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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张爱玲受邀参加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备受礼遇。当身着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白绒线衫的她步入会场,却诧异地发现,全场几乎清一色着灰蓝色中山装与列宁装。
格格不入的她有些不知所措,丁玲走在她面前,小声提醒:“你怎么穿这身啊?为什么不跟大家保持一致?”
不久后,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前往苏北农村参加“土改”。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浩然写了《金光大道》,而她却无法写出时代纪念碑式的英雄故事,她的《秧歌》“从头到尾写饥饿,写的真细致,忠厚
1951年底,在校职员及高中以下的学生被要求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这场运动如野火般迅速蔓延至知识界和文艺界。落封建贵族的出身,与胡兰成的婚姻,都让张爱玲感到不安,坚定了离开的决心。
她试图说服姑姑一同离开,可姑姑心有牵挂,也缺乏合适的出境理由,只能作罢。
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理由申请出境获批。怕夜长梦多,她婉拒了夏衍的挽留,即刻启程。
临别时她对姑姑说:“如果将来有人骂我,你就装作不知道;如果骂的人多了,你就跟着一起骂。若我侥幸逃脱,以后我们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则将珍藏的家族相册交给她保管。
张爱玲使用化名,乘火车经广州中转到深圳到香港。三年后又坐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当香港局势动荡,钱穆等文人被迫连夜逃离时,她已初步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张爱玲用清醒换取凄凉,用离群索居换取灵魂的自由。
她曾在《天才梦》里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
而她穿透时光的清醒与认知、敏锐与果决、在时代的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生存智慧,令她的一生更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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