
　　那位俄国人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但芒罗系着所必需的圆点花纹领带。俄国人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叼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着芒罗，举止像乡巴佬似的。但那还是管用的，芒罗掏出打火机，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罗纳德两个星期前在他的办公桌旁病倒了，”他心平气和地轻声说道，“恐怕是胃溃疡。我是迈克尔，要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哦，也许你能帮我的忙。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真的是莫斯科最高的建筑物吗？”
　　
　　那位身穿便衣的俄国军官吸了口烟，感到如释重负。这些话完全是莱辛用惯了的套话，他只知道莱辛名叫罗纳德。
　　
　　“是的，”他答道，“它的高度是540 米。”
　　
　　他手里拿着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并把它放在两人之间的座位上。芒罗那件折叠好的雨衣从膝盖上滑落到地上。他把雨衣拾了起来重新叠好放在那张报纸的上面。两个人有10分钟时间谁也没有理睬谁，那位俄国人始终抽着烟。最后，他站起身来，弯着腰把烟蒂在地上踩熄。
　　
　　“过两个星期的时间，”芒罗喃喃说道，“新国家马戏场G 区下面的男厕所。在波波夫丑角表演的一场。演出在7 点半钟开始。”
　　
　　那位俄国人走开了，继续在闲逛着。芒罗冷静地对这周围端详了10分钟。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兴趣。他一古脑儿把雨衣、报纸和里面夹着的牛皮纸信封拾了起来，并乘地铁回到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信封中装着一份最新的红军军官花名册。

炉渣渣

　　二
　　
　　6 月10日上午11时稍差片刻的时候，亚当·芒罗正在革命广场地铁站换车，而一列十几辆长车身的黑色“吉尔”轿车，在离他西南方向1000英尺远的地方，正驶过克里姆林宫围墙中离他头顶上方100 英尺高的鲍罗维茨基城门。苏联政治局即将开始举行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会议。
　　
　　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四周有围墙环绕的三角形建筑群，它的顶角耸立着索巴金塔楼，面朝着正北方向。在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上，筑有一垛50英尺高的围墙，墙上散布着18座塔楼，由四扇城门连通宫内。
　　
　　这个三角形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是供游览的地方，安分守己的人们成群结队去瞻仰教堂、大厅和早已作古的沙皇的宫殿，中间部分是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卫兵在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但那天上午，由手工制作的高级轿车发出低沉的颤动穿过了这片空场，驶向克里姆林宫北端的三幢大楼。
　　
　　其中最小的一幢楼就是位于东侧的克里姆林剧院。剧院后面，半映半掩耸立着部长会议的办公大楼，看来是政府的所在地，至少部长在这儿举行会议。然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真正当权者并不是部长会议，而是政治局——组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层的执政小集团。
　　
　　第三幢楼规模最为庞大。大楼位于西侧，恰在宫墙上炮眼的后面，俯视着下面的亚历克山大罗夫斯基花园。大楼的形状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三角形。南端是古代的武器库，那是一座古代武器的博物馆。但在武器库的后面，内墙是被堵死的。如要到楼上去，必须从外面穿过一道高架锻铁栅栏，它跨越了部长会议大楼和武器库之间的空隙。那天上午，高级轿车从锻铁栅门飞驶而过，停在通向那幢秘密大楼楼上的人口处旁。
　　
　　武器库大楼上层的形状像一个空心的长方形，里面是一个狭长的庭院，南北走向，把整个大楼分成两排更为狭小的套间和办公室，连同顶楼在内共有四层。在三层楼上，位于内面东侧办公楼的中间部分是一间会议室，从那儿只能俯视庭院，为了挡住人们窥探的目光而用屏障挡了起来，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局在那个会议室中举行例会，对2。5 亿苏联公民发号施令。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那是名不虚传。尽管在理论上，俄罗斯共和国是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苏维埃联邦的国家，而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古到今俄罗斯沙皇对其他14个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实施铁腕统治的国家。俄国为了实施这个统治而使用和需要的三条胳膊是红军（一如既往，包括海军和空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拥有10万工作人员，30万武装部队和60万告密者）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党组织部控制着从北极地区到波斯的丘陵，从布伦斯威克的边缘到日本海沿岸各地党的干部的工作、思想、居住、学习和娱乐的每一个领域。而那不过是帝国内部的情况。
　　
　　克里姆林宫武器库大楼中政治局的会议室大约有50英尺长，25英尺宽，与其中所蕴藏的权力相比，那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采用党魁们所喜爱的深色大理石作背景，但一张T 字形的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的地方，桌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1982年6 月10日的上午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议程，而只是收到开会的通知。而且，那些围桌而坐的人都觉察到，只有出了紧要的事情才会把他们都召集到这个顶层楼上来，有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在丁字形会议桌首席的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马克西姆·鲁丁在他常坐的那张椅子中就座。从表面上来看，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于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这个头衔。但除了气候之外，在俄国没有一样东西看来是表里一致的。他真正的权力来自他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头衔。他以这个身份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的主席。
　　
　　他已是刀岁的年纪，显得容貌粗犷，郁闷多虑，而又诡计多端。要不是诡计多端的话，他决计不会登上那张曾经由斯大林（他很少召集政治局会议）、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占据的宝座。在他的左右两侧坐着来自作为他自己私人班底的秘书外的四位书记，那些人效忠于他本人；而这一点是高于一切的。在房间中他身后靠北墙的每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位速记员，一位是男的，一位是女的，用速记写法记下所说的一言一语。在另一张桌子旁，两位男子俯身在一架磁带录音机慢慢转动的胶带盘旁边，录音可用来复查校核。还有一架备用的录音机，在换胶带盘时可供接替。
　　
　　政治局的其他十二位成员坐在T 字形会议桌伸长部的两侧，一边六个，面前摆着便笺簿、玻璃水瓶和烟灰缸。在桌子伸长部的尽头是一张单独的椅子。政治局成员们核对了人数，查明没有任何人缺席。但那张空的椅子是惩罚性的座席，只有在那个房间中作最后一次露面的人才会坐在那张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批判，从而成为一个身败名裂的人。不久前，有人就曾葬身在卢比扬卡监狱的“黑墙”处。习惯的做法总是让受到谴责的人稍迟一会儿进场，临到他进入会场时就会发现所有的席位上都已坐满了人，而只有那张惩罚性的座位空着，那时他便心中有数了。但在这天上午那张椅子是空的。人人都在场。
　　
　　鲁丁向后倚着，半睁半闭着眼睛审视那十二个人，嘴上始终叼着卷烟，升起的烟雾从他的脸部飘过。他仍然十分喜爱那种老式的纸烟卷，一半是烟叶，一半是薄纸板卷筒，卷筒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掐了两次以过滤烟雾。他已吩咐助手为他一支接一支地递烟，并告诫他的医生不必多嘴。
　　
　　在会议桌伸长部的左侧是瓦西里·佩特罗夫，49岁，是鲁丁手下的门徒，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来说是年轻了一些。他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党的组织部部长。鲁丁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困境之中可以指望佩特罗夫是靠得住的。坐在佩特罗夫旁边的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他将站在鲁丁一边，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他那面便是尤里·伊凡南科，长得身材修长，在53岁的年纪便变得残酷无情，身穿伦敦裁剪的漂亮西服，犹如一只受伤的拇指那样翘着显得特别突出，似乎在向一帮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样深恶痛绝的人们显示他自己老于世故。伊凡南科是由鲁丁一手提拔起来担任了克格勃的主席，他将站在鲁丁的一边，因为反对派是些对伊凡南科恨之人骨的人物，都想把他搞掉。
　　
　　在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就像勃列日涅夫离任后的政治局中半数的成员那样，他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是年轻的。他在55岁时成为党的理论家。他长得身材瘦小，信奉苦行主义，凡事百般刁难，主张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他又是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由于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怀着一种病态的憎恨而变得形容憔悴。鲁丁心里明白，反对派将来自这儿。站在他一边的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63岁，国防部长兼红军总司令。他将惟红军的利益是从。
　　
　　那样还剩下七个人，包括负责农业的科马罗夫。他坐在那儿，脸无血色，因为他像鲁丁和伊凡南科一样，约摸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位克格勃的头目却不动声色，其余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鲁丁向站在会议室尽头门口的其中一位近卫军士兵打了个手势，让那位在外面惶恐战栗地等候着的人走进室内。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让我介绍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雅科夫列夫教授。”鲁丁高声地说道，那个人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到桌子的尽头，并站在那儿等候着，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这位教授是我们的高级农学家，农业部的粮食问题专家，科学院院士2 他要给我们作一个报告。请讲吧，教授。”
　　
　　鲁丁早在几天以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报告，此刻，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尽头那个人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伊凡南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西方的大号过滤嘴香烟。科马罗夫拭了一下他的眉宇，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位教授清了清他的嗓子。“同志们！”他犹豫不决地开始讲话了。谁也不曾对他们是同志持有异义。那位科学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讲稿，并直陈其辞地作起报告来了。“去年12月份和今年的1 月份，我们的长期气象预报卫星做出预测，冬季和早春将特别潮湿。为此，根据惯常的科学实践，农业部已经决定，我们供春播用的种子应该使用预防剂进行适当处理，以抑制也许由于潮湿而蔓延的真菌感染。这在以前已做过许多次了。
　　
　　“所选用的拌合药剂是一种具有双重用途的药剂——一种可以抑制在发芽种子上受到真菌侵袭的有机汞化合物和一种称为‘林丹’的杀菌剂兼驱鸟剂。在科学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冬小麦作物遇到霜冻而蒙受不幸的损失，苏联将需要从春小麦播种中收获至少1。4 亿吨谷物，那就需要播下625 万吨种子。”
　　
　　所有的眼睛现在都盯在他身上，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政治局的成员可以觉察到，危险就在前面。只有科马罗夫，即那个负责农业的人，在痛苦中凝视着会议桌。有几双眼睛转而看着他，意识到有一种血腥的味道。
　　
　　那位教授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继续说道：“按每吨种子使用2 盎司有机汞种子拌药剂计算，就需要350 吨拌合药剂。库存只有70吨，随即向古比雪夫生产这种药剂的工厂发出了一份订货单，要他们立即投产，补足所需要的280 吨。”
　　
　　“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吗？”佩特罗夫问道。
　　
　　“是的，同志。所需要的吨数并不表明要有更多的工厂。古比雪夫的那个工广是一个主要的化工厂，生产许多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产品。生产280 吨这样的化学品要不了40个小时。”
　　
　　“继续说吧。”鲁丁吩咐道。
　　
　　“由于通讯联络中的混乱，工厂正在进行年度保养。如果拌合药剂要分发到联盟各地的127 个种子拌药站，种子处理之后还要及时运回几千个国营和集体农庄进行播种，那样时间就很紧迫了。所以，从莫斯科派了一名年轻而又有干劲的党员干部去催办这件事情。看来，他命令工人们停下手上的活计，使工厂恢复了生产秩序，并重新开工了。”
　　
　　“他没有按时办成这件事吗？”克伦斯基元帅用刺耳的声音说道。
　　
　　“不是，元帅同志，工厂又开工了，尽管维修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怎么把事情干完，但又出了故障，一只漏斗的阀门坏了。林丹是一种药性很强的化学品。它加进有机汞化合物其余配方中的剂量必须严加控制。
　　
　　“林丹漏斗上的那只阀门，尽管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开启三分之一，而实际上却完全打开了。整个280 吨拌合药剂都受到影响。”
　　
　　“质量管理怎么样呢？”一位在农村中土生土长的成员问道。那位教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不要再受这个罪。
　　
　　“那既是巧合又是过失，”他坦白地说道，“在工厂停产期间，负责分析和质量管理的总化学师正在索契度假，不在厂里。打电报去把他唤回来了。但由于古比雪夫地区大雾，他不得不改道而乘火车返回。他回厂时，生产任务已完成了。”
　　
　　“拌合药剂没有经过试验吗？”佩特罗夫用怀疑的声调问道。那位教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懊丧c “那位化学师坚持要做质量管理试验。而那位从莫斯科去的年轻官员想要把全部产品立即发运。接着发生了一次争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那位化学师想在每10袋药剂中抽查1 袋，总共是28袋。那位官员坚持只能留1 袋给他作试验。那时候就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新的袋子与去年留下来的70吨备用药剂堆在一起。在仓库中，其中有一位装卸工，在收到要送1 袋药剂到化验室作试验的报表之后，便挑选了1 袋陈年的药剂。试验结果证明药剂完全是合格的，于是这批货就全都发运了。”
　　
　　他的汇报到此结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也许会尽力解释接连发生了三次差错，一次是机械故障，一次是两个人在重压之下判断失误，还有一次是库房里的人粗枝大叶，三次差错组合在一起便造成了灾难。但那并非是他的差事，他并不想为别人找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
　　
　　维希纳耶夫发言了，尖刻的言辞一针见血。
　　
　　“有机汞化合物中林丹的成分过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问道。
　　
　　“同志，那对田里发芽的种子来说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作用，而不是起保护的作用。如果麦苗能长出来的话，那也是稀稀拉拉的，会长出一种褐色的斑点。这样受到感染的麦秆上实际上不会长出任何粮食。”
　　
　　“春播受到影响的作物有多少？”维希纳耶夫冷若冰霜地问道。
　　
　　“大约恰好是五分之四，同志，70吨库存的药剂完全是好端端的。280 吨新的药剂都受到那只出毛病的漏斗阀门的影响。”
　　
　　“那么，有毒的药剂都与种子作了拌合并播种了吗？”
　　
　　“是的，同志。”
　　
　　两分钟之后，那位教授被打发走了，去开始他那湮没无闻的幽寂生活。
　　
　　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科马罗夫。
　　
　　“原谅我的无知，同志，看来你事先知道一点这件事情。那位弄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官员已怎么啦？”他使用了俄语中一个粗鲁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指人行道上的一堆狗屎。
　　
　　伊凡南科插话道。“他在我们的手里，”他说道，“还有那位擅离职守的分析化学师，智力很低的仓库保管员和维修部门的几位工程师。工程师们声称，在他们完工之前曾坚决要求签发命令他们收工的书面指示，而且拿到了书面指示。”
　　
　　“至于这位官员，他开口说话了没有？”维希纳耶夫问道。
　　
　　伊凡南科考虑了一下，心目中想起那位穷极潦倒的人的样子，他是被囚禁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无所不谈。”他说道。
　　
　　“他是位破坏者，还是位法西斯的特务呢？”
　　
　　“不是，”伊凡南科叹了口气说道，“只不过是一位白痴，一位野心勃勃的官僚主义者，竭力想提前完成任务。关于那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知道了那个人的脑袋瓜里装些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都能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那位郁郁寡欢的科马罗夫。“我们已经知道，从预期的1 亿吨冬小麦中只能保全5000万吨。现在看来，今年10月份我们将从春小麦中收获多少吨呢？”
　　
　　科马罗夫对鲁丁扫了一眼，鲁丁略微点了一下头。
　　
　　“从1。4 亿吨春播小麦和其他粮食的指标中，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指望收成会超过5000万吨。”他轻声说道。
　　
　　与会者在令人惊愕的可怖气氛中坐着。
　　
　　“那意味着两季作物的总产量是1 亿吨，”佩特罗夫低声悄语，“全国短缺1。4亿吨。我们应该能够对付短缺M 万吨，甚至7000万吨。我们以前是经历过的，忍受一下粮食短缺的苦楚，从别的地方尽力去购买一些。不过，这个……”
　　
　　鲁丁结束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这儿面临着像我们历史上所曾遇到过的那样的严重问题，中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在内。我建议休会，分头搜集一些意见。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当十三个人和尽头桌子旁的四位助手站起来时，佩特罗夫转身面向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伊凡南科。
　　
　　“这并不是意味着粮食短缺，”他喃喃说道，“这意味着饥荒。”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走到楼下司机驾驶的“吉尔”牌高级轿车跟前，仍然在沉思着所获得的消息——一位弱不禁风的农业学教授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一个大国下面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星期之后，当亚当·芒罗坐在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大剧院楼厅中时，他的念头不是放在农作物上，而是在爱情上面；而他钟爱的又不是他身旁那位兴高采烈的使馆女秘书。他是被她说服了之后才带她来看芭蕾舞演出的。
　　
　　他并不是一位芭蕾舞迷，尽管他承认自己喜爱一些芭蕾舞曲。但优美高雅的击脚跳和变身跳，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转身跳，并没有使他感到激动。演到《吉赛尔》的第二幕——傍晚的供品——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
　　
　　那曾经是一桩美好的事情，是毕生一遇的爱情。他当时24岁，很快就要满25岁了；而她是19岁，长得皮肤黝黑，十分可爱。由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只得秘密相爱，在暮色朦胧的街上幽会，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她，并把她带到夏洛滕堡西端自己的小公寓里而不被任何人觉察。他们纵欲相爱，侃侃而谈；她为他煮晚饭，他们再一次同床做爱。
　　
　　起先，他们的私通具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质，就像已婚的夫妇抛弃各自的配偶私奔，而这又使这种性爱别有风味。在1961年的夏天，柏林的树林里枝叶茂盛、鲜花怒放。一些年轻人有的在湖面上泛舟荡桨，有的从岸边游向湖心。这时，事情给搞僵了，的确是令人沮丧。当时，他向她提出求婚，而她几乎同意了。要不是以后冒出了柏林墙的话，她也许还是会同意的。柏林墙是1961年8 月14日建成的。柏林墙还会加高。这在一个星期之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恰在那个时候，她拿定了主意，而他们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性关系。她告诉他，她不能对她的双亲所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听任不管，不能坐视他们蒙受耻辱，不能坐视她的父亲会丢失深受信任的工作，不能坐视她的母亲会失去在艰难时世之中等待了多年的、十分心爱的公寓。她不能毁了她的胞弟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前途。最后，她无法忍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所热爱的祖国。
　　
　　这样，她就离去了。他望着她从阴影中穿过柏林墙中最后尚未接通的地段溜回到了东方，她显得悲痛欲绝、形影相吊、伤心惨目，而又长得如花似玉。
　　
　　他没有再见到她，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他用苏格兰人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特性把她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曾受过，而且仍然爱着一位名叫瓦伦蒂娜的俄国姑娘；她当时是参加柏林四国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兼速记员。正如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那是严重的不轨之举。
　　
　　在瓦伦蒂娜离去之后，柏林便变得索然寡味。一年之后，他被路透社调到巴黎。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正当他返回伦敦到舰队街总部坐冷板凳时，一位他曾在柏林结识的老百姓着意要去看望他以继续保持往来，那个人曾在英国设在那儿的总部，即原先希特勒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任职。曾经举行过一次聚餐，而另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体育场来的那个熟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说声“请原谅”便走开了。新来的人态度友好，并没有说明来意。但到喝第二杯白兰地酒时，他便直陈其辞。
　　
　　“‘企业’中我的一些同事，”他带着一种使人可以疑云顿消的羞怯神情说道，“想知道你能不能为我们帮点儿忙。”
　　
　　芒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企业”这个字眼。以后他将学到那套词汇。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报业务存在一种奇特而又存有戒心，但极为重要的联盟关系；对于那个联盟中的人来说，秘密情报局始终被称为“企业”。对于它的雇员来说，在反间谍部门中工作的那些人是“同事”。位于吉尼亚吉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是“公司”，其中的工作人员是“堂兄弟”。而其对立面，则称为“敌手”，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是以旧时契卡的奠基人——列宁的秘密警察首领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而命名的。这座大楼始终被认为是“中心”，而“铁幕”以东的领土则是“集团”。
　　
　　伦敦餐厅中的会晤发生在1964年的12月份，所提出的建议是“到‘集团’中去临时跑一趟”，这项提议随后在伦敦切尔西区一套小型公寓中进一步确定了下来。他在1965年的春天办了这件事，而表面上他是在东德报道有关莱比锡博览会的情况。那是一趟苦差使。
　　
　　他适时离开了莱比锡，驱车奔赴德累斯顿靠近艾尔伯蒂尼姆博物馆的地方碰头。他感到内口袋中的一包东西像是五本《圣经》那样，似乎人人都在望着他。那位东德的军官迟到了半个小时，他知道俄国人在萨克森山坡上部署战术火箭的方法。两位人民警察，毫无疑问，此时似乎正在监视着他。在附近公园中某个树丛之中，互换包裹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汽车那儿，朝西南方向动身前往格拉的交叉路口和巴伐利亚的边防检查站。在德雷斯顿的郊外，一位当地的汽车司机从右前方撞上了他的汽车，尽管芒罗走的路线是对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那包东西转移到后排座位与车尾行李箱之间的储藏处，东西还在他那件运动茄克衫的胸袋之中。
　　
　　他在当地一个警察站中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两个小时，无时无刻都害怕有人下令说：“请把你的口袋翻过来，先生。”紧贴他的胸骨那儿放着足够的证据可送他到波特马劳改营待上25年。最终他获准离去了。那时，电瓶中的电耗尽了，四位人民警察不得不推车使他起动。
　　
　　右前方的那只轮子由于轮子中的滚珠轴承损坏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提议，他也许可以待一个晚上再走。并把车轮修好。他以自己的签证到午夜就要过期为理由（事实上是这样）又动身了。他在午夜前10分钟到达位于东德的普劳恩和西德的霍夫之间萨勒河上的边卡，一路上每小时驱车20英里，前轮刺耳的尖叫声响彻了夜空。当他驾着嚓嘎嚓嘎作响的汽车通过另一侧的巴伐利亚州卫兵卡时，他已汗流浃背了。
　　
　　一年之后，他离开了路透社，接受了别人的建议，作为一名年长的申请者参加文职官员选拔考试。当时他的年纪已是四岁。
　　
　　对于想要加入国家行政机构的任何人来说，文职官员选拔考试是必不可免的。根据考试的成绩，财政部首先择优录取，那样，它即使把英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也能在学术论证上无懈可击。随后轮到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进行挑选；由于芒罗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外交机构，而这通常是为“企业”招收工作人员而作的掩护。
　　
　　在以后的16年中，他专攻经济情报和苏联问题，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国家。他曾在土耳其和奥地利、墨西哥担任过外交职务。1967年，他刚满31岁的时候，就结了婚。但在度过了蜜月之后，这个结合变得越来越没有爱情可言，那是一个错误；婚后第六年便悄悄地离婚了。从那以后，当然有过暧昧的两性关系，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为“企业”所知道的，但他一直是单身的。
　　
　　有一起私通事件他是从来没有向“企业”汇报过，而要是这件事的原委和他隐瞒此事的做法透漏出去的话，他将会当即被解雇的。他在加入情报局时，就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必须写一份完整的自传，接着由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一次口试。
　　
　　这一程序每过五年便重复一次。在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中，肯定有与从铁幕后面来的人有任何感情上的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牵连，或者有关那种事情与别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什么牵连。
　　
　　第一次他被盘问时，他内心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很反感，恰如在塞浦路斯的橄榄树林中所曾发生过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在瓦伦蒂娜的事情上，即使“对手”知道这件事，也是决不会被人收买的；他相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试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他就是不想让任何别的人刺探他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更不用说保管档案的职员了。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从而违犯了规章制度。一旦陷入了说谎的困境，他就不得不照样撒谎下去，在16年的时间中，他重复了三次这样的谎话，并没有由于撒了谎而出什么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出什么事情。他对此是有把握的。那次男女私通是一项秘密，早已石沉大海，湮没无闻。那将始终是这样的。
　　
　　要是他并没有像这样深陷在浮想之中，以及不是像他身旁那位姑娘那样对芭蕾舞感到出神的话，他也许会注意到某种东西。从剧院左侧墙上很高的一个私人包厢中，他正受到别人的注目。在幕间休息的电灯点亮之前，那位观察的人便已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桌旁的十三个人，都不动声色，各怀戒心，意识到农业学教授的报告可能会触发一场自从赫鲁晓夫倒台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派别斗争。
　　
　　鲁丁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左侧，党组织部的佩特罗夫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中，他那边过去便是克格勃的伊凡南科。外交部的赖可夫翻弄着他的文件，理论家维希纳耶夫和红军的克伦斯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鲁丁审视着其余的七个人，心里盘算着要是斗争爆发的话他们将何去何从。
　　
　　有三位不是俄罗斯人：维托塔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查瓦兹，格鲁吉亚人，来自第比利斯；穆哈默德，塔吉克人，属于东方人，生下来就是一位穆斯林。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让步，但事实上，每一个人为他的一席之地都曾付出了代价。鲁丁知道，各人都已是完全俄罗斯化的；代价是昂贵的，比一位大俄罗斯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他们都曾是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而其中两个人现在还兼任着那个职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强令推行坚决镇压自己民族同胞、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分子、诗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纲领，只要他们哪怕是暗示不要百分之百地接受大俄罗斯对他们的统治，没有莫斯科的保护，他们谁也无法回去。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每一个人都将与保证他们幸存的一派，也就是说，与获胜的一派站在一起。鲁丁对于派别斗争的前景，并不抱赞赏的态度，但自从他第一次独自在自己的书房中读了雅科夫列夫教授的报告以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样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俄罗斯人。管农业的科马罗夫，仍然极为忐忑不安；斯蒂潘诺夫，工会的负责人；舒希金，负责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还有皮特里耶诺夫，在经济和工业计划方面负有特殊的任务。
　　
　　“同志们，”鲁丁慢慢地开始说道，“你们都已从容不迫地研究了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你们都已注意到了科马罗夫的一份报告，大意是说，今年9 、10月份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将比指标歉收将近1。4 亿吨。让我们首先考虑事关重大的问题。苏联靠不到1 亿吨的粮食能不能维持一年的生计？”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气氛是激烈的，言辞是刻薄的，但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粮食这样奇缺将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食品匮乏。即使国家进口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城市制作面包的话，农村中几乎所剩无几。当冬天的牧场为积雪所覆盖而牲口没有饲料时，屠宰牲口将使苏联的四足牲口丧失殆尽。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畜牧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将使城市挨饿。
　　
　　最后，鲁丁打断了他们的话。
　　
　　“很好，如果我们坚持承认，在粮食以及几个月之后在肉类的方面将面临饥荒的话，在全国的纪律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佩特罗夫打破了接着出现的沉寂。他承认，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骚动情绪，这从最近接连发生小规模的闹事和退党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通过党的机器中无数的触须，这些情况都在中央委员会中向他作了汇报。在面临一次货真价实的饥荒时，许多党的干部可能会与无产者站在一起。
　　
　　几位非俄罗斯人点头表示同意。在他们的加盟共和国中，中央集权总是比俄罗斯本身内部的集权来说要稍差一些。
　　
　　“我们可以从六个东欧的卫星国身上捞一些。”皮特里耶诺夫提议道，甚至没有费心劳神把东欧人称为兄弟般的同志。
　　
　　“波兰和罗马尼亚首先会大发雷霆。”舒希金辩驳道，他是负责与东欧联络的人。“也许匈牙利会跟着干起来。”
　　
　　“红军可以对付他们！”克伦斯基元帅咆哮着说。
　　
　　“一次不能对付三个，现在不行了。”鲁丁说道。
　　
　　“我们只是在谈论总计征集1000万吨粮食的问题，”科马罗夫说道，“那是不够的。”
　　
　　“斯蒂潘诺夫同志？”鲁丁问道。
　　
　　工会是受国家控制的，它的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一旦在今冬明春一直到夏天确实发生饥荒的话，”他说道，一边注视着自己的铅笔，“要担保不爆发骚乱将是不可能的，也许是大规模的。”
　　
　　伊凡南科一言不发，凝视着自己右手食指和拇指间夹着的西方大号过滤嘴香烟，他鼻孔中嗅到的味道不仅仅是烟味。有许多次，他嗅到了恐惧的气息——在逮捕的程序中，在审讯室中，在他大本营的走廊中。他现在已嗅到了这种气息。他和他周围的人是有权势的，享有特权的，而且是受到保护的。但他对他们都了如指掌，因为，他设有档案。他对自己并无任何后顾之忧，就像没有灵魂的人那样不懂得什么是害怕。他也知道，他们都对一样东西比起战争来说都更为害怕——苏联的无产者忍受了长期的苦难，他们忍耐着，在赤贫面前像老黄牛那样驯顺，如果他们一旦突然变得狂暴起来……“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公众“闹事”及其镇压是他所管辖的范围。
　　
　　“我能够，”他心平气和地说道，“对付一个诺沃切尔卡斯克。”从桌子边传来一阵倒吸一口气的嘶嘶声。“我能够对付10个，甚至20个。但克格勃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也无法对付50个。”
　　
　　提到诺沃切尔卡斯克，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把鬼魂都从糊壁纸里招了出来。在1962年6 月2 日，几乎恰好是在20年以前，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这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中爆发了工人骚动。但是，20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政府中的一个部提高了肉类和黄油的价格，而另一个部恰巧将规模庞大的布德涅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资削减了百分之三十，这愚蠢的巧合引起了这场骚动。在随之而来的骚动过程中，大声喊叫的工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达三天之久，这在苏联是闻所未闻的现象。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他们讥笑当地党的领导人，使他们浑身哆嗦着钻进自己的总部而自作囚徒。他们的叫喊声淹没了一位苏军上将的声音，他们向荷枪实弹的士兵队伍冲击，用泥巴向坦克发起攻击，以致观察孔都被堵塞住了，迫使坦克戛然而停。
　　
　　莫斯科的反应是强烈的。通往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每一条线路，每一条道路，每一条电话，每一条小路都被封锁了。那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样消息就不会泄露出去。克格勃不得不派出两个师的特种部队去了结这件事情，并肃清闹事者。有86位老百姓在街上被枪杀，有300 多人受伤。没有一个人返回自己的家中，也没有一个人是在当地埋葬的。不仅是受伤的人，而且死伤者的所有家属，不论伤亡者是男的、女的还是年幼的孩子，都被遣送到古拉格的劳改营去，惟恐他们不断查问自己的亲属，而使这件事情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每一个痕迹都被抹掉了，但事隔20年之久，克里姆林宫中的人对这件事依然历历在目。
　　
　　当伊凡南科放过炮之后，会议桌的四周又是一片沉寂。鲁丁打破了这个局面。
　　
　　“那么，很好，结论看来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将不得不史无前例地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科马罗夫同志，我们最低限度将需要从国外进口多少粮食才能避免这场灾难呢？”
　　
　　“总书记，如果我们在农村留下最起码的、必不可少的粮食，而且动用我们所有的3000万吨国家储备粮，我们将需要从国外进口 5500 万吨粮食。那将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在大丰收年景的全部余粮。”科马罗夫答道。
　　
　　“他们决不会把余粮卖给我们的。”克伦斯基大声说道。
　　
　　“他们不是傻瓜，元帅同志，”伊凡南科轻声插话道，“他们的‘秃鹰’号卫星肯定已向他们作了预报，我们的春小麦已经出了问题。不过，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多大的问题。现在还不会，但到了秋季，他们会了解得相当清楚的。而且他们是贪婪的，始终贪得无厌，要捞更多的钱。我可以提高西伯利亚和科雷马金矿的生产水平，从莫尔多维亚劳改营调运更多的劳力到那儿去。至于买这样一批粮食的钱，我们是能够筹集起来的。”
　　
　　“我在有一点上同意你的意见，”鲁丁说道，“但另一点上不能表示同意，伊凡南科同志。他们可能有粮食，我们可能有黄金，但有一个可能，不过是可能性而已，这一次他们将要求我们做出让步。”
　　
　　听到“让步”这个词，每一个人都僵住了。
　　
　　“要到谈判才会知道，”鲁丁说道，“但是，那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可能性。他们可能会在军事领域里要求让步……”
　　
　　“怎么也不行。”克伦斯基大声说道，他站起了身子，面孔涨得通红。
　　
　　“我们已别无选择的余地了，”鲁丁辩驳道，“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范围内发生严重的饥荒是无法避免的。那将会阻挡苏联的进步，并由此而使马列主义统治全球的计划推迟1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粮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在军事方面硬要我们做出让步，我们可能会不得不同意使进程推迟两三年的时间，但只是为了在恢复元气之后更好地前进。”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的喊喊喳喳声。鲁丁行将获得与会者的赞同。
　　
　　然后，维希纳耶夫开始说话了。当喊喊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缓慢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同志们，”他通情达理地开始说道，“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我提议，要做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结论尚为时过早。我提议休会，直到两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再议，在此过程中，我们大家都仔细考虑一下所说过的话和所提出的建议。”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赢得了时间，正如鲁丁私下里所担心他会来这一手的那样。与会者同意休会，暂不做出决议；表决结果是10票对3 票。
　　
　　尤里·伊凡南科走到了底层，恰恰要跨进正在等候着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肘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克里姆林宫卫队中一位身材高大、服饰漂亮的少校。
　　
　　“总书记同志想在他的私邸中与你说句话，主席同志。”他轻声说道。随着，少校二话不说便转身朝大楼中背离大门口的一条走廊中走去。伊凡南科跟在后面。那位少校身穿非常合身的巴拉瑟亚军服呢上衣、浅黄褐色马裤呢裤子和闪闪发亮的皮靴。伊凡南科在尾随着他时心中想起，如果有朝一日，政治局中有人要坐那张惩罚性椅子的话，随后将由他属下的克格勃特种部队进行逮捕。那支部队被称为边防军，他们佩带饰有翠绿色镶带的军帽和肩章，在帽檐上方是由剑和盾组成的克格勃徽记。
　　
　　但如果单是他伊凡南科本人将遭到拘捕的话，就不会让克格勃来干这项差事，就如 30 年之前不能信任他们来逮捕拉夫连季·贝利亚一样。那就将是这些漂亮而又高傲的克里姆林宫高级卫士来担任这项任务，他们是最高权力宝座周围的禁卫军。也许就是这位走在他身前而又神态自恃的少校，而且他将毫不手软。
　　
　　他们走进一架外人不得乘坐的电梯，升上了三层楼，伊凡南科被引进了马克西姆·鲁丁的私邸。
　　
　　斯大林以前曾隐居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心，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停止了这种做法，而宁愿让自己和亲朋好友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尽头的公寓大楼里。从外面来看，这些大楼是难以形容的，不过寓所里面陈设豪华。但早在两年前，鲁丁在妻子去世时迁回了克里姆林宫。
　　
　　对于这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来说，这套公寓是比较朴素的。公寓共有六个房间，其中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铺着大理石的浴室、书房、起居室、餐室和卧室。鲁丁单身居住，吃得很少，并没有享用奢华的高级品。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清洁工和始终形影不离的米夏照料。米夏是一位身躯笨重但走动起来无声无息的退伍军人，他从不开口说话，但总是寸步不离。当伊凡南科随着米夏悄悄的手势而走进书房时，他发现马克西姆·鲁丁和瓦西里·佩特罗夫已经在里面了。
　　
　　鲁丁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不用开场白便开始说了起来。“我请你们两位到这儿来，因为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年纪大了，而且我吸烟太多。两个星期之前，我到孔策沃去请医生看病。他们作了些检查。现在他们又要我回去。”
　　
　　佩特罗夫用敏锐的目光对伊凡南科扫了一眼。克格勃的头目仍然无动于衷。他知道有关到莫斯科西南方向森林中那家索价特别昂贵的诊所去看病的事。那儿有一位医生曾向他作了汇报。
　　
　　“接班的问题还没有办妥，我们都很明白，”鲁丁继续说道，“我们也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维希纳耶夫想接班。”
　　
　　鲁丁转身面向伊凡南科。
　　
　　“如果他接上班的话，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的年纪是够轻的，那你就完了。他决不会赞成让一位职业家接管克格勃。他将用他自己的人——克里沃伊——来替换你。”
　　
　　伊凡南科伸直了他的双手，反过来凝视着鲁丁。早在三年前，鲁丁破除苏俄长期以来让一位政党的杰出人物担任克格勃的主席这一传统。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伊和安德罗波夫——他们都是保安系统以外的党的于部来领导克格勃。只有职业家伊凡·谢洛夫经过浴血奋战而差一点爬上了宝座。然后，鲁丁从安德罗波夫的几名高级助手中选拔了伊凡南科，并赞成由他当新的首领。
　　
　　那不仅是打破了传统的做法。伊凡南科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警察和间谍头子这份差事来说是很年轻的。再说，他早在20年以前曾在华盛顿充任特工，这对政治局中那帮憎恨外国人的官员来说总是一个涉嫌的渊源。他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喜欢西方的高雅。而且他在私下里对于教条持有某种保留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谁也不敢提到这件事。至少对于维希纳耶夫来说，那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如果他接班的话，不管是现在还是任何时候，那也将点你的牌，瓦西里·亚历克赛维奇。”鲁丁对佩特罗夫说道。在私下里，他乐意用他们熟悉的、源于父名的姓称呼他的两位门徒，但在公开场合，是决计不能这样做的。
　　
　　佩特罗夫点头会意。他和安纳托利·克里沃伊共同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工作。克里沃伊年岁较高，资历较深。他曾指望获得高位，但当出现空缺时，鲁丁选中了佩特罗夫担任那项职务，而这将导致迟早会在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克里沃伊在怨恨之际便追随了维希纳耶夫，并任职作为党的理论家的首席顾问和得力助手。但克里沃伊仍然对佩特罗夫的职位垂涎三尺。
　　
　　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都没有忘记，那是维希纳耶夫的前任——党的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凑集了在1963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多数票。
　　
　　鲁丁让他的话更深人人心。“尤里，你知道我不能让你当我的接班人，根据你的经历是不行的。”伊凡南科低下他的脑袋，他在那方面并无任何幻想。“但是，”鲁丁接着说道，“你和瓦西里一起能够使这个国家保持稳定，如果你们团结一致并支持我的话。明年，不管是按哪一种方式，我要卸任了。我卸任时，我想要你，瓦西里，坐上这把交椅。”
　　
　　两位年纪较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起鲁丁的前任曾这样直陈其辞。贝利亚曾试图夺权，而被他那些深受迫害的同事们逮捕和处决了；马林科夫身败名裂，赫鲁晓夫也同样如此。勃列日涅夫使他们大家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仍然捉摸不定。
　　
　　鲁丁站起身来，表示接见到此结束。
　　
　　“最后一件事，”他说道，“维希纳耶夫居心叵测。他即将在这次糟糕的小麦问题上图谋在我身上搞一次苏斯洛夫式的袭击。如果他成功的话，我们都完了，也许俄国也完了。因为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他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现在我必须了解他正在干些什么，他会突然提出些什么东西，他在试图招收哪些兵马。为我把情况摸清楚，在14天以内摸清。”
　　
　　克格勃的总部（即“中心”）是一幢庞大的办公大楼，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尽头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占据了广场整个北端的街面。这幢大楼实际上是一个空心的方形建筑。正面和两翼都供克格勃使用，背面的大楼是卢比扬卡审讯中心和监狱。两个单位相互靠得很近，只有内院是互相隔开的，这样就能使审讯者完全可以驾驭他们的工作。
　　
　　主席的办公室是在三层楼上，位于大门口的左侧。但他总是乘高级轿车来的，由司机开车，带着保镖，从侧门出入。那间办公室十分宽敞，陈设华丽，墙上饰有红木镶格板，铺着昂贵的东方地毯。一面墙上挂着所必需的列宁肖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本人的相片。房间中有四扇高大的窗户俯视着广场，窗户上都悬着帘子，玻璃是防弹的。观察者透过窗户肯定会再次看到“契卡”奠基人的塑像，那座青铜像高达20英尺，耸立在广场的中心，没有视力的双眼凝视着通向革命广场的马克思大街。
　　
　　伊凡南科不喜欢苏联官场那一套浓重、浮夸、摆设过多以及锦缎似的装饰。但他对于办公室又不能不适应那种铺张的作法。只有那张办公桌的摆设，是他从前任安德罗波夫那儿继承来的，他对此表示赞赏。那张桌子很大，上面摆着七部电话机。最重要的是那部“克里姆雪夫卡”机子，直接使他可与克里姆林宫和鲁丁通话。其次是“弗尔图希卡”机子，漆成标志克格勃的绿颜色，可使他与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通话。其余的电话机通过高频线路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各地的主要克格勃代表沟通联络。还剩下的电话机接通国防部和它的情报同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所有的机子都通过不同的电话总机。他就是用这最后提到的那部电话机接电话的，在6 月底三天前的那个下午，他为这个电话已等候了十天。
　　
　　电话很简短，是由一位自称阿克迪的人打来的。伊凡南科曾吩咐电话总机受理阿克迪的电话，并直接把电话接通，通话只有三言两语。
　　
　　“最好当面谈，”伊凡南科简短地说道，“现在不行，这儿不行，今晚在我的家里。”他放下听筒。
　　
　　苏联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从不把工作带回家中去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扮演两种明显不同的角色：他们有自己的官场生活和自己的私生活；如果可能的话，那两种角色是决不会交融在一起的。爬得越高，界线就越是分明。如同黑手党党徒那样，妻子和儿女根本不能插手官场那一套通常并不怎么高雅的事务，甚至倾听一下公务性质的谈话也不行，而政治局的头目与那些党徒是很相像的。
　　
　　伊凡南科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为什么政治局中已爬上来的官僚们不信任他的原因。出于最世故的原因，他没有家眷；他也不想住在与其他人靠近的地方。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平时，每天都心满意足地居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西端的公寓中，相互挨得很近，在周末，就住到茹科夫卡和乌索沃周围相邻的别墅之中。苏联特权阶层中的成员从来不喜欢相互离得很远。
　　
　　在接管克格勃之后不久，尤里·伊凡南科便在阿巴特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旧房子。这儿位于莫斯科城的中心，曾经在革命前是为商人们所偏爱的优美住宅区。克格勃属下的建筑工、油漆工和室内装饰师，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把那幢房子整旧如新。要不是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的话，那在苏俄是一项望尘莫及的奇迹。
　　
　　尽管配备了最现代化的保安和告警设备，这幢房子还是恢复了昔日的高雅气派，随后，伊凡南科也毫不费力地用西方的家具——苏维埃最高地位的标志——来布置内室。厨房是最新型的加利福尼亚方便设施，整个厨房由西尔斯·罗布克邮购公司装箱空运到莫斯科。起居室和卧室采用途经芬兰运来的瑞典松木镶板，浴室用大理石和瓷砖装饰得非常典雅。伊凡南科自己只占用楼上一层，有一套设备齐全的房间，其中包括一间书房兼音乐室，配备有菲利浦立体声墙式音响设备，还有一间图书室，既有外文书籍又有禁书，外文中有英语、法语和德语，这些外语他全都能说。在起居室中有一间与餐室相通，卧室连通着桑那浴室，这些就组成了楼上的整个一层楼面。
　　
　　司机、保缥和贴身男仆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全都住在底层，底层还设有车库。
　　
　　阿克迪来的时候穿着一身便衣，尽管要是穿上他平常穿的红军少将制服的话，他会感到更自在一些。他长得体格结实，面色红润。他是伊凡南科安插在军队中的特工之一。他向前倾着身子坐在伊凡南科起居室中的椅子上，说话的时候人蹲坐在座椅的边沿上。瘦削的克格勃头目宽舒地朝后倚着身子，提了几个问题，在一本便笺簿上偶尔作了些笔记。那位少将说完之后，伊凡南科向他道了谢，站起身来接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转瞬之间房门便打开了，贴身男仆赶来引领客人从侧墙中的门走出去；男仆长得相貌堂堂，白肤金发，是一位年轻的警卫员。
　　
　　伊凡南科对所听到的消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越发感到疲倦和懊丧。这么说来，维希纳耶夫是在干那样的勾当。他将在上午去告诉马克西姆·鲁丁。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洗了澡，身上散发出伦敦一种昂贵的浴油的芬芳气息；他用一件丝织浴衣裹住身子，嘴里呷着一种法国白兰地陈酒，他最终回到了卧室里，把电灯都熄灭了，只剩下屋角里的一盏小灯亮着，摊开身子便躺在宽阔的床罩上。他拿起床边的电话听筒，按了一个呼叫按钮。立即便有人答话。
　　
　　“瓦洛佳，”他轻声说道，对弗拉基米尔采用温情脉脉的呢称，“到楼上这儿来，好吗，请！

炉渣渣

待续

知音

先占座，吵架的空隙再看这个

知音

《战地神探》我有点消化不了，看起来太累了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3-10 11:38
先占座，吵架的空隙再看这个

得嘞~来消消气，看了这个真没气了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3-10 11:39
《战地神探》我有点消化不了，看起来太累了

前五季都挺好看，喜欢那个调调，拍得很现实，喜欢男主沉稳，不卑不亢

春水秋霜伊人

金豆豆

哇咔咔，又有书看了~~~

炉渣渣

春水秋霜伊人 发表于 2025-3-10 22:24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3-11 07:58
哇咔咔，又有书看了~~~

豆老师早上好~~~

先看看再说有兴趣不

春水秋霜伊人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3-11 08:21

继续支持。

金豆豆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3-11 08:23
豆老师早上好~~~

先看看再说有兴趣不

好哒。等我上完正课就来。这会儿刚上完早读课~~~~

金豆豆

一切让我们从书上开始吧，虽然是虚拟的，但比现实更现实，因为现实中的你看不到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你的世界只有电脑屏幕这样大。
======
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果然，果然~~~

金豆豆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3-10 10:39
前言
　
　　美国总统读着备忘录，脸上越发露出了恐怖的神色。

　“骇人听闻，”他在读完时说道，“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总归有人要丧命的。”
====
莫名想起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知音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3-12 08:16
一切让我们从书上开始吧，虽然是虚拟的，但比现实更现实，因为现实中的你看不到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你的世界 ...

话说天下大事，尽在六星杂谈，(o^^o)

金豆豆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3-10 10:44
政客们在原则上对于人头落地是不怎么反对的，只要公众无法看出他们本人与此有什么牵连。

开篇第一句 ...

“政客”的本质，不就是如此么？这个名词的定义，已经囊括了很多~~~~

金豆豆

船长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确实有一个人漂浮在海面上，他是有责任掉转船头去看个究竟的，况且雷达上也确实显示出了回波。船长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才掉转了船头，把船驶向马里奥所指的出事海面，那时，船长自己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
这是人道主义救援规定吗？经常看见影视剧或小说打捞落水者，我是第一次晓得有“责任”之说~~~

金豆豆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3-10 10:47
　　序幕
　　
　　如果不是一个名叫马里奥的意大利籍海员目光敏锐的话，遇难者则可能在日落前命赴黄 ...

　他慢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对着病人的耳朵清楚地说道：“Shchene vtnra Urallla。”

　　从宇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没有灭亡”，但也可以比较灵活地译成“乌克兰继续活着”。这是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俄国当局是禁止唱这首歌的，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会立即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
不知为嘛。这个暗语，……让我想乐。。。。表情：使劲儿撸脸~~~

金豆豆

知音 发表于 2025-3-12 08:18
话说天下大事，尽在六星杂谈，(o^^o)

这倒是真的~~~~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3-12 08:16
一切让我们从书上开始吧，虽然是虚拟的，但比现实更现实，因为现实中的你看不到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你的世界 ...

要看好的小说才行，新闻只是一个点，小说是一个面，还不止一个面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3-12 08:18
话说天下大事，尽在六星杂谈，(o^^o)

炉渣渣

金豆豆 发表于 2025-3-12 08:33
　他慢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对着病人的耳朵清楚地说道：“Shchene vtnra Urallla。”

　　从宇面上看， ...

所以乌克兰一直在战斗，不是现在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