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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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重大话题“越南”上,伯林的立场让谁都不能满意,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1960年代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一些美国人——像《纽约书评》的创立者兼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都在激烈地反战。其他像阿瑟·施莱辛格和麦克乔治·邦迪这些人则被自己在肯尼迪当政时期美国建设越南的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所累;还有另一些像乔·艾尔索普那样的人是毫不妥协地支持对军事胜利的追求。伯林庆幸自己和这些彼此之间几乎不共戴天的朋友们都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他这种超然事外的态度激怒了那些认为这个问题生死攸关、严肃得不允许对之漠不关心的人。
1967年,有人请他为一本名为《作家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的书写一篇文章,书中汇集了大西洋两岸著名学者的主战和反战声明。伯林写了一篇暧昧的短文,文中认为越南问题远比1930年代的西班牙要模棱两可得多——当时他认为对实行共和制的西班牙应当予以支持。而在越南问题上,他认为美国人不应当进行干涉,但是由于他们为越南出过那么多力,他们也不可能突然间仓促地撤离,否则南越人就会被共产主义军队消灭殆尽。他对双方的核心意见都表示接受:美国的干涉是错误的;正如多米诺骨牌理论——继共产主义在越南的胜利之后,该地区其他亲西方政府很可能也会垮台。他碰巧说对了,但他就是不明白美国的政策怎么才能让这些多米诺骨牌维持不倒。 这种立场既不能让学生当中的极端分子满意,也不能让像艾尔索普这样的保守派朋友们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